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研讀中國曆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某一個人物，生在某一個朝代是福氣，頭上戴著光環，到處受人尊敬。換到另一個朝代，便成了天地難容的人物，不但吃盡人間苦頭，弄得不好還會丟掉性命。杜甫說李白“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其意很明顯，道的是李白不合時宜，世人都不喜歡他，必欲誅之而後快。其實，杜甫言過其實，李白生活在盛唐，當屬社會的寵兒。他雖然受到流放夜郎的處分，也是在犯下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之後。他參加了謀逆者反抗朝廷的軍事舉動，若碰上朱元璋或康熙一類的皇帝，十個腦袋都搬家了。把中國曆朝作一個區分，則可以說：春秋戰國養士，漢朝養武，唐朝養藝，宋朝養文，明清多養小人。我們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套用之，一個朝代也會使某種人能得到特別的發展。照這個邏輯來推，大思想家李贄生活在明代，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2．李贄是明晚期少數清醒的讀書人之一
李贄寫過不少《詠史》詩，其中有這樣三首：
持缽來歸不坐禪，遙聞高論卻潸然！
如今男子知多少，盡道高官即是仙。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妝帶雨梅。
莫道門前車馬富，子規今已喚春回。
聲聲喚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動塵。
欲見觀音今汝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讀這些詩句，我仿佛看到一個清臒瘦削的老人，戴著鬥笠騎在驢背上，看著滿街的駟馬高車，發出鄙夷的微笑。李贄為何有這等感情呢？這還得從明代的政局說起。
李贄出生於嘉靖初年，在嘉靖之前的正德年間，實乃是明代政治的一個分水嶺。在正德皇帝之前，朝廷的清明雖不如開創初期，但大臣都還講究操守；皇帝雖不能嚴於律己，卻還能寬恕待人。正德皇帝十五歲登基，未諳世事，國家的操控權實際掌握在大太監劉瑾手中。胡鬧幾年，朝廷被弄得烏煙瘴氣。雖經正直的大臣設計誅除了劉瑾這位“九千歲”，但正德皇帝並未汲取教訓，依然胡鬧。由於皇帝壞了坯子，他身邊的小人就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長一茬。到他死時，小人當道而形成的官場潛規則，早已變成了指導官員的“世間法”。繼位的嘉靖皇帝不但不能扭轉頹風，反而因為迷戀齋醮、猜疑多忌而助長了小人政治的發展。出生於嘉靖六年（1527）的李贄，終其一生，都是在病態的社會環境中度過。在他入仕為官的二十多年，君是昏君，臣是庸臣。除開張居正柄國十年推行“萬曆新政”這一時期外，政壇上生氣凋敝，乏善可陳。
政壇上越是腐敗，想當官的人也就越多，這幾乎已成規律。因為一些心術不正的人可以通過當官來獲取非分的名利。按市場經濟學的觀點，官職永遠屬於短缺經濟。這就導致賣官鬻爵的情形大量發生。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官民的尖銳對立已使大明帝國陷入深刻的危機。但是，俗世的享樂與眼前的利益促使帝國的士人放棄了憂患，官場因此變成了名利場。
李贄是少數的清醒的讀書人之一，他譏笑那些把高官當神仙的人。既然官道齷齪，令他心寒齒冷，與官場的斷絕便是無可替代的選擇。在多年的道德探求之後，他終於發現了“菩薩道”的美妙，既可救心，亦可救世。於是，他自負地吟唱“欲見觀音今汝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在古代，對皇帝的效忠被看做是一個讀書人起碼的道德要求。但是，李贄棄官絕俗皈依佛門，並以觀音自居，在士大夫眼中，他便成了雙重的叛逆者，既背叛了皇帝，也背叛了儒家。比之李白，李贄是真正的“世人皆欲殺”。他認為自己的靈魂隻能安置在蓮花寶座上，但在世人眼中，他隻能待在萬劫不複的地獄中。
3．在李贄眼中，孔子並非聖人
讀李卓吾的《藏書》、《焚書·續焚書》，我們會感到，像他這樣的叛逆者，當也是屬於那種五百年才可能出現一個的人物。他經常發表驚世駭俗的觀點，他說天地間隻有五部大文章，即漢司馬遷的《史記》、唐杜甫的詩集、宋蘇東坡的文集、元施耐庵的《水滸傳》、明《李獻吉集》。這五個人，前四位皆是文章翹楚，各自代表了一個時代。但我們注意到，他不提孔子、孟子，亦不提老子、莊子，更不提二程與朱熹。儒道兩家的聖人與典籍，盡管被天下讀書人奉為圭臬，但卻不入他的“法眼”，特別對孔子，非難尤多，他在《題孔子像於芝佛院》一文中指出：
人皆以孔子為大聖，吾亦以為大聖；皆以老、佛為異端，吾亦以為異端。人人非真知大聖與異端也，以所聞於父師之教者熟也；父師非真知大聖與異端也，以所聞於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聖與異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聖則吾不能”，是居謙也。其曰“攻乎異端”，是必為老與佛也。
儒先億度而言之，父師沿襲而誦之，小子矇聾而聽之。萬口一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李贄的態度，在他眼裏，孔子並非聖人，老、佛也非異端，他對儒先、父師之類謬傳知識的人物譏刺、抨擊，毫不留情麵。正由於這樣一些人把孔子抬到聖人的地位，李贄發誓不肯加入抬轎子的行列。中國是一個善於造神的民族，因為造神者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被造者。所以，許多國人樂此不疲。李贄看出這一點，十分痛心，在給友人耿定向的信中言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對於造神者的批判，李贄一針見血。
李贄窮諸學問，關注當下。李白說“古來聖賢皆寂寞”，他比李白更徹底，幹脆認為自古本就無聖賢，這種思想脈絡，可從禪宗慧能的偈言“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中尋找。佛家講“眾生即佛”、“我心即佛”，是民本觀念，而儒家的內聖外王，則是精英觀念。李贄援佛批儒，在儒家中國裏，他當然不會有什麽好下場。
4．李贄認為張居正是“宰相之傑”而海瑞隻是“萬年青草”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研修學問，講求經邦濟世，即學問服務於國家，作用於社稷的功能。從觀念上看，這一點是不錯的。但由於儒家學說的局限，讀書人入仕後，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往往與經邦濟世的理想南轅北轍。究其因，乃是因為儒家把道德倫理作為建設社會秩序的基礎。事實證明，離開法製，社會根本就沒有秩序可言。這道理雖然簡單，中國古代的儒生卻似乎難以懂得。李贄雖也是儒生，也入仕為官，但他並不把道德倫理看成是至高無上的學問。他對古人與當世人的評價，其著眼點不在操守，而在於對社會發展的貢獻。這其中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他對張居正與海瑞的斷語。
李贄與張居正、海瑞是同時代人，都生於嘉靖初年，死於萬曆時代。客觀地講，這三個人，外加一個戚繼光，應該是那一時代最負盛名的四大人物。張居正於1572年出任首輔（相當於宰相），輔佐十歲的神宗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是有明一代絕無僅有的中興名臣，力挽狂瀾的大改革家。他執政期間裁抑豪強，注重民生，後世稱他為“權臣”、“法家”，訕謗甚多。海瑞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抱著一死的決心給沉湎齋醮荒怠政務的嘉靖皇帝上萬言書，是有明一代最大的清官。張居正柄國，始終棄用海瑞，這一點曾引起當世士林的詬病。關於張居正為何不用海瑞，我在拙著《張居正》中已有專門描述，這裏不再贅言。張居正死後，朱翊鈞迅速對他進行殘酷的清算，並重新起用海瑞。在史籍與口碑中，張居正毀大於譽，而海瑞卻是譽滿天下。
作為他們同代人的李贄，卻沒有隨波逐流。他深情地讚譽張居正是“宰相之傑”，而評價海瑞為“萬年青草”。在李贄看來，張居正是真正的經邦濟世的偉大人物，而海瑞隻是以人格取勝。生命如草可以萬年長青，但絕不是振衰起隳的國家棟梁。
從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來看，李贄心儀的政治人物，不僅僅隻是會做道德文章，更應該有著為社稷求發展，為民生謀福祉的巨大的擔當精神與行政才能。
道德與事功，清流與循吏，一般的讀書人，都看重前者，而李贄讚賞的卻是後者。
5．晚明思想界的一盞明燈
李贄既不能像張居正那樣，以事功影響後世，也不能像海瑞那樣，用道德影響士林。但他的叛逆精神與追求本真的學問，卻是晚明時期思想界的一盞明燈。關於他的生命軌跡與學問人生，付秋濤先生作了詳盡的考證與理性的分析，讀者可以從書中看到李贄的精神畫像。
數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人有兩種：一種是石頭，在任何激流中挺立；一種是咖啡，可以百分之百融入水。李贄當屬於前者。他特立獨行，蔑視世俗，因此當世難容。比起張居正與海瑞來，他的處境更慘。皇皇一部明史，張居正、海瑞皆有列傳，而他隻在耿定向的條目中附上數語以示交代，可見皇室操縱的史家，對他這位狂人，連貶損幾句的興趣都沒有。李贄晚年棄絕功名，對這種“世人皆欲殺”的處境，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若為追歡悅世人，空勞皮骨損精神。
年來寂寞從人謾，隻有疏狂一老身。
以七十五歲疏狂之身在獄中用剃刀自殺，表明了李贄與流俗抗爭到底的決心。死後不到半個世紀，明朝就以崇禎皇帝的上吊而在中國曆史的舞台中謝幕。比起崇禎來，李贄的悲劇似乎更能體現文化上的意義。因為他不僅死在明朝最腐敗的時期，更是思想上最為平庸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