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江平
陳玉堂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筆名專家和民間收藏家。他的研究及收藏皆是獨辟蹊徑,在別人所忽略的環節上下功夫,日積月累,蔚成大家。他傾畢生精力所積累的三十萬張中國近現代人物筆名卡片,以及收藏的五百多隻中國曆代水盂,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極大關注和興趣。
在陳玉堂先生二十平方米的臥室裏,有一處特意辟出的角落,那就是他的“研究王國”和“收藏王國”,遐邇聞名的“百盂齋”。著名書法家趙冷月先生手書的這三個大字高懸於壁,兩旁有百盂齋主自書的對聯。上聯為:“方寸一隅上下千年”,下聯為:“鬥室之居縱橫萬裏”。“上下千年”,指自秦以來的各朝水盂;“縱橫萬裏”,指人物筆名卡片。陳先生幾十年如一日沉湎其中,樂此不疲,在艱難的由自學至治學的道路上一步一個腳印地艱苦跋涉,漸入佳境,乃至今天被人們譽為“筆名大王”和“民間藏盂第一家。”
慧眼識寶
陳玉堂是江蘇南通人,1924年生於狼山後的德興鎮陳家園。陳姓原是一個大族,但自陳玉堂父親一支始家道中落。剛滿月的玉堂,被父親帶著到上海謀生。他從小學習刻苦,深得老師喜愛。1937年,“八·一三”日本飛機大轟炸,他的家毀於炮火,十三歲正當求學之年的玉堂被迫輟學。未幾年又失去父親,從此與母親相依為命。他從閘北逃難到租界後,當過報童、練習生、銀行職工,其間不時遭到失業的痛苦。坎坷的經曆,在他心中埋下了自強不息的種子;生活的磨難,鍛煉了他頑強的意誌和堅韌的毅力。沒有條件上學,就自學,這條道路雖艱苦,但幾十年風風雨雨,都未能擋住他那執著的步伐。為謀生計,他一度從事古舊書業,同時刻苦攻讀各種有關文史書籍,摘錄了不少史料,打下紮實的治學基礎。
1956年,陳玉堂進上海舊書店(今上海書店)工作,長期擔任收購古今書刊的業務。當時,正是國家方興未艾之時,許多文物古籍、革命書刊在戰火中流失,擔任此項工作不僅需要極大的熱情,還需要熟悉業務,需要對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鑒別和比較的考證工作。陳玉堂把經營舊書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和極強的工作責任心融合在一起,使自己在古舊書籍收集工作中的觀察力和鑒別力不斷提高,練就過硬的“辨寶”、“識寶”本領。
他曾先後收得不少珍貴的古舊書籍,如天啟本《雲間誌》、貝葉經、太平天國文獻、全份《繡像小說》、《月月小說》以及碑帖、古畫等;還收集到大量革命書刊、文獻,如《新青年》、《紅旗》、《布爾什維克》、《向導》、《中國青年》、《中共六大文獻》、《武裝暴動》(此書不易辨認,封麵偽裝為《藝術論》)、《列寧青年》(亦有偽裝本)以及在長汀尋訪到的紅軍借穀券等等。
當時,曾有兩件事被傳為佳話。
1957年四五月間,陳玉堂到重慶征集書刊。他一麵走訪名家,一麵在報上著文宣傳。一天,有位老人在孫子攙扶下走進設在新華書店的臨時收購處,鄭重其事地遞上一份裹了幾層紙的舊報紙。富有經驗的陳玉堂立即敏銳地感覺到,一定是有了什麽重要發現。他仔細揭開一層層紙,翻開一看,周恩來親筆書寫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赫然躍入眼簾。原來,這正是當年“皖南事變”後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陳玉堂意識到這是一份珍貴的革命文物,解放後還未發現過,因為在當年白色恐怖籠罩之下,這期報紙已被國民黨反動派查禁、燒毀殆盡,剩下的也因種種原因散失了。陳玉堂激動萬分,趕緊到對麵郵局給老人的孫子訂了兩份全年的兒童刊物以示感謝。之後,他連夜用雙掛號信將報紙寄回上海。不久,《人民日報》以《可貴的有心人》為題,報道了他的事跡。
這真是慧眼識寶(報)。
兩年後,陳玉堂又一次慧眼識寶。1959年冬的一天,大雪紛飛。他由蘇北淮陰回上海,途經無錫時,去古舊書店轉轉,發現倉庫旮旯裏有一堆舊期刊。他蹲下身子仔細翻看,突然看到“潤之”二字,眼前不由一亮。根據多年對筆名的研究,他知道“潤之”這一筆名正是毛澤東的字號。原來手中是《天問》周刊,非同一般。1920年4月,毛澤東到上海與彭璜等組織“平民通訊社”,後出版發行《天問》周刊,專門揭露軍閥張敬堯禍湘罪惡,一共出了24期。解放後有關部門曾下功夫征集,但僅征集到四、五期的合刊一本,這次他發現的竟是全套《天問》周刊,共二十三本!陳玉堂如獲至寶,親自捧璧而歸。在征集古舊書籍、革命書刊的同時,陳玉堂還收購到不少較為珍貴的外文圖籍,如《太平天國起義記》、《大英百科全書》、《莎士比亞全集》、《支那畫寶鑒》、《南畫大成》等。
積銖累寸
陳玉堂性情爽朗,為人耿直,有時甚至有點“迂”,然而,他做起學問來卻精細過人,一絲不苟。他說:“餘之讀書積學,乃至有作,皆根植於廣覽群籍,博采眾長,雖一鱗半爪,片言隻語,凡能為餘所作者,無不珍為拱璧。取點滴之液於滄海,雖微而不足道,然餘卻樂此不疲。”足可見陳先生治學的精神和態度。
陳玉堂從解放初期即開始收集和研究人物筆名,至今已有四十載。其中有三十多年是利用業餘時間,白天工作,晚上研究。無論酷暑嚴寒,還是身患重病,從不間斷。當人們驚歎於那三十萬張人物筆名卡片時,他一字以蔽之:“恒”。恒者,持久也。隻要在自己選準的課題麵前,堅定自信,鑽研下去,總有一天會得到社會承認。
說起研究人物筆名的緣由,他說,解放後不久,他曾讀過有關人物別名方麵的兩本書:《古今人物別名索引》(1937年嶺南大學版)和《室號別號索引》(解放前版)。他認為這兩本書對一些名人的別號或字號收編得還不夠完美,且都是索引,而國內人物筆名研究者寥寥無幾。他不由產生了一個念頭:何不把收集近現代人物別名、筆名作為自己終身奮鬥的目標呢?雖然收集、研究人物筆名耗費時日,也許不能奏效於一時,但這一基礎工作總得有人去做,許多學科的研究者都能從人物名號研究中得到啟迪和參考,人物筆名確有著很高的史學價值。
目標確定之後,找到相適應的研究方法很重要。陳玉堂開始是把他所收集的有關資料記在筆記本上。沒多久就抄滿了一本,然後幾本並一本,積累多了再合並。他感到這種方法既費時又繁瑣,也不便查閱,遂改用卡片,但也走了一些彎路。開始他把看到的有用資料抄在紙上,揣進口袋,有時幾條抄在一起,晚上回到家再一條條地整理出來。後來買來十幾隻縫紉機的抽屜充作卡片箱,摘錄方法改成卡片形式,每卡一條,並采用四角號碼的編排方式。這樣沒過多久,所有的抽屜都裝滿了,隻能放入書桌的抽屜中。再到處尋覓舊縫紉機抽屜時,卻苦無尋處。忽有朋友興衝衝地跑來說某處有售,真是喜從天降,雪中送炭。陳玉堂急忙跑去,一下子將八十多隻縫紉機抽屜全部買了下來,這樣連同原來的就有一百隻之多。如今日積月累,這百隻抽屜已貯滿了陳先生幾十年來辛辛苦苦收集到的古今人物名號資料及傳記資料卡片。然而,這些人物資料的載體——卡片,並不“正宗”,那是以幾角錢一斤的代價,從廢紙商店買回來的邊角料,回家後再一張張剪裁而成,有些甚至反麵花花綠綠,陳玉堂不在乎,隻要有一麵好用,他便充分利用。因此,這百隻卡片箱已不僅僅是單純的人物卡片,它凝聚著陳玉堂先生一生的心血啊:
陳玉堂做學問就是從這一張張卡片開始的。他雖未進過高等學府,但博覽群書,學問淵博。他曾風趣地說,他是“持誌”和“自修”兩大學的私塾生,意思是“持誌以恒自修”;他又是“諸文史”先生終身的研究生,意思是攻讀各種文史書籍。
陳玉堂的筆名研究,幾十年如一日,鍥而不舍,積銖累寸。“文革”中雖身處逆境,也從未間斷。1974年開始,他利用業餘時間,用繁體字整理近現代人物別名、筆名及其索引。幾年中共整理了厚厚的四大本,每本400頁,共1600頁。字體之工整,排列之整齊,令人驚歎。由於他極其認真細心,一小時隻能寫兩頁,金派克筆磨禿了筆尖,拇指一側結起了厚厚的老繭,碰上去很疼,但他仍然發憤著,堅持著。
對陳玉堂來說,既無節假日,也無病休日。三年自然災害時,他患了嚴重肝病。仍念念不忘他的筆名研究。他的夫人心疼他,怕他勞累過度,勸他到公園去散散步。他人雖然到了公園,心仍掛著他的筆名。公園裏花木扶疏,他視而不見;鳥鳴鶯囀,他聽而不聞。揀一張長椅坐下來,閱讀著隨身所帶的書,掏出口袋裏的特製卡片,聚精會神地又摘錄起來。他的夫人因此責怪他不注意身體,他笑笑說:“散步是休息,看書同樣也是休息嘛!”
陳玉堂研究人物筆名,其資料取之於各種“雜書”、“雜刊”,近代的像《清稗類鈔》、《清秘述聞》以及其它野史筆記和有關史料等;現代的如《文史資料選輯》、《黨史叢刊》、《新文學史料》以及解放前的《人物雜誌》和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物》雜誌,還有大量文學史料的回憶錄,等等。他研究筆名,如醉如癡。每當發現一個人物筆名,或根據人物筆名發現其一篇文章,一點事跡,就猶如昆蟲學家發現一隻新種,天文學家發現一個新的星體一樣興奮。
1963年,他養病期間,有一天到單位領工資,無意中在地上的一攤書裏,發現一張《火球旬刊》,有一篇署名為“崇軒”的作品《雨中》。他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資料,一眼就鑒別出了這是胡也頻烈士用本名崇軒發表的處女作,於是興奮不已,不顧病重的身體,馬上寫文投稿《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後終因“文革”開始,刊物停辦而未能問世。這件事一直擱在他心中十多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一片欣欣向榮,陳先生重又拿起筆,寫了《左聯五烈士的筆名和別名》,在上海《書訊報》上發表,首次披露了胡也頻烈士用本名崇軒發表的處女作《雨中》,從而糾正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將《夢後》視為胡也頻處女作的舊說。
通過對人物筆名別號的研究,常會發現有關人物的文章和事跡麗填補空白。1982年,陳玉堂在一部1914年蘇州振新書社出版的《南洋公學新國文》中,發現了鄒韜奮在學生時代用原名鄒恩潤發表的《斯賓塞謂修道之法在於嚐人生最大之辛苦說》等七篇作文,及時撰文予以介紹。以往眾所周知鄒韜奮最早的文章,是載於1915年商務印書館的《學生雜誌》,而陳玉堂的發現,使鄒韜奮開始著述的年代提前了一年。
碩果滿枝
陳玉堂半生艱辛,從不計較名利。他認為,做學問一定要有逆水行舟的勇氣,否則就會被衝垮,被淘汰。同時,要淡泊於名利,不對別人的成績目眩神迷。在自己選準的道路上走下去,堅信總能到達希望的彼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玉堂的辛勤耕耘真正到了開花結果的黃金季節。他在積累30萬張卡片的基礎上,已發表了不少有關人物別名、筆名及傳記資料方麵的文章。除上文所提到的,還有較早披露邵振青為共產黨員的《革命報人——邵振青》、糾正巴金原名李芾甘和宋朝書法家米芾的兩個“芾”字不同讀音的的《李芾甘和米芾》等等。
《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是陳玉堂調到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後編著的一本著作,它著錄了自清代末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出版的各類文學史著作三百餘種,為研究中國文學史著作之發展,和今後撰寫中國文學史提供了借鑒,為史學工作者提供了極其有價值的資料,獲“1978——1987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三等獎”。
當然,陳玉堂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有關人物筆名的研究編著上。退休前,他先後編著出版了《中共黨史人物別名錄》和《辛亥革命時期部分人物別名錄》等。
《中共黨史人物別名錄》共收錄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主要人物一百九十三人,還有馬林等八名外國人。書中不但著有每個人的字號,筆名和化名出處,還有小傳或簡介,並附索引,為研究中共黨史提供了翔實資料,為反映中國現代革命的情況提供了寶貴線索。
於1990年夏天脫稿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是陳玉堂先生窮半生積累,獨立編寫的一部三百餘萬字的煌煌巨著。這是我國第一部關於人物姓名、別名、筆名、齋號的工具書,共收錄了上自鴉片戰爭,下至當今改革開放年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和醫學衛生諸方麵人物一萬餘人,連人物的化名、綽號及文史書籍中的影射名都兼收不誤。這部辭典還著重考證其名號來源,列有人物小傳和簡介,其中相當一部分材料係首次披露。如經考證發現清末小說家丁逢甲的生年為1864年;《小翠花》一書的著者舒舍予並非老舍,而是另有其人;魯迅原名周樹人,又稱周樹等等。書中還更正了一些曆史上的錯誤,力求還其本來麵目。如胡適小字嗣穈(音門),多有誤作“嗣糜”;又如袁殊,抗日時期奉命打入敵偽機關,前些年有書仍當他是“漢奸”;1931年神州國光社出版了郭沫若譯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被禁後,出版社在1934年,又以“李季”的署名出版。之後,很長一個時期被認為是另一“托派”李季所著譯,所以解放後又一度被誤禁。以上失誤之處都在這部辭典裏得以更正和澄清。
陳玉堂自1987年6月與浙江古籍出版社簽約後,曆時三年,奮力著述,足不出戶,以每月八九萬字的驚人速度不斷拓展,這在文壇上實屬罕見。這部辭典寫作期間,引起社會密切關注,《文匯報》、《新民晚報》、《解放日報》、香港《大公報》等報刊及電台、電視台都紛紛予以報導。
滴水貯盂
陳玉堂收集與研究了半世人物筆名,自然他本人的別號也不少。因他是南通人,南通有狼山,又名紫琅山,故取號“紫琅山民”。他因收藏水盂而榜室名為“百盂齋”,自號“百盂齋主”,人稱“陳百盂”。然則,他常用的一個雅號則為“書石”。“書石”二字,是他一生之寫照。書者,指他所擁有的各類筆記小說、文史史料和工具書,以及取之於書所形成的三十萬張卡片。石者,取其意誌堅如石也,並自刻朱印一方,直讀作“書伴石友”,回旋讀來則為“書石友伴”,饒有趣味。
古往今來,文人雅士無不愛好收藏,陳先生也不例外,但他又獨辟蹊徑,喜藏水盂,從六十年代開始,曆時三十載。如今他的百盂齋裏已藏有曆代水盂、筆洗、水滴五百餘隻,大者足可嬰兒戲水,小者僅供蟋蟀飲啄。陶瓷、紫砂、玉石、水晶、銅質、竹木等各種材料的都有。僅就瓷質而言,就有青花、祭紅、鈞紅、茶末、五彩、開片、釉裏紅等。這些水盂在百盂齋裏各居其位,或置於櫃頂,或佇立桌麵,或藏於壁櫥,或供於床頭,甚至煙灰缸、花卉盆景等也是用水盂和筆洗充當。千姿百態的水盂,色彩斑斕,造型奇特,其中飛禽走獸、果蔬花卉、古代人物,無不神形俱備。
有意味的是,他還根據水盂的體積、顏色、品類、造型的異同,分別題款,如“曾祖抱孫”、“四世同堂”、“父子共硯”、“兄妹同窗”、“江東二喬”、“紅樓二尤”、“太白醉酒”等,相映成趣。有些題款寓意深長,如九隻明清之際的青花盂洗,題為“九州之野”,下麵注有小字,為“天高而明,地厚而平”,寓祖國團結穩定之意;一隻宣德年間的銅質水盂,題為“龍圖學士”,小字為“鐵麵無私,正氣凜然”;一隻小巧玲瓏的紫砂荷葉水滴,題為“仙姑寶物”,注為“從不著水,一身無染;一隻外壁雕有山水的素瓷水洗,畫麵為一人棄船登岸訪友,題為“洞庭訪故”!注為“秉燭夜飲不思還”。
陳玉堂收藏水盂,與他致力於人物筆名研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盂,是他一生事業的象征,也是他一生心血之所注。他說:“古人謂治學之邃,喻之日‘滴水穿石’。餘卻自愧無此功力,或謂‘滴水成渠’,自揣亦足不成蹊,為之奈何?三思之後,遂取莊子‘積水成淵’之意,以‘滴水貯盂’而自勵。雖盛而不過滴,但亦可聊以**。”(《藏盂小誌》)每當他伏案神倦時,他就會取出一隻隻水盂,摩挲良久,從小小水盂中消除疲勞;而每當人們誇他的三十萬張卡片是寶庫時,他卻淡然一笑說,充其量也不過是水盂中一點點的水。
1986年底,上海社科院為陳玉堂舉辦盂展,參觀者絡繹不絕,博物館行家參觀後,譽他為“民間集盂第一家”。1989年,日本有關部門曾邀請他東渡舉辦展覽會,他終因忙於寫作,未能成行。1990年7月,陳玉堂攜帶著他的百餘隻水盂精品北上赴京,參加了“首屆京滬民間收藏聯展”,別具一格的藏品受到人們的嘖嘖稱讚。
陳玉堂不僅迷戀藏盂,還喜愛書法、篆刻,且都為自學所成。他的書法,以學顏體為主,博采眾家之長,六十年代初,曾以幾寸大小的顏體抄錄了全部《毛主席詩詞》,字體剛勁雄厚。八十六歲的書法家張叔通看了後,題識日:“陳君學顏字,甚佳,有氣魄,有骨力,殊為欽佩。”陳玉堂的篆刻作品至今也已有數百方。其中有著名油畫家顏文梁、教授顧易生、水彩畫家李詠森等人的名章和閑章,又有詩詞、成語,就象他所收藏水盂那樣不拘一格。
伏櫪酬誌
陳玉堂先生最信奉的一句話是:事在人為。他對此有兩種解釋;事是人做的,而一個人要想有所成就又必須靠不懈的努力。他研究人物筆名也包含了這兩層意思:通過人物別號筆名的研究收集,可以從中挖掘出許多鮮為人知的人物生平事跡;反過來,要在人物筆名的研究上有所突破,還是要靠鍥而不舍的追求。不成功則藏之深山,成功則奉獻給社會。
陳玉堂所收集的筆名資料,解決了不少部門和個人編寫史料、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所碰到的難題。方誌敏、阿英、楊賢江、陳企霞等故人之子都曾到陳先生處,或通信查過他們父親的資料。西安書畫院院長傅嘉儀馳函“筆名大王”,說他正在匯刻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筆名印譜,他列舉了他知道的於右任的二十個筆名,問陳先生是否還知道別的,陳玉堂立即抽出其卡片箱中的信息資料,又補充了十個,還代為糾正了別的筆名。為表謝意,傅先生特地刻了一方石章,記載此事,送給陳玉堂。
可欣慰的是,陳玉堂四十年的奮鬥已得到社會的承認。國內外先後有六十多家報刊雜誌、廣播電視台報道了他的事跡。黨和政府對他所取得的成績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和重視。1988年7月,陳玉堂榮獲上海市“老有所為精英將”。1989年5月,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員會授予他“積極分子”的光榮稱號。
陳玉堂是位有心人,近年來凡有報道他事跡的文章,他都一一剪下來,裝訂成冊,封麵上題著“伏櫪酬誌”四字。已有的成就並未使他陶醉,他把人們對他的褒揚視為砥礪,壯心不已,筆耕不輟。
陳玉堂今年六十七歲,仍身輕腿捷,鑽研學問的勁頭不減當年。他每天起床後稍作鍛煉,隨後即伏案工作,直到深夜。每有親朋好友拜訪,後生晚輩求教,他都熱情接待,就所知者和盤托出。他平生最恨嫉妒之人、保守之輩。他說,既不要步人後塵,也不要怕別人超過你,體現了他的坦**胸懷。目前,他除了已出版的和即將出版的書稿外,還完成了《王安石野史匯纂》、《小說月報目錄》、《南社人物別名索弓I》、《左聯成立時期主要刊物作者著譯集輯》等著作。
陳玉堂雄心勃勃,寫作計劃排得滿滿的。接下來他準備著手編寫《文房四寶資料匯編》、《人名小掌故》、《水盂圖集》。考證方麵的著作《求疵錄》已試寫了一小部分。
陳玉堂是上海社會科學院唯一的一位沒有學曆而獲得高級職稱的學者。他的進取與成功對一切有誌者來說,不都是有益的啟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