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在瑞金召開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門留在蘇區的主要負責人會議，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
中央分局起初由項英、陳毅、陳潭秋、賀昌、瞿秋白等5人組成，後來又增加了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柏台、毛澤覃、汪金祥、李才蓮為委員。
書記項英，組織部長陳潭秋，宣傳部長瞿秋白，中共中央分局書記李才蓮。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副主任梁柏台，秘書長謝然之。
臨危受命設立中央分局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在中央蘇區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
成立中央分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就意味著要留在蘇區，堅持鬥爭。留下誰呢？第一個被考慮留下的是項英。
項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軍委代理主席，具有黨、政、軍全麵工作經驗，委任他為留守人員總負責，顯然是最恰當的人選。項英臨危受命，表示堅決服從。
第二個被列入留守名單的是江西軍區司令員陳毅。一個多月前，陳毅在興國前線指揮作戰時，右胯骨被敵彈擊中，造成了粉碎性骨折，此時正躺在醫院的病房裏休養。
10月13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在瑞金召開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門留在蘇區的主要負責人會議，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
中央分局起初由項英、陳毅、陳潭秋、賀昌、瞿秋白等5人組成，後來又增加了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柏台、毛澤覃、汪金祥、李才蓮為委員。
書記項英，組織部長陳潭秋，宣傳部長瞿秋白，少共中央分局書記李才蓮。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副主任梁柏台，秘書長謝然之。
起初，中央政府辦事處所設機構與中央政府一樣，後來作了調整，將糧食部、財政部、國民經濟部與紅軍供給部合並，成立了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原駐瑞金雲石山馬道口，10月下旬遷於都寬田石含村和龍泉村，12月底又遷於都黃龍井塘村。
10月22日，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示，在於都寬田成立中央軍區。項英任司令員兼政委，龔楚為參謀長，賀昌為政治部主任。
中央軍區政治部下設組織部、宣傳部、破壞部、地方遊擊政治部和秘書處。史猶生任組織部長，李翔梧任宣傳部長，袁血卒任破壞部長兼地方遊擊政治部主任，林中伯任秘書處長。
中央軍區司令部下設2個科：作戰科科長郭如嶽，情報科科長嚴仲。中央軍區設有衛生部，王立中任部長。
此外，中央政治局還決定了留在中央蘇區的中央高級幹部名單。
黨中央各機關和中央政府各部門以及各省委、省蘇機關留在中央蘇區的人員，事先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了留人的原則，屬於省委、省蘇機關的幹部，由各省委決定報中央批準；黨中央機關、政府、共青團、工會等，由各單位的黨團負責人和行政領導決定後報中央批準；紅軍部隊留人由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決定後報中央批準。
留在蘇區的部隊有紅軍獨立第二十四師、一些獨立團和地方遊擊隊，加上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紅軍傷病員，共3萬多人。
中央規定中央分局除領導中央蘇區外，同時領導湘贛、湘鄂贛、贛東北和閩北蘇區的遊擊戰爭。中央軍區則直接指揮江西、福建、閩贛、贛南、閩浙贛5個軍區。
中共中央賦予他們的任務是掩護紅軍主力轉移，保衛中央蘇區，開展遊擊戰爭，擾亂敵人的進攻，準備將來配合紅軍主力，在有利的條件下進行反攻，恢複和擴大中央蘇區。
為此，中共中央於10月8日發出了給中央分局關於開展遊擊戰爭的《訓令》，中革軍委也頒布了由毛澤東主持編寫的長達2.6萬字的《關於遊擊隊動作的指示》。
指示對蘇區遊擊隊的組織、任務、遊擊戰術、遊擊根據地的建立及遊擊隊的政治工作等問題，作了規定，並劃定瑞金、會昌、於都、寧都4個縣城之間的“三角地區”，為最基本的地區和必須最後堅守的陣地。
既要指揮留下的部隊掩護、策應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又要領導中央蘇區及鄰近蘇區軍民堅持鬥爭，任務是相當艱巨的。
項英臨危受命，以革命大局為重，以對黨無限忠誠的高度責任感，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等一起，擔當起領導中央蘇區軍民堅持鬥爭的重任。
在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前和轉移初期，他們主要從兩個方麵對紅軍主力轉移做掩護、策應工作。
一是組織留下的部隊對紅軍主力轉移進行掩護、策應。在紅軍主力出動前，項英按照軍委要求，指揮留下的紅二十四師和獨立團、營，接替紅軍主力防務，讓主力撤出原來陣地。
接防部隊以積極的動作，開展遊擊活動，阻滯進攻的國民黨軍，掩護主力開赴指定地域集結，做好出動前的準備。
同時組織各軍區協同蘇區地方為紅軍主力輸送兵員和物資，增強戰鬥力量，並嚴密封鎖主力紅軍行動的消息，從而有力地掩護了主力紅軍的集結。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黨政機關、軍委總部及直屬部隊編成的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從瑞金地區出發，向戰略轉移前的集結地域開進。10月17日，主力紅軍分別從10個渡口南渡貢水準備突圍西去，並於10月21日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
項英奉命指揮紅二十四師和一些獨立團分別在原地阻擊騷擾敵人。他指揮留下的部隊在北麵、東麵堅決抗擊國民黨軍的進攻，讓進攻的國民黨軍產生仍有許多紅軍主力留在蘇區的印象。
項英命令贛南軍區派獨立第十四團進占韓坊、古陂；獨立第十五團和獨立第六團進占安遠城；第一大隊與西江獨立營進至重板石和龍布一帶；保衛隊和獨立第六團一個營進至新田地區，肅清國民黨殘餘力量，恢複蘇維埃政權。同時還派大田遊擊隊到信豐河西岸破壞敵人堡壘，派長洛遊擊隊到大埠圩東岸長演壩一帶打遊擊。
11月初，敵餘漢謀縱隊在南雄、大餘、橫江、鉛廠地域追擊我軍主力，信豐、南康、安遠等地甚為空虛。
根據中革軍委指示，項英命令贛南軍區獨立第六團和獨立第十四團深入到安遠、信豐、南康地區開展遊擊活動，肅清國民黨方麵殘餘力量，恢複紅色區域。
二是組織蘇區黨政機關對外暫不改變辦公形式。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堅持照常上班，接待來訪群眾，處理正常公務。
《紅色中華》報繼續正常出版，報頭上標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原來的反“圍剿”、生產等欄目照舊不變，以此來告訴人們，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仍在中央蘇區，以迷惑國民黨方麵。
在紅軍主力突圍出去之初，國民黨方麵急於了解紅軍主力走了多少？中共中央機關是走了還仍在中央蘇區？由於項英指揮留下的部隊掩護、策應行動積極，黨政軍民保密工作做得好，就有效地迷惑了國民黨方麵，使其遲遲搞不清楚，影響到其對我戰略轉移的紅軍主力尾追堵擊的部署。
北路國民黨軍至10月底，才確知紅一方麵軍已突圍西進；東路國民黨軍到11月上旬，還以為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仍在中央蘇區；國民黨《中央日報》11月3日報道，瑞金的中共中央機關已“遷往於都”；蔣介石到11月中旬，才完全弄清紅一方麵軍西移的戰略意圖。
11月22日，項英命令紅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在瑞金與會昌之間謝坊附近的灣塘崗伏擊，將東路國民黨軍第三師的前衛旅殲滅一半，另一半被擊潰，使進犯的國民黨軍大為震驚，認定中央蘇區仍有正規紅軍，便立即調整部署，僅在寧都以北地區就集中4個師，尋找留下的紅軍主力決戰。
到當年年底，中央蘇區部隊、遊擊隊先後吸引、牽製國民黨軍兩個縱隊、15個師及兩個旅。
這是項英領導中央軍區部隊積極執行牽製任務的重要體現，從而減輕了紅軍主力在戰略轉移中的壓力，策應了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
為了保障主力紅軍的戰略行動，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和遊擊隊除掩護、配合主力紅軍突圍外，還承擔了收容傷員、運送糧食彈藥等任務。
10月21日，主力紅軍突圍戰役獲勝後，贛南軍區派一部分部隊負責收容傷病員，積極組織群眾，前運糧彈，後運重傷員。
還奉命在小坌、畚嶺、小溪、新陂、於都西北等處設立醫務所和收容所，在大壩、唐村等地設立運輸轉運站，以保證野戰軍在轉移時的後方收容與運輸。
10月底，項英、陳毅等根據中革軍委的指示，又先後收容了一大批傷病員，其中一些輕傷員醫好後即投入了當地的遊擊戰爭。
在掩護主力突圍的同時，項英做開展遊擊戰的準備。10月18日，項英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了《開展廣泛的群眾遊擊戰爭保衛中央蘇區》的文章，號召蘇區軍民全體武裝起來，組織遊擊隊，開展最廣泛的遊擊戰爭，這為後來開展的獨立的戰略性遊擊戰造輿論。
10月底，確定在西江、瑞金、於都3縣之間，以寬田為中心，設立瑞西縣，設置黨政領導機構和獨立營，從中央分局駐地領來10挺花機關槍、1挺馬克沁重機槍、60多支步槍。這為從瑞金撤離後，瑞金特委領導開展遊擊戰作了最實際的準備。
由於受黨中央規定項英必須待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到湖南後才能公開宣布主力紅軍突圍消息的保密要求所限，項英於11月下旬與陳毅等研究，提出“獨立作戰”和“堅持鬥爭”的口號，圍繞著開展遊擊戰，從組織上、思想上實行戰略轉變。
在深入廣泛進行遊擊戰動員的同時，派得力幹部去各地加強遊擊戰的領導，其中派分局委員張鼎丞率範春樂、劉永生、陳茂輝等一批幹部趕赴閩西；在贛粵邊建立信南贛雄特委和軍分區，調1個營的紅軍為骨幹；整頓部隊，開展反逃跑現象和失敗主義作鬥爭；進行精簡和疏散，分散安置數以萬計的傷病員。這些，為分散開展遊擊戰創造了條件。
根據形勢準備轉變戰略
紅軍主力長征後，中央蘇區麵臨嚴峻的鬥爭形勢，迫切需要實行戰略轉變。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進犯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除薛嶽縱隊、周渾元縱隊追擊中央紅軍外，其餘國民黨軍隊繼續向中央蘇區腹地進攻，迅速占領了寧都、汀州、石城、興國、於都、瑞金、會昌等地。
陳誠等指揮的國民黨軍隊20多個師共20餘萬人，加緊構築堡壘封鎖線，組織地主武裝，建立保甲製度，企圖徹底消滅紅軍，摧毀中央蘇區。
在嚴重的形勢麵前，以項英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於保衛中央蘇區，抗擊進犯之敵的指示，領導中央蘇區軍民英勇頑強地抗擊國民黨軍的進攻。
當國民黨軍隊占領寧都、汀州、石城、興國等地後，中央軍區命令紅二十四師在汀州以南阻擊河田之敵前進，江西軍區獨立團阻滯廣昌之敵前進，獨立第三團監視興國之敵，獨立第七團阻滯石城之敵前進。
11月下旬，國民黨軍東路第三師孤軍冒進，由瑞金向會昌推進。
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命令紅二十四師在謝坊西側的灣塘崗伏擊敵人，以會昌地方武裝作正麵扼製，另命令福建軍區獨立團於瑞金河東岸阻擊牽製增援之敵。
這次戰鬥殲滅國民黨軍半個旅，擊潰半個旅，是紅軍主力長征後中央軍區部隊取得的第一次大的勝利。但是國民黨軍發現中央蘇區仍有正規紅軍後，遂改急進為緩進，調集兵力，企圖尋找紅軍決戰。
當時江西軍區和省委由於敵人的迅速推進，沒有來得及布置地方工作，同時仍集結獨立團阻止和破壞敵人構築堡壘，在戰鬥中遭到嚴重損失，最後被國民黨軍圍困在狹小地區而遭失敗。
江西軍區失敗的教訓，引起項英等中央分局領導的重視，他們開始注意加強地方武裝和在群眾中進行遊擊戰爭的教育。
同時開始認識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紅軍主力的回師上，提出了“獨立作戰”和“堅持鬥爭”的口號，在戰略指導上也開始了初步的轉變。
為了指導各地遊擊戰爭，中央分局派出了許多得力幹部進駐各地。中央分局派張鼎丞回閩西；調中共閩贛省委書記賴昌祚到瑞金西部地區組建中共瑞西特委並任書記；調中共贛南省委書記鍾循仁到閩贛省委任書記；調中央審計委員會原主任阮嘯仙任中共贛南省委書記；派中央政府土地部原部長胡海回吉安東固地區；派李樂天到贛粵邊地區，領導開展遊擊戰爭。
同時，為開展廣泛的群眾性遊擊戰爭，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軍委劃定的瑞金、會昌、於都、寧都“三角地區”軍民中進行動員教育。
12月29日，項英在瑞西、瑞金兩縣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目前敵人“清剿”形勢與黨的緊急任務》報告，號召動員一切力量粉碎敵人“清剿”，提出一切工作為著開展遊擊戰爭，要求每個黨員要領導遊擊戰爭，要學習遊擊戰術，每個區應有一個基幹隊伍，要擴大獨立營和區遊擊隊，以便來團結與領導群眾開展遊擊戰爭。
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還專門在於都寬田的龍泉逕舉辦了遊擊訓練班，組織各縣區遊擊司令部負責人學習遊擊戰術。
中央分局在組織上、政治上實行的初步戰略轉變，對於一些地區遊擊戰爭的開展和以後遊擊戰爭的堅持，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由於在總體上仍受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關於堅守“三角地區”指示的束縛，紅二十四師和幾個獨立團依然采取正規戰的作戰方式阻滯和破壞國民黨軍對於“三角地區”的築壘前進。
1935年1月28日，紅二十四師和獨立第三團、第十一團共5個團的兵力，進攻駐守贛縣牛嶺的國民黨粵軍第二師一部。由於部署失當，部隊在激戰中遭到嚴重損失，這是中央蘇區進行正規戰的“最後一仗”。
項英和中央分局認識到牛嶺戰鬥不但是“不應有的慘敗，而且是不應有的戰鬥”。
牛嶺戰鬥後，國民黨軍隊加緊對“三角地區”進行“清剿”，於都、會昌一線貢水兩岸的國民黨軍南北夾擊，企圖將中央分局等機關及紅軍部隊封鎖在狹小地區內一舉殲滅，中央蘇區形勢日益嚴重。
這時項英和中央分局放棄期待野戰軍的觀念，正式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口號，對於當時整個鬥爭的嚴重性也有進一步認識。
中央分局在這存亡繼絕的緊要關頭，感到已無法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堅守“三角地區”的指示，開始醞釀突圍和分散開展遊擊戰爭問題。
項英和中央分局在嚴峻的鬥爭形勢麵前認識到必須改變鬥爭形式，實行戰略轉變。
中央指示進行戰略轉移
中共中央分局在嚴峻的鬥爭形勢麵前認識到必須改變鬥爭方式，但同時又感到，“變動中央給予我們的任務，隻有得到中央的批準，才能執行”。所以，項英和中央分局於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連續致電中共中央，報告中央蘇區的嚴重形勢，要求給予具體指示。
項英在1月30日電文中提出：“任何緊張情況下應抽空討論我們的問題”，“要求中央迅速給我們具體指示，適應情況執行”。
2月1日，項英又致電中央：屢電諒達，無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區環境日益緊急，遲延不決是最有害的，目前問題是整個行動方針，關係全國與中區前途，因此必須中央決定與指示。
項英同時提出：集中行動必有立足之處，但目前四周無此條件；分散目標，便於遊擊，但各自為戰，領導困難。我們行動必須根據全國形勢與中央總方針決定，否則易於錯誤，影響工作前途。
2月4日，正是農曆春節，項英又給中央與軍委發電：“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還是堅持現地，還是轉移方向，分散遊擊，及整個部署如何？均應早定，以便準備。”“請中央及軍委立即討論，並盼於即日答複。”從電文中的措詞，可以看出項英是在焦急萬分的情況下發出此電，實在是無奈之舉！
在此期間，中央分局召開會議，研究分兵突圍問題。會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留少數部隊及人員繼續在中央蘇區活動，大部集中過信豐河；另一種意見是部隊以團為單位分散向湘贛、閩贛等地活動，中央分局領導隨部隊行動，繼續在中央蘇區領導鬥爭。
2月5日，項英將兩種意見報告中央，急切請求中央立刻答複，項英在電報中一再申明：“遲則情況愈緊張，則愈難。”中央蘇區的形勢真是到了萬萬火急的地步。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於1934年10月率中央紅軍長征後，很少與中央蘇區聯係，對於中央分局的多次請示，也未予答複，項英真是心急如焚！
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禦、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
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但常委尚未重新分工，博古仍然在中央負總責。所以，中央仍是對中央蘇區及其他蘇區無指示、無回電、無布置。
2月5日的紮西會議，中共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代替博古主持中央領導工作的張聞天，看到項英這份電報，立即開會討論，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給項英作了答複，要求中央分局堅持遊擊戰爭，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實行戰略轉變。
中央電文如下：
（萬萬火急）項轉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軍委討論了中區問題，認為：（甲）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遊擊戰爭，目前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鬥爭的前途是有利的。對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
（乙）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使與遊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而目前許多龐大的後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鬥爭方式是不適合的。
（丙）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可經過軍委討論，分局則討論戰略戰術的基本方針。先此電達。決議詳情續告。
中央書記處
2月5日
由於敵情緊急，中央分局接到電報後，為了不被敵人封鎖在於會河北岸，當機立斷，不等中央有關決議詳情下達，立即開會傳達、討論，作出部署。
中央分局確定分局隻保持項英、陳毅、賀昌3人的集體領導，其他領導幹部立即分散去各地領導鬥爭，有病的去各地就醫。
項英還將懷有身孕的妻子張亮，隨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周月林等一起，先去福建再轉赴上海。
分散安置重傷員難度大，負傷未愈的陳毅拄著拐棍親自動員和組織，在各地幹部和群眾的幫助下，終於全部安置下來，項英甚感滿意和欣慰。
在於都南部禾豐地區，中央分局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給中央分局的詳細指示電。
指示電指出，徹底改變鬥爭方式，一般都應由蘇區方式轉變為遊擊區的方式。占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製勝，是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
中央要求：龐大的機關立即縮小或取消，負責人隨遊擊隊行動，得力幹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裏應有一獨立團。利用蔣粵接鄰，在贛南、閩西一帶活動，最忌膠著一地。地方領導機關亦然。
中央在電報的最後強調指出：“目前正是困難與勝利的〔分〕水界，我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堅持到底，爭取黨的路線的勝利。”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紮西開會討論中央蘇區的問題，並先後兩次發電給中央分局，為中央分局領導中央蘇區紅軍和黨政機關轉變鬥爭方式和組織方式，實行戰略轉變指明了方向。
一是指明了中央蘇區戰略轉變的方式。為了與遊擊戰爭環境相適應，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工作方式；徹底改變鬥爭方式，應由蘇區方式轉變為遊擊區方式，許多龐大的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鬥爭方式是不適合的。並具體提出龐大的機關立即縮小或取消，負責人隨遊擊隊行動，派得力幹部到地方指導遊擊戰爭。
二是提出了戰略轉變後進行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中央要求中央分局要把"占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製勝"作為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並指出一連人左右的遊擊隊應是基幹隊的普通方式，較大地區設置精幹的獨立營，僅在幾個更好的地區設置更精幹的獨立團。短小精幹是目前的原則。
三是為了領導和保證軍事戰略轉變的實行，中央指示在組織上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蘇區分會，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經軍分會討論，中央分局則討論戰略戰術的基本方針。
這些，都為中央蘇區及其他蘇區開展遊擊戰爭，實現鬥爭方式和組織方式的戰略轉變確定了正確的原則，指明了方向。
九路突圍分兵開展遊擊
1935年2月,中央分局接到2月13日指示電後，根據中央“望你們討論這一指示”的要求，立即召開中央分局緊急會議，決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徹底轉變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並部署部隊突圍。
2月19日，項英致電博古、朱德、周恩來，匯報了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的情況；2月21日項英再次致電中共中央，報告了各路部隊突圍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動。
2月23日，中央書記處再次致電中央分局，指出了在突圍中應注意的一些問題：“所有出發遊擊的部隊，必須絕對輕裝”，“每一部隊不要擁擠很多幹部，即分局的一個團，也不應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項英、潭秋、賀昌三人外，其他同誌可在其他的部隊內負責工作。陳毅可獨立領導一個獨立團。分局帶的工作人員全部不應超過十人。”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項英和陳毅、陳潭秋、賀昌等中央分局領導人組織指揮被圍困在於都南部地區的紅軍部隊和工作人員分9路陸續突圍：由少共中央分局書記李才蓮率獨立第七團，由會昌穿過封鎖線，經汀瑞邊轉至閩贛軍區進行遊擊戰爭，如有可能再轉至寧都縣以北，恢複與領導該地區的鬥爭。由中央分局委員陳潭秋及譚震林率紅二十四師4個連，到閩西與張鼎丞部會合，堅持閩西遊擊戰爭。
由中央分局保衛局長汪金祥率紅二十四師4個連，至尋鄔以南及蕉嶺、安遠、武平一帶開展遊擊戰爭。
由原湘贛紅八軍軍長李天柱等率紅二十四師4個連，進至尋南遊擊區，並向廣東東江地區發展。
以紅二十四師的兩個連，挺進龍南、定南、虔南，建立三南遊擊區。
由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等率紅二十四師第七十一團約9個連越過南安江，經贛粵邊之油山轉至湘南，又收容了紅三十四師在西征中失敗的隊伍，並在該地區開辟遊擊區。
由獨立第三團團長徐洪、政治委員張凱率該團越過信豐河，到湘贛邊開展遊擊戰爭。
由中共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軍區政治委員阮嘯仙、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等率贛南軍區機關及獨立第六團，留贛南堅持遊擊戰爭。
由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項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中央分局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率紅二十四師第七十團在贛南、閩西穿插遊擊，並指導各地鬥爭。
從2月中下旬起，在項英、陳毅統一指揮下，被圍困在於都南部的各路突圍部隊，即按照中共中央分局部署陸續出發，分頭突圍。
鑒於敵情變化，中共中央分局對突圍部署又有適當調整。但由於突圍時間過遲和敵軍包圍圈越縮越緊，敵我力量對比過於懸殊，部隊在突圍中受到重大損失。經過頑強戰鬥，有些部隊被打散了，許多領導骨幹和紅軍戰士犧牲了。衝出敵軍重圍的同誌，就是後來堅持三年遊擊戰爭的種子和骨幹。
當時各路部隊突圍情況如下：
李才蓮率領獨立第七團，於2月下旬從瑞金銅缽山區向博生縣北部突圍轉移。部隊行至瑞金九堡遭敵阻擊，與敵激戰，隊伍被打散。李才蓮率領剩下的部隊轉移到閩粵邊，因情況變化，隻好回到銅缽山區，與中共瑞西特委書記賴昌祚會合。賴昌祚、李才蓮率領瑞金獨立營一部在瑞金觀音崠一帶進行遊擊活動，被敵包圍，部隊遭受重大損失，李才蓮在戰鬥中犧牲。賴昌祚等少數人突出重圍，在汀瑞邊堅持遊擊戰爭。
陳潭秋、譚震林率領的紅二十四師的4個連，於2月底突圍到達福建省委駐地長汀四都，後經河田、朱奮、才溪、紫金山等地，突破敵人重重封鎖與圍攻，4月底到達福建省永定縣，與張鼎丞部會合。接著成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領導閩西南的遊擊戰爭。何叔衡在突圍時墜岩負傷，被敵人槍殺。瞿秋白在小徑村被俘，後從容就義。
汪金祥、李天柱、孫發力率領的兩支隊伍，從於都南部出發，穿過安遠、會昌邊界，於2月25日到達安遠、尋烏的清溪一帶，遇粵軍第四師堵擊。部隊與敵激戰3日，損失重大。汪金祥、李天柱等率領餘部二三十人於月底到達尋烏南部，不久與周建屏部會合。同年5月，李天柱不幸在戰鬥中犧牲。
龔楚、石友生率領的紅七十一團，從於南禾豐地區出發，於2月24日到達信豐安息、極富地區，被粵軍餘漢謀部第二師發覺。25日，在極富地區與敵激戰後，突圍至信豐油山，留下2個連就地打遊擊，後即至湘南。
徐鴻、張凱率領的獨立第三團，從於都南部的小溪地區出發，於2月25日到達贛縣王母渡河，部隊渡過一半即被敵人發覺，被截為兩半。
張凱率部六七百人在楊雅附近與敵激戰後，根據項英電令，轉回於都南部，再沿安遠、信豐邊界向信豐南部突圍。3月4日，到達信豐石背，又遭敵堵擊，隻好折向安遠崗頭前進，再次被粵軍第四師截擊、封鎖。
3月上旬末，張凱和隨隊行動的原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陳正人夫婦及周以栗等，率100餘人到達安遠、尋烏南部山區，與周建屏、李天柱兩部會合。獨立三團團長徐鴻在突圍中犧牲。
3月下旬，活動在廣東興寧的羅屏漢，率遊擊隊六七十人來安遠、尋烏地區，與張凱等會合。5月間，陳正人、周建屏化裝離開安遠，經廣東梅縣、潮汕到達香港。周以栗在轉赴白區途中遇敵，光榮犧牲。
毛澤覃率領紅二十四師1個連，於2月中旬從於南禾豐地區出發，經會昌白鵝、小密到達閩西，原擬與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等率領部隊會合。4月26日，毛澤覃在瑞金紅林地區與敵作戰中英勇犧牲。
贛南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王孚善，率領興龍尋安縣革命委員會工作人員和挺進營400餘人，於2月中旬從於南禾豐出發，經會昌、安遠邊界向尋烏方向突圍。2月底，在安遠、尋烏交界之分水坳，遭粵軍獨立四師1個團襲擊包圍，經過7晝夜激戰，部隊傷亡極大。王孚善率50餘人突圍，不幸中彈犧牲。
阮嘯仙、蔡會文、劉伯堅、梁柏台等率領的獨立六團及贛南省領導機關和“工農劇社”、《紅色中華》報社等1800餘人，原擬在於都南部堅持遊擊戰爭。
3月上旬，因敵軍分南北兩路向於南禾豐、黎村進攻，便決定突圍到龍南、定南、全南與信豐活動。3月4日，部隊從於都的上坪地區出發，5至6日行至於都祁祿山鄉畚嶺地區被粵敵包圍。激戰數小時，部隊被打散。劉伯堅、梁伯台在突圍中受傷，被俘後英勇就義。阮嘯仙在信豐小埂被流彈擊中，壯烈犧牲。
突圍部隊隻剩80餘人，他們轉向定南，又轉回信豐，艱苦奮戰，沿途收集失散人員共有300多人，於4月上旬到達油山，與剛剛到達油山不久的項英、陳毅以及李樂天、楊尚奎部會合。
最後離開中央蘇區的是項英、陳毅、賀昌率領的第九路突圍部隊。各部突圍時，項英、陳毅、賀昌等率紅二十四師第七十團在贛南、閩西穿插遊擊，並與各蘇區取得聯係。
2月28日，項英接到中央書記處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電報，表示堅決擁護。他交陳毅、賀昌看後，指示機要部門立即轉發給還保持電台聯絡的單位。
在各部隊分路突圍後，項英、陳毅、賀昌於3月9日率第七十團在於都南部地區向福建長汀地區突圍，準備在那裏開展遊擊戰爭。
當時形勢已很危急。待向黨中央報告突圍的電報發出後，敵人的槍彈已在空中呼嘯，項英便下令埋掉電台，燒毀密碼，從這時起便和黨中央、軍委中斷了聯係。
那一天，項英他們冒雨突圍異常艱難。賀昌率紅七十團兩個營為第一梯隊向長汀突圍，途中與敵人遭遇，部隊被打散，賀昌犧牲。
項英、陳毅帶1個營行動時已是晚間，先同遭遇之敵打了一仗，後因渡河受阻，轉來轉去走不出去，隻好退至上坪。項英、陳毅鑒於向閩西突圍已不可能，便決定向贛粵邊突圍，考慮到當時敵情嚴重，確定分散行動。
項英、陳毅行動途中，巧遇原代英縣縣委書記曾紀財。曾是信豐人，對那一帶很熟悉，陳毅任紅二十二軍軍長時就認識他，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後流落到這裏。
於是，項英、陳毅讓曾紀財帶路，在地方黨組織協助下，於3月下旬到達大餘東南的廖地，與中共信康贛雄特委領導人李樂天、楊尚奎等會合。
留守紅軍的九路突圍中，黨和紅軍遭受了慘重損失，但從此實現了從大兵團正規作戰向群眾性遊擊戰爭的戰略轉變。
留守紅軍的九路突圍粉碎了國民黨軍企圖一舉消滅留守中央蘇區紅軍的妄想，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和重要領導骨幹，加強了各遊擊區的領導，充實和擴大了各地紅軍遊擊隊的隊伍，為最終勝利堅持三年遊擊戰爭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