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多月的開荒春播勞動中，從校首長到教職員工，從行政管理人員到炊事員、勤務員，男女老少荷钁扛鍬向荒山野嶺進軍。
有的大隊幹脆在山上安營紮寨，邊開荒邊上課。許多幹部白天生產，夜晚辦公。有些紅軍老幹部負過傷，身有殘疾，仍然帶頭勞動，作出表率。
很多知識分子過去從沒握過鋤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都爭先恐後的揮钁揚鍬，手上打了血泡，腳板被钁鍬砸傷，仍然咬牙堅持勞動。
女學員個個好強，不惜起早貪黑，也要補上頭天沒幹完的活。替換炊事員的女學員，送開水上山，肩膀壓腫了，就用手套、破棉絮，甚至繡花枕頭墊在肩上。
一些有技術的同誌，白天開荒，晚上還加班製作和修理工具。勞動熱情十分感人，就連毛澤東也稱讚說：目前講起來，延安生產運動，第一是抗大。
邊保部隊大力開展生產建設
陝甘寧邊區保安部隊，自成立到部隊整編，積極參加了在邊區開展的大生產運動。邊保部隊從成立之日起，就經曆了這一極其艱苦的時期，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邊防部隊所屬部隊的生活，1940年前，尚可吃到一天兩頓小米幹飯，而後就成了稀飯，稀飯裏和上南瓜、洋芋，幾乎頓頓都是南瓜湯。
駐防沙漠地帶的保安團，甚至以鹽水下飯。其次，穿著困難，有的穿白，有的穿黃．有的穿灰，有的貼身穿皮襖，有的穿粗毛衣、毛褲，時間一長，硬的象氈片。由於沒有換洗的衣服和肥皂，虱子多，有的隻好拿斧頭搗，石頭砸，火上燒。
到了冬季，發了三十張紙，一支鉛筆截成三節幾人用，由於沒有必需的辦公用品，給工作帶來了不少困難。如外出搞兵要調查，因為沒有紙，隻好把兵要調查的資料寫在預先準備好的木棍上，回來再謄到紙上匯綜。這種例子舉不勝舉。總之，邊保部隊在生活上也同其它留守部隊一樣，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為了克服生活上的困難，鞏固邊保部隊，建設邊區，邊保部隊積極響應毛澤東“開展部隊生產運動”的號召，最早在邊區同其它留守部隊開展了以農業生產為主，大力種植蔬慕、喂豬、養羊、開磨坊、合作社，動員戰士做鞋、打毛衣、毛襪、手套的生產運動，改善了邊保部隊的生話與補充邊保部隊的部分被服裝備。
經過1938年7月至12月半年的生產，部隊的生活略有改觀，初步嚐到了生產的甜頭。如保證了蔬菜的自給；每周可吃到兩次豬肉；部分單位解決了毛衣、毛襪、手套、鞋子，補充了部隊部分軍需品，如掛包、孑彈袋、裹腿等。提高了邊保部隊生產的積極性，初步改善了部隊的物質生活水平。
1939年初，中共中央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同誌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方針，號召邊區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生產自給”。
陝甘寧邊區保安部隊積極執行了黨中央這一偉大戰略方針。根據邊保部隊的特點，1939年至1940年，由上而下建立了生產委員會，由各級軍政首長直接領導，檢查督促全部隊的生產工作。
1940年，為了更好地落實自給自足的總方針，由上而下建立了司令部領導下的生產組織經濟建設處，所屬各分區，團則建立了生產股，從組織和領導上保證了大生產任務的完成。
同時，各級軍政領導深入部隊基層，進行生產運動的宣傳，傳達抗戰的形勢，指出麵臨的困難，認識邊保部隊開展生產的有利因素和特點。
邊保部隊駐防分散，星羅棋布，除一部分部隊駐防小城鎮外，其餘大部分駐地偏僻，與發展生產不益。但由於邊區地廣人稀，耕地麵大，山脈綿亙、森林蔥鬱、礦產資源豐富，對發展穀物種植、蔬菜、林業、狩獵、畜牧、藥材以及鹽和煤炭的生產，提供了一個天然的場所，生產的條件得天獨厚。
同時，邊保部隊廣大官兵，大都是本地人，多為農民出身，熟悉當地的地形、地貌，掌握當地的農時及耕種特點，而且和當地政府、群眾關係密切，征用土地，聯係工作均十分方便，生產駕輕就熟。
以上兩個原因，決定了邊保部隊生產的特點不同，生產種類亦不同。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因地製宜，就地取材，形式多樣，即有開荒種地、種菜養畜、采藥狩獵，亦有挖炭運鹽，織布紡線，皮毛加工等。
由於組織健全，領導得力，部隊認識了大生產的重要意義，因而提高了邊保部隊所屬部隊參加生產的熱忱。一場既轟轟烈烈、又紮紮實實的生產運動在邊保部隊中掀起了**。
1938年底，邊保部隊直屬教導營隨同司令部搬遷安塞，駐東營，教導營下屬兩個連除完成政治學習、軍事訓練任務外，還成立了生產委員會，幹部、學員全部參加開荒種地。學員多是農民出身，說幹就幹。
生產委員會根據部隊人數、牲口數，研究確定了開荒畝數，並請老農做參謀。沒有農具，自己動手，找來廢鐵，自己冶鍛，製作工具。起早貪黑，披星戴月，幹得熱火朝天，但誰也沒有怨言。
當時《解放日報》有一段題為“邊保直屬隊完成春耕”的報道：“保安司令部直屬各單位，生產甚為積極，教導營一月內挖三百坰生地，二百坰熟地，四十坰菜地，警衛連一月內挖一百坰生地，一百坰熟地，三十坰菜地。現該兩單位均已播種完畢”。
勞動中，湧現出了不少動人情景，體現了邊保戰士頑強的精神和意誌。教導營一個排，在山上開荒，天氣炎熱，戰士們把衣服脫在山頭上，光著膀子跑到溝底開荒。溝底、溝坡灌木叢生、雜草密織。放火一燒，火苗順著山坡蔓延到山頭，把脫在山頭上的幾十件衣服燒的幹幹淨淨，戰士們情緒一下很低落。
幾十件衣服，數目不小，到哪裏去要？營長白壽康知道後，安慰戰士不要急，親自到司令部講明情況。供給處很支持，按燒的數字如實補發了衣服，戰士們領到服裝後，又爭先恐後地開荒去了。
勞動中，戰士們你追我趕，很少有人泡“蘑菇”。教導營有一個班集體食物中毒，衛生處長李振智親自給看病，戰士們吃了藥稍稍好轉後，又投入了緊張的勞動。1939年秋，教導營打糧食約四百石，糜子、穀子、高梁滿囤、滿窯，蔬菜地近二十畝獲豐收，菠菜、白菜、辣子、西紅柿、香菜、土豆、南瓜應有盡有，除了滿足供應外，還貯藏了一批冬菜，同時還喂了豬，改善了部隊的生活。
教導營在安塞川開荒種地取得的成績，在所有中央機關參加開荒的單位中名列前茅，1939年底在邊區召開的表彰大會上，特地給教導營支了獎狀。
教導營除了完成開荒種地的生產任務外，還要參加政治學習和軍事訓練，內務上也有嚴格的管理製度。生活上雖然條件艱苦，住的土窯洞，沒有被褥，沒有氈子，地上鋪著麥草，但生活井井有條，鞋放在門口壘起來的土台子上麵；補的衣服掛在自製的衣鉤上；碗筷、茶缸擺的整整書書；明亮的武器、子彈、刺刀置放的井然。
邊保司令部負責人陪李卓然、習仲勳等同誌來參觀時，稱讚教導營內務管理的好，軍風紀律嚴明。並說，在這麽艱苦的物質條件下，部隊能有這麽好的精神麵貌，很不簡單、非常不易。
保安部隊第一農場大生產開始時，邊保部隊兩個連，開進了甘泉縣清泉溝。這裏永源充足，土地肥沃，人煙稀少。部隊在這裏成立了第一個農場。場長習仲琪，政委賀樹槐，管理科長吳水亮。
初到清泉溝，部隊無處安身，風餐露宿，條件十分艱苦。便自己動手，搭起了草棚、新挖了窯洞；獵物改善夥食。邊保負責人多次來到清泉溝和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解決問題，指導工作。
經過一段艱難困苦的努力，把荒蕪多年的清泉溝開辟成了糧食滿倉，雞、鴨滿圈的地方。部隊除自給外，做到了豐衣足食。同時，還在甘泉設有商店、騾馬店，搞活了貿易，便利了交通，收到了效益。
另外，駐防金盆灣、店頭的邊保部隊獨立四營、三營及延長、延川的獨立營及神府分區的保安部隊，利用軍事訓練、政治學習的空隙，也開展了生產運動，由於自然條件好，糧食、蔬菜亦達到了自給。三邊邊保部隊三邊分區除了搞農業、畜牧生產外，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開發鹽業和挖幹草等副業生產。
1940年，隨著反頑鬥爭的全麵展開，邊區政府決定開發鹽業。一來滿足全邊區軍民生活的需要；二來向外銷售，打開市場，增加收入。人力除邊保部隊一個營外，還有三五九旅、三八五旅各一個營。
三邊分區轄鹽池、定邊、安邊、靖邊，有豐富的土特產。俗稱“三邊有三寶：食鹽、皮毛、甜甘草”。1940年前，國民黨保安隊占據著大部分鹽池，看鹽收稅，敲詐勒索，欺壓鹽戶，實行封鎖。
為了保衛邊區，打破封鎖，我軍從國民黨保安隊手中奪回了各個鹽池，使邊區政府開發鹽業的方針得到了實施，三邊保安部隊和兄弟部隊組織了打鹽隊，虛心向蒙漢鹽戶學習打鹽技術，很快掌握了修壩、灌水，起鹽、洗鹽、曬鹽等一整套技術，鹽的產量成倍增長，這種發展勢頭到1943年形成**。
鹽是生產了不少，但缺牲口，運不出去成了大問題。邊保司令部參謀長黃羅斌主張用耕牛馱鹽。他認為：牛力大，能耕地、拉車，自然也能馱鹽，況且沿路青草茂盛，有水有草，飼料有保障，放青運鹽，牛不會乏。荒牛性野，多用兩個熟牛擁著它，還有什麽問題呢？就這樣解決了運輸工具，增強了生產的信心，收到了事半功倍的好效果。
部隊開展生產運動，湧現出了不少勞動模範，邊保部隊保安四團戰士張治國就是其中一個。他曾因生產出色，代表邊保部隊出席了邊區勞模大會，當選勞動模範。
1943年，張治國隨部隊並入警三旅後，在挖甘草，軍民勞動競賽以及文化學習、練兵諸方麵的活動中成績優異，被總政治部命名為“模範軍人”，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向他學習。
邊保部隊利用部隊駐防星羅棋布這些特點，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擴大多種經營，開展經濟自救。司令部供給處還辦了商店、紡織廠、運鹽運輸隊、被服廠、鞋襪廠、修械廠等。
邊保部隊的服裝，幾乎全部都是這個被服廠生產的。戰士穿的鞋，由鞋襪廠將布和麻發給邊區的農村婦女，做的既結實又美觀，做好後再收上來，發給部隊。
通過廣開生產門路的努力，邊保部隊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做到了豐衣足食，吃、穿、用全靠自己解決。每個戰士每月還有四角錢的津貼，可買一些日用品；抽煙，自己種的煙葉，用麻子油一炒，味道滿不錯，用馬蘭紙卷著抽，或用自製的旱煙袋。
此外，學習用品，如鉛筆、粉筆、辦公用的紙張等，都是自己做的。李富春同誌在1940年延安生產總結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留守兵團、保安部隊不僅保證了全年蔬菜自給，肉食自給，還有能力解決——夏天每人增發一套單衣，冬天來了，毛衣、毛襪、毛鞋，他們自己也有辦法。”
邊保部隊不僅本身擔負著繁重的生產任務，而且積極幫助抗屬和群眾進行生產。春耕開荒，夏季鋤草，秋季收割，都有邊保部隊參加。平時給群眾修路、蓋房、打柴、擔水等，而且不吃群眾的飯，不要群眾的任何報酬，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邊保部隊辛勤的勞動，換來了豐收的累累碩果。1942年秋，邊保部隊所屬部隊生產的羔子皮大衣，豹子皮、皮毛、馬匹、甜甘草、糜子、穀子穗等部分產品，敬獻給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誌，敬獻給中央和西北局，表達了邊保戰士的一片心意。
邊保部隊自1938年開始生產，到1943年初部隊整編前，整個生產運動始終受到黨中央和邊區黨委、西北局的關懷和支持，毛澤東等領導同誌多次找邊保負責人和各分區司令員聽取匯報，指導工作。對邊保部隊的學習、戰鬥、生產運動起了推動作用。
邊保部隊短短幾年的生產運動，極大的改善了所屬部隊的生活。部隊的吃糧，達到了自給、半自給；吃的蔬菜、肉、油達到了自給；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禾、木炭、石炭等，自己動手，做到了豐衣足食。
通過生產，部隊更加團結，官兵一致，相互關心，相互愛護，體現了邊保戰士對革命的赤誠之心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在相對和平的環境裏，科學地分配了部隊的訓練和生產的時間，使生產和訓練結合起來了。由於衣食問題的解決，為部隊練兵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總之，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開創了中國軍隊史的奇跡，邊保部隊積極地響應黨的號召，達到了自給，減輕了邊區人民的負擔；鍛煉了部隊；增強了勞動觀念；培養了革命精神和群眾觀點，改善和密切了軍政、軍民關係；湧現出了一大批勞動模範和一批生產管理的幹部，初步掌握了經濟建設的經驗；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積蓄了力量。
機關和學校的生產勞動
機關和學校的生產運動，是邊區大生產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關懷下進行的。大生產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號召機關和學校“一麵工作，一麵學習，一麵生產”。
張聞天要求每個共產黨員做“勞動的先鋒”。李富春提出了機關、學校生產的種類“以農業生產為主，分別進行農工商運輸及畜牧業”的原則。
機關和學校的生產運動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1938年至1940年為休養民力，準備自給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總的說，機關、學校堅持了農業為主、大家動手的正確方向，初步掀起了生產熱潮，取得了一定成績。
1941年至1942年是渡過難關，爭取自給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困難形勢迫使機關、學校不得不下決心自己動手，從發展農工商中求得財政供應的自給，生產勞動的任務極其艱巨。
為了自己動手，共渡難關，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驟，比如整頓領導生產業務的組織，成立中央直屬財務處，後勤經濟處，邊區財經處等，加強對生產自給的組織領導。
同時，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種類，從前一階段的以農業為住，轉到以工商業為主。雖然由於缺乏經驗，經過了艱難的探索曆程，但是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
這一階段的大生產運動，不僅供應了日常經費的大半，解決了迫在眉睫的財政困難，而且奠定了進一步發展自給經濟的基礎。
從1943年開始，是實現豐衣足食，建設革命家務的階段。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直屬機關和學校經濟工作人員會議，李富春在會上作了《豐衣足食，為改善物質生活而鬥爭》的報告，提出了943年生產自給的目標。
中央要求各機關、學校進一步開展生產運動，在這一年裏達到豐衣足食。
在“豐衣”方麵，除管理局規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給標準外，各機關、學校要在自己生產中解決一雙草鞋，多發1條手巾，多補充1套襯衣；辦不到的，至少要補充1件背心，1條短褲，同時靠個人勞動，每人自己要織1件毛衣以至1條毛褲。
在“足食”方麵，主要是改善夥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發的1.5斤肉外，各機關、學校自己要解決1.5斤肉，保證每人每天1斤蔬菜、6錢到7錢油。
還規定要增加工作人員、勤雜人員必須的學習用具，建立俱樂部。生產勞動成績超過標準的給以表揚、獎勵，達不到標準的要批評。
黨中央和邊區政府不僅製定政策，正確領導機關、學校的生產運動，而且主要領導人以身作則，親自躬行，與人民群眾一起艱苦奮鬥。
中央直屬機關的工作人員還集資在楊家嶺溝口開設了一個合作社，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邊區政府的各主要領導人也經常深入基層，既指導生產，解決實際問題，又身體力行，參加生產勞動。
林伯渠主席還專門定有個人生產節約計劃，貼在邊區政府機關牆報上，隨時接受群眾監督檢查自己的落實情況。
中共中央和各級領導幹部在生產勞動中的模範行動，給廣大軍民樹立了榜樣，極大地鼓舞了邊區軍民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信心。
在黨中央和邊區政府正確方針政策指導與各級領導幹部率先垂範的帶動下，邊區各機關、學校的生產運動蓬勃開展起來，並取得了顯著成績。僅以一些學校的生產勞動概況就可以略見一斑。
黨中央關於大生產運動的號召一下達，延安各大中學校紛紛召開生產勞動動員會，組織師生展開討論，想辦法，提建議，為完成本學校生產任務出謀劃策。
比如，魯迅藝術學院於1939年2月25日召開生產動員大會，訓育處長徐一新報告生產運動的意義和總生產運動委員會給予的任務。
2月9日，抗日軍政大學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生產運動動員大會，成立由羅瑞卿、許光達、張際春等十一人為委員的全校總生產委員會。
延安大學也於1943年1月1日舉行生產運動動員大會，副校長趙毅敏向全校師生作動員報告，受到大家熱烈歡迎和響應。
會後，學生們分組展開熱烈討論，不少係、班主動要求全體學生進駐農場，一麵生產，一麵學習；法學院有40%以上的師生，請求專門從事生產勞動；教職員中，不少人誌願到農場擔任文化教員或直接參加生產勞動；還有許多師生積極提供飼養計劃、自願貢獻生產技術，或無償捐獻生產工具等。
各種先進模範事跡在師生中層出不窮，呈現了一派生動感人的大生產運動景象。
為了加強對師生生產勞動的領導與管理，不少學校都成立了生產委員會，製定本學校年度生產勞動計劃，以保證大生產運動有領導、有計劃的順利進行。
魯迅藝術學院成立生產委員會，徐一新任主任，鍾光為副主任。下設宣傳教育部、糧食管理部、牲畜農具部、肥料部、合作社部。
並通過生產計劃，1939年全校擔負生產細糧30石，蔬菜達到自給，年產約73000斤。延安大學生產委員會，下設農業科、工業科、畜牧科和商運科，並在會計室下設儲蓄部，吸收閑散資金，增加生產投入。
農業科下設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社開辦農場和菜園。工業科下設工業合作社，主要舉辦縫衣、製鞋、牙刷、焊工、木工、紡織等工廠。畜牧科組織學生養豬、養雞、養鴨等。商運科則組織運輸隊，開展為鹽業公司馱鹽、到定邊、隴東經商等業務。
生產委員會確定延安大學1943年的生產任務是：1943年5月到1944年4月，生產蔬菜32，8500斤，達到自給；糧食16200斤，每人每月2斤肉，逢年逢節還要增加肉；襯衣900套，鞋900雙；其餘費用由政府補貼和學校資助。
廣大青年學生除了參加本校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生產勞動外，還開展多種個體生產活動。主要形式有：個人生產、小組生產、以班為單位生產等。
各學校生產委員會對學生們的個體生產甚為重視和關照。隻要他們的個體生產不違背政府法令，不妨礙集體生產，不影響學習，就給予盡可能的幫助和支持。
有的學校劃給土地、發給工具、賣給種子；有的代銷生產成品；還有的發給學生工錢。
這樣，學生們就紛紛利用節假日或課餘時間，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進行生產勞動，不僅保證了個體生產任務的順利完成，而且改善了學生個人和小集體的生活。
在生產勞動中，廣大師生表現出了無限的勞動熱忱和極大的創造精神。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師生，於1939年3月20日至4月25掀起一次突擊生產**。
在一個多月的開荒春播勞動中，從校首長到教職員工，從行政管理人員到炊事員、勤務員，男女老少荷钁扛鍬向荒山野嶺進軍。
有的大隊幹脆在山上安營紮寨，邊開荒邊上課。許多幹部白天生產，夜晚辦公。有些紅軍老幹部負過傷，身有殘疾，仍然帶頭勞動，作出表率。
很多知識分子過去從沒握過鋤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都爭先恐後的揮钁揚鍬，手上打了血泡，腳板被钁鍬砸傷，仍然咬牙堅持勞動。
女學員個個好強，不惜起早貪黑，也要補上頭天沒幹完的活。替換炊事員的女學員，送開水上山，肩膀壓腫了，就用手套、破棉絮，甚至繡花枕頭墊在肩上。
一些有技術的同誌，白天開荒，晚上還加班製作和修理工具。勞動熱情十分感人，就連毛澤東也稱讚說：目前講起來，延安生產運動，第一是抗大。
1943年，抗大總校返回陝北後，就投身到大生產運動中。由於綏德、米脂一帶人口比較稠密，抗大就本著不與民爭利的方針，一是把學員拉到偏遠的山溝開荒種地；二是打“麻雀戰”，在駐地周圍五裏之內到處尋找零星土地，大的幾方丈，小的幾方尺，三棵白菜，兩棵南瓜，見縫插針。
這樣做，既圓滿完成了生產任務，又密切了軍民關係。延安大學通過各種形式的勞動競賽，推動了生產勞動活動迅速開展。
他們在開荒比賽中，不僅提出快、深、細的標準，要求做到一钁下去8寸深，草根翻身不打埋伏，土塊均勻平整；而且要求參賽者在開荒中，應主動補空子，挖道去石頭，幫助別人。
即便條件如此嚴格，可同學們仍踴躍參加，爭先恐後，手打血泡也從不叫苦，創造出一天開荒1畝2分的高記錄。
在開荒同學的影響和帶動下，延大從事其他行業生產勞動的學生們也不甘落後，紛紛出主意、想辦法，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出色地完成了各項生產任務。
1943年魯迅藝術學院師生們的生產熱情甚為高漲。文學部教師何其芳等同誌自願超過免除一半勞動任務的規定，訂出了完成200%的生產計劃。
戲劇部組織的木工小組製造出紡車10多架。美術部木工小組向農業小組挑戰，要完成原定任務的300%。美術係女同誌組織的“馬杏兒織毛小組”成立後，有兩個“馬丕恩小組”向其應戰。
製牙刷小組4個月內製出500隻牙刷。做鞋小組4個月出鞋300雙。織布小組提出“不浪費一寸線”的口號。個人生產方麵也樣樣俱全，應有盡有，諸如修理口琴、鍾表、削竹針、焊壺、磨剪刀、裁製衣服等等。
延安廣大師生的辛勤勞動，結出了豐碩之果實。魯藝1939年開荒地433畝，1940年開荒地616畝，實現蔬菜完全自給。延大1943年開荒地700畝，收獲糧食50石，值32500元。收獲各種蔬菜424100斤，不但實現了全年自給任務，而且超額8000斤。工商等行業也都盈得不少利潤，補充和資助了學校的各項費用支出。
抗大總、分校1944年共開荒地近2萬畝，其中，在“豹子川”的第七分校就開荒山地10777畝，水稻田324畝，收獲糧食5650石，足供全校師生半年口糧。
各單位還開豆腐坊、逢衣廠、酒精廠、鐵木工廠、印刷廠、商店貨棧，挖小煤井等。
同時，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還在生產勞動中磨練了意誌，礪煉了生命，由一般的追求光明和進步，情感脆弱、身體虛弱的愛國者，變成了意誌堅強、身體健壯、不畏任何困難的無產階級英勇戰士和革命的脊梁。
工農群眾的大生產運動
陝甘寧地區是經濟落後的農業區，所以人民群眾的大生產運動首先以發展農業為重，在農村就是發動和組織農民發展農業生產，依靠農民支持革命戰爭。
而當時邊區的農民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有些還受著地租的剝削。在這種情況下，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方法，隻能是在實行減租減息之後，把群眾組織起來，即組織農民實行生產勞動互助。因此，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幹會議要求邊區各縣大力開展互助合作，促進農業生產。
毛澤東1943年11月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也作了《組織起來》的重要講話，號召邊區軍民用協作互助的勞動方式開展生產建設。
邊區各地廣大農民積極響應黨和政府號召，創造了各種形式的變工隊和紮工隊等勞動互助組織。這種互助組織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舊社會不過是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但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卻成了農民群眾為著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
當時邊區農村中湧現出許多模範互助組織。
如淳耀縣白源村變工隊，他們把三個自然村72家農戶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組織起來，在全年各種生產活動上實行互助合作。他們按不同季節和農活，分為若幹搭工組，各組既獨立勞動，又密切合作，充分發揮不同人員的積極性和勞動能力，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這個變工隊代表了當時邊區農村勞動互助合作發展的新方向。
安塞縣馬家溝變工隊，把全村14戶15個全勞動力、10犋牛、10頭驢組織為四個組，全年變工，沒有牲畜的農戶用人工變牛工。
延安縣吳家棗園變工隊則組織全村22個勞動力主要進行開荒活動，同時又按勞動力強弱及相互關係分成3個小組，從開荒、鋤草到秋收全年變工隊不散。他們為當時組織半勞動力或牛犋還有困難的農村找到了一種互助合作的好形式。
還有著名的同宜耀後殿子村的唐將班子。他們不僅取消包工頭抽空頭、扣工人工錢及高價出賃工具等一係列舊辦法，而且廢除了包工頭壓迫工人和一係列封建迷信習慣，代之以讀報、教唱新秧歌、公開帳目等文化娛樂活動和民主生活。參加這個紮工隊的人數很快由10人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勞動力。他們成為全邊區紮工隊學習的榜樣。
在倡導農民組織起來，互助生產的過程中，邊區政府還廣泛開展了向勞動英雄學習的生產競賽運動。
吳滿有是當時湧現出的第一個著名的農業勞動英雄。他是早年從陝北橫山縣逃荒到延安柳林區二鄉吳家棗園落戶的的。
土地革命時期吳滿有翻了身，分得了土地。他積極響應黨和政府大生產運動的號召，早起晚睡，辛勤勞作，多施肥，勤鋤草，深耕土地，及時播種，每畝地平均比其他農民多收獲糧食1/6。
他帶頭繳公糧，出負擔。他自己是抗屬，卻不但不要優待，而且出任優抗主任，優待其他抗屬。他的事跡被《解放日報》記者莫艾報道後，引起極大反響。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邊區農民向吳滿有看齊》的社論，號召農民中成千上萬吳滿有湧現出來。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特通令各分區專員、縣長，要他們“廣為宣傳，號召每個農民，向吳滿有看齊，向吳滿有學習，抓緊雨後開荒播種的好機會，全力推動春耕運動，組織生產競賽，更進一步提高人民生產熱情，創造更多的吳滿有”。
毛澤東對開展吳滿有運動也非常重視，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他指出：“1943年應大大提倡吳滿有式的生產勞動。”
1943年8月，他在一份電報中又說：“吳滿有方法就是勞動互助、深耕、多鋤草、多施肥、多開荒，達到增加生產目的。”這不僅適用於陝甘寧邊區，別的根據地也“必須提倡”。毛澤東親筆為吳滿有題詞：“天下有名”。
在模範互助組織和吳滿有為代表的勞動英雄的影響和帶動下，邊區各縣農村的生產互助運動迅速、普遍地開展起來，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合理的調劑了農村勞動力、畜力，因而，普遍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在一般情況下，實行變工、紮工以後，可以提高生產效率30%至40%。
比如延安縣變工開荒，每人7天可開一坰，不變工則要10天。綏德縣變工鋤地，每人每天可鋤一坰半，不變工最多隻能鋤一坰。
農民勞動互助極大地推動了邊區農業生產的發展。據統計，在實行變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糧食產量，比沒有實行勞動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長50%以上。
邊區在重點發展農業的同時，還積極發展了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與商業。主要是通過在工人群眾中開展學習趙占魁艱苦創業精神的“趙占魁運動”，掀起了工業生產的熱潮。
趙占魁是山西定襄人，他從12歲起就開始當工人，受盡剝削和壓迫。1938年3月，他進入我黨在涇陽安吳堡創辦的西北青年救國會訓練班職工大隊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同年7月，到延安抗大職工大隊學習。1935年5月，進入延安學校鐵工部。同年7月，到陝甘寧邊區農具廠當翻砂工人，並先後擔任翻砂股副股長、股長。1941年當選為邊區參議會候補議員。
趙占魁在工作中愛護工廠的財產，關心群眾的利益，急公好義，認真負責，任勞任怨，深受全廠職工的尊敬和擁護，多次被評為模範工人和勞動英雄。
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向模範工人趙占魁學習》，社論指出：“趙占魁在執行生產任務上、愛護革命財產上、照顧工廠生產上、關心群眾利益上、遵守勞動紀律上、團結全廠職工上、熱心公益事業上，所有這些表現出來的精神，都是我們邊區公營工廠工人的模範。在他的工作作風中，所一貫表現出來的—始終如一、積極負責、老老實實、埋頭苦幹、大公無私、自我犧牲的精神，也正是我們新民主主義地區公營工廠工人所應有的新的勞動態度。這種新勞動態度是值得寶貴的，值得大大發揚的，值得我們來學習的。我們希望全邊區有成千上萬個趙占魁一樣的模範工人湧現出來。”
同年10月10日，邊區總幹活發出《關於開展趙占魁運動的通知》，號召全邊區工人學習趙占魁勤苦勞作、始終如一的精神極其新的勞動態度，以掀起一個廣泛的運動。
此後，趙占魁運動在邊區工廠迅速興起。這一運動也被稱為新的勞動態度運動。黨中央十分重視這一運動的開展。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向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所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中號召：“應改善職工會的工作，發展趙占魁運動於各廠。”
張聞天和鄧發等中央領導同誌也對開展趙占魁運動給予了宏觀指導和具體支持。
從1943年到1945年，趙占魁連續三年當選為邊區特等勞動英雄，成為邊區工人階級的一麵旗幟。毛澤東親筆為他題詞：“鋼鐵英雄”。
趙占魁運動的開展，極大地鼓舞了邊區工人群眾的勞動熱情，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改變了他們的勞動態度。他們更加自覺地愛護自己的工廠，積極主動地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任務。
如中央印刷廠的排字工人，由21人擔任過去24人的工作。他們抓緊每一分鍾時間進行生產，沒有一個人把時間浪費在閑聊中，有時打來的開水都忘記喝，大家一心想的是“我的數量，我得質量”。
廣大工人自覺遵守勞動紀律，不僅無故遲到早退現象大為減少，而且許多人還自動要求增加工時和義務工。
例如工藝實習廠1946年6月有54人主動增加工時549小時，7月份有68人共增加工時812小時。
各工廠的二流子工人大部分開始轉變，好吃懶做被看成是恥辱，勤勞進取被視為榮耀，愛廠如家、自覺勞動、不怕艱苦的廠風開始形成。
趙占魁運動的開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增加了產品數量，提高了產品質量，節約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邊區工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為了使邊區大生產運動持續開展並向縱深發展，邊區黨政軍在大生產運動中舉辦了農業展覽會、工業展覽會，開展了生產競賽、勞模運動，以及改造“二流子”運動等。
通過這些活動，湧現和樹立了一批批先進集體與英雄模範人物。比如在領導幹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幹會議表彰的三五九旅旅長王震、三五八旅旅長王維舟、三邊司令員賀晉年、保安司令員王世泰和關中地委書記兼專員習仲勳等22位生產工作模範。
在人民群眾中也湧現出了張治國、郝樹才、胡青山、趙占魁、武生華、馮振增、馮國玉、吳滿有和馬杏兒等著名英雄模範人物。
1943年冬，召開了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表彰獎勵了先進。1944年春，各縣又先後召開了勞動英雄大會，除表彰獎勵先進個人外，還表彰獎勵了模範村、模範鄉，這樣不僅推動了大生產運動的廣泛深入發展，而且促進了邊區農村其他各項事業的開展，改變了鄉村麵貌。
大生產運動的豐碩成果
陝甘寧地區的大生產運動，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直接領導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實現了自給有餘。
農業方麵，由於貫徹執行了正確的農業生產政策，使邊區耕地麵積迅速增加，農田灌溉麵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大大提高，實現了自給有餘，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除糧食生產外，邊區的棉花產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邊區原來不產棉花，經過大生產運動，植棉麵積迅速擴大，足夠邊區軍民穿衣之用。
在糧棉增長的同時，邊區的畜牧業也有相當的發展，羊、豬等的數量也有較大的增長。
農牧業生產的發展也促進了工業生產的發展，邊區原來的工業隻有清朝時開辦的一個延長油礦，經過大生產運動，到1944年則辦起了造紙廠、肥皂廠、被服廠、工具廠、印刷廠、陶瓷廠、紡織廠等77個公營工廠。在公營工業發展的同時，私營工業也迅速發展。由於公私工業的發展，至1943年，邊區的棉紗、布、鐵、紙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給。
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帶來了商業的繁榮與市場的活躍。邊區政府曾先後成立了光華商店、鹽業公司、南昌公司、土產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組織土產輸出，換取必需品輸入，以保證對軍民的供應，穩定邊區物價和貨幣。
同時，公營商業、合作商業與私人商業組成了遍布城鄉的商業網點，方便了軍民的生產與生活。抗戰前，延安隻有店鋪123家，1943年即發展到473家。位於延安城南關的新市場，成為繁榮的商業中心，被時人稱為延安的“列寧格勒”。
各種性質和組織形式的運輸隊的成立，公路、馬車路的修築與管理，客店、騾馬店的開設，大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總之，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使農業、工業、商業相互推動，共同發展，城鄉經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敵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以陝甘寧邊區軍民為榜樣，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勞力與武力相結合”的方針，在頻繁而艱苦的反“掃**”鬥爭中，一麵戰鬥，一麵生產。
1943年，僅晉綏、北嶽、太行、太嶽、膠東、皖中6個根據地，就擴大耕地600萬畝以上，部隊和機關生產的糧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個月的自給，蔬菜作到全年自給，達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目的。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派“困死”、“餓死”我抗日軍民的企圖，不僅克服了根據地嚴重的經濟困難，而且基本實現了軍民的“豐衣足食”，從而為爭取抗日戰爭乃至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充分體現了我黨我軍是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也使我們在新的基礎上增強了軍民團結，密切了黨群關係，從而進一步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準備了更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更強大的力量支持。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為我黨培養和造就了一批經濟建設的骨幹人才，積累了領導經濟工作的初步經驗。大生產運動實踐中，湧現和樹立了一大批勞動模範和英雄人物，培養與造就出眾多優秀經濟工作領導幹部和骨幹人才。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不僅體現而且進一步弘揚光大了我們民族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從而使我黨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得以係統形成。
一天傍晚，蕭勁光陪毛澤東在延河邊散步。當蕭勁光講到留守兵團多數部隊已經實現了“不要公家一粒糧、一寸布、一分錢”的目標，做到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時，毛澤東滿意地笑了，幽默地說：“我早就講過，在延安靠你蕭勁光吃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