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毛澤東把蕭勁光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邊區參議會參議長高崗等人找去，商談機關、學校開展生產的問題。
大家剛坐定，毛澤東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到陝北是來幹什麽的呢？是幹革命的。現在日本侵略軍、國民黨頑固派要困死、餓死我們，怎麽辦？
講到這裏，他稍作停頓，接著講道：“我看有三個辦法。第一個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個是不願意解散，又無辦法，大家等著餓死；第三個是靠我們自己的兩隻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大家共同克服困難。”
聽了毛澤東的一席話，大家一致說，我們隻能按照第三種辦法幹。
積極應對經濟困難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公布紅軍改編命令，將西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後，黨中央將各部隊留下的兵力與地方武裝編在一起，成立了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駐守陝甘寧邊區，蕭勁光任留守處主任，統一領導和指揮各留守部隊。因留守處對內又稱留守兵團，蕭勁光也被稱做留守兵團司令員。
1937年9月，在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之下，成立東地區與西地區兩個留守處。
以神木、府穀、靖邊、安定、誌丹、膚施、甘泉、鄜縣、洛川等縣劃為東地區留守處，陳伯鈞為主任，陳先瑞為副主任。
以定邊、鹽他、環縣、慶陽、合水、正寧、栒邑、淳化等縣劃為西地區留守處，王宏坤為主任，王維舟為副主任。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改稱為八路軍留守兵團，蕭勁光任司令員，曹裏懷任參謀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
留守兵團的任務是：保衛邊區，肅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衛河防，保衛黨中央，鞏固與擴大留守部隊，建設正規化部隊，提高部隊戰鬥力，加強戰鬥準備，培養與積蓄幹部。留守兵團由中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
留守兵團成立後，肩負著保衛河防、保衛黨中央的任務，但由於陝甘寧邊區地瘠民貧，他們很快遇到了財政經濟困難的嚴峻現實問題。
按照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紅軍改編後，軍餉由國民黨政府統一撥發。
當然，供給標準非常低：夥食費，每個指戰員每天五分菜錢，一斤半毛糧；津貼費，戰士每月一元，最高級的長官，如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等，每月五元。
至於辦公費用，一個連隊每個月隻有幾塊錢。按當時的物價，官兵的夥食費，“每天要買到蔬菜就買不到油、鹽、柴火，要買到柴火、油、鹽，就買不到蔬菜”。
戰士的津貼，連必需的日用品如牙刷、手巾、襪子等都難以購備。
就這樣的標準，從開始就沒有按期、如數發給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發展變化，這種狀況更加嚴重。在這方麵，給蕭勁光留下刻骨銘心印象的，是1938年春節前到部隊檢查工作的一次親眼所見。
那天，蕭勁光到隴東地區部隊視察，住在三八五旅七七○團。時值隆冬，這裏缺少禦寒的柴、炭，被子破爛，每天兩餐還吃不飽。
清晨起來，蕭勁光循著哨聲來到一個連隊的操場，眼前的情景更令人震驚：披著雪花出操的隊伍，官兵們有的隻穿一件棉上衣，有的隻穿一條開了花的棉褲。另有十幾個人，有戰士也有幹部，則全身都是夾衣。還有五個戰士幾乎是赤著腳站在雪地裏。
部隊糧食緊張、被裝不足，這些蕭勁光也是知道的，但他卻沒有料到竟至如此地步。
蕭勁光問團領導有關情況，團長張才千說，服裝缺口很大，不少連隊幾個戰士共用一條毛毯。有些戰士的子彈帶破了，子彈就放在挎包裏。綁腿、挎包爛了，沒法補。這個月都過去三天了，糧食還沒到。像這種情況不是這一個連隊。這些天，後勤部門的同誌天天在外邊跑，我們也在想辦法。
回到機關當天，蕭勁光連夜召集參謀長曹裏懷、政治部主任莫文驊等留守兵團首長開會，研究解決辦法。
蕭勁光首先心情沉重地介紹了部隊糧食、被裝供應情況，然後他說：如果實在沒其他辦法，就從機關抽，從幹部中抽。寧缺機關，不能缺戰鬥部隊。有棉衣又有棉大衣的先拿出一件。大家一致讚成蕭勁光的意見。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莫文驊又提出，這種情況不是一個連、一個團，也不是僅此一次。這次解決了，下一次怎麽辦？要有個長期打算。
蕭勁光說：這個問題提得好。等不行，我們自己必須想辦法。上一次匯報工作時，毛主席就講過，要多想想困難，往後經濟上的問題、供給上的問題，會越來越多。毛主席考慮得遠，我們要跟上。
1938年春天，留守兵團機關對部隊裝備和生活情況進行了一次全麵調查。通過這次調查，進一步發現了軍需、軍備供應方麵存在的問題。
同時也發現，有些單位已開始自行想辦法克服困難。有的團、營開了磨坊，自己加工毛糧，既多出了麵粉又不浪費麩皮；有的單位自己做豆腐、做豆芽，不但改善了生活，還節約了夥食費；有的單位還利用駐地的條件，養豬、種菜。
對於留守兵團的行為，蕭勁光一方麵感到高興，另一方麵又怕黨中央得不到中央支持。於是他決定向黨中央毛澤東進行匯報，看一下黨中央的態度再做決定。
生產運動的初步開展
1938年春天的一個傍晚，蕭勁光陪同毛澤東在延河邊散步時，向他匯報了留守兵團的情況。
對於留守部隊的獨立自主精神，毛澤東非常欣慰。其實，這是他一貫讚成的。
早在抗戰開始之初，毛澤東就致電朱德和周恩來等人：八路軍“應在統一戰線基本原則下，放手發動人民，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收編潰軍，購買槍支，籌集軍餉，實行自給，擴大部隊，打擊漢奸，諒納左翼，進一步發揮獨立自主精神。”
1937年11月15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並告朱德等人：不要希望和依靠國民黨方麵，“因為他們答應的東西很多不能兌現。我們計劃要放在他們不答應、不兌現、不可靠時我們還是能夠堅持下去這樣一個基點上。”
毛澤東高興地對蕭勁光說：對部隊的這些做法，要給予鼓勵，要注意幫助他們總結經驗。克服經濟困難，減輕人民負擔，我們部隊必須學會搞生產，一手拿槍，一手拿鎬，把生產、學習與戰鬥結合起來。
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的支持，蕭勁光自然非常高興。1938年7月初，蕭勁光主持召開第二次後方留守兵團首長會議，各留守部隊和陝甘寧邊區保安部隊軍政首長參加，重點研究部隊開展農副業生產的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蕭勁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提出“生產、學習”的口號。會後，留守兵團發出電報指示，對部隊生產作出具體部署。
電報明確提出，留守兵團各部隊在完成戰鬥、警備任務的同時，必須執行下列工作：(一)立即創辦各種合作社，以盈餘紅利來改善部隊生活。(二)大量種植各種蔬菜，不但要能立即自給自足，且能儲藏一部分過冬。(三)開設磨坊，喂豬、養羊、做豆腐、做豆芽。(四)9月底之前，做到全部戰士能打草鞋。除現用之外，每人要存一雙以上，並盡量發動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11月底做到全部自給，並存一雙以上。(五)在節省之夥食內，抽出存洋一部，收買羊毛、駝毛，分給各班戰士，織成毛襪手套、毛鞋等，保證10月底每人各樣完成一雙。如能自打毛背心、毛衣褲則更好。(六)提倡戰士自己縫補破衣，自上襪底。(七)對事務人員，加緊節約教育，防止浪費。
電報指示受到了官兵的熱烈歡迎。許多部隊在接到電報當天，或召開黨委會討論貫徹執行辦法，或召開軍人大會進行動員教育。
有的團在貫徹過程中，班與班、排與排、連與連之間還展開競賽。原本有基礎的單位，進一步擴大了規模，尚未開始的，迅疾部署上馬。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種類繁多的生產活動便在留守兵團各部隊紅紅火火地開展起來。
轉眼半年過去了，留守兵團的多數單位超額完成了計劃指標。一些單位不僅糧、菜問題，禦寒的鞋襪、衣物基本解決，有的方麵還有盈餘。
慶陽地區的部隊，由於自己養了羊、豬，每周可以吃到兩餐肉食。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軍備物資如皮帶、掛包、裹腿、子彈帶等，也得到了補充。
留守兵團部隊供給問題的改善，使毛澤東感到欣慰。然而，就在這時，新的經濟危機產生了。
根據地遭遇嚴重經濟危機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之後，日本開始改變其侵華政策，逐步將其主要的侵華軍事力量轉向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掃**。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政府在正麵戰場的幾次會戰損失巨大，雖然遲滯了日軍的大進攻態勢，徹底打亂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軍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導致中國社會各黨派各階層中普遍存在著對抗日前景悲觀失望的情緒，國民黨積極抗日的政策至此也開始出現動搖。
1939年1月，在日本軍國主義誘降分化政策的影響下，國民黨五中全會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會後，國民黨又頒布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等反共文件。
為配合其反共政策，國民黨不斷向陝甘寧邊區周圍增加兵力，加強軍事封鎖。1939年，直接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兵力北線有等3萬人；西線有10萬人；南線有近18萬人。
1939年11月，國民黨又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行把“政治限共為主”改變為“軍事限共為主”的政策，並發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蓄意製造反共摩擦。
包圍邊區的國民黨軍隊不斷製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在陝甘寧邊區周圍製造了大小幾十次軍事摩擦事件，較為突出的是：隴東分區的兩次事件；關中分區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綏德警備區的國民黨專員何紹南的叛亂事件等。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使邊區的麵積和人口銳減。
1940年蔣介石調集以嫡係胡宗南部為主的大批部隊，分駐在邊區周圍各縣，形成北起府穀、橫山，西至寧夏、甘肅，南接涇水，東到黃河的五道包圍封鎖線。
在這幾道封鎖線中，靠近邊區周圍的封鎖線特別嚴密，不僅含野戰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離，依靠地形築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規軍把守。還在邊區周圍增修了20多個飛機場。
為了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國民黨政府在進出邊區的大小路口，設立哨卡，嚴密監控，切斷邊區同外界的一切聯係，並采取各種辦法幹擾和破壞邊區的財政經濟。
他們不準邊區的農副產品向外輸出；又以法令禁止國統區的物資，特別是棉花、布匹、糧食、藥品、火柴、電訊器材等物資進入邊區，為者以“走私”論罪，物資沒收，貨主法辦。
他們還在邊區附近組織邊幣與法幣兌換的黑市，利用兌換差價影響邊區的物價，引誘走私，擾亂金融市場，破壞邊區財政。
由於敵頑的包圍封鎖，切斷了邊區與外界的經濟往來，使本來生產就比較落後的邊區的物資異常匱乏。
加之1940年至1942年的連續自然災害，使邊區的經濟困難更加嚴重。尤其以1940年的災情最為嚴重，致使當年的春夏之交，青黃不接，群眾生活艱難至極。
此外，由於抗戰以來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成了中國革命的指導中心，吸引大批國內革命青年以及海外僑胞，為了尋求救國的真理，冒著生命危險，衝破各種障礙，紛紛來到邊區；為了粉碎敵頑軍事威脅，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陸續從前方調回一批部隊，保衛陝甘寧邊區的安全。
這樣，就使邊區一度脫離生產的人員大量增加，延安城區占的比例更高。同時，由於戰爭和災荒，附近戰區和災區的難民也不斷逃入邊區。這也更大大加重了邊區的財政支出。
正如毛澤東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文中描述的：“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總之，外援斷絕，災荒嚴重，脫離生產人員劇增，使邊區的財政經濟麵臨極其嚴重的困難。特別是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國民政府停發了八路軍的全部軍餉，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的境地。
在這樣一種客觀形勢下，革命需要生產，生產就是革命，大生產運動已經成為關乎抗日戰爭乃至我們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前途與命運的戰略決策和中心環節。
中央大力號召生產運動
麵對如此嚴重的困難，我們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
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堅定地回答：
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於在這方麵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
1938年12月，毛澤東把蕭勁光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邊區參議會參議長高崗等人找去，商談機關、學校開展生產的問題。
大家剛坐定，毛澤東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到陝北是來幹什麽的呢？是幹革命的。現在日本侵略軍、國民黨頑固派要困死、餓死我們，怎麽辦？
講到這裏，他稍作停頓，接著講道：“我看有三個辦法。第一個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個是不願意解散，又無辦法，大家等著餓死；第三個是靠我們自己的兩隻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大家共同克服困難。”
聽了毛澤東的一席話，大家一致說，我們隻能按照第三種辦法幹。
毛澤東笑笑說：“我們現在錢雖少但還有，飯不好但有小米飯，要想到有一天沒有錢，沒有飯吃，那該怎麽辦？現在看來，也隻有這個辦法——我們來一個動員，幾萬人下一個決心，發展生產，自己弄飯吃，自己搞衣穿，衣、食、住、行統統由自己解決。今年留守兵團抓了一下，現在看完全有可能。”
接著，毛澤東又請蕭勁光介紹了部隊開展農副業生產的情況。
1938年12月，留守兵團和保安部隊第一次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根據毛澤東指示精神，會議確立留守兵團的工作方針：“在備戰的姿態下，加緊部隊的訓練，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加緊生產，克服困難，以準備粉碎敵人的進攻，並把部隊變成戰鬥的學校與集體生產的場所，把每個戰士變成抗日的優秀幹部，是保證今後戰鬥任務完成的重要條件。”
1939年1月初，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講話時，提出了“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口號，號召邊區人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全體人員開展必要的生產。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會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在講到邊區的任務時說：“要支持長期抗戰，應付與日俱增的經濟困難，同時建立國防經濟基礎，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強抗戰力量，擴大生產運動，成為目前重要戰鬥任務之一。”
此次參議會還通過了高克林等提議的“工作人員參加生產運動案”，交付邊區政府實行。
同時，毛澤東在剛剛創刊的《八路軍軍政雜誌》發刊詞中再次嚴肅地講到了發展生產的問題：“長期抗戰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高到認識的高度。”
《八路軍軍政雜誌》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全文刊載了蕭勁光的署名文章《留守兵團的生產運動》。文章分四個大問題：一、生產運動的提出。二、半年來的生產運動。三、今後開展生產運動的意見。四、結論。文章有事例，有統計數字，有心得感受，洋洋萬言。
一石激起千重浪。隨著《八路軍軍政雜誌》的出版發行，毛澤東的發刊詞、蕭勁光的文章傳開了。在1939年春節期間，開展生產運動成了延安黨政軍各界議論的中心話題。
1月26日，中央書記處再次討論了邊區生產問題，最終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專門負責領導邊區的生產工作。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邊區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延安城內的軍民與來自邊區各縣的各界代表數千人，聚集在北門外廣場。
毛澤東親自作動員，他說，今天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意義是很大的。要繼續抗戰，就需要動員全中國的人力物力。要發動人力，就要實行民權主義；要動員物力，就要實行民生主義。今天的生產動員大會，也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大會。陝甘寧邊區有200萬居民，還有4萬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要解決這204萬人的穿衣吃飯問題，就要進行生產運動。生產運動還包含一個新的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的意義。這204萬人中，有學生、軍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種田、種菜、喂豬，這是農；要辦工廠，織襪做鞋等，這是工；要辦合作社，這是商；全體都要學習，老百姓要開展識字運動，這是學；最後是軍，八路軍自然是軍，學生要受軍訓，老百姓要組織自衛軍。這樣，工農商學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個人身上，叫做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也叫做知識與勞動團結起來，消滅了過去勞心與勞力分裂的現象。
毛澤東的講話簡潔明了，鼓舞人心，一次又一次被掌聲和口號聲打斷。
在這次會議上，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辦公廳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動員報告，闡明了開展生產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提出了發展生產的具體計劃，號召全體軍民，努力生產，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此次大會影響極大。會後，大生產運動便在陝甘寧邊區黨政軍各界熱火朝天地展開了。墾荒種地的、開辦手工作坊的、開展經營的，都行動起來。
3月19日，毛澤東就目前戰略部署、生產運動等問題致電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並告朱德等人：陝甘寧邊區正在發展生產運動，以備最困難時能自給自足。“前方注意銀行、稅收問題是很對的，但根本之計在生產，請考慮在某些較穩固區域不但發動民眾增加生產，而且發動機關、學校、部隊（在不妨礙工作、學習及戰鬥下）亦自己動手從事生產。”
4月10日，邊區政府又公布了《陝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和《督導民眾生產勉勵條例》，具體規定了對群眾生產加強組織領導的有力措施。
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報告時號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須發展人民的與機關部隊學校的農業、工業、合作社運動，用自己動手的方法解決吃飯、穿衣、住屋、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經濟困難，以利抗日戰爭。邊區今年的生產運動是認真進行了的。須繼續總結經驗，達到解決困難之目的。”並明確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方針。
他又指出：開展生產運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個根據是人類幾十萬年來都是自己搞飯吃，全中國的農民都是用自己的手來解決吃飯問題，我們同樣是人，為什麽不能靠自己的雙手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呢？況且，就部隊來說，全體都是勞動者，年富力強，怎麽還會有餓飯的事情呢？第二個根據是留守兵團的農副業生產取得了成績，既然部分的生產運動有成績，為什麽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個根據是邊區地廣人稀荒地很多，隻要降一點雨下來，就可以耕種。
他對抗大的幹部說：“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做農工商學兵一齊聯合起來。”
同年7月12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縣長、區長聯席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提出，我們的口號是工作！學習！生產！一麵工作，一麵學習，一麵生產。
11月，中共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總結了抗戰以來邊區經濟工作的經驗，通過了《關於繼續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號召邊區人民，“繼續發展邊區經濟，使邊區全體人民豐衣足食，使邊區能在抗戰建國的艱苦過程中奠定克服困難與自給自足的基礎”。
邊區的黨和政府響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和號召，明確提出“自給自足”的生產目標，大大激發了邊區軍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和熱情。
為了保證大生產運動的勝利開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勇於改革，善於創新，提出了一係列指導大生產運動的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曾先後發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以及《組織起來》等著作，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和財政工作總方針。
這個總方針，符號客觀經濟規律，正確反映了發展經濟與保障供給以及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關係，糾正了那種不注重發展生產，開辟財源，而單純在財政收支上打算盤的錯誤做法。
這個總方針，要求從實際出發，發動和組織軍隊、機關、學校和人民群眾自力更生，開展生產運動，在著重發展民營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公營經濟，以求解決邊區政府的財政困難，滿足軍民必不可少的物資需求。
這個總方針，既反對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要施“仁政”，減輕人民負擔的錯誤觀點；也反對不顧人民困難，隻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的錯誤主張。
總之，就是要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保障抗日費用供給的需要，就是要用發展生產作為克服財政困難的根本途徑。所以它反映了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目的和基本經濟規律，是領導軍民進行大生產運動的根本綱領，保證著這一運動的正確方向。
根據這一總方針，黨中央和毛澤東還為開展大生產運動製定了一係列具體方針和政策。
在工、農、商各項經濟事業中，實行了“以農業為第一”的方針；在農業生產領域，實施了減租減息、增開荒地、推廣植棉、不誤農時、調劑勞動力、增加農貸、提高技術和累進稅製等政策以及“組織起來”開展勞動互助的方針；在處理各種關係問題方麵，提出了“統一領導，分散經營”、“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發展生產，厲行節約”的方針和政策等。
這些方針和政策，符合邊區的客觀經濟實際，兼顧了不同群體和集團的利益，能充分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指導大生產運動沿著健康的軌道順利發展。
總之，順應革命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在中共中央、毛澤東以及邊區黨與政府的號召和正確方針政策指導下，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中央領導帶頭進行生產自給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要求各部隊“一麵戰鬥，一麵生產，一麵學習”，這標誌著大生產運動的正式開始。
指示中說：
鬥爭已進入更艱苦階段，財政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提到政治的高度，望軍政首長，各級政治機關努力領導今年各部隊中的生產運動。開辟財源，克服困難，爭取戰爭的勝利。
指示中還介紹了中央軍委直屬機關和後方守備部隊1939年的生產成績：“平均解決了2個月的糧食，一套夏衣，全部冬季鞋襪。給養大大改善，大部能維持菜蔬肉食，商業利潤除總合作社外，全部約在12萬元以上。使機關部隊學校在物質艱難狀況下，解決了可能和必須解決的困難，彌補了公費的短絀。”“現當陽春開始，應就這一經驗在前線部隊中廣泛開展起來。”
當時，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了生產委員會，采取有效措施，鼓勵生產。在延安，黨政軍學各界人士都被動員起來，數萬人投入到大生產運動中，掀起了“人人動手”的大生產熱潮。
一時間，延安的溝溝岔岔都是鋤頭的碰擊聲、人畜的嘈雜聲，每個機關、每個部隊、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生產計劃、生產任務。
“到生產戰線上去”，“我們要做勞動的先鋒”，“我們要做勞動的英雄”成為當時大家的誓言。作為黨政軍負責人的毛澤東，不僅是大生產運動的倡導者，而且也是實踐者。
大生產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向大家發出了“一麵工作，一麵學習，一麵生產”的號召。他在窯洞門前選了一塊空地，自己動手開荒種地。
眾所周知，自長征以來，毛澤東喜歡在夜間辦公，一直到次日淩晨。因此，一大早，延安城和周圍的窯洞還在沉睡中，勞累了一夜的毛澤東在未睡覺之前，就扛著钁頭出來開荒了。幹一會兒後，他才回窯洞休息。辦公一陣，又出去挖地。
警衛員、勤務員一見毛澤東下地，急忙回到窯洞裏，拿起鋤頭跟上去，和毛澤東一起挖。毛澤東立刻阻止說：“你們有你們的生產計劃，我有我的生產任務，就這點地，你們都挖了，我沒有挖的了。”
大家一邊笑，一邊挖。毛澤東滿臉淌著汗水，襯衫都被浸濕了，還是不肯放下鋤頭。
手握鋤頭，毛澤東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他六歲時就開始學著幹輕微的體力活；13歲時，家裏缺少勞動力，父親讓他停了學，翻田、鋤草，什麽活兒都幹。
他鋤草特別認真，別人的田隻鋤兩遍，他的田卻總要鋤上三遍，有時根本不管遍數，見了草就鋤。結果，他種的莊稼總是比人家的好。
毛澤東這位種地能手現在又派上了用場。挖了不多久，他根據小時候種田的經驗，認為有一畝地，挖得差不多了。叫人來一量，果然一畝地。
地挖好了，毛澤東和警衛員們在地裏壘起了個小水壩，用來引水澆地。幾天後，毛澤東的地裏就種上了洋芋，栽上了茄子、西紅柿以及他最愛吃的辣椒。
菜種好了，毛澤東站起身，拍拍手，樂嗬嗬地把警衛員及臨時來幫忙的警衛排其他戰士叫過來。
“來吸煙，來吸煙。”毛澤東逐一給戰士敬煙，然後關心地問，“你們天一明就上山生產，夜晚還要放哨，很辛苦吧？”
大家爭著回答說：“我們青年人，都是莊稼漢出身，不覺得辛苦。”
毛澤東細細地問著:“你們警衛排訂了生產計劃沒有？除了開荒種穀子、糜子之外，是否還種菜、養豬、打柴、燒炭呀？”
排長回答說：“根據大隊部的指示訂了計劃，養豬、打柴、燒炭，我們去年就這樣幹了。”
毛澤東接著說：“耕田種地也要講究技術，深耕細作，多犁地、多除草、多上糞才行。老百姓不是說‘一籽下地，萬籽歸倉’嗎，你們說對不對？”
大家一齊回答：“對，一點也沒有錯！”
毛澤東接著問：“你們誰會種菜？”
排長指著一位班長說：“他是延安縣的人，在家就種過菜。”
毛澤東笑著說：“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師傅。西紅柿我還不會種，你教教我好嗎？”
那位班長臉色忽然變得通紅，低著頭，羞羞答答地笑著對毛澤東說：“務菜我是務過，但務得不好。”
毛澤東笑著說：“經驗不多不要緊，我們大家一齊來研究研究吧！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呀！”
一場春雨過後，毛澤東的那塊地裏的菜齊刷刷地出了苗，誰看了都誇獎。村裏的人從地邊經過，都要好好看看周圍，怕有豬呀、雞呀的把毛澤東的這塊苗給毀了。
第二年，毛澤東請來楊家嶺的老鄉當顧問，他一有空便到菜地裏施肥、澆水、鋤草，不久，地裏便有了黃瓜、白菜和絲瓜。
最讓毛澤東感到高興的，是地裏種出了他最喜愛的紅辣椒，吃著自己種的紅辣椒，心裏特別舒坦。除了供自己吃外，他還經常拿這些勞動果實來招待客人，或送給周圍的同誌。
毛澤東種菜雖也算行家裏手，但與朱德相比，還遜色一籌。
抗日戰爭初期，朱德一直在前線指揮八路軍抗擊敵人，1940年5月才回到延安。一到延安，他和陝甘寧邊區的軍民一樣，麵對著嚴峻的經濟困難，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了經濟工作上。
1941年5月，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到南泥灣視察。視察中，他勉勵在南泥灣開荒的三五九旅的幹部戰士們一定要做群眾的模範，一定要把生產運動搞起來，要用自己的雙手，做到生產自給，豐衣足食。他還經常深入工廠、田間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指導生產。
不僅如此，朱德自己也身體力行，處處以身作則。他紡的毛線質量很好，還和身邊幾個勤務員一起組成生產小組，在王家坪開墾了三畝菜地，在裏麵種上了白菜、冬瓜、土豆、南瓜等各種蔬菜，就像一個“蔬菜王國”。
幾位勤務員年紀很輕，沒有種過菜，而朱德卻是個種菜能手。就像指揮作戰一樣，他種菜也很有一套。
他手把手地教他們掏地、點籽、澆水，每道程序都有條不紊。為了積肥，他還大清早就帶頭出去拾糞，而這時毛澤東才剛剛睡下。
因為朱德有著豐富的農業知識，所以他種的菜質量好，產量高，品種又多，他的菜園成了邊區的樣板，經常有人參觀。
朱德帶頭種菜，在幹部、群眾中影響很大。大家認為他領導全軍進行作戰、生產與訓練，工作十分繁忙，每天還要批閱文件、考慮問題、參加會議、接待來訪者等等，很少有空閑的時間，加之他年近花甲，因此，部隊中、機關中、老百姓中，集體、個人紛紛來信懇求替他代耕，以便他能保重身體，在生產的時間內稍稍休息一下，但總司令總是婉言謝絕。
他說他的生產任務自己可以完成，生產雖然要花費勞動力，但也是一件最快樂的事，這對整個革命，對他自己的身體都有好處。按照他的計劃，生產任務的完成是有保證的。
總司令在生產中的這種模範作用，成了推動生產運動、建立革命大家庭的一個巨大的力量，這個力量鼓舞著大家去創造奇跡。有些不積極生產，遊手好閑的後進戰士，也被朱德的精神所感動而有了轉變。
1943年11月底，陝甘寧邊區召開勞動英雄大會，舉辦邊區生產展覽會。
會上，朱德展出了他親手種出的一個大冬瓜，大家看後都稱讚不已。有一個幹部當場寫了一首詩：工餘種菜又栽花，統帥勤勞天下誇；願把此風揚四海，逢人先說大冬瓜。
延安縣勞動英雄楊步浩在會上聽說朱德工作這麽繁忙，還要每年生產三石細糧交給公家，表示願為朱總司令代耕一石，使他有更多時間處理大事。
第二年6月，他給朱德送來了為他代耕的一石新麥。朱德熱情地留楊步浩吃飯，並親自帶他去參觀自己經營的菜園。第二天楊步浩回去時，朱德又送給他一口袋自己種的西紅柿。
中央領導除了自己種菜，還帶頭紡線。毛澤東在自己的炕上放了一架紡車，有時請人教他紡線。但他的紡線技術實在不敢恭維，紡出的線總是粗細不勻。
這一點又沒法跟朱德比了，朱德紡的線連紡了一輩子線的小腳老太太們都稱讚不已，說沒想到朱老總這麽個指揮千軍萬馬打鬼子的元帥，還幹得了這麽好的線活。
提起紡線，就不能不說說周恩來和任弼時。他們分別從重慶和蘇聯回到延安後，也在楊家嶺下開了一片地，種了玉米和蔬菜。由於他們精耕細作，多施肥，多澆水，秋天獲得了豐收。
冬天，王震送給任弼時一架平江區紡車，他就學習紡線。任弼時百忙之中學紡線，都是他妻子陳琮英手把手教的，居然讓他紡出了一等線，時常以量多質佳而獲比賽的第一名。
周恩來很驚訝：“你怎麽會紡得這麽好？”
任弼時得意地看著陳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師嘛！”周恩來對任弼時非常羨慕，他也虛心地向任弼時的妻子陳琮英請教，從卷棉花、打弦的方法，裝錠的高低，搖車、抽線的均勻配合，直到摘渣、接頭等全套技術，一步步地認真學習實踐，終於在很短的時間裏就紡出了頭等線。
在周恩來和任弼時的帶動下，中央機關掀起了一個紡線**。每天天還沒亮，有些人就搖起了紡車，吃飯時間到了，還要多抽幾下。星期天也不休息，特別是到了晚上，在燈光下、月光下，到處響著“吱扭扭”的紡車聲。
這一天，周恩來又坐到了自己的紡車前。他挽起袖子，右手握住搖柄慢慢地搖動紡車，左手扯住棉花，紡車越轉越快，發出一陣陣“嗡嗡”的響聲。
紡了一陣子，周恩來搶了掄右胳膊，這隻胳膊受過傷，所以有些伸屈困難，但他不顧傷痛，休息了一下子又幹了起來。
這時，警衛員從屋外進來，見周恩來雙手配合靈活，紡車轉得飛快，不禁高興地叫起來：“周副主席，您一隻胳膊受過傷還紡得那麽好，那麽快，真棒！”
周恩來擦了擦額頭上沁出的汗珠，大聲說：“我還敢跟你們小夥子比一比呢。”
於是，在任弼時和周恩來的提議下，中央機關決定來來個互相評比、互相監督和互相競賽的紡線比賽。
1943年3月的一天上午，在楊家嶺一個台院裏整齊地排列了幾十輛紡車，一場緊張的比賽就要開始了。周恩來、任弼時、李富春等中央領導在評判委員的陪同下，也來參加比賽了。
9時正，比賽在統一的哨音下開始，全場幾十輛紡車齊鳴，“嗡嗡”的響聲在楊家嶺上空震**。
觀看的人屏住呼吸，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周恩來的身上，生怕他那隻受傷的胳膊受不了。
周恩來和任弼時沉著應戰，他們把一條條均勻的線抽出來，上到穗上，不一會兒，一個像蘿卜那樣大的線穗就退下來了。
接上線又紡起來，他們的動作是那樣熟練，在旁邊觀看的人們都讚不絕口。
12時，比賽結束，比賽進行了整整三個小時。周恩來、任弼時紡的數量、質量都很好。比賽結果，任弼時獲紡線第一名，周恩來被評為紡線能手。
評比以後，當場舉行了頒獎儀式，同時決定，把他們紡的線送到邊區工農業生產展覽會上去展出。
任弼時獲得紡線第一名，還有獎金，這時，陳琮英就高興地喊：“請客！請客！”拿獎金買菜買肉來，大家動手在家做飯，衛兵、勤務員、保姆和他們全家3口圍在一起美餐一頓。
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親自參加紡線比賽的消息，給陝甘寧邊區的軍民以極大的鼓舞，軍民大生產的熱情也更加高漲了。
雷擊事件的經過和影響
1941年6月3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召開縣長聯席會議，主要討論征糧問題。
外麵，天正下著雷陣雨。突然，隨著一聲雷響，雷電擊中了會場禮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不幸觸電身亡，另有7人受傷。
此外，一個農婦拴在禮堂邊的一頭驢也被雷擊而死。安葬這個縣長時，這個農婦就借這個事情發牢騷：“哎呦，把這個縣長劈死了，雷公為什麽不把毛澤東劈死。”
這位農民的話不禁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一個農民為什麽會說出這樣的話，反映我們的工作中到底存在什麽問題？
保衛部門聽說後極為震驚，就把這個農民抓了起來，並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毛澤東知道後，急忙製止並要求放人，認為農民不滿肯定另有原因，應該調查清楚。
經過了解，發現此事起因於邊區政府來自外部的財政收入基本斷絕，而巨大的軍政開支難以減少，不得不大量增收公糧：1937年和1938年每年僅征收1萬擔，1939年增至5萬擔，1940年增至9萬擔，1941年竟然增至20萬擔，人民由於負擔太重而強烈不滿。
雷擊事件的發生，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進一步從黨群關係的高度，深刻認識到了進行生產自救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決定走生產自救之路，發動黨政軍學人員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於是，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建議，邊區政府決定減征公糧，1942年的公糧從計劃的20萬擔減少到16萬擔；邊區參議會作出了關於改進農業稅征收工作的決議。同時，通過進一步開展生產運動、擴大貿易和精兵簡政等方式減輕群眾的負擔。
由於各方麵措施比較得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糧食、各種日用品的產量和經費不斷增多，不僅保障了軍政開支的需要，也使軍民的物質生活明顯改善，人民的負擔大為減輕。
從1942年起，陝甘寧邊區政府的財政狀況迅速好轉，除了1944年略有赤字以外，每年都有不少結餘。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題為《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書麵報告中，對1938年以來陝甘寧邊區生產運動的情況和經驗作了全麵、係統的總結，並在此基礎上論述了中共領導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生產運動。
194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部隊機關學校既然自己解決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質問題，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分就減少了，老百姓生產的結果歸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軍民兩方大家都發展生產，大家都做到豐衣足食，大家都喜歡。”
1945年4月27日，毛澤東在為《解放日報》撰寫的題為《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的社論中指出：通過生產自給，“使我們的軍隊克服了生活資料的困難，改善了生活，個個身強力壯，足以減輕同在困難中的人民的賦稅負擔，因而取得人民的擁護，足以支持長期戰爭，並足以擴大軍隊，因而也就能夠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達到最後地消滅侵略者、解放全中國的目的。”
同年11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減租和生產問題的指示，其中提出1946年“發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濟災民、難民，供給軍隊的需要，成為非常迫切的任務。”
雷擊事件給毛澤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此後他多次在正式場合鄭重提及此事，深深地引以為教訓，反複強調注意農民的稅收負擔問題。
1945年4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說：“1941年邊區要老百姓出20萬擔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哎呀，雷公為什麽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從1921年共產黨產生，到1942年陝甘寧邊區開高幹會，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同年5月3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說：“為什麽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當時我聽到這個話是很吃驚的。說這個話的時間是1941年，地方是邊區，那年邊區公糧征收20萬石，還要運公鹽6萬馱，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當苦，怨聲載道，天怒人怨，這些事還不是毛澤東搞的？因為我也主張征收20萬石公糧，主張去運鹽。當時不運鹽也不行，但是運得久了就不好。這就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1942年公糧減少了，1943年也減少了，這就解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