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l號，毛澤東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黨校舉行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
在報告中，毛澤東全麵論述了整風的任務、內容、辦法和意義，標誌著延安整風轉入全黨範圍的普遍整風時期。
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延安整風的曆史背景
1942年的春天，抗日戰爭正在激烈的進行。在抗戰的間隙，毛澤東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同時，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
為什麽在抗日戰爭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什麽決定以這樣大的力量和這樣長的時間來進行這場延安整風運動呢？對這個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是有著深遠考慮的。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二十多年裏，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也經受了嚴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給中國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是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
延安整風之前，中國共產黨曾先後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台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它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在政治上實行關門主義。這一係列“左”傾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1935年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路線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毛澤東在領導全黨複興革命、進行抗日戰爭的同時，花費很大的精力清除教條主義對黨的影響。
毛澤東同誌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說：遵義會議以後的路線和遵義會議以前的路線，是馬列主義和非馬列主義者的區別。
遵義會議前被誣為機會主義者的，今天已變為主要領導者。但是，由於當時嚴峻的鬥爭環境，還沒有來得及在全黨範圍內對黨的曆史經驗進行係統的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造成過去黨內曆次“左”傾和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總結。
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這一次，他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
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並不點名批評了毛澤東。
當時，毛澤東雖然讚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為共產黨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從後來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
由於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這道聖旨，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共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占了上風，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給黨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後果。而要糾正這種右傾錯誤，就必須通過開展整風，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
此後，毛澤東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曾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左”傾政治路線。
但是由於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沒有獲得完全成功。這讓毛澤東逐漸認識到，必須在全黨範圍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
六屆六中全會前，中共中央已曾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中國黨的曆史問題，但共產國際沒有同意。
王稼祥在六中全會上傳達國際的意見時說：國際認為，中共七大要著重於實際問題，主要著重於抗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不應花很久時間在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關於總結十年經驗，國際認為要特別慎重。
以後，由於戰爭形勢的發展和黨的高級幹部難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開，有關黨的曆史問題的討論也一直拖了下來。所以，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一直存在一些分歧。
這些分歧，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具體情況辦事，還是主觀主義地憑“想當然”或照著某些“本本”辦事。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就談不上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奪取勝利。
為了徹底清理王明的錯誤及其惡劣影響，分清路線是非，黨就必須從思想上進行整頓。這是黨中央進行全黨整風的最重要原因。
除了王明錯誤思想的影響，黨內還有大量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存在。這些思想主要來自於大量新入黨的同誌。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隨著民族革命形勢的高漲，黨的隊伍有了很大發展。黨員人數由抗戰初期的4萬人，發展到1940年的80萬人，增加了19倍。
抗戰以後入黨的新黨員已經占到全體黨員同誌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些黨員來自五湖四海，情況各種各樣。他們中有工人、農民、店員，還有不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他們都有滿腔的革命熱情，但是還沒有經受過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和革命鬥爭的考驗，有人把小資產階級和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作風帶進黨內來。
許多人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在思想上並沒有入黨。正如毛澤東同誌指出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
毛澤東認為，這些幹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將來的新局麵”。而在這期間，黨的主要精力是在反侵略戰爭方麵，對大批新黨員還來不及進行普遍的教育，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還很貧乏，容易受假馬克思主義的欺騙。
這就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些不正確的作風在黨內滋長，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解決這個新的嚴重問題，也是開展整風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從當時麵臨的戰爭局勢來說，1941年和1942年，我們黨正處於抗日戰爭以來最困難的時期。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侵華日軍集中主力部隊對付我抗日根據地。
日軍所到之處，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企圖從根本上摧毀我們的生存條件，消滅解放區。而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消極抗日的同時，也加緊了反共的罪惡活動。
繼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之後，1941年初發動了第二次反共**，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他們還對解放區進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解放區處於嚴重困難的境地。
為了克服困難，堅持抗戰，奪取最後勝利，我們黨製定和實行了對敵鬥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頓三風、審查幹部、時事教育、三三製和減租減息等十大政策。在這十項政策中，生產和整風兩項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
當時極端困難的環境和條件，是對黨的嚴峻考驗，也迫切要求黨加強自身建設，整頓黨的作風，使全黨達到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更加統一和鞏固。這是黨中央決定進行全黨整風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中央號召幹部整風學習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黨中央從保安搬到延安。延安成為中國革命的指揮中心。為了適應領導中國革命的需要，我們黨把教育訓練幹部的工作提到重要日程。
黨中央相繼在延安開辦了各種學校，如馬列學院、中央黨校、軍事學院、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大學、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女子大學等，為幹部的學習提高準備了陣地。
1938年9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延安橋兒溝開幕。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和黨中央各部門、全國各地區的領導幹部共53人，是黨的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全會由張聞天致開幕詞。選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明、張聞天、項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懷、劉少奇、陳雲12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李富春為大會秘書長。
這次會議批準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後來，毛澤東同誌在黨的七大作關於選舉問題的講話時說：中國黨的曆史上有兩個關鍵性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之所以如此重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為延安整風運動做了最初的鋪墊。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還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這裏所說的“一些嚴重的錯誤”，其實就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
全黨範圍的整風直到1942年春天開始的，而最初的醞釀卻在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這中間整整隔了四年的時間。
為什麽要經過這樣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呢？因為整風的重要目的是要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的東西。
這種思想問題的解決，決不能靠強製的手段，必須使人真正從思想上想通，並且從實際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敗的事實中得到證明，才能切實奏效。
何況王明有著共產國際作為後台，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條主義的影響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些都需要時間。所以，毛澤東後來解釋說：“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
為了為整風運動做好鋪墊，毛澤東同誌在這次大會上向全黨發出號召：從我們這次大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
毛澤東動員全黨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研究中國曆史，學習研究中國抗日戰爭的情況和發展趨勢，拉開了全黨範圍的學習運動的序幕。
毛澤東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全會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強調，全黨必須自上而下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
會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係列措施組織全黨的學習，從而掀起了延安幹部學習熱潮。
毛澤東同誌在倡導全黨學習的同時，首先從自己做起，擠出時間，不分晝夜，發憤苦讀。
在學習運動中，毛澤東帶頭精讀了《資本論》、《反杜林論》、《談談辯證法問題》等大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還親自組織了一個哲學小組，研討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在他的倡議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學學會，很多機關也成立了學哲學小組。
針對當時研究哲學的同誌還拘泥於20世經30年代蘇聯教科書的情況，毛澤東同誌指出，研究哲學一定要聯係中國的實際，要打破教科書的框框。
在此期間，毛澤東同誌還以極大的精力致力於理論著述工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都是在此期間寫成和發表的。
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毛澤東總結黨進行政治鬥爭的經驗，指出“左”傾錯誤的思想根源是認為“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的教條主義和主張革命的力量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要筆直又筆直的形而上學思想。
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提出“如何研究戰爭”的問題，並從研究戰爭的方法論的角度，強調研究戰爭“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
在《實踐論》、《矛盾論》中，從哲學的高度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掃清黨內教條主義為主要目標，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進行了係統的哲學總結。
《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一係列著作，無不貫穿了批判教條主義、闡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思想。
同時，為了加強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從1938年開始，由延安解放社陸續重印和譯出《馬克思恩格斯叢書》10部，《列寧選集》第1至18卷，《斯大林選集》第1至5卷，為全黨學習準備了教材。
在毛澤東的積極倡導下，參加學習的高級領導幹部達到120餘人，多數中央領導同誌都積極參加到各類學習研究會、學習小組中，陳雲和張聞天領導的學習小組，都曾被評為模範學習小組。
領導幹部率先垂範讀書、學習、講演、著述，極大地推動了全黨各種學習活動的開展，營造了空前濃厚的學習氛圍。
為整風運動準備文獻資料
六屆六中全會後，王明口頭上也說：“黨要團結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實際上依然堅持過去的錯誤。
王明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叫《兩條路線》，後改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
這本小冊子，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代表作，曾於1932年2月在上海正式出版，3月在莫斯科再版。這在當時情況下，是不足為怪的。
但是在時隔11年之後，在經曆了革命的嚴重失敗和紅軍被迫長征這樣的重大曆史曲折，在我們黨已經結束了王明錯誤路線的統治，開始走上正確道路的時候，這本小冊子竟然在1940年3月於延安再版。
而且，王明在“三版序言”中，仍然以“共產國際代表”、“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他還自我吹噓說：“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曆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曆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曆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因此，好些同誌要求將此書加以翻印，這就是本書三版的動機”。
這是一個挑戰性的行動。這個情況說明，王明本人對自己所犯的“左”傾錯誤及其對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嚴重危害，還沒有認識，也說明當時許多黨員和幹部對王明錯誤的實質還認識不清。
更為嚴重的是，當時一些領導幹部特別是一些高級幹部，對王明的“左”傾錯誤，也缺乏正確的認識。
1940年12月，毛澤東同誌為黨中央起草了《論政策》的黨內指示。其中就指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過左政策，不僅在抗日戰爭時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要求大家在黨的政策上區分兩條路線的是非。
可是，在討論這個指示時，有些領導同誌卻認為，王明“左”傾錯誤不是路線錯誤，隻是策略上的錯誤。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曆史上的路線是非這個問題，便更迫切地擺到中共中央麵前。
王明的小冊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後，毛澤東就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收集黨的六大以來的曆史文獻。這項工作最初由任弼時等人負責，後來改由中央秘書處承擔，毛澤東負責督促與審核。
中央秘書處的王首道和裴桐兩位同誌，協助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資料收集工作。他們每收集到一份文獻，就送給毛澤東審核，審核完後直接送印刷廠排印。
在審核這些曆史文獻的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過去沒有看到過的材料，這使他對黨的曆史有了一個係統地了解和認識，特別是對十年內戰後期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路線的形成及其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損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
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糾正了紅軍在軍事上的錯誤，但並沒有來得及係統總結那段曆史，也沒有講是路線錯誤。因此在當時，即使在黨的高級幹部中，也還有人對這條“左”傾錯誤路線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根本否認有過這麽一條錯誤路線。
毛澤東認為，不弄清這個問題，要成功地召開七大是不可能的。因而他認為有必要首先在黨的高級幹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曆史的活動，以提高黨的高級幹部的路線覺悟，統一認識。
於是，在1941年8月、9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建議把這些曆史文獻匯編成冊，用作黨的高級幹部學習與研究黨的曆史的材料。
經中央同意，從1941年9月開始，毛澤東開始著手《六大以來》的編輯工作。他按照“專題—時間”的體例對收集到的文獻進行編排，共分為政治問題、組織問題、軍事問題、鋤奸問題、職工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宣傳教育八個專題，每個專題內再按文獻發布時間先後進行排列。
在排印過程中，又陸續找到一些文獻，這部分文獻分別放在相應的專題之後，在目錄中以“補遺”或“拾遺”標明。
《六大以來》分上下卷，匯集了從1928年6月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到1941年11月期間黨的曆史文獻519篇，包括黨的會議紀要、決議、通告、聲明、電報、指示以及黨報社論、主要領導人文章、信件等，共約280多萬字。
在編輯過程中，毛澤東還有意識地對收集到的文獻進行了篩選，先後挑選86件重要文獻，以散頁的形式發給延安的高級幹部學習研究。
這86件文獻有一部分是反映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糾正的文獻，另一部分是反映黨在這一時期一係列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關於全麵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製定與形成的文獻。
這些文獻在1941年12月合訂成《六大以來》選集本。因此，《六大以來》實際有匯集本與選集本兩種版本，選集本是當時黨的高級幹部學習與研究黨史的主要材料。
《六大以來》編輯出版後，對統一黨的思想，特別是提高高級幹部的思想覺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後來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麽同‘左’傾路線鬥爭，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1942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高級學習組講話時也說，《六大以來》的發表，對同誌們認識六大以來黨的曆史“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同誌們讀了之後恍然大悟”，明白蘇維埃運動後期黨的領導機關向全黨發表過如此多的“左”的訓令、決議等，認識到蘇維埃運動後期黨的領導機關確實存在一條錯誤的路線。個別原先不承認犯了錯誤的同誌，也放棄了自己的觀點，承認了錯誤。
《六大以來》成了黨整風的基本武器。《六大以來》產生的積極影響，引起廣大黨員幹部研究黨史的濃厚興趣。許多同誌向中央建議，要求像編《六大以來》一樣，編一本六大以前的黨史資料書。
於是從1942年初，毛澤東在陶鑄和胡喬木的協助下，開始著手編輯《六大以前》。
在文獻取材上，《六大以來》匯集的主要是未公開發表過的黨的內部文件和黨的領導人的內部通信及講話，《六大以前》則主要匯集黨的早期領導人的署名文章，其中絕大多數是在刊物上登載過的。
由於時隔更為久遠，《六大以前》收集到的文獻比《六大以來》要少許多，共收文獻184篇，按時間順序，分上、下兩冊，於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
緊接著，毛澤東著手準備在《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的基礎上，選編一本關於黨的路線的專題學習材料，即《兩條路線》。
《兩條路線》在取材上，隻挑選最能反映黨的各個曆史時期兩條路線鬥爭情況的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講話、文章等，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由於有了前期編輯《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的基礎，又經過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以及黨的高級幹部學習與研究黨史活動的開展，對黨的曆史上代表兩條路線的文獻可以比較明確地加以認定，因此《兩條路線》的選目和編輯相對都比較容易。
它所收錄的137篇文獻中，有106篇都選自《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按照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和抗戰時期的分期順序進行編排。
《兩條路線》於1943年10月出版後，取代《六大以來》選集本成為黨的高級幹部學習的主要材料。
《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六大以前——黨的曆史材料》和《兩條路線》這三部文獻集，對延安整風運動的順利開展，對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研究黨的曆史上的路線問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因而在當時，對這三部署名“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文獻集有一個特定的稱謂——“黨書”。
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這三部文獻集，第一次比較集中地對黨的曆史文獻進行了收集匯編，這在當時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從1928年黨的六大召開到1941年，時隔13年之久，在此期間中央機關幾經長途轉移，特別是經過長征，許多文件都已經銷毀或散失，收集起來殊為不易。
說來似乎難以置信，當時有許多文獻，竟然是從國民黨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編輯的一套“《赤匪反動文件匯編》”中查找到的。
對這個途徑收集到的文獻，毛澤東一一作了認真細致的甄別審核工作，以鑒別它們是否被篡改過。因此，僅從黨的曆史文獻的收集保存乃至訂正甄別來說，這三部文獻集都有著非常高的曆史價值。
毛澤東不僅對每篇文獻都進行了認真的審核，而且對某些文獻的題目還作了修改。如編輯《六大以來》時，將《請看！！！反日戰爭如何能夠取得勝利？》改為《中央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或者在原有文獻標題後加上簡單的題注，如在《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後用括號加上“遵義會議決議”幾個字，使人們對文件的內容一目了然。
三部“黨書”的出版，在黨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人們對黨內兩條路線的主要內容、特點有了明確的認識，思想認識逐步趨於統一。
毛澤東同誌很看好這幾本書的影響，他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上說：“6月後編了黨書，黨書一出，許多同誌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1941年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後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
領導全黨的學習運動
1938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華報》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發表《一刻也不要放鬆了學習》的社論，指出：“今天我們是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裏，是中國曆史轉變的關鍵。要在這個空前的曆史戰爭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們必須努力學習。”
正是基於增強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駕馭複雜局麵的能力，使黨能夠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並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和壯大自己的戰略考慮，黨中央領導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學習運動。
領導幹部的學習，從運動伊始就成為強調的重中之重。毛澤東說：“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因此，“幹部應當著重地研究”，“中央委員和高級幹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
為了加強對學習運動的組織領導，中共中央於1939年2月17日專門成立了幹部教育部，以張聞天、李維漢為正、副部長，領導全黨的馬列主義學習運動和廣大在職幹部的教育。
延安在職幹部的教育，是指延安及其附近80裏的學校、團體、機關、部隊中幹事科員、班長以上的幹部及中央領導同誌參加的學習。
這個教育是在中共中央、毛澤東親自領導下開展起來的，它為整風運動的開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939年5月20日，幹部教育部在陝公禮堂召開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
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發表講話，從“建設大黨”的要求出發，詳細闡述了加強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
毛澤東在講話中總結了領導幹部必須重視學習的三點原由：一是領導革命的需要。共產黨要領導革命，“要領導幾千萬、幾萬萬人的革命，假使沒有學問，是不成的”，“要領導革命就須要學習”。二是改善工作的需要。我們的幹部隊伍中有一種“本領恐慌”，“過去學的本領隻有一點點，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漸漸告罄了”；要把工作做好，必須學習，“無論黨、政、軍、民、學的幹部，都要增加知識，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三是我們要建設一個獨立的、有戰鬥力的大黨，必須要有大批的有學問的幹部做骨幹。因此，“學習是我們注重的工作，特別是幹部同誌，學習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學習，就不能領導工作，不能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
毛澤東還認為，學習運動是必要的，可能的，是會有成績的，學習應該學到底。並強調：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用這兩個法子來對付它，學習一定可以獲勝的。
毛澤東還指出：“現在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教育製度，是一個新發明的大學製度。隻要你是活著，都可以進我們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是延安獨創，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無期大學”，“全黨同誌，研究學問，大家都要學到底，都要進這個無期大學。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學校的領導者是中央，各地方黨部，八路軍、新四軍、遊擊隊，都是這個大學的分校”。
會後，中央一些部委組織了學習小組，在延安參加學習的幹部達到4000多人。
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對開展起來的學習運動作了9條指示：（一）六中全會以後中央發起的全黨幹部學習運動，對提高全黨幹部理論文化水平，有頭等重要意義。（二）黨、政、軍、民、學各種機關的在職幹部，均應一麵工作，一麵學習。（三）按其程度，文化與理論或並重或偏重。（四）是一種長期大學校。（五）每日二小時學習製。（六）一麵工作，一麵生產，一麵學習。（七）自動與強製並重，理論與實際一致。（八）勤學者獎，怠惰者罰。（九）各級機關、學校、部隊均設幹部教育領導機關與人員。當月，正式實施了“延安在職幹部教育暫行計劃”。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要求“全黨幹部都應當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
1940年3月20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指示》，對幹部在職學習作了明確規定。
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再次作出《關於提高延安在職幹部教育質量的決定》，強調加強幹部教育的質量問題。
從1939年5月到1940年，主要是進行廣泛的學習動員，製定學習內容，建立學習製度，打好學習基礎。學習所采取的辦法是：（一）為各單位配備一定的指導員或教員幫助幹部進行學習。為了培養提高指導員教員的水平，組建了馬列主義、中國問題、黨的建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會，讓他們分別加入這些研究會，開展指導幹部學習、編寫教材或組織報告會等。（二）聘請中央領導或專家指導和解答幹部學習中提出的疑難問題，如陳雲為黨建總指導。（三）請中央領導和各根據地來的負責人作報告。毛澤東曾給幹部作《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講演，劉少奇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講《怎樣作一個共產黨員》等。
在這一階段，幹部教育部曾進行過三次檢查：1939年8月第一次檢查，李維漢寫了《怎樣開展延安在職幹部的學習》。檢查發現各機關學習發展很不平衡，組織領導不統一，行政負責同誌不十分關心學習問題。
1940年1月起進行第二次大檢查，全延安在職幹部的文化理論水平提高了一步，但仍有一部分行政負責幹部不積極學習，軍委、邊委在職幹部學習的組織領導有依賴中宣部等傾向。
1940年5月6日，舉行第三次大檢查，為總結一年來的經驗，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講話，李維漢作了《延安在職幹部一年來學習經驗總結》的報告。
除肯定已取得成績外，還發現少數幹部對學習重要性認識不夠，把日常工作和學習對立起來等。當然，每次發現的問題，都及時召開幹部會議，采取必要的辦法給予適當的解決。
這一段學習是有成績的，人數由開始的2000餘人，發展到4000餘人。其中甲類837人，乙類2250人，丙類968人。
各類幹部基本上學完了一門課程，學習習慣逐漸養成了，學習興趣提高了，自習能力加強了。檢查結果表明，延安在職幹部的學習製度已經建立起來，學習運動掀起了**。
當然，這兩年的學習運動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其中主要是存在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一些幹部包括一些高級幹部，不會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與方法來具體地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而這些，必須要通過整風運動才能解決。
初步糾正路線錯誤問題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目前形勢，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回顧了抗戰以來黨的方針、政策。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曆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特別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錯誤。
毛澤東說：我黨曆史上有三個時期。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製止工農運動；到蘇維埃時期，在秋收暴動中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蘇維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實行消滅富農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對立。這種“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隻有陝北蘇區，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遵義會議決議隻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
在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張聞天、陳雲等發言後，毛澤東再次發言進行總結。
他總結說：關於過去的經驗教訓，同意以後專門研究，但研究的大綱要談一下。
毛澤東說：抗戰以來的傾向，在統一戰線初期是“左”傾，國共合作後有一時期是右傾，反磨擦後又是“左”傾。1937年12月會議否認獨立自主的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錯誤的，這一口號到六中全會才取消。在戰略問題上，洛川會議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但前方同誌不服從，到12月會議及六中全會才得到正確的解決。
毛澤東指出：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大體上要分大革命、蘇維埃與抗戰三個時期，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便產生了對革命的急躁性。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黨，黨員比較幼稚，過去犯錯誤是由於經驗不足。
他強調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錯誤和蘇維埃後期的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係起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對於犯了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總結各項政策都要搞出條例來。12月25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布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這個指示關於政策的部分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題為《論政策》。
這次會議上，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這樣，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說到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時，沒有用路線錯誤的提法。
指示指出：在目前反共**的形勢下，我們的政策有決定的意義。但是我們的幹部，還有許多人不明白黨在目前時期的政策應當和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有重大區別。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時期的許多政策，現在不應當再簡單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後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不能采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要克服在策略問題上過左過右的搖擺，但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仍然是過左的觀點在作怪。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強令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江北；中國共產黨從維護抗戰大局出發，答應將皖南的新四軍調離。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向北移動；6日，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
新四軍奮戰七晝夜，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被俘或犧牲；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項英、周子昆被殺害。
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憤然寫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
皖南事變是毛澤東事先未曾估計到的。這使他不僅思考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錯誤，而且對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有了深切認識。
毛澤東指出，“左”和右看似兩個極端，實際“兩極相通”，都根源於一個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國具體實際或不能揭示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的主觀主義。
在前一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批評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錯誤時，就批評了抗戰初期的右的錯誤。毛澤東說：在武漢失守前，國軍潰退，我們可以猛烈發展。在日軍進攻時和靠近日軍的地區，我軍可以大發展。這個認識目前隻有項英還不懂得，因此軍隊少，且沒有錢花。這就是沒有了解奪取政權的重要性。
在接到新四軍被圍遭到慘痛損失的消息後，毛澤東十分痛心。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總結教訓指出：項英過去的路線是錯誤的，不執行獨立自主政策，沒有反磨擦鬥爭的思想準備。抗戰以來一部分領導同誌的機會主義，隻知片麵的聯合而不要鬥爭。有些同誌沒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係起來，項英同誌就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
正是基於對皖南事變的這一總結，毛澤東從1941年3月開始，連續采取一些重要措施來解決理論教育如何聯係中國社會和革命實際的問題。因此，皖南事變實際上成為黨中央開展整風運動的近因。
為了指導黨員幹部真正樹立起理論聯係實際的作風，毛澤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1年3月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匯集成的《農村調查》一書。
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引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起點。早在1930年，毛澤東就寫出了名作《反對本本主義》，原題就是《調查工作》。文章劈頭就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後來特地為它寫了一段說明：“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艱苦歲月裏，毛澤東率領紅軍轉戰南北，他經常抓住機會動手作農村調查，積累了許多內容豐富生動，又有深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的調查材料。這些調查材料，一部分在戰爭中遺失了，一部分保存了下來。
皖南事變發生不久，毛澤東親自將他在蘇區撰寫的11篇調查報告整理成《農村調查》一書在延安正式出版。
在書中，毛澤東寫了六條按和注，針對一些需要說明的情況和一般讀者不懂的方言，作了簡明的解釋。毛澤東還特意為書的出版寫了序言和跋。
毛澤東在序言中一再申明，出版此書的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誌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
換一句話說，就是為了在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和廣大黨員幹部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克服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
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誌，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毛澤東又指出：“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後，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這些話的針對性顯而易見。
毛澤東在《興國調查》整理後記中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裏麵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麵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
他特別指出：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係。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我們必須尊重辯證唯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