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周遭靜謐極了，一點聲音也沒有，好像被世界遺忘了；但忽然間，我聽見深溝大壑的上空，像盤結著攜帶豪雨的雲團一般，轟響起了震耳欲聾的呐喊聲。這不是我的幻覺，神秘的、蘊藏著中華民族巨大精神財富的土地，本不該是如此沉默的。切莫用施舍者的眼光看西部，西部不是可憐巴巴的施舍對象。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我深信，不管人類文明發達到了何等程度，我們永遠需要不斷回歸精神的故鄉。
（原載《人民文學》）
聖 果
我並不是個很愛吃水果的人，水果在我的生活中近乎可有可無，常常是吃光了想不起再買，至於水果的營養學價值，每種含有幾多維生素，我更無研究。但今年夏天在南疆，我卻與水果發生了平生以來最密切的關係，我不但吃了超過以往多年所吃總量的瓜果，而且品嚐到了從未見過的奇珍異寶，我的水果觀徹底改變了。
過去看《穆天子傳》，說是西王母在昆侖之巔瑤池之上用蟠桃款待她的情人周穆王，甚覺荒誕：那麽肅殺的雪峰，那麽凜冽的天氣，談戀愛、吃水果，浪漫固浪漫，未免太受罪了吧，竊怪編書人連起碼的真實也不顧。可是，腳一踏上新疆地麵，就不由得你不相信。比這更神奇的故事你也會相信。
先是在吐魯番，滿眼是極度的荒涼，寸草不生的禿崖綿延，眾人皆說葡萄溝到了，我卻遍尋不見，不明白葡萄溝能藏在哪裏。待汽車一眨眼轉到幹溝的穀底，一眼望不透的葡萄架便突然湧出，簇擁著一溝的珠翠欲滴，伴以渠水的低吟淺唱，如同仙境一般。由此我始相信，造物主畢竟是公平的，它總把最幹旱的與最濕潤的，最苦澀的與最甘甜的，最單調的與最豐腴的東西搭配在一起，尋找某種平衡。對生活在最苦焦最貧瘠地方的人，上帝也要給一點安慰，讓他們能活下去，嚐見那裏的老鄉也在爭誇自己的家鄉好，我便興此感慨。對春風得意的寵兒呢，上帝又總要給他找一點不痛快，此即“毓才與豔福，天地慳其兼”。於是我想，是不是為了補償塔克拉瑪幹的漫天黃沙，上帝才把全部的果汁傾灑到新疆的大地上？
頭一次讓我吃驚，是在庫車的“巴紮”看一群維吾爾族農民在樹蔭下吃哈密瓜。內地人吃瓜，總是把一隻瓜均勻地切成牙兒，大家文質彬彬地吃這一隻瓜；而這裏卻是每人開一個瓜就著饢吃，少婦少女們麵前居然也放著半個瓜。他們吃得瓜汁四溢，津津有味，邊吃邊打趣。有一中年漢子，一個不夠又伸手要，大夥兒報以欣賞的笑罵。待吃飽了，他們一個個站起來，互相瞅一眼，滿臉的皺紋全舒展開來，那知足的模樣，在正午的驕陽下燦爛極了。尤其有個維吾爾族姑娘的笑，真格是羞暈朝霞，笑彎秋月，她的血液裏一定流淌著瓜果的甜汁吧？我在一旁看得發呆，繼而忍俊不禁。後來聽人說，新疆人平均消耗瓜果的量是內地人的八倍還不止。新疆人買瓜，不是吃一個買一個，而是幾十公斤上百公斤地買，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多麽有錢，而是他們的生命需求和食物鏈的結構使然。新疆這地方，日照長，霜期短，晝夜溫差大，土壤中的礦物質豐富，最宜於瓜果的生長，其品質的優良，也是任何地方不能比的。這裏的人，須忍受更長時間陽光的炙烤和風沙的吸吮，體內的水分迅速脫失，怎麽辦呢？隻好再到這片土地的產物中去索要，於是就大吃其水果了。“早穿皮襖午穿紗，晚抱火爐吃西瓜”正是他們生活常態的寫照。從暮春到歲末，這片神秘的土地幾乎四季瓜果飄香。當我們穿過南疆一座座縣城的街巷，觸目皆是瓜果的海洋。看那絡繹不絕的運瓜車，路旁山丘般堆積的瓜攤，真要替新疆人犯愁，這麽多的東西，哪一天才吃得完，運得出去喲。
我們內地的人，一般隻知道新疆出西瓜、哈密瓜、葡萄、香梨之類，以為這就是新疆水果的全部了，所謂“吐魯番的葡萄，鄯善的瓜，庫爾勒的香梨沒有渣”。其實，新疆水果遠不止這麽幾種，它有幾十種以至上百種，有些水果的名目我們連聽都沒聽說過，什麽阿月渾子、阿拉托哈其、伽師瓜、巴旦姆、安居爾……這百十種奇異的水果，大都出產在塔裏木盆地邊緣的和田、喀什、阿克蘇一帶，誰也不可能把它們吃全。若說這次在水果問題上我長了點見識，也僅僅因為吃到了幾種鮮見的佳果。
第一種是沙棗，它好像不登大雅之堂，但也不可小視。那天，我們的汽車沿著沙漠公路奔向西南，縱穿塔克拉瑪幹，快到民豐時，眼底依然是無垠的沙幔，黃色的空氣狂躁得發燙，大夥都覺得焦渴難當。忽然有人指著車窗外一株孤零零的大樹叫道：看，沙棗樹！車上人就說下去看看。隻見在一幹涸的水渠旁有一巨樹，須得仰視，上麵結滿了紅皮帶白點的小果，地上也落了厚厚一層。看來它是野生的。我小時候在蘭州也吃過沙棗，但太小太澀，這沙棗就大多了，晶亮渾圓，皮像烤麵包皮似的。初嚐，有澀味，細品，甜絲絲的，像沁涼的白砂糖，餘味悠長。試想象，長途跋涉的拉駱駝的腳戶哥兒，快渴死了，突遇這沙棗樹，嚼上一把沙棗，興許就又活過來了。我當即裝了一衣袋，回北京好久了，硬硬的還在，隻是幹縮了，掏幾個連皮嚼嚼，仍然甘美無比。我就不由想起這棵孤獨地站在沙海邊沿的沙棗樹，心想，你這沒有人知道的無名樹啊，懷抱一樹紅瑪瑙般的鮮果，頂著萬丈風沙，忍過多少寂寞的歲月，你究竟在等待著誰啊？
第二種使我驚奇的水果是紙皮核桃。到達和田的當晚，我們逛夜市，到一十字路口，燈火通明，人聲喧闐，一長溜街上，全部是賣小吃的。透過鍋灶和炭爐的熱氣，看見賣拉條子的，賣抓飯的，賣烤饢的，賣羊肉串的，一齊在競聲叫賣，香氣隨之四溢，而賣劣質磁帶的小販故意把音響放得極大，使人無法交談，大家隻好默默跟著人流挨進。我忽然發現燈影裏，幾個維吾爾族農婦用小碗冒尖地盛了一種東西在賣，似乎是核桃仁，但又自疑，季節不對呀？再說，那麽鮮嫩，那麽白淨，怎麽會是黑而硬的核桃仁呢？但它確乎就是核桃仁，且是剛剛從樹上摘下的薄皮核桃仁。薄皮核桃也在一旁堆著，圓而軟，翠綠如青果，很難想象核仁就是從它身上剝出的。我當即買了兩碗裝在塑料袋裏，讓同行者們吃，大家一邊咀嚼，一邊讚賞它的甜脆清香，於是你一把我一把，很快吃了個精光。我覺得這玩意太奇妙，絕非等閑之物，回到賓館，趕快查書，方知薄皮核桃者，“紙皮核桃”也，它個大，皮薄，早熟，含油量高，脫仁易，風味甜香。“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就是指的這個。《本草綱目》說它“味甘性平，溫補腎肺”。但不知為什麽，移種到內地它就完全走樣了，真也神秘莫測。
我真正大開眼界是在第二天。原以為當地政府會安排我們首先參觀和田玉廠或地毯廠什麽的，誰知領路的汽車一頭向西北方向的綠洲紮去。走著走著，汽車鑽進葡萄架搭成的綠蔭裏，陽光從串串葡萄和枝葉的縫隙瀉下，金光萬點，炫人眼目，好像走在一條夢幻之路上。我想這樣的路可能隻是一小段吧，誰知越走越長，似永無盡頭。陪同我們的張明強主任說，這就是號稱“天下奇觀”的千裏葡萄長廊啊，在塔克拉瑪幹邊緣，這樣的長廊有一千多公裏長呢。我問，不是果樹都承包了嗎，這長廊算誰的呢？答曰，各家分段管理。又問，葡萄丟了怎麽辦？答曰，從未發生過偷盜事件。我們遂驚訝得麵麵相覷。隨後我們被帶進一巨大果園，其中琪花瑤草難以盡數，我們看了巨型核桃樹，還有四百年的無花果王。張主任說，新疆向來有庭院種植業的傳統，這樣的果園在和田多得很。我打量庭院裏輕輕搖曳的各色果樹，腦海中陡然冒出《紅樓夢》裏的話：“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果”，這“婆娑”既可作寶樹解，又可作光明解，還可作樹影搖動解。我想，佛教壁畫上的西方極樂世界圖，說不定就是依照這種庭園做藍本幻化出來的。
就在這天，我平生吃水果的**出現了，那就是主人款待我們的水果宴。綠蔭下，地毯上，幾十個水果盤錯雜羅陳，赤橙黃綠青藍紫七色俱全。伽師甜瓜、火洲西瓜、無核葡萄、馬奶子們，已不算新鮮，奇的是有這麽幾樣：一種叫阿月渾子，又叫無名木，果呈乳白色，尖頂露一點兒猩紅，果仁翠綠，吃來清香爽口無比。另一種是蟠桃，正是齊天大聖衝擊王母娘娘蟠桃筵的那種蟠桃，它扁圓，金黃，頂部有一點可愛的紅暈，吃來芬芳酸甜。想到孫悟空吃了它長生不老，我也就格外多吃了幾個。還有一種叫安居爾，其實就是無花果，當地人說它是“樹枝上的糖包子”，但你切勿與內地無法食用的小無花果混淆。它的果形也是扁圓的，米黃色，它也並非無花，隻是花藏在花托裏，你看不見，吃時須用樹葉托著，像吃粽子一樣，吃來果肉細軟，透著花的芬芳。據說此果有解毒、消腫、下乳、利尿之功效，果王的葉子還能治白癜風，於是它在新疆水果中享有顯赫地位，有水果皇後之稱。
此時，有一鬢發皤然的維吾爾族老者站在無花果王樹下向這邊張望，我覺得他夠老的，就問鄉長，這老人多大歲數了，鄉長略加沉吟說，九十多吧。見我好奇，他補充道，我們這個鄉百歲老人有好幾位呢，他不算大的。我說沙漠地帶氣候惡劣，人不是都短壽嗎？鄉長說完全不是這樣，你可能不知道，中國的長壽老人新疆多，新疆的長壽老人我們這裏最多。我追問為什麽，鄉長舉著一牙甜瓜笑道，吃水果啊。他笑說，我們這裏的人幾乎天天吃水果，水果能一直吃到第二年的春上，人們在玉米糊糊裏放杏幹，在湯飯裏放葡萄幹，連吃饢也不忘抹無花果醬。就說我手上的這塊瓜，其實是南瓜，我們拿它既當菜又當甜瓜吃。別看天上的風沙大，我們的肚子裏滋潤著哪，你說，人能不長壽嗎？聽了他的話我哈哈大笑，旋即又有所悟，看來我是長期忽視了水果的威力。我想：我們一路走來，沙海浩漫，但又總能發現一塊塊綠洲，流沙的恣肆怎麽也壓不住綠浪的洶湧；這裏人的生命不也一樣，正因為有了風沙的侵犯，生命才格外的頑韌和綿長。
南疆的奇果給我們的印象太生動了，可惜無法攜帶。於是，當我們在喀什的中亞商貿中心發現了專售幹果的攤位，發現了杏幹、無花果幹、巴旦姆幹時，就來了個搶購風潮，每人都背了十多斤。回到北京，把它們分送給眾親友，一時很得意。可是不久，關於新疆的記憶似乎從眼前的生活中淡出了，嚼著這些被抽走了水分的幹果，昨天像一個遙遠的夢。
現在當我走過市場，看到北京的小販在叫賣一律標著“新疆”招牌的水果時，我發現自己又變得不愛吃水果了——也許因為真假難辨，也許因為沒有了大漠、黃塵和龜茲歌舞相伴，也許因為再也找不回身在新疆時的感覺了，我說不清楚。
（原載光明日報，新華文摘1998年3期轉載）秋實凝香
去年一月的一個傍晚，我隨手扭開收音機，一條口播新聞引起我的注意：遼寧某縣鄉村醫生李某某，因過度勞累心髒病突發去世，全縣近萬名群眾冒著風雪為他送葬。興許要播的短訊太多，播音員說得飛快，人名地名全一帶而過，無法聽清，但我還是被震動了，我被“自發”二字震動了。
倘若一切是真的，那就是奇觀。在這市場化、商品化的時代，物質的分量在加重，生命的分量在變輕，生生死死本係大事，現在也變得輕渺多了。比如，一個突發病人倒在路側，多數情況恐怕是，一輛輛汽車昂首而過，避之唯恐不及。現在，對重大災難和命案的報道，人們也大多失去痛覺，或僅引為談資。即使大人物的逝世，也很難引動哭聲。至於一個普通生命的消逝，留駐在人們心頭的時間就更短了。這是哭的功能空前退化的年代，又是嬉笑的功能空前放大的年代。所以，小小一個縣城，區區一個鄉村醫生，一次尋常葬禮，參加者達“近萬人”，且屬於“自發”性質，無論如何是件難以想象的事。我感到驚異，驚異於他究竟是何許人物，能在群眾中擁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和感召力，莫非他在千鈞一發之際做出了什麽驚天動地的壯舉？——這便是我聽了這條一句話新聞後一瞬間的懸想，不過很快又淡忘了。
四月，我與劇作家薑一在京邂逅。薑一曾因電影《過年》名噪一時，現在豪情依舊。他是遼寧本溪人，一開口就激動地告訴我，本溪桓仁縣出了個了不起的人物，叫李秋實，是個女醫生，後來當到縣醫院院長。前年12月29日下午，因心髒病猝發而死，年僅52歲。他說搶救李秋實那天，縣醫院從一樓到四樓擠滿了聞訊而至的群眾，人越聚越多。手術起先由本地醫生做，後來由沈陽最好的醫生通過長途電話指揮。當聽說她的心髒又開始搏動了，樓上樓下一片掌聲，當最終搶救無效時，全樓一片哀慟。消息迅速地傳開了，黃昏時分零下三十度的桓仁小城淚飛如雨。
我立刻，接通電流似的憶起了年初聽過的那條新聞。我確信，女醫生李秋實即是那條新聞的主人公。薑一告訴我，眼下他最要緊的是創作一部以李秋實為素材的話劇，以此報效家鄉。他還希望有一篇文章。
於是他注視著我說，你能跟我到桓仁跑一趟嗎？隻要騰出兩整天時間就行。這幾年看你偶然也寫散文，我敢說，李秋實本身就是一篇動人的散文。
薑一遞給我一張當地報紙，上麵印著李秋實的照片。我一眼就喜歡上她了，好像早認識似的。應該說她完全不漂亮，卻有種難以言說的真摯和生動。她的皮膚一定是黝黑的，兩隻會說話的眼睛溢流著溫暖、善良、堅韌、潑辣的複雜意緒，眉宇間還透出一股關東女人特有的豪放。她那微笑的神情，似在鼓勵人們向她傾吐點什麽。她那純淨的黑白分明的眸子裏，有一種殉道者才會有的澄澈，好像隨時準備張開雙臂接納一切受苦受難的人。單看照片，你不會相信她已經死了。你倒會覺得，她正行走在蓋滿白雪的山道上，與你迎麵相遇。
幾乎就因為這片斷的傳聞和這張照片，我決意跟薑一上路，去探訪一個我認為是當今年月裏十分罕見的靈魂。我預感到，圍繞著她，會有許多關於世道人心的故事。
一
桓仁實在不近。一夜火車到本溪，天已麻亮，再鑽進汽車，疾馳兩個半小時方到，人已十分疲困。我事先忘了看地圖，弄不清方位，直覺告訴我，我到了一個非常偏遠的地方，說不定到邊境了。果然打盹中隱約聽車上人說，這兒雖歸本溪管，其實離中朝邊境很近，從本溪到這兒比到沈陽還要遠兩倍多呢。天奇冷，北京已是春光爛漫，這裏山頂積雪尚未化盡，小城便裹在群山中。縣委宣傳部長請吃早餐，真正的鄉土風味：棒粥、貼餅子、醃鹹魚、老玉米……比起京城隨處可見的東北餐館地道多了。還不到上班時間，街麵清寂，雖有花綠的廣告和桑拿、舞廳之類招牌在寒風中招搖，終究掩不住貧困縣的底色。部長建議，趁上班前的空兒，大夥先去看看李秋實的墳塋。
公墓在半山腰上。臨近時，部長要大家猜，哪個是李的墳。其實用不著猜，花圈花籃堆得最高的，準是她的了。就規格看，她的墓地大小與別個完全一樣，隻因花圈厚積，遂顯得突兀。清明剛過，花圈們尚未褪去原先的色澤。墓碑上還有一條紫紅色的紗巾臨風翻飛，十分惹眼。原來是蒙古族女作家薩仁圖婭前來拜謁時，當即解下頭巾係上去的。這情景叫人心頭驀然一驚、一熱。
回頭下望，桓仁縣城就偎在山腳下。遠處有一片山的屏障，那叫五女山。山崖下有一道寒光在閃爍，那是渾河。渾河環擁著小城，整個地形頗似歐米茄手表的商標圖形。在我的印象裏，大約隻有柳州才是這樣的。桓仁這座山城，是著名的滿族自治縣，曆史甚悠久。我終有所悟，是不是桓仁的古樸、淳厚，還有它的封閉，使之葆有更多的高情厚誼、古道熱腸，也才具備了產生李秋實這種當代奇人的土壤？總之，在這個早晨，李秋實墓顯得淒清而美麗。
四周安靜極了，隻有風。然而就在幾個月前，這山灣裏卻曾發生過一次撼天動地的葬禮。那些日子，桓仁大雪奔騰，道路阻斷，奇異的是到了李秋實出殯的一刻，大雪驟停，大風突止，一束陽光瀑布似的衝雲破霧而出，照臨桓仁大地。據目擊者說，雲隙間還有一片雲彩酷似鳳凰起舞的模樣，使在場者暗暗稱奇。我想，這恐怕是人們心像的外化和投射所致吧。
不用號召，不用發動，四鄉八寨的鄉親像接到統一號令似的，齊刷刷地匯聚到縣城。靈車啟動時，哭聲震野，哭倒在地的多是李秋實救助過的叫不上名字的窮人。人們哈著白氣，跺著腳，一個個加入送葬行列，還有人乘著東北特有的“蹦的”、“摩的”跟在後頭，形成一條長長的河流。據說，葬禮過後多日，人們想她、哭她、談她的哀情不減。白雪下了一場又一場，通往墓地的腳印踩平了一層又一層，證明事後致祭的人還是很多。若不是親眼目睹，真不相信，幾個月下來，那花圈已層層淤積成一個垛子了。正像老百姓說的，整個過程，不是政府動員人民，而是人民感動了政府。人們談到後來，也許都不完全是在談李秋實了，而是在談他們心目中的一個理想。
我把這場葬禮視為一個動人的精神事件。別看它偶然地發生在遼東的偏遠小縣，借著李秋實之死而起，其實它的能量早蓄積在今天社會、人心的深層，厚積而薄發，終於衝破物化的冷硬外殼，發出了一聲聲呼喊。它呼喚的是仁愛，是傳統的寶貴的道德情感，是對生命的尊重，尤其是對人的尊重。它同時也在曲折地表達著憤懣，針對商品化時代普遍的冷漠無情和道德淪喪現象，針對我們文化中仁愛傳統逐漸被丟失的現象。我想，李秋實之死引發的波瀾離不開時代大背景，這個背景既包括改革開放的向上的時代主潮，也脫離不開信仰危機、道德滑坡、貪汙腐敗、金錢至上等等消極因素的襲擾。
今天，市場法則在向一切領域無情滲透，豈止醫者與患者的關係，家庭、父子、夫妻、鄰裏、朋友、同事、上下級等各種各樣複雜的社會關係，哪一種能擺脫市場化的點染呢？不必諱言，物欲的膨脹，正在使人與人的關係趨向緊張化、冷漠化、交易化、枯寂化。但是，人類的仁愛、向善之心不絕，總要尋找它失去了的地盤和對象，因為人類是一種沒有愛就很難存活下去的生靈，越是傳統相對深厚的地方，這反彈便越發激烈。我能感應到，桓仁的老百姓一直在尋覓一個可以托付他們道德理想和倫常情感的人物，一個可以溝通傳統與現實的人物，一個其自律能力足以對抗滾滾物欲的人。他們找到了，這就是李秋實。其實，這是對一種倫理價值的深情挽留，也是對一種偉大人文傳統的回眸。
二
在桓仁的幾天，我一直在思索著李秋實人格魅力的來源：座談會上，好多人控製不住地痛哭失聲，這是我親眼所見。喪事過去了多日，仍有不少不知名者從遠處趕來上墳、祭奠，這也是實情。這一切說明什麽呢？隻能說明，李秋實生前救助過的人確實很多。但更重要的是，人們並非出於一般性的感恩、酬謝，或一般意義上的尊重、惋惜，而是出於一種發自深心的不能釋然的傷悼情懷和對其崇高人格的由衷尊敬。
一位老人回憶說，幾十年前的一個雪夜，他開的汽車拋錨在草包廠附近的野地，正為無人接應而焦急，一個黑瘦的小丫頭突然出現了，告訴他附近有個地方可以打電話。但那種老式機子簡直沒法使，他急得直冒汗，小丫頭好像知道似的又出現了，告訴他先捂住話筒，使勁搖夠了再拿起來，就通了。
這黑瘦的小丫頭就是幼時的李秋實。這也是桓仁人對她最早的記憶。她為何隻身出現在城郊野外？她的家在哪裏？她的親人又在哪裏？
她沒有家，也沒了親人，在這寒冷而饑餓的冬天，她隻能乞丐似的遊**在桓仁街頭。這種日子雖過得不很長，但她畢竟經曆過。她是真正的孤兒。老家在遼寧蓋縣，4歲時當礦工的父親死於工傷，10歲時母親又病餓而亡，留下孤苦伶仃的她，由蓋縣一路找到桓仁，來投奔一位叔伯哥哥。哥哥尚可，嫂子怎容得下這突然冒出來的“一張嘴”？打罵，虐待，用苦活折磨，不給飯吃，是免不了的。終於，小秋實流落街頭了。
她原名李秋石——石頭的石：她媽生了好幾個孩子，一個都沒留住，便給這唯一的女娃起名小石頭，希圖她命硬如石，好活下來。石又可念成“擔”的，頑劣兒童就叫她李秋旦，加以她長得黑，就又被人叫成李黑蛋了。名字的屈辱，曾讓小秋實掉淚，可她的屈辱何限於名字？有人清楚地記得，1960年嚴冬，桓仁街頭出現過一個叫黑蛋的女孩兒。縣民政局一位副局長發現了她，問她怎麽回事，她說，我犯錯誤了。問犯了啥錯誤，她說“能吃”。局長苦笑了：“能吃也叫錯誤？”正好他手中有點權，便把小秋實安置到光榮院。李秋實終生感激黨和政府，同時也不忘這位副局長，視為改寫了她一生命運的人。
李秋實是在光榮院裏長大的。光榮院的生活影響了李秋實一生的精神生活。一群幾乎一無所有的人組成的群體，有種天然的豁達、淡泊、互助精神。此地的光榮院並非一般的養老院或敬老院，而是專門收留殘廢軍人、烈士遺孀或其父母以及一些有功而無家可歸者的地方，大都是些革命功臣、漂泊之人。進了光榮院，小秋實能吃上飯了，再也沒氣受了，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相濡以沫的真誠友愛。她與老人們處得尤其好，興許她從他們身上體驗到了未及體驗的父愛和母愛，而他們則視她為女兒甚或孫女。沒人要求她幹活兒，她卻玩命似的幹，渾身有股使不完的勁兒，不讓她幹反而難受。洗頭、喂飯、搔癢、端屎端尿、用手接痰，這些活兒她全都幹過，她甚至為一個老人導過尿。知情者回憶說，這孩子仁義得出奇，為了救人不知什麽叫害羞。
來自沙漠的人渴望甘泉，饑腸轆轆的人夢想飽餐，受夠冷嘲和侮辱的人最珍惜愛與被愛，隻消一點愛即可使之淚水漣漣。也許童年記憶太慘痛了，也許光榮院的厚愛太暖人了，一冷一熱的反差，激起了李秋實強烈的奉獻熱情和實幹精神。她是以廣義的人民為家園、為父母的，她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私有觀念和小家庭財產觀念都很淡。比如，作為孤兒，她曾得到縣民政部門發給的一雙翻毛皮包頭棉鞋。不料，女同學邵立姝無意地隨口說，我弟弟可喜歡你這樣的棉鞋了。第二天李秋實就脫下這雙新鞋，包好了送給邵的弟弟。她並非為了討好誰，隻是覺得小弟弟的心願最重要，怎能不讓小弟弟高興一回呢。就因為這件事，邵一生都信任李秋實，她們成了終生好友。座談會上，提起這雙鞋，邵又低頭哭了，半天仰不起臉。李秋實多次說過：我是孤兒，是共產黨撿了我一條命，是人民用一分錢、一分錢培養的我，我就是給人民再打兩輩子工，也還不上這份情。她在日記裏寫道：人們都說我是“工作狂”、“有癮”，是啊，我得的是“職業精神病”。應該說，這些話確是她的肺腑之言。李秋實的小家我是看過的，一進那狹窄的樓道就覺得別扭，入得門來，除了一隻大沙發，沒一樣值錢的東西。李去世已多日，家中仍無收拾過的痕跡，略顯淩亂，可以想見李生前的忙碌。我相信，一切是原來的樣子，不是故意做出來給人看的。
李秋實先被保送到本溪衛校學醫。衛校一畢業，她就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那年月的青年都那樣，何況李秋實。於是她來到了號稱“遼寧屋脊”的八裏甸子老禿嶺。這地方窮得叮當響，都20世紀60年代末了，還有不少戶是全家蓋一條被子、輪流穿一條褲子。近親結婚普遍，地方性大骨節病流行，村裏有不少目光呆滯的弱智兒、癡呆兒。這裏的人們沒有洗澡的習慣，生了病，隻信跳大神的，或當眾吃香喝灰的。當地人回憶說，那時的李秋實身單力薄，卻不遺餘力地宣傳移風易俗。她走路腳下生風，辦事節奏極快，說話幹脆利落。座談會上有位發言者說，自打李秋實進山來，娘兒們鬧暴動啦，什麽男女都一樣，不準打老婆，講衛生光榮，不洗不準上炕，近親不能結婚等等，講起來總是一套一套的。
那時李秋實本人還沒結婚，卻遇到過一件婚姻糾紛案：當地有個俊俏姑娘，已有了相好的，但父母為給她弟弟娶親，急需用錢，硬是把她許配給一個殘疾人。姑娘痛不欲生，誓死不嫁。在貧窮山村，此類悲劇原屬屢見不鮮。這次鬧到最後，總算有了一線希望，對方承諾：不嫁也可以，但限三天內必須歸還二百塊彩禮錢。那時籌措二百塊比登天還難，實際等於絕了姑娘的路。姑娘多方求人未果，急了，萬般無奈了猛然想起了李秋實醫生。李一聽自然很氣憤，卻照樣湊不起這筆大錢，但她天生有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勁兒，硬是奔波了三天，費無數口舌，湊夠了數，解了姑娘的燃眉之急。
對李秋實來說，至少在早期，並無明確的“做好事”意識。她這樣活著，也就這樣做著。細數起來，她做的好事都非常小。六河鄉一位耳郭軟骨膜炎的女患者，把病耽誤了，越來越重，再不抓緊治耳朵怕就保不住了。可她住得遠，那年月生產隊又不準輕易歇工，咋辦？李秋實說，那你每天早晨六點來，我也六點鍾趕到醫院，咱倆都起個早兒吧。有個小患者，因無人陪著，又沒錢，一直挺著，挺了好久。李秋實就想，不就幾十裏山路嗎？我利用星期天跑一趟去做了手術不就行了嗎？結果用兩元錢解決了問題。又有一次，為了搶救一個孩子，李接到通知，火速從住地小跑著趕到醫院，忙活了幾個小時，孩子脫險了。這時孩子的母親偶一低頭，發現了李秋實光腳丫子穿雙舊布鞋。多冷的天哪，這位母親刷地就淚流滿麵了。感動，從來都不是主觀努力的結果，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時候感動了別人或被別人感動。
這種事事替別人著想的品性，由於其無私性，在緊急關頭，就有可能轉化為一種大智大勇。也許下麵這件事算她平生幹的一件最具新聞價值的事了：1973年7月的一天，雅河鄉朝鮮族4歲的小姑娘樸永梅不慎將一大顆芸豆粒吞下，頓時憋得嘴唇青紫，趕忙送往縣醫院，到達時已是呼吸困難、命如懸絲了。轉診肯定來不及了，那怎麽辦？當時的桓仁縣醫院尚無一人做過氣管切開手術。李秋實顧不了那麽多，她隻有一個念頭：救命要緊！於是自作決定，竟然動刀了！經過一番驚險，芸豆粒終於取出，孩子得救了，而桓仁第一例氣管切開手術也在不經意中成功了，曆史空白就此填補。當年，還不甚出名的評書演員田連元，根據此事創作了評書《新的采訪》，著實在東三省轟動過一陣子。我今天稱頌這件事，絲毫沒有提倡反科學蠻幹的意思，隻是肯定李秋實在緊急關頭的果敢。她本人其實清醒得很，事後趕緊補課，反複實踐，到沈醫大進修，終於成為這方麵的專家，平生完成了高難度“切開”手術五十三例。追溯起來，最早激發她苦練此項技術的動因，實與鄉下孩子隨時會遇此危險有關。
三
人們都說，李秋實做的好事像天上的星星，數也數不清。
人們這樣講著的時候，我卻心存疑惑：她做好事為了啥？是為做好事而做好事嗎？是為保住模範的頭銜嗎？是把自己變成一架專門做好事的機器嗎？抑或隻是為了維持一種可憐的虛榮？須知，她是連續九屆的先進工作者、勞模、優秀黨員，這光榮從“文革”一直貫穿到今天，幾乎從未中斷。在那個全民族迷狂的年代，是不能排除某種異化、扭曲，或者迎合的成分的。這有時並不說明本人品質如何，而是風氣和時尚使然。我不敢說李秋實沒一點拚力做好事以維持榮譽的造作、虛榮，但就我的訪問所及，我發現她的行為主要還是源於一種內心的需求。她煥發的是真實的**，不幫人就覺得活得沒勁、沒意義、失去了目標。她的行為不是那種恩賜施舍型的，也不是那種為做而做表演型的，而是一種善良人性的自然流露，一種不計回報和不追求轟動效應的行為，於是呈現著質樸和自然的特色。這正是她最可愛的地方。她有時覺得自己很強大，具有強大的愛的能力，從小接受了那麽多愛，把它們貯存起來，像水庫的蓄水，隨時準備釋放。仁者愛人，李秋實是仁者之花，愛人是她一生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對此，她未必理性地自覺，但始終實踐著。惟其如此，她才會在不經意間幫了許多人，而人們也才會那樣真心地懷念她。
縣醫院四樓的角落裏，是李秋實的辦公室，樸素而簡單。
可以想見幾個月前這屋子人們出出進進，還是一片繁忙景象，現在已是物是人非了。我們翻看著她不多的遺物，不過是一些舊照片、病曆和不多的文字材料，但她在筆記本上寫下的“有益於人，有益於社會”的字樣，卻引人注目。陪同者立即解釋說，她落（掉）了一個字，應該是“人民”，不是“人”。其實，我已經發現有關介紹李秋實的材料上，都在提這兩句話，但都代為改作“人民”了，並把此話作為李的重要語錄。我不這麽看，我認為李秋實沒有掉字，她原來就是這麽想、這麽寫的。她沒有刻意分辨“人”與“人民”究竟有多大區別。我們知道，“人民”這個美好的字眼，曾在“文革”中被濫用過，曾有多少無辜者被斥逐在外，以致這個詞變成了打人的棍子。李秋實的感人處恰恰在於，她似乎顯得很遲鈍、很馬虎，其實她這麽寫是基於她一貫都是不分尊卑、貴賤、高低、老幼、貧富地對待著每一個患者，尤其是他們中的窮人。“文革”中她就這樣，當她掌握一點小權的時候，特別保護醫院裏的一批當時不屬於“人民”的“高知”和“反動權威”。她尊重他們，覺得他們才是有大用的人，於是不斷地帶他們下醫療隊，實際上是幫他們逃避批鬥。正是這一點，使她這個“文革”中的“紅人”，在“文革”後仍能夠受到群眾的信任和擁戴。現在她依然這樣，對生滿虱子的窮老漢、賣茶葉蛋的老婆子、飽受冷眼的失足青年、不名一文的下崗者從不嫌棄，盡力給予幫助。她好像從不知勢利和貴賤為何物。
座談會上有位農村青年婦女泣不成聲，她叫趙振新，那年她腦後長了個大膿包，暗綠色膿水順脖梗子流，惡臭難聞，把同房的病人全熏跑了。她媽給她擦了一半，也受不了躲了。人都跑光了，小趙心中無比委屈，暗自掉淚。這時李秋實來了，說姑娘別害怕，膿出來說明快好了，你該高興，哭啥？說著仔細地給她把膿擦幹淨。小趙說，我什麽都能忘，就這件事，一輩子不會忘。她把李秋實叫“李姨”，並執意要拜她為幹媽，李說，傻閨女，我看過的病人那麽多，都認幹親認得過來嗎？
李秋實是從最底層的苦難中走出來的人，她的心，總是與最貧窮的百姓貼在一起，習慣於從最艱辛處感悟人生。我以為這是她在老百姓中享有威信、富有魅力的根本原因。她當上縣醫院院長以後，替窮人著想的特點始終未變。在座談會上，女大學生劉誌芹談起自己的求職經曆，仍禁不住潸然淚下。劉說，1997年7月我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沈陽醫大，但工作就是沒著落，求職四處碰壁，一晃一年半過去了，還呆在家裏。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農民，沒錢沒勢，也沒像樣的社會關係。看著兩鬢斑白的父母為我的工作著急，我常與淚水為伴。有一天住在縣城的嫂子說，縣醫院李院長人不錯，挺正派的，你不妨找她試試。我思想鬥爭了好久，終於鼓足勇氣找到李秋實。李說：把你的畢業證拿來我看看。我當即送上畢業證和一些獎狀。李問：這個院長獎學金和市長獎學金是咋回事，人人都有嗎？我說：三千多學生中每年有十二人得院長獎學金，有四人得市長獎學金。李當即燦爛地笑了，說你等會兒，我們商量一下。半小時後她回來了，通知我第二天上班。我當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父親更是感激涕零，把他多年節省下的二百元鄭重地裝進一隻信封，讓我送給李秋實。我恭恭敬敬地送上，李嚴肅地說，把錢收起來，你好好工作，就是對我和家鄉父老最好的回報。事後我才知道，李的女兒王悅從本溪衛校畢業快三年了，尚在待業。不少人曾對王悅說過這樣的話：你媽是縣醫院院長，別人為工作發愁我們信，你愁我們不信。然而事實是，她不但發愁，發愁的時間還更長，雖然這與護士的工作更難安排也有關係。
四
我厭煩虛假，厭煩為了維持自己的好名聲而故意犧牲親人正當利益的虛假。我有些擔心，李秋實可千萬別是這種人啊。我不願在此掩飾自己不時泛起的疑惑——當我聽說一個細節後，這疑惑就變得強烈了。
我聽說，李秋實生下女兒王悅後，產假還沒滿就匆忙趕回了桓仁上班，把嬰兒留給阜新的老奶奶照看，一留就是7年。女兒王悅實際上是爺爺奶奶用雞蛋換羊奶喂大的。小悅4歲那年，爺爺帶她到桓仁去見媽媽，她每見到穿白大褂的婦女就喊媽，人家都說我不是，當她見到真媽媽時，再也忍不住委屈，哇哇大哭了。王悅7歲那年才真正回到母親身邊。她回憶說，媽媽永遠忙，連給我梳頭的時間都沒有，我自己不會梳，隻得把長發剪成短發。在王悅眼中，奶奶是第一好的，因為她從小是奶奶帶大的；爸爸是第二好的，平時主要是爸爸照顧她；至於媽媽，她說隻能排在老末的位置。有一回，王悅和一個臨時收養在她家的孩子爭玩具，李秋實護著那孩子，打了她一巴掌，她當即就問母親，我到底是不是你親生的？要是，那你對別人為啥比對我還好？這問題問得夠尖銳的。是啊，現在畢竟不是戰爭年月，不管如何工作忙、擔子重，作為一個女人，倘有孩子，似乎首先應該做個好母親。於是我想知道：作為女性、母親、妻子的李秋實，她的真實的情感生活是怎樣的？
在桓仁，有人在非正式場合小聲對我說，李秋實其實是個過時的人物，她越努力，就越是充滿了悲劇意味。說者並無貶義，隻是表達一種對人與時代、人與身份的另一看法。的確，依照當今實惠化、福利化的眼光來看，李秋實確有點屬於過去年代。作為永遠的勞模，她曾是政治文化功能格外強大時期的產物。在很長的時間裏，她是和“颯爽英姿”、和“鐵姑娘”、和“半邊天”意識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是在“革命化”年代裏塑造並完成的。毫無疑問，在工作與小家庭、患者與自己的孩子、革命與家務事的關係上，李秋實總是把前者擺在前麵，盡可能地抑製後者的要求。於是，她作為好醫生、好院長的一麵特別顯眼，作為母親、妻子、主婦的一麵就未免黯淡一些。甚至可以說，她的女性意識的淡化以及呈現出某些男性化的特征，並非個性的原因，而是打著深深的時代烙印。然而事物的複雜性在於，就別一種意義上說，她處理情感的方式也是一種美，一種特殊環境下的美。我深信，萬事萬物，其價值都不是單一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幻不定的。
李秋實與王誌成的婚姻，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一定覺得好笑。李是在“文革”中縣醫院的培訓班上遇到王誌成的。王誌成白淨臉兒，一表人才，品學兼優，政治上也沒問題，自然成了姑娘們的包圍對象。那年月的人也不是不談戀愛，隻是談的方式、愛的內容與今天大異其趣。姑娘中頗有長得漂亮的，有位打扮入時、綽號叫“大上海”的，還有個一雙大眼睛水汪汪的、外號叫“巨豐”的；相比之下，李秋實黑不溜秋的，隻能靠邊。不過，在那個年代，她有她的優勢，何況別人都是常規談對象，她偏能出奇兵。
李和王的關係起先很一般，誰也沒有想法。一次，王在老鄉家吃派飯，吃超標了，一頓吃了三碗糙米飯，外帶兩隻鹹鴨蛋。李當時是領隊，看在眼裏，一麵給老鄉補了錢，一麵在生活會上點了王一下，王的臉紅了。又有一次，王忽然主動提起李秋石的名字，說石也叫旦，容易叫成秋旦，不如幹脆改成實在的實比較好。這回李的臉也紅了一下，後來就真改了。愛幾乎沒有任何理由地悄然生長著。有一次，李大膽地說，你看我怎麽樣，可不可以處對象？王先是一愣，繼而就不出聲了。就在那年秋天，發生了一件事，李出診碰上山洪暴發，為攔洪水，跟大夥一起跳進水裏，褲頭掉了，後來就傳出李秋實**抗洪的笑談。王和李獨處時，王說，男人家光不出溜的不丟人，女人可就……李秋實馬上說，那時候誰還管形象不形象的，你呀，思想咋還這麽封建？說著戳了王一指頭，王就勢一躲，李就倒在了王的懷抱……如果說，李與王是以革命加戀愛的方式確立了關係，那麽一旦確定，就以革命化的神速，閃電般地結婚了。李秋實一派鐵姑娘作風，絕不婆婆媽媽、扭扭捏捏。在她看來，戀愛、結婚、生孩子雖是人生必經階段，但要盡可能壓縮時間，速戰速決。有的姑娘還在做春夢，她已經“解決戰鬥了”。
李秋實是個永懷感激之心的人：進光榮院，她感激；上學，她感激；到老爺嶺，感激；當上縣醫院院長，還是感激；找到王誌成這樣可心的丈夫，更是感激。她說，咱是孤兒，再苦再累也不覺得，做夢也沒敢想找到你這樣兒的。但李秋實似乎又顯得女性味兒不足，她平生沒佩戴過一件首飾，當上醫院院長後，幾乎沒認真給全家做過一頓飯。王誌成自稱是家庭婦男，洗衣做飯帶孩子，全歸他管。對李秋實，王誌成一麵害怕她，害怕她玩命地工作；一麵憐惜她，憐惜她的身體。有時隻盼她多出差，她一走，他就自由了，可以打打牌、跳跳舞、喝喝酒了——王誌成和我單獨交談時，如此坦率地談著，我覺得他實在是個誠篤、本色之人。
由於李秋實完全撲在醫院裏，基本不顧家，王誌成的感情也不是一點不起波瀾。傳聞本溪有一女性與誌成脾性相投，兩人很談得來，漸漸親近，好事者便提醒李秋實，別讓人把你的人招跑了。李卻一點兒也不惱、不著急，在公共場合，她主動上前與這位女性拉手、親熱地交談，落落大方，後來成了好朋友，對方自然不可能出手了。但李秋實絕不是缺乏母性和母愛的人，自小深受孤兒之苦，她最憐惜的是孤兒，最怕別人遭遇類似於她的不幸。醫院單身女職工蘭玉琴去世時，丟下一個7歲的小兒子蘭岩鬆。李秋實同情這母子倆的不幸，便把撫養蘭岩鬆的任務全背起來。蘭岩鬆可不是省心的孩子，厭學，打架，光飯鍋就燒漏了七八個。壞一個，李秋實就再買一個。更沒料到，他後來受壞人勾引，參與了偷竊活動，被勞教了。李秋實聞知，痛悔不已，自譴沒盡到責任，一次次地跑去看望，寄錢物，安慰勸導。蘭出來後，由李秋實出麵擔保，在醫院幹上了臨時工。醫院發生了失竊案，有人就懷疑到蘭的頭上，蘭一怒之下，甩手不幹了。這回又急壞了李秋實，她拿出四百元，讓蘭去做小本生意，結果又賠光了。李秋實就又四處求人，把蘭安置到服務公司。這時，蘭的婚姻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女方家長顧忌蘭的過去，堅決不同意。還是李秋實的事，她一趟趟地遊說，出來打保票，終於感動了女方家長。於是在她親自主持下，蘭岩鬆完婚了。李說，這我才覺得對得起我那去世的苦姐妹了。
從這一連串的行動裏，我們能不感受到一顆慈母般的溫熱的心？
作為一個女性，李秋實可能屬於未能實現女人夢的女人，她施之於家庭、丈夫、女兒以愛的時間實在太少了。這一點她在臨去世前有所反省。有天她突然無端地流淚了，對王誌成說，我能記住這一輩子你給我做過多少頓飯，我現在就跟你訂個契約，我欠多少補多少，一到退休年齡，我決不接受返聘，辭掉全部工作，好好當一回老婆，好好當一回母親。惜乎此夢終於沒有實現。
五
李秋實後來當“官”了，一直當到縣衛生局的副局長、縣醫院的院長，故而不能僅把她看作普通的鄉村醫生。
放到全國，一個縣醫院的院長也許不算什麽，但到桓仁一看，縣醫院的新大樓頗有氣勢，再看五百多號職工忙忙碌碌，看病就醫的眾百姓川流不息，你會頓然覺得，院長還真是個不小的官兒呢。這些年，在李秋實率領下，桓仁縣醫院已升級為“二等甲級醫院”了，牌子就嵌在大門上。據說這是全國縣級醫院中的最高等級。所以，對李秋實確乎有個怎樣定位的問題。我看過一些新聞稿，有的稱她是黨的好幹部——也確實可從好官的角度去寫她；有的稱她是人民的好醫生——她一生從未放棄過醫生救死扶傷的職責，刻苦鑽研醫術，從一個中專生成長為副高職稱的獲得者，作為優秀醫生，當之無愧；還有的稱她為當代活雷鋒，當然也不無道理。然而，我卻有我的理解。在我看來，她既是仁愛精神的承傳者，又是東北鄉土精神和民間情懷的體現者，她是當代普通百姓心目中道德理想的化身。
她是一位愛者、夢者。人活著，有有夢與無夢的區別。李秋實是一個目標感很強，充滿夢幻與渴想的人。她小時候就特羨慕背藥箱的人，覺得穿白大褂最美，夢裏也要當醫生。當上護士了，她不滿足，不斷進修，憑真本事拿到了副高職稱，這無論對她還是對縣醫院，都不容易。接著，她的夢想在擴大、在升華，她想以她為中心，建一所現代化的大醫院，解除所有鄉親的病痛。她是有心人，凡到外地出差，或串親戚，都悄悄把當地醫院看個仔細，然後比較著，在心中描畫自己的藍圖。然而，就她的本性、所受教育和價值理想來說，與市場化的法則和秩序其實很難兼容。她的理想是計劃經濟基礎上的理想，她很難跳出這個圈。她認同並為之激動的是那種為貧下中農送醫送藥、風雨出診的人生，她對商品化、市場化、利潤法則這一套始終思想準備不足，甚至有種天然的阻抗性。就這個意義上說，她其實是個不合時宜的人物。現在有的文章把她描繪成市場經濟的弄潮兒、英雄，如魚得水，我以為是一種誤解。她是被動地、扭曲地、心力交瘁地應付著這個越來越陌生的世界。如果說她是商品時代的英雄，那也是悲劇英雄。比如：她對藥價的飛漲、昂貴一直不理解、不讚成；對於今天腐敗的病菌已侵害到教育、衛生甚至司法這些神聖的傳統領地，對於愈演愈烈的拿紅包現象，她更是深惡痛絕，又認為不可理喻，表示想不通；她對醫院設備的嚴重老化心急如焚，為改善醫院條件不停地呼籲，卻又發現她的努力往往收效甚微。
李秋實是臨危受命的。卸任的前院長曾說：“有人擁護我，那是因為我‘又聾又啞’，有一些人吃拿卡要，跑冒滴漏，收紅包，吃回扣，開高價藥，呆著多舒服啊。那時山區百姓有一口訣諷刺道：‘一頂白帽頭上戴，革命紅包掛兩邊，白旗指處烏雲卷，掏光了農民把身翻。’可見問題已很嚴重。於是我交班時，將李秋實一步提為第一副院長，主持全麵工作。李秋實也確實不辱使命，一上來就響亮地提出，我們是人民醫院，不是人民幣醫院。她抓作風，抓紀律，抓幹勁，講奉獻，製定嚴格的規章，紅包現象確乎中止了。經過她和戰友們幾年的共同奮鬥，到1999年，醫院幾乎還清了所有內債外債，收費標準也比同級醫院低，病床利用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七，實現了人才結構的合理配置。”
擔任院長後的李秋實，經曆著從自在的人到自為的人的過程。過去她隻要完善自己就行了，現在卻需要像身陷重圍的鬥士左衝右突。她是不願向人伸手的人，但在她去世前的一些年頭，要錢，不屈不撓地要錢，低首下心地要錢，成了她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她沒有太多辦法對付市場化的洶湧，她隻能是花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對自己極端苛刻地儉省，以及向政府呼籲撥款，改善醫療設備，為山區人民謀福利。她在求人與不求人的夾縫中掙紮，開口求人難，不求人又辦不成事，人再超脫也不可能脫離社會、市場，這便是李秋實時時感受著的痛苦。
每屆縣人大會議的議題，經她的堅持和反複陳情，總少不了討論給醫院增添設備。這次是解決CT，下次是解決彩超，再下個目標就是高壓氧艙，李秋實也因之被善意地冠以“李彩超”之類的外號。她才不管這一套呢。有一年她把縣長逼急了，隻好把僅剩的一點鋼材給她充數，她果然就去售鋼材了，賺的錢為醫院添了一項新設備，方便了群眾。生活完全把她的性格改變了，她變得臉皮厚了、無所謂了。她甚至專撿大款們吃大盤的時候趕去談判，一邊看著他們吃，一邊談要錢的事。這時候，那個既潑辣又靦腆的“鐵姑娘”早已不複存在了。隨著夢的步步接近，她的身體也一天天地耗損著，直到最終把命搭上了。
生命有時是極脆弱的。矛盾積累到一定限度，隻消一下子擊打即可折斷。李秋實盡管積勞成疾，若不是那一場官司，也還倒不了。事情出在醫院的新建大樓上。施工隊一撤，便發現毛病全出來了，熱水管堵塞，牆皮掉落，漏雨，開裂……看來一場官司回避不了了。對手是強大的，有來頭，有背景，氣勢洶洶。實在沒理了，又企圖抹平，要求撤訴。李秋實就是不答應。她說，醫院是啥地方，人命關天，工程質量關係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我沒法子，我隻有打到底了。她不懼法官，不為說情者所動，也不怕威脅利誘。有人悄悄對她說，給你一百萬，你考慮不考慮？李鐵青著臉，不屑一顧。官司一度要敗訴了，李的身體也快扛不住了，包工頭暗暗高興。李說，就是敗訴了我也要敗個明白！她就這樣一直頂到勝訴，返工。包工頭說：我一直不信有這種人，現在我信了。共產黨的幹部要是都像她這樣，天下誰也動不了。鞠勞一生的李秋實猝然倒下了，倒在會議桌前，據說當時她正重複著“要講奉獻”四個字，就此再也沒能緩過勁來。桓仁的老百姓用心和淚來稱量李秋實的生命質量，說她是大人物，以前難找，以後也難以出現；說她太感人了，太了不起了，一般人學不了；還說她把大家驚著了。也有另一種聲音在說，這是在一個封閉的近乎鄉土社會的環境下才會發生的故事；要是在大都市，人那麽多，一個人如一滴水溶於大海，一個醫生就是再賣力、再刻苦、再出色，也很難達到現在這樣驚心動魄的效果。也許是吧，但李秋實的意義是永遠消泯不了的。
歸途上，我突遇奇景。萬未料到，已是四月天氣了，竟然大雪狂舞，茫無際涯，引得天地間一片肅穆，似在悼念秋實。潔白的雪，晶瑩、清亮、透徹、堅貞、一塵不染，多麽像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翩然而降。無邊地旋轉著的雪雨啊，默默無語，悄悄地滋潤著大地山川，多麽像一支充塞遠天遠地的無聲讚歌，人道精神的讚歌。更可駭怪者，風卷著雪粒，造出婀娜的人形，不斷颯然來到車前站立，又遽然隨風飄去，有如演員的連續謝幕一般，令人忽然想起《楚辭》中“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的超妙意境。莫非是李秋實在向我這個遠方的不速之客含笑致意嗎？莫非是她對我的理解表示首肯嗎？
同車人說，即使在東北，這個時候下這麽大的雪也十分罕見。到本溪時，雪下到一尺半深都不止了。這一天是2000年4月10日，隻要查一查當地的氣象記錄即知。讓我們永遠記住吧，在遼東，在深山，有一個偉大而質樸的女性，曾經這樣地生活過，像白雪潤澤大地一樣地生活過。她的名字叫李秋實。
（原載《人民文學》，新華文摘2001年10期轉載）悲情山川：廢墟上的聯想
32年前，我曾到過唐山地震現場。我在幹校勞動了4年後回京，1973年被分配在新華社一部門工作，人卻住在北京東郊鄉下嶽父的土屋裏。1976年7月28日深夜三點多鍾，我睡的土坑忽然亂晃，妻銳聲喊醒我說快快，地震了，我還算機敏，一躍就翻到地上，順勢摟起4歲的兒子直往外奔，他的頭還紮在我懷裏；妻抱著不到2歲的小女兒，緊隨我後，一口氣跑到菜地裏。此時聽到大地發出怪異的咚咚聲，夜色呈鐵鏽紅，房屋顫抖著，天上偶有雨滴滴下。相繼跑出來的親戚鄰居哭的哭，喊的喊，亂成一團。大家都光身子穿短褲，也有寸絲不掛的。有人喊，美國的原子彈從地底下打過來了，或者喊，蘇修的導彈打過來了。現在想來好笑。
七天後，我即被派往唐山災區采訪。雖已過了七天，在那時不算最早的，卻也算很早的。我們住在唐山機場的帳篷裏，門前因大雨後泥濘難行，大家都叫它“泥羅河”。同住的全部是解放軍。城裏也全是軍人。唐山已夷為平地，方向莫辨，滿目瓦礫，斷壁殘垣，尤以市區鐵道兩側，火車站，礦冶學院等處最慘。我們去時，有些死者還沒處理完，我們就在兩排死者的光腳丫的長陣中穿行，死者是用被子蓋著的。聽說我們來之前，市中心一大樓頂層，一女性的腿被壓著，人懸在半空中，已死，頭發下垂，狀極慘，預製板硬是搬不動，因為陳永貴要來，費了好大的勁，才取下來。
那時沒有手機，隻有轉盤式電話，沒有礦泉水，也沒有方便麵，戰士吃壓縮餅幹，每天軍車堅持給災民拉水，非常辛苦，發水的鏡頭，還有防化兵不停地消毒，記憶猶新。那時也有很多生命奇跡發生，有位叫盧某蘭的開灤女工，被埋壓十好幾天還活著。那時更出現過無數無名英雄，有一鄉下女孩，才17歲，顧不上光著身子，天亮前獨自一人用雙手連續扒出並救活了七八個鄉親。好像參加了當年的國慶觀禮。我想了幾天沒想起她的名字。那時也有個別壞人，搶供銷社，乘混亂把商店物資偷回家的。在進入唐山的路邊，我就看到過一個用鐵絲綁在樹上的壯漢，**上身，垂著頭，任蚊蟲叮咬。路人指點著說，這是偷了東西的，看模樣也確實可憎。地震那晚，動物園的狼也給震出來了，但它沒傷人，一天後才被抓回籠子。當然也有奇聞，如某書記失蹤了，其屍體是與一女性的屍體在城市的另一端發現的，從而爆出風化案，但人都死了，值得追究嗎？當年，許多失去丈夫的妻子和失去妻子的丈夫，自然地結合了，還有許多孩子和老人，自由地組合了新的家庭，每一個故事都能讓人落淚。從那年到以後的好幾年，每到傳統節日，對無數唐山人來說，是悲傷的，那是一些到處能聽到哭聲的夜晚。唐山曾是一座悲情城市。（我當時搜集了不少材料，裝在一大牛皮紙袋裏，多少年搬家舍不得丟，最近想用它寫點什麽，可在雜物堆中找了多日仍沒找到，每天找得灰頭土臉。這也是我遲至今天才更新博客的原因）。
從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32年過去了，曆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的民族確實強大和成熟得多了，中國變得堅定而自信，更可貴者，是民族精神的成長。當時受技術裝備能力所限，記得是三十八軍冒雨先到達的。還記得唐山空軍某部一女電話兵不顧天旋地轉，奮力插好所有接頭，不斷呼叫這裏是唐山，這裏發生了大地震，直到壯烈犧牲，她是陝北米脂人。由於信息和交通滯後，記者卻到達得比較晚，而且新聞被屏蔽，封鎖，慘烈情狀久久不為世人所知。至於救援手段的落後，國民經濟的衰弱，更提不起來；可惡的四人幫卻沒一絲人性，依然在叫囂評法批儒批水滸，念念不忘討伐鄧小平。當年好像也沒有捐款一說，我們也不接受外援，更不可能有外國的救護隊進來。然而，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子弟兵是偉大的，驚天地而泣鬼神，他們為了救人挖得雙手流血露出了骨頭也不止息。汶川的曆史環境就完全不同了，我們有陸海空強大的救援能力，有充足的物質支撐，大量的捐款，源源不斷的獻血，全麵地顯示著一個崛起大國的經濟實力和精神能力。這是以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厚實成就為基礎的。中外記者在第一時間湧入災區，新聞的透明度，人民的知情權，全都得到保證，慘烈的情景瞬間為全民所知，這也有利於以最快速度挽救生命。對於國外的救援，甚至國外的軍機，也允許進來，表現出了一種開放的胸襟，不禁讓人體會到什麽叫“全球化，高科技化，媒體化”時代。當然也暴露出我們的一些薄弱和教訓。
經曆過兩次大地震的我，最強烈的感受是，對生命的高度尊重。一切為了人，人是高於一切的。人們比任何時刻都更加意識到生命的珍貴，生命的平等。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要求任何時候都不要放棄搶救每一個生命的呼喊聲回**在耳邊。為普通百姓下半旗哀悼，成為全國祭日。博愛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普世價值。過去，唐山地震的那些年月，也就是“文革”時期，四人幫們不但不是在尊重生命，而是在無端地殘酷地莫須有地剝奪著他人的生命，受害者包括知識分子，普通百姓，也包括官員，重要人物。曾在一個不短的時間裏，餓死人，屈死人，冤死人的現象太多了，真是不堪回首。這次地震對人的尊重和嗬護的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們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讓全世界實實在在地看到了。外國媒體評價說，這是中國最重大的一個進步。
這次地震，激活了全民族蘊藏的巨大的愛國主義、人道主義和傳統美德的能量，形成了一個以大愛為特征的極其豐厚的精神展現。我們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強大，在災難麵前表現出高度的自覺，日常的塵憂俗念，個人的恩怨計較，都能放下來，全民族投入到抗震救災的共同目標中。從更深刻的層麵來看，一度隱退了的道德良知，在災難中突顯出來。中國的形象在世界麵前煥發出新的光彩。通常認為，在日常化、物質化的時代，難得找到英雄，甚至認為現在是個非英雄化時代，實際上，生活中原本就是存在英雄的。而這一次，不論是奮鬥在第一線的官兵，還是無數災民中的大勇者，是國家的決策者，領導人，還是某些知識分子，前線記者，不少人是當得起英雄稱號的。尤其是，數量日增的誌願者，更成了耀眼的亮點，充分體現出個體意識，自由意識與人道主義精神的結合。英雄也非高不可攀，就在我們身邊。無數的生命奇跡被創造出來，有多少超越生存極限的堅韌，有多少不可思議的搶救，這些都是人類永久的精神瑰寶。
但是，我也在想，當大災難猝然來臨時，人類固有的被封存被擱置被抑止的大愛，良知，無私，忘我，無畏，獻身，在一瞬間火山爆發一樣釋放出來，形成了一個洶湧澎湃的愛的浪潮。在這樣的特殊時刻，有劣跡的甚至某個罪犯，有可能一瞬間成為勇士，而有的為人師表者，也可能瞬間成為懦夫，人性表現出罕見的多麵性和多種可能性，既有譚千秋，袁文婷，也有“逃跑門”。可是，當風平浪靜，生活回到世俗化常態以後，這些美好的情感和行為還能保持多久？健忘是否是人的本性？一切美好，會不會暗轉，淡化，褪色？在危難麵前，人是偉大的，在宇宙麵前，人又是渺小的，上帝看人，就像人看螞蟻一樣。所以，地震是否又可能成為一柄雙刃劍？一方麵激發良知，愛心，把人的美發揮到極致，開啟民族心靈的一次強化和淨化。但另一方麵，幾萬人瞬間毀滅，讓人看到了人的可憐，無助，在一些人那裏，會不會滋長出生死無常，及時行樂，甚至醉生夢死的念頭？比如，還學什麽，還幹什麽，還有什麽值得拚搏的，還不趕緊吃喝玩樂？我這樣推想，恐怕不完全是杞人憂天。這並不意味著要求人們一直像地震時期一樣，但怎樣把最美好的東西盡可能長久地保留，卻是所有人的希望。這次地震所體現出來的精神是豐富的，多麵的，以愛為中心，甚至包含了古今中外各種各樣優秀的思想精神資源，它的啟示力，它的思想、道德、審美內涵，需要我們倍加珍視，怎樣把抗震精神化為一種長久的民族精神財富，也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