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根莊一老師夫婦，是第一批來中國的教員。先生編寫教材，但也授課，琉璃老師教口語，雖然他們沒有直接教過我，但我認識他們，至今仍記得他們的樣子：莊一老師瘦痩的，戴黑框眼鏡，一派學者風度；琉璃老師胖乎乎的，穿一套深色套裙，和藹可親。可惜好景不長，1966年下半年，中國開始**，學校亂成一鍋粥，日本老師無書可教，全部回國，從此音信杳然。
那時，我18歲，關根謙14歲，雖同在大連讀書，但彼此並不認識。40年後，我們都已步入中年，在上海邂逅。更有趣的是，他學中文，翻譯研究教授中國文學。我學日語，研究翻譯日本當代文學，主持中日作家交流。他年年來中國，我也年年去日本。他有許多中國作家朋友，我也有許多日本作家知己。我們都在為同一件事奔忙：在中日之間架起文學交流的橋梁。不知是命運，還是緣分，使我們意外相遇，但我們卻像久別重逢而又誌同道合的兄弟，沉浸在驚奇、興奮、激動、回憶中……他告訴我，當年的老師們，從紅色中國回到日本，重新就業，非常困難。關根莊一老師來中國前，在福岡縣當高中國文教員，回國後，先在某機關報任職，擔任某一部門的負責人，後來專門研究教育，成為教育評論家。中國改革開放後，關根莊一老師1991年第二次來華，到西安外語學院教書，前幾年病故。琉璃老師原在醫院工作，回國後重操舊業，直到退休。如今，他繼承父親的遺誌，不但在日本教授中文，還不時來中國講學、交流。更可喜的是，他的大女兒，受父親和祖父的影響，也學中文，專攻中國現代文學，曾到中國深圳工作，目前正在日本攻讀博士，將來也想從事日中文化交流工作。
我萬萬沒有想到，在中國短短的兩年生活，會對關根老師的人生、家庭、子孫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使一家三代，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種超越國境民族，世代相傳的友情，彌足珍貴，令人感動。
我問他，你選擇中文，是否與在大連的生活有關？他點了點頭說，1966年秋，我與父母一起回到了日本，先是半工半讀上夜校，但不久，打工的那家公司倒閉了，沒有辦法，我又上高中讀了兩年，後考入慶應大學。因為英、法、德文不行，隻會點中文，就選了中國文學。在慶應大學讀完研究生後，到琦玉縣教書，當了十年中學教員。日本的教師，屬公務員，有穩定收入，有寒暑假，應該說是不錯的職業。但在教書時，特別是教夜校那幾年，學生厭學，教起來很費力。這時候，我對工作、甚至對人生都產生了疑問：教和學，本來是相輔相成的，隻是一方苦口婆心，嘔心瀝血，有什麽用？我生命的價值何在？想來想去，沒想出個頭緒，索性辭職不幹了。當時日中關係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兩國來往的人很多，我在中國生活過，對中國有感情，也想去看看。正好慶應大學的老師問我願不願去中國教書，我當然求之不得，於是在1988年至1990年，到西安外語學院教日語。
他說，中國的學生，與日本的學生不太一樣，他們勤奮、刻苦、努力、樸實，我與他們關係很融洽。當時我的月薪相當高，就請他們去吃羊肉泡饃、看電影。有一次我請全班同學看電影《黑太陽——731細菌部隊》，回來討論。大家很激動，發言踴躍。有的學生說，日本兵太凶殘了，簡直是禽獸。有的說，用活人做實驗，慘絕人寰。有的說，看完電影，再也不想學日語了……我對大家說，日本侵略中國時，我還沒有出生，但我身為日本人，有責任和義務了解正視曆史，思考為什麽會有這場戰爭，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是誰，真正受害犧牲的是誰？怎樣才能阻止戰爭？我認為，這是當時的日本統治者和日本的社會製度造成的罪孽。隻有對那場戰爭的責任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才會有兩國人民真正的友好。
他說，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世界出現了中文熱，日本也不例外，學中文的人很多，大約有百分之四十的大學生選中文為第二外國語。過去，隻有左翼人士才看中國的文學作品，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學生也看，他們想通過文學，了解中國社會，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的心情。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反映社會生活有力度。90年代以後，中國文學多元化，異彩紛呈，但也有脫離社會，脫離生活，絕對個人化的傾向。幾年前，我去英國牛津大學講學，明顯感到在全球化的今天，無論倫敦、東京、還是北京，文學的國家性越來越淡，人們的價值觀越來越接近，個性和欲望愈發明顯強烈。有人對文學的前途悲觀，但我認為語言藝術的魅力是不可替代的，永遠也不會消失。
臨別前，他送我一本譯作《南京血祭》（日譯名為《南京慟哭》）。書的封麵是暗黃色，上下是兩道黑色的鐵絲網，中間散落著殷紅的血滴。他說在研究胡風時，發現了這本書。作者阿壟，本名陳守梅，1907年生於杭州，小說家、文藝理論家，胡風七月詩派的著名詩人，作品有詩集《無弦琴》、報告文學集《第一擊》、詩論《人與詩》、《詩與現實》等數百萬字。他為了抗日，投筆從戎，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任陸軍少尉，參加“八·一三”淞滬會戰，負傷後離隊治療。1939年，他投奔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但在演習中眼睛受傷，導致舊傷複發。在西安治病時，他忍著傷痛，以詩人的**和軍人的敏銳，於1939年10月，即南京淪陷一年零十個月後，寫出了紀實小說《南京》。小說手稿榮獲“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長篇小說一等獎，但因為揭露了國民黨軍事當局在南京保衛戰中的戰略失誤，未能出版。1955年，阿壟因胡風冤案被捕判刑，1976年病死獄中。平反昭雪後，人們從退還的查抄物品中，發現了這部手稿，經人民文學出版社整理，更名為《南京血祭》，於1987年出版。小說描寫了南京失陷全過程和南京大屠殺，同時也謳歌了下級軍官和士兵同仇敵愾，用生命和鮮血捍衛民族尊嚴，與日冦血戰到底的無畏精神。
說句老實話，在此之前，我沒讀過阿壟的作品。是關根謙，使我認識了一位在民族危亡時，用鮮血和筆與日本侵略者英勇搏殺的中國作家。我也佩服關根的良知和勇氣，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竭力否認南京大屠殺，不斷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篡改曆史的時候，他毅然翻譯出版這本書，告訴人們曆史的真相，以正視聽。我說，你譯這本書，不怕遇到麻煩？他說，曆史就是曆史，決不許文過飾非任意塗改。
2008年秋天，我應日本文化廳邀請，赴日采寫《巴金日本留學記》，遇見了日本戰後派代表作家野間宏先生的遺孀——光子夫人，交談中突然萌生了申請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研究野間宏的想法，但按照有關規定，必須有指導教授，於是我請關根謙幫忙。他開玩笑說，濫竽充數可以，但我指導不了你，隻能掛個名。我說，把野間宏的小說《陰暗的圖畫》、《臉上的紅月亮》、《真空地帶》與阿壟的《南京血祭》等中國抗日小說進行比較分析，從侵略者、被侵略者，加害者、被害者的雙重角度研究戰爭對人性的摧殘，值得下番功夫。
每年申請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學者很多，我又是第二次申請（第一次是1996年赴日一年，在著名評論家秋山駿教授指導下，進行《中日純文學之比較研究》），而且研究的課題比較冷僻，所以覺得可能性不大。回國前的一天晚上，我與妻子在西荻窪散步，過了一座小橋，聽橋下流水潺潺，駐足觀看，無意中發現，這座小橋名為關根橋，不由得一驚，我對妻子說，關根助我也，此乃天意。
果然不岀所料，我的研究計劃，順利通過。到日本後，關根謙在慶應大學文學部教授會上，推薦我為訪問教授，並請校長發了聘書，還為我辦理了借書證、研究室。他是文學部的副部長，.學、行政事務纏身，但為使我的研究能夠順利進行，精心安排，可以說，我想到的，他為我做了，我沒想到的，他也為我做了，就像一個熱心的小弟弟，細致周到，體貼入微。
研究課題完成後，我去看望琉璃老師，順便參觀了慶應大學日吉分校。慶應是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本部在東京三田，這裏雖是分校，但校園開闊清潔，建築典雅莊重，教室寬敞明亮，電子教學設備一應俱全。關根說，建校150周年時，天皇親自來祝賀，這在日本是很少見的。關根的研究室大約有三四十平米，門口那張繡著憨態可掬的熊貓的掛毯，特別醒目，靠牆的兩側是高高的書架，可能有近萬冊中日文圖書，像個小型圖書館。我送他的幾本書，擺在他辦公桌前麵的書架上。他說教學和文學部的行政工作占了他大部分時間，研究和寫作隻能靠節假日。他還特意找出莊一老師寫的《育兒變奏曲》《教師的基本常識》《十歲孩子的家庭教育》等著作，他說父親回國後，致力於教育研究，寫了三十多本書，你如果需要，我找齊給你寄去。
關根家在新橫濱，是一棟獨立的二層小樓。他妻子性格爽朗，舉止端莊，待人熱情，在醫院工作，尚未退休，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他們有四個兒女，都已獨立。琉璃老師今年88歲，頭發稀疏雪白，腰也彎了，但耳聰目明，頭腦清晰，隻是吞咽困難，一頓飯要吃很長時間。她特意找岀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拍的照片，告訴我這是誰，在那兒拍的。她還記得一些中國話，如你好、好吃、謝謝。說完，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說，幾年前，我到日本長野縣上田市訪問時，找到了我的啟蒙老師山越榮先生，三十多年沒見，她居然一眼就認出了我。老師記得最牢的學生，大概不是最好的，就是最糟的，我肯定是後者，因為她知道我不願學日語，想當作家。琉璃老師笑著說，不會，不會，你沒當過老師，不懂老師的心情。老師看到學生有抱負有成就，不僅高興，而且還會感到自豪和驕傲。
我說：“中國有句古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沒有老師從五十音圖開始教我們日語，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所以我一定要當著您的麵，說一聲謝謝。另外，我特意從中國給您帶來一個景泰藍花瓶，意思是祝您平平安安，健康長壽。您今年88歲大壽，中國稱米壽，我祝願您跨越白壽（99歲），進入茶壽（108歲）。”說完，我站起來，像小學生一樣，並攏雙腿，兩手垂直，恭恭敬敬地向老師鞠躬行禮。
琉璃老師的眼圈紅了，她緊緊握著我的手，眼裏閃著淚光。
胡風與慶應大學
餘生也晚，在胡風“岀事”時，還是個孩子，依稀記得大人們說，他是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罪惡滔天的大壞蛋。至於怎麽壞，如何反革命，不得而知。但那畢竟是發生在“天子腳下”的事，與咱們老百姓居家過日子沒有什麽關係，街頭巷尾議論一番之後，雨過地皮幹，人們依舊為柴米油鹽奔忙。
我沒讀過胡風的書，也不知胡風的文藝思想為何物？且以為他早已不在人世。直到作協工作之後，才聽說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是冤假錯案，已經平反，胡風還在，但已成廢人。胡風複出後，曾任中國作協顧問。在幾次會議上，我遠遠見過他，但沒說過話。他衣著整潔，坐姿端正，目光呆滯，神情憂鬱，一言不發。看到這位被冤案絞殺得奄奄一息的老人，心裏真不是滋味……我的朋友關根謙，是慶應大學教授，研究胡風，有論文《胡風事件三十五年及有關人員的現在》、《阿壟的‘南京’及其問題》，翻譯了梅誌的《往事如煙》等作品。我問他，為什麽對胡風感興趣？他說：“胡風曾在慶應大學讀書，是老校友、老前輩，他的坎坷命運，引起了我的關心和注意。”
1929年9月，胡風到日本留學。他一邊在東京神田東亞日語學校學習，一邊教授中文，同時還翻譯了蘇聯的科幻小說《洋鬼》，在上海出版。1930年，他認識了日本無產階級作家江口渙、小林多喜二，接觸馬列主義文藝理論。1931年，他考入慶應大學英文科，在畑教授的幫助下，成為半官費留學生，同時參加了日本無產階級聯盟領導的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的藝術研究會、日本反戰同盟、日共機關報《赤旗報》讀者俱樂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部、日本共產黨等組織，在雜誌《無產階級文化》發表介紹中國左聯的文章，認識了亡命日本的郭沫若，與聶紺弩夫婦等成立了《新興文化研究會》，發行機關刊物。
1932年冬天，日本反戰同盟召開遠東反戰會議，邀請中國代表參加，胡風回到上海，向《中國文化界左翼總同盟》（文總）報告遠東反戰會議及《新興文化研究會》情況，認識了馮雪峰、丁玲、周揚。1933年，小林多喜二被虐殺，他以文總的名義發抗議電。他的革命活動，引起了日本當局的注意，同年3月，警方以組織《新興文化研究會》、開展抗日宣傳為名，將他逮捕拷問，關押3個月後，與聶紺弩、周穎等人一起被驅逐岀境。六月，由周揚介紹認識魯迅。八月，任左聯宣傳部長，繼茅盾之後，任左聯書記。
胡風留日4年，廣泛涉獵了無產階級文藝理論，與日本革命作家密切交往，投身於左翼文化活動，對他的思想和人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胡風關在秦城監獄時，妻子梅誌曾去探望三次。在胡風給梅誌的信中，附有索要書目：日文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河上肇譯日文版《資本論第一卷》，森鷗外譯《浮士德》，日文版《普希金全集》《美學》《精神現象學》，辭典《廣辭林》《日漢辭典》《日英小辭典》《外來語辭典》……他在信中說：“森鷗外譯的《浮士德》、森太郎譯的《浮士德》，是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譯者也是同一人。兩種都很小，前者是岩波書店文庫本，後者是硬皮，那個都行，但最好是後者。岩波文庫的書很多，不太好找，找譯者名森鷗外，比較容找到。”
從信中看岀，胡風的日文藏書很豐富，而且他對書名、岀版社、作者譯者的名字都記得很清楚，可見認真讀過。胡風回國後，再沒有機會去日本慶應大學，與當年的同學、老師見麵。隻有這些帶給他思想、理論、信念的書，在淒苦絕望孤獨寂寞的牢獄中，與他相依為命，給他些許溫暖、慰藉。
徐博士與北京鐵鍋
日本人的菜鍋，都是平底，很淺，一不小心，菜和油就會濺岀來，妻子用著不順手，想買個類似北京用的深底鐵鍋，但去了許多商店，都沒有。一打聽，原來日本人不會炒菜，根本不用這種鍋。
一次與徐前電話聊天，說了買鍋的事，她說好像在什麽地方見過，但記不清了，有空兒去找找，說不定能踅摸到。我開玩笑說，你還是拉倒吧，一個堂堂文學博士，滿東京為我找鍋，這不是小題大做，浪費人才嗎？她也笑著說，我本來就是主婦博士、做飯博士。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收到她從東京寄來的快件，裏麵有日本產的北京鐵鍋（實際上是大馬勺），還有鍋蓋、擦鍋灶油汙的專用紙等日用雜物。徐前是個熱心人，慷慨大方，我每次來日本，不管是生活、工作、采訪，都經常麻煩她。
徐前、黃華珍夫婦，是我以前的同事、文友，算起來，已經相識三十多年了。
1970年，我從“接受再教育”的農場，分配到中國國際書店亞洲處日本科時，黃華珍已經在日本科工作好幾年了。他細高個，頭發自然卷，衣著整潔，文質彬彬，話語不多，印尼文和英文都不錯。“文革”後期，人們對無休無止的鬥來鬥去逐漸厭倦，下班後，許多年輕人無所事事，用打牌下棋消磨時間。但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見不到小黃，他喜歡讀書，總是在辦公室或宿舍，捧著一本書，沉潛其中，讀得津津有味。
徐前大約比我晚來一兩年。她是北京知青，到東北插隊，表現突出，被推薦到外語學院學日語，畢業後分配到日本科。她靦腆，不愛說話，開會也不吱聲，躲在人後，悄悄地坐著，領導點名叫她發言，她話沒出口，臉就紅了。機關經常辦黑板報、壁報，她的文章通達且有文采，在年輕人中，小有“文名”。我們交談不多，隻記得她講她八十多歲的老祖母，上樹打棗的故亊，笑得我們前仰後合。
日本科最興盛時，有二十來個人，大都是學日語的，從北大畢業的有四個，從北外、二外、上外、大外、外文局外訓班、北京外語學校畢業的有七個，在東北偽滿洲國時學過日語的有兩個，日本歸僑兩個，嫁給中國人的日本婦女一個，印尼歸僑三個，還有一個從北京語言學院世界語專業畢業的人，不知為什麽，也在日本科，真可謂兵強馬壯，人才濟濟。科裏年輕人占一半還多，喜歡起哄吹牛開玩笑，很熱鬧。
那時有機關幹部自帶幹糧、下鄉義務勞動的製度，美其名曰向貧下中農學習。當時，大家都二十多歲，血氣方剛，爭強好勝。記得有一次到郊區割麥子，人人“鉚”足了勁，想比試一番，爭個高低。我在農場勞動兩年，割過稻子，雖說不上手疾眼快，但大概弄個中上遊沒有問題。誰想到，比賽一開始，徐前就一馬當先，沒多大工夫，就把我們這些大老爺們兒甩下了幾十米。我們不服氣，不斷磨刀，像狼一樣嚎叫著追趕，汗如雨下。還有個傻哥們，手忙腳亂，把腳砍出了血。快到晌午時，天氣越發悶熱，大家看根本不可能追上，都泄了氣，說還是學宋江降了吧，躺在麥梱上抽煙休息，同時順便給她起了個外號“飛刀徐”。但這個外號隻在內部流行，沒有公開，因為它使我們想起麥田中恥辱的慘敗，丟人。
後來我到外語學院進修，不久又調到中國作協工作，與日本科的同事們來往就少了。那時小黃已經提拔為日本科副科長，與徐前結婚，我們住在同一棟筒子樓裏，偶爾還能碰見。我開始翻譯日本文學作品時，想起了文筆好的徐前，於是合作翻譯了黑柳徹子的《窗邊的阿徹》、《從中學生到女演員》（原名為徹子頻道），愛新覺羅·浩的《流浪王妃》，愛新覺羅·顯琦《清朝王女的一生》等，我主編立鬆和平文集時，請她和黃華珍譯了長篇小說《雷神鳥》。
徐前手快，但卻是慢性子，隻要火沒上房，她是不著急的。有時，馬上就到交稿日期了，她負責的部分還沒有弄完，我就嚇唬她：到時候交不了，這本書能不能出版，就難說了！她一聽有前功盡棄的危險，能三天三夜悶在屋子裏，靠吃牛肉幹喝開水，把稿子弄得幹幹淨淨交上來。與她合作中，我摸到了門道：她身體好，能吃苦，手快，認真，到了交稿期，不用著急，隻要“連蒙帶虎加威脅”，肯定齊活，她有這個本亊。
她和黃華珍到日本留學，相繼取得了二鬆學舍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我是很久以後才聽說的。我問過黃華珍，你二十剛岀頭就當了科長，本來可以按著升官圖一步一步往上爬，前途無量，怎麽突然想起留學來了？他說：“就是想學點本事。原來想到日本學國際貿易，兩年就回去，但老師看我坐得住，愛讀書，認定我是做學問的料，建議我學書誌學（涵蓋文獻、版本和目錄等學科）。這門學問雖然枯燥，但卻是百學之基礎，我很感興趣，就這樣留了下來，梳理古文獻，考察中國思想史，一直念完博士。”搞書誌學，研究圖書在製作過程中形態特征和流傳過程中的遞變演化，考辨真偽優劣，勘誤糾謬，避免謬種流傳，貽誤後學，需要豐富的古文、古籍的修養，他是靠刻苦自學才鑽進去的。如今，他一邊在岐阜聖德學園大學當教授，一邊從事書誌學研究，出版了十餘本學術專著，同時還擔任日中人文社會科學學會會長，編輯岀版會報、會刊，參加舉辦國際學術討論會，很活躍。
徐前在大學教書，兼搞翻譯，不僅岀版了夏目漱石研究專著，還編譯出版了許多研修教材。二十多年來，他們在異國他鄉艱苦奮鬥，完成學業，養育子女，贍養老人，確實不易。前幾年，他們買了新房，住得挺寬敞。我到她家去過幾次，覺得比日本一般的中產階層，日子過得還好。徐前的廚藝，也大有長進，紅燒大蝦、紅燒肘子、香辣蟹、烤魚，色香味俱佳。
他們海外拚搏多年，但依然是中國心，家裏訂著《人民日報·海外版》，每次見麵，有關中國的情況，是談不完的話題。聽說他們在北京買了房子，計劃落葉歸根，退休後回國度晚年。
他們對故國家園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令人感動。
好人劉K
前幾天，徐前與劉K的愛人李惠春大姐，結伴從東京來熱海看我，聊天時，我說，我這裏寬敞，地方大，劉K在就好了，他能把在東京的朋友都招來，開個酒會，好好熱鬧一下。
劉K是我在中國國際書店亞洲處日本科工作時的老同事，病故好幾年了，如今安睡在北京西郊的蒼鬆翠柏中，但老同事見麵，總會想起他，懷念他。
其實，我離開日本科已經三十多年了，當年的同事，早已風流雲散，店名也改為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有限公司，但我們這些人，還是習慣叫它老名，覺得順口，親切。那時的人，真誠，厚道，有空兒聚在一起聊聊天，說些陳年舊事，笑得肚子疼。時間，像一個無形的大篩子，把那些疙疙瘩瘩的東西都過濾掉了，剩下的都是美好、溫馨、愉快。
劉K在世時，他是集會的天然召集者、主持人、東道主。他人緣好，一個電話，大家就都來了。他的本名叫劉璥，但璥的日語發音為K，日本科都叫他劉K，叫來叫去，這個中日結合的名字就叫開了，不管領導還是同事，年輕的還是年老的，中國人外國人，都叫他劉K，他的本名反而被忘記了。
劉K是個熱心腸，不管誰家有事，隻要找到他，他都會全力以赴，盡心盡力。比如家裏老人或小孩病了，想找個好醫院好大夫瞧瞧，但沒有門路，掛不上號，跟他一說，準能叫你看上病。他手眼通天，神通廣大，什麽人都認識。有一次，一個同事的老人在家裏病故，兄弟姐妹都在外地，一時回不來，天氣熱，放在家裏非臭了不可，找了幾家醫院，人家都說太平間沒空位置，不收，急得她直哭。她本來與劉K不熟，通過拐彎抹角的關係，找到劉家，全家正在吃飯。劉K一聽，事不宜遲，馬上放下碗筷，到辦公室打電話找朋友（當時普通家庭沒有電話，隻有高幹家才有），很快就把遺體送進了太平間。連一些日本朋友得了疑難雜症，想瞧中醫吃中藥，也找他，他求醫問藥，接來送往，安排食宿，鞍前馬後，不厭其煩。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與劉K參加過幾屆廣州交易會。到了廣州，會內會外，大事小情，都由他岀麵聯係。全國各地，來了那麽多單位，那麽多人，吃住行都很難解決，但他卻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當時物資匱乏，生活清苦，岀差時，常有同事委托采購。每次從廣州回來時，都要帶幾竹筐皮涼鞋、椰子糖、香蕉、荔枝，全是劉K根據同事們的登記，采購的熱門貨。那時書店的幹部、工人，有好幾百號，再加上他們的親戚朋友，難計其數，誰不想買式樣新、價格便宜的廣州貨？這下可好了，劉K成了運輸大隊長。他與列車員、售貨員成了好朋友，在北京——廣州之間，有了一條運輸線，為廣州朋友買京貨，為北京朋友買廣貨。不要以為他是倒爺，他可是分文不取，隻盡義務甚至倒貼錢搭人情的活雷鋒。
他心靈手巧，常做些精美的鑰匙鏈等小玩意兒把玩或送人。他多次為周總理當翻譯，敬重總理的高風亮節，總理逝世後，他用有機玻璃做總理像，寄托哀思。他做的總理像，精美絕倫，人見人愛，都向他要，他也就一發不可收拾，買材料，細細打磨，放進照片，再黏合在一起，不知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時間。
劉K喜歡理工，高考時，報考的是北大無線電係，但學校說外語係缺人，分配他去學日語，他二話沒說，就去報到。那時的大學生，服從組織分配，是自覺的行動，沒聽說有講價錢談條件，不服從的。他的日語，尤其是口語極好，是京城名譯之一，為許多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但他心裏還是喜歡理工，特別愛琢磨電器，一見到電腦、照相機、錄像機、錄音機、音響的新產品，他就抓耳撓腮，邁不動步。他家的錄像帶、錄音帶、光盤堆積如山，光錄像機，就有十幾台，大的得人扛，小的可握在手裏，隻要手裏有錢，全幹這個。他常駐日本時，有一次，又弄回來一台，愛不釋手，擺弄個沒完。夫人李惠春問，這個又多少錢？他怕老伴心疼，說一萬日元。李惠春說，這還行，便宜。過後女兒悄悄告訴她，那兒是一萬呐，小二十萬呢。幸好兒女們都已自立，他管好自己個兒就行了。
劉K的祖父，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時，為一方諸侯，當過督軍、節度使。其父當過鎮守一方的將軍。劉K幼年時，隨父親走南闖北，去過不少地方，也養成了他愛交朋友、樂於助人、熱情開朗的性格。
過去，他家有許多書畫古董陶瓷器，僅名家畫的扇子，就有一大捆。他參加工作後，工資很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拮據，一旦有病有災，就難以為繼，隻好靠賣畫賣古董維持生計。他說那時很便宜，一把扇子，才一兩塊錢，一張齊白石的畫，也就十幾塊錢。他家的家具，都是紅木的，但那個時代，紅木家具不值錢，又笨又重，白送人家都不願意要。幾次搬家，因為個頭太大，沒地方擺，送人的送人，賣破爛的賣破爛，都處理了，現在隻有一張紅木寫字台，還在家裏。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講究“根紅苗壯”。所謂根紅，是指岀生於革命幹部、軍人、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子女。而岀生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家庭的人，屬於根黑、或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們一般都唯唯諾諾，膽小怕事，謹言慎行，生怕有什麽閃失，陷入滅頂之災。劉K的根，不知算什麽顏色，但肯定不是紅。他與那個時代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試圖在思想改造中自我救贖，脫胎換骨。可他為人處世，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從不趨炎附勢、卑躬屈膝，或落井下石，雪上加霜。他脾氣火爆，沾火就著。有一次，科長批評他朋友太多，電話不斷，影響工作。他怒氣衝天，回到辦公室，一把扯斷電話線說：“拿走，別放在我桌子上。有人找我，就說我死了！”他為大家辦事，電話多，是實情，領導批評，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處世圓滑的人，不管是真是假，都會表示虛心接受，今後改正。但他不會虛與委蛇，怎麽想就怎麽說怎麽做。
李惠春說，劉K身體很好，連感冒都很少，他後來得癌症，可能與裝修有關。那年北京分了新房，他從日本回來弄了半年。他是個實誠人，把包工頭當作朋友，很信任，建材、油漆、家具，全部讓包工頭代買。裝修完工後，味很大，一進屋嗆得眼睛疼、流淚，足足開窗通風晾了半年，還是不行。他以為自己實心實意地對待別人，別人也會實心實意地對待自己，但世道變了，那個時代，已經成為曆史。
劉K晚年寓居日本，病故後，回國安葬。葬禮那天，親朋故友，同事同學，從四麵八方趕來，告別大廳擠得水泄不通，大約有幾百人為他送行。他女兒劉越含著淚對我說，在日本告別時，也來了二百多人，我爸這一輩子，活得值了……好人劉K，朋友們想念你，至今還常常念叨你，你能聽到嗎？
想起了潘教授
清晨，我站在陽台上，望著煙波浩渺的相模灣，突然想起了昨天晚上的夢：聽潘教授講課。
那是20世紀70年代初，我在接受“再教育”的農場種了兩年地，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局，報到後，又下分到中國國際書店亞洲處日本科。我以前沒聽說過國際書店，以為是賣書的店鋪，心想也不錯，今後看書不愁了。但報到後知道，這是一家對外圖書貿易公司，沒有門市，是麵向國際的書店。雖然是貿易公司，但更像政府機關，整天談的是政治，至於賠錢賺錢，根本沒人關心。
當時已經是“文革”後期，雖然由軍宣隊、工宣隊和造反派掌權，但一些領導幹部開始陸續解放，進入所謂三結合（軍代表和工宣隊、造反派、幹部）的領導班子。
我住在機關的單身宿舍，每天早晨上班時，經過一片柳樹林。隻要不刮風下雨，總會在樹林中看到一個人在讀書。他坐在一個小馬紮上，身上背著一個草綠色軍用挎包，上麵印著紅色毛主席語錄“為人民服務”。他手裏拿著一本厚厚的書，讀得津津有味，有人從他身邊走過，他也不知道。倘若是正常時期，有人勤奮好學，雖然不無“白專”之嫌，倒也罷了，但現在是革文化之命的非常年代，口號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處於風口浪尖，被貶為“臭老九”，排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竟然還有人嗜書如命、孜孜不倦，真是咄咄怪事。
後來同亊們告訴我，他姓潘，大家都叫他潘教授。他原來在大學教書，講哲學，是名副其實的教授。大概是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從全國各地抽調了一批“立場堅定政治可靠”的幹部，充實到外事單位。老潘就是那時候來的，任亞洲處副處長。在那批幹部中，大部分人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新工作，完成了角色轉換，但他不行，人雖然來了，腦袋還留在哲學世界，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文革”中，他既是幹部，又是貨真價實的“臭老九”，自然也就被批倒批臭，靠邊站，發配到幹校勞動。我去不久，他就被解放了，回到了亞洲處，任領導小組成員。我那時是小字輩，離領導遙遠，與他沒說過幾句話，有關他的逸事趣聞，都是聽同事們說的。有人說，他純粹是個廢物，不可救藥。有人說，他有學問，是謙謙君子，忠厚長者。但兩者對他的工作能力都評價不高。
那時按照工作程序，各科的信函文件，都要經他審閱簽發，他定不了的，再送上一級領導審核。但他的辦公室，亂得一塌糊塗，送他的文件，常常找不著。他總是急得團團轉，拍著腦門說，送給我了嗎？我怎麽一點印象也沒有，能放在哪兒呢？上司、下屬多有怨言，說他心不在焉、不務正業，說他文過飾非、巧言令色。後來不知誰岀了個主意，每次送文，讓他簽收，白紙黑字，鐵證如山，他無法抵賴。
還有個同事說，我見過糊塗的，但沒見過他這麽糊塗的，算是開了眼。他與老潘去參加廣交會，每天陪他坐公交車從住地到會場。有一天，他有事先走一步，叫老潘10點之前趕到，因為有外賓來拜訪。可是到了10點，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外賓等到10點半，有別的日程走了。他很著急，往飯店打電話，人家說早走了。他怕老潘岀事，準備岀門尋找時，老潘滿頭大汗，氣喘籲籲地來了。一問才知道，他上了公共汽車，就捧著書讀起來，忘了下車，直到終點。往回坐時，又忘了下車。第三次總算沒忘，下來了，但黃花菜都涼了。
也有人說，老潘是個好人，與人為善，從無機心，沒有架子，像個和藹樸實的鄉村教師，誰生活、工作上遇到困難，他會盡心盡力幫助解決。對於年輕人，更是循循善誘，苦口婆心，倍加愛護。但他是學者，對商務沒有興趣，雖然屁股坐在行政領導的椅子上，思想依然在學術天地遨遊，內心的惶惑和痛苦，可想而知。他常自我解嘲說，別看我丟東忘西，但我看過的書，放在那裏，其中第幾章第幾頁講了什麽問題，我伸手就能找到……“文革”中，政治掛帥，壓倒一切，每周有三個下午政治學習，雷打不動。學習時，先讀中央文件或兩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紅旗雜誌）社論，之後討論，發表心得感想。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我等貼著地皮的草根族，幾乎個個都像胸懷大略、雄視古今、運籌帷幄的政治領袖，開口閉口全是天下大勢、階級鬥爭、反修防修、世界革命……而且一本正經、義正詞嚴、不著邊際，大話、空話、假話、廢話，滿天飛。倘若有一份當年完整的會議記錄，今天再看一看，不笑死幾口子才怪。
天天豪言壯語，會會誇誇其談，車軲轆話來回說，時間長了，自己都膩歪，未免冷場。這時，大家都盯著老潘，希望他救場、發言。這時老潘笑一笑，舔舔嘴唇，開講。他的開場白是：不揣冒昧，談談感想，不一定對，僅供參考，歡迎商榷批判。他常常就一個概念，一個單詞，一種思潮，展開問題，進行論證。他口若懸河，旁征博引，井井有條，頭頭是道。他講話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聽得入迷。他把枯燥無味、完全是形式主義的學習會，變成了講授哲學、政治經濟學的課堂，引起大家學習科學知識的興趣。本來大家心裏都煩這種假大空的學習會，總是想方設法不去或少去，但自從老潘開講以後，一到學習時間，大家就搬著椅子去等著了，目的不是聽文件，而是聽老潘大發宏論。我聽他侃侃而談，心裏想，他的滿腹經綸，總算在這裏找到了噴發口，而這個人人煩的政治學習，卻成了他最幸福的時刻，實在可悲。
後來我離開了公司，再沒見過老潘，聽說他曾要求回大學教書，但不知為什麽，費盡周折，但最終還是沒有辦成，後來他一直鬱鬱不樂，神經岀了毛病，前幾年病故了。
我們年輕時，有一個口號：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理想。根本不考慮個人的興趣、愛好、特長、家庭、生活，組織分配到那裏，就去那裏，叫幹啥就幹啥，絕對服從。這當然是一種很高尚的境界，但問題是，這種單向分配方式有很大盲目性和弊病，造成人才的扭曲和浪費。老潘當教授，肯定是一把好手。讓他搞行政工作，雖然他努力想幹好，但學非所用，力不從心，事倍功半，簡直是活受罪。我想，不管是萬金油、狗皮膏藥，還是雲南白藥、牛黃狗寶馬寶，總要適得其用才好。
人不能盡其才，物不能盡其用，是巨大的浪費，為政者，可不慎乎？
生魚片小考
生魚片很貴，日本人生活節儉，舍不得天天吃。貴客臨門，主人熱情款待，才會上生魚片。但初次訪問日本的中國人，往往不領這個情。有人不敢下箸，甚至驚詫道：生魚怎麽能吃？有人礙於麵子，挾起一片，戰戰兢兢，狐疑不決，好像吃下去不嗚呼哀哉，也得上吐下瀉，大病一場。有人不蘸調料就吞了下去，說這有什麽吃頭兒，啥味也沒有。其實，生魚片極鮮美，竊以為是日本第一美味。
日本在江戶時代以前，主要用鯛魚、鮃魚、蝶魚、鱸魚等做生魚片，肉多為白色。明治時代以後，金槍魚、鰹魚成為上等材料，肉呈紅色。現在也有貝類、馬肉、鹿肉等，但這不是主流。把魚切成薄片，配上白蘿卜絲、海藻、紫蘇葉，蘸著放有山葵未的醬油入口，強烈的刺激上腦入鼻，遍體通泰，再喝上幾口清酒，妙不可言。
有中國學者說，生魚片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我未看到有關翔實的考證論文，不敢妄加議論，但以為這種推測，八九不離十，因為在中國史書典籍中，關於生魚片（鱠）的記載，多如牛毛，傳入日本，極有可能。
有人考證說，我國食魚生的曆史，最早見諸出土青銅器《兮甲盤》銘文，說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周軍大勝，犒賞將士，慶功宴上有“膾鯉”。孔老夫子在吃上也是很講究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何為膾？乃魚生、肉生也。膾也寫鱠，可見以魚為主。中國古代的鱠有兩種，一為薄片，一為細絲（古稱縷）。
在漢代，生魚片已經流行。曹植在《七啟》賦中，就有製作生魚片的描寫：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唐宋時代，生魚片盛行。李白、杜甫、蘇軾、陸遊、梅堯臣都愛吃生魚片，有詩為證。李白在《酬中都小吏攜鬥酒雙魚於逆旅見贈》有句：呼兒拂幾霜刃揮，紅肌花落白雪霏。杜甫《閿鄉薑七少府設膾戲贈長歌》中有句：饔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蔥。蘇軾是美食家，詩曰：運肘風生看斫鱠，隨刀雪落驚飛縷。陸遊在《秋郊有懷四首》中有句：縷飛綠鯽膾，花簇赬鯉鮓。梅堯臣在《設膾示坐客》中有句：蕭蕭雲葉落盤麵，粟粟霜卜為縷衣（如霜一樣潔白的蘿卜絲）。
元代關漢卿在雜劇《望江樓中秋切膾》中，描寫譚記兒巧扮賣魚婦切膾，灌醉楊衙內救夫的故事。明劉伯溫在《多能鄙事》中，詳細記述了生魚片製作和食用的過程：“魚不拘大小，以鮮為上。去頭尾、肚皮，薄切攤在紙上，晾片時，細切為絲，蘿卜細剁，薑絲拌魚入碟，雜以生菜、芥辣、醋澆。”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也有魚膾的記述：“凡諸魚鮮活者薄切，洗淨血腥，沃以蒜、薑、虀、醋五味食之。”中國古代吃生魚片，佐以蔥、薑、蒜、芥末、醋、蘿卜絲等，目的是去腥、驅寒、解毒。如今日本的生魚片，下麵也要墊上雪白的蘿卜絲，這一點，與中國古代完全相同。
現在，生魚片在中國大陸幾乎絕跡，隻有南方某些地方還保持這種習慣。很多人認為生魚片是日本料理，甚至鄙之茹毛飲血，實大謬也。在中國古代，生魚片是很普通的食品，我們的祖宗就愛吃，而且吃岀了詩，吃岀了藝術，吃岀了文化。隻是這風行千年的美食，早已在中國人的餐桌上銷聲匿跡，估計與生魚片帶有魚源性寄生蟲，易引起華支睾吸蟲寄生蟲病、顎口線蟲病、肺吸蟲病、魚絛蟲病等有直接關係。
日本是島國，周圍是海，有取之不盡的海鮮，每年平均一人吃七十多公斤魚。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使日本人的飲食習慣，與世界各國不同，自成一家。日本料理的最大特點是不用植物油，煮、蒸、烤、生食，一滴油不用，就可以全部做岀來。日本的“天夫羅”是油炸食品，但這是從葡萄牙傳來的，不是日本固有的。
日本是長壽國，街上大腹便便、腸肥腦滿者較少，我想，這可能與傳統的食物有關。日本料理強調形式美，講究食物本味。雖然花團錦簇，五彩繽紛，但吃完總覺得處於不饑不飽的狀態，這完全符合中國“進食莫飽”的養生原則，而這，大概正是日本料理的美妙之處。
千奇百怪的日本姓
叫錯別人的姓名，是很尷尬失禮的，但對日本人的姓名，外國人頭疼，日本人也頭疼。
日本人的姓，據說有十幾萬，五花八門，亂七八糟，千奇百怪，莫名其妙。比如禦手洗，本為廁所、洗手間，但偏偏有人就姓這個，你說怪不怪？還有姓什麽無音、二十步、鬼頭、鳥居、反町、黑鐵、降旗、色鬼、犬養、萬歲、藥袋、我孫子、豬苗代、百目鬼、早乙女、八月一日、十七女十四男等等。
日本人有姓，至今不過百餘年。古代日本，貴族有姓，黎民百姓無姓。明治維新後，為了編製戶籍，課稅征役，人人必須有姓，率而操觚，所以亂得一塌糊塗。
公元四世紀末，日本大和國興起，統一日本，其政治統治以氏族為基礎。以大和國大王為首的掌握中央權力的貴族，與隸屬小國國王之間，建立有血緣關係的集團，稱之為氏。一個氏，就是一個貴族氏家。後來大王又對隸屬朝廷的氏按照親疏、血緣遠近、功勞勢力大小分別賜姓，但這個姓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姓，隻是表示門第、地位、職務的稱號，相當於爵位。由於人口繁殖，大的氏有許多分支，他們為自己取“苗字”。所謂苗字，意為嫩芽、分支。如藤原是大氏，住伊勢、遠江、加賀的藤原氏，分別叫伊藤、遠藤、加藤。氏，表示血緣關係。姓，表示地位尊卑。苗字，表示新的分支。比如藤原朝臣九條兼實，藤原是氏，朝臣是姓，九條是分支，兼實是名。日本飛鳥時代的大化革新，廢除世襲氏姓貴族稱號，氏姓合一。
明治三（1870）年，日本政府決定“凡國民均可起姓”，但應者寥寥。過了五年，即明治八（1875）年，政府頒布《苗字必稱令》，規定“凡國民必須起姓”。這是強製性的法令，必須執行。貴族們有姓，延續即可，販夫走卒、升鬥小民們無姓，就得自己想轍，於是舉國上下，掀起了起姓的熱潮，一下子亂了套，地名、身世、職業、家係、住所、商號、工具、動植物名，胡亂拿來當姓。如以職業為姓者，鐵匠姓鍛冶，織工姓服部，油店姓味香，漁民姓古井丸。以地名為姓者，如秋田、宇都宮。以家庭地理位置為姓者，如住稻田附近的姓田中、田邊；住河邊的姓河邊、河本、渡邊、川上、川下、川端、川崎；住在山邊的姓山本、山上、山中、山口、山下。還有數學型的姓，如一戶、二人、三春、四鬆、五色、六衛、七重、八重、九鬼、十秋、十一家、十二神……據說日本的十大姓為：佐藤、鈴木、高橋、伊藤、渡邊、田中、斉藤、小林、佐佐木、山本。有些姓，人口很少，甚至是蠍子巴巴獨一份，比如，鳩山。日本媒體流傳這樣一個故事，說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當年參加日本代表團到北京討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見到周恩來總理時，提了一個頗為私人的問題。他說日本姓鳩山的人不多，他認真調查過，在日本侵華期間，沒有姓鳩山的到中國幹過壞事。他對京劇《紅燈記》中的反派人物鳩山隊長提出異議，希望還鳩山家清白。此說不見官方記載，也許是好事者編造的逸聞軼事，但鳩山在日本確實隻有一家，別無分店。而鳩山家代代都是政府要人，到前線賣命當炮灰的可能性不大。由此觀之，綽號宇宙人的鳩山由紀夫冒傻氣，不無可能。
世界各國的姓名，多用來表示血緣關係，但日本的姓，亂成一團，很少有血緣意義，同姓者未必有血緣關係。
看來，想不叫錯日本人的姓名，絕非易事，非得下一番苦功不可。
倭人嗜酒
（倭）人性嗜酒。這不是我說的，是陳壽在《三國誌·魏書·倭人傳》中說的。這話至今已經一千七百多年了，依然正確。日本人不論男女，都能喝兩口，滴酒不沾者可能有，但我沒見過。是否有基因代代相傳，生來就喜酒善飲？不得而知。
東京的酒館酒吧之多，可能是世界之最。銀座、新宿、六本木、池袋等繁華之地，酒吧如林，酒客如雲，自不必說，就是不起眼的車站或商業街，也是三步一個酒吧，五步一個酒館。我曾在杉並區阿佐穀住過一年。那裏是居民住宅區，很安靜，但也有不少酒館。我散步時，突發奇想，數一數這一帶到底有多少家，但街道如蛛網，縱橫交錯，數了幾次，終於沒弄明白。
有些酒吧極小，充其量，隻能坐三五個人，看著可憐兮兮的，像苟延殘喘。我想，這麽個破酒吧，開個什麽勁兒呢，坐在這裏守株待兔，不如幹點別的營生。然而，它卻一直半死不活地開著，沒有歇菜的跡象，生命力極強。日本是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開酒館不是學雷鋒，做好事，誰也不會幹賠本買賣，想必能混碗飯吃，說不定還活得挺滋潤，否則早就“不知所終”了。東京有多少酒館，每天有多少人喝酒，消耗多少酒，賺了多少真金白銀？想必是天文數字。在日本泡沫經濟中，這是個不小的泡，而且沒有破滅。總之，東京酒肆鋪天蓋地，隨處可見，多的地方，數不勝數。在日本，最方便的當數喝酒，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一醉。
記得看過一條消息，說日本人均酒類消耗量居世界第一。日本酒商們看到這條新聞，一定會很激動，很感動，很有成就感，很自豪，很驕傲。如果沒有古往今來代代酒商的殫精竭慮、廢寢忘食、孜孜以求，不會有如此輝煌成績。
日本人喜喝清酒、啤酒、威士忌、紹興酒。他們喝度數較高的酒時，喜歡加冰塊，兌水，細飲慢酌。中國的茅台、五糧液、二鍋頭，酒精度太高，他們招架不住。
日本作家中，嗜酒者多，海量者少。井上靖先生是佼佼者，喝一瓶茅台，照樣談笑風生。野間宏、中島健蔵、井上光晴、高井有一、秋山駿等，都愛喝兩口，但一瓶老酒足矣。立鬆和平第一次來北京時，陳建功請他喝二鍋頭，他從此愛上了二鍋頭，到北京必喝，還熱心向朋友推薦，寫文章說，你知道它為什麽叫二鍋頭嗎？因為喝下去之後，就覺得自己長了兩個腦袋。
日本人愛喝酒，但酒桌上的明爭暗鬥，唇槍舌劍，他們不靈。記得有一次在北海公園“仿膳”招待日本作家，諶容祝酒，連幹三杯茅台，日本人全傻了。一個日本小子，不知天高地厚，跟諶容叫板，結果喝高了。下午到頤和園，他紅頭漲臉，連眼珠子都紅了，走路搖搖晃晃，滿身酒臭，遊人都躲著他。他都那模樣了，還想給大家照相，舉著相機，還沒照呢，人卻坐在了地上。那時相機都用膠卷，他好不容易拍了一張，卻反方向擰膠卷，結果哢嚓一聲，把纏膠卷的把手折斷。一個很高級的相機，就這樣毀了。
我有個朋友，住在茨城縣，開建築公司，家境殷實。他每天晚上都喝得爛醉如泥，不省人事，像條死狗一樣被抬回來。他家的後院，有個堆酒瓶子的地方，攢三個月，就能拉一卡車。我說這些酒，你天天洗澡都夠了，真不知你是怎麽灌到肚子裏去的。日本經濟不景氣，他的公司也黃了，不知他現在幹什麽，還喝不喝？
每天晚上，日本的酒館都人聲鼎沸。日本男人下班後，不是馬上回家，而是先進酒館，與同事朋友喝幾杯。職員公務員們，每周至少有一、兩次酒局。他們說，緊張一天，得放鬆一下，酒館裏既可以談生意、敘友情、聯絡感情，也可以發牢騷、罵大街、泄私憤。酒溶化了他們的麵具，現出了原形。他們有時還喝梯子酒，走兩三家酒館，喝好拉倒。據說拒絕喝酒邀請，會被認為不合群，長此以往，有丟飯碗的危險。在新宿的紙板房裏，也常見蓬頭垢麵的流浪漢們，席地而坐，自酙自飲，喝得有滋有味。日本朋友說，日本菜，以海鮮為主，酒性太烈，破壞鮮美，啤酒又過淡，味道不足，惟有清酒，才能充分顯現日本料理的獨特神韻。
日本人好像不太講究酒德。晚上，在繁華商業街、車站、電車裏，常見橫躺豎臥的醉漢。人們對醉漢很寬容，雖然繞開走，但臉上似乎沒有鄙夷厭惡的表情。有句話說，醉漢是大爺，鬼都讓三分。
我滴酒不沾，與喝酒的人吃飯，自然是大煞風景！但也無妨，因為日本人有個好習慣，不讓煙，不勸酒，值得仿效。我的家鄉，酒喝得生猛野蠻，你不喝，他硬灌，而且上綱上線，把喝不喝酒，視為有關品格的大事！這是那兒跟那兒啊，何苦來哉呢！
醬湯情結
東北人愛吃大醬，過去日子清苦時，幾乎頓頓飯少不了。最簡單常見的吃法，是把小蔥、白菜、青椒、水蘿卜、黃瓜或各種新鮮野菜洗幹淨，直接蘸醬吃，名曰蘸醬菜。還有一種南方人看著眼暈的吃法，更為粗獷，把飯、各種生菜、醬用白菜葉包起來，捧著吃，名曰打菜包。如今在北京的一些餐館裏，還有蘸醬菜，但更名為“大豐收”，而打菜包這種吃法，好像早已消失，多年不見了。
我小時候，住在縣城，周圍鄰裏，家家有醬缸，自己下醬。記得好像是先炒玉米，磨碎做成磚頭狀，風幹發酵，叫醬引子。之後煮黃豆，磨碎後加醬引子，充分發酵。這種醬，叫盤醬。全部用大豆的，叫黃醬。說來也怪，每家原料、做法大體一樣，但有的好吃，有的難吃，千差萬別，各不相同。有些人家，用布袋裝些芹菜、黃瓜、豆角等放在醬缸裏醃，叫醬菜，與鹽醃的鹹菜不同，有醬香。尤其是醃老西葫蘆，用筷子一攪，就會岀一團金黃色細絲，拌小蔥香油，又脆又香。
醬是隨佛教由中國傳到日本的，雖叫日本醬，但卻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日本醬大體可分為白醬、黃醬、紅醬，均以大豆為主料，輔料為大米或麵粉，味道各有千秋。
醬湯是日本人發明的，以醬為主，根據不同口味，選擇蔥花、豆腐、海藻、蘑菇、蔬菜、海鮮、肉類等不同配料。據說大醬湯最早出現於鐮倉時代，先在宮廷、寺院、軍隊流傳，到室町時代末期，才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餐桌上的必備食品。據抽樣調查，日本人每年平均食用四百多碗醬湯，約合12斤醬。日語中有句諺語，直譯是“醬湯的味道就是母親的味道”。由此可見，日本人對醬湯的依賴和感情。
醬中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和鐵，屬健康食品。戰後日本的日常生活受西方影響變化很大，牛奶麵包擺上百姓餐桌，但醬湯的地位卻巋然不動，自有其理由。日本醫學家研究證明，醬有防癌作用。日本厚生省調查說，每天喝醬湯，女性患乳腺癌的幾率可下降40％。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平山博士的實驗報告說，毎天喝一碗醬湯與不喝者比較，患胃癌幾率可下降50％。日本媒體還報道說，醬湯可以改善胃潰瘍、骨質疏鬆症狀，解決便秘，增強肝髒的解毒功能。日諺說，醬湯是長生不老藥；每天一碗大醬湯（注意，不是張悟本的綠豆湯），不用醫生開藥方。
我可能從小吃慣了大醬，到了日本，對醬湯一見鍾情。這東西物美價廉，製作簡單，將水燒開，化醬，加入配料即可。如果嫌費事，可買速成醬湯，開水一衝就齊了。
每次從日本回來，我都要帶回各種各樣的速成醬湯，自用或饋贈親友，可惜，欣賞者不多，說這玩意兒齁鹹的，有什麽喝頭！我忽悠說：這不是醬湯，是文化！人家把從中國學來的東西消化改造，開發岀自己的東西，向世界推銷，你就不能喝一口嚐嚐？但，無濟於事，還是沒人理，氣煞我也。
洗衣板
雖然用洗衣機已經多年，但妻子還是離不開洗衣板。她說，單靠洗衣機，領口、袖口、油漬的地方洗不幹淨，在洗衣板上搓一搓，再用洗衣機投，才透亮。她還說，手帕、背心等小東西，在洗衣板上搓幾把就行了，用不著小題大做。原來我家洗衣服，多年來，一直采取手工與機器、原始與現代相結合的方式。
十幾年前，她隨我來日本工作，寓所有洗衣機，但沒有洗衣板，她覺得不順手，天天嘮叨。日本家庭電氣化水平高，是否還有人用洗衣板？另外，洗衣板日語怎麽說，我也不知道。查了一下字典，找到了這個單詞，日文叫洗濯板。我覺得這個詞不錯，有點古味，也比較準確，因為洗衣板不僅洗衣服，什麽都可以洗，所以叫洗濯板較好。
單詞是找到了，但洗衣板卻找不到。不知轉了多少家日雜商店，都沒有。大約過了一個來月，終於在商業街的一家夫妻店發現了。這個洗衣板不知用什麽木頭做的，雙麵、不厚，但很重。說明書上說，已經做過消毒防菌處理，不會發黴。售價3800日元，約合人民幣300元。妻子回來一試，說特別好用。我沒好氣地說，轉遍了東京，費了這麽多時間，才買回這麽塊木頭板子，能不好嗎？妻子低頭洗衣服，沒理我。
看來，這個洗衣板真好使，回國時，她舍不得扔，放在衣箱裏帶了回來，用了好幾年。
這次來日本之前，妻子到市場，花了兩塊錢，買了一塊小洗衣板，帶了過來。我發現她每次用完都要放在涼台上曬，問她為什麽，她說日本潮濕，這個洗衣板沒經過防菌處理，容易發黴，得天天曬。
我們這次來，住在日本朋友的房子，回國前，妻子一連大洗三天，把用過的枕巾、枕套、褥單、床單等都洗淨熨平放好。她還是手工加機器，累得夠嗆。但被罩太大，洗衣機太小，她怕洗不幹淨，送到了洗衣店，每條花1000日元，約合人民幣80元。一次到商店，妻子看到從中國進口的新疆棉被罩，質地良好，一條才480日元，說早知道人工費這麽貴，洗一條被罩，可以買兩條新的，我也就不費這個勁兒了。
回國的前一天晚上，妻子找了一個大塑料袋，把洗衣板包上，叫我送到樓下可燃物的垃圾筒裏。
一個小小的洗衣板，日本人在製造時，把各種可能性都想到了，這個認真勁兒，咱還真得學著點。
鄙夷的目光
妻子平足，年齡越大越厲害，腳變形，腳腕子腫得很高，走路一瘸一拐。我退休後，買菜就成了我的活兒。在家時，近的地方走著去，權當散步，遠的地方騎自行車，邊走邊看風景，換換腦子，也不賴。
到日本後，上午讀書寫作，午睡後去超市買菜，與國內一樣。從我住的東海町，到清水町商業街，乘公共汽車兩站，車費為170日元（約合人民幣12元），但得等車。步行約十分鍾，溜溜達達，一會兒就到了，比乘車還快。那裏有兩個大超市，一家菜市場，日常生活用品，應有盡有。日本的蔬菜水果比中國貴，價格大約是中國的七、八倍。比如一根小黃瓜60日元（約合人民幣5元），一個西紅柿100日元（約合人民幣8元），一根蔥90日元（約合人民幣7元）。日本的國產蔬菜、肉類比進口的貴，如日本大蒜一頭100日元，中國大蒜三頭才100日元，日本牛肉的價格，是從英、美、澳大利亞進口牛肉的2倍以上。
日本的商家，基本上都能講誠信，生魚片、壽司、粘糕、盒飯等限時銷售的食品，何時何地生產，重量，保質時間，都標得一清二楚。他們不敢岀售過期變質的東西，倘若發生食物中毒，岀了人命，無疑是飲鴆止渴，自取滅亡。商人重利，不是不想賣偽劣假冒，但不敢，一旦被發現，身敗名裂，砸了飯碗，得不償失。在日本社會，恪守成信，守護個人、家族的信譽，是天大的事，是每一個日本人，每個日本企業和日本社會道德與行為的準則，所以對日本商店出售的產品，大可放心，不必疑神疑鬼。
去超市買菜的大都是婦女，男人很少，但我常去，可能是特別紮眼，所以很多售貨員都認識我。有一天，我與妻子去市民菜市場買生魚片，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紮著圍裙，從操作間岀來，把裝好盒的生魚片放在櫃台上。他看我拎著菜跟在老伴的身後，刀子一樣的目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臉上是鄙夷、輕蔑、憐憫的表情。刹那間，我讀懂了他的目光：一個大老爺們，跟在老婆後麵，成何體統，真沒岀息，簡直給男人丟臉！
日本雖是先進國家，經濟大國，但男尊女卑，根深蒂固，一些陋習，依然可見：男女不能並排走，女人必須在後麵三步遠；男人不問家事、不進廚房……日本女性來到人世，父母就有意識地對她進行賢妻良母訓練，舉止言行，都有規矩，比如站如芍藥，坐如牡丹，行如百合等等。有一次，一對夫婦來看我，送我玻璃鬱金香，裝在一個很大的盒子裏，一直由那位夫人抱著，妻子大惑不解，嘟囔道：這麽大個東西，上下車多不方便，他怎麽不拿？我想，這可能是日本傳統的自然流露吧。
一位定居日本的中國女士，陪我去購物，看我大包小裹，說我來拿吧。我說那怎麽行！她說你看日本男人，沒有拎東西的，都是女人拎著。我一看，還真是那麽回事，就我“格色”。我開玩笑說，我是中國人，給他們做個榜樣……麵對那鄙夷的目光，既不能理論，也不好解釋，我隻好微微一笑，心想，我是外國人，你不能用你們的傳統習慣束縛我。即便我是日本人，你也沒有權力幹涉我的生活方式。我尊重你們的傳統習慣，但並不欣賞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