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民俗學的興起始於高校校園，具體說是以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錢玄同發起的北京大學歌謠征集運動為標識的，人們對此已達成共識。當時任教北京大學的劉半農、沈尹默提倡寫新詩，倡導從民歌民謠中發掘文化藝術的理想因素。這場開風氣的歌謠學運動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旗幟鮮明地提出學術研究主張，吸引了眾多學人的目光。胡適、顧頡剛、董作賓、朱自清、鍾敬文等學者都積極投身其中，出版歌謠周刊96期，搜集的歌謠有13000餘首，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還出版了不少開創性甚至是經典性的學術成果，如顧頡剛的孟薑女故事研究，董作賓的歌謠研究，在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我國民俗學教育與研究已走過了近100年的曆程，相對高校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教育而言，曆史應該是比較悠久的。可從全國民俗學學科的整體情況看，至今民俗學仍被視為一門很年輕的學科，發展似乎是剛剛起步，大學民俗學教育體係仍未建立起來，絕大多數課程沒有公開出版的教材。而稍微有點曆史的文科諸多學科，課程、教材和教師隊伍都已進行了多輪更新。這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值得我們作些思考。
一、回眸近20多年中國民俗學的發展
新時期的中國民俗學應該是從1979年開始的，以七教授提出的《關於建立民俗學會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為標誌。30多年來，中國民俗學研究有兩個最明顯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延續了早期民俗學研究的主流方向，即執著的人類學情結。
人類學研究的許多內容，實際上與民俗學是重合的，國外的人類學家有些同樣也是民俗學家。民俗實際上不隻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一種民眾的行為、民眾的觀念、民眾的組織形式、民眾對生活的看法、民眾的知識，民俗學與人類學交叉重疊的地方就在這裏。對此，鍾敬文先生有明確的表述：“人類學（這裏主要指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等姊妹學科，它們所處理的文化對象，主要是人類集體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它與民間文藝學、民俗學所處理的對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密切相聯的。因此，在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理論的探索、闡發等方麵，都有互相匯通和互相借鑒、啟發等作用。作為一種應用科學，彼此在學理上往往也是相通的。”[1]人類學與民俗學之所以有一種親緣關係，兩門學科研究對象有交叉，這個交叉的本身就規定了兩個學科間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人類學調查和探討人們的行為表現、人們的生活觀念和生活狀態，其研究方法都可以為民俗學所運用，實際上，民俗學的研究是受到了人類學的影響。我們現在之所以把人類學和民俗學聯係起來，來探討它們的親緣關係，就是從中國現在的研究現狀看，有很多人的研究是跨學科的，而且，現在的人類學研究成果很多為民俗學所采用。人類學原來運用的方法、研究對象，有些恰恰是民俗學所忽視掉的，現在借用了人類學的方法，正好可以彌補民俗學研究中原有的不足與空缺。
許多研究方法，兩個學科都是共用的，比如說結構主義人類學方法、象征人類學方法以及解釋人類學方法等。按照某些美國人類學者的分類，民俗學是人類學的一個學科分支，或者也可以說彼此是姊妹學科。人類學和民俗學從其研究對象來說有一種交叉的關係。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是研究人的活動的，人的存在環境，人的行為方式，人類所創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文化，民俗學實際上也是如此。過去似乎有一種誤解，認為民俗學研究的是一種文化現象，或者說是民間文化現象，實際上所研究的這種現象本身也是以人為主體的，是特定眾的一種群體生活方式、行為習慣、生活狀態。在研究對象上，人類學和民俗學有很多相通之處，包括研究方法，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作業，這一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文化人類學強調理解，理解當地人對自己生活現象的看法，民俗學的立足點也在這一點上，這也是相通的。所以鍾敬文先生指導的一些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村落社會組織建構、村落族群的社會關係，現在出版的一些關於某一區域人們生活狀況的調查與研究的專著，也是民俗學者寫的。研究某一村落的文化現象，村落史的研究，村落各類組織的研究，實際上都是民俗學家來做的，他們運用的也主要是人類學的方法。
我們不能把民俗學的研究方法隻是停止在揭示文化遺留物的層麵，當然這也是一種研究。現在我們民俗學研究領域也不隻是局限在一些邊遠的、落後的山區，它也在研究城市社區，研究社區人們的生活創造和文化創造。研究這些民俗，若不借用人類學的方法是很難進行的。在文化人類學故事學領域，參與研究的學者眾多，他們依循人類學研究的路子，直接從民眾中搜集第一手材料，強調正在流傳的故事材料的重要意義，並將文獻材料和“田野”材料進行比較處理，經過分類分析，揭示故事的曆史根源、文化意蘊、社會功能和結構範式。
第二個特點是以豐碩的成果和多樣的研究方法，展示了民俗學和民間文學學科的實績。
在文獻民俗誌采錄方麵，1984年，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民協組織了民間文學三套集成（《中國民間歌謠集成》《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編撰工作。這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民間口頭故事文字化、書麵化的運動，被稱為建設中國民間文化的“萬裏長城”，是有史以來在全國範圍內對中國民間文化寶藏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搜集采錄工作，為此製定了“科學性、全麵性、代表性”的三性原則。截至1990年，共搜集歌謠320萬首，民間故事183萬篇，諺語784萬條，總字數達40億，這件功在千秋的偉業既保存了民間文化，又為日後的民間文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民俗學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當時，文化界、思想界的氣氛異常活躍，國外新理論、新方法被大量引入並得到適時借鑒；持續多年的“文化熱”達到了一種頂峰狀態，鍾敬文先生也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民俗文化學”理論觀點；諸多民俗誌工作的廣泛展開，既為研究者提供了更豐富的新資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課題。這種良好的大的學術氛圍和形勢，必然影響到民俗學的研究，促使民俗學的研究要打破單一的、封閉式的和狹窄的局麵，追求理論和方法上的多元化、開放性。
這一時期，伴隨著思想解放的大潮，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理論研究空前活躍，成果顯著。僅以民間文學理論著作為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鍾敬文的《民間文學概論》、烏丙安的《民間文學概論》、張紫晨的《民間文藝學原理》、段寶林的《中國民間文學概要》、葉春生的《簡明民間文藝學教程》、朱宜初的《民族民間文學散論》、李惠芳的《中國民間文學》、劉守華和巫瑞書主編的《民間文學導論》等十餘種；關於民間文學體裁建設方麵，有袁珂的《神話論文集》、潛明茲的《神話學的曆程》、劉城淮的《中國上古神話》、劉守華的《故事學綱要》《中國民間童話概說》、天鷹的《中國民間故事初探》、程薔的《中國民間傳說》、賀學君的《中國四大傳說》、吳超的《中國民歌》、潛明茲的《史詩探幽》、張紫晨的《中國民間小戲》等幾十種著作。這些著作，在高校民俗學教育方麵起了很大作用，促進了高校民俗學教育。此外，還有許多圍繞民間文學中的某個專題進行研究、對民族或地區的民間文學進行整體研究、對民間文學進行跨學科研究、作家與民間文學關係、民族及民間文學史的著作上百部。這一時期國外的關於民間文學的理論如神話學派、流傳學派、曆史地理學派、心理分析、原型批評、結構主義、故事形態學等都被介紹進來，並運用到中國民間文學研究中，研究方法呈現多樣化，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以民間故事研究為例，有運用故事類型索引和曆史地理學派探尋故事在不同曆史時期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間的流傳變異的，也有運用人類學、心理分析、原型批評理論闡釋故事母題的文化意蘊和民族文化心理，還有運用敘述學和形態學理論對故事的敘述方式和內在結構進行研究的，再有將文獻、口頭文本和考古結合運用“三重論證法”進行故事研究的。另外學人不再單純從文本進行故事研究，開始關注故事的生存情境，對故事講述家和故事村進行研究。民間文學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麵。
二、學科點最少的二級學科之一
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民俗學（包括民間文學）恢複和大發展的時期，高校民俗學教育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績。鍾敬文先生對此比較滿意，他在1989年總結道：“十年來，在許多大學的文科院、係裏，相繼開設了民俗學方麵的講座。那裏所講授的，多數是一般民俗學（‘民俗學概論’），但也有的是特殊民俗學（如‘敦煌民俗學’、‘文藝民俗學’或‘民俗學史’等）。這種課目的開設，不但對大量的青年學生傳布了民俗學的知識和培養了他們這方麵的興趣，同時也促進和加強了這門學科的理論研究和資料搜集、整理工作。這是民俗學發展的重要條件。”[2]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許多高校在注重民俗學課程的開設和師資隊伍組建的同時，沒有規劃民俗學學科點的建立，更沒有發展碩士點甚至博士點的長遠打算。那時，除了北京師範大學以外，其他高校的民俗學（包括民間文學）幾乎都不是獨立的學科，均靠掛於其他學科點。
北京師範大學的中國民間文學專業是1988年原國家教委批準的高校重點學科。由於學科在建設過程中實際上拓展為包含中國民間文學在內的民俗學，而且已被現行研究生培養專業目錄所確認，因而本學科點的名稱亦應改作民俗學（含中國民間文學）。1997年6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國家教育委員會聯合頒布了新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國民間文學專業正式更名為民俗學，並成為一個獨立的二級學科，和社會學、人類學、人口學並列，同屬於一級學科社會學。從此，民俗學學科在我國高校有了名正言順的地位。
著名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鍾敬文教授是我國民俗學學科的帶頭人，他一直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早在1949年，他率先將民間文學帶入新中國大學課堂，1953年起招收這一專業方向的研究生，1955年創立全國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改革開放以後，本學科進入了更快發展的新階段，1981年被定為第一批博士點，人才培養和科研成果對全國高校同行進一步起到積極的影響和示範作用，至1996年成為“211工程”重點建設的學科。為發展和運用民俗學，加強對我國民眾生活與傳承文化的科學研究，1993年建立了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2000年研究所聯合其他學科成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並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所編寫的《民俗學概論》《中國民俗史》《民間文學概論》等是全國高校普遍采用的教材，1996年以來出版了“中國民間文化探索叢書”等30餘種專著或論文集，《中國民俗史》等重要著作也已出版。這些是學科發展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成果。
由於鍾敬文先生立足於北京師範大學，在他的帶領下，該校的民俗學專業長期以來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2003年以前，是國內高校民俗學專業唯一的博士點和博士後流動站。這種一枝獨秀的局麵使得北京師範大學培養民俗學博士的任務過於沉重，生產出來的博士數量畢竟有限。除去留校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民俗學專業博士，剩下的已寥寥無幾，難於滿足其他高校建設民俗學學科點的需求。如今，也隻有北京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等少數高校能夠培養民俗學（包括民間文學）博士，能夠招收民俗學碩士的高校同樣為數不多，屈指可數。由於積重難返，高學曆的民俗學人才匱乏，具備增設民俗學學科點條件的高校幾乎闕如。許多高校民俗學碩士學科點的教師，不是“科班”出身，他們原本是從事其他學科研究與教學的，由於熱愛民俗學才轉行的。全國大部分省份沒有民俗學學科點，這種情況同與民俗學關係密切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就所有文科的二級學科而言，這種情況也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目前，國內一些著名的高校，如複旦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等，不僅沒有民俗學學科點，而且也沒有開設民俗學方麵的課程。有的高校民俗學學科點受到其他學科的無情排斥，被邊緣化，陷入苦苦掙紮的逆境中。其中原因，除了客觀因素以外，主要在於學術界仍對民俗學學科認識的偏見。在當下社會，“權力政治通過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識形態成為‘經典’，進而排除了非主流的、民間的、邊緣的曆史與聲音，那些被文字等現代傳播媒介書寫、刻錄的曆史也就充當了強化權力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即使是民間口頭文學的曆史書寫，也被整合到主流意識形態範圍內，因為民間文學的抵抗性質、狂歡特征，眾多民間口耳相傳的口頭文學作品，便再一次塵封在曆史的背後。”[3]在這種景況下，高校一些領導和學者更是對民俗學或多或少有片麵的看法，認為民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淺陋”的、“下裏巴人”的、沒有社會功能的玩意兒。這是沒有真正意識到民俗的審美價值、認識世界的價值和生活價值的結果。
在高校，沒有民俗學學科點，沒有這一學科的師資，不能開設民俗學課程，民俗學教育就無從談起。
三、民俗學專業課程體係孤立而單一
Folklore的原文是“民眾的智慧、民眾的知識”，到了19世紀70年代，這個術語被西歐學者廣泛使用，並確定為“民俗學”的含義（即“關於民眾智慧的科學”的意思）。在當時，它的概念顯然是廣義的，凡是民間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像村製、族製、婚姻、喪葬、產育、社交、節日、信仰、祭儀、居住、飲食、服飾、農耕、技藝以及民間文藝、民間諺語等，都屬於民俗學研究的具體內容。在民俗學的發展過程中，隨之又出現了Folklore的狹義的概念，即專指民間文學創作。五四時期，中國學者將這個名詞解釋成“民俗學”，同時又具體地譯為“民間文學”，即專指“民俗學”當中的口頭藝術部分。“因此，folklore也可被視做民間文學的同義語，人們在討論民間文學時，不一定要嚴格地使用folk literature（民間文學）或popular literature（大眾或流行文學）等短語特指。”[4]
在教學內容和方法方麵，民俗學教育比較單一，沒有顯現民俗學學科特色。一方麵，一般的民俗生活知識被當做學術加以傳授，學術話語的味道不甚濃鬱。學術成果多為“事象”的解釋，不足以支撐起民俗學課程的理論體係，直接導致民俗學課程理論的建構比較零碎，缺少可供思考和闡述的足夠空間，正如烏丙安先生在《民俗學原理》一書的“後記”中所言：“在國際國內民俗學被人為地擺放在邊緣或從屬位置的漫長歲月中，民俗學的研究成果常常被打入另冊，劃分到‘其他’或‘雜家’之列。這除了學術傳統中遺留下來的某些歧視性的習慣勢力影響外，民俗學自身發展的許多局限和不足也把民俗學置於弱勢學科地位而難以有強勁的開拓。”[5]
另一方麵，在大學課堂裏，即便是講民俗事象，也脫離了當地的文化傳統，是在民俗事象之間兜圈子。民俗學教育也隻能在教室裏進行，學校一般不會撥給田野調查的專門經費。民俗是屬於特定區域的，是各地不同的方言導致了民俗發音世界的差異，同時，也使民俗完全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和文化之中。民俗最突出的地域性表征就是方言，換句話說，方言讓民俗塗上了鮮明的地域色彩，是“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最突出的表征。提及民俗學專業教師，即民俗工作者，其實是很可鬱悶的一群。他們研究的民俗，是一個展示的過程，一個已完成的事實。對這樣一個過程，一個反複的事實，當地人習以為常，再熟悉不過，能夠充分享受展示。但是，對於民俗學研究者來說，努力地田野作業，也隻能了解此種過程之一二，獲取一些相關民俗知識；能夠用當地的方言在課堂裏唱幾句，便可招徠學生們的喝彩。離開當地之後，研究者們即利用同樣是搜集起來的理論、方法和觀點，對自以為是田野作業的成果進行分析和闡釋。這一研究過程與當地的表演過程，可能已風馬牛不相及矣。好在這種研究一般不是政府行為，不會影響當地人繼續展示。
四、高校民俗學教育的需求和困境
高校民俗學教育一般局限於該專業內部，僅僅是學術層麵的教育，並沒有在整個校園普及開來。該學科的教師大多不具備宣揚民俗知識的使命，同時大多數高校也不具備這方麵的環境和條件。
鍾敬文先生畢生致力於民俗學知識的宣傳和普及工作，晚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還多次給全校學生作了民俗學方麵的講座。他特別提出了在高校積極舉辦民俗學講座的倡議：“為了擴大宣傳範圍和培養這方麵的活動人才，有條件的大學（地方的與中央的）以及其他有關的學術機構，應該設法開設這方麵的專題學術講座。在這種講座中，演講者可以把關於這方麵比較係統的知識扼要地傳達給廣大聽眾，而演講者本人為講好課，在準備時必然要加深學習和思考，從而也提高了自己這方麵的學術水平。當然，這種講座的效果主要是在廣大的聽講者方麵。”[6]他特別重視發揮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可以這樣說，他畢生從事的不僅是民俗學專業教育與研究，更是民俗文化的大眾教育。他說：“民間文學，在今天我們的眼裏看來，不過是一種藝術作品。但是，在人類的初期或現在的野蠻人和文化國裏的下層民眾（後者例如我國的大部分農民），它差不多是他們立身處世一切行為所取則的經典！一則神話，可以堅固全團體的協同心；一首歌謠，能喚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諺語，能阻止許多成員的犯罪行為。在文化未開或半開的民眾當中，民間文學所盡的社會教育的功能，說來是使人驚異的。”[7]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民俗文化同樣是我們需要充分利用的教育資源。
應該來說，民俗學教育是能夠推廣起來的，因為每個學生都來自不同的地方，或風俗圈，擁有自己的民俗知識。相對其他學科的普及教育，民俗學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的確，有的高校在開展民俗文化活動方麵，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北京師範大學的“民俗學社”。然而，從更大的範圍而言，大學生熱衷於科技競賽、各種表演活動，對民俗知識並沒有互相交流的欲望，對民俗話題並不很感興趣。這同我國高校一貫重視政治思想教育是不相符的。如果將民俗學的田野作業納入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之中，肯定可以產生良好的教育效果，豐富大學生們的民間生活知識。
其實，大學校園需要民俗學教育，因為民俗本身是人類群體對某一現象共同認可的心願凝聚而成的。群體心願的一致，形成了民俗特有的凝聚力，這凝聚力使民俗具有向心功能。民俗流傳深廣，群體凝聚組合力強，民俗向心力也大。我們平時所說的鄉情、鄉土、鄉戀等，實際上就是同鄉共俗人們之間習俗向心功能凝聚的產物。試想，一個人不了解自己家鄉的民俗傳統，如何生發對家鄉的感情，一個不愛自己家鄉的人，又如何愛自己的祖國。
從更高的層次說，民俗可以營造高校人文氣氛，幫助大學生反觀城市的生活形態。民俗作為人類文化意識中最底層的文化，作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對塑造大學生的人文性格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人類文明的發展，尤其是到了自由市場經濟出現的時候，其帶來的後果威脅了人類的幸福生活，解構了共同發展的社區。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由衷地會對那些質樸無‘文’的傳統文化表示讚賞；它們引導人的經濟動機和貪欲走向崇高，不允許自由市場經濟的出現。這樣一來，在經濟學家心目中那些非理性的傳統事物（今天隻有在不發達國家才能看到）恰恰成為研究人的合宜理論，成為我們時代疾患的診斷，成為走向未來的召喚。”[8]但是盡管如此，民俗這一傳統文化在大學教育中卻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實際狀況不盡如人意，民俗學教育在大學校園幾乎沒有空間。大學校園仍被視為傳播和接受精英思想的場所，大師們被頂禮膜拜，而民眾和民間文化則被嗤之以鼻。北京師範大學的教育學科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承擔著培養優秀教師的重任，但民俗學在教育學科裏並沒有位置。
在近十年高校學科建設中，經濟學、工商管理科學以及其他應用性學科得到飛速發展，而傳統人文學科則日趨萎縮，有些也隻好另謀出路，增加一些應用性專業，諸如旅遊、文秘、編輯、社區行政管理等“有用”的專業。訓練與傳授生產、操作、經營技能成為一些高校教育追求的終極目標，全然不顧學生的人性和精神狀態是否健康。這大概也是許多高校一直沒有把民俗學學科建設納入議事日程的主要原因。有學者在為人類學呼籲：“盡快改變完全缺少終極關懷的學科設置實用化、流俗化的弊端，及時把人類學補充到當今的中國高等教育體製中來，同時大力扶植和發展人文教育和人文學科。理由其實非常簡單，人文這個詞的詞根在西文中也就是人性的意思！”[9]人類學和民俗學同屬於社會學下麵的二級學科，民俗學在高校學科建設中的境遇肯定還不如人類學，這是民俗學的悲哀，更是高等教育的不足。
（原載《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1] 鍾敬文：《關於當前民俗學工作的三點意見——致中國民俗學會第四屆學術討論會的信》，見《鍾敬文文集·民俗學卷》，468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 鍾敬文：《鍾敬文文集·民俗學卷》，9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 劉曉春：《當下民謠的意識形態》，載《新東方》，2002（4）。
[4] 祁連休、程薔主編：《中華民間文學史·導言》，8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 烏丙安：《民俗學原理》，330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6] 鍾敬文：《鍾敬文文集·民俗學卷》，269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7] 鍾敬文：《民間文學和民眾教育》，載《民眾教育》季刊，1933年2卷1號。
[8] ［美］艾倫·布魯姆：《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繆青等譯，388～38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9] 葉舒憲等：《人類學關鍵詞》，74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