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隊急速來到刁旺溝村口，安正福派一名隊員擔任警戒，其他隊員跟著老大爺悄悄向一大間低矮的土房走去。
安正福示意了一下，一名戰士就堵在門口，3名戰士躡手躡腳爬上房頂。安正福從門縫向屋子裏望去，隻見地上站著幾個土匪，手裏抖著搶來的東西在分贓，炕上躺著的土匪正在噴雲吐霧地抽大煙。
安正福看到土匪這副模樣，禁不住怒火衝上心頭，一腳踹開門，對著土匪大喝一聲：“不許動！”
3名隊員隨他一道衝進屋裏，用槍口對準土匪，高喊：“不許動，繳槍不殺！”
促進根據地全麵恢複
從1942年7月起，敵人對大青山各地區大“掃**”的時間加起來長達83天之久。敵人的“三光”政策，使大青山遊擊區的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如武川縣四合鄉，在“掃**”之前有200戶人家，“掃**”後僅剩下40多戶。經過敵人的“掃**”，當地不少群眾被迫離鄉背井，到外地謀生。
敵人為了徹底摧毀大青山抗日根據地，消滅我軍，又增修了40多個據點，挖了許多“封鎖溝”，壘砌了許多“封鎖牆”，妄圖隔斷遊擊區與外線的聯係。
同時，敵人還派出大批特務、漢奸四出活動，偵察我軍行蹤；殺害了許多基本群眾和與我有聯係的人員等，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由原來最大時的10多個縣，縮小到隻有幾個山區的範圍，人口由50萬減少到不足10萬。
不僅大青山戰略區如此，在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其他地區也是如此，日寇的“掃**”，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摩擦、經濟封鎖，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讓晉綏根據地遭遇了嚴重的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我晉綏抗日根據地在人力、財力、物力等方麵都遭到很大損失，根據地的麵積減少了1／3，人口減少2／3以上。
黨中央時刻關心著晉綏抗日根據地的抗日鬥爭。
1942年10月，黨中央晉綏分局在林楓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門聽取了張達誌、蘇謙益等人的匯報。
會上，林楓同誌傳達了毛澤東到敵後之敵後和把敵人擠出去的指示。會議分析了根據地的形勢，研究了今後如何堅持根據地的鬥爭，恢複遊擊根據地局麵的問題。
為了解決根據地的經濟困難。1942年6月8日，黨中央為了統一晉綏與陝甘寧兩個地區的財政經濟，決定組織財經委員會。
委員由陝甘寧和晉綏兩區的主要負責人和從事財經工作的幹部共19人組成，林伯渠任主任，賀龍任副主任。
此後不久，成立了西北財經辦事處，作為財經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負責具體管理邊區財經工作。賀龍兼任財經辦事處主任。
當時，根據地財經工作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入不敷出。為此，賀龍與林伯渠及財辦人員商量後，決定采取一個特殊辦法：邊區政府撥給各軍分區500萬元，由各分區包幹自行解決各地區的經濟問題。
這樣一來，根據地暫時擺脫了政府收支不平衡問題，但卻加重了軍隊的負擔。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賀龍把各分區和各旅的領導人找來，對他們說：“過去，水是順流的，由上往下；1943年由下往上流。上麵向下麵要飯吃，因為你們有生產力量，有商店、騾馬店、運輸隊，有基礎嘛。”
“你軍隊吃什麽，地方幹部就吃什麽，你穿什麽，地方幹部就穿什麽。地方上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辦公紙張就同你要。上麵總共補助500萬元，其餘的要軍隊負擔。”
根據這個思想，賀龍下令各分區成立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軍隊、地方的財經工作，以集中財力，分區包幹，度過困難。
當時，晉綏抗日根據地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向國民黨統治區輸出食鹽和別的土特產。
然而，在這之前，由於沒有統一領導，根據地內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造成邊區政府得不到應有收益。
根據地內的財辦成立後，抓緊時間，建立了邊區的政府物資局，把陝甘寧和晉綏兩個區域的貿易統一管了起來。對食鹽和各類外銷的土特產實行統銷。這樣一來，邊區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證。
經過一年的努力，至1944年初，根據地財政經濟情況開始好轉。這一年，根據地內的耕地麵積得到擴大，織布數量得到提高，工業也有了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在晉綏根據地進行恢複的過程中，各個根據地做得都非常好，其中，大青山根據地做得尤其突出。
1942年10月24日，晉綏分局和軍區決定將綏遠和雁北合並，成立了以高克林為書記、胡全為副書記的中共塞北區工委，和以姚喆為司令員、高克林為政委、郭鵬為副司令員、張達誌為副政委的塞北軍分區，統一領導綏遠和雁北地區的抗日鬥爭。
同年11月24日和1943年3月14日，晉綏分局又兩次給塞北工委發出指示信，對如和堅持大青山鬥爭又作了詳盡、明確的指示。
信中指出：必須充分估計到敵人大“掃**”之後我們麵臨的困難形勢，準備在最壞的形勢下堅持工作；今後綏遠黨組織的基本任務應該是堅決依靠群眾，團結各種抗日力量，堅持遊擊戰爭，積蓄力量，以待有利時機。
同時，晉綏分局還對怎樣貫徹執行中央為綏遠工作確定的隱蔽鬥爭的總方針，開展大青山的群眾工作、統戰工作、偽軍工作等問題作了重要指示。
應當指出，過去幾年大青山抗日鬥爭所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在鬥爭中也創造、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但是，從領導工作上看，也出現過一些缺點和失誤。
這主要表現在對中央關於綏遠敵占區工作的決定研究不夠、認識不足、執行不力，在軍事鬥爭、統一戰線、地下鬥爭、對偽軍偽政權工作中注意隱蔽政策不夠，因而過多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給工作帶來了一些損失，影響了大青山鬥爭取得更大的成績。
為此，塞北工委實事求是地總結了幾年來大青山鬥爭中的經驗教訓，根據上級指示，結合當時實際，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使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局麵得到了較快的恢複與發展。
首先是教育幹部深刻理解隱蔽鬥爭的方針，堅定抗戰必勝信心。為了對幹部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教育，凡從大青山來到後方的團以上幹部和地下黨員，工委書記高克林都親自找他們了解情況，交代任務、政策和工作方法，使他們能直接掌握上級的指示精神，便於指導上作。
從1943年3月開始，塞北工委以分批輪換的方式，集中負責千部在山西偏關縣進行整風，把學習黨中央和晉綏分局對大青山鬥爭的指示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使大家的思想水平和政策觀念有了較大的提高，為後來鬥爭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
同時，各級黨組織還加強了思想工作，特別強調共產黨員和各級幹部要以身作則，為群眾作表率。廣大黨員千部也正是這樣做了。
在大“掃**”之後、大青山各遊擊區如同經曆了一場嚴重浩劫，房屋幾乎被敵人毀盡，群眾大批逃亡。我軍的物資給養供應更加困難，住沒處住，吃沒吃的，各級幹部都跟普通戰士一樣，爬冰臥雪，餐風飲露，帶領部隊戰鬥在大青山需要補充幹部的時候，暫時撤到雁北的同誌都爭先恐後地要求去前力。
一大批優秀幹部為堅持大青山地區的抗戰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從1943年至1945年春，僅綏南地區犧牲的地區級主要負責人，就有崔岩、程仲一、張雲峰同誌。
我根據地同誌就是靠著這樣一支堅強的幹部隊伍，保證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帶領部隊英勇鬥爭的。
其次，改變組織形式、鬥爭形式和工作方法。塞北工委成立後，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精兵簡政的政策，首先對部隊和政權機關進行了精簡，各級黨政軍領導合並辦公；黨的領導同誌兼任同級部隊或遊擊隊政委，縣、區長兼遊擊隊隊長；減少機關人員充實基層；將老弱病殘者送往後方學習，將減員較多的連隊做了合並。
各級黨政軍機關實行精簡之後，人員比過去減少了30％多，各級政府人員總共才130名。這對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和減輕群眾負擔起了很大作用。
為了使群眾鬥爭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將公開的群眾抗日組織改為“灰色”的，群眾采取合法與隱蔽相結合的方式進行。
黨員幹部在群眾中活動，必須改名換姓，在群眾中認親拜友，並以合法的職業為掩護。
鑒於前幾年把黨的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混淆曾帶來的教訓，這時將這兩項工作完全分開了。
再次，大力進行分化瓦解敵偽組織的工作。大青山地區偽軍番號多、數量大，最多時達20000餘人。所以，爭取偽軍中立或同情、支持抗日是十分必要的。
過去幾年，我根據地同誌在爭取偽軍工作方麵取得了很大成績，得到了上級的肯定。但是，在一段時間裏，由於一些同誌工作中采取了一些不適當的做法，使這項工作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
1942年7月大“掃**”以後，日軍在加緊對偽軍控製的同時，又在城鄉建立了許多新的偽組織，如“清鄉青年隊”、“滅共青年隊”等，甚至青洪幫等封建迷信團體也成為敵人利用的對象。
這樣，加上原有的警察隊、特務隊，以及各鄉的“情報聯絡員”，使大青山地區形成了一個特務情報網，敵人的目的，是企圖使我軍無法活動，進而消滅我軍。
因此，對偽軍偽組織的爭取工作做得成功與否，將直接關係到大青山遊擊根據地局麵的恢複與發展，我們在這方麵下了很大力量。
比如，1943年8月，原騎兵第一團政委李佐玉率領幾支武工隊挺進歸武地區活動。
起初，敵人很猖狂，特務、漢奸像魔影似地跟著，武工隊經常遭敵人襲擊，李佐玉等同誌根據塞北工委指示，下工夫爭取偽軍、偽組織。他們對當地的“清鄉青年隊”等偽組織成員，一一進行了調查，然後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
對於同情抗日者，就秘密地與之聯絡；對於動搖不定者，就反複與其談話，宣傳抗戰必勝的道理，指明其麵臨的兩種前途，啟發其愛國心，或通過其親屬進行說服爭取；對頑固投日分子，則堅決予以打擊。
經過一段艱苦細致的工作，歸綏郊區哈拉沁、大窯子、西區溝、胡潤油房營子的“清鄉青年隊”、旗下營的“滅共青年隊”、武川縣的壽陽營子警察署和特務隊、武川縣蒙占寺特務隊等許多偽軍、偽組織成員態度大變，他們有的對我軍的規勸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不幹涉”態度，有的為我軍放哨、偵察，遞送情報，購買物資，使我武工隊在敵占區竟能行動自如，歸武地區的局麵終於打開了。
1944年8月6日，日軍警務段副段長內田留三郎，帶領一支有20名日軍、40名偽軍的特別工作隊，到了歸綏郊區韓家窯子，先後兩次派該村“滅共青年隊”隊員偵察我遊擊隊和武工隊去向。
而這些隊員，都將敵人的情報向正在附近活動的我騎兵第二團團長黃厚作了報告。
黃厚立即率兩個連和一個遊擊隊趕住韓家窯子，占據有利地形向敵人發起進攻，隻半個多小時，便將敵人全殲，內田留三郎也被當場擊斃。
此外，我根據地同誌還注重加強群眾工作，軍民團結戰鬥。大青山地區是蒙漢民族雜居，並包括回、滿其他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地區。
在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開創和發展時期，各族各階層群眾曾給了我們巨大的支援和密切的配合，為抗日作出了寶貴的貢獻，軍民關係總的說是很好的。
然而，在這一時期，敵人對群眾的欺騙宣傳卻加緊了。日本侵略者對蒙古族群眾主要是重彈“蒙漢族本來不是一個國家”日軍到蒙疆來是為了“幫助蒙古獨立”等老調。
同時，敵人還施以小恩小惠，挑撥離間，企圖使蒙古族群眾與八路軍脫離關係，反對抗日；對漢族群眾則主要是宣傳“八路軍已被消滅”等，通過各種封建迷信團體散布毒素，進行奴化教育，井在城鄉遍設“俱樂部”(賭場)，以麻痹人民的鬥誌。
為此，塞北工委教育幹部認清生存與政策的關係，樹立依靠群眾是勝利的基礎的觀點，號召各級黨政軍組織和幹部，下大力氣做群眾工作，特別是做好少數民族群眾的工作，與群眾交朋友，堅決消滅違犯群眾利益的現象。
各級政府製訂了嚴格的財經政策和供給製度，盡可能地減少糧草的征收量，並在部隊內部開展節約運動，以減輕人民負擔。
部隊和遊擊隊在活動中，向群眾做深入細致的宣傳教育工作。敵人到哪裏，我黨同誌就跟蹤到哪裏，敵人白天召集群眾開會，我黨同誌就晚上召集群眾“消毒”。
就這樣，人民群眾在實踐中深刻地體會到共產黨、八路軍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他們看到八路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抗日而對群眾秋毫不犯，更竭盡全力支援我軍。
我綏西部隊在大“掃**，後糧草供應經常斷絕，平川的不少群眾便冒著生命危險，翻山越嶺幾十千米，穿過敵人兩三個據點，給我軍送來糧食。
武川縣李氣溝農民白生寶，聽說我隱蔽在山上的部隊沒有磨麵的石磨，經常吃整粒糧食，就利用深夜跑20多千米，把一盤石磨秘密運到我軍駐地，解決了我軍吃麵食的困難。在我大青山根據地同誌的領導下，大青山根據地的恢複很快。至1943年底，綏中地區南至平綏路、東至拐角鋪、北至韭菜溝、西至蜈蚣壩的東西50千米、南北40千米的地區內，都成為我八路軍的活動範圍。
同時，我黨在綏南的蠻汗山和綏西的井兒溝一帶的工作，也開始逐漸恢複。除以上的這些活動外，進行軍事大練兵是晉綏抗日根據地應對困難的一項重要措施。
1943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提出戰備動員，要求邊區部隊在“今年冬季來一個很好的訓練，達到一個當兩個之目的”。
毛澤東還指示“其方法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
根據這一重要指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確定了“以兵為主，人人皆兵，個個都練，士兵訓練又應以技術為主”的訓練方針，要求掀起一個群眾性練兵熱潮，為準備粉碎國民黨軍新的進攻和準備反攻日寇加緊訓練部隊。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聯防軍司令部的要求，晉綏抗日根據地各部隊分別召開幹部會議，進行深入動員。
1944年在全國進入戰略反攻形勢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在1943年冬季訓練基礎上，確定第二年度訓練方針：“鞏固提高技術，著重戰術，加強業務教育，進行全麵訓練。”
在進行練兵的過程中，晉綏抗日根據地還要應付敵人發動的多次“掃**”。盡管如此，晉綏軍區各部隊一邊在加緊圍擠敵占點線和連續發動攻勢作戰，一邊組織了大規模的軍事訓練。
1944年2月上旬至3月初，各主力團先後開始春季練兵。第二十七團、特務團都出現互助小組和小教員製組織形式。
至4月底，各單位都取得一定成績，初步掌握了刺殺動作要領；投彈成績平均每人提高三四米；射擊訓練使戰士懂得了正確射擊要領，但由於訓練時間不長，實彈射擊成績還沒有顯著提高。
6月，晉綏開始了夏季練兵。在這期間，除進一步加強對四大技術訓練外，各部隊戰術訓練都根據軍區指示，吸取春季練兵中在戰鬥環境下進行訓練的經驗，並在一些單位中有所發展。
1944年前後，在黨中央的指導下，晉綏抗日根據地通過財經建設、軍事練兵等活動，經過晉綏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共同努力，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局麵大為好轉，這為根據地即將參加的反攻奠定了基礎。
武工隊積極開展抗日
1942年秋天，為應對日寇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大“掃**”，擔任武工隊隊長、武工隊政委等職的王展帶領20多名幹部，深入到晉西北的神池、五寨二區開展敵後鬥爭。
充滿傳奇色彩的敵後武工隊到底是一支什麽樣的部隊呢？原來，敵後武工隊是抗日戰爭時期由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派出軍政人員，秘密深入敵占區開展鬥爭的精悍的武裝工作組織。
其主要任務是:深入敵後之敵後，發動和組織群眾，恢複、建立共產黨的組織，運用各種方式打擊、動搖與瓦解日偽軍，削弱、摧毀偽政權與偽組織，以配合根據地的對敵鬥爭。
武工隊是人民遊擊戰爭的新發展，它在敵偽統治地區內神出鬼沒，開展政治攻勢，分化瓦解敵偽，當時，曾被人們譽為“對敵鬥爭的‘袖中利劍，懷中匕首’”。
敵後武工隊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為了適應艱苦的對敵鬥爭環境而逐步組建起來的。
1941年為配合發動太平洋戰爭,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加強了對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掃**”和“清鄉”,給敵後軍民造成了嚴重的困難,根據地的麵積縮小了,人口減少了。敵人還采取了新的鬥爭策略,“在軍事的力量中更滲入了政治的力量,它采取了以遊擊戰的方法來對付我們的遊擊戰”。
針對這一情況,各根據地按照1941年5月2日八路軍野戰政治部關於抓緊時機派出小部隊接近敵據點,進行武裝宣傳的精神,於七八月間普遍組織武裝宣傳隊深入敵占區，並逐步建立了敵後武工隊。
王展率領的這支武工隊，隻是當時我黨在敵後建立的諸多支武工隊的一直。在晉西北，王展和他率領的敵後武工隊的主要任務是通過發動和武裝群眾，把敵人“擠”出去。
為瓦解那些為日本人賣命的偽軍，武工隊造了一個花名冊，摸清偽軍家的住地。隻要哪個偽軍欺負老百姓，武工隊就會通過夜間喊話、散發傳單等形式告誡他們。偽軍聞風喪膽，再也不敢隨便欺壓百姓。
此外，王展還組織武裝民兵，發動根據地、遊擊區群眾開展遊擊戰、破擊戰，粉碎敵人征糧、征款等各種鬥爭，沉重地打擊了日本鬼子。
一次，為拔掉敵人的一個據點，武工隊員勸降了據守的偽軍頭目。
第二天晚上，按約定的時間和暗號，武工隊在鬼子的據點外擊掌3次，接上頭後，迅速將據點的狗拴起來，截斷鐵絲網，衝進敵人的據點，沒費一槍一彈，就將敵人全部活捉了。
當然，並不是每次勸降都能成功。在準備拔掉虎北兩個據點時，偽軍頭目拒絕投降。武工隊就利用兩個據點通訊不靈和偽軍害怕日本人的心理，演了一場智取虎北的好戲。
當時，王展挑選幾個機靈的戰士穿上日軍軍裝，化了裝後一路大搖大擺進了據點。他們先讓偽軍頭目帶人到院子裏集合，突然一聲“不許動，舉起手來”。
偽軍個個嚇得要死，很快被製服。然後又用槍頂著一個偽軍，讓守在據點的偽軍下來，沒費一槍一彈就拔了據點。那個時候，日軍對王展領導的武工隊恨之入骨，武工隊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
據王展後來回憶：“4年裏，我都沒有蓋過被子，沒有脫衣服、鞋子睡過覺，也沒有洗過澡。身上到處都是虱子，癢得不得了。好幾次，日本鬼子都來到我們眼皮底下了，我們才逃脫掉。”
王展和他的敵後武工隊在敵人據點周旋鬥爭了4年，直到抗戰勝利。其間，一共打掉了敵人4個據點，消滅偽軍和日本鬼子200多人。
當然，除了王展的這支敵後武工隊，當時在晉綏抗日根據地內，還有其他多支敵後武工隊，尤其是在新成立的塞北區。
1942年10月下旬，黨中央晉綏分局決定將綏遠與雁北合並，成立中共塞北區工委和塞北軍分區，綏察行政公署後也改稱塞北行政公署，統一領導綏遠和雁北地區黨政軍民的抗日鬥爭，黨政軍機關均駐偏關。
1943年春天，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戰場上失利。在中國戰場，抗日戰爭正在向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解放區進入了恢複與再發展階段。
根據毛澤東“把敵人擠出去”的指示，中共塞北區工委決定采取一係列措施恢複和發展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
當年6月，塞北區工委根據綏遠敵占區形勢，決定組織若幹支短小精悍的武工隊，鑽入敵占區，發動與組織群眾，采取多種方式孤立打擊敵人，擠掉敵人一部分據點，逐步恢複抗日遊擊根據地。
一開始，向綏南地區派出的幾支小武工隊都沒站住腳。至7月，塞北軍分區司令部從一團抽出9名幹部戰士組成一支精幹的武工隊，由組織股長安正福任隊長，下有直屬隊指導員李光、排長崔占標、王虎清、李培旺及一個班長和3名戰士，帶步槍5支、短槍4支，向綏南和林縣進發。
安正福武工隊由司令部騎兵部隊護送。從偏關老營出發，晝伏夜行，跋山涉水，到達和林山區燈籠素一帶：護送部隊返回後，武工隊化裝成當地老百姓，在山裏隱蔽了3天。
爾後，他們夜進劉家窯子與群眾聯係，了解到敵人的許多情況和群眾的顧慮。
當時，當地群眾對盤踞這一帶的土匪意見很大，通過剿匪無疑可以讓武工隊贏得當地群眾的支持。
一天晚上，一個老大爺來到武工隊說：“安隊長，刁旺溝村來了9個冒充武工隊的土匪，向老鄉要吃要喝要東西。”
隊員們聽了氣憤地說：“堅決幹掉狗日的，不能再讓這些豺狼再禍害老百姓了！”
安正福命令：“立即出發！”
武工隊急速來到刁旺溝村口，安正福派一名隊員擔任警戒，其他隊員跟著老大爺悄悄向一大間低矮的土房走去。
安正福示意了一下，一名戰士就堵在門口，3名戰士躡手躡腳爬上房頂。安正福從門縫向屋子裏望去，隻見地上站著幾個土匪，手裏抖著搶來的東西在分贓，炕上躺著的土匪正在噴雲吐霧地抽大煙。
安正福看到土匪這副模樣，禁不住怒火衝上心頭，一腳踹開門，對著土匪大喝一聲：“不許動！”
3名隊員隨他一道衝進屋裏，用槍口對準土匪，高喊：“不許動，繳槍不殺！”
抽大煙的土匪一骨碌爬起來，伸手去摸槍。
崔班長機智地飛身跳上炕，一腳踩住土匪的手腕子，用槍口對準了他的腦門，高喊：“不許動！再動打死你！”
土匪嚇得直打哆嗦，全部束手就擒。武工隊繳獲了4支步槍、一支手槍、200多枚子彈和土匪所搶老百姓的東西。
第二天，安正福召集村裏的群眾，把土匪搶來的東西退還給大家。群眾看到自己的東西失而複得，個個笑逐顏開。經過審訊，武工隊判定這些土匪的罪惡並不大，也有悔改之意，經教育將其釋放回家。土匪感恩不盡，表示回去後當個好老百姓。
解決了這股土匪，大大鼓舞了群眾的鬥誌，對其他土匪也起到了震懾作用。老百姓奔走相告：“八路軍真的來了，窮人可有靠山了！”
武工隊趁熱打鐵，又連續消滅了幾股土匪，並把土匪搶來的財物全部歸還群眾，從而得到了當地群眾的擁護。
在此基礎上，武工隊巧用計謀，發動群眾進行合法鬥爭，利用偽鄉政權為我服務，打擊了欺壓百姓、忠心事敵的漢奸，把武工隊活動地區大部分村政權掌握在可靠的群眾手裏，月和鄉、興和鄉、日和鄉、福和鄉等地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
在這個過程中，敵後武工隊爭取兩麵村長的故事很有一點傳奇色彩。
當時，麵對和林縣敵我形勢，我武工隊采取機動靈活的策略，向偽村長、偽保長、偽甲長反複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安正福帶著隊員們來到這些人的家中說：“我們都是中國人，隻要中國人團結起來一致抗日，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你們要為自己將來留一條生路。”
很快，大部分偽村長、偽保長、偽甲長被爭取過來，做了兩麵村長、兩麵保長和兩麵甲長，敵人來了敷衍應付，暗中保護武工隊，為武工隊辦事。武工隊對少數死心塌地的鐵杆漢奸予以堅決打擊。
一天，武工隊來到孔東嶺村，親日的村長郭世魁假惺惺地對安正福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你們抗日我盡力幫忙。”安正福嚴肅地對他提出要求：“既然你要為抗日出力，那我告訴你，對日本人催糧派差要盡量采取推、拖的辦法；發現敵情一定要報，必須是‘假的去，真的來’！”
郭世魁點頭哈腰地應允了。
過後，郭世魁卻在保、甲長中說武工隊的壞話，還把武工隊的活動情況報告了日寇。
安正福采用妙計，利用日寇教訓郭世魁。武工隊員們分頭暗中調查郭世魁貪汙老百姓錢物的罪證，挨門逐戶向老百姓披露，並動員他們簽名、按手印，隨後派一位農民將“狀紙”送到日偽據點。
日寇的翻譯官將“狀紙”內容逐條翻譯給日寇小隊長。小隊長聽了邊罵邊命令屬下：“八格牙魯！你的趕快把郭世魁抓來！”
郭世魁被抓進據點，在日寇的拷問下，承認了貪汙數額。日寇撤了他的職，並讓郭世魁將贓款如數交出，才放了他。
郭世魁恨透了日寇，主動來找武工隊，表示後悔給日寇辦事，又對武工隊承認自己有罪，還主動拿出一定數量的糧食交給武工隊，通過歸綏城裏的親戚為武工隊購買了幾十匹布，算是將功折罪。
在打擊土匪、政權地方偽政權支持後，武工隊在當地的影響逐漸增大。不久，武工隊在郭保窯子接收了第一個誌願兵——郭三娃，依靠群眾站穩了腳跟。
很快，當地群眾要求加入武工隊的越來越多，武工隊從中選擇一批政治上純潔的青年，壯大了隊伍。
安正福等還深入進行偽軍工作，首先爭取了黑拉窯、哈達合少等據點的偽軍，並通過他們的親友勸說，或向偽軍中下級軍官寫信勸告等方式，使周圍各據點都有一些被爭取過來的偽軍。
武工隊俘虜偽軍後，不下他們的槍馬，隻對他們進行教育後釋放。一些偽軍官兵也主動來與武工隊拉關係，如黑拉窯一個姓範的偽署長能經常為武工隊送情報，使我軍對敵人的行動計劃了如指掌，並通過偽軍搞到了成箱的武器彈藥。至1943年冬，該武工隊發展至9O多人，活動範圍擴大到南北60多千米，東西30多千米，包括有280多個自然村的地區。
敵人在山裏的敵據點有的被武工隊拔掉，有的被武工隊擠跑，和林縣的局麵迅速打開了。
至1945年6月成立和林支隊時，發展至600多人。該武工隊的鬥爭經驗受到黨中央和晉綏分局的重視和表揚，毛澤東批示：“安正福武工隊是敵後鬥爭的方向。”
1945年1月，黨的晉綏分局指出：“要以安正福武工隊的工作方法為典型，先做群眾工作，爭取偽軍，然後擠掉敵人據點。”
1943年秋季反“掃**”
1943年秋，日軍對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發動了秋季大掃**，企圖破壞摧毀根據地。
9月3日，日軍第五十九旅團3個大隊共1500餘人，開始對離石東部地區和米峪鎮、臨縣地區實施分區掃**。
敵人經晉綏軍區第三、第八軍分區軍民的打擊，日軍於16日退回離石至嵐縣各據點。其第八十五大隊500餘人在白文鎮建立了臨時據點。
9月下旬，日軍又以2000餘人的兵力，從南、北兩麵掃**興縣和保德地區，展開了對我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秋季掃**。
晉西北根據地軍民在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指揮下，展開反掃**鬥爭。
9月23日，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以兩個大隊由三岔堡、五寨地區出發掃**岢嵐、保德地區。其田村大隊600餘人由三岔西進，於26日進占沙泉，27日進占保德城；原野大隊600餘人從五寨南進，於25日進占岢嵐城，並繼續經西豹峪、橋頭，28日進至保德城。
兩路日軍在保德城會合後，田村大隊返回沙泉，維持交通並掃**附近地區。保德日軍從10月2日開始在城周搶糧。
另一方麵，9月26日，日軍第六十九師團第五十九旅團第八十五大隊由嵐縣以西的寨子村和臨縣以北的白文鎮出動，奔襲興縣城，企圖襲擊我晉綏軍區領導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