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紅軍創造新根據地的方向，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作出了紅軍渡過長江在成者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決定。
關於組織問題，會議最後作出了下列的決定：選舉毛澤東同誌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定洛甫同誌起草會議決議，委托政治局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政治局常委中進行了適當的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指揮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委托周恩來同誌為黨內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結束後，政治局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由遵義出發到紮西的行軍途中，常委決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隨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至此，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使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麵。它證明中國共產黨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複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
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變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因而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折點。
紅九軍團駐守湄潭
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右路軍紅一、紅九軍團，在貴州餘慶回龍場渡口搶渡烏江，經箐口、鬆煙抵湄潭落花屯。
中央軍委令紅一、紅九軍團攻取湄潭後，紅一軍團速向蝦子、老蒲場前進，協同中路軍攻襲遵義城。以羅炳輝為軍團長、蔡樹藩為政委、黃火青為政治部主任的紅九軍團留駐湄潭縣城，扼遵義東南要衝，保證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在遵義召開。
元月5日，紅九軍團到達落花屯後，又分兵三路：左路經抄紙屯進至幹溪場後，又分成兩部分交替掩護包抄牛場，一部分經廟塘壩、大廟場、湄水溝、唐家埡口，由下場口逼進牛場，另一部分由廟塘壩經大溪溝、角尖山張長溝、趙家溝由上場口進牛場。右路上水涯子至天城，進駐永興，爾後返錫落坪。
中路即紅九軍團主力部隊從落花屯經興隆場，在高山作短暫休息後直取湄潭縣城。紅九軍團駐湄潭縣城、牛場一帶整休，司令部駐天主堂內。
湄潭天主教堂坐落在貴州省遵義市湄潭縣義泉鎮南街東後側，建於清道光年間。教堂呈長方形，磚木結構，麵積為302平方米，高11.7米。教堂頂端有十字架，窗戶為哥特式，鑲紅、黃、綠色紋麵玻璃。室內為羅馬式傘形圓拱頂，飾以繁星勾月圖案等。
當時，國民黨黔軍第八團萬式炯部駐守思南，對進駐湄潭的紅軍虎視眈眈。而黔軍蔣丕緒部亦在正安一線覬覦紅軍。
據1935年1月16日黔軍電稱：“湄潭之匪同時出沒於永興、馬頭山一帶，蔣（指蔣丕緒）決與之一拚。”
1月16日，正是遵義會議召開的第二天，可見當時軍情之急迫。紅九軍團不負軍委重托，挑起保衛遵義會議順利召開的重任，屏障遵義東南。
鑒於軍情危急，紅九軍團軍團長與政委不能出席中共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隻派中央在紅九軍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與會。
在中國革命的曆史轉折關頭，紅九軍團扼守遵義東南，勝利完成了保證遵義會議順利召開的重大任務，功垂史冊。
紅九軍在湄潭駐紮期間，大力組織和宣傳群眾，在當地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首先，紅九軍團在城內四處書寫標語，散發傳單，同時在群眾中開展宣傳組織工作，宣傳隻有共產黨、隻有紅軍才能救中國，紅軍是窮苦人的子弟兵，是天下勞動人民的救星。
當時在湄潭天主教堂室內的牆壁上，寫滿了標語：“學生起來組織抗日會和義勇軍！”、“農民起來實行不交租不完糧不完稅！”、“農民起來實行土地革命！”、“農民起來奪取地主武裝！”、“貧苦工農自動起來當紅軍！”、“歡迎白軍兄弟來當紅軍！”、“隻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由於紅軍所到之處，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其言行使人民群眾逐步認識到國民黨的反動宣傳，是嚇唬勞動人民的，他們很快覺醒過來，紛紛與紅軍接近，把大米送給紅軍部隊，把肥豬抬給紅軍，慰勞紅軍。
不僅到處進行標語宣傳，紅軍還組織成立了抗捐委員會。元月7日，紅軍九軍團派出兩名幹部，找到城裏李由之等十幾人到城隍廟戲樓上開會，研究成立抗捐委員會，以便領導群眾進行各項革命活動。
當天下午，各街道居民、小商小販、城郊農民約2000多人聚集在縣府門前召開大會，首先由紅軍幹部講話，說明共產黨的主張，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指出創建蘇區、成立抗捐委員會的意義，發動工農群眾起來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
並提出了抗捐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群眾舉手通過，宣布“中華蘇維埃抗捐委員會”成立，隨後舉行了遊行示威，革命氣氛震撼湄潭。
遊行結束後，紅軍領導幹部又在城隍廟正殿召開了抗捐委員會議，明確任務，進行分工，推選李由之為抗捐委員會主任，代縣長並兼管經濟，孫寶成為副主任，代副縣長，王樹槐任宣傳主任，楊萬發任工農主任，曾樹清任招待主任，郭堰卿任抗捐主任。抗捐委員會設在縣政府，交通股設在十字街彭元泰家，財經股設在曾廷興家。在此期間，紅軍還發行了蘇維埃紙幣。紅軍駐牛場部隊，以同樣方式成立了抗捐委員會。
為了更有力地組織當地群眾參與到革命中來，紅九軍團在湄潭期間，召集出身貧苦、思想進步青壯年，舉辦培訓班，派出紅軍政工幹部朱明在湄中辦起“青工幹部培訓班”，計60餘人，學習一個星期。
主要學習了《土地大綱》、共產黨的主張、紅軍的實質是人民大眾的隊伍等內容。學習日程安排每天“兩講一活動”，即一講為什麽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土豪劣紳，隻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二講中國工農紅軍是勞動人民的隊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為人民求解放的。
紅軍宣傳工農群眾要團結起來，抗捐抗糧實行耕者有其田，消滅人剝削人的製度。
一活動，即每天下午搞宣傳，張貼標語，散發傳單，了解群眾的疾苦，學習中還教唱了革命歌曲，如《當兵就要當紅軍》、《紅軍戰歌》等。
在紅軍幹部的領導下，湄潭地區的革命活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當時，各鄉村、場鎮先後成立抗捐委員會。由抗捐委員會的幹部同紅軍幹部在各鄉村、場鎮開展宣傳，組織群眾，召開各種會議，宣傳共產黨的方針、政策。
城區繼抗捐大會後，又在城隍廟召開了1000多人的群眾大會。接著沒收了陳朝卿、羅雲等幾家土豪的財產，殺肥豬、分糧食。
當時由於鹽價飛漲，一般窮苦百姓都吃不上鹽，紅軍幹部組織群眾，打開了奸商王芝的兩倉食鹽，把食鹽分給窮苦群眾。
駐牛場的紅軍與抗捐委員會的幹部一起，組織100多人，敲鑼打鼓到湄潭領鹽。駐牛場的紅軍部隊，組織群眾沒收了王秉衡、李友明幾家土豪的財物，把沒收的財產、糧食、豬肉全部分給窮苦農民。
同時，紅軍在牛場街上召開了1000多人的群眾大會，進一步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在永興，紅軍領導群眾清抄了覃瑞生、嚴茂修、張春普、陳如南等幾家土豪的財產，全部分給窮人，還派出紅軍戰士到楊村、把地主顏伯才、顏茂林家的三頭肥豬殺了分給窮人。
紅軍部隊又抽調100多人到錫落坪、天城塘、皂角橋、水涯子等地區開展革命活動。全縣共打土豪４7家，分給窮苦人民的糧食50000多斤，食鹽４00多擔，殺肥豬500餘頭，衣物家具數萬件。
窮苦人民為了表達對紅軍的盛情厚意，把家裏僅有的雞蛋、大米等食物送到紅軍駐地，慰勞紅軍。在紅軍精神的感召下，許多青年紛紛要求參加紅軍。
1935年1月19日，為了實現戰略轉移，紅軍於黎明離開湄潭向遵義北前進。
泗渡會議製訂作戰計劃
1935年1月8日，紅一軍團第二師接到朱德下達的“紅二師先頭團應於9日向婁山關偵察前進，驅逐和消滅該地敵人，相機占領桐梓。二師主力應前進至泗渡站策應”電令。
9日，紅一軍團第二師師部從遵義經排軍、雞喉關進駐泗渡。同日下午，師部從泗渡移駐桐梓縣城。還有一支部隊經四麵山到達唐家店。
紅軍來到泗渡，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街上的棧房業主和普通老百姓，主動邀請紅軍住宿。第二天，紅軍就在街上黃沙台廟子裏召開群眾大會，成立泗渡站蘇維埃農民協會。
遵義會議後，中央決定放棄黎平會議確定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的計劃，中央紅軍轉移到四川西部會合紅四方麵軍，創建新根據地。
1月19日早晨四點半，中共中央在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下撤離遵義城向北進發，中午十二時半到達泗渡站宿營。
下午兩點，朱總司令剛到泗渡站就簽發了《關於五軍團的行動命令》，命令五軍團主力部隊於1月20日五時從駐地進至桐梓宿營，軍委直屬縱隊於同日22時從泗渡站出發，擬進到桐梓城。
當天下午4時，政治局在已經於1月10日就建立了蘇維埃農民協會的泗渡站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是在水巷陳國富家四合院的堂屋召開的。
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陳雲、王稼祥和中革軍委總部各局負責人。會議專題討論了中央紅軍北渡長江的作戰方針，並於20日向軍委委員及各軍團首長發布了在會議上製定的《軍委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
這個作戰計劃首先正確估量了當前的局勢：“目前敵人正以何（健（）、徐（源泉（）兩敵圍攻我紅二、六軍團，以川陝之敵圍攻我四方麵軍，而另以湘敵主力及粵、桂、黔、川、滇之敵，配合薛嶽兵團向我野戰軍實行進逼包圍，企圖束縛我野戰軍在烏江西北地區，以便各個擊破。我二、六軍團及四方麵軍與我野戰軍並成為蔣介石新的圍攻的預先步驟。”
另外，該作戰計劃還傳達了政治局規定的作戰方針：紅一方麵軍“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麵軍由四川西北方麵實行總反攻。”“以粉碎敵人的圍攻，並爭取四川赤化。”
同時，還明確規定了中央紅軍目前的任務有四：一是由鬆坎、桐梓、遵義地域迅速轉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過赤水，爭取藍田壩、大渡口、江安之線各渡河點，以便迅速過江。二是消滅和驅逐阻我前進之黔敵和川敵，盡力遲滯和脫離尾追與側擊之敵。三是在尾追之敵緊追我後，而我渡赤水與渡長江發生極大困難，不能迅速渡江時，則應集積兵力突擊尾追之敵，消滅其一部或多部。四是在沿長江為川敵所阻不得渡江時，我野戰軍應暫留於川南地域戰鬥，並準備渡過金沙江，從敘川上遊渡河。
泗渡會議與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是一個不可分割也不可忽略的係列會議，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境域的三次會議之一。
下午2點，軍委在這裏連續發出兩道命令。
一是朱總司令下達的《關於五軍團行動的命令》、“紅五軍團於次日五時，應由現駐地進駐桐梓南郊宿營，監視和偵察遵義及其以南之黔敵，擔負後衛任務。”並要五軍團在板橋帶足四天的米糧，以便執行新的任務。
另一道命令是下午3點半發出的《關於20日的行動部署命令》，要求一軍團仍在鬆坎偵察自瀘州、納溪的道路；九軍團到桐梓以北20公裏的楚米鋪偵察向夜郎壩、官店、東皇到赤水的道路；五軍團隨野戰司令部20日5時起程進占桐梓宿營；三軍團主力向仁懷搜索前進至大壩，注意左側防衛。
當敵人從遵義追擊時，以運動戰防禦遲滯其前進；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幹部團，組織別動隊，負責破壞敵人的通訊。
1月20日，中革軍委在泗渡下達《關於我軍渡江的作戰計劃》，決定部隊“迅速轉移到赤水土城及附近，渡過赤水，奪取蘭田壩、大渡口、江安之線的各渡河點，以便迅速渡江。即在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
同日，中央軍委縱隊從泗渡起程，經觀音閣、板橋直出婁山關。
紅軍在泗渡期間，帶領群眾打土豪、分田地。他們在泗渡利用開聯歡會、寫標語等形式宣傳群眾。泗渡的幹人在紅軍的帶領下，先後建立了3個農民組織。
還有的積極參加紅軍，有的為紅軍安頓食宿，有的為紅軍打草鞋，有的和紅軍一起寫標語。還有一些群眾擔著極大的風險保護紅軍，為紅軍傷病員治病療傷。
紮西係列會議召開
1935年2月，中央紅軍在雲南威信集結休整期間，中央政治局於5日至9日在威信水田寨、大河灘、紮西鎮等地連續召開的會議，統稱為紮西會議。
紮西會議是洛甫代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後主持召開的第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作出的一係列重大決策，在黨史、軍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地位。
紮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遵義會議，作出了4項決定：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對於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由於戰爭環境的緊迫，這4項決定，有兩項來不及在遵義完成，一是錯誤路線的代表博古仍然在中央負總的責任，“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工作還沒有完成；二是雖然遵義會議揭露批判了博古等人錯誤的軍事路線及其危害，但尚未形成一個正式的決議，會議雖然指定洛甫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但這項工作還未進行。
這兩件事，一是在組織上變換領導，一是在軍事路線上分清是非，都是遵義會議上議定而沒有來得及完成的大事，關係到能否徹底糾正“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結束“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統治的根本問題。
遵義會議隻是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但繼續落實以至最終完成４項重大決議，是在紮西會議。
中央紅軍離開遵義縣境後，根據中央政治局決定的方針，開始向四川進軍。1月19日，紅軍分三路從鬆坎、桐梓、遵義出發，向北挺進。
1月20日，中央軍委發出的渡江作戰計劃指出：我野戰軍目前基本方針，在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麵軍由四川西北方麵實行總的反工入，而以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動，來箝製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並爭取四川赤化。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軍委又發出《關於第四方麵軍配合野戰軍轉入川西的指示》：“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遊渡江，若無障礙，約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特有許多激烈的戰鬥。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係，為使四方麵軍與野戰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密切的協同作戰，先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箝製劉湘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
29日，中央紅軍從元厚、土城地區西渡赤水河，2月初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準備渡長江北上。
這時，蔣介石為防止中央紅軍渡江入川同四方麵軍會合，於1月19日下達了《川江南岸圍剿計劃》。企圖以追剿軍跟蹤急追，壓迫紅軍於川江南岸地區，與扼守川南行動部隊及各要點之防堵部隊，合剿而聚殲之。
蔣介石急電駐川參謀團賀國光及四川軍閥劉湘組織“川南剿總”，派潘文華任總指揮，進駐瀘州，集中二十一軍可能抽集的兵力在赤水、古藺、敘永地區布置堵擊，封鎖長江。
蔣介石又令滇軍龍雲派兵入黔追擊封鎖橫江；令黔軍王家烈部渡烏江尾追紅軍；急調上官雲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結於川黔邊之鬆坎；令薛嶽以周渾元部渡烏江進至黔西、大定側擊；控製主力吳奇偉部在貴陽作預備隊。
中央紅軍進入川南地區以後，由於敵情發生了變化，即川軍沿江布防，薛嶽部和黔軍尾追不放，滇軍也企圖進行攔截。
於是，中央軍委決定暫緩執行渡江計劃，改向川滇邊的紮西地區集中，在川、滇黔邊境進行機動作戰，爭取創造新的根據地。
2月3日，軍委電示各軍團：“我野戰軍為迅速脫離當前之敵並集全力行動，特改定分水嶺、水潦、水田寨、紮西為總的行動目標”，要求部隊迅速向川滇邊境的紮西（威信）集結。
2月4日各軍團根據軍委指示開始向紮西集結，其中一軍團由珙縣的洛亥、王場進入紮西境內；三軍團由四川敘永的黃泥嘴、清水河進入紮西境內；五軍團由四川敘永的石廂子進入紮西境內；九軍團由四川敘永的分水嶺進入紮西境內。
2月5日，紅軍中央縱隊進入素有“雞鳴三省”之稱的雲南紮西水田寨，總部住花房子一帶。
當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開會，研究了三個問題：一是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經毛澤東同誌做了工作，說服了大家，會議一致同意常委分工上，以洛甫同誌代替博古同誌負總的責任。
這是在當時條件下黨的集體意誌作出的選擇，他的任職保證了毛澤東同誌的軍事指揮，這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博古在這裏交了權，從組織上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使遵義會議精神得到了具體的貫徹落實，使毛澤東同誌的正確主張得到了全麵的采納和實施，使紅軍由被動變為主動，成為走向勝利的起點。
二是根據形勢的變化，討論了中央蘇區的問題，決定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用（萬萬火急）的電報指示項英和中央分局：“（甲）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遊擊戰爭。
目前的困難是能克服的，鬥爭前途是有利的，對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乙（）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使與遊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而目前許多廣大的後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老的鬥爭方式是不適合的。（丙（）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龍及其他兩位組成之，項英為主席。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可經過軍委討論，分局則討論戰略戰術的基本方針。先此電達，決議詳情續告”。
三是根據敵情及經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難，軍委考慮渡江的可能性問題。
中央認為：“如不可能，我野戰軍應即決心留川滇邊境進行戰鬥，可創造新蘇區”。
此時，蔣介石判斷中央紅軍仍將北渡金沙江，為了加強其圍追堵擊兵力，首先將川、黔、滇各路軍重新編組，企圖對紅軍進行南北夾擊，把紅軍消滅在川滇邊境。
在敵人幾十萬大軍氣勢洶洶大舉向中央紅軍撲來之際，新的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鎮定自若，審時度勢，繼續指揮部隊。集結紮西，並相繼在石坎大河灘莊子上、紮西江西會館召開重要會議。
2月6日，中央縱隊從水田寨進駐石坎子，司令部住莊子上。
2月7日，黨中央在大河灘莊子上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總結了土城戰鬥的經驗教訓，根據目前的狀況決定了下步新的行動方針。
一是原渡江計劃已不能實現。因此，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麵，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依照這個方針，野戰軍目前作戰任務是：迅速並立即脫離四川追敵向滇境鎮雄集中；進行與滇敵作戰的一切準備，並爭取在該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縮編；對沿途地主碉樓在不阻礙我軍行動條件下暫時讓其存在，如向我軍開槍阻我軍前進，應消毀或監視。
二是考慮東進，並提出了紅一方麵軍要發揚猛打猛衝的作風，求得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
三是審查通過了張聞天同誌受中央委托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第五次“圍剿”戰鬥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
2月8日，上述文件以書記處名義簽發。決議發出後，由毛澤東、張聞天、陳雲三同誌分別在紅軍中進行傳達，陳雲同誌還寫了傳達提綱。
2月9日，中央縱隊進駐紮西，宿於江西會館。在幾十萬敵軍氣勢洶洶大舉向我軍撲來之際，黨中央在紮西江西會館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這次會議是大河灘會議的繼續和補充。會議根據變化了的形勢，進一步討論和決定了如下幾個問題：一是回師東進，二渡赤水，重占遵義和以大規模的運動戰調動敵人，消滅敵人新的戰略計劃。
二是為適應目前鬥爭的需要，決定對紅軍進行縮編，準備將3萬多紅軍縮編為17個團，包括幹部團，並於10日向各軍團發布縮編命令。
三是決定抽調三軍團六師政委徐策、八軍團民運部長戴元懷、幹部團上幹隊政委餘澤鴻和夏才曦等同誌並從總部抽調了一個警衛連、一個幹部連、一個運輸排、一個衛生班、一個警衛通訊排，共計300多名幹部和戰士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成立紅軍川南遊擊縱隊，在川滇黔邊區負責掩護傷員，開展武裝鬥爭，創建革命根據地，牽製敵人，配合紅軍轉移。
另外，由於滇軍安旅一個團八日已由畢節抵鎮雄大壪，其主力也在後跟進，因此決定五軍團主力和九軍團部佯攻滇軍，偽裝進取鎮雄，誘敵守鎮，以便回師東進。
紮西會議是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後召開的又一係列政治局重要會議，屬中共中央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重要會議之一。
紮西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徹底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地位和軍事上的錯誤指揮，把紅軍從瀕臨絕境中挽救出來，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為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毛澤東思想從這裏開始接受實踐的檢驗。
紮西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等一係列重要文件，做出了“揮師東進、二渡赤水、重占遵義”等重大戰略決策，確立了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導的軍事總路線，實現了戰略方針的轉移。
紮西會議後，中央紅軍成功地進行了“紮西整編”。紮西整編是紮西會議作出的重要決策之一。紅一軍團縮編為2個師6個團，紅三軍團縮編為4個團，紅五、九軍團各編為3個團；印刷機、磅秤等400多件重型物資全部砸壞丟棄。
遵義會議前後，中央紅軍先後進行過3次整編。先是黎平整編和遵義整編，但由於部隊一路行軍打仗，戰事緊迫，這兩次整編的力度還很不夠。
紮西整編，才使得紅軍徹底丟掉“包袱”，輕裝踏上勝利坦途。紮西整編，不僅是部隊編製體製的“輕裝”和物質上的“輕裝”，更重要的是官兵思想上的“輕裝”，從觀念上適應了大轉移中的運動戰。
過去每個班都要帶上幾把掃把。除打掃衛生外，準備夜間當火把，結果造成不必要的負擔。整編後除了槍彈和生活必需品外，什麽也不多帶。官兵自編歌謠唱道，“紮西整編好整齊，部隊輕裝向前進……”
此後的二渡、三渡、四渡赤水，重占遵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直插雲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圍攻會理等，離不開紮西整編的輕裝上陣。
紮西會議是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研究部署中國革命的首次會議，改變了“無指示”的被動局麵，恢複了對全國革命鬥爭的領導。
紮西會議決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紅軍川南遊擊縱隊，播下了革命火種，在雲貴川邊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完成了牽製和打擊敵人，配合中央紅軍和紅軍二六軍團進行戰略轉移的光榮使命。
根據遵義會議的決議精神，在紮西整編時，中央軍委決定，抽調紅軍三軍團六師政委徐策、紅大副校長餘澤鴻、八軍團民運部長戴元懷等同誌組成川南特委，又在全軍選拔400多人，抽調了國家保衛局五連，以及紅軍留下的一些傷病員，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隊。
以後，與敘永特區遊擊隊會合，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遊擊縱隊”，共1000多人。
在川滇黔邊區建立遊擊縱隊的另一個原因是這些地區具備開展遊擊戰爭的條件。從政治上看，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區，屬於三不管地區，敵人控製相對薄弱。
這些地區，一些民族頭人及地方官吏土豪劣紳殘酷剝削壓迫人民，土匪活動猖獗，官匪串通。這些地區經濟落後，人民生活十分貧困，容易接受革命道理，對開展革命鬥爭有一定基礎；從地理條件上看，這些地區山大林密，地勢險峻，適宜開展遊擊戰爭。
川滇黔遊擊縱隊建立後，積極開展革命活動，發動群眾組織遊擊隊，加入紅軍，建立革命政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廣泛開展遊擊戰爭，在三省邊區27個縣堅持鬥爭達兩年之久，牽製了川滇黔敵人，打亂了蔣介石的部署。
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圍攻下，遊擊縱隊雖然失敗，但遊擊隊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分散在各地的遊擊隊還堅持了很長時間的鬥爭。
總之，“紮西會議”完成了以“遵義會議”為標誌的中國革命偉大曆史轉變的一係列決策和布署，實現了中國革命的偉大曆史性轉折，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是“遵義會議”的光輝續篇。
可以說，從“遵義會議”到“紮西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政策原則性和策略靈活性上結合非常成功的兩次會議，是中國工農紅軍史上的光輝篇章，在中國共產黨黨史、軍史上具有重要的曆史地位。
苟壩會議完成偉大轉折
中共中央政治局苟壩擴大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轉移，在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和川滇黔邊根據地鬥爭中繼遵義會議、泗渡會議、紮西會議之後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完成了本該遵義會議完成的“改變黨中央軍事領導”的任務，成立了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中央新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小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苟壩擴大會議是在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取得遵義戰役重創國民黨軍兩個師又6個團偉大勝利的背景下召開的。
遵義戰役是中央紅軍突圍轉移以來，遵義會議撤銷博古、李德最高三人團軍事指揮權後取得的首次大勝利，鼓舞和堅定了全軍指戰員貫徹執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紮西擴大會議決定的留在雲貴川廣大地區中戰鬥，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的信念！
193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乘勝消滅駐仁懷縣壇廠的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奠定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
中革軍委特設消滅周渾元縱隊戰役的前敵司令部，委托紅軍總司令朱德為司令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統一指揮第一、第三、第五軍團和軍委幹部團聚殲周渾元。
中央紅軍第一、笫二、第五軍團西集鴨溪、楓香、平家寨、長幹山地域，對壇廠形成三麵突擊之勢。紅軍幾次岀擊，均未取得預期效果。
3月9日，黨中央、中革軍委進駐苟壩。苟壩，是一片峰丘環抱的岩溶壩子。東、北、西三麵，分別是石牛山、馬鬃嶺、崖頭山和銀頂山等高山。
位於苟壩北側縱深地帶的“新房子”，是黨中央機關當年的駐地，成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的政治局會議，就在這間房子裏召開。
3月10日1時，駐紮平家寨的紅一軍團首長林彪、聶榮臻一個“萬急”建議電報，引發中共中央政治局苟壩擴大會議的召開。
林彪、聶榮臻建議放棄攻打壇廠計劃，改打駐打鼓新場的黔軍王家烈。收到紅一軍團建議電報，朱徳和毛澤東產生分歧。
朱徳認為，打鼓新場是遵義通往黔西的要塞，黔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於向黔西、畢節發展川滇黔邊根據地。
毛澤東則認為遠距離奔襲打鼓新場，短時間取勝的可能性不大，還有可能陷入國民黨軍四麵合圍、內外夾擊、全軍覆沒的危險。
遵義會議後，中央政治收回了指揮紅軍作戰的權力，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幾乎天天都要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紅軍行動方針。
3月10日上午9時，張聞天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苟壩村新房子盧遠誠家農舍堂屋召集在苟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革軍委委員20多人開會，討論林彪、聶榮臻“萬急”建議電報。
會議從早上9時開到夜間，就是一個議題，打不打打鼓新場。會議出現一邊倒，除毛澤東外，參會人員一致讚成打打鼓新場。
毛澤東冷靜地指出，現在，敵人的100多個團兵力，已對我擺下南北夾擊的陣勢，如果急於進攻打鼓新場，紅軍將有覆滅的危險。
他認為，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會議爭執不下，毛澤東以辭去前敵總指揮職務力爭。會議以少數服從多數通過建議。
晚間，毛澤東反複思考，夜不能寐，就提著馬燈，頂著寒風，穿樹林，走山路，涉小溪，趕到長五間村周恩來的駐地，建議周恩來晚一點下發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命令，還是再考慮考慮。
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隨毛澤東一起去到朱德住處說服了朱德。
下半夜3時50分，二局急電周恩來說，紅軍如進攻打鼓新場，滇敵與川敵有向我軍側背夾擊之勢！局勢的發展證明了毛澤東意見的正確。
在中央圍繞打不打打鼓新場爭論不休時，國民黨“追剿軍”從四麵八方向鴨溪、楓香、長幹山、打鼓新場壓來，吳奇偉縱隊前鋒已到鴨溪，川軍已到遵義縣高坪排軍鋪，滇軍已到畢節、大定。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抗爭，中國革命的曆史就將會是另一個結局了！
11日一大早，周恩來提議，張聞天召集20多人在盧遠誠家堂屋接著舉行中央會議。議題與頭一天相反，討論決定撤銷進攻打鼓新場計劃。
頭天毛澤東隻有一票，11日會議開始時毛澤東有了三票。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再三解釋做工作，中央會議統一認識，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撤銷了進攻打鼓新場計劃，恢複了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職務。
接著，中革軍委發布了《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放棄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
會後，毛澤東向周恩來建議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代表政治局指揮軍事。張聞天非常讚同毛澤東的提議。
3月12日上午，張聞天再次召集在苟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侯補委員和中革軍委各局主要負責人20多人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親自提議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3人組成中央“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
至此，遵義會議“改變黨中央軍事領導”的任務，在苟壩會議上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遵義會議、紮西會議、苟壩會議是一個整體的會議，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實現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紮西會議實現“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完成了“改變黨中央領導”的任務，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苟壩會議撤銷進攻打鼓新場計劃，毛澤東再一次挽救中央紅軍，成立新三人團，毛澤東複執最高軍事指揮權，最終完成改變黨中央軍事領導的任務，使中國革命從轉折走向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