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毛澤東給彭德懷打電話，說要把高福源送到他那裏，囑咐“要好好優待他，住到一定的時候他如果願意回去，就讓他回去。”於是，彭德懷把高福源請進了自己的窯洞。
高福源沒想到彭德懷這麽一個大首長會讓他住在身邊，而彭德懷告訴他：“我們很相信你，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聯合東北軍和一切抗日力量，收複東北，打回老家去……”
接著，彭德懷根據毛主席在瓦窯堡會議講話的精神，采取民主討論的方式，同高福源談了兩天一晚。彭德懷說，紅軍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就是為了北上抗日。
經過談話，高福源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主動向彭德懷提出回去勸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當時正是黨中央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略方針的時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於開展統戰工作。
中央策劃西北大聯合
1936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統一戰線的重點放在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和楊虎城領導的第十六路軍上，力爭以“西北大聯合”促進全國大聯合。
東北軍是地方性的武裝集團，1928年底東北“易幟”後，該軍編為東北邊防軍，納入南京政府軍係統，擁有兵力約30萬。其統帥張學良為國民政府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又為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衝突”，張學良則幻想“依靠中央”和通過國際幹涉來解決日軍入侵問題。東北軍拱手讓出富饒的家鄉，忍痛退入山海關內，在曆史上寫下恥辱的一頁。
目睹家鄉廬墓橫遭踐踏，父母姐妹慘受淩辱，廣大將士義憤填膺，紛紛要求“打回老家去！”“收複失地！”一些未入關的官兵自動奮起抵抗，著名的江橋抗戰、雙城阻擊戰、哈爾濱保衛戰等，打擊了侵略軍的囂張氣焰，並推動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迅速崛起。
流亡入關的東北各界名流和愛國人士奔走呼籲，於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大力開展支援義勇軍工作。
1933年初形勢急轉直下，日軍**，山海關失守，熱河守軍潰敗。3月，在全國人民憤怒譴責聲中，蔣介石將失地罪責完全轉嫁於張學良，逼張引咎辭職，下野出國。
東北軍按照張學良臨行囑托，集結在華北一帶，籌謀還鄉大計。1934年1月張學良返國，3月就任鄂豫皖“剿總”副司令，部分東北軍南下“剿共”。
1935年秋，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蔣介石立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總”，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
這時的中央紅軍，即陝甘支隊隻剩下四五千人，加上剛從陝南蘇區轉進陝北的紅二十五軍與原在陝北蘇區的紅二十六軍組成的紅十五軍團，合起來隻有一萬多人。
可國民黨方麵，僅駐紮在陝甘一帶的由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就有十幾萬人，連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和其他雜色部隊，以及已經尾隨追至甘肅北部的蔣係王鈞及毛炳文部的幾個師，少說也有二三十萬人。雙方力量極為懸殊。
不過，紅軍也有一些有利條件。蔣介石雖於10月1日宣布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實際上一切軍事事務均交給代總司令張學良處理，自己則親往成都指揮圍剿紅四方麵軍的作戰行動。
蔣介石認為，“由毛澤東、彭德懷等率領向甘肅逃竄”的紅軍隻是“一小部分”，“其餘大部分仍舊留在川北和川甘邊境”，國民黨軍隊需要重點對付的應當是這支紅軍。
毛澤東也注意到，國民黨中央軍已經不再積極跟進，他指出，現進攻我們的主力是張學良，指揮亦是張學良。其次則是原來屬於西北軍的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也是雜牌。而對付張學良、楊虎城這樣的地方軍閥武裝，在毛澤東看來要容易得多。
另外，中共中央最擔心的是國民黨的“堡壘主義”。由於紅軍武器落後，彈藥匱乏，在江西蘇區反“圍剿”戰爭中吃了國民黨堡壘陣的大虧。
黨中央之所以急於取得蘇聯援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們相信，必須取得先進的“技術工具”，比如飛機、大炮，才能“粉碎堡壘主義”。
不過，毛澤東很快就注意到，陝北、甘北地處黃土高原，既少樹木，又少石頭，故“敵人要想像中區那樣依靠堡壘是比較困難”。
既然國民黨很難實行堡壘戰術，作戰部隊主力又是戰鬥力不太強的國民黨雜牌軍，中共中央和紅軍將領自然胸有成竹。
毛澤東不僅不擔心自己的力量過於弱小，相反，他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時期以吳起鎮為中心向西在甘北發展，整頓部隊，擴大紅軍；然後向南進攻張學良、楊虎城，連接仍舊存在於陝南的另一塊蘇區，因為“楊、張是好對手”，容易對付；待黃河結冰後，再進一步向東進攻山西的閻錫山，使陝北蘇區成為跨越陝、甘、晉三省的大根據地。
其實，還在中央紅軍進入陝北蘇區之前，由紅二十五、二十六軍改編而成的紅十五軍團就已數度與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交手，並兩次大敗東北軍，充分顯示紅軍比東北軍具有強得多的戰鬥力。
一個紅十五軍團就打得東北軍不亦樂乎，再加上幾千身經百戰的中央紅軍到來，東北軍更加不是對手。
東北軍此時兵力16萬左右，五分之四被驅入陝甘參加“剿共”。經過勞山、榆林橋、吳起鎮和直羅鎮四次戰役，兩個多月就損失近三個師。
對於東北軍的損失，蔣介石不但不給補充，反而借機削減番號，減發軍餉。嚴酷的現實迫使張學良和將士們深思。
官兵厭倦內戰，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張學良也感到再繼續下去將使全軍覆滅，永無回鄉之望，開始探求新出路。
12月，張學良赴南京開會，秘密轉上海會見杜重遠、李杜等愛國人士。杜重遠和李杜對張學良說：停止內戰，聯合一切愛國力量抗日是東北軍最好的出路。後來，李杜還輾轉介紹了中共秘密黨員劉鼎赴張學良處工作。
與此同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也清楚，紅軍雖然對東北軍四戰都勝，但要想以1萬多人消滅東北軍10多萬之眾，也是不可能的。
而且，東北軍終究不過是眼前的威脅，紅軍最大的威脅仍然是蔣介石領導的中央軍，在和國民黨中央軍決戰之前，跟不相幹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交手並不必要，因此希望取得暫時妥協。
正在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所派代表林育英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要求中共和國內其他勢力合作抗日和反蔣，正中黨中央毛澤東的下懷。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根據東北軍的情況，中共中央把對該軍的統一戰線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
瓦窯堡會議後，黨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負責做東北軍的統戰工作。還成立了以張浩為書記的白區工作委員會，負責做蘇區周圍地區的統戰工作。
大的路線定了以後，黨中央立即開始活動。直羅鎮戰役勝利後，張聞天致電毛澤東，提議：“為了擴大我們抗日反蔣的影響與同盟者，此次所俘東北軍軍官中師長亦在內，應給以優待，曉以抗日反蔣大義後大部分釋放，同時表示紅軍不但不殺白軍士兵，而且也不殺軍官，以進一步瓦解白軍上層。”
毛澤東親自寫信給第五十七軍軍長董英斌，信中譏諷東北軍戰鬥力低下，不是紅軍對手，同時提出建議，諸如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不打東北軍，紅軍優待被俘東北軍等。
可惜董英斌因為直羅鎮慘敗被張學良很快解職，這封信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董自然也不敢把信的內容向張學良匯報。
毛澤東同時還寫信給楊虎城和楊虎城的軍師杜斌丞，楊和杜也沒有回信。雖然如此，中共中央與西北地區國民黨高層將領發生關係卻是由此開端的。
除了董英斌和楊虎城，黨中央還聯係了蘇區北方軍閥井嶽秀和高桂滋兩個軍閥。
高桂滋本來是西北軍的一個師長，地位跟當時楊虎城差不多。後脫離馮玉祥部以後，跟楊虎城一起困守皖北，隻有4000士兵。高桂滋歸順中央政府以後，被蔣介石派到陝北蘇區剿共。
和劉誌丹的大規模剿共交戰中，高桂滋損失慘重，整團整營的部隊被劉誌丹部殲滅。高深感兵微將寡，無法經受長期作戰消耗，不能再和紅軍作戰。
毛澤東派出特使馬誌明跟高桂滋聯係，試圖達成和平協議。此舉立即收到立竿見影之成效，高桂滋親自接見了馬誌明，對馬所述在“抗日反蔣”基礎上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頗感興趣，對與紅軍訂立互不侵犯之秘密協約尤其讚同。
得此消息後，毛澤東等很快致信高桂滋，提出了紅軍方麵關於雙方合作的具體設想，提供雙方談判。
毛澤東提議的要點為：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抗日討賣國賊大計從長計議，務出盡善，並使貴方處於安全地位，有任何賣國賊加貴軍以危害者，敝方願以實力共擊之；在貴軍尚未至能取公開行動之時機，敝方願將雙方關係及一切信使往還保守絕對秘密；貴方未至公開行動之時機，當敝方攻擊賣國賊軍隊（如井嶽秀）時，務望采取消極態度，即對敝方之敵不作任何援助舉動；清澗貴部糧秣柴火既屬友軍，自當盡力接濟，但請閣下對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藥布疋等），亦量為接濟；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礎上訂立初步的抗日討賣國賊協定；互相建立最機密之通訊聯絡（交換密碼）；保證雙方代表及來往人員之安全。
雙方代表很快通過談判達成草約，後經雙方上級正式批準，實現了兩軍之間的和平共處。
井嶽秀曾經也是一個激進愛國的革命黨。但幾十年的軍旅生涯讓他跟閻錫山一樣，成為一個唯利是圖的土軍閥。
毛澤東決定集中主力回師給井嶽秀一個教訓，然後逼其妥協。紅軍主力在直羅鎮戰役後，隨即全力進攻保安。井嶽秀部見勢不好，立即回軍北撤，結果莫名其妙意外喪命。
井嶽秀部將高雙成繼任他的位子，由於立足未穩，所部趕忙後撤回自己的地盤榆林，不再敢威脅紅軍。由此紅軍北方的威脅不存在了。
西麵，紅軍在消滅了東北軍第一○九師後追擊東北軍剩下兩個師一路潰敗回黑水寺，殲滅殿後的第一○六師一個團。
第一○六師長沈克不是張學良嫡係，是石友三部將。石友三在石家莊反張失敗時候，沈克率部向張學良投降。所以沈克本來就對張學良沒什麽忠心，也不願自己部隊損失光。
就在紅軍準備再度圍殲太白鎮之東北軍第一○六師時，前受中共華北局派遣潛入第一○六師工作的董彥文與前線紅軍接通了關係，向毛澤東等通報了第一○六師師長沈克對於圍剿紅軍頗多動搖的情況。
故毛澤東等當即決定釋放被俘的第一○六師軍官數名，向沈克辦交涉，轉達紅軍願意與之談判的意願，決定“用積極誠懇方法爭取其反日反蔣”，隻要沈克“同意反蔣反日則允許日後人槍如數退還”。
不僅如此，紅軍甚至不等沈克表明態度，就主動撤去了對第一○六師的包圍，以示其誠意。沈克考慮了一下，同意了紅軍的建立，雙方互不進攻。
沈克率部逃回甘肅太白鎮，就此按兵不動。稍後該軍軍長董英斌撤職，西麵東北軍的攻勢也全部停止。
與張學良初步達成協議
1936年1月25日，為了加快同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聯合的步伐，毛澤東與周恩來、彭德懷等20餘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張學良、於學忠、何柱國、董英斌、萬福磷並東北軍全體將士書》。
在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中，中共中央重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表示紅軍願意同在陝北進攻紅軍的東北軍首先聯合抗日，並歡迎一切願意抗日的人們到陝甘根據地來協商共同抗日的具體辦法。
同時，毛澤東還決定選派一些原來就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有一定關係的人到西安去開展統一戰線工作。選派誰去做這個工作呢？
這時，東北軍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主動請纓。高福源，1901年出生於遼寧省營口縣馬家屯。1923年秋考入東北講武堂第五期學習班，畢業後加入東北軍。
東北淪陷後，高福源隨東北軍進入河南。由於他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軍事才幹，很快成為東北軍深受張學良器重的愛將。
高福源雖然身在“剿共”前線，但心卻向往奔赴抗日前線，打回東北老家。1935年11月，高福源奉命率部尾追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十五軍團進入陝西。
1935年10月22日夜，徐海東指揮紅十五軍團乘駐紮在榆林橋的敵第六一九團不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占領陣地。
東北軍官兵被從夢中驚醒，高福源倉促部署應戰，紅軍居高臨下控製了榆林橋，一鼓作氣把高福源指揮的４個營壓到林子裏，經過幾輪衝鋒，高福源的指揮係統被打亂。他的團除少數人逃脫大部被殲或投降，高福源帶幾個衛兵拚死抵抗，左膀臂負傷被紅軍俘虜。
張學良聞知高福源被俘，捶胸頓足，痛惜不已，一晝夜不食不眠。可見張學良對高福源被俘痛心已極。高福源被俘後聲稱：“生是少帥的人，死是少帥的鬼，要殺要斃都無所謂。”從中可見張學良和高福源的關係。
徐海東看著被俘的高福源，想到死去的戰友，氣憤地打了他兩個耳光。高福源自覺必死無疑，但又悔恨沒有死在抗日戰場，卻死在受人唾罵的內戰戰場上。
可是，他沒有看到紅軍想殺他的跡象，看到的卻是衛生員親切地給他療傷，並送來可口的飯菜和禦寒的新棉衣。同他談活的人更是和藹可親。最先同高福源談話的是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
程子華：“我今天來和你談，是想了解一下你當了俘虜，有什麽想法？日後你打算怎麽辦？”
高福源故作姿態，輕淡地將臉扭到一旁，“現在身陷囹圄，不是我想如何就可以的，我已不能左右自己，生死之擇，悉聽尊便。”
“你想怎麽樣？”
高福源是個鐵漢子，他對紅軍從內心說還有抵觸情緒，馬上對程子華說：“你殺了我。”
程子華幽默地說：“不殺你，再講第二個辦法。”“那就放了我。”
“也不放，再講第三個辦法。”“不殺不放。沒有了。”
“我有一個建議，讓你到我們紅軍的軍事學院去教書，不知你意下如何？”
高福源確實沒有想到，紅軍會給他這樣的禮遇。就這樣他被送到後方瓦窯堡，先參加了東北軍被俘軍官學習班。
開班第一天，東北軍軍官發覺置身於一片標語之中：“停止內戰，槍口對外！”、“打回老家去！”數十個小紅軍唱著“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令許多東北軍官兵抵頭落淚，思鄉之情彌漫在大家心中。
高福源麻木的心蘇醒了，下定決心走抗日之路，打回老家去。他被選為學習班長，聆聽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講課，懂得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革命道理。
一天，毛澤東給彭德懷打電話，說要把高福源送到他那裏，囑咐“要好好優待他，住到一定的時候他如果願意回去，就讓他回去。”於是，彭德懷把高福源請進了自己的窯洞。
高福源沒想到彭德懷這麽一個大首長會讓他住在身邊，而彭德懷告訴他：“我們很相信你，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聯合東北軍和一切抗日力量，收複東北，打回老家去……”
接著，彭德懷根據毛主席在瓦窯堡會議講話的精神，采取民主討論的方式，同高福源談了兩天一晚。彭德懷說，紅軍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就是為了北上抗日。
經過談話，高福源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主動向彭德懷提出回去勸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當時正是黨中央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略方針的時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於開展統戰工作。
彭德懷非常高興，立即向中央匯報。中央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到甘泉與高福源談話。高福源向李克農匯報了自己的想法，讚成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高福源說：“……我相信紅軍的這些主張和做法，不但我佩服，東北軍官兵及張副司令知道了也會同意和佩服，我要力爭說服張副司令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與紅軍合作，不知你們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農當即表示：“我完全同意派你回去，但是我考慮你這樣回去張副司令會不會相信你呢？你個人會不會有什麽危險？這一點我很擔心？”
高福源說：“我回去做工作是有把握的，第一，我認為張副司令這個人對東北感情很深，不願打內戰；第二，我跟隨張副司令多年，他對我比較器重，我想不會有什麽危險。如果真有什麽不測，為了聯合抗日又有何懼哉？”
李克農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馬上表示：“很好，那就讓他回去，這可是個求之不得的事情，如果做好了，高福源就會為中國的抗日事業立了一大功。”
於是中共中央批準了讓高福源回東北軍去做張學良工作的請求。
高福源出發前李克農囑咐說，“這次回去，先以個人的身份試探張學良的態度，如果張學良有真誠的表示，紅軍可派正式代表去談判……”
高福源又同彭德懷進行了交談，臨行時彭總送給他200元錢做零用，又派騎兵送他到駐洛川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防線外。
王以哲，1896年出生，黑龍江省賓縣人。1922年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加入東北軍，官至軍長，1936年7月由周恩來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高福源在向王以哲匯報了自己在蘇區的見聞後，提出要麵見少帥，並誠懇地希望少帥能夠率領東北軍實行聯共抗日的主張。
王以哲感覺事情重大，立即由洛川給張學良發了一封密電：“被紅軍俘去的高福源團長現被紅軍派回，據雲：有機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麵陳。”
張學良看罷電報心情很激動地說：“他還活著！”早已不願打內戰，內心一直很矛盾的張學良認為高福源從紅軍那邊回來是一個絕好的“機會”，當即給王以哲回發密電，請他在前線設法和紅軍溝通。
第二天，張學良又親自駕駛飛機飛往洛川王以哲軍部，他一走進軍部便吩咐：“把姓高的帶來。”
高福源進來便用立正姿勢向張學良敬禮：“報告副司令，我是紅軍讓我回來的，有許多情況要向副司令報告。”
當時東北軍中有許多隱蔽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張學良為了試探他就假裝嚴厲地說：“你做了俘虜還有臉回來，我槍斃了你。”
高福源沒料到張學良會這樣，心一橫說道：“副司令要槍斃我，還是容我把話說完也不遲。副司令：我們東北被日本人強占去了，我們的同胞當了亡國奴，我們身為軍人不抗日卻在這裏剿共？副司令也許忘了，先大元帥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國難家仇人人共知，現在人家共產黨提出全民起來抗日，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我們東北軍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麽理由再這樣下去，我們東北軍再繼續打內戰就快要被消滅完了……”說完不禁痛哭失聲。
張學良不由得流下眼淚，走到高福源麵前握著他手說：“兄弟，你是好樣的……”
談話持續了一夜，張學良一直留神地聽著，隻見他時而眉頭緊皺，時而眉頭舒展，時而目光炯炯，時而目光昏暗，時而情緒低沉，時而開懷大笑。
最後，張學良對高福源說：“你講的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來，我們東北軍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須實行聯共抗日。你趕快再去一趟陝北，請紅軍方麵派一位正式代表來，我們談談下一步的聯合問題。”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帶著張學良的親筆信返回瓦窯堡。他把信件交給了周恩來，並把自己與張學良將軍的談話經過和張學良要求紅軍派正式代表會談的想法都做了詳細介紹。
毛澤東對高福源說：“……你的情況克農同誌都向我們介紹了，感謝你為國家、為民族、為抗日統一戰線做了一件大好事！”
周恩來說：“你這一步走得很好，把光明的火種引回東北軍中，你是張將軍部隊裏最有覺悟、最先覺悟的愛國軍人。”
鑒於當時情況，中共中央決定派李克農代表紅軍赴洛川參加會談，並要求高福源提前趕赴洛川，安排好紅軍與王以哲電台通訊的呼號密碼，為會談做好了準備，爾後，再次返回瓦窯堡。
當天，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要從前方選派赴洛川同國民黨軍東北軍談判的代表，立即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政治決議案，交到甘泉來，由邀請紅軍談判的東北軍原第一○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和紅一方麵軍司令部第一科科長伍修權帶給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等人。
1月20日，毛澤東又致電彭德懷即轉赴洛川與國民黨東北軍談判的中共西北中央局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對與東北軍談判問題作出指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我方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於成”。“向彼方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則前途是很危險的”。
1月25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彭德懷等20位紅軍將領又正式發表了《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向東北軍表示了談判的誠意。
2月19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致電國民黨東北軍將領王以哲並轉張學良。指出：日本滅亡中國之一切行動，均得南京政府、蔣介石之讚助與擁護，希望其起抗日實無異於與虎謀皮。貴軍與敝軍之聯合抗日號召全國，必為蔣介石等所深恨，製造謠言以中傷破壞兩方團子，實意中事。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特派李克農即日起赴洛川麵談一切。
在黨中央指示下，2月21日，李克農帶著秘書錢之光及譯電員，在高福源的引導下，從瓦窯堡徑赴洛川。
當天，毛澤東與張聞天、彭德懷以中共中央及軍委名義發出給李克農的訓令。訓令指出與國民黨東北軍將領談判的策略是；把張學良和蔣介石分開；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同討伐賣國賊不可分離，要求停止內戰，不阻止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鋒隊；原則上不讓步，交涉不破裂。
李克農等人在第六十七軍進行了3天的談判，最終，雙方達成了互不侵犯、恢複交通運輸和經濟貿易，以及東北軍送給紅軍一部分彈藥、服裝、通訊器材和醫藥用品等項協定。
高福源在曆史的關鍵時刻做了一件有益於國家、有益於民族的事情，為東北軍和紅軍聯合抗日作出了重要貢獻。後來，經中共中央特批，由李克農擔任介紹人，高福源成為一名中共秘密特別黨員。
張學良還親自將高福源調到自己身邊工作，擔任東北軍與紅軍聯絡的重要職責，充當自己與中共中央聯係的機要聯絡員。
在此期間，他為貫徹張學良聯共抗日的主張而努力工作，經常往返於西安和瓦窯堡之間，為雙方高層傳遞信息，進行溝通，做了大量的工作。
談判取得成功後，李克農立即致電中央，進行匯報。3月3日，毛澤東複電李克農，同意了他在與國民黨軍東北軍停戰合作抗日的談判中，與王以哲達成的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口頭協定。
這時，張學良從南京開會返回西安並秘密架飛機飛往洛川的第六十七軍，在那裏會見了李克農等人。
張學良提出：希望中共方麵派出全權代表共商抗日救國大計，最好能在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會談，談判地點確定在東北軍防區膚施。
與楊虎城達成初步協議
1936年初，中國共產黨在與張學良東北軍進行談判的同時，與楊虎城西北軍的談判也在秘密進行。
楊虎城，1893年11月26日生於陝西蒲城縣孫鎮甘北村一戶農民家裏。楊虎城有體恤民情、為民請命的平民情結。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就結識了共產黨，為其思想進步奠定了基礎。
1923年春，楊虎城率部駐榆林，期間有幸結識了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和共產黨人魏野疇，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結識共產黨員李子洲後，李幫助楊分析當時的全國和陝西形勢，堅定了楊的革命思想。
1924年，蟄處榆林的楊虎城率部南下，駐紮在陝西耀縣。1925年，楊虎城在耀縣召開了追悼孫中山大會。楊虎城升任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師長時，特聘魏野疇擔任師部谘議兼政治處處長，直接參與重要決策。
楊虎城仿效黃埔軍校，在耀縣創辦三民軍官學校，聘請魏野疇為政治部主任，魏又推薦共產黨人劉含初、趙葆華、呂佑乾等擔任教官，並介紹共產黨員曹力如、張漢民等參加學習，為部隊培養了一批骨幹力量。學員陳雲樵等人在學校裏加入了共產黨。
在楊虎城進行反圍城鬥爭期間，楊在魏野疇的支持下，主張采取堅守西安的對策，毅然率軍進入西安，開始為期8個月之久的堅守孤城之戰。
共產黨員衛定一、黃平萬、魏野疇、雷晉笙、吳化之及張秉仁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西安被圍期間，省立一中辦起了暑期學校。
共產黨員趙葆華擔任校務主任。王授金、雷晉笙、劉含初、黃平萬等共產黨員擔任教員。同時，陝西地區的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在反軍閥的鬥爭中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黨團員人數突破千人。
楊虎城深明大義、救國圖強的民族責任，使他篤信共產黨的抗戰大政方針，為其人生奮鬥指明了方向。
大革命失敗後，楊虎城不但沒有執行蔣介石的“清黨”命令，反而啟用了大量的共產黨員在軍中擔任職務，任魏野疇為政治處長，胡英初為第一師政治處處長，曹力如為第二師政治處處長兼中共第十軍黨支部書記，武勉子為第一師第二旅旅長。
中共皖北特委在楊虎城的部隊中成立之後，南漢宸任書記，魏野疇任組織部長，蔣聽鬆任宣傳部長。黨員迅速發展到幾百人。
楊虎城向魏野疇保證決不清黨，並莊重地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希望“能做第二個賀龍”，將部隊改編為工農紅軍。
特委的負責人很快向上級黨組織做了匯報。楊的摯友魏野疇也表示願意做楊的入黨介紹人，還給在上海的黨中央寫了信。
雖然上海中央已經批準了楊虎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由於楊當時在日本休養，因通信聯絡環節出了問題，楊的這一願望最終沒有實現。經過黨組織批準，楊虎城同共產黨員謝葆真結婚。
從1928年開始，國民黨反動派陸續綁架和暗殺共產黨人。楊虎城十分擔心部隊中共產黨人的安全問題，在他離開部隊準備去日本時曾對第十軍參謀長孫蔚如說：“這些朋友是我們請來的，縱然不能合作，也要對得起朋友，要講道義，要留有他日見麵的餘地。”
阜陽“四?九”起義失敗，一批共產黨員犧牲，第十軍軍委出了叛徒，將全軍共產黨員名單密報軍法處，這些共產黨員已無法在第十軍中立足。參謀長孫蔚如派孔從周將南漢宸、曹力如等負責人送到皖豫交界處釋放。
楊虎城在離開太和之前，要秘書共產黨員米暫沉隨他同去。特委的幾位負責人魏野疇、南漢宸、蔣聽鬆等都到楊虎城的住所送行。
稍後，楊虎城在上海接到太和劉集發生暴動，魏野疇壯烈犧牲，南漢宸等人被送走的來電，十分悲慟，潸然淚下。
痛失了朋友，入黨又不成，使楊虎城感到十分苦悶。為了擺脫這些困擾，他接受朋友們的建議，於1928年初前往日本東京休養。
1928年11月，楊虎城從日本歸國，在部隊駐防山東期間，楊虎城先後任命共產黨員紀子中為中校團副、陳子俊為少校參謀、董林哲為政治處科員、王菊人為中尉連指導員，並讓王泰吉到孫蔚如旅長身邊工作。
下半年，楊部開往河南南陽，中共中央和陝西省委先後派孫永康、南漢宸、宋綺雲、馮異僧等到部隊重建組織。
1930年10月，南京政府發布楊虎城為陝西省政府主席的任命，楊提名南漢宸為秘書長，將組織省政府的工作交給南漢宸。楊還接受南漢宸的意見，釋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有一大批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1930年底，劉誌丹在陝北駐軍蘇雨生部作軍運工作，因受人誣告遭扣押，在地下黨員南漢宸、白冠五等通過杜斌丞的關係積極營救的同時，經楊虎城將軍的批準，將劉誌丹假釋。
在楊主陝期間，先後任命共產黨員許權中為獨立旅旅長，王根僧為綏署參謀處長，金閩生為憲兵營營長，童陸生為副營長，李木庵為憲兵營書記官，謝華為教官，徐彬如為谘議，張漢民為警衛團團長，閻揆要為特務2團團長，張希欽為步兵訓練班炮隊隊長，崔孟博、崔仲遠、謝祥蔭、劉佛吾為省政府科長，蔣聽鬆為西安日報社社長，宋綺雲為綏署機關報《西北文化日報》總編。
以上被楊虎城任用的共產黨員，還不包括長期在部隊中工作的一些共產黨員，如後來當團長的劉威誠等人。還有被楊虎城送往國外留學的一些共產黨員，如王炳南、江隆基、原政庭、潘自力、蒲子政、郭則沉、亢心栽等。
1935年5月，西安綏靖公署改建特二團，閻揆要任團長。各連隊先後成立黨支部或黨小組。當時在陝西臨時省委工作的孫作賓通過陝西特委特派員薑旭與閻揆要取得聯係，在談國帆的掩護下將閻揆要送給紅軍的彈藥運入蘇區。
1936年9月，黨中央派汪鋒到白水轉送周恩來給閻揆要的信，傳達周恩來關於如何在第十七路軍開展黨的工作的談話。
汪鋒和臨時省委的崔廷儒一起主持建立中共特務第二團委員會，統一領導各個營、連、排的黨支部和黨小組的工作。特二團有共產黨員200餘名，被稱為是“共產黨的幹部倉庫”。
楊虎城的憲兵營於1931年成立中共黨委會，其中有一個同中央軍委駐滬辦事處直接聯係的秘密組織中共憲兵營支部。
1931年秋，中央軍委派謝華來第十七路軍。支部建立後，謝華任書記，金閩生、童陸生任支委。中央軍委指示重建陝西黨組織時，在憲兵營支部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別支部。成員有謝華、徐彬如、李木庵。
1936年8月，黨中央派張文彬來到西北特支工作。
同年9月，憲兵營改為特務營。楊虎城任隨從參謀宋文梅為營長，副營長先後由謝晉生、席珍儒擔任。全營黨員約60餘名。西北特支於1936年12月25日值陝西省委成立時撤銷。
與此同時，中共地下組織在西安設立了一個秘密聯絡點蓮湖食堂。由於缺乏資金，便由宋綺雲出麵，請楊虎城幫助。在楊將軍幫助下，蓮湖食堂前後存在有近10年之久，為黨的聯絡工作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楊虎城痛恨腐敗、反對專製的政治抱負，使他深刻認識到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為其理想追求增添了不竭動力，並矢誌不渝。
楊虎城主張抗日，反對內戰，與蔣介石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同紅軍有建立友好關係的可能。杜斌丞同共產黨員徐夢周、武誌平商量，決定由杜斌丞向楊提出與紅軍聯絡的建議。
1933年4月，武誌平隨第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前往漢中。在杜斌丞暗示楊已決定與紅軍友好聯絡後，孫蔚如與武誌平決定武赴川北找紅四方麵軍聯係。
1933年5月，武誌平到達紅四方麵軍的川北駐地兩河口，會見了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並將所帶物品交給了傅鍾。
武誌平在兩河口先後會見了張琴秋、曾中生、鄭義齋、張國燾等紅四方麵軍負責人。
當時，徐向前在前方指揮，由張國燾、陳昌浩、曾中生商討決定，派川陝軍委參謀主任徐以新為紅四方麵軍代表，出使漢中聯絡議和。
6月5日，徐以新返回部隊匯報，24日再次到達漢中，雙方達成了以巴山為界，雙方互不侵犯；配合打胡宗南；紅軍可設交通線，第十七路軍可提供一些物資的秘密協定。孫蔚如向楊虎城將軍密報會談結果：“大門叫開，何以待客？”楊虎城電複：“舉杯！”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勝利完成二萬五千裏長征，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蔣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進攻陝甘蘇區。
1935年11月，正在天津的南漢宸委托申伯純去見楊虎城，告訴他《八一宣言》的內容，建議雙方合作。毛澤東非常重視對第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當他了解到中共陝西省委兼軍委成員、紅二十六軍政委汪鋒曾長期負責第十七路軍中共地下組織工作，對第十七路軍的情況比較熟悉後，便立即點名要汪鋒去西安做楊虎城的工作。
毛澤東在同汪鋒談話中說，十七路軍是地方實力派，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受蔣介石的排擠和打擊，有可能把楊虎城爭取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
毛澤東向汪鋒指出：“楊虎城和中下級軍官都有反蔣抗日思想。我們的方針是保存東北軍、十七路軍，在抗日的旗幟下爭取張學良、楊虎城，壯大抗日力量”。
同時毛澤東認為，“目前政治形勢對我們很有利，我們提出‘西北大聯合’爭取同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搞好關係，然後才會有全國的大聯合”。
接著，毛澤東又詼諧他說，我們要像薑子牙釣魚一樣，願上鉤者上鉤，不願上鉤者就讓它逍遙地去遊，耐心等待。毛澤東說，楊虎城將軍雖然好，但他周圍有壞人，有國民黨特務。
成功時凱旋而歸，失敗了成仁而回。毛澤東還具體囑咐汪鋒去西安同楊虎城談判應注意的問題，一是不要決裂，要談和；二是對楊虎城部隊要作分析，多鼓勵其抗日士氣，少談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後的。
毛澤東還專門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等人寫了親筆信，讓汪鋒帶交楊虎城等。
毛澤東、彭德懷在致楊虎城的信中說：“從徐向前同誌處，知閣下曾與通、南、巴紅軍有某種聯係。”“倘得閣下一軍，聯鑣並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隻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
汪鋒見楊虎城是經過一番驚險曲折的。他由富縣出發經過長武縣時被長武縣的兩個便衣特務抓住，從他身上搜出了毛澤東的信。
危境之中，汪鋒臨危不亂，裝成國民黨大官的樣子，說自己是十七路軍的高級特情人員奉楊虎城之命去蘇區偵查的。
特務聞聽不敢怠慢，後由長武縣長黨伯弧派他的親信保安隊長帶了四個兵，用大卡車護送汪往西安，汽車一直開到西安綏靖公署。
楊虎城見到了毛澤東的信以後，讓十七路軍軍法處長張依中接待汪鋒。大約一周後的一個晚上，楊虎城約汪鋒在新城大樓西客廳談話。
汪鋒首先代表毛澤東向楊虎城問好，說明了來意，談了形勢和紅軍聯合抗日的主張。
楊虎城則提出了紅四方麵軍進攻寧強，紅二十五軍錯殺張漢民，紅軍如何幫助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等幾個問題。
針對楊虎成的問題，汪鋒進行了解釋，楊虎成聽後表示理解，並表示非常擁護毛澤東提出的建立“西北大聯合”的政治主張。
汪鋒同王世英返回陝甘蘇區，到陝北後王世英向中央做了匯報，中央決定叫王再同楊談。王世英到韓城見楊，說明中央同意楊將軍的意見。
黨組織還安排與楊虎城有世誼關係的王炳南從德國回國。王炳南一回到西安，楊虎城即約王到三原縣東裏堡的別墅密談了兩天。
楊虎城愉快地對王炳南說：“我與中共某些人士已有接觸，但素不相識，談話難免有顧慮和保留，現在你回來了，可以無話不談了。”
這樣，經過南漢宸、王世英、汪鋒、王炳南等代表中共中央先後同楊虎城進行的多次談判，雙方初步達成了反蔣抗日的秘密協議。
楊虎城與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後，由於對張學良心存戒備，所以並沒有告知東北軍。而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的談判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
晉西會議確定戰略方針
正當中共中央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奔走的時刻，共產國際代表劉長勝帶著共產國際七大的全部文件，於1936年3月到達山西前線。
同時，周恩來、博古也從瓦窯堡來到山西前線。中共中央隨即於3月20日至27日在山西孝義，石樓一帶召開了6次政治局會議，總稱晉西會議。
晉西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確定目前戰略方針以及同張楊的談判問題。
這些會議是在緊張的行軍過程中進行的，幾乎每次會議都要更換地點。20日在交口縣大棗郊上賢村，23日在隰縣石口，24、25日在羅村，26日在四江村，27日在石樓附近。
參加會議的除了在山西前線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等外，原來留在陝北負責後方工作的周恩來、博古等也趕來參加。可以看出這次會議是多麽重要。
前三次會議討論共產國際七大決議。首先由張聞天作報告。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他在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準備開展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目前的關鍵，是建立統一戰線——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這就把那次政治局會議的主題點明白了。討論中，大家同意這個報告。
晉西會議的接著兩次會，是討論目前戰略方針，由毛澤東作報告。他說：“經營山陝，主要是山西，是對日作戰必要與重要的步驟。”方針應該是：“以發展求鞏固，反對鞏固的向前發展。”
討論中，與會者都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周恩來說：“發展問題：迅速直接作戰之下規定計劃，以華北為抗日戰場，現在進行山西第一時期的計劃。以後計劃看形勢來定，現在是進行山西作戰。”
晉西會議最後一天，討論統一戰線問題，仍由毛澤東作報告，他對國民黨內部的情況作了分析，他將國民黨分為民族改良派和民族革命派，認為民族改良派即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這些人，堅持反革命立場，但這些人也想同傅儀、殷汝耕等漢奸劃清界線。他們內部是不統一的。
毛澤東指出，民族革命派又分為左右兩派，右派是由於日本的壓迫與民眾的壓迫從民族反革命中分裂出來的，右派中的右翼如孫科、於右任等等。右派中的左翼如張學良、馬占山。蔡廷鍇等與蔣介石有較大的區別，主張抗日，但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不同意聯俄聯共。民族革命的左派是以宋慶齡為代表，包括軍人的中下層、中小工商業者、中小資產階級。左派堅決主張聯俄聯共，有堅決進行民族戰爭之勇氣。因而我們的方針不僅要把民族革命派和民族反革命派區別開來，而且也要把民族改良派的左右兩派區別開來。
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了東北軍的特點：“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緒高，願與我們合作。其策略：借助我們與蘇聯回東三省去。這種情形將來向兩極分化。”
毛澤東還指出，2月份中央軍委關於李克農同張學良談判的訓令仍然適用，這就是：把張學良和蔣介石分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同討伐賣國賊不可分離；要求停止內戰，不阻止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鋒隊。
針對國民黨“取消蘇維埃”、“取消暴動”的要求，毛澤東提出對此要以“取消國民政府”、“取消國民黨的壓迫”對抗之。他還強調，不管任何派別都可與之談判，而且談判不能破裂。
最後，毛澤東提出，有關軍事方麵的統戰工作應集中於軍委，有關政黨方麵的統戰工作應集中於中央常委。統戰工作的全部工作均由中央常委指揮。
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並決定由中央常委和李克農、王世英以及上海特科派來匯報國共兩黨恢複聯係情況的張子華單獨談話，交待有關談判事宜。
會後，按照會議的方針和部署，毛澤東繼續留在山西前線，周恩來、博古回瓦窯堡，繼續與東北軍展開談判工作。
三位一體局麵初步形成
1936年3月16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致電王以哲，通知他和張學良，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為中央全權代表赴膚施與張會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計。
同時，為了爭取東北軍，毛澤東還與彭德懷致電王以哲轉張學良及抗日東北軍全體官兵，指出：“全國紅軍、白軍亟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譴責了閻錫山與同胞為敵，阻攔紅軍抗日的罪行。希望東北軍與紅軍聯合製止破壞抗日的行徑。
4月6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複電國民黨軍東北軍將領王以哲並轉張學良，告之：我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將依約於8日赴膚施與張學良先生會商救國大計。
毛澤東提出：“雙方會談之問題，敝方擬定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
按照黨中央指示，4月8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在李克農陪同下到達延安。
4月9日晚至10日淩晨，周恩來同張學良在延安城內一座教堂中舉行會談。
周恩來、張學良、王以哲、李克農、劉鼎等5人坦誠相見，對國家前途交換了看法。
周恩來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一致抗日問題上的態度和決心，希望能出現國共第二次合作，至少在陝北兩軍之間能夠觀點一致。
張學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提出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做好東北軍與西北軍楊虎城的工作，以民族大義為重不打內戰。
張學良並坦率地提出：根據兩年來的觀察，蔣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張他在裏麵勸，共產黨在外麵逼，促使蔣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來聽完他的意見後，馬上表示：毛主席也有這個想法，我可以把你的意見報告給毛主席。
會談一直進行到第二天淩晨才結束。雙方達成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互通情報、加強部隊的抗日救國思想教育等8項協議：(一)認為國防政府，抗日聯軍是唯一出路；對十大政綱待張學良研究後，提出意見。
(二)讚助紅軍集中河北，紅四方麵軍出甘肅，張之部隊可讓路，張可斡旋阻擋紅二、紅六軍團道路的國民黨中央軍。
(三)張部赴蘇聯代表由歐洲去，張保護中共代表由新疆赴蘇聯。
(四)完全同意停止內戰，張說如紅軍與日軍交戰，則全國停戰運動更有力。
(五)張部未公開表明抗戰前，不能不接受蔣介石要其進占蘇區的命令。
(六)通商問題，普通辦貨由我們設店自購，軍用品由張部辦，並供給子彈。
(七)互派代表常駐。
(八)張認為紅軍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難立足，主張紅軍經營綏遠，但紅軍如決定出河北，他可通知東北軍第五十三軍軍長萬福麟不打紅軍。
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舉行的聯合抗日救國會談，使東北軍確立聯共抗日方向，為在西北地區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局麵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這次會談，使張學良看清了中華民族爭取抗日勝利的前途，堅定了他和東北軍走上聯共抗日道路的決心。張學良決定私人先拿出2萬銀元和20萬元法幣，支持紅軍抗日。
張學良與周恩來秘密接觸後將情況告知了西北軍軍長楊虎城，而楊虎城此前早已通過內線與共產黨進行了秘密聯係，隻是雙方彼此戒備沒有溝通而已。
此事張楊兩位將軍觀點不謀而合，從此兩個人相互信任，兄長相稱，共同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與蔣介石周旋，高福源從中穿針引線，同王以哲一起加強與紅軍進行情報、物資方麵交流。
1936年4月13日，周恩來回到瓦窯堡。留在瓦窯堡的中央負責人立即召開會議，聽取周恩來的報告。會議同意談判結果，並派劉鼎繼續去張學良處工作。
4月14日，毛澤東、彭德懷從山西前線致電周恩來：“張楊兩部關係由你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我們一般不與發生關係，對外示統一，對內專責成。”
從此，就由周恩來統一主持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經過延安談判，中共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與上層統戰工作相配合，中共中央和紅軍官兵還在陝北前線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進行了宣傳教育工作。
兩軍的官兵，特別是東北軍的官兵，自九一八事變後，背井離鄉，身受國破家亡之苦，早就厭倦內戰，盼望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
紅軍通過戰地喊話、教育釋放俘虜等方式，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擴大紅軍的影響。到1936年下半年，事實上雙方已停止了戰爭，士兵經常一起聯歡、看戲、互贈禮品。
中國共產黨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是分別進行的，但也十分注意促進兩軍的團結，幫助消除彼此間的疑慮隔閡，揭露蔣介石製造謠言挑撥離間的陰謀活動。
在聯共抗日這個共同的政治方向下，兩軍關係逐漸改善，從原先存有疑慮、互相警戒演進到和平相處、相互信任。
最後，張學良、楊虎城坦誠相見，一起商定了改造部隊、整頓內部、共同對付蔣介石和準備抗日的做法。為了培養抗日力量，他們在西安城南王曲聯合舉辦軍官訓練團。東北軍還成立了學兵隊和抗日同誌會，楊虎城也把第十七路軍原來的步兵訓練班改為軍官訓練大隊。在張學良、楊虎城的支持下，西安群眾抗日運動也蓬勃開展起來。這樣，中國共產黨倡導的紅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建立起來了。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當時許多人把這大好局麵稱為“三位一體”。
西北大聯合局麵的形成，不僅證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和具有偉大號召力，而且必然要對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此後，王菊人等十七路軍和東北軍方麵奉命做這方麵工作的人在一起秘密地研究了好幾次。楊虎城與張學良的政治關係確定後，便共同開展了一係列為抗日反蔣做準備的活動。
1936年春，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鎮共同成立了軍官訓練團，由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親自擔任團長、副團長，訓練兩支部隊中團長以下、連長以上的軍官。
軍官訓練團主要是對軍官們進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後共辦了3期。每期開始，張、楊都要親自訓話，公開提出抗日問題，批判“攘外必先安內”和“抗日準備論”等謬論。
張學良和楊虎城抽調一些具有愛國思想的人士擔任教官，對學員廣泛宣傳停止內戰的觀點。這也使兩支部隊的幹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溝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與信任，為參加西安事變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