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元旦開始，部隊知道即將要離開皖南北移，大家懷著 對皖南人民的深厚感情，爭先恐後地為老鄉做好事。有的用 茅草為房東修繕房簷，有的拿起刨鑿為群眾修農具，有的掄 起斧子為老鄉劈木柴，軍部宣傳隊還為群眾演出了文娛節目。
群眾也抬著肥豬，提著雞蛋，抱著捆軍鞋，熱情地來慰問新四軍。
部隊積極北移了，當時，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 1個教導團、1 個特務團和第 1 支隊、第 2 支隊、第 3 支隊的各兩個團，共 9000 餘人。除軍直機關外，決定編成三個縱隊， 分三路開進。
當時的部署是，一縱隊為左路縱隊，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區集中，準備五日晚上通過球嶺，向榔橋河地區前進； 二縱隊為中央縱隊，由北貢裏到達鳳村附近地區集中，準備五日晚上經高坦、丕嶺向星潭前進，軍直屬隊及教導總隊在二縱隊後麵行進，軍部機關駐潘村；第三縱隊為右路縱隊， 縱隊部率五團到達茂林附近地區集中，其特務團四日晚到銅山地區集中，並前出占領樵山、大麻嶺，佯攻太平。
這樣一個態勢，目的是使敵人產生錯覺，以為我們要向黃山、太平地區前進。
1 月 4 日，皖南新四軍開始北移。這一天冬雨又飄飄灑灑落了下來，蒙蒙細雨中，皖南人民以他們特有的方式來為新四軍送行。
在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的率領下，九千名新四軍健兒， 踏上了北移的征程。傍晚時分，崇山峻嶺的皖南地區，寒風 凜冽，細雨綿綿，天黑得像一口鐵鍋扣在人們頭上。
新四軍戰士低吟著《別了，三年的皖南》，散發著《告皖南同胞書》，在風雨中踏上了征程。低沉而又有力的歌聲，一路上響徹著：前進號響，大家準備好，
子彈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別了！
目標，揚子江頭，淮河新道。
哪個來攔路，哪個被打倒！
衝過重重疊疊的封鎖，衝進日本鬼子的窩巢。
我們一定勝利，我們一定到達目標！
然而，這注定了是一次悲壯的行程。由於項英的猶豫不決，行期一再延誤，所以就在葉挺、項英等人討論北移路線時，國民黨第 32 集團軍總部也召開了一場軍事會議，製定了《進剿匪軍計劃》，並最後確定了“進剿”部署。
計劃明確規定：“以策應蘇魯友軍作戰，決先掃**蘇南、皖南一帶匪軍匪黨為目的，於蘇南方麵對敵偽及匪軍采取守 勢，以主力逐步構築碉堡，穩進穩打，摧破皖南方麵匪巢， 務求徹底肅清之。”
隨後，蔣介石下達密令將新四軍皖南部隊“一網打盡， 生擒葉、項”。此時，顧祝同任命第 32 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為前敵總指揮，采取“逐步構築碉堡，穩進穩打”的方針， 圍剿新四軍。
因此，新四軍一上路，就有新 7 師、40 師、52 師、79 師、108 師和臨時從蘇南調來的 62 師、從太平調來的川軍 144 師，以及從銅陵、繁昌調來的原為江防用的兩個炮兵旅，共 8 萬餘人。
國民黨第 32 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的部署是：以國民黨第 25 軍軍長張文清，為“剿匪右翼軍指揮官”，以國民黨第 32 集團軍副總司令劉雨卿，為“左翼軍指揮官”，率部堵截新四軍東去之路；以第 23 集團軍司令唐式遵指揮的79 師、62 師，堵截新四軍南去之路。
這些部隊分別於 1941 年 1 月 3 日之前到達指定地點，修築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對皖南新四軍的袋形包圍。
此外，敵人還在新四軍可能經過的路線上，部署了層層兵力，準備堵截，皖北方麵由李品仙負責布防，蘇南方麵由冷欣負責封鎖。
這個時候，新四軍無論是否北移，無論走哪條路線，都難以逃脫被攻擊的命運，因為他們已經錯過了北移的最佳時機。
新四軍茂林遭遇襲擊
1941 年 1 月 4 日夜，北移部隊主力冒著大雨，路滑難行，於 1 月 5 日拂曉到達章家渡。
此時，因青弋江水陡漲，在通過章家渡浮橋時，因過於擁擠，僅過千餘人，浮橋即被折斷，部隊被迫涉水過河，延長了渡河時間。加之，由於是隆冬季節，很多人衣服濕透， 造成了部隊的疲憊。
5 日上午，北移部隊的前鋒老三團到達茂林鳳村，二營前出到鳳村與高坦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向丕嶺方向警戒。
下午 3 時，各縱隊到達茂林等指定地點：一縱隊到達大康、王府、鳳村一帶（大坑王附近）；二縱隊到達茂林、鳳村附近；三縱隊到達小河口、銅山一帶；軍部及直屬隊到達茂林潘村；後衛五團到達溪口、安吳章村。
到達指定地點後，新四軍在茂林休息一天，並做了一些宣傳工作。
在吳家大祠堂內，新四軍軍部隆重舉行了軍民告別晚會。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激動地說：“我們忍辱負重，委曲求全，離開皖南，進入敵後。在我們前進的路上，不管遇到什 麽樣的艱難險阻，我們都誓死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徹底 解放而鬥爭！”
然而，就在新四軍休整的時候，國民黨頑固派也在為發動襲擊準備著。
按照上官雲相製定了具體“進剿計劃”，此時，國民黨第40 師已經部署完畢；從宣城調來的第 108 師，從浙江抗日前線調來的地 79 師和第 62 師一部也已經到位；跟蹤來的第 144師和新 7 師，已經占領雲苓等地。各路頑軍在茂林地區已經布置好一切，隻等司令長官上官雲相的一聲令下。
可以說國民黨頑固派，已將在茂林一帶的新四軍，包圍得水泄不通。到此時，新四軍負責人才明白，對方對新四軍不但要加以個別的襲擊，而且要全部予以殲滅。
5 日晚間，葉挺、項英等就仔細研究對策。當時決定的方針是：友軍不開槍，則新四軍決不開槍；新四軍繼續向蘇南進發，其路線則鑽友軍包圍圈之空隙。
循此方針，乃找熟悉當地地形之工作人員及民眾，精密研究脫出重圍之路線。當晚決定之後，即分配各部以具體任務，用電報拍去。
1 月 6 日晨，新四軍第二縱隊老三團三營派出一個排向高壇方向警戒。
7 時許，該排遭國民黨 40 師 120 團搜索部隊襲擊。當時， 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的第一槍打響了。新四軍被迫自 衛。
經過激烈戰鬥，頑軍被擊敗，新四軍俘獲頑軍 7 名，繳槍 7 支。
局勢的變化，要求新四軍盡快針對新情況作出一些調整。6 日下午，新四軍軍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大祠堂”召開了新四軍各路縱隊領導幹部的軍事會議，史稱“潘村會議”。
會議研究了具體的行動方案，形成了決定：以一縱隊全部出球嶺，二縱隊出丕嶺，軍直屬隊（包括教導總隊）隨二縱隊行進，三縱隊（欠五團）出高嶺，五團為全軍後衛；並決定六日黃昏開始行動，七日拂曉通過各嶺，正午前到達榔橋、星潭地區（旌德以北）。
6 日黃昏，我軍各縱隊按照計劃行動，繼續向星潭、榔橋方向前進。
1 月 7 日拂曉，新四軍二縱隊偵察部隊在由茂林向南入濂坑到達丕嶺時，遭到國民黨 40 師 1 個連的攔阻，皖南事變正式打響。新四軍三路縱隊都遭到敵人襲擊，這是皖南事變血戰七天七夜的開始。
新四軍二縱隊經過激戰、強攻，占據了海拔 600 米高的丕嶺。然後，部隊猛撲星潭，在坑口遭到國民黨 40 師 120 團兩個營攔截；所屬前衛團（新三團）抵達星潭外圍，遭到原據守丕嶺國民黨 40 師 119 團某加強連狙擊，該連一麵向星潭方向潰退，一麵利用崎嶇山路節節阻擊，當新四軍勇猛衝殺多次，均為扼守隘口的國民黨軍猛烈火力所阻。
加之，星潭河東國民黨守軍又以密集炮火對新四軍進行狙擊，致使新四軍傷亡嚴重，戰鬥一時呈膠著狀態。
在二縱隊與敵人展開廝殺的時候，新四軍一縱隊在大康占領求嶺後，剛越過坑口小河，就遭到國民黨 40 師 118 團狙擊。
雙方發生激戰，一縱隊被敵人重兵圍困於求嶺，而與兄弟縱隊失去聯絡，最後被敵擊破。其中一部分從星源突圍勝利到達無為，一縱餘部繼續前進占領榜山。
與此同時，新四軍三縱隊占領了高嶺，向星潭方向前進， 在牛欄嶺一帶與國民黨 40 師 119 團遭遇，擊斃敵營長後追南昌至龍首山一帶，在銅山麻嶺與國民黨軍 79 師交火。經過激戰，繼續向東推進至星潭 15 華裏處，忽又遭狙擊。
由於新四軍的三路縱隊都遭到頑軍的阻擊，故而星潭會合的計劃受挫。
當時，守備星潭之頑軍四十師，雖是國民黨軍隊中有較強戰鬥力的部隊，但據作戰科長李誌高偵察獲悉，人數並不多，僅僅有兩個營的兵力。
7 日下午 3 時許，葉挺、項英等人，在百戶坑召開長達七個多小時的會議研討對策，與會人員先後提出多種突圍方案。這就是“皖南事變”中的“七小時緊急會議”。
當時，葉挺軍長的決心是要三團的一個營出擊，另外再從後麵調五團的一個營，從側麵迂回一下，堅決把星潭打下來。
但是項英不讚成這個方案，他強調我們的部隊向來不打 硬杖，要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硬拚恐怕不行。項英擔心的是， 怕攻不下星潭，我軍的處境就困難了。
就是在打星潭還是不打星潭這個問題上，決心定不下來， 議了好久，沒有結論。
此時，新四軍的廣大將士都很關心軍首長的決心，司、政、後機關的不少幹部都跑到軍首長開會的這間草屋內來打聽消息。
大約從下午3 時討論到夜間10 時，軍首長還是舉棋不定， 也沒有給部隊下達任何指示。
此時，葉挺實在無法忍耐了，有些氣憤地說：“時間就是勝利，不能夠猶豫不決，不能夠沒有決心。我的態度是，錯誤的決心我也服從，現在就請項副軍長決定吧，你決定怎麽辦就怎麽辦。”
最後，項英決定，不打星潭，大部隊後撤回到丕嶺以西， 並要五團控製高嶺，準備出太平。這樣，原計劃各路縱隊於 星潭會合的整個部署被打亂了，部隊的士氣也受到挫傷，指 揮員們也議論紛紛。
就這樣，丕嶺山下的這次七個小時會議，不僅喪失時間， 貽誤了戰機，而且下達了一個錯誤的決心，帶來了不堪設想 的後果。
就在當天晚上，上官雲相下達總攻命令，敵 52 師、40 師、79 師、144 師向新四軍各路縱隊發動夾擊。
7 日午夜，新四軍軍部折向丕嶺以西的裏潭倉。裏潭倉是山穀中的一個小村子，隻有幾間東倒西歪的茅屋。從這裏向東可出丕嶺，向南和東南可出高嶺、濂嶺，向西可出高坦達茂林，是山穀中必經的交通要道。
軍部到達裏潭倉時，已是 8 日淩晨兩三點鍾了，決定在此宿營，實際是露營，除軍首長以及作戰和機要部門等住進幾間茅屋外，其餘人員都在山坡上的樹林裏休息。
休息了幾個小時後，因起得晚，吃過早飯已近中午了， 部隊就向高嶺前進。
大約行軍兩三小時，在岔道口錯向濂嶺走去。此時特務團已撤回濂嶺，與敵七十九師正對峙中。正在全體向後轉， 改向高嶺進發時又獲悉敵七十九師另一部正向高嶺攻擊前進，與我五團對峙中。不得已，軍部又隻好折回原地到裏潭倉宿營。
原計劃各路縱隊於榔橋、星潭地區會合，沒有能夠實現。出高嶺又為敵所阻。
大部隊如此輾轉反複，時而向東南方向行動，時而向西北方向行動，在山穀中來回折騰，打亂了行軍部署，部隊十分疲勞。
當日晚上大約在夜間八九點鍾，軍部在裏潭倉得到一個消息，上官雲相令“集團軍決於明（9）日正午以前將匪包圍於現地區而聚殲之”，國民黨軍緊縮包圍圈，調 144 師由茂林進占高坦，堵我後路合圍，以收夾擊之效。
聽到這個消息後，新四軍軍部在裏潭倉徐家祠堂召開會議，軍首長立刻決定，馬上集合部隊出發，由二縱和軍直部隊向茂林、高坦方向突圍，搶先於頑軍，經高坦、茂林方向突出去，仍由銅陵、繁昌之間直插江邊北渡。
9日晨，葉挺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率領三團、教導總隊和軍部直屬隊，擊退國民黨第 144 師堵擊進入高坦，又受包圍。
新四軍終日在高坦與頑軍激戰。這天，1 縱隊在裘嶺一帶與國民黨第 52 師激戰，軍部命令他們堅守陣地，牽製 52 師、40 師，掩護新四軍軍部、2 縱隊、3 縱隊突圍，必要時相機突圍。
下午裘嶺失守，傅秋濤帶領一部分向東南突圍進入旌德、寧國邊緣山區，另一部分向東流山撤退與軍部匯合。三縱隊 打到高嶺，奉命向軍部靠攏。
黃昏時，敵我雙方的態勢是：國民黨第 144 師被擊退後龜縮茂林，夜間也不敢向我進攻；我軍也由於連日行軍作戰， 相當疲勞，難以攻下茂林。
在這種情況下，葉挺在高坦汪家祠堂召開團以上會議， 決定甩開茂林之國民黨軍，率部隊向東南方向轉移，沿東流山麓，經石井坑、大康王，在涇縣、丁家渡之間過青弋江至孤峰，然後從銅陵，繁昌地區北渡長江。
隨後，部隊撤出陣地，離開高坦，向東北方向開進。
為了避免敵人的襲擊，我軍連馬也不能騎了。後來，聽到了槍聲，先是聽到遠處有槍聲，接著是到處打槍。天黑， 不知道是誰打槍，以為是發現了敵人，但又不知道敵人在哪裏。
拂曉時，部隊才走到石井坑。從高坦到石井坑隻十來華裏，整整走了一夜，人累得要死。到了石井坑，葉挺走不動了，他的馬也不知道哪裏去了，就坐在山坡上休息。
10日下午，項英等人陸陸續續地回來了，與葉挺軍長、饒漱石見了麵。隨後召開了會議，對軍部一些人的職務作了調整。
經過 10 日這一天的收容整頓，總共還有五千人左右，這些部隊集中起來經過組織整理以後，戰鬥力有了很大的恢複， 當即調整了守備部隊的任務。
經過十日這一天的收容整頓，總共還有五千人左右，這 些部隊集中起來經過組織整理以後，戰鬥力有了很大的恢複， 當即調整了守備部隊的任務。
接下來的兩天，敵雖向我軍發起兩次總攻，但均被我擊退，還繳獲了不少武器彈藥。
此時，新四軍的首長們在開會，議討論了整個作戰問題。當時葉挺是堅決主張守，甚至有“創造第二個黃花崗”的想法。但敵人采取的是分進合擊、前堵後截、四麵包圍的戰法， 我軍想把整個部隊一起帶出去是做不到的，長期堅守也是沒 有條件的。
13 日，上官雲相命令發起總攻。上午無大的戰鬥。下午， 敵人開始第三次總攻時，五團在東流山的陣地被敵占領，傷 亡甚重，陣地全部動搖，雖經竭力爭奪，也未能奪回。
同時我、特務團的陣地也為四十師出薄刀嶺的部隊突破， 於是，戰爭進入混戰狀態。
一到黃昏，周圍流彈紛飛，四麵八方向石井坑這個地方發起攻擊，情況非常危急。
在這個情況下，軍首長們經過研究，決定分兩路突圍： 葉挺、饒漱石為一路，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為一路，其餘各部隊向四麵八方分散突圍，總的目標一個是蘇南，一個是經銅、繁到皖中，以盡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幹和有生力量。
新四軍軍首長分散突圍的命令下達以後，全線都向外衝出去。
部署完分散突圍之後，葉挺率領軍部撤離石井坑，翻過火雲尖，到達大康王。但由於坑口被頑軍第 108 師封鎖，軍部在西坑受阻。
遭到頑軍的進攻之後，葉挺一行被迫撤退到了海拔 882 米的承流峰山脈。這時，饒漱石建議，由葉挺出麵與頑軍談判，以挽救新四軍的危局。
明知道談判無望，14 日下午，葉挺依然前往第 108 師， 與頑軍談判，隨即遭到扣押。
另一路方麵，項英、袁國平、周子昆 3 人在離開部隊後，見滿山都是敵人，又折回來隨大部隊行動。袁國平受傷後， 為了不拖累戰友而自殺。項英與周子昆攜帶著作為新四軍經費的金條，卻引來了殺身之禍。他們在一個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時，被叛徒劉厚總殺害。
也就是在這日黃昏，新四軍陣地全部失守，餘部分散突圍。在整個皖南事變中，大約有 2000 餘人先後成功突圍，其他大部分人壯烈犧牲，或者被頑軍俘獲。
在抗日戰爭的危難之際，在世界反法西斯最為艱苦的時刻，國共兩軍在此激烈的博殺，新四軍九千將士的鮮血，數千英雄的傷亡，一時間震驚了世界！
有理有節予以反擊
1941 年 1 月初，新四軍的北移時刻牽動著中共中央領導同誌的心，遠在延安的毛澤東，遠在重慶的周恩來，和在江蘇鹽城的劉少奇，時刻關注著茂林，關注著北移新四軍的安危。
1 月 7 日，當北移部隊在茂林地區休整時，毛澤東等人即電告葉挺、項英，不宜在此地久留，以迅速通過其包圍線為有利。
皖南北移部隊遭到突襲後，項英同誌先是作出改由原路折回，向西南方向突圍的錯誤決定，使已在東進中取得初步勝利的部隊失去了衝出包圍的時機。
因為通訊被阻斷，事情發生後三四天，毛澤東才得到確實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劉少奇在 1 月 9 日發來的兩封電報， 一封電報說“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黨嚴重交涉”。
另一封電報報告：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並令小姚（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挺）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
12日，中共中央作出新四軍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挺同誌負總責的決定。當得知北移部隊多次突圍未能成功，全體官兵已瀕絕境，準備犧牲時，毛澤東等一麵指示葉挺同誌速謀突圍，注意與包圍部隊負責人進行談判，一麵電告恩來同誌，速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並向各方呼籲求援，促國民黨改變方針。
13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彭、葉、項名義發出通電，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
為了挽救皖南新四軍危局，劉少奇、陳毅還向中央提出發動蘇魯攻勢，包圍沈鴻烈、韓德勤部的建議，以便憑藉這種形勢提出交換條件，迫使國民黨在皖南撤圍。
當延安的毛澤東、蘇北的劉少奇積極為皖南部隊突圍苦思冥想的時候，身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的周恩來，則就更加繁忙了。
1 月 7 日，周恩來接到中共中央轉來新四軍軍部在北移途中被圍的告急電，他憤慨萬分，立即向國民黨談判代表張衝提出嚴重抗議。
隨後，周恩來又分別向顧祝同、蔣介石、何應欽、白崇 禧、劉斐提出抗議，並嚴正聲明：如不製止對新四軍的包圍、襲擊，“新四軍隻有突圍四出，散於民間，戰於敵後”。
1 月 11 日，周恩來出席了《新華日報》創刊三周年的慶祝晚會。會間，接到新四軍被包圍、襲擊的急電，他立即在會上宣布皖南事變，譴責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遙祝新四軍衝破重圍和黑暗。
就在這時，飯廳裏的電燈突然熄滅，四周一片漆黑，過了一會兒才亮起來。
周恩來激勵大家說：“有革命鬥爭經驗的人都懂得怎樣在光明和黑暗中奮鬥。不但遇著光明不驕傲，主要是遇著黑暗不灰心喪氣。隻要大家堅持信念，不顧艱難向前奮鬥，並且在黑暗中顯示英勇卓絕的戰鬥精神，勝利是會到來的，黑暗是必然被擊破的。”
隨後，周恩來指示新華日報社，在次日的報上報道他的發言中透露新四軍北移中受到包圍襲擊的消息。
當晚，周恩來召開南方局緊急會議，研究事變發生後的局勢和鬥爭的方針，組織力量，廣泛地向國民黨內主張團結抗戰的人士以及社會各方麵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罪行。次日，周恩來收到中共中央來電：新四軍在茂林被國民黨軍隊重重包圍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並向各方呼籲，證明國民黨有意破裂，促國民黨改變方針，否則有全軍覆滅危險。
於是，周恩來立即發動中共在重慶的工作人員，四出向國民黨元老和抗戰派、國共以外各黨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聞界，揭發何應欽、白崇禧的反共陰謀。
1 月 14 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同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崔可夫商談。崔可夫建議皖南新四軍主力“堅持北上”，到江北後如蔣繼續逼你們北上，可提出鑒於皖南事變；江蘇境內國民黨軍須全數離境作為安全北上的條件；江南視情況留一小部幹部和武裝，“埋在民間”。還說國民黨如繼續內戰，他有權暫停援華軍火於途中。
周恩來將談話情況電告毛澤東，並就崔可夫要求將我國內情況特別是國共關係隨時通知事請示。毛澤東答複可以告知。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等人一麵致函蔣介石，要他速令包圍新四軍的部隊立即停止攻擊，撤圍，讓路；一麵電責顧祝同。
盡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誌，為了北移新四軍的突圍，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由於國民黨頑固派不顧民族大義，一意孤行，向新四軍發動了總攻。
麵對比自己多五、六倍的國民黨軍，新四軍浴血奮戰了七晝夜，終因處置失措，彈盡糧絕，基本覆沒。除兩千多人突圍皖北、蘇南外，其餘或受傷被俘或壯烈犧牲。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蓄謀製造的皖南事變， 以新四軍遭受血腥大屠殺震驚世界。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檢討新四軍失敗的原因。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實行全國的政治反 攻，像我們前次反對第一次反共**時一樣非常強硬的態度， 隻有不怕決裂，才能打退國民黨的進攻。
毛澤東還指出：左派主張我們馬上與國民黨大打起來， 我們也不能實行這種政策。
就在中共方麵為痛失幾千名抗日健兒憤怒不已的時候， 蔣介石並沒有停止他反共的腳步。
1 月 17 日，蔣介石發布取消新四軍的命令，把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把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推到了頂點。國共關係已處於異常緊張的狀態。
這時，毛澤東反而更加冷靜起來。他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隻能取守勢”。
於是，一輪猛烈的政治攻勢開始了！
在重慶的周恩來，義憤填膺地打電話給皖南事變策劃者 之一的何應欽，痛斥他：“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隨即周恩來又驅車到國民黨談判代表張衝處，當麵提出質問和抗議，再返回紅岩。
當晚，南方局在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召開會議，仔細估計國民黨命令公布後的局勢，研究如何向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國民黨頑固派這一破壞團結抗戰、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決定在《新華日報》上刊登周恩來為皖南事變所寫的題詞。
當時，國民黨有著嚴格的新聞檢查製度，報紙稿件都需事先經過審查，有關皖南事變的記載全部被扣。他們還不放心，那天晚上十點多鍾，新聞檢查所派人來到新華日報社， 坐等審查第二天《新華日報》的大樣。
在這種情況下，報社準備了兩種不同版麵：一種是給新聞檢查所派來的人看的，上麵沒有周恩來的題詞；另一種刊登有周恩來的題詞手跡。
周恩來在紅岩辦事處把題詞寫好後，派副官立刻送往報社，並且指示：要報社加快編排和製版力量，組織好發行力量，務必搶在第二天各大報發行以前，將報紙送到廣大讀者手中。
在第二版占六欄地位的是一條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在第三版占五欄地位的是一首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報社將題詞刻成木版後，立即拚版，加速印刷。黎明前就把印好的報紙包在鋪蓋卷裏，裝在籮筐裏，從紅岩後山偷運進城，送到讀者手中。
報紙上周恩來這滿含悲憤的二十五個字，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強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變的實質，表達了對國民黨頑固派最強烈的抗議。
當國民黨頑固派發現市麵上出現印有周恩來題詞手跡的報紙時，大批報紙早已衝破山城的濃霧傳遍了全城，轟動了整個重慶。
這天的報紙，上午就在市內銷完，每份後來增賣到五角， 報紙銷量從平時的一千份猛增到五千份，在社會上產生巨大 的反響。
後來，毛澤東還從延安致電周恩來說：“收到來示，欣慰之至，報紙題字亦看到，為之神王。”
《新華日報》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血腥行為之後，中共中央連日向重慶方麵發出指示：蔣介石似有與我黨破裂決心，我們決定政治上全麵揭露蔣的陰謀，惟仍取防禦姿態； 軍事上先取防禦戰；組織上準備撤消各辦事處，幹部迅速撤退，恩來、劍英、必武、穎超等重要幹部於最短期間離渝， 非黨幹部迅速向南洋國外撤退，《新華日報》應縮小版麵，每日出半張，對辦事處人員進行革命氣節教育，銷毀文件、密碼、電稿等。
收到中央指示後，周恩來等人召開了南方局會議。鑒於局勢的緊張複雜，周周恩來表示：我要堅持到最後。這個意見後來得到中共中央同意。
既然繼續留在重慶，鬥爭就要繼續進行下去。1 月 19 日， 周恩來指示秘密散發由南方局軍事組起草，並經周恩來修改 的傳單：《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
同時，周恩來、董必武還建議，用新四軍各支隊名義發 出通電，拒絕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要求恢複新四軍， 釋放葉挺和被捕官兵，退還槍枝器材；控告顧祝同、上官雲 相，要求嚴懲肇事將領；並聲明在原地堅持抗戰，決不接受 任何亂命。
此外，周恩來還建議，由八路軍將領發表通電，一麵聲援新四軍，一麵表示堅持抗戰，保衛西北，要求發餉發彈， 保護交通，抗議撤銷駐桂林辦事處；由延安發表一個廣播談話，並印發各地。
中共中央采納了周恩來、董必武的這些建議。
為了實現政治上的全麵進攻，周恩來、董必武等在重慶廣泛地同馮玉祥、黃炎培、侯外廬、翦伯讚等社會各界人士接觸，以爭取他們對共產黨的支持。
在外交方麵，周恩來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當時，英美政府對蔣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來是讚同的， 但又害怕由此引起中國的大規模內戰，不利於他們利用中國 牽製日本的目的。
為此，周恩來於英國駐華大使卡爾進行了麵談。英國政府收到卡爾報告後，告訴蔣介石說：內戰隻會加強日軍的攻擊。
美國方麵也不甘寂寞，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裏來華訪問，直接提出要見周恩來。
見麵中，周恩來針對美國因擔心日本南進而急盼中國內部團結抗日、以便牽製日本兵力的心理，向居裏提供了國民黨製造磨擦的材料，說明蔣介石如不改變反共政策，勢將導致中國內戰，使抗戰停火，而便於日軍南進。
居裏表示：美國讚助中國統一，反對日本。如果中國分裂，美國將很難給予援助。
隨後，居裏會見蔣介石時正式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
美國在援助國民黨問題上的態度發生這樣驟然的變化， 對國民黨是很大的壓力，使宋子文、蔣介石等人“甚以此為慮”。
除了和國際政界人士接觸外，周恩來還格外注意與國際 媒體的聯係。他發電報給之前曾經來華的美國記者斯特朗， 建議她發表所知道的情況，並附去中共中央軍委關於重建新 四軍的命令。斯特朗立刻通過紐約一些報紙和《美亞》雜誌， 披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
在周恩來積極為皖南事變奔走的時候，在延安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也在為解決這個問題而辛苦工作著。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付時局的辦法。毛澤東指出，要挽救時局，實現好轉，必須由國民黨當局取消 1 月 17 日的命令。
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軍委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委實際工作由主席團辦理。駐國民黨統治區的各辦事處實行撤退。
當天，根據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延安發布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
隨後，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全軍為七個師和七個獨立旅，共九萬多人，在大江南北堅持敵後抗戰。
中國共產黨的正義自衛立場，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廣大人民、民主黨派、國民黨內的民主進步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
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等聯名致電蔣介石， 指出：彈壓共產黨使中國有發生內戰之危險，今後必須絕對停止以武力攻擊共產黨，必須停止彈壓共產黨的行動。
馮玉祥、於右任、孫科等先生也對蔣介石、何應欽的舉措表示不滿，憂慮國內前途。各地方實力派人物包括在第一次反共**時的主角閻錫山、胡宗南等，在這次反共事件中站到了中間派立場。
旅港進步人士張一麟、金仲華等 400 餘人，為皖南事變致電林森和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反對槍口對內。
美洲洪門致公黨總監司徒美堂、阮本萬等致電蔣介石、毛澤東，請兩黨領袖速行負責解決兩黨糾紛，放棄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攜手抗戰，使河山光複，領土完整。
陳嘉庚代表 3100 萬僑胞為皖南事變通電全國，呼籲“製止內戰，加強團結”。
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邵力子致電蔣介石，告以國際輿論的譴責，曉以利害。
此外，英國、美國和蘇聯等國大使和特使等，都先後會見蔣介石或國民政府要員，就皖南事變勸導停止衝突或提出質問。
到此時位置，蔣介石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狽境地，這是他根本沒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連日本軍隊也沒有因為他發動反共內戰而停止進攻。
皖南事變後，蔣介石乘勢將調集的三十萬大軍指向豫皖蘇地區，企圖“肅清”津浦路以西的八路軍、新四軍，然後深入蘇北、山東，以達到“驅逐”華中我黨武裝至黃河以北的目的。
但正在這時，日本侵略軍發動了河南戰役。1 月 26 日， 日軍以五個師團兵力分三路向河南大舉進犯，將十五萬國民黨軍包圍於平漢路以東。兩軍主力在信陽一帶發生激戰。在日軍出其不意的進攻下，蔣介石不得不把部分“剿共”部署改變成抗日部署，數萬大軍倉皇從“剿共”駐地撤回。
無可奈何的蔣介石，被迫於 3 月 8 日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演說中保證：“以後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並不得不收斂反共活動，這標誌著國民黨頑固派發起的第二次反共**被打退。
皖南事變的成功反擊，意義深遠。首先，蔣介石一舉消滅新四軍的陰謀破了產。新四軍軍部重建後，力量得到了更大發展。不僅擴大和鞏固了蘇北解放區，而且使華北八路軍和華中新四軍開辟的抗日根據地逐漸聯成一片，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妄圖把八路軍、新四軍趕到黃河以北的如意算盤。其次，還爭取了廣大的中間派。在與國民黨頑固派鬥爭的重大關頭，他們同情和支持了我們。從此以後，他們在中 國的政治舞台上日趨活躍，逐漸形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
再次，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聲望空前提高。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原以為可以關起門來打內戰，日本人會鼓勵他，英美會不作聲，蘇聯會不關心。
但是，他的估計全錯了。我黨進行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贏得了世界進步輿論。國際社會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抗擊日本的重要力量，漸漸地改變了過去那種不屑一顧或不以為然的蔑視態度。
最後，皖南事變中，我黨采取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讓政策取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變後，轉入猛烈的政治反攻，也為全國人民所讚許。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階級力量的對比在發生變化，這對我黨日益成為了堅持團結抗戰的決定因素和領導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