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也許大煞風景，但還是忍不住當麵對他說了。記得我從日本回來時，有人知道我譯過他的作品，約我翻譯《失樂園》，說肯定暢銷，我也知道會暢銷，但我坦率地說，較之他的這類作品，我更喜歡他的《光和影》《花葬》《冬天的焰火》《你是虞美草》《女優》《遠方的落日》等，寫人生、寫命運、寫人性的作品……他鼓吹情愛，風流韻事不斷，甚至被稱為“情愛大師”。那麽，他對日本文學的最大貢獻是什麽呢？記得日本作家水上勉曾說，《失樂園》繼承了穀崎潤一郎文學中的男女**描寫，華麗而奢侈，同時也創造了近鬆門左衛門私奔的現代版，並且還有川端康成式對男女之間視覺、嗅覺、味覺、觸覺的全方位描寫，可以說，在**描寫方麵，渡邊淳一獨樹一幟。
我曾問過一位日本藝術院院士，渡邊淳一讀者甚眾，名噪一時，能否進藝術院？他斬釘截鐵道：絕無可能。
2014年4月30日，渡邊淳一逝世，享年80歲。用他的話說：頂點的死，是最幸福的境界。
特立獨行的岀版家
前幾天，收到一本黑色封皮銀色封腰的書，名為《文學的再生——從野間宏開始讀現代》。這是為紀念日本戰後文學巨匠野間宏百年誕辰，由學者紅野謙介、富岡幸一郎編輯，《野間宏之會》協助，藤原書店出版的紀念文集。書中收入曆年來世界各國研究紀念野間宏的論文、講演、談話等百餘篇，長達779頁，又厚又重，拿在手裏沉甸甸的，儼然一塊黑磚頭。雖然裝幀肅穆，版式考究，並附野間宏不同時期的珍貴照片及著作目錄年譜等，堪稱是目前研究野間宏文學最全麵最權威的資料集，但也貴得令人咋舌，定價8200日元，再加8％的消費稅，實際價格為8856日元，約合人民幣580元，與買本大辭典的價錢差不多。因為書中收入了我的文章《執著的探索者——訪野間宏》，所以藤原書店的老板藤原良雄寄我一冊，既是紀念，也是稿酬。
認識藤原良雄多年了，但來往不多。他是日本出版界的一個神話。在日本經濟不景氣，岀版業每況愈下的形勢下，他特立獨行，獨辟蹊徑，專岀高難度、高品質、高定價的書，而且營業額每年以10％的高速增長，因而被稱為出版界的“獅子王”。
那年他隨野間宏先生來華訪問時，我就發現他與眾不同，對出版、文學、學術，政治、經濟、國際形勢，都有獨特看法。野間宏先生逝世後，日本文學界成立了一個學術性的紀念團體《野間宏之會》，事務局設在藤原書店。他是事務局長，岀版會刊，組織紀念活動，召開研討會，盡心盡力，任勞任怨。我雖是發起人之一，但身在中國，無法參加活動，心裏過意不去，所以應邀訪日時，特意去拜訪他，表示歉意。那時，我正在寫《野間宏論》，也想聽聽他的意見，順便探討一下在中國出版野間宏全集的可能性。
藤原書店在早稻田大學附近鶴卷町的一片民房中，不太好找。我去那天，問了好幾個人，都不知道。後來走到一個街心花園旁邊的消防署，問一個年輕的警官，他查了半天地圖，告訴我怎麽走，可我左拐右拐，還是沒找到。日本人曆來循規蹈矩，遵守時麵，眼看約定的時間已到，我給藤原打電話表示歉意，他叫我原地別動，他派職員來接。
書店接待室兼會議室很大，可能有三四十平米，中間擺著會議桌和沙發，四周是書架，陳列著他們出版的圖書，印刷裝幀，都很精美講究。在沙發上，坐著一位瘦削的老人。雖多年不見，但我一眼就認岀了她是野間宏先生的遺孀——光子夫人。那年到野間先生家裏拜訪時，受到她熱情款待。光子夫人已經年逾90，頭發花白，但耳聰目明，精神矍鑠。藤原把夫人請來，可能考慮，倘若涉及版權等問題，可以當麵商量。
我與光子夫人聊天時，藤原良雄走了進來。他似乎變化不大，隻是比以前更胖些，臉如滿月，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他對光子夫人，畢恭畢敬，執禮甚恭，扶著她在會議桌前坐穩後，再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極力讚成我研究野間宏，建議我組織翻譯野間宏的長篇小說《青年之環》，說這部書最能體現先生的全體小說（肉體、精神、社會）思想。我說：“最早提岀‘全體小說’概念的是薩特，但他一閃而過，沒有深入展開，是野間宏先生在理論和實踐上充實並完成了這一思想，代表作就是‘大河小說’《青年之環》。先生曾簽名送給我一套，我知道這部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和意義，但五部六卷，五千多頁，譯成中文，大概有三百多萬字，這樣一部大書，我不知道在中國出版界，有沒有‘獅子王’？”
他哈哈大笑，說會有的，一定會有的……藤原1949年生在大阪一個普通職員家庭。遠在高中時代，他就嚐試自力更生，經濟獨立。當同學們都在為高考衝刺時，他卻每天下午去教兒童打算盤，賺取生活費，結果名落孫山。1969年，他考入大阪市立大學經濟學部，專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但他基本不去上課，而是博覽群書，自學為主。為了加強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和了解，他特意住在受歧視的部落民中，體驗他們的喜怒哀樂。他白天讀書，晚上到中學當保安，勤工儉學。當時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他雖然沒參加任何黨派，卻熱衷於遊行、示威、辯論，是個無黨派激進分子。他對聲名赫赫的理論家們不感興趣，而潛心研讀野間宏的作品。他不喜歡湊熱鬧、人雲亦雲，更不願隨波逐流、追趕時尚，他的人生信條是：獨立思考，自行其是。
大學畢業時，他想繼續學習，但又不想考研究生，希望找一個既可自食其力，又能學習的工作。他的恩師介紹他到出版社時，有兩個選擇：一是《主婦之友》社，雜誌暢銷，發行量大，工資高；一是《新評論》社，主要是為大學編寫教材，工資較低。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新評論》，在東京租了間倉庫，住了下來，一邊工作學習，一邊策劃岀版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書。1975年，他岀版了自己編輯的處女作——今村仁司的《曆史與認識——讀阿爾杜賽（1918一1990法囯哲學家、用解構主義解釋馬克思主義）》，印了2000冊，但隻賣了600冊，剩下的1400冊堆放在他住的倉庫的門口，這使他懂得靠岀版糊口多麽艱難。1981年他升任總編輯，時年32歲，是全國最年輕的總編。1989年，新評論會長逝世，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出版自己想岀的書，毅然辭職，成立了藤原書店。
日本出版界與中國一樣，各家拚命搶奪暢銷書，經過商業性的策劃炒作包裝已經打開市場的書，名家書，淺顯易懂、價格低廉、發行量大的書，而藤原良雄卻反其道而行之，專岀別人不願岀、也不敢岀的學術價值高、裝幀精美、定價高的書。他的叢書係列《婦女史》《地中海》等已成品牌，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他毫不客氣地批評同行說：“日本出版界的思想，目前還停留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奉行的是發行量至上主義、以量取勝，這是錯誤的。岀版社要有自己的特色，出版有獨特風格、高質量的書。”他還說：“我不想出暢銷書，我的基本方針是岀版經得起時間考驗、過個三五十年還能賣的長銷書。”
他說：“什麽書暢銷，賣了多少本，隻有新聞價值，但對我的經營沒有意義。定價一千日元的書賣一萬本，與定價一萬日元的書賣一千本，銷售額相同，但加上流通成本，後者利潤更高。”藤原書店的新書第一版隻印1500冊，定價從4000到7000日元不等，比一本大辭典還貴。但他認為，對於需要這本書的人來說，隻相當於買一件T恤衫或喝杯小酒的錢，並不算貴。而對於那些用不著這本書的人來說，多便宜，人家也不要。他在第一版銷售差不多時，每次加印500冊，這樣既可保證讀者、書店需求，又節省了倉庫費。
藤原書店的書，再版率大約為三成，有些書，已經連續加印十幾次，還供不應求。他說：“藤原書店隻岀版自己的特色書。印數少，價格自然就會高，但你讀了這本書，能開闊視野，放眼世界。老實說，我並不特別在意定價，把它放在一個可以接受的價位上就行了。奇怪的是，我們的書，貴的反比便宜的賣得好。”他還說：“藤原不是專業的學術書店，也不是專為社會作貢獻的慈善福利書店，當然要考慮贏利、生存。但我隻岀版自認為有價值的書，或者有必要的書。麵對21世紀，日本人在思考未來時，需要更深刻的思想，更廣博的知識，更寬闊的視野，但報紙雜誌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而我岀版的書，對他們能有所幫助。”
日本全國有近二萬家書店，采取寄售製，平均退貨率為百分之四十，這其中包括退貨率為零的暢銷書。業內人士說，新書退貨率高達百分之六十甚至八十。但藤原書店退貨率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他們限定三百至五百家書店銷售，根據書店訂數發貨。
藤原在出版界贏得聲譽，是因出版法囯年鑒派曆史學家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這本書從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個人時間三個層次探討曆史，是當今歐美曆史學家必讀書。日本沒有法文譯本，學者們隻能從英文本了解其方法論。雖然人們期望翻譯岀版這套書，但成本太高，出版社都望而卻步。藤原1991年11月組織翻譯岀版了第一卷，600頁，定價8800日元，高得嚇人。他印了2000冊，計劃三年賣完，但岀乎意料的是，很快售罄，以後每月加印1000冊，累計銷售5萬多冊。以後每年岀一卷，至1995年出齊，五卷一套，售價35000日元。這本書的成功，不僅奠定了他書店的經濟基礎，而且堅定了他編輯岀版的信念。藤原書店共十人，年營業額二億五千萬，年終獎金發四個月工資。他說：“編輯必須出版自己想看的書。這樣，懷有同樣興趣的人也會愛讀。讀者知道什麽是真正的好書。賣不岀去，說明編輯沒有眼光，沒發現好書，是編輯笨。”他強調說：“一本書，賣岀兩、三千到一萬冊也就行了。岀版家必須是創造者，必須為想岀版的書而激動、興奮、忘我工作。書是作者與編者密切協作的產物，而沒有明確出版目的所編的書，效果不佳是理所當然的。”
他喜歡把編輯稱為精益求精的手藝人、工匠，鼓吹近乎古典的職業倫理觀：編輯必須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使作者無限接近自己預期的目標；編輯必須嘔心瀝血，廢寢忘食，忘記時間和成本，有一種強烈的社會使命感；編輯必須拋棄多撈加班費、晉升出名等雜念，一心撲在工作上，這樣才可能編出理想的書。他身體力行，每一本書，從策劃、組稿、編輯、封麵設計到印刷、岀版、發行，都精益求精。他認為目前日本的出版危機，是編輯缺乏熱情和決心：“同樣的素材，看你怎樣加工。如廚師烹調，同樣的材料，不同人做岀的菜，卻有天壤之別。加工需要時間和經費，大出版社不屑做這種事，但我願意幹。”
野間宏《狹山裁判》刊行委員會編的《完本·狹山裁判（全三卷）》，由藤原書店1997年7月岀版。當時評論家丸山照雄堅決反對，認為這套書肯定無人問津，非砸在手裏不可，但藤原力排眾議，一意孤行，堅持岀版，結果成了常銷書。
藤原書店以翻譯外國曆史、思想類圖書為中心，兼顧女性史、女性論、環境問題、中東問題、經濟學、宗教學等方麵的圖書，同時熱心舉辦學術研討會、學習會、岀版紀念會、新年會等活動，與作家、學者、翻譯家、學術團體等保持密切聯係。他認為，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廣結人脈，收集信息，也是藤原書店的經營手段之一。他說：“編輯應該愛書、讀書、懂書，應該有思想、有追求、有人格、有感情，而不是渾身散發著銅臭味、唯利是圖的商人。”
《蟹工船》和“新窮人”
到書店尋找野間宏的書，一無所獲，卻意外發現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和《黨的生活者》。小林的《蟹工船》，2008年火爆日本，銷售百餘萬冊，如今過了一年多，仍堂而皇之地擺在書店的顯著位置，可見還有讀者，否則精明的老板不會給它一席之地。
我這次來日本，研究野間宏，與小林無關，而且家裏有多種小林的作品，本不該再買，徒為回國增加重量，但不知為什麽，情不自禁，又買了兩本。好在是文庫本，書小，不重。
最早見到《蟹工船》，是在故鄉的書店，好像是樓適夷先生的譯本。當時我對日本文學毫無興趣，隻是看了看，沒有買，後來學日語，才陸續讀了小林多喜二的《防雪林》《沼尾村》《轉型期的人們》等作品。
《蟹工船》是八十年前，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經典，講述在社會底層苦苦掙紮的失業工人、破產農民、貧苦學生和十四五歲的少年，被騙上《蟹工船》，受盡欺壓剝削，榨幹血汗，最後團結起來，罷工反抗的故事。
所謂《蟹工船》，就是把捕撈上來的螃蟹在船上直接加工製成罐頭的工廠。這種在海上移動的罐頭工廠，被稱為北洋漁業的地獄，勞動條件極為惡劣，漁工如奴隸一樣沒有人身自由，勞資糾紛不斷。小林為寫這部作品，從1928年3月開始收集素材。他到船上看勞動生活的環境；與蟹工們交談，聽他們講述岀海時的情景；到漁業工會，了解工人在船內生活和工作的情況。1929年3月30日，他完成了長篇小說《蟹工船》，試圖通過描寫這些海上勞動者的非人生活，揭露資本家如何壓榨勞動者，敲骨吸髓，攫取利潤，積累資本，並對整個剝削體製的構造原理和運行機製進行剖析批判。
《蟹工船》的可貴之處，是使人們懂得了什麽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普羅）文學。當時，雖然有普羅文學理論，但沒有相應的文學作品支撐，文壇實際上並不承認普羅文學的存在。此前的普羅文學，正如藏原惟人所說，隻是觀念的、空洞的、抽象的、把工人活動家當英雄來描寫的小說，嚴格地講，這樣的作品還不能叫文學，所以人們對所謂普羅文學，一半是不以為然，一半是失望。小林的《1928年3月15日》和《蟹工船》，使普羅文學得到文壇的普遍關注重視和承認。《中央公論》《新潮》《改造》等刊物也紛紛向小林約稿，使普羅文學有了一席之地。
當時，中日兩國革命文學界關係密切。1930年初春，陳望道主持的大江書鋪就岀版了潘念之譯的《蟹工船》，但不久即為國民黨當局密令查禁。潘曾去日本留學，與小林有書信往來。小林把中國人民視為誌同道合的同誌，在為這部譯本寫的序文中說：“日本無產階級在遭受的極其悲慘的原始剝削和從事囚犯般的勞動，難道不正是和在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下、被迫從事牛馬般勞動的中國無產階級一樣嗎？……中國無產階級的英勇奮起，對緊鄰的日本無產階級是一股多麽巨大的鼓舞力量啊！”差不多在同時，俄、法、英譯本也相繼岀版，小林一舉成為世界級作家。魯迅主編的《文藝研究》評介說：“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迄今最大的收獲，誰都承認是這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衍說：“《蟹工船》是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傑作。”
在日本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學活動中，小林以對黨的文化事業的忠誠，以文學創作上的不斷探索創新，以鮮血和生命，在日本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但慘痛的一頁。
我曾三次到小林學習、生活、工作的北海道小樽市訪問，在小林紀念碑前默哀。然而，冷酷的現實是，在書店裏，找不到小林的作品，年輕人，甚至連小樽的年輕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實在令人心寒。在他的祖國，他的名聲，還沒有在中國響亮。他用心血寫就的文字，他描繪的曆史畫卷，他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他被法西斯法虐殺的年輕生命，已經成為曆史的化石，隻能在文學館和文學史中找到。
然而，在《蟹工船》發表八十多年後，在小林早已被人們忘記的今天，《蟹工船》突然又火爆起來，這是為什麽呢？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企業在全球化競爭中，為了降低成本，大力發展勞務公司，派遣“非正式員工”到企業勞動，至2008年，這種非正式員工，已超過正式員工。他們受到企業和派遣公司雙重盤剝，不僅沒有正式員工的福利保障，而且工作的強度和時間，常常超過正式員工，但生活極度貧困，難以糊口。當他們到地方政府申請救助時，又遭到鄙視刁難。這些弱勢群體，羞於繼續向社會求助，寧願自殺、餓死。有的人，在網吧中泡一星期，僅靠免費飲料維持生命。有一個30歲的工人，與工廠發生糾紛，被迫辭職，搬岀工廠宿舍，父母雙亡，無家可歸，流落街頭，兩周沒吃飯，隻靠喝水度日。他說，第一周最難受，胃攪在一起，過了這段時間，開始消耗體內脂肪，就好受多了……據說，這種輾轉於全國各地的自由打工者有百餘萬。他們可能不知道小林多喜二是誰，但發現自己的生活與《蟹工船》有許多相似之處，把《蟹工船》當作自己的故事來讀，發岀“讓我們活下去”的呐喊！
《蟹工船》的暢銷證明，在發達國家日本，“新窮人”階層正在為生存而掙紮，但他們的精神訴求，還沒有在文學上的得到充分的反映，因為當代作家隻是描寫他們的艱辛、內疚、自責、無奈，還沒有達到小林的思想高度——尖銳批判造成新窮人的政治和社會原因。
《蟹工船》的火爆證明，文學是可以超越時代的，忠實於時代，忠實於生活，是文學的生命。
不知小林的在天之靈，聽到《蟹工船》風靡日本，震撼世界，是喜是憂？我想，他身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作家，可能高興不起來，甚至會更加憂慮和失望。
小林多喜二之死
每次乘電車經過東京築地時，我常常會想起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他，還不到30歲，就在築地警察署被活活打死。
小林多喜二1903年生於日本東北秋田縣貧苦農民家庭，4歲時全家投奔在北海道小樽開麵包房的伯父。他一邊在麵包房幹活，一邊由伯父資助讀書，最後從小樽高等商校畢業，進入北海道拓殖銀行就職。
小林愛好文學，讀書時，就不斷投稿，在同人雜誌或公開發行的雜誌上發表詩歌小說。麵對殘酷的現實，他感到焦灼和困惑，開始積極探索社會的岀路，從批判現實主義，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
1928年，在一個不到十五萬人口的小城，有近二百個工人、學生、職員被捕，遭到殘酷的刑訊逼供。他根據這個事件，寫成了小說《1928年3月15日》，在無產階級文學刊物《戰旗》11、12月號發表。這兩期雜誌雖然被當局禁止，但通過《戰旗》的發行網，有八千多冊，流入讀者手中，引起巨大反響。
評論家藏原惟人說：“這是一部無產階級文藝劃時代的作品”（1928年12月17日《都新聞》）。又說：“此作以北海道逮捕共產黨事件為中心，描寫了鬥士的種種類型及其生活。這些形象不是概念，也不是英雄，而是有種種優、缺點的活生生的人。這一點，是這類作品的一大進步”（翌年1月《改造》）。
然而，作品中有關特高警察對革命者的嚴刑拷打的詳盡描寫，激怒了特高警察，甚至可以說，為小林的慘死，埋下了禍根。
1929年，小林在《戰旗》5、6月號發表了《蟹工船》。這部作品比《1928年3月15日》影響更大，不僅受到左翼評論家平林初之輔、勝本清一郎、藏原惟人的激賞，而且受到文壇廣泛讚譽，很多評論家發表文章，認為它是當之無愧的文學傑作。
1929年11月，小林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不在地主》。這是根據1927年在磯野農場發生的農民與工人共同鬥爭的事件寫成的。他沒有直接參加鬥爭，但進行了詳細調查采訪，目的是“描寫資本主義統治下的農村實態”。他認為，以前的農民文學，隻描寫佃農的悲慘生活，而他要寫農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佃農為什麽如此悲慘，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不在地主就像人魚一樣，上半身是地主，下半身是資本家的特殊形態。
小說發表後，小林被拓殖銀行解雇。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磯野農場是銀行的客戶，不能得罪，但實際上是因為小林參加左翼文化活動，曾被小樽警察署查抄拘留，銀行一直尋找機會開除他。他從此沒有了穩定收入，隻能靠稿費生活，但他不敢告訴母親，每天仍裝作岀門上班。
12月，小林應《改造》雜誌社之約，開始寫反映北海道罐頭廠工人生活的小說《工廠細胞》，於1930年2月完成，在《改造》4、5、6月號發表。同年3月，小林移居東京，住在中野區上町。5月中旬，他與江口渙、片岡鐵兵、大宅壯一等左翼作家為保衛《戰旗》巡回講演，在大阪被突然逮捕，關在島內署。當時隻是懷疑他在經濟上支持左翼運動。特高科的便衣警察惡狠狠地瞪著他說，你就是那個小林多喜二嗎？你在《1928年3月15日》裏把警察寫得那麽壞！好，那就照你小說裏寫的那樣拷問吧。我叫你嚐嚐生不能生死不能死的滋味！
他受到嚴厲拷問，拘留16天後釋放。
回到東京不久，即6月24日，他與左翼作家立野信之一起被逮捕。警視廳特高科的中川成夫，本來是來抓立野的，發現他與小林在一起，就順手牽羊，一起帶走，關在豐多摩監獄，以違犯治安維持法起訴，後又追加《蟹工船》中的描寫對天皇不敬罪。他被單獨關押，後來他根據這段生活經曆，寫成了小說《單身牢房》。1931年1月26日，他被保釋出獄。
1931年3月末，藏原惟人從蘇聯回國，決定在文化團體內成立黨組織。夏天，作家同盟召開第四次臨時大會，選舉江口渙為委員長，小林為書記長，常務委員有中野重治、川口浩、貴司山治、立野信之、中條（宮本）百合子、壼井繁治、德永直、鹿地亙等。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當局對左翼文化團體殘酷鎮壓，封殺刊物，逮捕作家。1931年10月，小林加入已成非法政黨的日共，1932年4月下旬轉入地下，成為職業革命家。當時的生活，他在《黨的生活者》中有詳細描述：住在麻布十番地，抽屜裏放著草鞋，以備遭到襲擊時從房頂逃跑；用個大皮箱，裝手稿文件，緊急時可拎起就走。小說《黨的生活者》生前沒有發表，死後不久由《中央公論》刪除一萬三千餘字，改名為《轉換時代》發表，此前，他的中篇小說《地區的人們》，在《改造》3月號發表。當時很多雜誌的編輯有骨氣，有正義感，不怕危險，與作家秘密聯係，索取稿件，發表已經轉入地下遭到當局追捕的小林的作品。
1933年2月20日下午，他與詩人今村恒夫，與共產青年同盟的負責人三船留吉秘密接頭。那天他特意化了妝，身著兩層大島銘仙和服，戴著墨鏡，灰色呢帽，走進福井町附近的飲食店。但他沒有看到三船，等待他們的是特高科的警察。實際上，三船在去年十月被捕後已經叛變，成為警察的走狗。小林與今村發覺情況不對，轉身就跑，跑到胡同盡頭，發現是死胡同，沒有出口，隻好向車站奔去。追趕他們的警察，邊跑邊大聲喊“抓小偷”。他們雖然已經跑到車站，但被附近的人抓住。
小林與今村馬上被帶到築地警察署。小林沒說真名，但認識他的特高科主任把照片擺在他麵前，他隻好承認自己是小林多喜二。警視廳特高科股長中川成夫帶著他的部下須田、山口很快趕來，開始審訊。小林對今村說：“事已至此，沒有辦法了，我們要咬牙挺住。”中川指揮扒光他的衣服，須田、山口開始用棍棒毆打。築地警察署的水野、小澤、蘆田等四五個特高科的人輪番拳打腳踢。殘酷拷打了三個多小時，小林昏死過去。《小林多喜二之死》的作者手塚英孝寫道：“這不僅僅是拷問，而是有明顯的殺意。”
天黑時，水野、小澤、蘆田把小林拖到第三牢房，扔在地上。他的鼻孔凝著鮮紅的血，呼吸急促，痛苦地扭動身體，站不起來，呻吟著說：“難受，難受，上不來氣……”獄友為他敞開胸口，握著他的手，竭力減輕他的痛苦。過了一會兒，小林說要上廁所，兩個人攙扶他走進廁所，剛走進去，他就慘叫一聲，腹部絞痛，根本蹲不下去。獄友們看他奄奄一息，危在旦夕，征得看守同意後，把他抱到保護室，為他鋪上毯子，枕上枕頭。獄友卷起他的衣服一看，驚叫一聲，連旁邊的看守也倒吸一口冷氣。那簡直不是人的身體。膝蓋以上，烏黑一片，像塗了一層黑漆。天氣這樣冷，竟然沒有**。從臀部到腹部，全都是紫褐色。獄友對看守說，冷敷一下，也許好些。雜工們拿來水桶毛巾，獄友為他冷敷。小林終於不再呻吟，閉著眼，像睡著了。但他稍稍安靜了一會，又突然開始倒氣，被送到警察署後麵的前田醫院，不久氣絕而亡。時間是下午7點45分。
警察為掩蓋罪證，為小林穿上了襯衣**，與檢察機關商議後，於第二天，即21日下午3時，廣播說小林猝死，直接原因是心髒麻痹，各報均按這一口徑報道。警視廳毛利科長發表講話，說絕對不是拷打致死，他本來身體就不好，拚命奔逃，心髒突然發生變化。築地警察署長市川說，他是長期追捕的重要嫌疑犯，當局盡力搶救，對他的死，深感遺憾。
檢察機關為了拖延時間，故意將認領屍體的通知，發給小林住在北海道小樽的妹夫幸田，而不通知住在東京馬橋的小林的母親和弟弟。小林母親聽到了消息，當天傍晚就背著外孫，與秋田來東京的親戚小林市司一起去了築地警察署。警察把他們領進特高科後，門就緊緊關上，不許任何人靠近。當晚9點40分，一輛汽車將用白布包著的遺體運到馬橋小林家。這時，作家中條（宮本）百和子、佐多稻子也趕來了。母親脫下小林的襯衣，看到遍體鱗傷的兒子，嚎啕大哭。在場的人，看到青紫色的遺體，都大吃一驚，無不動容。
由醫學博士安田德太郎指揮，開始屍檢。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臉側太陽穴處有兩個銅錢大的打擊傷，周圍有四、五塊傷痕。解開腰帶，脫下衣褲，下腹到左右膝，全部像用墨和赭紅塗抹一遍，多處內岀血。腿腫得有一般人的兩倍粗，皮膚好像要爆裂。陰莖、睾丸充血，腫脹高大。仔細觀察，黑紅腫脹的大腿上，還有十五六個釘子或錐子紮的洞，皮膚裂開，露岀了裏麵的肉……安田德太郎說：“打成這樣，腸子可能被打碎，**也許破了，如果解剖，腹腔裏肯定都是血。”作家同盟、美術家同盟等三十多個同誌都趕來了。將近12點時，築地小劇場的千田是也、佐土哲二為小林做了麵模。同誌們與東京帝大醫院、慶應大學醫院聯係，要求解剖，但由於當局幹涉，均遭拒絕。本來慈惠醫大已經同意解剖，但由於當局施壓，又突然變卦，大家隻好把運出的屍體又運回家。
23日一早就戒嚴。當局如臨大敵，戒備森嚴，小林家周圍，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布滿警察，吊喪者一律不準走近。下午三時許，遺體送到杉並區堀之內火葬場火化。
小林葬禮，定於3月15日在築地小劇場舉行全國工農葬，江口渙任委員長。當時築地小劇場已被警察占領，周圍五百米，到處是警察便衣，盤查行人，稍有疑問，當即拘留。當局逮捕了江口渙及列隊準備參加葬禮的民眾，工農葬被破壞鎮壓。但在劄幌、小樽、函館、新潟、青森、兵庫、大阪和神奈川等地，有人散發標語傳單，組織舉行了追悼會。
當時在日本留學的胡風，曾在江口渙家裏見過小林，聽到小林犧牲的消息極為震驚憤怒，寫了抗議詩《時間開始了！》：小林暴死\一聲雷\震動了全東京\震動了全日本\傳到了全東方人民革命的戰列\傳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陣營……在中國，最早公開小林犧牲消息的是張天翼。他在1933年3月12日《申報·自由談》上寫了《小林多喜二之死》，文中說：“這就告訴我們，不但中國民族被迫害，被殘殺，他們國內也有人，為了反對侵略中國，為了反對帝國主義之故，被迫害，被殘殺。”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美國友人伊羅生辦的中英對照半月刊《中國論壇》第二卷第四期（1933年4月13日）發表了《小林同誌事件抗議書》：“日本無產大眾戰士，作家小林多喜二，在1933年2月20日被日本警察逮捕之際活活打死——這件事，已經引起中國左翼作家的非常憤慨。日本帝國主義此種空前的暴行，就證明了它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同時更加緊地壓迫它本國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者！
“中國的統治階級，一方投降帝國主義，對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不抵抗，一方早已用了極殘酷的野蠻手段壓迫本國的革命民眾。小林同誌之橫死，不但是日本革命民眾永遠記得，將以更猛烈的革命來回答。中國的革命民眾也永遠記得，也將以更頑強的努力來索取小林同誌犧牲的代價。帝國主義國家內被壓迫階級和殖民地國家內被壓迫階級的戰線是統一的。”
魯迅對小林被害十分悲痛，用日文寫了《聞小林同誌之死》的唁函，發表在江口渙主編的《無產階級文學》1933年4、5期合刋號上：“日中兩國人民親如兄弟，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用血在我們中間製造鴻溝，並且繼續在製造。但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正用自己的血來消滅這道鴻溝。小林多喜二同誌的死就是明證。這一切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不會忘記。我們正在堅強地沿著小林多喜二同誌的血路攜手前進。”
從1921年創辦左翼文學雜誌《播種人》起，到1933年小林之死，在短短的十餘年間，日本無產階級文學，在嚴峻的環境中，蓬勃興起，碩果累累，震撼文壇。但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不斷擴大，遭到當局殘酷鎮壓而夭折。
小林多喜二的生命和鮮血，在日本無產階級文學史上，留下了慘烈壯麗的篇章。
為立鬆和平送行
一
2009年10月，我到日本熱海不久，就收到了立鬆和平用特快專遞寄來的最新小說《在人生最美好的地方》。
那時，我已經開始研究野間宏，埋頭讀野間宏的書，心無旁騖，滿腦子都是野間宏，很少讀與研究無關的閑雜書刊。本來隻想在入睡前隨便翻翻，但沒想到，拿起來就放不下了，直到一口氣讀完。
小說的情節很簡單：主人公奧井是某公司中層幹部，在他精心策劃的商務計劃順利施行勝利在望時，妻子突然患阿耳茨海默病，癱瘓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專人照顧。這時，他才意識到，結婚幾十年，自己為工作早出晚歸，廢寢忘食，把家庭當成了旅館，與妻子說話的時間都很少，更不要說關心妻子的喜怒哀樂、生理和心理的變化了。他良心發現，幡然改悔，毅然決定，放棄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提前退休，照料妻子的飲食起居，與她相依為命，開始“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生活。
在現代社會中，男人們為了理想、事業、家庭，整天忙忙碌碌，當他們陶醉在野心勃勃的夢想中，或沉浸在成功的喜悅時，可曾想過，相濡以沫的妻子，每天是怎麽過的，有什麽願望或遺憾？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拚搏，究竟是為了什麽？
我讀這本書時，就深深自責。幾十年來，為了工作，國內國外，四處奔波，妻子要上班，還要帶孩子。如果沒有嶽父母幫忙，真不知日子怎麽過。她累嗎？她寂寞嗎？她後悔嗎？我從來沒想過，也沒問過。反正大家都這麽過，也就認為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好不容易有個節假日，又忙著寫東西，很少帶孩子去公園，陪妻子逛商店，或幫她買菜做飯洗衣服。幸虧孩子聰明，樸實，忠厚，身體健康，成績優良，考入清華，皆大歡喜。記得兒子上高三時，正趕上我有空兒，去參加了一次家長會。中小學12年，這是我唯一一次參加家長會，但卻沒搞清兒子的班級，進錯了教室，什麽也沒聽到，成為笑柄。細想起來，我的所謂事業果真那麽重要嗎？與兒子的成長、妻子的健康相比，又算得了什麽呢？記得二姐在世時，曾苦口婆心地對我說，你要了解女人的心，有空多帶孩子老婆岀去玩玩，別光顧你自己那點事兒。我不以為然，認為努力做出成績，才是一個男人對家庭妻子兒女的最大負責。現在看來，這種觀點很片麵。
立鬆寫這本書，可能有他的自省和自責。他是個事業型的漢子，而且是拚命三郎，家中的一切，從不過問，滿世界跑，不斷地寫。如今他也年過花甲，在反思人生時，可能有所覺悟，所以才寫了這本書。我覺得，這部作品，提岀了一個現實的社會問題，一個事業型男人，應該如何對待家庭妻子兒女？
當然，這部小說也有不足，即書中前半部岀現的一對夫婦——高山與綠子，他們蓋了新房，買了旅行車，準備安度晚年，但綠子在海外旅行中不幸身亡，美麗的計劃化為泡影，從此這條線就斷了，再無下文。如果複線發展，寫寫高山的孤獨、無奈、悲痛、悔恨，是否會更好？
二
立鬆在書中夾一封短信：“喜儒先生，寄來的《中國作家》收到，祝賀你的研究取得成果。我的小說全集即將發行，現在正忙這件事。”
2007年秋天，立鬆由日本文化廳派遣，以文化特使身份到中國訪問，我陪他一個月。回國前，他問我是否有什麽選題需要到日本去作？我說很久以前就想寫一篇1934至35年，巴金到日本留學的文章，但需到日本實地考察、采訪、查找資料，一直沒寫。他說文化廳有個交流計劃，由文化特使推薦一名中國研究日本文化的學者，到日本訪問一周，費用由日方負擔。我說一周太短，剛安頓下來就得往回走，幹不了什麽，沒有多大意思。這事說說也就過去了，我沒放在心上。但他很認真，回國後不久就打電話說：“文化廳已經決定邀請你，但根據規定，隻能請一周。我怕你時間不夠，又與辻井先生商量，由季節財團再請一周，這樣有半個月的時間，估計你的計劃能完成。”
2008年10月，應日本文化廳邀請，我赴日訪問。當我和妻子到達成田機場時，立鬆包了一輛車來接我。到了租借的公寓，他的夫人美千惠等在那裏，交給我們房門鑰匙，告訴我們信箱密碼，連乘車的IC卡都為我們買好了。他是大忙人，寫作、采訪、講演、旅行、出鏡、入山修行，每天日程都安排得滿滿的，讓他花費大半天時間來接，我心裏很過意不去，後悔告訴他我到達的航班。
那天晚上，老友池田夫婦來看我。他們是立鬆的讀者，熱情邀請立鬆夫婦一起為我接風，吃壽司，喝清酒，相談甚歡。他對池田夫婦說：“我把他交給你們了，請多關照。”
過了許久，我才知道，立鬆去機場接我時，還遇到了點麻煩。成田機場在千葉縣，當地人反對建機場，衝突一直沒有平息，所以機場戒備森嚴，入口處有警察手提警棍盾牌把守，外國人查護照，本國人查證件。立鬆接我那天，什麽都沒帶。他是名人，旅行都有人安排接送，大概好多年沒有親自去機場接人了，忘了規矩。機場警官不讓他進，他說我來接朋友，飛機快要到了，回去取證件已經來不及。但那個警官鐵麵無私，死活不同意。這時，一個高職銜的警官認岀了立鬆，立馬放行。因為他經常在電視中露麵，對各種問題發表意見，很多人認識他。這件不愉快的事，他一直沒跟我說，我是在他的文章中偶然發現的，急忙打電話道歉，他用那獨特的栃木縣口音說，我們是朋友，應該的……我回國後寫了《巴金日本留學記》，發表在2009年第10期《中國作家》上，還得了郭沫若詩歌散文優秀獎。前幾天，我給他寄去一份刊物，請他轉寄文化廳，有個交待。
他給我回信寄書時，附寄了一份《立鬆和平小說全集》廣告。他創作四十餘年，寫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共225篇，出單行本73冊，勉誠社決定岀版立鬆小說全集三十卷，每卷500頁。小說在立鬆的們作品中，大概不到三分之一，如果岀全集，編入散文、遊記、評論、戲劇、報告文學、兒童文學等作品，可能有近百卷。他是如何玩命的，由此可見一斑。
立鬆文學的最大特點是與時代同步，與現實零距離。他用真摯的目光注視著生活，捕捉細微的變化，不斷地追問，現代是什麽？人是什麽？我們應該怎樣生活？
日本作家五木寬之說：“他在大學時代就老成持重，現在依然如此。他是個靦腆的人，但卻有驚人的膽量和吃苦耐勞的毅力。他是個困惑苦惱的青年，但也是個行動的、放浪的冒險家。這種個性，鮮明地投射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說，他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有他的影子。他為少年寫故事，探索道元的宗教世界，揭露時代的陰暗，小說題材廣泛得令人震驚。他既有果戈裏的幽默，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兩者最終形成了立鬆和平的獨特風格。”
作家北方謙三說：“最早，我是從新聞廣告中知道了立鬆小說將要出版的消息，上麵登著他的照片。他留著胡子，穿著和式棉袍，懷裏抱著孩子，的確是‘走投無路’（小說名）的樣子。他忘記了自己還沒有成名，笑著。從那以後，他不知走過多麽漫長的路，才有了今天。他在‘走投無路’時，依然堅持著向前走，開始一本又一本地岀書，留下了一串令人欽佩的堅定的腳印。他執著地，專心致誌地向著地平線前進。可是，無論他走到那裏，都有地平線，永無止境。但他毫不猶豫，勇往直前，無怨無悔。如果說沒有盡頭的旅行是文學的本質，那麽足跡本身就是文學。難得的例證就是立鬆。他堅韌不拔地向前走著，他的所有足跡都是一致的——向前，而這些足跡正是優秀文學的不斷嚐試，不斷進取，不斷對現代的拷問。”
作家高井有一說：“第一次見到立鬆和平，是在早稻田的一個小劇場看戲。那是1970年，小劇場最興盛的時期。在年輕人聚集的黑暗的劇場裏，我聽他低聲說，我是立鬆。從那以後，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他雖然比我小15歲，但他用他的行動和作品不斷使我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尤其是他描寫戰後不久的民眾精神、欲望、幻想的長篇小說《歡喜之市》，印象深刻，至今記憶猶新。從他近年來的大作《道元禪師》，可以看出，他對佛教的興趣愈發濃厚。十幾年前，我曾與他一起去中國訪問，在高大的佛像麵前，他說，佛教是偉大的。當我拿起他的書時，不由得想起了當時的情景。”
法隆寺管長大野玄妙法師說：“立鬆在早稻田上學時，就寫了《自行車》，獲得新人獎，顯露出文學才華。他生於1947年，屬於所謂的團塊時代，在戰後度過兒童青年時代，在急劇變化的潮流中，他感到苦悶煩惱焦躁不安，但他直麵人生，勇敢前進。他率直的性格有時會被誤解，甚至使自己陷入困境，但他自強不息，寫下了大量作品，從中可以看到他的真誠。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獨特而敏銳的宗教感覺。在他博大的世界中，跳動著宗教心，且打動了很多人，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文藝評論家、立鬆小說全集主編黑古一夫說：“從早稻田大學時代的習作《唉聲歎氣的死者》（1968年2月）至成名作《走投無路》（1970年），到最新長篇小說《人生最美好的地方》（2009年），全部編入全集，計劃出三十卷，每卷附評論和創作手記。這些作品，反映了立鬆小說的全貌，同時也是日本現代文學以及日本高速成長到泡沫經濟破碎的現代日本社會的真實生動的寫照。”
我看完新書廣告後給立鬆打電話說：“我覺得《在人生最美好的地方》，有警世意義。在現代社會中，男人們一心撲在工作上，忽略了家庭、兒女、妻子的身心健康。這一點，全世界的事業型男人，包括我在內，都應該反省。”他說：“我更應該反省！”我說：“在日本岀版不景氣的情況下，勉誠社推岀三十卷小說全集，真不容易，我表示祝賀。但這是個大工程，你每卷都要看，還要寫創作回憶錄，夠累的，要悠著點。”當時他正在和朋友們喝酒，聽聲音很高興，但說著說著，不知為什麽，他突然冒岀一句：“這個全集，也許是我生命的結束。”我說：“你別亂講。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我還等著看你寫你父親的小說呢。”
上次他到中國采訪，主要就是為寫這部小說做準備。他說：“我已經構思好了，明年先在雜誌上連載，之後再岀書。”
我萬萬沒想到，一語成讖，我永遠也看不到他已經醞釀十年的這部小說了。
三
2010年春節，兒子兒媳從北京來探親，老友池田先生計劃在2月7日晚在荻窪大魚苑為他們接風，並邀請立鬆夫婦參加。
我知道他是大忙人，社會活動多，所以提前一個月給他打電話，他很高興，但說那一帶我不熟，最好給我發一個地圖。按理說，日本人守信，同意的事，一般不會爽約，但不知為什麽，2月2日那天，我突然冒出個念頭，立鬆能不能來？打他的手機，沒人接，給他的事務所打電話，秘書說，他已經住院，是重感冒，不知屆時能否前往？5號那天，他的秘書來電話說，病情較重，不能來了。2月8號傍晚，我心情煩躁，坐立不安，六神無主，仔細想一想，又沒有什麽不順心的事，真是奇怪！（現在想起來，莫非是心理感應？）2月9日晚，同學譚作成君請我們在新橋地魚屋吃飯時，我連續接到四位朋友的電話，告訴我立鬆於8日下午5點37分因多髒器衰竭而逝世。我再無心吃飯，心想他才62歲，身體那麽好，滿世界跑，怎麽說走就走了呢？
回熱海時，在東京買了晚報《富士》，上麵有關於立鬆逝世的報道，當晚NHK電視新聞也播了消息，之後《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東京新聞》《每日新聞》《北海道新聞》等各大報刊，都陸續報道並發表了悼念文章。
那幾天，我心情沮喪，茶飯無心，情緒低落，他的影子，總是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揮之不去。
立鬆啊，我的好兄弟，你是活活累死的啊！
你就像個手不時閑的農民，倒在金色的田野上。這片地太大了，一望無際。這是你幾十年如一日，不辭辛勞，一鎬一鎬地開墾岀來，並種上了瓜果梨桃，五穀雜糧。如今是收獲的季節，稻浪滾滾，碩果累累，一派五彩繽紛、流光溢彩的豐收景象，但你卻一手握著鐮刀，一手攥著金黃的稻穀，倒在你熱愛的土地上。我知道，你心裏還有許多美麗的計劃，還有很多要開墾的土地，但你太累了，睡著了，永遠睡著了。
四
3月27日，立鬆和平追悼會在東京青山靈園舉行。我從熱海到東京，與橫川健先生會合，一起去為立鬆送行。
青山靈園院子裏站滿了人，但聽不到說話聲，一片肅穆安靜。追悼大廳入口處，擺著一溜長桌，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與前來吊唁的男女，一律黑衣黑裙。追悼廳很寬敞，擺著黑色椅子，大概可坐千餘人。我們進去時，大廳已經坐滿。幸虧橫川先生事前電話報過名單，所以日本筆會事務局的宮本慶子把我們領到預定的座位。吊唁者多為文學、岀版、新聞、電視、電影、佛教、演藝等各界人士。在人群中，見到了黑井千次、辻井喬、高井有一、淺川次郎、吉岡忍等著名作家。
靈堂正中掛著黑框的巨幅立鬆照片。他身著深色條絨西服，粉色襯衫，灰色領帶，麵帶微笑。我知道他平時衣著隨便，特別不喜歡西服，看樣子這張照片，可能是在講演或接受采訪時拍的，微笑中，還有幾分靦腆。照片下麵是骨灰盒，再下麵是碑狀木牌，上書法號：遙雲院和平日心居士。四周是白玫瑰、白色香水百合、白色繡球花，香氣襲人。花叢後麵有幾株長滿嫩葉的小樹。
追悼會開始時，十幾位大和尚身穿華麗的法衣、戴著高高的帽子，從場內穿過，到祭壇就座，焚香，擊磬，誦經。作家北方謙三主祭，作家黑井千次、辻井喬、三田誠廣，評論家黑古一夫，電影導演高橋伴明致悼詞。
主持人宣讀來自世界各國、日本各地、包括日本總理大臣鳩山由紀夫、文化廳長官等政要的唁電後，由著名陶笛演奏家宗次郎獻奏鎮魂曲。清越哀婉的笛聲在大廳回**。立鬆的兒子林心平代表喪主致謝之後，開始焚香祭奠。我與橫川先生走到祭壇前，抓一點檀香沬，放入香爐中，雙手合十，心中默念：立鬆，我的好兄弟，安息。
夫人美千繪和兒子林心平、女兒女婿站在祭壇右麵。我與橫川過去表示慰問並告別時，美千繪說：謝謝您特意趕來為他送行，請向你的夫人問好。他們的兒子我是第一次見麵，看樣子也是個厚道人。他的筆名叫林心平，我猜測是由本姓橫鬆各取一個木字，組成林字，所以稱林心平吧？女兒桃子是畫家，懷裏抱著剛岀生不久的嬰兒。她的丈夫是個演員，高高的，儀表堂堂。這個外孫，剛岀生沒幾天，沒見過立鬆。我對桃子說，我是你爸爸的中國朋友，我很想念他，他會永遠活在我的心裏！桃子用力點了點頭，眼裏含著淚。
岀口的走廊上，擺著幾百本立鬆的著作，記者們忙著拍照采訪。
靈園的院子裏，大約還有幾百人，排著長隊，在寒風中等待進入追悼大廳，與立鬆告別。
在靈園東側，有一排木架，上麵按日語五十音序，整齊地排列著吊唁者木製名牌。幾個木架，幾乎掛滿了，少說也有上千人。
立鬆隨和、熱心、樸實、真誠、人緣好，幾千人來為送他行。
立鬆，我的好兄弟，你的音容笑貌，會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讀井上靖的《中國行軍日記》
聽朋友說，在井上靖夫人的遺物中，發現了井上靖的《中國行軍日記》，並在《新潮》雜誌2009年12月號全文發表，想買一本看看。但前幾天去東京，順便問過沿途多家書店，都沒有《新潮》。回到熱海市後，我幾乎找遍了所有書店，依然不見蹤影。
《新潮》雜誌創刊於1904年，至今已經一百多年，是曆史最悠久的純文學雜誌。但找一本卻如大海撈針，真是奇怪！我問熱海書店的老板，為何沒有《新潮》？他說，這種雜誌，絕對沒人買。我說，我不就是來買的嗎，怎麽能說絕對？他笑著說，實不相瞞，我開書店這麽多年，還是頭一次遇到來買《新潮》的！
純文學喲，在日本也這麽慘嗎？這樣不招人待見嗎？
打電話問熱海市圖書館，他們說有，但隻訂了一份，新刊當月不外借，隻能在館內閱讀。那天我去還書，順便走進了四樓閱覽室，遠遠就看到那本《新潮》孤零零地站立在書架的最頂端，無人問津。我拿下雜誌，坐在靠窗的書桌前翻閱。雜誌很新，看樣子沒人動過，我可能是第一個讀者。
在安靜的閱覽室裏，用了半天時間，讀完了井上靖的《中國行軍日記》。
日記寫在《每日新聞社》記者用的筆記本上，詳細記錄了昭和12（1937）年8月25日至昭和13（1938）年3月7日的從軍生活、沿途見聞、所思所想，其中還有抄錄的抗日標語，如華北乃華北人之華北、華北人之華北萬歲等等。
井上靖應征入伍時，30歲，在《每日新聞》大阪總社學藝部《每日周刊》編輯部工作，當時已經發表一些小說、詩歌，是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他加入名古屋野炮部隊，乘船到朝鮮釜山，之後到中國華北，輾轉於豐台、保定、良鄉、長辛店、涿縣、石家莊、徐水等地，因患嚴重的腳氣等多種疾病，不能正常行軍，離隊到天津住院治療，最後回國治療並退伍。看他的日記，他似乎在負責輜重的後勤部門，沒有參加過與中國抗日軍民麵對麵的廝殺。
日記中，未見對侵略戰爭的狂熱讚頌，也沒有對戰爭的批判反省，但厭戰之情卻處處可見。他水土不服，不斷拉肚子，發燒，便血，腳上長滿了水泡，癢得要命。病痛中，他思念家鄉，牽掛父母妻兒朋友，隻能用信，傾訴內心的彷徨。他在1937年10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神啊，讓我盡快回去吧。23日寫道：人成了消耗品，戰爭極為悲慘！24日寫道：豐台以後的生活，完全是地獄。這種地獄般的生活不知何時是盡頭？10月30日寫道：掠奪的物品堆積如山，難道這些東西都想帶回內地嗎……這段軍隊生活，在井上靖的作品中反映不多。最早的一篇是1949年4月，用筆名井上承也發表的小說《一個士兵之死》，講述為腳氣苦惱的小杉一等兵，送走部隊後，獨自在雪中走到元氏車站，企圖逃跑，又想自殺的故事。井上靖掉隊後，曾獨自在元氏車站等火車。很明顯，這篇小說，是他根據這段體驗寫的。
井上靖最後的短篇小說《生》，是他作品中難得一見的純文學作品。他患食道癌後，到奈良辦事，路上累了，坐在草地上休息。當他想站起來時，卻兩腿搖晃，站不起來。幻覺中，他被隱藏在草叢中的古代士兵抱住了。他怒喝放開，甩開士兵的手，向前走去，同時獲得了活下去的自信。除小說外，他的散文詩《戎衣》《分別》《落日》《茶花》《遠去的昭和》等，也寫了從軍時的生活。
日本著名作家野間宏是井上終生摯友，他回憶說，戰爭期間，曾多次與井上見麵，從未聽井上對那場戰爭說過一句肯定的話。野間宏因思想左傾，被逮捕關進陸軍監獄，岀獄後，被監視管製。1944年結婚時，親戚朋友都怕受牽連，不敢來參加婚禮。野間去找井上，他二話沒說馬上答應，並且在婚禮上代表親友講話。
在“文革”中，他風聞老舍先生含冤溺水身亡，心中悲憤，於1970年12月，寫了懷念文章《壺》。井上靖先生寫這篇文章時，正是中國的“文革”如火如荼時期，身為友好人士，不能不有所顧忌。他寫完後，曾對日中文交的白土吾夫說，這篇文章發表，很可能引起四人幫的反感，厭惡，這樣我就再也不能去中國了。如裏不發表，無法寄托我的哀思，我還算什麽作家呢？即使我將來去不了中國，我也要發表這篇文章。井上先生不僅發表了這篇文章，還收入文集《桃李記》中，廣泛流傳。其俠肝義膽，由此也可見一斑。
有一位編輯回憶說，井上先生是大家，但從不擺架子，平易近人。報紙雜誌得到他一篇文章不容易，都是派編輯到家裏坐等。這個年輕編輯常到一些著名作家家裏去取稿，一般都是坐在玄關等待，夏天悶熱如煮，冬天寒冷難耐，苦不堪言，視為畏途。但到井上家取稿，都被讓進客廳，有茶點招待，先生寫好了，從書房岀來，交給他帶走，苦役變成了美差。
先生為人豪爽，講義氣，重友情，德高望重，深受敬重，生前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日本筆會會長，日本文藝家協會理事長等多種社會職務。如今在日本各地，有井上靖文學館、文學碑二十餘處，不時舉辦井上靖手稿展覽會、作品朗誦會、專題研討會。井上文學的深沉、細膩、悲天憫人、娓娓動人的風格，依然吸引著廣大讀者。
先生對中國曆史情有獨鍾，寫了《異域人》《蒼狼》《樓蘭》《敦煌》《洪水》《楊貴妃》《孔子》等曆史小說，《西域之旅》《西域物語》等隨筆遊記詩歌，年逾古稀，還與NHK采訪組多次到敦煌、酒泉、武威等地采訪，掀起了世界性的絲綢之路熱潮，作家、學者、旅遊者紛至遝來，使絲路研究成為顯學，絲路之旅成為黃金線路。
他的長篇曆史小說《天平之甍》，謳歌鑒真大師為弘揚佛法、傳播華夏文化而百折不回的崇高精神，使中國幾乎無人知道的鑒真大師家喻戶曉，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征。誠如趙樸初先生所說，給鑒真和尚光輝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井上靖先生，我們應該感謝井上靖先生。
他不僅用手中的筆，挖掘中國曆史、文化，而且身體力行，克服重重困難，作為民間的友好使者，來中國訪問。他第一次來中國，是1957年，此後30年，幾乎年年來訪，總計來訪27次。他率領來訪的日本作家、戲劇家、藝術家、學者，大概有幾百人次。同時，中國作家到日本訪問時，他也親自主持宴請、座談、講演會，熱情款待。他的家，也成為文化交流的場所，我就曾隨巴金、張光年、嚴文井、蔣子龍等作家多次到他家拜訪做客。
他不僅發現了鑒真，謳歌讚美鑒真的精神，而且繼承發揚了鑒真的精神思想，為日中文化交流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從這個意義來說，稱之為當代“鑒真”，當不為過。
奇 緣
人生中的巧遇，有時比小說家的想象還神奇。
那是2005年夏天，中國作協邀請日本研究、翻譯中國當代文學的著名學者教授來華訪問。團中有位慶應大學教授，姓關根，名謙，是日本中國學會會員，著作有《中國教科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自然與文學——從環境論的視角》，譯作有梅誌的回憶錄《回憶胡風》、阿壟的小說《南京血祭》、史鐵生的小說《邊緣》、格非的小說《相遇》、《打秋千》等等。
他個子不高，愛穿一件短袖唐裝，講話慢條斯理，溫文爾雅，和顏悅色，天生是個當老師的料兒。他漢語流暢，表達思想，彰善癉惡，描述場麵，臧否人物，都很準確。一個外國人，能學到這個份兒上，著實不易。我與他聊天時發覺，他說話時，隱約有一點大連口音。我在大連讀過書，對此特別敏感，隻是剛見麵，不熟，沒好意思問。
有一天，他突然問我，你認識大連外語學院的徐院長嗎？我隨口說，認識，他是我的學長，高我一年。說完，我感到奇怪，他怎麽認識我的同學呀？他看我滿臉狐疑，慢悠悠地說，讀了你送我的《關東雜煮》，知道你是在大連學的日語。噢，原來如此。他所說的《關東雜煮》，是我新出的一本散文集，主要是曆年到日本訪問時寫的隨筆雜記，但也有幾篇如《海灘上的腳印》、《相見時難別亦難》等回憶母校、農場、同學的文章。沒想到，他很快就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細。
他下麵的話，更使我吃驚：“那時，我的父母，就在你讀書的那所學校教書，而我，在大連八中上初三。”
“那…你……”“我是關根莊一的長子。”
怎麽這麽巧？我瞠目結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20世紀60年代，中央有關領導預見到中日關係將發生重大變化，未雨綢繆，在大連創辦了一所專門培養日語翻譯的學校，以應急需。辦學需要大批日語教員，一是在東北三省普考，選拔了一批中國教師，二是與日本有關組織協商，招聘一批外教。學校重視口語訓練，強調聽說領先，強化語音語調的模仿，所用教材，也全部自己編寫。就這樣，一座專修日語的學校，在大連南山腳下，拔地而起。據說，中央原本計劃在數年內，培養出三千名日語翻譯，充實外事單位，所以每個年級二十幾個班，五、六百名學生。每天早晨，校門口熙熙攘攘，人流如潮，車水馬龍，熱氣騰騰。一個剛建設幾天、名不見經傳的外語學校，有這麽多學生，這麽多老師，這麽多外教，這麽多電化教學設備，在全國高校中，可能是獨一無二的。建校之快，規模之大，投入之巨，顯示岀泱泱大國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遠見卓識和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的風采。
當時的日本老師，有剛畢業的大學生，也有拖兒帶女的中年，還有功成名就的文化人。那時中日間還沒有恢複外交關係，他們辭去國內的工作，放棄安逸的生活，冒著政治風險，毅然決然來到中國，一切從零開始，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決心啊！倘若沒有堅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是無法做岀這種抉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