毛澤東雖也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師向南昌、長沙推進，並且對長沙發動了曆時 16 天圍攻，不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較大傷亡；但總的說來，他保持著冷靜的頭腦，認真研究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盡力避免盲目硬拚，機動靈活地使用兵力。
當進攻長沙失敗後，毛澤東又在存在嚴重爭議的處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糾正部隊內部相當普遍的盲目執行上級命令和急躁的情緒，把紅軍的行動引入正確軌道。
朱德後來回憶說：如果不是這樣而真照李立三的錯誤指導做下去，“把部隊開去打武漢、九江，結果是難以設想的”。到 1930 年 10 月間，紅一方麵軍總人數已達 4 萬人，並且集中了兵力，統一了指揮，革命根據地也有明顯擴大，從而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反“圍剿”作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毛澤東、朱德簽發“誘敵深入”命令1930 年 11 月 1 日，毛澤東和朱德在羅坊園前村紅軍總司令部，簽發了東渡贛江、實行“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消滅之”的命令，具體部署了紅軍的作戰計劃。
羅坊會議後，彭德懷堅決貫徹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總司令部下發的所有命令，如三軍團一些幹部反對毛澤東要一、三軍團全部東渡贛江的意見，主張兩軍團夾江而陣，甚至要求脫離方麵軍領導單獨幹。
彭德懷則不含糊：“總前委決定了的，不過江不行，我彭德懷是一定過江的。離開湘鄂贛沒有關係嘛，過贛江是為了集中力量，更好地打擊敵人。”
紅一方麵軍是由一軍團和三軍團合編而成的。紅三軍團的第五軍和十六軍大多數是湖南的平江、瀏陽人，第八軍大多是湖北的陽新、大冶人，有些人從狹隘的地方觀念出發，反對東渡贛江，主張一、三軍團分家，夾江而陣：一軍團位置於贛江以東，三軍團位置於贛江以西。
彭德懷出席了羅坊會議，堅決支持總前委的決定，認為：為了消滅敵人，必須反對地方主義，在政治上以毛澤東和朱德為旗幟，集中統一紅軍，一、三軍團不再分開。
彭德懷在三軍團的會上說：
要集中兵力，大量消滅當前蔣介石進攻之敵，有意見到江東去討論吧，我是一定要過江的，總前委這個決定是正確的。紅軍要打遍全中國，不要地方主義。
他所表示的這種態度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家都沒有意見了。三軍團便在峽江、樟樹之間東渡贛江。總部和一軍團也在峽江附近渡過贛江。
這樣，整個方麵軍在統一指揮下開始投入第一次反“圍剿”的工作。
工農武裝割據所以能在中國存在和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不斷發生的分裂和戰爭，嚴重地削弱了他們的統治力量。早在 1930 年初，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製華北和西北的閻錫山、馮玉祥以及盤踞廣西的李宗仁、張發奎等部的緊張關係已發展到劍拔弩張的地步。
經過近 4 個月的醞釀，終於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雙方投入的兵力達一百萬人。南方各省原來用以“進剿”紅軍的軍隊紛紛調離原地。
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的嫡係部隊是張輝瓚、譚道源兩個師。
張輝瓚，湖南兵目學堂、湖南講武堂、保定軍校畢業，1908 年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12 年（民國元年）任湖南都督府參謀，北平軍需學校總隊長兼軍事教官，旋赴德國考察軍事。1916 年在天津進行反袁活動。1917 年回湖南參加護法戰爭，任遊擊司令，1918 年任湘軍兵站總監，湖南第四區守備司令，任上處決民憤極大的妓院老板“劉麻子”。1921年任湘軍第四混成旅旅長、湖南警務處長，與毛澤東等一同參加了驅逐張敬堯的驅張運動。1923 年任建國湘軍總司令部軍務委員、第九師師長。1926 年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四師師長。後任第二軍副軍長、代軍長。1928 年 10 月，第 2 軍縮編為第 18 師，張輝瓚任副師長，軍銜中將。次年入贛，3 月兼任南昌衛戍司令，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及進步人士 1000 餘人。
譚道源，又名譚逸如，湖南湘鄉人，因無錢升學，經伯父譚椿年引薦，1903 年春考入湖南陸軍兵目學堂，他身材高大。1905 年夏，經蔡鍔挑選，即與同學嶽森、雷飆等 20 餘人去廣西桂林籌辦陸軍學堂，並任教官。1906 年 11 月，譚道源加入同盟會。1911 年隨蔡鍔赴昆明，先後任雲南陸軍講武堂訓練員、新軍第 19 鎮第 37 協（旅）機要參謀。1929 年2 月，譚道源任陸軍第五十師師長。
當時，譚師以及張師一個旅就先後調往廣東、河南作戰，到中原大戰結束後才返回江西。
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這種嚴重分裂和戰爭，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得到了迅猛發展的有利時機。
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包括對長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極大震驚。
到 1930 年 10 月間，中原大戰以蔣介石取得勝利而結束。他剛騰出手來，立刻掉頭調集兵力向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剿”，中間幾乎沒有留下間隔。
這種“圍剿”和以往有著明顯的不同：過去一省的“進剿”和幾省的“會剿”還隻是局部性的行動；這時的大規模 “圍剿”已成為南京政府統一指揮下的全局性行動。
“圍剿”的重點是毛澤東、朱德指揮的紅一方麵軍和以後發展成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贛西南地區。
剛剛在中原大戰中取得巨大勝利的蔣介石正處在興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時候。他調集了十萬大軍投入第一次“圍剿”，以為可以很快把紅軍**平。
10 月 28 日，魯滌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軍總指揮。11 月2 日，魯滌平將江西境內的七個師又一個旅編成三路縱隊，限 5 天內集中，推進到袁水流域，以“**，分進合擊”的戰術，向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企圖在這裏同紅一方麵軍決戰。
當時，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已在三十四個縣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擁有 9 座縣城，根據地內人口達 200 多萬，並已開展分田運動。
分得土地的貧苦農民積極支持紅軍和蘇維埃政府，許多縣、區、鄉、村分別建立起赤衛軍、赤衛縱隊、赤衛大隊和赤衛隊。
這就為紅軍提供了得到民眾全力支持的廣闊戰場和充分的回旋餘地，是以往紅軍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還不曾有過的。紅一方麵軍主力當時所在的袁水流域處於根據地的前沿地區。
羅坊會議確定的“誘敵深入”的方針，就是當優勢強敵撲來時，紅軍先向根據地內退卻，避開不利於紅軍的決戰，以保存實力，然後依靠根據地內的民眾支持和有利地形，在運動中發現和造成敵軍的弱點，集中兵力，待機破敵。這是在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下的正確作戰方針。
但要使這個正確方針為大家所接受卻並不容易。一部分幹部受到“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的影響，不肯承認敵強我弱的現實，一味隻講進攻，把退卻看作“保守路線”。一些地方幹部更擔心退卻會使民眾的“壇壇罐罐”被打爛。這是羅坊會議期間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嚴重爭論的原因所在。
當時在紅四軍擔任團政治委員的劉亞樓後來回憶說：為了向紅軍指戰員和地方幹部、群眾講清這個道理，毛澤東同誌作了深入艱苦的教育、說服工作，大會講、小會說，條分縷析，曉以利害，著重說明 “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毛澤東同誌用許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動地解釋了“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道理。他指出：“隻有喪失才能不喪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壇壇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最後，這個正確的作戰方針終於被大家認識和接受了，這就保證我們掌握了反“圍剿”戰爭的勝算。
“誘敵深入”的方針確定後，毛澤東、朱德指揮已轉移到贛江以東的紅一方麵軍主力漸次向根據地中部的東固、龍岡一帶山區退卻。
紅三軍團東渡贛江待命
1930 年 11 月 4 日前後，總前委派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名義到紅三軍團傳達指示。
5 日上午，彭德懷因總前委要求盡快做好渡江準備，親自去贛江邊看過渡點和征集船隻，由滕代遠、袁國平在軍團部駐地峽江仁和墟主持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進行渡江動員。
會上，周以栗作政治動員。在他的頭腦中，“立三路線”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說著說著就離了題，大講紅三軍團第一次打下長沙後，如果馬上就乘勝攻打武漢，肯定一下子就可以打下來。
紅三軍團的一些幹部聽說動員東渡就心煩，又聽到“立三路線”的老調，心情更加煩躁，開始發話。團長杜中美說： “為什麽兩個軍團不能夾江而陣，一定要兩個軍團都過東岸?我們有意見！”
紅八軍 6 師師長郭炳生接著說：“部隊過江東，把贛江以西這一大片根據地丟了；到了江東，地形、人情又不熟，部隊非垮不可。”郭炳生甚至還說出了一句粗話，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郭炳生的父親郭得雲是彭德懷入湘軍時的班長，因痛恨貪官、軍閥，棄職回家，後與彭德懷、黃公略、李燦等人建立救貧會。
郭得雲因病去世，將年僅 14 歲的兒子托付給彭德懷。郭炳生隨彭德懷參加平江起義，當時的中共贛西南省委西路行動委員會幹部大隊大隊長李誌民曾這樣評價他：表現不錯，作戰勇敢，指揮靈活、果斷，打了一些好仗，彭德懷、滕代遠等領導同誌很喜歡他，吸收他入了黨，提升他當連長、團長、師長。但隨著部隊的勝利發展和職務的提升，郭炳生逐漸居功驕傲，在舊軍隊裏沾染的壞習氣也逐漸顯露出來，愛吹牛，出風頭，繳獲財物有時還偷偷撈點“外快”去吃吃喝喝，拉攏少數落後的幹部、戰士替他吹捧。有時又愛發脾氣，無端訓斥下級和戰士。”
這次會議從上午一直開到下午，爭論非常激烈。會上，彭德懷將相關情況告訴了周以栗。
周以栗問：“其他準備工作呢？”
彭德懷說：“就是船還沒有準備好，我去搞船去。”表示過江的決心。
彭德懷帶了一個連把船搞好，回軍部時還沒有散會。彭德懷看到亂哄哄的場麵，有些生氣，馬上要求大家安靜下來。
彭德懷明確表態：要集中兵力，大量消滅當前蔣介石進攻之敵，有意見到江東去討論吧，我是一定要過江的，總前委這個決定是正確的。紅軍要打遍全中國，不要地方主義。
說完，彭德懷問：“還有意見嗎？”
彭德懷作為紅三軍團的締造者，享有崇高的威望，部下齊聲回答：“沒有意見了。”
彭德懷高聲下令：“船已經準備好了，明天拂曉開始渡河。散會！”
第二天，紅三軍團東渡贛江，進至新淦地區待命。毛澤東認為：在“李立三主義”被確確實實埋葬之前，紅軍經曆了一段非常時期。第三軍團部分追隨李立三路線的人，要求紅三軍團從紅軍中分離出去。但彭德懷堅決反對這種傾向，並成功地維護了部隊在他領導下的團結和他們對上級的忠誠。
三軍團在峽江、樟樹之間東渡贛江之後，根據毛澤東提出的粉碎敵軍第一次圍攻的軍事方針，是“放開兩手，誘敵深入”，把敵人引到蘇區根據地內來打。
這是一個深謀遠慮、穩當可靠的戰略方針。在沒有大規模作戰的經驗以前，第一次對付這樣大的敵人的進攻，需要取得作戰經驗。
但是，當三軍團逐步向永豐以南之黃陂、小布地區收縮時，越轉向蘇區中心地帶，越見不到群眾，甚至連帶路的向導也找不到。
部隊普遍懷疑這是什麽根據地，還不如白區。彭德懷後來回憶這種情況時說：原來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省委）對“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大量消滅敵人”的方針提出異議，說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退卻路線，而不是進攻路線。他們的方針是“打到南昌去”，同總前委的決定是針鋒相對的。他們始則對紅軍進行封鎖、欺騙，控製群眾，不要群眾和紅軍見麵；繼則散發傳單，發表什麽告同誌書，寫出大字標語：“擁護朱彭黃，打倒×××”，這就不簡單是黨內路線鬥爭，而是分裂黨、分裂紅軍了；由黨內路線鬥爭，轉移為敵我鬥爭了，這當然會為 AB 團所利用。大敵當前，如不打破這種危險局麵，就不易戰勝敵人。這時，三軍團駐在東山壩，總前委駐在黃陂，相距六七十裏，敵軍已分路進入蘇區邊境，三軍團處在一個關鍵地位。
彭德懷率紅三軍團渡過贛江，駐在東固東山壩。
當時，中央蘇區正在開展“肅清”“AB 團”的鬥爭，許多幹部被誣為“AB 團”要犯，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委劉敵亦被誣控。他與紅二十軍獨立營密商後，率部衝至富田，包圍了省行動委員會，繳了警衛連的槍支，釋放了大批被錯捕的幹部，成為震動全蘇區的“富田事變”。
“事變”發生後，謝漢昌、李白芳、劉敵等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渡贛江開往永陽，在贛江以西地區開展遊擊活動，並提出分裂紅一方麵軍領導的錯誤口號。
到後來的 1931 年元月在永新、安福等縣打土豪。4 月，在橫江、永陽等地同國民黨軍幾次交戰，均獲勝利。
當時，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一方麵指出發動富田事變是嚴重錯誤，另一方麵采取解決黨內矛盾的方法，動員紅二十軍回到贛江以東。
但是，1931 年 4 月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中央根據地後，根據同年 3 月《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認定富田事變是“AB 團”所進行的“反革命行動”。於 7 月中旬在於都坪頭寨對紅二十軍進行整編，將副排以上幹部統統扣壓，大部以“AB 團要犯”、“反革命”罪而殺害。餘部被分別編入紅三、四、十二軍，二十軍番號被取消。
富田事變後的一天，紅三軍團前委秘書長周**突然收到一個不知姓名的年輕人交給彭德懷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澤東給古柏的信，信中要古柏在審訊“AB 團”時進行逼供，把彭德懷打成“AB 團”。
另附《告同誌和民眾書》，上寫著：“黨內大難已經到了，毛澤東叛變投敵了”，要“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
彭德懷看過材料之後，表示很懷疑。他開始回憶多來對毛澤東的印象，如率秋收起義軍上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膽識，傳達“六大”決議時的認真嚴肅的態度，對行軍中錯殺群眾者的堅決處理，對紅五軍守井岡山問題上的自我批評，等等，這一切都說明毛澤東是一個可信賴的同誌，決不會背地裏搞陰謀，置戰友於死地。
彭德懷覺得這封信十分可疑，仔細看來信的筆跡，雖然酷似毛體，但落款處的日期是阿拉伯字，但毛澤東一貫是署中文數字的。他又想，信本來是給古柏的，為什麽又送自己這裏？
這麽一想，彭德懷斷定信是偽造的，偽造信的人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挑撥一、三軍團關係，分裂紅軍。
在國民黨軍隊瘋狂向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之際，不能對此掉以輕心。
在與滕代遠、袁國平等商議後，彭德懷寫了一篇《紅三軍團宣言》，聲明說：“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是敵人分裂紅軍的陰謀。一、三軍團要團結一致，擁護毛澤東，擁護總前委的領導。宣言草就，立派一個班將宣言連同偽造信一並送到黃陂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呈毛澤東。毛澤東看過，“增加了對彭德懷的信任”。
接著，彭德懷主持召開紅三軍團前委緊急擴大會議，公布了偽造信事件，要大家提高警惕。他說：蔣介石調重兵來進攻紅軍，總前委決定“誘敵深入”，依靠群眾和有利地形，戰勝敵人的方針是正確的，我完全擁護。
彭德懷的堅定立場使紅三軍團幹部堅定了擁護毛澤東的信念，維護了一、三軍團的團結。
偽造信件妥善處理後，彭德懷親自到總前委邀請毛澤東參加紅三軍團幹部會，毛澤東欣然應邀到會。紅三軍團的幹部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又聆聽了他的講話，留下深刻印象。在保衛局的督促下，紅三軍團各師也打了不少“AB 團”分子。三師政委黃克誠因為抵製肅反委員會到師裏亂抓人，被懷疑是“AB 團”，給抓了起來。
戰友們為黃克誠捏了一把汗，卻又人人自危，束手無策。彭德懷十分痛心，挺身而出，要肅反委員會拿出黃克誠是“AB 團”的證據來。肅反委員會拿不出證據，隻好給黃克誠扣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免於殺頭。
為避免黃克誠再次被抓，彭德懷把黃克誠留在軍團部工作。這便是以後說彭德懷對黃克誠有救命之恩的由來。
紅軍主力部隊東渡贛江
1930 年 11 月 1 日，朱德、毛澤東向紅一方麵軍發出東渡贛江的命令，指出：“方麵軍以原任務，擬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決以主力移到贛江東岸，相機取樟樹、撫州，發展新塗、吉水。永豐、樂安、宜黃、崇仁、南豐、南城各縣工作，籌措給養，訓練部隊。”並在命令中規定，各路紅軍在一個月內完成反“圍剿”的準備工作。
紅三軍團和紅一軍團主力按照命令，分別在 11 月 5 日和6 日迅速渡過贛江。
5 日，朱德同毛澤東暫時分手，朱德率領紅一方麵軍總部，從峽江縣城東渡贛江；毛澤東由峽江前往吉安，參加江西省行委和贛西行委的擴大會議，對贛江以西地區如何堅持鬥爭和撤離吉安作了部署。
紅軍主力迅速東渡贛江，這是羅坊會議後的第一個大勝利。
正當紅軍主力東渡贛江的時候，國民黨軍隊以先到的七個師和一個旅編成三個縱隊，采勸並進長追”的戰術，向紅軍發起進攻。
“中原大戰”結束之後，國民黨又開始大舉發動對蘇區的“圍剿”。當時魯滌平任“江西剿匪總指揮”，他率領張輝瓚、譚道源的湘軍和鄧英新十三師的陝軍，進攻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麵軍。
11 月 2 日，魯滌平將 7 個師又 1 個旅組成 3 個縱隊，作好進攻紅軍的準備。5 日，3 個縱隊由北向南，向樟樹至分宜段的袁水兩岸地區進攻。
紅一方麵軍主力已東渡贛江，國民黨軍的圍殲計劃落空。魯滌平調整部署：以第 3 縱隊 2 個師繼續在贛江西岸地區進攻；以第 1、第 2 縱隊共 4 個師 1 個旅和總預備隊 1 個師轉向贛江以東地區，尋求紅一方麵軍主力作戰。
紅一方麵軍主力撤至吉安、南豐、樟樹三點之間地帶，這裏靠近根據地，山巒重疊、形勢險要，陣地條件很好。但是，江西省行委的一些領導人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抵觸較大，當地群眾受其影響，疏遠紅軍。
毛澤東對“誘敵深入”的方針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退卻的最後一個要求，是造成和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要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乘敵之隙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敵人會犯錯誤，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一樣。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要這樣做，退卻的終點，就不能限定於某一地區。有時退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幾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同時，他認識到， “人民由於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莫過於江西第一次反對‘圍剿’的時候。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卻。”
因此，毛澤東動員部下放棄已有的有利陣地，決定把退卻的終點選定在根據地中部的寧都縣黃陂、小布地區。
11 月 7 日，國民黨軍隊推進到紅軍原來所駐的袁水兩岸，但因紅軍主力已東渡贛江，他們撲了個空。
朱德率領方麵軍總部東渡贛江後，立即指揮部隊向新塗。崇仁、宜黃、南豐、南城地區推進，威脅樟樹、撫州。並抓緊敵軍尚未東渡贛江的時機，在這一地區發動群眾，籌措給養，整訓部隊。
11 月中旬，毛澤東離開吉安，同朱德會合，一起指揮部隊作戰。
國民黨軍隊發覺紅軍主力已東渡贛江，立即改變部署：留下第三縱隊在贛江西岸，而以主力第一、第二縱隊尾隨紅軍主力東渡贛江，企圖在贛江東岸尋找紅軍主力作戰。朱德後來說：“我們看（敵軍）這樣多不行，就往南伸。”
11 月 18 日至 20 日，國民黨軍進占吉安、新淦、永豐等地。紅一方麵軍主力已轉移，再次避開敵軍的合擊。
20 日，毛澤東致信行委：
（一）我到水南知道這方麵對於應敵工作，已有相當的準備。特別是對白軍士兵的宣傳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內房外都寫滿了標語、宣言和歌謠，又組織白軍士兵運動委員會。這樣看來，水南的應敵工作，比儒坊區之一點沒有做，吉安洋油大部未搬，鹽沒有搬完，宣傳工作不力，要好得多。以儒坊區及吉安的情況推之，西區儒林區、純化區、泰和、永新、蓮花、安福、永豐、興國，尤其是東路的於都各地的應敵工作，準備工作，恐怕亦相差不遠。此時值得省委推動贛西贛東兩行委及湘東特委重新嚴格的指示一次。去指示時要指出，吉安打下後大家以為天下太平了的錯誤觀念，要指出分宜縣委縣政府之全部覆滅，新餘縣委縣政府曾受重大損失，峽江緊急會議被敵人衝散，吉安無鹽並以洋油和萬多斤鹽資送敵人等等嚴重的教訓。
紅三軍團在南撤途中，越接近蘇區中心地區，越見不到群眾，有時甚至連帶路的向導也找不到。
官兵們本來就不願意東渡贛江，現在遇到這樣的情況，更加不高興，普遍發牢騷說：這是什麽根據地？不僅不如我們湘鄂贛、湘贛地區，甚至還不如白區群眾對我們熱情，今後這個仗怎麽打？
沿途群眾看到敵人長驅直進，如入無人之境，紅軍主力不等敵人靠近就急忙轉移，一直向蘇區中心退卻，不像過去那樣就地分散打遊擊，牽製、消滅敵人，更懷疑紅軍中是不是有人“叛變”了。
11 月 21 日 毛澤東、朱德率紅一方麵軍總部抵達吉水縣。
11 月 28 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麵軍總部和總前委機關來到黃陂。
中共寧都縣委、縣蘇維埃政府和黃陂區委、區蘇維埃政府以及當地群眾，為了歡迎朱毛紅軍，搭起一座彩門，彩門兩邊用“黃陂”二字題寫了一幅對聯。
上聯是：“黃虎出林啃白犬”；下聯是：“陂水人潭養赤龍”。當朱德、毛澤東率部走來時，夾道相迎的群眾中鑼鼓、嗩呐、鞭炮齊鳴，黃陂、小布頓時歡騰起來。
第二天，朱德和毛澤東一起，會見中共寧都縣委、縣蘇維埃政府和黃肢區委、區蘇維埃政府的負責人，讚揚他們反 “圍剿”的準備工作做得好，並鼓勵他們繼續支援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
朱德雖然是紅軍總司令，但從沒有一點架子。他來到黃陂、小布後，不僅經常找地方幹部和人民群眾談心，了解地方工作的情況和人民群眾的疾苦，而且同紅軍戰士打成一片。
有個剛參加紅軍不久的小通訊員一次在打草鞋時，因為沒有掌握好打草鞋的技術，手裏拿著黃麻和破布，怎麽擺弄也編織不好。他又急又氣，拿起棍子在不成形的草鞋上亂打亂敲，嘴裏氣呼呼地說：“打草鞋！打草鞋！”
這時，忽然聽到背後有笑聲，扭頭一看，原來是朱德站在那裏。
朱德走向前去，對小通訊員說：“小同誌，別著急，來，我來教你。”說著彎下腰去，指點這位年輕戰士打草鞋。
經過朱德的耐心幫助，一雙又合適又好看的草鞋很快扛成了，朱德這種平易近人的作風和愛兵如子的精神，在紅軍中人人皆知，廣大官兵從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12 月 1 日，到達寧都西北部的黃陂、小布地區，積極進行反攻的準備。
同月 12 日，由於肅反中的錯誤而發生富田事變，紅二十軍部分領導人脫離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的領導，將該軍開往贛江以西。
15 日，紅一方麵軍主力又轉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崗地區隱蔽集中。
紅軍主力渡過贛江後，為了繼續“誘敵深入”，朱德、毛澤東決定以少數兵力配合地方武裝，遲滯和迷惑敵人，指揮主力部隊隱蔽轉移到蘇區邊沿的藤田、招攜一帶，在轉移途中，朱德視察了各地堅壁清野和其他反“圍剿”準備工作。當時，有些地方幹部和人民群眾還有害怕打爛壇壇罐罐的疑慮。
朱德耐心地向他們做說服解釋工作。朱德、毛澤東指揮部隊剛剛離開，各路敵軍就分別進到永豐、樂安、宜黃、南城等地，又撲了個空。
紅軍退卻的終點應該放在哪裏？朱德、毛澤東認真分析形勢後認為，紅軍剛轉入運動戰，必須慎重初戰，不在沒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同敵人決戰。
紅軍主力與其退卻到蘇區邊沿地區，不如退卻到蘇區中心地區更為有利。
這是一個深謀遠慮、穩當可靠的戰略方針，在沒有大規模作戰的經驗以前，第一次對付這樣大的敵軍的進攻，采取這種慎重的方針是必要的，為了不使紅軍在退卻中過於疲憊，朱德、毛澤東決定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將敵軍誘到蘇區中部的東固，南壟、龍岡地區；第二步再將他們誘到蘇區腹地的黃陂、小布、洛口一線，在這裏相機殲敵。
4 萬紅軍按照朱德、毛澤東這一部署，先後轉移到黃陂、小布、洛口地區隱蔽集中。
李誌民解釋“誘敵深入”方針
1930 年 11 月 6 日，紅三軍團第五、八軍渡過贛江，進至新塗附近地區待命，抓緊時間做群眾工作，籌措給養。
紅五軍從新塗地區向南經永豐朝東固方向行進，敵人不斷派飛機來偵察、投彈。開始時，部隊見了飛機並不害怕，因為 8 月部隊向瀏陽永和市進軍時，敵人也曾派飛機尾隨偵察、投彈，但當時敵人在湖南沒有飛機場，飛機都是從武漢或南昌起飛的，距離遠，飛行員匆匆偵察一下，投幾枚輕磅炸彈就急忙返航，而且投彈技術太差，總是投不準。
有時飛機飛得很低，迎著部隊前進的方向俯衝下來，連飛行員也看得到，部隊照樣整連整團集中在一起走，不去理睬它；看到敵機投彈，有些俏皮的戰士還取笑敵機投彈不準，拍手跳著喊著：“飛機屙屎咯，飛機屙屎咯！”
南方的初冬，氣候宜人，行軍不覺得辛苦。當時永豐、南豐一帶正是聞名各地的南豐蜜桔收獲的季節，漫山遍野紅紅的蜜桔象一盞盞小宮燈掛滿了枝頭，發出誘人的芳香，令人心曠神怡。
紅軍部隊走過桔樹林，壓彎了枝頭的桔子打在戰士臉上、碰到嘴邊，香氣撲鼻，雖然行軍口幹舌燥，但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摘桔子吃，即使是掉在地下的桔子，也沒有一個人去揀了吃。
大家都要等著到了宿營地之後，才湊十個八個銅板向老鄉買一筐桔子，痛痛快快吃一頓解饞。這種秋毫無犯的嚴肅軍紀，使沿途群眾都深深歎服。
江西地區國民黨軍隊的力量比較薄弱。因為江西生活富庶，老百姓習慣認為“好鐵不打釘，好崽不當兵”，除了種地就是做生意，很少人自願去當兵，不象我們湖南地方窮，沒有別的出路，當兵的人多，所以，舊社會常有“沒有湖南人不成兵營，沒有江西人不成商埠”之說。
當時江西沒有本地的軍隊，魯滌平原是湖南的軍閥，後來調到江西當省主席的，他的部隊大多是湖南人，與本地的土豪劣紳沒有那麽多利害瓜葛，純粹是替江西的土豪劣紳看家護院的，並不那麽肯賣力氣。
早在 1927 年湖南農民秋收起義後，毛澤東考慮到江西國民黨兵力薄弱這個因素，主張在這裏創建革命根據地，經過幾年的發展，中央蘇區日益擴大，群眾基礎也好，所以，這次他選擇江西中央蘇區作為反“圍剿”的戰場，是很正確的決策。
可是，在紅軍向南作戰略退卻時，由於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省委）某些領導人對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和毛澤東提出的“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大量消滅敵人”的戰略方針抵觸較大，認為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退卻路線”；而他們 “打到南昌去”的方針才是革命的進攻的路線。他們利用根據地群眾俱怕敵人燒殺搶掠、搞白色恐怖的心理，欺騙、控製群眾，不讓群眾同紅軍見麵。
怎樣使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深入軍心民心，打破疑慮，提高勝利信心，是擺在紅軍政工幹部麵前緊迫而艱巨的任務。
當時紅軍指戰員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而且行軍途中空隙時間很少，隻能抓住早晚點名、行軍前及途中休息時間作簡短的動員，用通俗易懂的淺顯道理來解釋“誘敵深入”的方針。
有一次，一個連隊向戰士作動員時，中共贛西南省委西路行動委員會幹部大隊大隊長李誌民就以我打“鐵骨樁”拳作比方。
李誌民問戰士：“伸開五個指頭打人有力氣，還是把五個指頭攥成拳頭打人有力氣？”
戰士答：“攥成拳頭有力氣。”
李誌民說：“對，這就是集中兵力的道理。”
接著，他又作了個打拳的姿勢問大家：“手臂伸直在麵前搖晃這樣打人有力氣，還是把手臂收回來再用力出拳打人有力氣？”
大家看李誌民在比劃、打拳都笑了，齊聲回答：“當然是手臂收回來，出拳打人力氣大！”
李誌民說：“對，這就是為什麽要誘敵深入，把敵人引進蘇區來打的道理。”
戰士情緒活躍起來，李誌民才把為什麽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不能同敵人硬拚，隻能誘敵深入，迫使敵人疲於奔命，分散兵力，然後，我們才能集中兵力，揀敵人的薄弱部分打，大量消滅敵人的道理講一遍。使戰士逐漸理解誘敵深入的簡單道理。
當時，部隊根據戰士文化水平低的特點，政治鼓動經常運用呼口號的形式，把當前的任務、上級的號召，編成簡單易記的口號，寓教育於口號之中，在點名、整隊、集會、行軍途中，隻要幹部或活動分子帶頭呼口號，便一呼百應，既鼓舞了士氣，又使教育的內容深入人心。
在行軍途中，各部隊沿途都高呼：“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打倒蔣介石，消滅魯滌平！”“粉碎敵人進攻，保衛蘇維埃！”
深入的政治教育與政治動員大大鼓舞了士氣。雖然廣大指戰員對“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仍然半信半疑，但在“粉碎敵人進攻，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都能團結一致。
紅軍主力部隊於 12 月 1 日先後到達寧都的東固、小布地區隱蔽集結，進行臨戰訓練，待機殲敵。同時，利用這個時機向駐地群眾廣泛宣傳“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動員群眾堅壁清野，做好反“圍剿”的工作。
大敵當前，中央蘇區的黨政軍民本應緊密團結，一致對敵，不幸的是在此期間贛南根據地內部發生了“富田事件”。幸好彭德懷和朱德、黃公略都及時識破了陰謀。
當時，蔣介石已匆匆趕到南昌，親自組織對中央蘇區的進攻，將“圍剿”的兵力增加到 11 個師又二個旅，共 10 萬多人，從西到東構成 800 裏半圓形的戰線，並在南昌設“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命魯滌平兼行營主任，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采取“分進合擊，長驅直進”的戰略方針，由北向南，向我根據地中心推進，企圖一舉消滅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其來勢之洶洶，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