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潘漢年和陳立夫坐到了上海滄州飯店的談判桌前。
離開陝北時，潘漢年曾隨身帶了周恩來8月22日寫給陳立夫、陳果夫及蔣介石的信和毛澤東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等文件。
一見麵，他就把周恩來的信交給了陳立夫。陳立夫問潘漢年：“潘先生是代表周恩來還是代表毛澤東呢？”
潘漢年回答道：“我代表整個蘇維埃與紅軍，來與南京政府及中央軍談判，並非代表任何人。”
陳立夫說：“那麽貴方願意合作之條件是什麽呢？”於是潘漢年根據《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申述了中共的條件……黨中央決定進行談判
1936年3月，劉長勝帶著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和《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從蘇聯回國到達陝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加速了政策的轉變。
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晉西會議專門討論了同南京政府談判的問題。
4月9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首次公開把國民黨列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對象。
5月5日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其為蔣介石氏。這實際上是公開宣布黨的抗日反蔣政策已開始向逼蔣抗日政策轉變。
1936年上半年，蔣介石仍集聚重兵企圖“圍剿”陝甘根據地和紅軍。但在日本侵略勢力步步深入華北，支持偽蒙軍向綏東、綏北逼進的形勢下，國民黨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來越發展，英國、美國同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擴大。國民黨內親英美派和親日派之間的裂痕逐漸增大。
對於中日外交談判，蔣介石不再親自參與，而交由外交部長張群辦理，並且主張在談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
蔣介石不放棄同日本談判，固然表明他還沒有抗日的決心，但日本畢竟沒有能從這個談判中得到任何它想要得到的東西。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簽訂承認“滿洲國”的協定，也被擱延下來。
1936年6月，發生了兩廣事變。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廣州召開會議，發表通電，並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蔣。
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其上抗日的要求，並派共產黨員與之聯係訂立抗日救國協定問題；同時，提出和平解決兩廣事變，以利抗日救國的建議。
6月初，兩廣事變的發動者聯合出兵湖南。蔣介石收買陳濟棠的部下餘漢謀、李漢魂，迫使陳濟棠於9月下台。李宗仁、白崇禧繼續與南京對抗，其後由於蔣介石同意桂方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動。
這個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已經進一步影響到國民黨的內部關係，如果蔣介石不在對日政策上改弦更張，國民黨營壘內部將發生更大、更多的分裂。7月10日，為解決兩廣事變引起的問題，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
蔣介石在會上表示：“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這個講話比1935年11月他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中所說的“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已有所前進。
從1936年8月初開始，日本指使它在內蒙古製造的傀儡軍政府先後出兵進攻綏東和綏北地區。
國民黨軍隊將領傅作義率部進行抵抗，擊潰日、偽軍的進犯，11月、12月先後收複百靈廟和大廟等地。這對全國人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全國各地掀起援綏抗日的熱潮。
毛澤東、朱德致電傅作義，對於他“孤軍抗日，迭獲勝利”表示祝賀和聲援。
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實際上已經不可能繼續執行他幾年來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
如果繼續那樣做，既不符合他所依附的英、美等國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國民黨內某些派係利用抗日的旗幟來反對他的統治，他和廣大人民的對立也將會越來越尖銳。從保存自己的統治地位著想，他不得不改變幾年來對日的妥協政策。
對於共產黨和紅軍，蔣介石雖然仍堅持“剿滅”的政策，但同時又繼續進行秘密談判。
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後，南京政府很快提出新的國共談判的四個條件，即：軍隊統一編製、統一指揮，取消工農紅軍名義；政權統一，取消蘇維埃政府名義；容納各派，集中全國人才；共產黨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
與此同時，由蘇聯回國的潘漢年到達保安，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匯報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不同意把反蔣、抗日口號並提的意見，以及他回國後在上海、南京同國民黨聯絡的情況。
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我們願意與南京談判，現在還是這個方針。在今天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製。在許多策略方麵有所改變，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實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現在已不合適，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
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
電報指出：“我們認為，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並論是不對的。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要真正武裝抗日，還必須有蔣介石或他的絕大部分軍隊參加”。
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共產黨應采取的方針是：“停止紅軍與蔣介石軍隊間的軍事行動，同蔣軍達成聯合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具體協議。”
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首長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立即開始停戰談判和簽定共同對日作戰協定的建議。”
根據形勢的變化，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並轉全體國民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
信中強調：“隻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當前全國全民族淪亡慘禍的絕大危險之所以迫在眼前，完全是由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的錯誤政策所招來的。
信中承認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對於“和平的絕望時期”和“犧牲的最後關頭”的解釋“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幹進步”，並表示“誠懇的歡迎這種進步”。中共中央同時坦率地指出，蔣介石的這種解釋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他還是認為現在尚未到最後關頭，因而“依然不願提出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任務，依然拒絕了立即發動神聖的抗日戰爭”。
這封信說明，中國共產黨確認集中與統一全國的救國力量是完全必要的，並且指出，全國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救國的集中統一，而不是媚外殘民的集中統一。
信中鄭重申明：“我們讚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讚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
信中表示：我們“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
在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信發出以後，毛澤東於9月間分別致書宋慶齡、蔡元培、邵力子、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蔣光鼐、蔡廷鍇等，請他們閱覽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信，並希望他們利用各自的資望和地位，積極響應和推動統一戰線的組成。
周恩來也先後致書曾養甫、陳果夫、陳立夫、蔣介石、胡宗南、陳誠、湯恩伯等，反複陳述“大敵在前，亟應團結禦侮”的道理，望蔣介石等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於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這時，國民黨內忠於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宋慶齡、何香凝等，向國民黨領導人提議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國共合作問題。許多國民黨上層人物也表示讚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為了使全黨了解放棄反蔣口號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後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指示中明確提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決議指出：“國民黨南京政府內外政策的搖擺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與其各派間關於抗日問題上的爭論，明顯的表示出他現在是在動搖的中間。”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繼續進攻，抗日救亡運動繼續發展，國際形勢發生新的變動等條件之下，“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縮小以至結束其動搖地位，而轉向參加抗日運動的可能”。因此，“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是實行全國性大規模的嚴重的抗日武裝鬥爭之必要條件”。
同時，決議也指出：“在目前說來‘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依然是澈底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主要的危險。”
中共中央的上述兩個文件提醒全黨，為了逼蔣抗日，推動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還必須進行艱苦的鬥爭。
為此，必須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妥協、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絕不應放鬆對他們的一切違反民族利益的錯誤政策的嚴厲批評和鬥爭。
在進行上層統一戰線的時候，必須吸收千百萬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群眾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以形成抗日救國的雄厚力量，否則，不能推動與逼迫其上層分子和當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
擴大與鞏固共產黨，保障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和內部的團結一致性，則是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得到徹底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
潘漢年受命出麵談判
1936年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潘漢年交代新的任務：一、回國與國民黨中央黨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聯絡兩黨談判合作抗日之問題。二、尋找已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恢複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
4月，在莫斯科未能與鄧文儀繼續會談的潘漢年，到了香港，給陳果夫發出聯絡信件，並會見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代表馮雪峰。
潘、馮會麵恢複了中共中央與上海地下黨及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中斷已久的聯係。
當時國內各派反蔣頭麵人物聚集香港，王明指示潘向各派係宣傳《八一宣言》及共產國際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決議。
7月的一天，《生活》周刊的主編胡愈之發現報紙上一則廣告，立即轉交潘。這是1936年7月7日的《生活日報》，廣告欄登著：“叔安弟鑒：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一敘。兄黃毅啟。”
胡愈之知道，叔安就是潘漢年，但他不知道“黃毅”即陳立夫心腹人物張衝。次日，潘漢年到九龍酒店會晤了張衝。
7月19日，張衝陪同潘漢年經上海抵達南京，由張衝安置潘住在揚子飯店。
陳果夫、陳立夫表示先派曾養甫做代表與潘漢年麵談，等潘漢年赴陝北見過毛澤東、周恩來，帶來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談判條件後，再進行正式會談。
潘漢年與曾養甫會談，潘漢年向曾養甫轉達中共關於國共合作的三條意見：一、停止內戰；二、釋放政治犯；三、軍隊聯合抗日。曾養甫表示將這三條意見向國民黨中央報告。
潘漢年即到上海，馮雪峰等地下黨請示後，中共中央安排時任張學良秘書的中共黨員劉鼎赴上海護送潘漢年到陝北，7月底至西安。
8月4日，潘漢年與張學良竟夜長談，內容不得而知，但顯然不會不涉及國共和談共同抗日的問題。
8月8日，在張學良的騎兵護送下，潘漢年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這時，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正在研究在國共關係新形勢下，怎樣調整對蔣介石的策略，答複南京方麵的來信。
潘漢年一到，立即向他們作了匯報。因為要說的話，實在太多。於是當晚，潘漢年就住在張聞天的窯洞裏，徹夜長談。
潘漢年匯報了他在莫斯科接受的任務和在莫斯科、香港、上海、南京與國民黨接洽的情況，將陳果夫、陳立夫的意見轉致中央。
潘還向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穎超說明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絡的辦法及密碼，完成了恢複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電訊聯絡的任務。
潘漢年的匯報，反映了南京方麵的重要變化。形勢的變化促使中共中央必須迅速作出決斷，拿出主張，以便同國民黨談判。
8月10日，潘漢年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聯蔣抗日”政策必須執行，在確保黨的領導前提下，可以放棄蘇區和紅軍的名稱，實現與蔣介石聯合。8月11日，潘漢年奉命寫信給鄧文儀，告知中共中央決策。
12日，毛、張、周致電朱德、張國燾：“必須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依據過去與南京談判的基礎，在忠實進行抗日準備，實行國內民主與實行停止‘圍剿’等前提之下，承認與之談判蘇維埃紅軍的統一問題。”
15日，共產國際來電：“把蔣介石和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直接呼籲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提出實行國共合作，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
這是第一份公開闡明中國共產黨主張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在兩黨合作中具有重要意義。
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後來發生的西安事變中，中共中央主張和平解決，乃此方針的繼續與發展。
根據中央新的方針，8月26日毛澤東由延安給在保安的潘漢年去了一封電報，指出：“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現急需兄去南京談判並帶親筆信與密碼去。”
毛澤東強調：“應於接電後七天內回保安，領受新的方針，再以七至十天到達南京，開始談判。”
中央還決定成立中共上海辦事處，任命潘漢年為主任，負責同國民黨的聯絡和談判。
9月1日，周恩來致函陳果夫、陳立夫：“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作具體談判。”
張子華攜帶此信第三次抵達南京。但是，曾養甫已就任廣州市市長。張子華於20日赴廣州，遞交周恩來信件之後，曾養甫堅持要求進行實質性談判，邀請周恩來南下。張子華隨即電告陝北。
毛澤東21日致電朱德、張國燾：“恩來因準備去南京談判，此間軍委以毛彭王三同誌赴前線與朱張陳三同誌一起工作。”
經互相聯絡，10月8日，諶小岑致電周恩來：“談話地點，以廣州最為合適，因曾、陳二兄均在此，蔣先生在日內亦南幸也。期間以十月底較妥。”
陳誠還以蔣介石名義致電張學良、楊虎誠，要求他們為周恩來南下提供安全保障。國方並辦好六張太原行營護照，供周恩來等使用。
同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張國燾，估計在日本新的進攻麵前，國共有妥協的可能；我們應爭取迅速開始主要代表之談判，求得在實行抗日與保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
次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子華，要求國民黨停止進攻紅軍，同意周恩來南下談判。
10日，紅一、四方麵軍會師甘肅會寧。11日，中共中央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11月1日前各部完成奪取寧夏的各項準備並部署各部進攻寧夏的作戰任務。14日，張子華到達西安，報告了國民黨方麵的條件。
期間，因為紅軍與東北軍簽署抗日救國協定，擬共同進軍寧夏打通蘇聯通道，又兼以與張國燾爭執紅軍統一指揮問題，於是決定周恩來暫不出動，先派潘漢年打前站。
為此，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廣州：“在進攻未停止，恩來未出去之前，準備派在滬之潘漢年同誌進行初步談判。”
同時，毛澤東親自書寫致宋慶齡信；周恩來書寫致蔣介石、陳立夫兄弟等信件交潘漢年帶往南京。由張學良派員接潘漢年至西安。
國共談判陷入僵局
1936年9月24日，潘漢年攜帶周恩來的信件與毛澤東致宋慶齡、救國會領導人的信及《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等離開了保安。
與潘漢年一起出發者有中共駐西安東北軍的代表葉劍英及彭雪楓、邊章伍等人。他們裝扮成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於10月2日到達西安。
10月4日、10月６日，張學良兩次與潘漢年、葉劍英見麵。潘漢年向張學良傳達中共中央確定的與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條件。
接到潘漢年電報的張衝，也從南京趕到西安，在張學良的司令部與潘漢年見麵，接著又與潘結伴而行，14日赴上海。
10月中旬，潘漢年赴上海，會見宋慶齡，又會見了沈鈞儒等救國會領袖，轉交了毛主席的信並傳達中共中央準備重新實行國共合作的主張。
毛澤東的來函和潘轉達的信息，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共產黨與宋慶齡及救國會諸領導人的密切合作。
10月15日，毛澤東發表談話，宣布紅軍停止進攻，僅保留自衛手段，以示和談誠意。
16日，蔣介石到達西安，中共中央即於17日通知在西安的張子華，要求他出麵要求蔣派飛機到延安接周恩來去西安與蔣談判。
毛澤東、周恩來並於17日電告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與南京談判有急轉直下之勢，第三次與南京聯絡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攜帶國民黨條件如下：（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國軍同；（三）共產黨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
潘漢年接令後即在南京與陳立夫開始會談，但他隻是“打前站”的人物，陳立夫認為這是對國民黨政府的蔑視，於是不與謀麵。
21日，蔣在西安下達“進剿令”，以打擊紅軍擬聯合東北軍攻占寧夏的戰略計劃。
至26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46名紅軍主要領導人物發出《紅軍將領給蔣總司令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指責蔣介石調兵甘肅進攻紅軍。
毛澤東等還表示，“國勢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爭”，“隻要貴黨政府決心抗戰，紅軍願作前驅，並誓與你們合作到底。”
27日，毛澤東部署三個方麵軍，要求消滅國軍一個師至兩個師，完成海打戰役。毛澤東認為：此次是消滅敵人，開展局勢最適當之時機。
30日，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計劃，毛澤東致電朱德、張國燾：“方針先打胡（宗南）敵，後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望二兄握住此中心關鍵而領導之。”
同日，朱德、張國燾指揮的紅四方麵軍部隊渡黃河失敗撤至賀家集、同心城。國民黨軍隊打通了增援寧夏通道，阻隔紅軍主力與河西部隊的聯係，紅軍海打戰役失敗，中共中央軍委奪取寧夏之戰略任務也被迫中止。
鑒於周恩來在調解與張國燾、張學良等方麵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時不可能離開，兼之軍事上的失利，而陳立夫決不會與“打前站”的潘漢年談判，毛澤東於10月底指示張子華通知曾養甫，授予潘漢年“正式談判代表”的資格，為周恩來出山過渡。陳立夫考慮後接受了這個意見。
11月7日，毛澤東電令潘漢年，立即以“中共正式談判代表”身份見陳立夫，並向宋慶齡借款四千元購置電台直接聯絡。
11月10日，潘漢年和陳立夫坐到了上海滄州飯店的談判桌前。
離開陝北時，潘漢年曾隨身帶了周恩來8月22日寫給陳立夫、陳果夫及蔣介石的信和毛澤東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等文件。
一見麵，他就把周恩來的信交給了陳立夫。陳立夫問潘漢年：“潘先生是代表周恩來還是代表毛澤東呢？”
潘漢年回答道：“我代表整個蘇維埃與紅軍，來與南京政府及中央軍談判，並非代表任何人。”
陳立夫說：“那麽貴方願意合作之條件是什麽呢？”於是潘漢年根據《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申述了中共的條件：一是在停止內戰前提下，全國軍隊統一編製，統一指揮，但不得打亂紅軍現有指揮係統。
二是改革政治體製，選舉全國國會，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在此前提下，蘇區取消。
三是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參加的國防會議，討論抗日救國方針。
四是建立統一的全國軍事指揮機關軍事委員會和總司令部，共產黨參加這個指揮機關，承認國民黨在其中的主導地位。
從以上所列的條件看，共產黨方麵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但是蔣介石卻把共產黨的誠意看作示弱，他令陳立夫向潘漢年提出了令其難以接受的條件。
“陳先生對我們的條件有何意見”。說完後潘漢年問陳立夫。
“我代表蔣委員長作一答複：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量才錄用，黨內幹部可到相應的政府機構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各點都好辦。”
蔣介石提出的條件，就是要整個收編紅軍。潘漢年很清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是不會同意國民黨的條件的。因此，他帶著滑稽的笑聲問：“陳先生，那麽要不要把蔣先生所提收編各點打電報給周恩來呢？”
陳立夫思索一番，說：“這樣的話恐怕周恩來不會出來，暫時不提也好，看周恩來願意不願意與蔣談判。”
潘漢年說：“如不把貴方意見提出，僅說蔣先生願意見他，豈不是我騙他出來，何況現在雙方交戰激烈，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
陳立夫說：“能否停戰，蔣先生意思要看你們對軍事問題能否接受來決定，而軍事問題，雙方談了必須負責，因此必須雙方軍事直接負責人麵談。”
潘漢年看陳立夫始終堅持軍事問題的解決，就針鋒相對地說：“軍事問題的解決，也要求先停戰，而且是無條件的，為了雙方軍事負責人的會麵，我們應討論如何使各方暫守原防休戰。”陳立夫拒絕了這個提議，談判一時陷入僵局。
沉默好久後，潘漢年又向陳立夫提出了一個建議：“陳先生，看來，雙方當局對整個問題恐一時難以接近，我們可否就陳先生直接所負責的政治的、群眾的等部門進行統一談判，以造成將來整個合作的基礎呢？”
陳立夫顯然沒料到潘漢年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因此他和在一旁的國民黨中央執委張衝麵麵相覷。好久，他才說：“這不可以，必須整個來談，必須在唯一領袖意旨下進行工作。還是請你先打一個請周恩來出來的電報。”
潘漢年考慮了一下，覺得拒絕他的提議，使談判陷於僵局不太好，最後同意了。
張衝送潘漢年出滄州飯店時，對潘漢年說：“陳先生對蔣委員長所提辦法也很失望，但我們一定想辦法促成此事。”
潘漢年也表示，正式談判時間恐怕還未到，如南京方麵什麽時候需要談，可隨時找他。
國共開始新一輪談判
1936年11月11日，潘漢年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了一份電報，未談及國民黨的條件。第二天，他又寫了一份詳細報告送給了中央。
就在10月底，紅軍進行的“打通國際路線”的寧夏戰役失利，中共中央接受蘇聯援助的戰略計劃再無實現可能，蔣介石也加緊了對紅軍的進攻。因此，在對國民黨談判條件上也有了較多的讓步。他們在焦急地等待著潘漢年的談判結果。
接到潘漢年的電報後，毛澤東馬上給潘漢年回了一份電報：“南京對紅軍年容納至何種程度，望詢明電告，彼方條件如使恩來出去無法接受，則恩來出去無益。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紅軍，不能不使紅軍將領生疑。”
在電報中，毛澤東還告訴潘漢年曾養甫通過間接渠道轉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曾提出的四項條件：黨可公開活動；政論繼續存在；參加國會；紅軍改名接受蔣指揮，照國民革命軍編製與待遇。他要求潘漢年按照這個原則談判。
沒想到，國民黨截獲了毛澤東的這份電報。陳立夫馬上電邀潘漢年赴南京再次談判。
在南京，潘漢年首先見到了張衝。張衝表示，第一次陳立夫所談保留軍隊3000人，意思是保留紅軍番號的3000人，其餘則歸南京軍隊編製。顯然，蔣介石因為進攻紅軍的初步得手而提高了談判條件。
11月19日，潘漢年見到了陳立夫，但陳立夫的態度也改變了許多。陳立夫說：“蔣先生堅持原來提出的方案，絕不讓步。你可以把收編辦法報告你們中央。”
潘漢年再次拒絕：“上份電報未提及條件，中央已不同意周恩來出來，如這樣報告，我與你們的談判也無法進行。”
他又一次提議，雙方可先停戰，以便雙方軍事長官麵商一切。陳立夫則堅持軍隊問題不解決，無從停戰，並威脅說，如紅軍過於要挾，可能中蘇關係更加惡劣，因為日德正在拉攏蔣加入反蘇陣線。
針對這種威脅，潘漢年堅定地說：“反蘇聯與否，職責在南京，與紅軍無關，我們討論的是一致抗日。”
他把所帶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遞給陳立夫。說，“這是我們黨對民族國家最負責最盡職的意見，如雙方能按草案精神協商，則不難成就。否則，我們希望南京順從民情堅決抗戰恐將成泡影。”
潘漢年進一步指出：“養甫先生轉告我們合作辦法，關於軍隊一點，離我們所提原則尚遠，今蔣先生所提較養甫先生所講更遠，這從何談起呢？”
陳立夫爭辯道：“所述養甫意見，純屬子虛，蔣先生並未對第二人講過談判條件。”
第二次談判就這樣草草結束。潘漢年把這次談判結果電告了毛澤東：“據陳先生轉告蔣先生意見：（一）紅軍可縮編至三千人，其餘由寧方編遣；（二）師長以上官佐由寧方資遣出洋考察，半年後回國按材錄用；（三）可派代表參加國會及在軍政機關工作，但須由我方提出適當名單，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點予以解決，至釋放在獄中之共黨及以後之停止逮捕共黨當不成問題雲。”
22日，潘漢年接到中共中央的複電：“國共十年對立，今求聯合，完全是也隻能是為了對日抗戰，挽救中國於危亡地位，在當前，則尤為保衛華北與西北，拒絕日寇進攻而有停止內戰共同救國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談判，其出發點，當亦不能外此。然如來電所言，殊不見有任何之誠意，無誠意則失去談判基礎，隻好停止，以待他日。”
陳立夫趕緊挽留潘漢年，生怕潘離開南京使和談崩潰。而此時蔣介石正督促部下加緊攻打紅軍，以挽回談判桌上的被動局麵。
2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潘漢年兩次去南京談判，距離甚遠。我之政策，一方麵從人民、從反蔣軍閥，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麵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迫蔣妥協。”
11月30日朱德、張國燾到達保安，紅軍實力大增。
12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代表全體紅軍致函蔣介石，指責其消滅紅軍之舉，並解釋稱山城堡一戰乃迫不得已的自衛，呼籲蔣介石停止內戰，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4日，蔣介石親自赴西安督戰，毛澤東則不斷指示劉少奇等向國民黨晉綏當局等發出合作抗日呼籲，並於5日親自致函馮玉祥，希望其勸說蔣介石停止進攻蘇區。
7日，紅軍軍事委員會改組成功，大團圓局麵形成。而蔣介石也指示陳立夫，親自登門揚子飯店，與潘漢年第三次會談，除同意紅軍大部分不改編、編製也可擴大至三萬人外，其他未見太多讓步。
10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紅軍在彼方忠實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麵，我們並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麵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
同日，毛澤東致電張學良：南京政府要紅軍僅留三萬人並服從南京。我方根本不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我方根本拒絕。“紅軍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認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不能減少一兵一卒並須擴充之，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我們願意以戰爭求和平，絕不作無原則讓步。”
毛澤東致潘漢年電因為密碼被破譯，直接被張衝收悉，馬上交給陳立夫。陳頓時覺得不妙，約定張衝次日一早即飛西安向蔣請示。不料次日，陳立夫頭暈目眩被送往中央醫院留醫。
就在這時，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爆發了，打斷了國共繼續討價還價的和平談判。不過，潘漢年的談判為周恩來在西安事變後的出山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