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嶺山中的深秋季節，寒意襲人。那時，陳毅正住在離大餘縣城約15公裏的梅嶺的一個山溝裏。
一天下午，原湘鄂贛省委派到敵軍四十六師做兵運工作的陳海送個條子上山來，說中央派人帶來了重要指示，要負責同誌到大餘縣城去接頭。
沒想到，此行讓陳毅在梅關經曆了一場生死劫。陳毅抵達大餘縣城時，得知陳海已叛變。當他返回梅嶺時，叛徒陳海已經把告密信送出，項英、陳毅等的住地梅山齋坑迅速被敵人包圍。
立足油山奠基贛粵邊
1935年3月，中共中央分局書記項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辦事處主任陳毅和100多名紅軍戰士突圍來到贛粵邊地區，與贛粵邊特委書記、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李樂天，特委副書記楊尚奎等會合。
在項英、陳毅、賀昌率部突圍之前，贛南省委書記阮嘯仙，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率贛南軍區獨立第六團及機關幹部1000餘人，經信豐、安遠方向突圍。突圍中阮嘯仙犧牲，劉伯堅負傷被俘。
蔡會文和少共贛南省委書記陳丕顯率餘部也於3月下旬到達油山廖地。至此，相繼匯集到贛粵邊的軍遊擊隊和在當地堅持鬥爭的遊擊隊共計1400餘人。
遵照中共中央遵義會議後發來的電報指示：紅軍餘部“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遊擊戰爭”。項英、陳毅決定在油山一帶建立遊擊根據地。
油山處在江西省的大餘、信豐與廣東省的始興、仁化之間，是國民黨的中央係與粵係兩派軍閥的結合部。紅軍遊擊隊在這裏進行革命鬥爭，既可以利用敵人內部矛盾擴大生存空間，又能夠對兩省造成政治影響。
項英、陳毅到達油山後，開始用化名，項英叫“老周”，陳毅叫“老劉”。從那以後，人們就習慣於叫他們“老周”或“老劉”了。
4月初，在南雄縣境的大嶺下村，項英、陳毅召集信康贛雄特委、軍分區和部隊領導幹部開會，聽取匯報。項英從匯報中得知，信康贛雄特委和軍分區於1934年12月初在於都縣小溪成立後，趁主力紅軍長征經過贛南、國民黨軍驚恐未定之機，跳出合圍圈，翻山越嶺，到達廖地，與原在那裏堅持鬥爭的信康贛縣委和遊擊隊會合，經過3個月努力，已經站穩腳跟，開展遊擊戰的工作已陸續展開。對贛粵邊局麵的開展和保存革命力量等方麵，項英甚為欣慰。
項英在講話時，傳達了黨中央關於分散開展遊擊戰的指示精神，認為在贛粵邊開展遊擊戰爭有很多有利條件，這裏在大革命時期就有黨的組織，開展過轟轟烈烈的工農群眾運動，又是蔣介石集團與廣東軍閥的結合部，他們之間雖然一致但存在著矛盾，加之這裏地形複雜，便於生存和發展。
項英在肯定特委工作成績的同時，對特委、軍分區存在的盲目樂觀思想和不切實際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誠懇的批評，他要求大家要認清國民黨軍的大規模“清剿”即將開始，必須迅速改變蘇區正規那套生活方式，機關要精簡，隊伍要分散，作風要改變，以適應開展群眾性遊擊戰爭的要求。
項英、陳毅的指示為贛粵邊特委實現思想的轉變奠定了基礎。
在大嶺下村會議上，項英和陳毅等研究決定：由軍分區參謀長向湘林帶領部分隊伍到信豐與安遠縣交界地區，去接應突圍的部隊，收容失散人員；命令油山遊擊隊轉向信豐縣崇仙一帶活動，以擺脫國民黨軍對油山的包圍。
項英、陳毅還決定，中共信康贛雄特委改為贛粵邊特委，仍由李樂天為書記，楊尚奎為副書記，同時讓陳丕顯參加特委的領導。
後來得知，對項英在下村會議上所強調的問題，向湘林並未從思想上接受，還是習慣於在蘇區那一套方式，騎馬舍不得丟，結果敵人沿著馬蹄印追來，隊伍遭受重大損失，他被俘後當了叛徒。
鑒於國民黨軍即將對油山地區全麵進攻的形勢，項英、陳毅在大嶺下村會議後，立即率贛粵邊特委和部隊向北山轉移。
長嶺會議部署新戰略
1935年4月上旬，項英、陳毅和贛粵邊特委轉移到北山後，即在江西大餘縣長嶺村召開了幹部會議，簡稱長嶺會議。
會議學習了中共中央關於開展遊擊戰爭的電報指示精神，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具體研究和部署了在贛粵邊堅持和發展遊擊戰爭的方針和策略。
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項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以及蔡會文、李樂天、楊尚奎、陳丕顯、王龍光、劉新潮、李國興、張日清等近70人參加了會議。
項英在會上作了形勢報告，在報告中強調要正確認清革命形勢。他指出：紅軍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革命受到挫折，整個革命走向低潮；但主力紅軍的存在和遊擊戰爭的進行，必將推動新的革命形勢的到來；中國革命正在新的條件下向前發展，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那種對革命的悲觀情緒是錯誤的。
項英根據黨中央關於分散開展遊擊戰的指示精神，以及前一段鬥爭的經驗教訓，提出分散開展遊擊戰的方針和鬥爭策略，強調要迅速分散，保存有生力量，就可發展壯大，幾個人可以發展為幾十人以至幾百人的隊伍。
在軍事上要采取守勢，尋機打擊敵人；政治上要保持黨的旗幟，給群眾以希望。遊擊戰要以發動和領導群眾鬥爭為主體，反對遊擊主義，反對土匪主義傾向，反對單純地打土豪。打土豪要嚴格執行階級路線和政策，在遊擊中也要執行政策和紀律。
項英還強調遊擊隊要增強內部團結，互相關心，互相學習，這才能更好地開展鬥爭，堅持鬥爭。
陳毅在會上也講了話，他說：革命現在是處於低潮，但革命的**必然要到來。我們要插一杆紅旗在山頂上，尋找適當時機，給敵人以打擊，粉碎敵人的“清剿”，壯大自己，擴大武裝，擴大根據地。
陳毅在講話中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現實是困難的；既要反對盲目樂觀思想，又要反對悲觀失望情緒。我們要對新的形勢有足夠的認識，采取新的鬥爭方式，依靠和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積蓄和保存革命力量，不能和敵人死打硬拚；在鬥爭中求生存，求發展，求勝利！
會議根據中央電報指示精神，結合贛粵邊實際，提出了今後的任務：以油山、北山為主要根據地，以南嶺山脈為依托，依靠群眾，長期堅持在贛粵邊進行遊擊戰爭，使整個工作與遊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
為了完成長期堅持遊擊戰爭的任務，會議要求在鬥爭策略上，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主體，以領導群眾鬥爭為主體，反對遊擊主義，防止死打硬拚和消極隱蔽的傾向；在鬥爭策略上，要求采取機動靈活的鬥爭方式，遊擊隊要學會在隱蔽條件下進行武裝鬥爭。
會議製定了“依靠群眾，堅持鬥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的革命**”的方針。
會議還決定分散特委機關，並建立秘密交通聯絡網，以保持中央分局和特委與各地遊擊隊的聯係，適應遊擊戰爭的需要。
油山遊擊根據地的最高領導機關為贛粵邊特委。贛粵邊劃為5個遊擊區，即油山區、北山區、信康區、信南區、上崇區，紅軍遊擊隊分赴這些地區開展遊擊戰爭。
贛粵邊的黨組織要建立秘密係統。特委之下設立信豐、南康、大餘、南雄、三南等縣委。縣委之下則成立區委、工委和支部。
另外，建立若幹秘密交通站，負責特委、縣委、區委等機關之間的聯絡工作。每個交通站僅負責某一層麵上、下級的指示和情報的傳遞。各個縣委之間不發生橫向聯係。項英、陳毅等人以北山和油山為駐地，協調各處工作。之後，項英、陳毅又以油山為中心建立了三條秘密交通聯絡線。這套嚴密的組織係統有效地防止了敵人對遊擊根據地黨組織和紅軍遊擊隊的破壞。
根據長嶺會議確定的“統一指揮，分兵行動”的原則，項英、陳毅調整了紅軍和遊擊隊的部署，將在贛粵邊的紅軍和遊擊隊編成4個大隊和若幹小隊，分散到5個地區開展靈活機動的遊擊戰爭，並設法與湘贛省委和湘南遊擊區取得聯係。
長嶺會議是中央分局認真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徹底改變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的又一個果敢行動，是贛粵邊遊擊區由正規戰爭轉入遊擊戰爭的轉折點這次會議的意義在於“當革命遭受嚴重挫折的時候，製定了正確的方針和策略，順應了戰略轉變，因地製宜地開展了遊擊戰爭，積極穩妥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堅持贛粵邊遊擊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贛粵邊遊擊戰爭的新起點。
依靠群眾打破敵人封鎖
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軍事“圍剿”結束後，贛粵邊地區的形勢日益嚴重。
1935年4月，國民黨中央軍第四十六師和粵軍主力第一軍的3個師開始“清剿”油山遊擊根據地，妄圖將共產黨、遊擊隊“斬草除根”。
國民黨軍隊在贛粵邊地區設立三道封鎖線，控製了通向油山的水路、公路和出入山區的路口。封鎖線形成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向遊擊隊進攻。
國民黨政府製定了“清剿”贛粵邊紅軍遊擊隊的周密計劃。一方麵派遣重兵對山區大規模進攻，另一方麵又組織便衣隊進山抄剿。
白天時，敵軍便衣隊在山頭穿插，尋找目標；晚間時，他們或在深山路口和山坳埋伏，或到山頂看火光，聽聲音。敵軍便衣隊經常偽裝成紅軍遊擊隊，破壞紅軍和群眾的魚水關係。
為了斷絕遊擊隊的給養，國民黨政府采取嚴密的經濟封鎖政策，對群眾的糧、油、食鹽等食品限量供應，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也限製購買。
這種艱難困苦的局勢，對贛粵邊特委領導人的政治眼光和意誌品質提出了嚴峻考驗。
項英、陳毅堅定地認為，贛粵邊的遊擊戰爭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的艱苦鬥爭的一部分。
陳毅指出：中華民族全麵抗日的戰爭或早或遲，是一定要到來的。總有那麽一天，國民黨會派軍樂隊歡迎我們下山的。而在抗日戰爭中，隻有我們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才是抗日的主幹。因此，紅軍遊擊隊在贛粵邊地區主要是保存力量，要十分珍惜黨的這些財富。
把眼前的鬥爭與未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聯係在起來，表現出項英、陳毅高瞻遠矚的政治卓識。
項英、陳毅和贛粵邊特委根據敵強己弱的特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指導各地黨組織和遊擊隊同“清剿”的國民黨軍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反“清剿”，貫穿於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全過程。項英他們率領的遊擊隊重視隱蔽偽裝。開始用樹枝、茅草或竹子搭棚住宿，後又改發雨傘，或用雨布做成蓋布，以擋雨遮露。
他們化整為零，組成武裝工作組，把打遊擊和做群眾工作結合起來。楊尚奎會編篾器，就以手藝做掩護開展工作。
他們根據粵軍第一天到了、第二天一般不再去的規律，與敵人捉迷藏。他們由走大路改走小路，或改走沒人走的地方，使敵找不到痕跡。
遊擊隊依靠群眾反“清剿”。項英他們要求遊擊隊同群眾打成一片，多方維護群眾利益。當敵人抓壯丁時，派人警告保長不要為非作歹。發現被抓壯丁關押地點，派人襲擊予以營救。對勒索群眾厲害的稅卡，派人把它搞掉。發現地主帶著狗腿子收租的糧食，派人中途襲擊，幫助群眾奪回糧食。
這樣，群眾就會自覺幫助遊擊隊配合反“清剿”：幫助站崗放哨，發現敵人來時就喊“牛吃禾了！”暗示遊擊隊上山隱蔽；遊擊隊執行任務時，群眾幫助作偵察，當向導；遊擊隊需要的鞋子、電池等物品，也由群眾代為購買。
項英領導遊擊隊多方解決吃飯問題。規定幹部戰士平時要背5斤幹糧，以備最困難時食用。
群眾總是想方設法將糧、油、鹽送給遊擊隊，遊擊隊付錢收下。向土豪劣紳要經費、要物資，解決經濟來源，抓到白區的土豪劣紳，隻要肯悔過、肯繳戰爭經費的，就放他們回去。
由於國民黨軍連續“清剿”、搜山，項英他們時常斷糧，隻能挖竹筍、野菜，摘楊梅、山果，如找不到吃的，就隻能挨餓。項英就曾多次數日吃不上飯。
1936年夏季，贛粵邊地區出現罕見的大雪封山。遊擊隊的糧食斷絕。麵對紅軍遊擊隊的困境，贛南地下黨的同誌組織群眾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開禁進山砍柴的機會，把大米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鹽溶進棉襖裏，設法丟在山上，轉交遊擊隊。
陳毅元帥在油山秘密據點吃著從山上“撿”來的大米飯，感慨萬千，寫下了這首動人的《贛南遊擊詞》：贛南遊擊詞?1936年夏
天將曉，隊員醒來早。露侵衣被夏猶寒，樹間唧唧鳴知了。滿身沾野草。
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會議兵機。交通晨出無消息，屈指歸來已誤期。立即就遷居。
夜難行，**雨苦兼旬。野營已自無篷帳，大樹遮身待曉明。幾番夢不成。
天放晴，對月設野營。拂拂清風催睡意，森森萬樹若雲屯。夢中念敵情。
休玩笑，耳語聲放低。林外難免無敵探，前回咳嗽泄軍機。糾偏要心虛。
歎缺糧，三月肉不嚐。夏吃楊梅冬剝筍，獵取野豬遍山忙。捉蛇二更長。
滿山抄，草木變枯焦。敵人屠殺空前古，人民反抗氣更高。再請把兵交。
講戰術，穩坐釣魚台。敵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備我偏來。乖乖聽安排。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鬥爭好兒郎。革命強中強。
勤學習，落伍實堪悲。此日準備好身手，他年戰場獲錦歸。前進心不灰。
莫怨嗟，穩腳度年華。賊子引狼輸禹鼎，大軍抗日渡金沙。鐵樹要開花。
贛南遊擊詞生動地寫出了當時紅軍遊擊隊的景況。正是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援和掩護，紅軍將士才堅持了贛南遊擊戰，奪取了反“清剿”鬥爭的勝利。
對反“清剿”戰鬥，項英他們指示遊擊隊按照賺錢、不賠本的精神，有目的的進行。在封鎖線內主要采取突襲和伏擊，對敵後方視情組織奔襲、奇襲。
1935年4月下旬，油山遊擊隊乘敵主力進山“清剿”之機，隱蔽急行軍100多裏，突襲南雄縣烏逕圩，全殲靖衛團，擊斃靖衛團長邱光華，還用多種番號書寫標語迷惑敵人，迫敵將“清剿”油山的部隊調回烏逕圩守防。待敵回到烏逕圩時，遊擊隊又轉到大餘縣襲擊遊山圩據點，將保安團1個班引出碉堡加以消滅。
同年9月7日，油山遊擊隊伏擊由廣東韶關開往大餘的3輛軍車，繳獲一批彈藥和物資，然後讓被釋放的駕駛員帶著宣傳品回去散發，造成敵人恐慌。
項英他們還組織遊擊隊配合作戰。當國民黨軍“清剿”油山、北山遊擊區時，指示三南遊擊隊襲擊信豐的祟仙，捕殺反動團總張校麟，又轉到全南縣青龍山，打擊民團，鎮壓血債累累的土豪劣紳，很快建立起新區。對保甲長，項英按政策區別對待。項英認為，保甲製度是國民黨統治的基礎，但保甲長並不都是壞人，要視情區別對待。對邊沿區的保甲長，能爭取的盡量爭取；對很壞的保長、聯保主任，非整不可的就整一個，其餘的就會規矩了。
遊擊隊在梅山鎮壓了反動保長廖桂山，就爭取了大餘城附近的聯保主任吳其瑞，吳給遊擊隊送情報，幫助遊擊隊購買一般群眾買不到的東西。
1936年9月，項英主持會議作出決議，開展統一戰線，建立“兩麵政權”，派沒有暴露身份的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當保甲長，當革命的“兩麵派”；對保甲長盡量爭取，一般的既往不咎；在赤白交界地區，搞“黃色村莊”，不少保甲長成為“白皮紅心”的兩麵派，從而擴大了遊擊隊的生存空間。
當時大餘縣的“兩麵政權”發展到區一級，池江區更換區長時，陳丕顯帶人做黃承祥的工作，幫助黃競選成功，黃見到國民黨軍官喊“老總”，見到遊擊隊喊“同誌”。黃幫助遊擊隊傳遞情報，購買棉衣、毛毯、藥品等物資，保釋被捕人員，掩護地下聯絡站開展工作。
就這樣，項英他們率領的遊擊隊依靠群眾，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國民黨軍的“清剿”；遊擊區軍民經受了考驗，積累了經驗，迎接新的鬥爭。
正如陳毅同誌1942年在一封信中指出的：“南方的3年遊擊戰爭，也同二萬五千裏長征一樣，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可戰勝的偉大革命力量。”
視死如歸書寫梅嶺傳奇
1936年，中國時局岌岌可危：日本帝國主義吞並了中國東北4省之後，又製造了“華北事件”，侵占冀察，並於是年8月推出“國策大綱”，大舉擴軍備戰，伺機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終於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此時的南方，在廣闊的丘陵山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方遊擊隊與前來“清剿”的國民黨軍隊，已經進行了近3年異常艱苦的遊擊戰爭。
國難當頭，一南一北的局麵互相呼應，革命形勢仍然波譎雲詭。這年冬天，陳毅元帥在廣東韶關南雄梅關寫下的“絕筆”詩《梅嶺三章》，就是當時那段曆史的生動寫照。
贛粵交界處梅嶺大梅關，位於大庾嶺海拔七八百米高處的巔峰。唐開元四年，左拾遺張九齡奉詔開鑿嶺南驛道，以連結長江水係和珠江水係，推進嶺南經濟、文化發展。3年功成後，兩側植梅，梅關因此得名。
當年古驛道上“商賈如雲，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因此有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美稱。唐代詩人杜牧《過華清宮絕句》詩中有雲“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那嶺南的荔枝就是通過這條驛道，由飛騎日夜兼程至長安，而色味不變。
這裏號稱“千峰轉不盡，十裏萬重山”，樹木遮天蔽日，漫山遍野，山中有洞，洞洞相連，便於部隊隱蔽，保存實力。三年遊擊戰爭期間，項英、陳毅率部其中多次往返穿越梅嶺。
1936年6月，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不滿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發動以“反蔣抗日”為口號的“兩廣事變”，企圖借此問鼎中原。
蔣介石以他慣用的手段分化利誘，不到3個月，就瓦解了“兩廣事變”，又調遣重兵，對粵贛邊等遊擊區發起第二次大“清剿”。
這次進攻粵贛邊的是蔣介石嫡係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戴嗣夏被蔣介石稱為“碉堡專家”。他在進攻遊擊區時，使出拿手好戲，山口、路口、渡口全都築起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盤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邏。
第四十六師使出碉堡、隔離、搜剿“三管齊下”的手段，步步進逼遊擊隊根據地。陳毅進入革命生涯中最艱苦最困難的時刻。
梅嶺山中的深秋季節，寒意襲人。那時，陳毅正住在離大餘縣城約15公裏的梅嶺的一個山溝裏。
一天下午，原湘鄂贛省委派到敵軍四十六師做兵運工作的陳海送個條子上山來，說中央派人帶來了重要指示，要負責同誌到大餘縣城去接頭。
沒想到，此行讓陳毅在梅關經曆了一場生死劫。陳毅抵達大餘縣城時，得知陳海已叛變。當他返回梅嶺時，叛徒陳海已經把告密信送出，項英、陳毅等的住地梅山齋坑迅速被敵人包圍。
敵人以5個營的兵力在梅嶺搜索，為避搜查，陳毅和特委人員果斷地晝伏草叢，夜裏轉移，在梅山範圍內與敵人周旋。
一連20多天，遊擊隊絲毫不敢動煙火。多虧梅關黃坑一個名叫張千妹的婦女，冒著生命危險，夜間上山送情報、送糧菜，這才存活下來。
張千妹最後一次上山，遇上了搜山的敵軍，她無處可藏，隻好眼一閉，就地一滾，掉下幾丈深的穀底，暈了過去，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拖著摔傷的一條腿，一步一步爬回了家。
張千妹負傷後，沒人送糧菜，陳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饑，渴了還能從岩縫裏找幾滴山泉潤喉，可肚子餓得實在難受，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上山搜剿的敵人，不時從洞外傳來走過的腳步聲，又不能冒然行事。
一天，陳毅舊傷隱隱作痛，胃病重新複發，心中異常焦慮，不知能否逃過這個劫。思慮中，陳毅突然詩思泉湧，頃刻之間，把十幾天得到的詩句聯接成章，默吟出豪氣衝天的“絕筆”詩《梅嶺三章》：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後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
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陳毅雖然處在危難之際，但獻身革命的決心和對革命必勝的信心卻矢誌不移。他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華夏後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艱苦創業，勇往直前。
陳毅寫下絕筆的當天，敵人沒有進山搜查，第二天山裏也很平靜。正在陳毅納悶之時，張千妹給陳毅送吃的來了，她告訴陳毅，山下的敵人都撤走了。
陳毅感到奇怪，便走出岩洞，隨張千妹下山。被敵人衝散的警衛員宋生發找來了，他從城裏搞到一張國民黨的報紙，上麵登載有12月12日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抓起來的消息。
陳毅這才知道，正是因為西安事變，國軍第四十六師這才匆匆從遊擊區撤走。國軍一撤，敵人一些地方武裝都縮在碉堡裏不敢出來，陳毅這才逃過了一劫。
在以後的崢嶸歲月裏，陳毅與《梅嶺三章》詩詞為伴，將革命進行到底。但《梅嶺三章》詩詞能有幸與後人見麵，其夫人張茜當記一功。
1940年，盤踞蘇北的國民黨頑固派製造摩擦，同年十月，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妄圖消滅新四軍。此時，著名的黃橋戰役開始了。
國民黨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和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調兵三萬，齊頭進攻黃橋。新四軍為了生存和抗日，隻好被迫應戰，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我軍頑強反擊，予敵軍以重大殺傷。
正當前線決戰時，敵方配合八十九軍作戰的保安四旅一部百餘人，在戰場上潰退下來，不辨方向，一直衝到距陳毅指揮部200米處，而新四軍當時全軍出擊，總部已無保衛部隊。
得到好消息的李守維，叫囂要“活捉陳毅”。麵對窘境，陳毅一麵從容自若地立即組織機關工勤人員迎擊敵軍，一麵命令其新婚妻子張茜，把所有文件立即燒掉，以防落入敵軍手中。
做機要秘書的張茜，一邊燒文件一邊看文件的內容。當看到《梅嶺三章》詩稿時，張茜猶豫了，她浮想聯翩陳毅在南方三年遊擊戰的烽火歲月，深諳陳毅一生與詩歌結下不解之緣，於心不忍，便問：“老總，詩稿也要燒掉嗎？”陳毅說統統燒掉。
張茜對《梅嶺三章》愛不釋手，又問：“老總，我替您保存詩稿吧？！”陳毅不作聲了。
《梅嶺三章》就這樣被張茜“救”了下來。由於陳、粟反複謀劃，部署周密，相機反擊，結果，新四軍以五千人戰勝了敵人三萬兵，創造了軍史上的一個奇跡。
轉變戰略進行國共談判
1937年7月11日，“圍剿”贛粵邊紅軍遊擊隊的國民黨軍突然停止“清剿”行動，局勢驟然平靜下來。項英憑著豐富的政治和軍事實踐，從征兆中預感到發生了重大的事變！
幾天後，他從報紙上得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立即寫信給陳毅，著交通員火速送去。陳毅接信後，立即趕到項英住處商量，初步確定領導贛粵邊遊擊區和紅軍遊擊隊實行戰略思想轉變，同國民黨方麵由對抗轉到聯合抗日方麵來。
7月下旬，項英在主持召開贛粵邊特委會議後，根據他和大家對形勢的看法，立即寫出題為《盧溝橋事變與抗日鬥爭的**》的文章，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實行對日宣戰，反對和平妥協；同時表示：紅軍遊擊隊願意聯合抗戰，為保衛祖國而奮鬥！
項英根據當時形勢，領導紅軍遊擊隊進行武裝宣傳，強調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就要實行對日宣戰。於是，抗日浪潮在贛粵邊遊擊區內外迅速掀起。
7月下旬，項英通過關係，從香港買到《新學識》的書刊中，看到毛澤東當年5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摘要。
報告中講道：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為了適應民族矛盾的發展和變化，確定調整黨在當時的國內政策，以便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對敵。
毛澤東還在報告中說：
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1）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製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
毛澤東對形勢分析和對政策調整的指示，為項英領導實行戰略思想轉變提供了重要依據。
7月底，項英同陳毅和特委成員一起，學習毛澤東的講話，領會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他隨即以個人名義，寫出題為《中國新的革命階段與黨的路線》的文章。
文章指出：中國革命目前已發展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階段；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打倒帝國主義是實現中國革命任務的中心；日本帝國主義是現階段最主要、最凶猛的敵人，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
項英這篇文章，實際上成為贛粵邊及鄰近遊擊區統一黨內外和紅軍遊擊隊指戰員的思想，實行由反蔣變為“聯蔣”、由內戰變為抗日戰略轉變的重要思想武器，對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為了爭取合作抗日的需要，項英他們將贛粵邊紅軍遊擊隊改名為江西人民抗日義勇軍。
8月初，項英根據贛粵邊紅軍遊擊隊和地方幹部對國共合作抗日議論紛紛的情況，意識到在曆史轉折關頭，統一幹部的思想認識十分重要。
於是召開幹部大會，親自作動員報告，指出：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使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已成為黨的中心任務，各級幹部必須盡快實行由反蔣到“聯蔣”、由內戰到抗日的戰略思想轉變。
通過學習討論，廣大幹部很快弄通思想，取得較為一致的認識，提高了對停止敵對行動和同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的自覺性，增強了合作抗日的信心。
在積極推動抗日的同時，項英、陳毅開始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
8月8日和25日，項英以贛粵邊特委和紅軍遊擊隊名義，發表《聯合宣言》和《告贛南民眾書》，表明為挽救國家的危亡，願遵照黨中央的路線，停止遊擊戰爭，與國民黨政府合作抗日。
同時，命令南雄、大餘、信豐、南康、贛南的黨組織和遊擊隊，立即停止遊擊活動，以表合作抗日的誠意。
隨著日軍“八一三”進攻上海，國民黨方麵被迫承認南方共產黨組織和紅軍遊擊隊的合法地位，贛粵邊周圍的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國民黨軍陸續撤走；其第四十六師和大餘、南雄、南康、信豐等縣縣長，發函歡迎紅軍遊擊隊下山談判，共商抗日事宜。
項英對談判非常慎重，認為與昨天的敵人談判事關重大，可當時無法向黨中央請示，如久拖不決，又會喪失有利時機。
他認為，南方紅軍遊擊隊經過三年浴血奮戰，需要通過停止武裝衝突，借機恢複聯係，進而聯合起來，將會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要聯合，就要利用談判的良機。
於是，他同陳毅等研究，決定同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停止衝突，進而使南方各地紅軍和遊擊隊聯係起來；至於武裝衝突停止後，政治上、行動上怎樣處理，由黨中央決定。
項英親自起草的談判內容，包括：要國民黨當局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要釋放政治犯，要保證紅軍遊擊隊的給養，等等，成為贛粵邊及附近遊擊區同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的基本依據。
頭兩次談判，項英請陳毅作為全權代表出麵談判。8月下旬，性情豪爽，剛直不阿的陳毅同誌作為我方全權代表，到大餘縣城與國民黨談判，受到大餘各界群眾熱烈的夾道歡迎。
大餘縣長對陳毅同誌所提出的條件不敢作主，請陳毅到贛州與省政府代表談判。於是陳毅大義凜然地來到贛州，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及四十六師的代表談判。
陳毅到贛州一下車，人群中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口號聲和歡呼聲，國民黨的軍樂隊還奏起了歡迎的歌曲。在贛州談判中，陳毅同誌義正嚴辭提出我方條件：停止對遊擊區的進攻；遊擊隊改為江西抗日義勇軍，但必須保持獨立性和黨的領導權，保持獨立的建製；義勇軍與八路軍同等對待；保證遊擊區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保證抗日自由，共產黨一切活動不得限製；釋放政治犯；遊擊區的保、甲長實行民選；不得追繳租稅和租債等。
在談判中國民黨第四十六師代表大放厥詞，說什麽“無所謂國共合作，這種說法，英、美不習慣。”
陳毅同誌當即質問他：“你代表誰？代表英、美嗎？”他慌忙地說：“對不起，這不是兄弟的意思。我們中央黨部的文件指示我們這樣講的。”
陳毅同誌憤怒地站起來說：“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沒有資格和我談判。我們的隊伍要下山，你擋不住！進贛州你擋不住；中國有共產黨，英、美也擋不住！形勢變了，你的腦袋也得變。”
那個家夥連忙表示歉意說：“是是，很對，很對”。陳毅同誌的據理批駁，嚴重打擊了國民黨談判中蠻不講理的反動氣焰。
贛州談判，雙方達成協議：遊擊隊按我方提出的辦法改編為“江西抗日義勇軍”；部隊集中後按保安團待遇提供給養。還有些條件要報省政府最後決定。
9月底，項英開始親自同國民黨進行談判。9月21日，項英由大餘縣長彭育英陪同到贛州，同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馬葆珩和第四十六師師長戴嗣夏就紅軍遊擊隊集中等問題，談判達成協議。
接著，項英應邀赴南昌同國民黨江西省政府談判，解決南方其他遊擊區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武裝等問題。他到南昌後，看到當地報紙上刊出蔣介石9月22日批準交中央社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還刊出蔣介石23日發表的實際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
項英學習黨中央的宣言，仔細領會黨的政策變化，同他們的做法相對照，認為總的方麵是符合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精神的。
據此，他同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濱口頭談妥三點，包括紅軍遊擊隊番號改為抗日義勇軍，在集中期間一切費用由江西省政府負擔，其餘各項由兩黨中央談判決定。另外，項英還和熊濱商定，在南昌設立“南方紅軍遊擊隊總接洽處”。
項英同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進行談判後，又先去南京，後赴延安，同黨中央匯報。陳毅則在繼續奔走於湘贛、閩浙贛等遊擊區聯係紅軍遊擊隊下山改編事宜。當時許多人想不通，陳毅同誌做了大量的艱苦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項英在贛粵邊遊擊區領導實行戰略思想轉變時，想到其他遊擊區消息閉塞，他作為中央分局書記，有責任將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合作抗日的精神告訴他們。限於當時的條件，他采取多種辦法進行：一是當麵傳達。閩贛邊紅軍遊擊隊負責人彭勝標麵對形勢重大變化，來到大餘池江，向項英和陳毅匯報情況，接受指示。
項英、陳毅聽取了匯報，講了形勢變化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彭勝標感到事關重大，怕回去講不清楚，要求派代表去傳達。項英派陳丕顯隨彭勝標去閩贛邊遊擊隊傳達。這對他們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二是寫信通報。項英在南昌談判時，於9月28日給浙南遊擊區領導人劉英寫信，告訴時局變化，要合作抗日，共赴國難。他同時寫信給其他遊擊區領導人。
項英給湘南遊擊隊的信，湘粵贛邊遊擊支隊長趙書良、政委王赤看到後，感到事關重大，信難辨真偽，恰好大隊政委、當過項英秘書的楊漢林熟悉項英的筆跡，認定信確是項英寫的，才打消了大家的疑慮。
隨後，王赤從桂東來到大餘池江，項英、陳毅對他作了指示。王赤返回桂東後，將隊伍先集中整訓，再開到池江。
遺憾的是，項英寫給湘贛邊遊擊區領導人譚餘保的信，由趙書良支隊長親自送到武功山區，然而譚餘保不相信是項英寫的信，不相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還誤將趙書良當作叛徒殺害。
三是派人去傳達。浙南遊擊區劉英接到項英的信，派人到南昌聯絡，鑒於事關重大，要求派人去傳達，項英派新成立的東南分局副書記曾山前往傳達。浙南紅軍遊擊隊編為1個營由粟裕率領，於1938年4月18日到達皖南岩寺集結。
四是，通過報紙傳播。項英在南昌談判離開前，於9月29日發表了《告南方遊擊隊的公開信》，告訴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傳達了黨中央關於紅軍遊擊隊改為抗日救國武裝的精神，通過報紙向各地紅軍和遊擊隊傳播了信息。它為爾後紅軍和遊擊隊的順利集結和改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項英在南昌期間，還催促國民黨當局立即釋放方誌敏之妻、共產黨員繆敏。
項英、陳毅關於南方紅軍和遊擊隊有關停止衝突、共同抗日談判的作法，是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的，也是符合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精神的，是具有遠見卓識的，為南方紅軍和遊擊隊爾後集中編組為新四軍創造了條件。
改編紅軍獲得中央肯定
1937年9月24日，項英到南昌談判時，從報紙上得知黨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軍代表葉劍英正在南京同國民黨政府談判，便於26日給他們發去電報，並請他們轉毛澤東等領導人，自己正在為改編各邊區部隊而抵達南昌，與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後，即日返贛南，如派人來可到省保安處找。
項英在電報發出後等了兩天，見無複音，因公務繁多，於29日帶著獲得自由的繆敏返回了大餘池江。
正在南京談判的博古，此時正為尋找項英而著急，看到項英來電喜出望外，立即將項英來電轉報中央，附言要派人去找。
可是派誰去？他突然想起剛從國民黨監獄裏“保釋”出來的顧玉良，曾在黨中央機關擔任過交通，會認識項英，便派顧玉良以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副官身份，帶上護照，持著公函和博古的親筆信及有關文件，於10月3日起程去江西尋找項英。此時，黨中央對項英在江西的談判曾兩次提及。
10月1日，中央書記處電中講道：“項英同誌似還不明白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性原則，似還更不明白不應無條件集中而應保持南方戰略支點的原則。他在南昌的作法帶著危險性。”
10月2日，洛甫、毛澤東電中講道：“速電項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寧後並令其來中央討論。南方遊擊隊萬不宜集中，項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國民黨的當。”限於當時的條件，項英並不知道中央對他的批評。
顧玉良乘輪船、轉火車，於10月7日到達南昌，乘國民黨江西省當局提供的小汽車，11日到達大餘池江找到項英。
顧玉良向項英說明來意，將所帶博古親筆信及有關文件交給項英，轉達了博古提出的同國民黨當局談判的注意事項，還轉達了博古的話：要項英按中央指示精神安排好工作後，隨他一起去南京。
10月11日這一天，項英特別忙碌。他除和顧玉良交談外，趕到離池江5裏的遊擊隊駐地，同楊尚奎、陳丕顯、劉新潮等開會，傳達中央指示，安排近期工作。
根據安排，楊尚奎為贛粵邊特委書記，和陳丕顯一起負責紅軍遊擊隊的下山改編、擴大部隊等工作；要陳丕顯去南雄、全南一帶聯係，傳達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要三南遊擊隊到池江參加整訓，至傍晚才返回池江。
10月12日上午，項英帶著兩名警衛員，和顧玉良一起同坐一輛小汽車，從池江出發去南昌。
中午在吉安停留，讓陳毅看了博古來信及有關文件，就贛粵邊及周邊遊擊區的工作部署和安排，同陳毅作了長時間的研究。
項英對幫助幹部實行戰略思想轉變甚為關注，請陳毅親自去湘贛邊遊擊區，向湘贛臨時省委書記、湘贛軍政委員會主席譚餘保傳達黨中央的指示精神。
項英還以自己的名義，給陳毅寫了介紹信，寫道：“特派黨代表陳毅同誌，來你們這裏聯絡。”項英後來得知，陳毅在湘贛邊遊擊區蒙難，甚為震驚，又為陳毅最終說服譚餘保而慶幸。
10月18日，項英到達南昌。第二天辦好手續，於23日到達南京，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同博古、葉劍英見麵，進行長時間的交談。
博、葉向項英介紹了長征經過，黨中央和軍委領導人的變化，抗戰形勢和黨的政策調整，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及開赴前線，南方紅軍和遊擊隊的改編談判等情況，使項英對全局情況有初步了解。
博、葉還將黨中央領導人對項英的談判的擔心，也如實作了轉告。項英將堅持三年遊擊戰爭經過和主要經驗教訓，同國民黨地方當局就停止衝突、共同抗日的談判，紅軍遊擊隊情況等，向博、葉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項英對中央領導人對他談判的批評，理解為對他政治上的關懷，沒有作解釋，但通過介紹談判經過和有理、有利、有節鬥爭的情況，就把問題說清楚了。
博、葉聽取項英的情況介紹非常認真，對南方各遊擊區軍民的英勇拚搏、艱苦奮鬥的精神表示敬佩，對他們談判中進行鬥爭的情況表示理解。
10月26日，項英離開南京，經武漢、西安，於11月7日到達延安。
在項英離開南京當天，博古、葉劍英給洛甫、毛澤東發電中講道：“因情況不明，項（英）陳（毅）在談判中有些不妥處，但總的方向是對的。”
曆史證明，南方紅軍和遊擊隊是應該集中的，早集中對紅軍和遊擊隊是有利的，晚集中對紅軍和遊擊隊是不利的，不集中就無法有抗日戰爭年代活躍在華中戰場上新四軍的出現，留在原地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當時，活動於贛東北弋陽縣磨盤山地區由楊文翰領導的遊擊隊，活動於贛北地區由劉維泗領導的遊擊隊，由於不願意放棄土地革命，拒不下山集中改編，均遭國民黨軍消滅，就是慘痛的教訓。
在堅持三年遊擊戰爭之後，經過同國民黨談判，南方八省十四個地區的紅軍遊擊隊，改編成我黨領導的新四軍。全軍一萬多人。
這是三年遊擊戰爭中保存下來的骨幹力量，是一支久經鍛練、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好軍隊，是活躍在大江南北打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武裝力量。這支武裝力量的保持和發展，凝結著項英和陳毅同誌的心血，是他們對黨對人民事業偉大貢獻的豐碑。
兩年之後的1939年8月1日，黨中央給項英轉新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全體同誌發來的賀電中，講道：新四軍的領導同誌在堅持三年遊擊戰爭的陣地上，鍛煉出堅持黨的路線至死不屈的黨的堅強幹部，保存著各個遊擊區域艱苦卓絕的武裝骨幹，發揚著布爾塞維克英勇奮鬥的光榮傳統，為黨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造出一支抗戰前線上鐵的新四軍。在抗戰兩年中，新四軍堅持大江南北的抗戰陣地，開展了敵後遊擊戰爭……建立大江南北的遊擊根據地，以爭取長期抗戰的勝利。這是你們的成功，這是新四軍黨的領導的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