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誠信

因為準備換車,前些天想將家裏開了十個年頭的一輛白色“夏利2000”賣了。這輛車是我家的第一輛車,雖然檔次不高,但車輕,省油,從沒出過什麽毛病,很實用。其實我們一家跟它已有了感情,畢竟這輛車最先圓了我家多年的轎車夢,而且風風雨雨陪伴了我們十個年頭。這輛車車型獨特,流線型外觀,駕駛室的前擋風玻璃成弧線型,視野開闊,更重要的是發動機是日本原裝,開起來省油滑潤,還有,這款車多年前就不生產了,成了絕版,有一定的收藏價值,以至我開車外出,時常會碰到陌生人上來搭訕,問我這車賣不賣?我說不賣。原因是這輛車雖然當初花了12萬,而現在隻值幾萬,但用途可大了。每逢我和夫人開的另兩輛車限號,這輛白色夏利就發揮了作用,加上我弟弟開的車也限號,這輛白色“夏利”每周有三天能派上用場。

之所以又想到要賣,是因為家裏商量著要購買一輛新車,並且已經看上一款2.0排量的自動檔“凱美瑞”。購買新車,就意味著要淘汰舊車,總不能多養一輛車吧?多養一輛車費用太高了!雖然家裏那輛白色“夏利2000”很實用,我們對它也有感情,但畢竟舊車早晚是要淘汰的,僅從安全角度考慮,晚淘汰不如早淘汰。至於說收藏,那是有錢人考慮的事,我家即使有心收藏,這車也沒地方停放呀。由於凱美瑞的檔次和安全係數比夏利2000要高得多,所以家裏經再三協商,還是確定要將白色夏利2000賣了。

星期天,我上網查找舊車買主,找到第一個手機電話,號碼後麵還標注可以上門看車。僅憑能上門看車這一點,我就動了心。我撥通對方電話,一談意圖,對方很高興,當即表示願上門看車。不過,因為網上信息真假難辨,魚目混珠,陷阱也不少,我對此也心存戒意,不抱很大希望。但人家能上門看車,省了我外出跑腿折騰之苦,何樂不為?我當即告知對方地址,不到半小時,看車人便到了我宿舍樓下,是位30出頭的小夥子,姓張。他看了看車的外觀,很滿意,連聲說行,挺好。我說,發動機更好,從沒出什麽毛病,車雖然開了10個年頭,但跑的總旅程還不到11萬公裏。說完,我讓他上駕駛室看看。他匆匆查看後,當即出價18000元。我說18000少了吧,怎麽也得20000,我在網上查詢大概也是這個價格。他稍微思索,當即說行,20000就20000,下周帶上行車證和保險單,到花鄉舊車交易市場過戶吧。我弟弟插話說,那你先交點定金吧。小夥子說行,交多少?我弟弟說1000吧。小夥子當即掏出1000元給我。接過錢,我想寫張收據給他,卻一時找不到筆。小夥子說算了吧,不用。我說,要不我用手機短信寫收據發給你?他說,也行。可沒等我寫短信,他便急匆匆離開了。我和弟弟都感到納悶:這小夥子怎麽這麽信任我啊?他也不怕我不承認收過他1000元定金?當然,我是斷不可能這麽做的。於是抓緊寫短信收據發給他。不一會我手機響了,是姓張的小夥子打來的。他對我說:您的短信寫錯了,我給您的定金是1000元,可您寫成2000元了。我一愣,很快明白過來,猜想剛才寫短信時肯定是老想著“夏利2000”,忙中出錯將收到的1000元定金與“夏利2000”混淆了。我連聲道謝,內心也升起溫暖:這小夥子很誠實、很講誠信啊!僅此一點,我認定這小夥子值得信賴,心想這樁買賣十有八九能成。

第二天一早,我帶上“夏利2000”的行車證和保險單,驅車來到位於京城南四環的花鄉舊機動車交易市場。這地方我以前從沒來過,沒想到如此火爆。這裏車水馬龍,人聲鼎沸,喇叭聲不斷,偌大的市場,賣車的、買車的一大早都排起長龍,前不見頭後不見尾。按照張姓小夥子的提示,我在過戶通道上排隊。沿著“U”字形的過戶通道,我整整排了兩個小時,期間不時有陌生人上前同我搭訕,問我這車賣不賣,要麽就是問我要不要幫助過戶,我一一謝絕。天很冷,我隻得開著汽車暖氣,蝸在駕駛室裏跟著車隊一步步蠕動,一邊看著隨手帶來的一個中篇小說稿。兩小時過去,眼看就將蠕動到辦理過戶車手續的窗口,我打電話招呼張姓小夥子過來。

小夥子鑽進我車的後座,苦笑著對我說:“昨天我回去同我周圍的朋友一說,他們都說20000這個價高了。”我說不高啊,我在網上查詢了,大概就這個價,何況這車還開了不到11萬公裏。小夥子還是涎臉同我商量:“您看能否少點?”我心想糟了,昨天他不同我討價,敢情是有意要留在今天啊。我沉住氣,問:“你說減多少?”

小夥子說:“減500吧,500也就是辦過戶的手續費。”我一聽鬆了口氣,本以為他要回到18000的車價,或者至少是取中間價值,定在19000呢。看來這小夥子還比較本分實在。聯想到昨天他並未討價還價以及我發錯短信時他的表現,我當即心生憐憫,心想他掙幾個錢也不容易,便主動說:“算了,我再給你讓500,這車價幹脆就定在19000吧。”小夥子睜大眼睛,以為聽錯了。待明白我的意思,他咧著嘴笑了,連連道謝,還誇我說:“大哥,您這人真是太好了,咱們可以交朋友。”他一邊說著,一邊將帶來的20000元現金掏出來,給了我18000,加上昨天預收的1000元定金,總共是19000。交接完車款,小夥子說他有事要回到市場內的經紀公司去,並說一會兒在辦事窗口那邊接我。

眼看就將要輪到我辦手續了,張姓小夥子準時出現在鐵柵欄的接口處。他要我將相關證件給他。我遂將隨身帶來的行車證和保險單遞過去。他接過證件,問大綠本呢?我說什麽大綠本?他說就是機動車登記證啊!我說我不知道什麽大綠本,我隻知道你昨天提醒我帶機動車行駛證和保險單。他說糟糕,我忘記提醒你了,舊車過戶除了機動車行車證和保險單,還必須有機動車登記證和購車時的原始發票。我說後兩樣我可都沒帶,這可怎麽辦?我問他是否有變通的辦法。他說除非車主持身份證在場,可我看這車主不是您呀!

我說車主是我夫人。他說那您夫人能否來一趟?我說她正上班,單位距離又遠,來了也趕不上。他說那就沒有辦法了,您隻能辛苦回家取證件。一想到自己一大早趕來,白白浪費了兩小時排隊,回家取證件又得重新排隊,我的心一下涼得像眼下京城的寒冬。可別無選擇,我隻能責怪自己事先沒有了解清楚舊車交易的相關事宜。

看到我滿臉懊喪,小夥子既歉意又同情,他安慰說:沒辦法,您隻能再跑一趟,也怪我事先沒向您說清楚。我歎氣說是沒辦法,我隻能再跑一趟了。說完,小夥子引導我將車開到出口處,一個勁安慰我別焦急,小心開車。我開口道謝,內心卻依然焦急。時間對我這個大忙人來說異常珍貴,我能不急嗎?

因為急,我腳下不由自主加大油門,白色“夏利2000”刹時飛奔起來。車上四環主路,我才意識到自己剛才收了19000元車款卻沒有留下任何收據,張姓小夥子卻讓我開著車離開了,難道他不怕我攜款潛逃一去不返?我平時愛看電視法製節目,眼下這社會坑蒙拐騙的案件不斷發生,那些居心叵測者沒機會都要挖空心思找機會呢,如此送上門的機會這小夥子難道就不怕雞飛蛋打人去財空?雖然我本人絕不會幹這種傷天害理的缺德事,但這社會畢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他怎麽一點戒心也沒有呢?剛才他要是讓我先留下收據再走不也合情合理嘛,古人說害人之心不可有,可也說防人之心不可無呀!

我百思不得其解,及至後來,我悟出了兩個字:誠信。從昨天初次打交道,到今天的經曆,誠信已經成了一根無形的主線貫穿始終,將我與他這兩個原本陌生的人緊緊聯結起來。我想這小夥子從事舊車中介多年,混跡於生意場之中,不可能不見多識廣,對騙子也不可能沒有戒心。同時他對何為誠信肯定也了然於心,為人處事肯定也因人而易。與人為善和以誠相待,是構建誠信的堅實基石,他對我的充分信任,不正是因為他基於昨天至今天對我為人的基本判斷嗎?

人與人之間有了誠信與信任,這社會不就沒有了坑蒙拐騙?

人與人之間有了誠信與信任,生活該是多麽美好!

這麽想著,我內心忽然豁亮起來,不由升起幾分溫暖,剛才的懊喪也漸漸煙消雲散。

那天下午,我又跑了一趟花鄉舊車交易市場。雖然為辦理舊車過戶手續又折騰了好幾個小時,但畢竟,我家那輛開了十個年頭的白色“夏利2000”轎車最終還是如期交到了那個張姓小夥子手裏……

2012年12月30日星期日於北京廠窪寓所賣藥記

我不開藥店,也非藥店銷售員,怎麽與賣藥扯上了?

這事說起來,緣於父親晚年患病。2013年5月17日,父親午睡後起床,忽然發現嘴巴歪斜,說話口齒不清,左胳臂無力舉起,恰逢周末在家的我遂喚來弟弟,叫了120急救車,一起將父親送進附近的海澱醫院,從此我便與藥結下不解之緣。

父親患的是大麵積腦梗塞,俗稱中風,幸好救治及時,醫生說此病突發最佳救治時間是3小時以內,否則將會癱瘓。父親在海澱醫院住了近20天,然後轉至條件更好的海軍總醫院康複科進行康複治療,直至借助拐杖自己恢複到能獨立行走,前後又治療了3個月。

父親雖然出院回家,可藥是離不開的。父親每天需吃的藥有甲鈷胺分散片、葉酸片、維生素B6片、維生素B1片、杏靈分散片、阿司匹林腸溶片(後又改為服用血塞通軟膠囊)、碳酸鈣D3片、德巴金、恩必普丁苯酞軟膠囊、立普妥、絡活喜、奧卡西平片(後來又換成服用開浦蘭左乙拉西坦片)、螺內酯片,等等,林林總總,總共有十餘種。根據醫囑,這些藥每天服的次數、藥量都不一樣,有的每天服1次,有的2次,有的3次,並且都得長期服用,以防病情複發風險;如果複發,癱瘓的幾率會非常高。情勢如此嚴峻,我們全家老老少少當然如臨大敵,絲毫不敢怠慢。出院的時候,醫生隻能按規定開出一個月的藥量,開始時因為每月還得帶父親到醫院複查,每逢複查時醫生會為父親開出下個月的藥,如此往複,一晃就過去了好幾個月。後來,因為父親病情相對穩定,再則善良的主治醫生、海軍總醫院神經內科的錢海蓉主任,見我父親年邁行動不便,建議不必每月都到醫院複查,還同意了我提出的每月到小區附近為父親購藥續藥的請求。這讓我無形中省去了許多麻煩,因為此前我每月都得提前幾天到醫院掛號,然後按掛號時間帶著步履蹣跚的父親到人流擁擠的醫院排隊候診,之後還要繼續排隊繳費、排隊取藥,實在是太繁瑣、太耗費時間和精力了。當然,可以不去醫院開藥的前提,是我與錢海蓉主任已經成為朋友,雖然父親可以不必每月去醫院複查,但父親的病情、服藥情況,我都可以通過微信或電話與錢主任聯係,獲得她的指導。對此我對她心存感激。

從那時開始,父親每月所需要的藥,我多數都能從距離我家不遠的一家叫興事堂的藥店訂購,少數一些在該藥店買不到或價格太高的藥,我則通過網上搜索查找,在其他藥店預訂購得。因為從藥店網購,我發現藥店裏的藥價格再貴,都比醫院裏的藥便宜,比方恩必普丁苯酞軟膠囊,是一種用於治療輕、中度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的國產新藥,價格奇貴,每瓶24粒裝,醫院的價格是258元;我在小區附近的興事堂藥店批量預訂,每瓶238元就能買到;後來我又從網上查到北京隆元康藥店,批量預訂每瓶僅需200元。即便如此,此種藥父親每天需要服用6粒,早中晚各2粒,每4天服完1瓶,每月需要服用7至8瓶。父親雖然是教師出身,享受醫保,但他的人事關係和醫保關係在廣東老家,廣東與北京醫保遠未聯網,按規定隻有住院期間藥費能按比例報銷一部分,而父親平時所服的藥都得自費。所以,自打出院,父親一直是自費服藥,每月各種藥費大約需要3000元,這還不包括我家額外需要為父親租房和請保姆照顧的費用。我非老板、富豪,也非大權在握呼風喚雨的官員,平時過日子都習慣精打細算,何況父親這額外不菲的自費藥呢!所以,經過多方查找、比較,我每月在三家不同藥店,以不同價格訂購、購齊了父親所需要的藥。我將買回的藥統統交給同樣年邁、卻頭腦清醒身體尚好的母親,由母親負責登記、按醫囑每天安排為父親服藥。父親在世的最後幾年,雖然家裏請了保姆,但幸好是我摯愛的母親還有不錯的身體,每天為父親忙前顧後,精心照料父親,才為我分擔了不少時間和精力,也才使父親在相對平穩的狀態下過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為此,我要由衷感謝我摯愛的母親。

遺憾的是,生命一如蠟燭,總有熄滅的時候。

2017年3月18日早晨,父親突發短暫腦缺血說不出話來,大約十分鍾後雖恢複了說話能力但神誌不清說話含糊,經錢海蓉主任建議,當天下午送海軍總醫院急診檢查,做CT、驗血常規、連續三天打吊針,病情趨於穩定。可過了僅僅不到一個月,我發現父親走路時呼吸困難,臉色蒼白,還時不時咳嗽、喘氣,遂於周六的4月22日送海軍總醫院急診,經查發現是吸入性肺炎,肺部已大麵積感染,並伴有積液,當即入住呼吸科重症監護室救治,至5月8日出院。可接回家僅僅不到一天時間,父親又發燒,不得已5月9日再次入住海軍總醫院重症監護室,至5月16日病情趨於穩定之後,轉至海澱區萬壽康醫院進行康複治療,直至5月24日淩晨3時50分去世……一家人忙完父親喪事,我發現父親留下了一批藥,除了先前我從幾家藥店購買的那十幾種外,還有父親入住海軍總醫院呼吸科重症監護室出院時開的藥,包括泰畢全、切諾、富路施、可樂必妥、頭孢和氨溴索,都是圍繞父親的病情開出的相關藥品。尤其是針對父親肺炎開的藥,價高且量大,加上原先父親常服的那些藥,總價值近萬元。如今父親走了,數量這麽多、價值如此高的藥再也用不上了,該怎麽處置,難道就這麽浪費掉?當然是心有不甘。於是我開始尋思著為這些藥尋找出路。

論數量和價值,當然是父親從海軍總醫院呼吸科的重症監護室出院時開的那些藥,包括泰畢全、切諾、富路施、可樂必妥、頭孢和氨溴索等,總價值就有七八千元。我就給當初父親住院時的值班醫生張醫生打電話,我問這麽多的藥能否退回給醫院,即便低價打折回收也比白白浪費強。年輕的張醫生很理解我的心情,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她說醫院製度嚴格,斷不可能退回你那些藥,即便免費退回也行不通,因為醫院的采購進藥和患者用藥,一進一出都是丁是丁卯是卯,嚴絲合縫,鐵板一塊,進帳與出帳根本不可能改動。

此路不通,我便依照藥的相關廠家,想方設法找到相關廠家的電話,電話要麽不接,要麽一概回絕。沒辦法,我隻好想到此前經常打交道的那三家藥店,並且分別給那三家藥店打了電話說明情況,三家藥店態度不同,情況各異。

我首先聯係的是那家距離我家最近、打交道最多、我買藥最多、對方也在我父親身上獲利最多、掙錢最多的興事堂藥店,盡管我耐心地向藥店經理解釋退藥的原因,也說了我現存藥品的名稱和數量,還主動許諾願意低價退回藥品,但該店經理還是一口回絕,口氣還硬梆梆的,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理由是:“我們進藥都有專門渠道,你退回的藥我哪裏知道是假是真啊?”說完便毫不客氣地將電話掛了。

我聯係的第二家是每月都向其訂購恩必普丁苯酞軟膠囊的隆元康藥店,對方的一位女售藥員回答說:“如果是從我們店購買的藥,經鑒別確認無誤之後,可以考慮收回藥品,但不是原價回收,每瓶恩必普丁苯酞軟膠囊,最高回收價是130元。”也就是說,假若將恩必普丁苯酞軟膠囊退回給該店,每瓶與該店賣給我時的差價是70元。差價如此之大,感覺落在我身上一如割肉,而對方回收後轉售給患者應該是易如反掌,每瓶70元利潤毫無疑問會輕輕鬆鬆到手。對此,我雖然心有不甘,卻不得不屈從,因為這是我為父親的剩藥尋找出路遇見的第一縷曙光。如此看來,雖然對方折價在我身上“心狠手辣”,但畢竟已經願意回收,與醫院和興事堂藥店相比,這家叫隆元康的藥店算得上很仁慈了。

我聯係的第三家藥店是睿達惠康大藥房,那裏的杏靈分散片每盒隻需要35元,而同種規格的此種藥在其他藥店每盒需要46元;另一種藥是昆藥集團生產的血塞通軟膠囊,100mg×30粒裝,從該店購買時每瓶是45元,相比其他藥店也算比較便宜。這兩種藥我手頭各有十餘盒和十餘瓶。姓陳的經理聽說我要退藥,在問明我退藥的原因之後,稍作猶豫便答應了,說隻要經查驗證明是在我們店購買的藥品,我們都可以回收。在經曆多次碰壁之後,這消息於我無疑是喜出望外,我立馬說明天我就去找你們,你們還在北四環惠東橋附近吧?陳經理說不是,前不久已經搬到豐台這邊來了,說完還告訴了我他們現在的營業地址和他的手機號。新地址與原先的地址相比,距離我家遠了一倍的路程,而且豐台那邊我比較陌生。但有了手機導航,再遠、再陌生的地方已經不是問題,何況該店願意回收藥品,於我來說已經是巨大**。

第二天上午,由於有手機導航,我幾乎沒費什麽周折便找到了位於豐台區世界公園附近的睿達惠康大藥房,接待我的一位女店員一聽我是事先與陳經理約好的,便給樓上的陳經理打電話。在經與陳經理電話確認之後,店員又問陳經理這藥怎麽退、按幾折退?陳經理說隻要確認是咱們店購買的藥,就原價退吧。雖然是店員與經理通電話,但因此時店裏沒有其他顧客和雜音,話筒裏陳經理的聲音很清晰地傳進我的耳朵。他們的對話讓我從開始的忐忑不安到大喜過望,我不由得對這位陳經理心生好感。俗話說“無商不奸”,在世俗眼裏,絕大多數商人是唯利是圖錙銖必較的,其實如果陳經理采取打折甚至是低價回收我的藥品,我也是會接受的,畢竟這些藥放在我手裏已經毫無作用。沒想到這位陳經理竟然有如此胸懷,這讓我不得不心生感動,因為茫茫商界,像陳經理這樣的商人恐怕是鳳毛麟角。女店員按照陳經理的指示,為我以原價回收十餘瓶血塞通軟膠囊和十餘盒杏靈分散片。結算完近千元的退款之後,我禁不住當即給陳經理打電話表示感謝,陳經理在電話的另一端說不用謝,像我這種情況他們充分理解,家裏老人在世時我肯定已花費不小,現在老人不在了,剩餘的藥沒啥用,能退回至少還能減少一些損失吧。陳經理的這番話,溫暖著我的內心,讓我肅然起敬,我再三表示感謝。

雖然退回了一些藥,但剩餘的更多藥是從醫院開出來的,藥店按規矩也無法回收,我不甘心就這樣讓這些藥浪費。沒辦法,我隻好求助網絡,在百度鍵入“收藥”二字,不想很快跳出來一溜兒相關信息及聯係電話。我試探性地聯係了其中的兩個電話,電話都打通了,對方問我手頭都有些什麽藥,我將剩餘的十餘樣藥一一告知,對方幾乎不約而同,從中選取了泰畢全、切諾、哈樂、立普妥、德巴金、絡活喜、阿司匹林、卡馬西平、甲鈷胺九種,但報的回收價格不同,相同的是回收價格都大幅度“腰斬”,甚至是“膝蓋斬”,回收價與原價比低得驚人。盡管如此,我已經別無選擇,心想隻要對方願意回收,再低的價格我也得賣啊,能回收多少算多少吧,總比沒人要好呀。我將兩位收藥的陌生人所提供的報價稍作比較,依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將他們願意回收的藥分成兩組,打電話約好見麵時間和地點,分別將藥低價賣給了對方。9種藥雖然都賣了,但總共回收的藥費也不到2000元,加上之前賣給隆元康藥店和睿達惠康大藥房的藥,我總共才回收了3000餘元的藥費,雖然與父親服剩的價值上萬元的藥相比,差價很大,但我已經滿心慶幸了,因為這意味著我家減少了3000餘元的損失。除此之外,我手頭還有少數的幾種藥沒有賣出,這些藥,網上查找的那兩位收過我藥的陌生人也不回收,這幾種藥分別是:富路施、可樂必妥、頭孢、哈樂、氨溴索和甲鈷胺分散片。

經曆了本次被迫賣藥的“實踐”,我深有感觸,由此也得出了幾點思考。

其一,都說在中國看病難看病貴,藥擠占著國人的財富,多餘的藥對富人和官人可能無所謂,但對普通百姓尤其是窮人購買的自費藥,藥就是金錢存在的另一種形式。早在2013年全國“兩會”

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教授就在他提交過的《關於遏製藥品浪費的提案》中說:據統計,我國每年因過期造成的藥品浪費達1.5萬噸,這些藥品如果用5噸的大卡車來運,至少需要3000輛。北京市藥監局西城分局曾對轄區範圍內的五個街道的過期藥品回收狀況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1.8%的居民家中有過期藥品,而70.1%的家庭儲存過期藥超過半年。同年4月,人民網也報道:最近一項網上調查顯示,我國藥品浪費觸目驚心,85%的網友表示自己家裏有剩餘的過期藥,這些藥都被白白扔掉了。據估算,我國每年家庭浪費的藥品價值超過100億元。

麵對如此驚人的數據,國家及醫療管理機構本著最大限度地節約社會資源、同時體現以人為本的宗旨,研究建立藥品回收的有效渠道和管理機製,已經是一項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二,商人逐利雖然無可厚非,但對於那些既講利潤又講道德、講誠信、講情懷,具有社會責任感,能為社會營造風清氣正氛圍的商人,社會和政府有關管理部門能否建立起一個完善的評價體係,每年由消費者打分,通過積分的方式構建每一家企業的口碑和信譽度,以此由工商和稅務部門每年核查之後,適當減稅或退稅,並以此推動中國現代商業文明的建設?

以上所述,是我賣藥的經曆、感受與建議,是為記。

原載《海燕》2018年第5期

承諾製不是皇帝的新衣

1996年上半年以來,“承諾”這個對中國百姓來說頗新鮮的詞兒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忽然間受到各方的寵愛,幾乎是一夜之間,“承諾製”就成了人們談論最多、最時髦的話題。毫無疑問,中國百姓對此自然是大為歡迎,半年多來的實踐也證明,“社會服務承諾製”的倡導與實行的確也使一些窗口行業發生著可喜的變化,但總的來說,老百姓還是感覺目前各行各業所謂的“承諾製”是雷聲大雨點小,頗有些像秀腿花拳中看而不中用,說到底,許多行業的服務態度和服務質量壓根還未起根本性變化。

如上結論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實際生活中的真切感受。

8月底,我家阿姨小劉的哥哥從四川來京玩了幾天,27日晚欲乘北京開往成都的列車回四川綿陽。那天晚上,小劉同她的幾位在京打工的同鄉前去送行,分手之後時間已近午夜,走出北京西客站公共汽車也早已停運。她們幾個決定一同乘坐一輛“麵的”到同來的一位同鄉的住所一同熬到天亮,然後再分頭回自己的住地,因為這位同鄉的住所距離北京西客站最近。西客站倒是停了不少“麵的”,不想小劉她們幾個要車時所有的司機都拒絕打表,而且短短兩站地的路程,司機開口都要三四十塊錢。麵對眼前這些明目張膽置北京市出租行業新作出的承諾而不顧的“黑車”,幾位樸實怯弱的四川姑娘自然沒有想到要記下車號去討個說法,也舍不得去花這麽多的枉冤錢去坐那些黑車,而是自認倒黴地步行半小時到了她們的目的地。

再說8月27日晚,小劉的哥哥一個人登上列車的4號車廂後,僅僅因為沒有換票,竟然被當值的乘務員罰了100塊錢。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鐵路部門在向全社會公開社會承諾製之後所作出的規定,反正如此離譜的罰款本人是聞所未聞。小劉的哥哥在回綿陽之後,在給妹妹打來的電話中敘說了自己在列車的遭遇和委屈,其間不乏憤慨與無奈。

他說不換票並非自己的過錯,因為列車開動之後乘務員曾捧著皮夾讓乘客換票,可換了不到一半那乘務員不知怎麽的就幹別的事去了,及至後來那乘務員再捧出皮夾子走到小劉哥哥的麵前時竟然是要罰款,而且一開口就要100元!小劉的哥哥畢竟是農村來的小夥子,那身裝扮讓人一眼就能看出。列車他也就坐過那麽幾次,而孤身一人在列車上這還是第一次。他有些膽怯,也鬧不清外麵的世界到底都有哪些王法,反正他不敢爭辯,也沒有想到要讓對方開收據,他就這樣雖極不情願卻又戰戰兢兢地將那相當於自己在綿陽打工半個月工資的百元票子交給了那個列車乘務員,自己內心留下的則是滿腔的憤怒與委屈。

國慶節,表妹一家從汕頭來北京旅遊,下榻於華都賓館。10月1日那天上午,我陪他們一家乘坐一輛的桑塔納出租車由華都飯店開往天壇。車沿二環路往南剛過建國門,我就提醒司機走體育館路到天壇東門。不想司機置若罔聞,自作主張地沿著二環路往南繞到南門,我們為此而多走了至少是三分之一的路也多付了三分之一的車費。我氣憤不過,記下車號並幾次打了出租車監督電話。電話每次都是忙音,怎麽也打不進去,寫信則不知該往哪兒寄。表妹在京期間因坐車還被“宰”了兩次,一次是從首都機場到華都飯店,下車時司機“客氣”地多要了20塊錢,據說是司機訴苦說在機場等了四五個小時才攬了這麽個活,路途太短了虧得慌雲雲(同樣經曆筆者已有多次,奇怪的是既然在首都機場攬活那麽難卻總是有那麽多司機願意在那兒等活!)。還有一次是10月2日下午,表妹一家遊覽完頤和園欲去圓明園,一群正兒八經掛著車牌、且裝修豪華的三輪車圍了上來,所有的車夫都扯著嗓子高喊著“去圓明園10塊、10塊!”表妹忙問:“去圓明園就10塊錢嗎?”對方如母雞啄食般點頭稱是。表妹又問:“去那裏有多遠啊?”對方忙說:“很近很近,兩站地,20分鍾就到了。”表妹與夫君於是帶著兒子放心地一同上了三輪車。一路上表妹內心又嘀咕開來,心想沒準是每人要10元車費吧?不想車到圓明園,那位青壯車夫卻開口要120塊。表妹和夫君與他爭辯:“你不是說好到這裏是10塊錢的嗎?”對方卻翻臉不認帳:“誰這麽說啦?我是說每人40塊!”而且一副凶神惡煞、不交錢不讓走的架勢。見此情形,人生地不熟的表妹夫婦自然不敢與之糾纏,隻得自認倒黴掏出錢將其打發了事。

諸如此類的受氣事最近朋友們還講了不少,除了坐出租車挨“宰”

外,還有買了衣服回家一穿覺得不合身要求退換而遭到拒絕,進餐館用餐被無中生有暗中算了黑帳等,反正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聯想到如今“承諾”二字正像肥皂泡一樣在各行各業和眾多媒體上被吹得此起彼伏、美麗無比、萬眾歡欣、熱鬧非凡,我隻得無奈、苦笑,進而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安徒生那篇著名的童話《皇帝的新衣》。我真擔心,眼下社會上這鬧得正歡的社會服務承諾製,如不加以完善並賦予法律意義上的含義,最終會不會成為那子虛烏有、自欺欺人的皇帝的新衣?

如果承諾製隻是各行業領導口頭上吹出的美麗的肥皂泡;如果服務行業職工的自身素質不足以支撐起承諾這看似沉重實則天經地義的最基本職責;如果承諾隻被看成是服務方額外的恩賜或施舍;如果承諾可以遊離於法律之外,那麽承諾製最終成為那荒誕的皇帝的新衣,我看不能算是什麽新聞。果真如此,那不僅對於廣大消費者,就是對眾多的服務行業自身來說,都將是極其悲哀的事!

1996年7月20日

中國影視界:無法排遣的憂慮

——訪著名導演吳天明

吳天明,新時期電影發展史上一個鏗鏘的名字,一如他剛毅偉岸果敢的漢子形象。20世紀80年代,這位曾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的導演曾以《沒有航標的河流》《人生》《老井》等現實主義力作崛起於中國影壇。作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電影廠廠長,他慧眼識才,鼎力提攜了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黃建新、何平、周曉文、顧長衛等一代影壇新秀。1989年4月,他作為訪問學者應邀赴美國幾所大學講授中國電影,1994年回國後,又相繼拍出了電影《變臉》《非常愛情》,電視連續劇《黑臉》《黃河人》。這些作品因屢屢獲獎或轟動使世紀末的中國影壇又一次刮起了“吳天明旋風”。然而,在昔日和今日的榮譽麵前,如今僅僅是影視個體戶的吳天明“位卑”卻“未敢忘憂國”,麵對當今中國的影視界乃至文化界,縈繞於心的除了欣喜,更多的卻是憂慮。

困惑:來自身處其中的影視界

五年的旅美生涯讓吳天明開闊了眼界,也讓他深深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尤其是好萊塢電影藝術迷人的一麵。但是,那畢竟是另一個國度,那裏的一切都是別人的,那裏沒有吳天明的藝術土壤,沒有自己的觀眾;何況旅美的這五年,吳天明深深眷戀的還是自己的祖國呀!回顧那段日子,他感慨道:“如果再不回來,我這個人就毀了。一事無成的境遇,幾乎摧毀了我的自信心。我這個人的性格本來是敢作敢為,但在美國慢慢變得優柔寡斷了,混生活的想法一點點腐蝕了我對理想和事業的追求。”

當吳天明終於踏上闊別五年的祖國時,他的眼睛濕潤了。這裏有他的血脈、他的根,他無法抑製內心情感的衝動,他要重新報效祖國。從《變臉》到《黑臉》,從《非常愛情》到《黃河人》,他憑著自己深厚的藝術功力和準確的生活感受力,一部一部地奉獻著撞擊觀眾心靈的現實主義力作。與此同時,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的影視界日漸彌漫著浮躁與媚俗,令他有一種物是人非的困惑與憂慮。

20世紀末的最後一個夏天,剛剛攝製完電視連續劇《黃河人》的吳天明就曾感慨道:“如今的影視圈裏風氣太差,人精太多,人渣也不少。要創作出好作品,有關部門必須盡快下力整頓才行。”

相比較於當年拍攝《人生》《老井》等影片,吳天明深感現在從事影視創作的一些人心太浮躁,把錢看得比什麽都重。“現在很難找到那種能夠深入生活、坐下來靜靜思考、踏踏實實搞創作的人,更多的是一些人精,拽一把錢就走。有的拿了錢也不給你好好幹,總覺得人家給得少。劇本一天寫一集,寫完就走,管你能不能拍。有些製片人則是坑蒙拐騙,劇作拍完一年了,演員也拿不到該拿的報酬。這些年這些事情見得多了,所以我們在組建《黃河人》劇組時,對主創人員的選擇是慎之又慎,但還是混進了個別素質差的人:有的拍戲不用心,不按你的想法表演;有的拍到半截就要錢,不給就停拍;還有的為了錢可以不擇手段。所以要把作品拍好很困難。”

吳天明認為現在的導演太多:“隻要拍一部狗屁東西就算什麽著名導演,這樣如果算是著名導演那滿大街都是。現在各種草台班子的所謂‘導演’林林總總,算起來得有個上千人吧?有人說在北京的北太平莊掉下一塊隕石,挨砸的十個人起碼得有九個人是導演。導演是創作好作品的重要基礎,哪能是個人能搞到錢拉個草台班子就可以當導演?某些所謂的‘導演’現在在外麵的名聲很臭,有一次我到重慶去選演員,請一位藝術圈裏的朋友給我帶一些演員來,結果來的不是老的就是少的。我很奇怪,就問這位朋友,他解釋說,一聽是導演來選演員,那些年輕的女孩子都不敢來。在一些人的眼裏,‘導演’這兩個字幾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詞。”

吳天明十分痛心地說:“由於有這樣一些人混在影視圈裏,所以一些劇組的風氣很壞,到外地拍片就像土匪一樣。有一次我到南京的一家醫院聯係拍片,院領導一聽嚇得趕快躲了出去,一問原來是以前劇組去過,把醫院搞得一塌糊塗;我到北京的一所大學聯係,人家也是一口拒絕,原因也是有劇組曾經去過。這真是悲哀啊!我覺得我們搞影視的其實就是藝人,藝人就得首先學會做人,要有藝德。現在影視圈裏真正有人格有藝德的人偏偏很少,更多的是人精,還有一些可以說是人渣,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影視界的悲哀!”

由於浮躁甚至隻顧**裸地追求金錢, 一些冠以“ 娛樂片”“賀歲片”旗號的媚俗片、港台片及電視劇在中國內地大行其道,像《還珠格格》之類甚至還風靡一時。吳天明對此深感憂慮,認為:“藝術應與市場結合是毫無疑問的,影視片必須讓觀眾愛看。但觀眾也有個品位問題,觀眾的欣賞水平需要藝術家的培養和引導,而不是一味去迎合。我們不能把自己的作品降低到觀眾最低的層麵,你得提高他、引導他,這是藝術家的責任。你不能什麽好掙錢就去拍什麽,連垃圾、糟粕也去拍。港台的一些電視劇在西方人那裏那簡直是垃圾呀,可在內地我們卻捧為至寶,從上到下大報小報就這麽炒作。我不反對娛樂片的存在,但娛樂應該是健康向上的,應該能讓人從娛樂中得到審美的愉悅。好萊塢電影不少也是娛樂片,但它有一個永恒的主題,那就是真、善、美!好萊塢電影之所以能在世界電影大市場上站得住腳,就是因為它總是能站在這個高度上。相比之下我們拍的一些東西總是畏畏縮縮,從中很難看到一點精神,很難看到陽剛;而這些東西卻偏偏能在全國大行其道——說句難聽的話,這是對觀眾的一種麻醉呀!”

行動:從救救文化人到文化人自救去年秋天,35集電視連續劇《黃河人》在北京電視台播出之後,吳天明又一頭投入到20集電視連續劇《都市情感》的攝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