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給皇上與太子講課的，被稱為帝王師
張居正於嘉靖二十六年考中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這個職務相當於今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後研究生。翰林院是國家的重要人才庫。凡新科進士選拔進來，當了庶吉士，隻要不犯過錯，日後必為朝廷重用。明代的內閣輔臣，多半都是庶吉士的出身。張居正當庶吉士兩年時間，大量研究曆朝的典章製度以及治國之道。兩年以後他就有了一個實際的官職——翰林院編修。翰林院類同於朝廷的智囊機構，人們習慣稱在裏頭供職的官員為“詞臣”，若為皇上講學，則稱為“講臣”。
張居正在翰林院裏，詞臣與講臣都當過。在古代，給皇上與太子講課的，被稱作“帝王師”。張居正當講臣是在嘉靖皇帝執政期間，被安排到裕王府中講課。裕王朱載垕是嘉靖皇帝的第二個兒子，太子死後，他就成了皇位繼承人。嘉靖皇帝於1566年去世，朱載垕繼承了皇位，是為隆慶皇帝。一般來講，新皇上登基，都會起用舊邸老臣。所以，朱載垕登基不久，就將張居正拔擢為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讚機務。
2．入閣前，仕途並不順利
進入內閣之前，張居正的仕途並不一帆風順，他從未做過地方官，沒有封疆大吏的經曆。他年輕時的大部分光陰，都是在北京度過。當時的內閣首輔是奸相嚴嵩，加之嘉靖皇帝沉迷齋醮道術，張居正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三十多歲時，他因為身體不好，回老家江陵休養了五年。後來又回到京城，當了國子監二把手，他在這個任上又工作了好幾年。國子監在明代也稱為太學，是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的一把手叫祭酒，相當於校長；二把手叫司成，相當於教務長。張居正到國子監當司成的時候，國子監的祭酒是高拱。高拱於隆慶二年當上了內閣首輔，比張居正早入閣三年。兩人的入閣，都得力於當時內閣次輔徐階的提攜。徐階是江蘇鬆江人，嘉靖初年的狀元出身。
這位徐階是一個非常老練的政治家，他當次輔時的首輔是嚴嵩。大家知道，嚴嵩當了二十多年的首輔，有能力、有才華，但心術不正，且貪鄙成性。與他共事，就是“與狼共舞”，始終都不會有安全感。徐階居然與之相處平安無事，可見他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既保全自己，又不同流合汙。這一點，很少有人做到。
張居正與高拱在國子監的時候，可謂同氣相求。好批評時政，常常表露對嚴嵩的不滿。徐階勸他們隱忍，並刻意保護。徐階很欣賞張居正的才能，他當了首輔後，就把張居正從國子監提拔到禮部當了左侍郎。禮部相當於今天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職能，還兼管民族與宗教，權力很大。明代的中央政府一共有九個一級衙門，我們稱之為大九卿。哪九個衙門呢？吏部（管幹部）、戶部（管財政）、禮部、兵部（國防部）、工部（工業和經濟管理部門）、刑部（公安部）；六部之外還加上一個都察院，相當於現在的中紀委一類的機構；還有一個大理寺，相當於最高人民法院；還有一個通政司，類似於中辦或國辦，傳達號令的地方。這九個部門的一把手，六部都叫尚書，都察院叫左都禦史，大理寺叫評事，通政司叫通政使。這些衙門裏的一把手或者二把手通稱為堂上官。六部的二把手叫左侍郎，三把手叫右侍郎。張居正從國子監的教務長升職禮部左侍郎，官職提了四級，從正五品提到了正三品。
張居正當了禮部左侍郎一年後，嘉靖皇帝去世，隆慶皇帝登基。張居正從禮部左侍郎提升為吏部左侍郎。這兩個官職，看起來是平等的，但因為吏部類似於今天的中組部，是替皇帝選拔和管理人才的，所以吏部尚書被稱為天下文官之首，也被稱之為“天官”。張居正從禮部左侍郎調任吏部左侍郎，是一種高升。但是張居正並沒有實際到任，隻是有這樣一個待遇，以這樣的資曆升任文淵閣大學士，在隆慶元年，張居正就入閣當了輔臣。
3．內閣的體例因時而變
明代的內閣，是朱元璋廢除宰相製度後創設的一個機構。創設的初衷，是選幾個諳熟朝廷典章製度的文臣給皇帝當顧問。所以，入閣的輔臣都必須有大學士的資格。可見，內閣最初隻是一個秘書機構。演變到後來，內閣的職能發生了變化，輔臣又開始承擔起宰相的角色。但選拔輔臣的規矩沒有改變，入閣之前，必須先有大學士的資格。內閣中的一把手稱為首輔，餘下的稱為次輔。內閣的輔臣多少，沒有定編，最多時有七八個，少時隻有一兩個。內閣和今天的國務院差不多，首輔相當於總理，輔臣相當於副總理。張居正入閣才四十二歲。在今天看來，這麽年輕就當上國務院副總理，根本不可能。所以說，張居正真正的政治生涯，是他進入權力中樞之時，也就是從四十二歲開始。
張居正入閣之初，首輔是徐階。一年後，接替徐階擔任首輔的是張居正的老搭檔高拱。高拱比張居正先入閣兩年，本與徐階關係不錯。他之入閣，徐階起了不少作用。但後來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積下嫌怨，矛盾越來越大，最後不共戴天。首先是徐階把高拱排擠出了內閣，讓高拱回到了老家，接著又是高拱翻盤，把徐階排斥回了老家，他回到內閣當了首輔。
4．兩虎相鬥護其弱
在高拱與徐階的爭鬥中，第一次檢驗了張居正在處理人際關係上的平衡能力。這兩個人，一個是他的恩師，一個是他的盟友。這樣兩個人掐起來，張居正既不能幫助高拱整徐階，也不能幫助徐階整高拱。他暗自為自己訂了一個行事的原則，即兩虎相鬥時，自己決不參與，但一定要想辦法保護弱勢的那一方。比如徐階比較強勢，高拱比較受壓時，他盡量采取一些辦法保護高拱。後來高拱強勢，幾欲把致仕在家的徐階置於死地，他這時候便和徐階關係密切起來。有一次高拱要懲處徐階的兒子，說他在鄉裏橫行不法，還把他抓進了大牢。張居正依靠他的能力，使徐階的兒子免受懲處。這件事情讓高拱非常不滿意，有一次他闖進張居正的值房，把張居正狠狠說了一頓。他問：“我聽說你收了徐階三萬兩銀子，然後徇私情，把他兒子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這個事嗎？”曆史記載，張居正聽了高拱的指責以後，用手指天剖白自己，言詞甚苦。就因為這件事，高拱和張居正兩人之間開始產生了隔閡。
高拱入主內閣柄政時，內閣還有李春芳、趙貞吉、殷士瞻、張居正等四位輔臣。在連續三年的時間裏，高拱把除了張居正之外的三個輔臣全部排擠出了內閣。在別人被排擠時，張居正一是保護自己，二是采取附和高拱的態度。這一期間他們既有矛盾又有聯合。到了隆慶四年，內閣隻剩下高拱和張居正，兩個人的矛盾也就從那個時候開始表麵化了。
民間有一句話“一條繩拴不住兩頭叫驢”。高拱與張居正兩個人，都有經邦濟世之才，都想幹一等大事，心中也都很有主見。任何一個單位，大至國家，小至處室，如果領導層都是很有主見的人，都想堅持己見，就沒有辦法以誰為主了，就無法建立起團隊精神。隆慶四年的內閣就是這種狀況。盡管高拱與張居正在對待西北軍事問題上，在對待蒙古的問題上，在對待開放、海禁的問題上，執政的理念與方針基本一致，但在用人問題上，卻經常發生齟齬。
高拱在當時是最有權勢的人物，他不僅僅是內閣的首輔，同時還兼任了吏部尚書。除了朝廷的行政權，他還把人事權牢牢控製在手裏。這就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總理，還兼著中組部長一樣，這個權力實在太大了。
我在《張居正》一書中寫到兩人矛盾的爆發，是因為兩廣總督的人選問題。因為當時廣西的一些瑤民造反，占山為王，兩廣總督李延率兵去剿匪，剿了很長時間，不但沒有取得勝利，反而土匪越剿越多。其軍費開支也沒有節製，耗費了大量的國庫銀子。張居正認為此人非換不可，並推薦了他的同年殷正茂接任。開始高拱堅決反對，其理由是殷正茂有貪名，在江西巡撫的任上，就有人來信揭發他貪汙受賄的行為。當然，這件事是控告有名，查證無實。高拱拈出這檔子事來，是個托詞，真正的理由是因為殷正茂與張居正同為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屬於同年，私交不錯。但在隆慶皇帝病重期間，高拱審時度勢，態度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忽然主動提出讓殷正茂接任兩廣總督。這時候仍有人對高拱說殷正茂有貪名，喜歡錢。高拱說了一句話：“我給他二十萬銀子讓他貪，隻要他能夠把剿匪這件事辦好，就讓他貪了。”我寫這段故事並非全是虛構，高拱對殷正茂態度的轉變，明史有明確記載。高拱在用人問題上不拘一格、量才而用，這是他的可貴之處。但在用誰的問題上，他卻比較自私，因為受了朋黨政治的影響，他習慣用門生故舊，親戚鄉黨，就為這件事，他與張居正的矛盾與分歧越來越大了。
到了隆慶六年，也就是1572年的夏天，隆慶皇帝死後，兩人矛盾終於徹底爆發了。隆慶皇帝朱載垕三十六歲駕崩，留下一個皇後、一個貴妃、兩個兒子。大兒子朱翊鈞十歲，小兒子潞王四歲。按照規矩，皇後沒有生孩子，如果妃嬪生了孩子，名義上的母親必須是皇後，稱為嫡母，而他的母親就稱為生母。這時候剛剛登基的萬曆皇帝朱翊鈞，其嫡母陳皇後不過三十二歲，生母李貴妃也才二十八歲，他自己也隻是一個十歲的孩子。主少國疑，國家管理的鏈條好像突然一下子斷了。這時候內閣的權力變得非常大，因為皇帝不能親政，內閣跟皇帝溝通要靠一個中轉部門——司禮監。司禮監和內閣是什麽關係呢？司禮監是一個太監的機構，紫禁城裏有二十四監局，裏麵有一套完整的小社會。這二十四監局裏，比如尚官監，相當於組織部，管太監的提拔和懲處；供用庫相當於財務部，替皇上管財產；衣帽監是管皇上的穿戴……總共二十四個衙門，另外加上一個商業機構寶和店，皇上做生意的地方。還有一個東廠，皇上親自管理的特務機構。總管這二十四個監局的，就是司禮監。司禮監有一個掌印太監，下麵還有三到四個秉筆太監，為皇上批複文件。司禮監的掌印太監一般叫做“公公”，或者“爺”。內閣和皇上打交道，大臣要見皇帝，呈文件都要通過司禮監。因此政令是否暢通，首先決定於內閣和司禮監的關係。隆慶皇帝上任之初，免除了司禮監掌印陳洪的職務。按照資格，接任掌印太監的應該是馮保。馮保資曆非常老，已當了很多年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東廠提督，其地位在太監中排在第二。論他的資曆，順理成章應該由他接任司禮監掌印，但高拱覺得他控製不了這個人，因此就向隆慶皇帝力薦孟衝接任。孟衝出身禦膳房，給皇上做飯的。隆慶皇帝有一個特點，非常喜歡吃驢腸，禦膳房每天殺一頭驢，為的是讓隆慶皇帝吃上新鮮的驢腸。而最會做驢腸的就是孟衝，因此隆慶皇帝對孟衝也很賞識，便同意了高拱的推薦。
高拱突然把孟衝推到司禮監掌印的高位，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孟衝知恩圖報，在司禮監任上四年，對高拱俯首帖耳、言聽計從，因此高拱跟皇上的聯絡十分暢通。隆慶皇帝一死，形勢立刻發生了變化，因為萬曆皇帝是個十歲的孩子，凡事都依賴他的大伴兒馮保。馮保一直是萬曆皇帝的男保姆，晚上還帶著他睡覺。萬曆皇帝小時候鬧百日咳，整晚不睡覺，隻有一個方法可以讓他安靜，就是騎在馮保的背上，把馮保當馬騎。馮保就趴在磚地上繞圈，一停下來萬曆皇帝就哭。所以馮保隻有一夜夜地在地上轉磨兒，膝蓋都磨出了血。萬曆皇帝對馮保產生了依賴之情，從來不喊馮保的名字，就喊他“大伴兒”。李貴妃也很喜歡馮保。在當上皇帝的當天，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萬曆皇帝就讓太監送一道中旨到了內閣，免去孟衝的司禮監掌印職務，改由馮保接任。
5．高拱與李太後作對，終遭免職
一聽這道聖旨，高拱沒有思想準備，因此很生氣。生氣的原因是：第一，這種重大的人事任免不但沒有經過他同意，連事先通氣都沒有做到；第二，聖旨頒行，在明代有一整套規矩：當一個大臣向皇帝匯報問題時，要寫成奏章，通過通政司送到司禮監，司禮監念給皇帝聽了以後，皇帝不提任何意見，便把奏章發還給內閣。由內閣輔臣根據朝廷的製度以及具體情況擬出一個回答的方案，叫做“擬旨”。代皇上擬好聖旨以後又送還司禮監。如果皇帝同意輔臣的意見，就由秉筆太監用朱砂筆工整地抄寫下來，再發布。如果皇上不同意，就發還內閣重擬。所有的聖旨都要經過票擬，擬完以後經過皇上同意再發下來的叫做聖旨。如果沒有經過內閣輔臣票擬而由皇上直接發下來的指令，稱為中旨。十歲小皇帝的第一道聖旨就是中旨，這讓高拱感覺到內閣的相權受到了嚴重的傷害，何況中旨的內容也使他極為不滿。當時高拱就把中旨摔到地上，傳旨太監嚇壞了，說這可是皇上的諭旨。高拱說：“什麽皇上的諭旨，都是你們這幫太監搞出來的！遲早要把你們都趕走！皇上一個十歲的孩子，他懂得什麽？”太監回去把話告訴了馮保，馮保立即進乾清宮向李貴妃母子告狀。但他改變了一點內容，稟報說：“高胡子說，十歲的孩子能當什麽皇帝？”據說，李貴妃和朱翊鈞母子二人聽了這句話非常震驚，也很害怕，兩人抱著哭了一場。所以萬曆皇帝一直到老，終生都不肯原諒高拱，非常記恨他。就因為這件事，在馮保的攛掇之下，李貴妃和小皇帝作出了決定，撤掉高拱內閣首輔的職務，讓張居正接任。
決定曆史成敗的往往就是一個細節。因為高拱接中旨的態度，也因為高拱和馮保的長期結怨而導致了高拱的下台。讓高拱下台的旨意由皇後、皇貴妃、皇帝三人共同頒布。抬頭是皇後懿旨、皇貴妃令旨、皇上聖旨。這道旨非常嚴厲，要高拱接旨後立刻起程回老家閑住，一刻也不準在北京停留。所以當聖旨傳達後，立刻就有一幫錦衣衛，類似於今天的武警，把高拱押送出北京。倉促中老兩口隻得雇一輛牛車，淒淒惶惶地走出了宣武門。就這樣，高拱永遠離開了北京，也離開了權力中樞。張居正治國的十年生涯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了。
6．《病榻遺言》的記載不大靠得住
張居正取得首輔職位的過程，遭到不少人的非議。高拱寫了一部回憶錄《病榻遺言》，對張居正的攻擊非常厲害。說他與馮保結盟，竊取權柄。如果認真探究，就會發現高拱的話站不住腳。
在《病榻遺言》裏，高拱記述了這樣一個細節：隆慶皇帝病重時，有一天他從文華殿旁邊的恭默室走出來，看到張居正的書辦（也就是今天的秘書）姚曠拿著一遝厚厚的信劄往前走。看到高拱後，姚曠趕緊折道，想繞開他。高拱一看不對，叫他過來，要看他手上的東西。姚曠不敢不給。高拱一看，原來是張居正寫給馮保的信劄。其因是馮保就幾件事情的處理向張居正討教，張居正給了他回答。這件事放在平常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但在皇上病重、局勢微妙期間，張居正這麽做，便被高拱視為是一種背叛。因為此前，高、馮兩人的矛盾已經公開化。高拱雖然有謀略，但無城府。放走姚曠，他就回到辦公室找來張居正，怒氣衝衝斥道：“你背著我跟馮保結盟，還給他支著兒，你什麽意思？”張居正解釋說：“馮保弄不懂的事，我給他提點建議，僅此而已。”高拱認為這種解釋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便將這件事講給自己的門生聽，大家都替老座主抱屈。
這件事過後不久，馮保接替孟衝當了司禮監掌印。高拱決意要和馮保拚個魚死網破。於是下令讓自己的門生連上三道奏疏，彈劾馮保。如果一定要萬曆皇帝與他的兩位母親，在高拱與馮保之間取舍，他們當然會驅逐高拱而保護馮保。即便沒有張居正，高拱的去位也無法逆轉。但高拱不這麽看，他認為是張居正謀奪他的首輔之位而與馮保建立起政治聯盟，因此到死也不肯原諒張居正。
7．王大臣事件的處理表現出張居正的能力
高拱去職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個人穿著一身太監服，大清早在乾清宮門前探頭探腦地張望。小皇帝朱翊鈞發現了，覺得形跡可疑，便讓太監趕上前把這個人抓住了。一審問，發現他不是太監，而是一個部隊的逃兵，叫王大臣，在京城裏鬼混。他認識了宮裏的太監，就借了這位太監的衣服和腰牌，跑到宮裏來看新奇。馮保聽說這件事之後如獲至寶，把王大臣關進了東廠，還在他身上放了一把刀，說刀是在他身上搜出來的。王大臣說這不是要我的命嗎？馮保說，隻要你按照我說的去做，保你沒事兒。你就說是高胡子指使你進來向小皇上行刺的。謀殺皇帝可是要誅滅九族的事兒，王大臣不敢這麽招認。但架不住馮保一再威脅、引誘，他隻好答應。三堂會審，王大臣便按馮保的要求招供，誣陷高拱。這麽重大的事件，皇上、兩宮太後親自過問。三堂就是東廠、大理寺、刑部這三個執法機構，一起來審案子。在審的過程中，王大臣一口咬定高拱派他來行刺皇上。
王大臣的口供傳出來，整個京城輿論一片嘩然。大家都知道，若按王大臣的口供追查，高拱不會有命了，他的家族也會受株連。馮保向皇上奏明，要錦衣衛即速前往河南將高拱抓起來，押到京城嚴審。這時候在京的很多大臣都替高拱擔心，紛紛來找張居正。有一天，左都禦史葛守禮和吏部尚書楊博代表百官來到張居正家中。葛守禮說：“張閣老，高拱現在命在旦夕，隻有你能救他。”張居正回答說：“我哪救得了他？馮保和皇上對高拱如此仇恨，我也沒什麽辦法。”大臣們很失望，覺得張居正也成了馮保落井下石的幫凶。張居正口頭上這麽說，其實已經在想辦法了。
當馮保準備派人去抓高拱時，張居正對他說：“我們證據還不確鑿，單憑王大臣一個人的口供不能作出決定。”張居正在拖延馮保的同時，又向這個案子的主審官麵授機宜，要他如此這般行事。第二次三堂會審，主審官把高拱的家人和一班閑雜人混在一起，讓王大臣辨認，結果王大臣一個都不認識。經這麽一測試，就證明王大臣的口供都是假的。
這一來，幾乎所有的官員都明白馮保蓄意陷害高拱，一致要求將王大臣嚴審，要他交出幕後指使人。張居正說：“不要審了，打回大牢。”為什麽不要審了？張居正心裏明白，再審下去，王大臣就會把馮保兜出來。雖然馮保會因此陷入被動，但還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垮台。因為兩宮皇太後與皇上也都記恨高拱，所以他們仍然會袒護馮保。經過一番斟酌，張居正讓辦案的人給王大臣喝了一杯生漆酒。喝下去之後，王大臣就成了啞巴。第二天再審，王大臣既沒有辦法說是馮保指使，也沒有辦法說是高拱指使。就這樣，一場非常大的危機被張居正的智慧化解了。這樣，既保全了高拱能平安度過晚年，又顧及了馮保的麵子，不至於讓他與內閣重新結仇。應該說，這件事處理得非常漂亮。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張居正滿腹韜略且性格沉穩，不管麵對多麽複雜的局麵，都能從容應對。
8．處理人事問題，從不意氣用事
在處理人事問題上，張居正從不意氣用事。這是典型的宰相品質。所謂“宰相肚裏能撐船”，就是要像彌勒佛那樣“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容天下難容之事，並不是放棄原則，當和事老。而是指做事的氣量和度量，對人寬、對己嚴，就可成就大事。張居正當上首輔之後曾經在家裏開了一個會，把管家和仆人都找來，跟他們打招呼、約法三章：“我當了首輔，你們不要仗我的勢胡作非為；更不許你們同官府的人打交道。”張居正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懲罰嚴厲。他的管家遊七因為娶了一位官員的妹妹做姨太太，被張居正知道以後打斷了腿。他從不在家裏見官員。他說：“我有值房，有公事兒到我的辦公室談，在官場我沒有私事兒。”可見他是非常謹慎的，因為他知道官場險惡，是非很多。更因為他要推行“萬曆新政”，所以一開始就回避朋黨政治，廉潔奉公。
張居正主要的功績在我的小說裏寫到了，史學上也有定評，就是從萬曆元年他接任首輔之後推行的“萬曆新政”。他整飭吏治，對幹部的管理實行考成法；梳理財政，進行驛遞製度改革，皇上與國家財政分灶吃飯；以及他的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財政收入的一係列改革，都是非常成功的。我認為“萬曆新政”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有一個擁護改革、實意辦事的領導層。
大家知道，無論是做好一個公司、做好一個項目，還是管理好國家，都必須要有一個優秀的精英團隊。用團隊的力量、團隊的智慧、團隊的精神，實現既定的目標。但在組建團隊，也就是選拔人才時，往往會遇到一個繞不過的問題，即我們這個團隊用人是以道德標準為主，還是以才能為主？細觀張居正的用人，他有的地方重才能，有的地方重道德。明代第三位皇帝，永樂皇帝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在明代十六位皇帝中，他是僅次於朱元璋的最有作為的皇帝。他當皇帝二十年，摸索出用人的經驗。有一次他和內閣輔臣聊天談到用人，對現任的六部大臣逐一評價，說了一句話：“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這兩個人當時一個是吏部尚書、一個是戶部尚書。大家聽了一定很納悶：“既然是小人中的小人，為什麽還要用他？”朱棣是因人而用，因事而用。吏部尚書是君子中的君子，這種人不會結黨營私，不會把自己的門生、親戚、朋友全部安排到重要崗位上，而是以國家利益為重，為國家、朝廷選拔人才，所以這個人必須是君子。可是戶部是管錢的官，是財神爺。朱棣說他是小人中的小人，因為這種人為了把財稅收起來，會采取非常不道德的手段。永樂皇帝的軍費開支非常大，正常的財政收入根本應付不了，所以除了常規的賦稅，每年還必須要有大量的額外收入來支撐軍費。所以，朱棣必須找一個會給他搞錢的人。通過這個解釋，大家就知道，朱棣用人不死啃教條，什麽位子上用道德高尚的人，什麽位子上安排不以操守為重的人，他心裏有一本賬。由此可見，他不但欣賞君子，而且欣賞小人。君子與小人的用人理論成了永樂皇帝的一句名言。
9．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張居正用人時，雖然不能像永樂皇帝這樣放得開，但也打破了君子與小人的界限。總結他用人的經驗，最核心的一點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腦子一根筋，隻想把事情做好，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而不會有道德上的約束；清流則不同，總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說得多，辦成的事兒少。對這兩種人的取舍，張居正明顯偏向於循吏，他的態度很鮮明。
有這麽一個例子，就是在海瑞的運用上。中國的老百姓，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海瑞抬著棺材給嘉靖皇帝上書的事。即便在當世，海瑞就已經成了一個民間人物，清官形象的代言人。據說嘉靖皇帝看了他的萬言書，非常震怒，吼道：“把這個人趕緊抓來，不要讓他跑了。”太監回答說：“皇上，海瑞根本不會跑，他把棺材都備好了，他的家裏人倒是跑光了。”嘉靖皇帝聽說以後，又把海瑞的奏章拿來看了一遍，歎道：“哎呀！他真是個比幹啊！但我不是昏君。”他沒有處死海瑞，但也不放他，就關在大牢裏不聞不問。嘉靖皇帝死了以後，是徐階把他從監獄裏放出來的。
鑒於海瑞的名聲，徐階決定予以重用。讓海瑞到了江南，當了應天府的巡撫，管南京周圍幾個最富的州府。海瑞在那兒搞了兩年，結果當地的賦稅減了三分之二。大戶人家都跑了，沒有了稅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轎也不坐，騎驢子上班。這樣他班子裏的其他領導很不滿意，因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騎驢子，那二把手還敢坐轎嗎？因此都想辦法調走。富人都很怕他，窮人和富人一起打官司，不管有沒有理，肯定是富人輸。海瑞是一個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對行政管理的確缺乏經驗。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氣得罵“滿天下都是婦人”，憤而辭職。當時的首輔高拱也不留他，海瑞便回到海南的瓊山老家賦閑。
10．終生棄用海瑞
張居正當了首輔之後，讓每一個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薦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寫信推薦海瑞。當時的吏部尚書楊博就這個問題還專門找了張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張居正就是不用他。為什麽呢？他覺得海瑞是一個很好的人，做人沒有話說，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標準是上讓朝廷放心，下讓蒼生有福。好人是道德的楷模，做人沒有任何可挑剔的。在官場裏要想做好人，應該比較容易，守住“慎獨”二字就可以了。做好官卻很難，要讓朝廷和老百姓兩頭都放心，這是多麽難呀。海瑞做官有原則，但沒器量；有操守，但缺乏靈活，因此有政德而無政績。這一點，張居正看得很清楚。張居正不用他，還有一層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給他很高的職位，比他過去的職位還高，這才叫重用；如果比過去的職位低，那就證明張居正不尊重人才。話又說回來，如果你給他更高的職位，他依然堅持他的那一套搞法，豈不又要貽誤一方？張居正想來想去，最後決定不用海瑞，而且在張居正執政的十年裏，從來沒有起用海瑞。海瑞第三次複出，是在張居正死後的一年，被安排在應天府當一名紀檢幹部，結果仍是與同僚關係緊張，沒有做出什麽政績來。
11．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
張居正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人。在用人問題上，他也是堅持“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原則。萬曆前十年的朝廷大臣，幾乎全部是張居正親自選拔的，大部分是青史留名的人才。張居正說過一句話：“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可見他對當世人才充滿信心。
官位乃朝廷公器，朋黨政治的特點，就是將公器濫賞私人。張居正也任用私人。譬如說他用他的親家王之誥擔任刑部尚書。但這一任用並沒有招致非議。因為王之誥政聲卓卓，是個很有建樹的官員。如果張居正用了某個同年、同鄉或者朋友，那這個人一定是人才，而不是庸才。講感情不講能力的事，張居正絕不去做。他當上首輔之後，他的同年、同鄉都欣喜若狂，認為這一下有了靠山，升官發財的機會到了，於是紛紛前來攀緣。
張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世貞一起成為當時詩壇兩大領袖。汪伯昆在湖北當了幾年巡撫，在張居正當了首輔後，他給張居正寫信，希望能到京城工作。張居正覺得這個同學有能力，資格也比較老，就同意了，把他調到北京當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國防部副部長。明代的官吏體製，省裏的巡撫與朝廷六部差兩個級別，朝廷的六部尚書是二品；左侍郎、右侍郎可能是從二品，也可能是正三品，而巡撫隻有三品，低兩個檔次。汪伯昆從巡撫到了兵部左侍郎的位置，從正三品提到從二品，提拔了。汪伯昆履任之後，張居正給他一個任務，巡視整個北方的軍事設施，包括北京、薊遼、陝西、山西這一帶。當時的薊遼總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繼光。戚繼光是明代了不起的軍事家，他一輩子都得到了張居正的青睞和照顧。隆慶四年，張居正在內閣分管兵部。其時蒙古俺答屢屢犯邊，越過長城騷擾，導致京師不寧。張居正力薦將戚繼光從東南抗倭前線調任薊遼總兵，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軍區司令。自從戚繼光擔任這個拱衛京師的重任後，再沒有發生長城的戰事。汪伯昆的巡邊之旅，第一站就是薊遼。可是，他每到一個地方，首先不是聽匯報，探討軍事問題，而是和當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詩作賦。張居正聽到這個消息後有點不滿。汪伯昆回到北京，給皇上寫了一份奏章，匯報他視察邊境軍事的情況。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優美的散文。張居正看了奏章以後，批了八個字：“芝蘭當道，不得不除。”蘭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長得不是地方，長在高速路上，路是走車的，不是花園。既然長錯了地方，就得鏟掉。你汪伯昆是優秀的詩人，就到詩歌協會去，國防部是搞軍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詩的地方。這樣就把汪伯昆免了官。兔死狐悲，另一位詩壇領袖，時任禮部右侍郎的王世貞為汪伯昆鳴不平，加之他自己也想從老同年張居正那裏撈點好處而未獲，於是加入到反對張居正的行列。張居正死後，他還寫了一本《萬曆首輔傳》的書，對張居正大肆攻擊。
但不管怎麽樣，張居正一概不搭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不講私情，是鐵麵宰相。
12．戚繼光最大的保護傘
但鐵麵宰相也有富於人情的一麵，比如對待戚繼光。
戚繼光從浙江調到薊遼總兵的位子上，沒多久就跑到內閣找張居正發牢騷，說薊遼的兵沒法帶。其因是明代的兵役製，所有的兵都是世襲的，老子退下來兒子頂替，這叫本兵製。因為是世襲，鐵飯碗，幹好幹壞一個樣，所以本兵大都吊兒郎當。平時也不訓練，打仗時就潰不成軍。張居正深知本兵製的弊端，於是鼓勵戚繼光訓練一支新軍。所以說張居正的改革是從隆慶四年的兵部開始，從戚繼光開始。當時他支持戚繼光，從極為艱難的朝廷財政中擠出軍費來，讓戚繼光從浙江招募五千人，訓練新軍。相對於本兵，這支部隊叫客兵，也叫“浙兵”。就這樣，戚繼光在張居正的支持下，組建並訓練出一支快速反應部隊，能夠勝任拱衛京師的任務，並給疲疲遝遝的本兵起到示範作用。
這裏麵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軍政首腦的關係處理，當時的總兵是部隊一把手，他上麵還有一個總督。總督既是地方行政長官，又領導總兵。過去隻要總督和總兵產生矛盾，朝廷一定是撤換總兵，而不會換總督。張居正不一樣，當戚繼光這個總兵和總督產生矛盾以後，撤換的都是總督。而且每一個總督上任，張居正都會找他談話，要他支持戚繼光的工作。戚繼光當了十三年的薊遼總兵，薊遼沒有發生一次戰爭，蒙古也沒有一次進犯，這既是戚繼光的功勞，也是張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勞。
張居正不提倡頻繁地換幹部，各地的封疆大吏、總兵，他提倡久任製。當然，久任並不等於不升官。你在一個地方幹久了，有了政績了，就給你升官。比如說，你還是一個四品的總兵，但給你掛一個兵部左侍郎的銜，不是變成二品的官員了嗎？像遼東總兵李成梁，因為屢立戰功，張居正就力主給他封侯，這都是張居正用人的智慧。張居正與戚繼光的關係，是萬曆時期官場的一個健康標本。兩人心心相印，但沒有一點私情。戚繼光有一個愛好，喜歡吃豬頭肉，每次過春節的時候，張居正就在北京把豬頭肉做好，派人送到薊遼總兵行轅。戚繼光收到豬頭肉，就拿去和將士們一起分享。
不管別人怎麽攻擊戚繼光，張居正始終對他信任有加，長久對他委以重任；但是，不管別人怎麽向張居正推薦海瑞，他堅決不用。戚繼光與海瑞，都是晚明時期名傾朝野的重要人物。張居正對他們的態度，可是截然不同。這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具體表現。
13．宰相的作用：坐而論道，協理陰陽
古人給宰相的作用定了八個字，叫“坐而論道，協理陰陽”。坐而論道，按今天的話說，就是製訂方針政策；協理陰陽就是從宏觀上平衡各方麵的關係。宰相如果過分地關注具體的事務，其總攬全局的能力就會削弱。說得直白一點，宰相要善於用人，而不是善於做事。讓能人去做事，自己管理能人，這才是良性的互動。前麵說到張居正的用人，主要是他怎樣培植改革的精英團隊，組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但是，要想改革成功，僅僅有一個精英團隊還不夠。畢竟，張居正不是皇帝，他可以掌控自己組建的精英團隊，但他同時必須更為慎重地處理與皇室的關係。明史學界有一種說法，“萬曆新政”的成功取決於三個人：一個是張居正，一個是皇帝生母李太後，還有一個是大太監馮保。這三個人被稱為權力鐵三角。
這三個人，李太後代表的是皇權。因為當時皇帝小，入主乾清宮時，李太後作為他的監護人同時住了進去，在那期間幾乎皇上所有的旨意都要經過她點頭。張居正代表的是相位，是朝廷文官係統的一把手。用公司的架構來比喻，李太後行使的是董事長的權力，張居正行使的就是總經理的權力。這兩個人之間的橋梁就是司禮監掌印馮保。
和這樣兩個人搞好關係，達成共識，對張居正來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先說馮保，他有“笑麵虎”之稱。表麵上笑嗬嗬的，內心裏卻常藏殺氣。他有仇必報，又很貪財。但馮保也有一個優點，對內廷的掌故非常熟悉，對整個公文的製度也了如指掌，而且還能夠約束部下，顧全大局。在他執掌東廠期間，除了想借王大臣案對高拱下毒手，幾乎沒有濫用職權、製造大冤案。
馮保的性格很複雜，如果張居正書生氣十足，像海瑞那樣疾惡如仇，則根本無法與馮保相處。一旦得罪了馮保，就會失掉和太後、皇帝聯係的紐帶。張居正知道這一層利害，因此對馮保多有遷就，甚至對他收受賄賂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一點，曾引起很多人對他的詬病，但他不這樣不行啊。單純做好人，他可以不搭理馮保，與之劃清界限，但要做一個好官，為朝廷和老百姓辦點實事，他就不能這樣了，必須委曲求全。張居正明白，和馮保這樣的人打交道，不但要有理有節，還應該有通有變。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同流不合汙”。
我在小說中寫到一個故事，一個官員向馮保行賄，想謀得兩淮鹽運使這一肥缺。馮保便向張居正推薦這個人，張居正明知道那個人是貪官，也知道馮保收了他的賄賂，他仍一口答應。這令他的精英團隊大不理解。有人質問他：“你不是要反腐敗嗎？為什麽還要重用一個腐敗分子？”張居正說了一句話：“如果我用了一個貪官，換回來的代價是能懲治更多的貪官，這個人你用不用？必要時，宮府之間就得做點交易。”宮就是宮廷，大內；府就是內閣，內閣在明代稱之為政府。有人看我的書，指出“政府”這個詞不該用，怎麽用了這麽現代的詞？我說“政府”這個詞恰恰不是現代的，是我們借用明代的。在整個明代，宮府之間矛盾都比較突出，導致國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多苦頭，甚至產生動**。所謂高層的政治，既有皇權與相權之爭，也有外相與內相之爭。
14．籠絡馮保，但不是一味遷就
張居正籠絡馮保，並不是一味遷就，有時也采取牽製與約束的態度。大內的財政從來就是一本糊塗賬。二十四監局個個都有敲詐勒索的渠道以及鯨吞公物的方便。太監作奸自盜，即使被人告發，外廷的司法機構也無權幹涉，須得太監的自身機構內官監或東廠處置。但這些機構常常缺乏秉公執法之人，因此，太監們的特權往往大於外廷的官員。京城各大寺廟道觀的大施主，一般都是宮裏頭的朱衣太監。所謂朱衣，就是監局一級掌印太監穿衣的品級。當時京城裏的某人，如果炫耀說“我在宮裏頭有人”，即表明他是一個有能耐的人而令人羨慕。
張居正上任後，很想治一治大內的種種不法行為，特別是財政的漏洞。但他知道這件事弄得不好，便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沒有馮保的配合，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於是張居正不止一次在太後與皇上的麵前給馮保戴高帽，說他如何廉潔奉公，然後又讓禮科給事中就內廷財政問題給皇上寫了一封奏章，提出了管理的漏洞，要清查一下整個內廷的各種物品的庫存，一一重新登記。凡被太監“借”走的，一律限期歸還。皇上將此奏章送回內閣讓張居正擬票。張居正擬票之前，找來馮保商議，馮保盡管不樂意外官插手內廷的事務，但覺得張居正的態度友好，遂同意清理內廷財務。皇上批旨之後，內廷財務動了一次大手術，僅清回來的瓷器就有一萬多件。經過這一次清理，內廷的開支節省了不少。原來，內廷財政與國家財政雖然名義上是分開的，但皇上經常下旨到戶部調錢。張居正上任後，堅持分灶吃飯。內廷的開支，包括皇上為妃嬪打製頭麵首飾、賞賜宮女等，一律由內廷供用庫開支。國庫的太倉銀，隻能用於官吏的俸祿、水利的建設、軍費的開支等。
供用庫銀子來源於哪兒？一個是皇上莊田的收入，第二是全國礦山開礦的收入。如果今天我們把所有的礦山收入劃歸皇室，那這個收入就大了。但在明代，開礦都是小打小鬧，因此收入還不太多。國庫太倉銀的收入主要來自於民間各種賦稅。在馮保的配合下，張居正完成了皇室與外廷財政上的分灶吃飯。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等於實際上限製了皇室的權利，改家天下為國天下。這麽大的改革措施得以落實，相比之下，滿足一下馮保的些小私欲，又算得什麽？
15．遷就李太後，換回她對改革的支持
張居正的另一個難點就是和李太後關係的處理。李太後其實是一個無意從事政治的政治家，隻不過是曆史給她提供了某種機緣，她順應曆史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從大量的史料來看，她對張居正的支持是無私的。張居正根據她的特點，也作出了一些明智的決策。比如，在太後封號問題上，張居正搞了一點革新。大凡新皇上登基，死去老皇上的皇後、貴妃要重新封贈。為什麽？因為新皇帝的正宮夫人必須承繼皇後的稱號，老皇上的皇後高一輩兒，就得叫皇太後。這個封贈有規矩，凡是老皇帝的皇後，一律封皇太後。如老皇上的妃嬪裏有人生的兒子繼承了皇位，也可以封皇太後，但和老皇後之間要有區別，即老皇後在“皇太後”之前再加兩個字的封號，而皇帝的生母，晉封的皇太後就什麽都不能加。比如這個人是個“政治家”，另一個人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雖然都是政治家，但有偉大不偉大之分。馮保為此事和張居正商量，皇上主要的監護人是他的生母李貴妃，最好不要讓她和陳太後有任何差別。這件事情下到禮部討論的時候，禮部的官員不幹，說祖上的封贈製度沒有這個先例。在張居正看來，這是一個很小的事情，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給你加“偉大”兩個字不會多給你一萬塊錢，就是多一份名譽而已。張居正指示禮部尚書呂調陽，一定要辦妥這件事，在他的直接幹預下，陳皇後變成“仁聖皇太後”，李太後變成了“慈聖皇太後”。封贈頒布之日，李太後一看自己的身份和陳皇後齊平了，非常高興，覺得張居正會辦事兒，因此她對張居正的信任增強了。這是張居正給她辦的第一件事情，她很滿意。
第二件事情，李太後非常信佛，印經書、佛像裝修啊，施舍銀兩建廟啊，經常有這樣的開支。她的施舍太多，私房錢不夠用。馮保便攛掇張居正從太倉裏拿銀子給她做善事。張居正覺得不妥，便出了一個主意，將寶和店劃歸到李太後名下。這個寶和店屬皇產，是皇室采購中心。除了北京總店，在全國若幹城市還設有分店，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商業集團。將寶和店劃歸李太後，這對政府沒有任何損失，隻是把皇帝衣兜裏的錢變成了太後衣兜裏的錢。這樣，既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李太後敬佛的開支，又沒有違反張居正自己製定的財政改革的原則。這是真正的雙贏。李太後就覺得張居正心裏有她，對他更加信任。
第三件事情，李太後在五台山建了一座寺廟，落成典禮時的讚頌文章是張居正寫的。去年我到五台山還看到了這個斷碑，字跡已經模糊了。首輔寫文章歌頌李太後的功德，她覺得臉上很光彩。像這樣不傷筋動骨，不破壞國家財政，不給國家製度和朝廷帶來任何影響的善事，張居正都做得非常快，而且非常到位。馮保在滄州選了一塊吉地，準備作為自己百年後的壽藏之處。破土動工之日，張居正還率領百官向馮保祝賀，也給他寫文章。今天很多人就會產生疑問，張居正這麽大的官，還用得著去拍李太後與馮保的馬屁？這馬屁不拍還真不行，因為這兩個人，一個代表皇帝，一個代表內廷，都是得罪不起的人物。張居正犧牲自己道德上的清高而選擇與他們合作，甚至不停地讚賞他們，為他們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而贏得他們對“萬曆新政”的強力支持，這是犧牲小我而成就大我，是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的表現。一個知識分子最難的，莫過於要犧牲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張居正做到了，這裏麵除了有舍身飼虎的勇氣，還要有一種“道”的把握。這種把握是佛家所講的“戒、定、慧”三者之間的通融。後世對張居正最大的爭議，莫過於張居正與李太後、馮保之間的關係。但根據當時的情況，張居正要想做事，完成他富國強兵的理想，他除了與李太後、馮保合作，根本沒有別的選擇。
16．帝師與大臣，兩種角色常常衝突
如果用事功的觀念而不是用道德的觀念來衡量，則這三個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他們精誠合作，開創了萬曆初年的中興之象。三人的公情與私誼，都相當深厚。張居正去世之後，馮保對他很懷念，而且還設法保護張居正留下的改革人才。因為張居正的死，也因為萬曆皇帝對張居正殘酷的清算，李太後萬念俱灰，從此退出了政壇。由此可見，李太後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她涉足政治隻是出於母愛。她覺得張居正是在真心輔佐她的兒子，所以她對張居正十分倚賴。
由於李太後的信任，張居正擔當的角色，有時的確有一點尷尬。在朝廷裏他是首輔，在皇帝麵前，他是老師。作為首輔，他必須聽命於皇上；作為老師，他又得嚴格管教學生。這兩種角色常常產生衝突。李太後是一個嚴厲的慈母，因此她希望張居正是一個嚴格的老師。小皇帝一直很怕張居正，他從來不喊張居正的名字，而是恭恭敬敬地稱“元輔張先生”。萬曆六年，十六歲的朱翊鈞成婚之後，李太後再也不能住在乾清宮裏監護他了，就回到了自己的慈寧宮。回去之前她把張居正找來談了一次話，她說她現在再也沒有辦法監護皇上了，要張居正承擔師相的責任，對皇上多多管教。但此時的朱翊鈞已不是當年的孩子了，他開始有自己的主見並在貼身太監的引誘下，滋長了遊玩之心。有一次他溜到西城去玩，帶著孫海和客用兩個貼身太監。喝得半醉時，朱翊鈞吩咐找兩個宮女唱唱曲，於是太監找來了兩個宮女。朱翊鈞要兩個宮女唱坊間的流行小曲。兩個宮女說不會唱。朱翊鈞很生氣，抖威風說：“我叫你唱歌你還不會唱？推出去斬了！”天子無戲言，出口的話都是聖旨啊。孫海一聽，這可鬧大了，本是偷著出來玩的，鬧出人命來可就麻煩了，就趕緊提建議，不要斬了，把兩個宮女的頭發削掉，代替斬首。
這件事被李太後知道了，很生氣。第二天把兩個宮女找來，問明情況以後，就跑到了奉先殿，在丈夫隆慶皇帝靈前哭起來了。說兒子現在就這樣浪**，哪當得了皇帝，妾身準備把他廢掉，讓他的弟弟潞王接替皇位。萬曆皇帝一聽說嚇壞了，趕緊跑到太後麵前哭，跪在地上不起來，希望得到原諒。李太後說，這件事要看張居正怎麽說。在太後的授意下，張居正替皇上寫了一個檢討書，叫罪己詔，頒布出來，承認這件事做得荒唐，今後再也不發生了，這件事才算過關。李太後對兒子嚴格管教，張居正積極配合。朱翊鈞因此漸漸地對張居正產生不滿。朱翊鈞十九歲時，成熟了，想自己管理國家。張居正也看出萬曆皇帝大了，多次上疏，希望“還政”，把國家的控製權還給皇上。朱翊鈞有一次很委婉地在李太後麵前提這個事兒，李太後卻回答說：“你三十歲之前不要提親政的事，一切聽張先生的教誨。”太後對張居正如此信賴，使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由不滿變成仇恨。所以張居正一死，萬曆皇帝迅速對他進行清算。
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的成功，得益於他高超的政治智慧與獨到的用人之道，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是他的行政能力。雖然，他最終以個人的悲劇結束，但他的為官之道，仍值得今天的人思考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