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東京橋區的警察局裏，被拘留到第三天上來了。
清早，照例被放出牢房來盥洗之後，看守人卻把我關進另一間牢房裏去了。是在斜對過的一邊，房間可有兩倍大。一個人單獨地關在這兒，於是便和禿鬆分離了。這給了我一個很大的精神上的突擊。我頓然感覺著比初進拘留所時還要抑鬱。
和禿鬆同住了一天兩夜，他在無形之中成為了我的一個支柱。白天他鼓勵我，要我吃，要我運動，務必要把精神振作起來，兔得生病。晚上他又關心到我的睡眠，替我鋪毯子，蓋毯子，差不多是無微不至的。
他真是泰然得很，他自己就跟住在家裏的一樣。有他這樣的泰然放在身邊，已經就是一個慰藉，更何況他還那樣的親切，那樣的善良。我對於他始終是懷著驚異的，怎麽會有這樣的人呢？然而竟公然有這樣的人。
我憎恨著那個看守。那是像一株黃角樹一樣的壯漢，把我和禿鬆分開了。是出於他的任意的調度，還是出於有心的懲罰呢？同住在一道的時候，禿鬆是喜歡說話的，而我的耳朵又聾，因此時時受著看守的虎聲虎氣的幹涉。大約就為了這，那株壞材便認真作起威福來了吧？不管怎樣，這對於我的確是精神上的一個打擊。
房間已經夠大了，一個人被關著，卻顯得更大。但這兒卻一點也不空洞。雖然四麵是圍牆，除我一個人而外什麽也沒有，但這兒是一點也不空洞的。那四圍的牆壁上不是充滿著人間的憤怒、抑鬱、幽怨、號叫嗎？那兒刻滿著字畫，有激越的革命口號，有思念家人的俳句，有向愛人訴苦的抒情詩，有被幽囚者的日曆。那些先住者們不知道是用什麽工具刻劃上去的，刻得那麽深，那麽有力！
盤旋，盤旋，盤旋，順著走過去，逆著走過來，我成了一隻鐵欄裏的野獸，隻是在牢房裏兜圈子。偶爾也負隅，在草席上胡坐一下，但鎮靜不了好一會，又隻好起來盤旋著。……
上午十時左右，看守來開門了：“喂，出來！”他向我吼了一聲，我出了牢門。照例又在看守處把褲帶、衣扣、錢包等交還了我。我明白我又要被放出去晾一下了；過了一會，依然會被關還原處的。
走出拘留所後，同樣被一位武裝警察，把我帶著上樓，進了審問過我兩次的那間會議室。這次卻有四個人在等著我。那位袁世凱坐在長桌的一頭，旁邊坐著從市川押解我來的那條壯漢。另外，又添了兩個人：一個有點像朝鮮人，我記得是他最初踏上了我市川寓裏的居室的，他和壯漢同坐在一邊；另一個是第一次見麵，瘦削得跟猴子一樣，他卻隔離著坐在對麵通側室的門次。
依然是袁世凱的那一位主訊。問的還是前兩次的那些話。他手裏有著一張紀錄，要我閱讀一遍，又問我有沒有錯誤。我閱讀了，承認沒有錯誤。他要我簽個字在旁邊，我簽了。他又要我打一個指印，我也打了。於是他指著那位瘦猴子說：這位是司法主任，他要給你照幾張相片，回頭還有話給你說。
於是那司法主任按壁上的叫鈴，又有武裝警察進來了，他吩咐帶我去照相。我起來走動著，四位也跟著我走。走到了樓下的一間光線很充足的房裏，司法主任用一張白紙寫上了我的名字，要拿來撇在我的胸上。我拒絕了。我說：對不住，我並不是犯人。猴子臉**了一下，準備發作，袁世凱卻來緩頰：不要緊的，可以折衷辦理，把這紙條貼在這椅背上，不要撇在胸上。我想，這不還是一樣嗎？但你不讓他照吧，他也有辦法把你的名字寫在膠片上的，我也就隨他去了。照了正麵，照了左右兩側麵，又照了背麵，一共四張。照得竟這樣周到！這是什麽意義呢？已經把我關著了，難道還怕我逃跑的嗎？我在這樣想著。
相照好了，又把我帶上樓，又進了會議室。這次的袁世凱卻和顏悅色地向我說起話來了：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但在走之前，司法主任要給你講話。
這一突然的宣告，使我出乎意外，就這樣便放我出去了嗎？我心裏明白，一定是安娜在外邊的奔走收到了效果。但我心裏卻也沒有感受著怎樣的快活。照相的意思，我到這時候也才完全明了了。原來是想把我釋放進更大範圍的監視裏去。
猴子開始說話了，儼乎其神的一個“訓飭”的樣子——這是我後來才知道，凡是被檢束或拘留的人，在被釋放的時候，要被司法主任嚴烈地“訓飭”一頓。
他說：本來是打算更挫折你一下的，但念你有病——他插問我一句：“你不是頭痛嗎？”我倒把這件事情忘了，起初被抓來時，的確是在頭痛的，但關了兩天兩夜，頭痛倒老早忘記了。——因此提前釋放你。（好家夥，你完全把我當成罪犯！）但你要明白，日本警察是不好惹的。你在我國做一位客人，要做一位循規蹈矩的客人，我們會保護你和你的眷屬。假如你有什麽不軌的企圖，我們隨時可以剝奪你的自由，甚至你的生命！（好家夥，你有殺人的本領！）好，你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切事情你自己應該明白，多餘的話，我也不必向你說了。
這樣經了一番“訓飭”之後，案件表示結束了。我便向袁世凱發問：我是不是就可以走？
——不，不要著急啦，還要請你吃中飯。袁世凱更加和顏悅色地說，他倒在窗下的一個沙發上去了。
其餘的也跟著解除了精神上的武裝，和我開始漫談起來。
原來那位像朝鮮人的，懂得幾句中國話，在外事課中要算是“支那通”，為了奉命調查我的下落，他足足苦了半年。警視廳曉得我是到了日本，但不曉得我住在什麽地方。他們也懷疑到吳誠就是我，因為那位到東京考查教育的吳誠，一從神戶登陸之後，便失掉了去向。他們甚至打過電報到南昌大學去詢問。支那通不勝驚異地說：“真是稀奇得很！那邊回電報來說，有這位教授吳誠。”這自然是出乎意外的巧合，我當初用這個假名的時候，的確是隨意捏造的。支那通提到了仿吾給我的那封長信來，那信果然被他們檢查了去，他為翻譯那封長信，弄得兩晚上沒有睡覺。我到這時又算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這家夥的中文程度太蹩腳，使我在拘留所裏多住了一天一夜。
支那通從他的提包裏麵把信拿了出來，紅筆藍筆勾塗滿紙，但有好些地方他依然不懂。他要我講解，我給他講解了。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文言文是比較容易領會的，因為他們積了一千年的經驗，有他們的一套辦法，讀破我們的文言文。但他們拿著白話文便感棘手，很平常的話，都要弄得不明其妙。那封信，支那通說：他們要留下來做參考，希望我送給他們。這分明是強盜的仁義，我也慷慨地答應了。我想，假使東京的警視廳沒有被炸毀，那封信或許到今天，都還被保存在他們的檔案裏的吧？
端了兩碗日本麵來，是一種沒有鹵的粗條麵，他們叫著“烏東”，漢字是寫成“餛飩”的。我草率地吃了，我道謝了他們。這次可該我走了。我問他們：是不是還要送我回市川？那位押解我來的壯漢說：“不了，你的地理不是很熟悉的嗎？”我明白他的話裏麵是有意義的，但我沒有再多說話，我動身走了。
那是陰鬱的一天，走出了警局的大門，我看著一天的陰鬱，而這陰鬱差不多是透徹著我的內心的。我自己很明白，我隻是從一間窄的牢房被移進寬的牢房，從一座小的監獄被移進大的監獄。但我背後卻留下了一樣東西，那便是在拘留所中和我同住了一天兩夜的禿鬆。我沒有辦法去向他告別，我很感覺遺憾。他以後在拘留所裏麵不會再看見我，我相信他一定會替我高興，他會以為我是得到“自由”了。他是泰然的，但我能泰然嗎？可惜我的旁邊失掉了這樣的一個泰然，而且是永遠失掉了！
站在這警察局的門外，躊躇了好一會，我看定確實也沒有什麽人跟我，我便踱過街去。
京華堂就在斜對麵的街上，我踱進那店裏，打算去打聽小原榮次郎的情形。我在這兒又看見了魯迅寫的那首詩：
椒焚桂折佳人老，獨托幽岩展素心。
豈惜芳馨遺遠者？故鄉如醉有荊榛。
那是一幅小中堂，嵌在玻璃匣裏麵，靜靜地懸掛在賬台旁邊的壁上。小原老板娘出來了，態度很冷淡，而且有點不耐煩。我問小原，她說上半天才放出來，洗了澡，吃了中飯，在睡午覺。接著就開始了她的嘮叨。但她使我弄明白了，原來火頭就是小原。小原時常跑上海辦貨，因為有走私的嫌疑，受了警察的搜查，而在他那裏，卻發覺了他和我有往來，因此便受了兩倍的嫌疑，而被拘留了。他被拘留了五天，要多我兩天。這多了的兩天是東京警視廳對我的暗訪，和他們行文到市川警察局，正式會同拿捕，所費掉了的。在我被抓前兩天的中午時分，有幾個刑士樣的人，曾在我住宅周圍盤旋過，那一個疑團到這時也才冰釋了。
老板娘很直率，她明白地說：“小原在埋怨你，要你以後不要再由我們這裏兌款子了。”小原在北伐期中曾經到過廣州，那時他替安娜們照過一些相片，老板娘也取了出來交給我。她說：“小原說的，打算給你們寄來，我現在就親手交給你了。”我知道，他們是要樂得一個幹淨，免得將來再惹是生非的。我道了歉，並道了謝。但我揣想：恐怕老板娘還不知道我也被拘留了三天，我便告訴了她。她說：“是的，我知道的。小原看見了你，也聽見局裏麵的人說。”
於是我就像一隻落水雞一樣離開了京華堂。想到村鬆梢風也可能是受了連累的，便乘電車到騷人社去。果然，他那一間在樓上臨街的編輯室，坐滿了客人，都是來慰問他的。“騷人”另外顯示了一個新的意義，便是騷攘不寧的人了。村鬆完全失掉了他那娓婉持重的常態，非常興奮地在向著客人們訴說他的經過。
原來在我被抓的那一天傍晚，他的編輯所也被搜查了。村鬆當時不在家，他的太太便被抓去做了人質。第二天清早村鬆自行去投局，才把太太換了回來。他們更不幸的是被拘留在神田區的警察局，便是禿鬆所說的“最下等的地方”。一間牢房裏拘留著二十來往個人，村鬆和他的太太，各各在那樣的豬圈裏擠著坐了一夜。村鬆是在午前釋放出來的。
村鬆和他的夫人對於我的態度都忽然地陌生起來了，他們的怨恨似乎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在座的客人都以異樣的眼光看我。我感覺著我的周身時而在作寒作冷。這真是有趣，我是拿著中國錢到日本來過生活的，我犯了你日本什麽呢？白白地關了我三天，受了無窮的侮辱，但誰也沒有向我道過一聲歉，仿佛我是罪有應得，而且我還自不知趣，跑來連累了別人。我知道，我是被眼前的人們視為瘟神了。
好吧，我就知趣一些！我匆匆地，差不多等於狼狽地，又從騷人社告辭了出來。我很想往品川去看看齋藤家的情形，但我再沒有多餘的勇氣了。幾天來的疲倦，一齊衝集了上來，腦子突然痛得像要炸裂。滿街的日本人看來都像是刑士。我沒有膽量去坐電車，我受不了那滿電車的刑士的眼光。於是我在街頭任意雇了一乘圓托，閉著眼睛便一直讓它駛回了市川的寓所。
二
回到市川已經是傍晚時分了。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樣，小的一個女孩子，照樣的歡呼著跑來擁抱著我。因為她的母親瞞著了她，她竟以為我是去旅行了回來，看見我沒有帶回些土產，倒表示了小小的失望。
安娜告訴我：我去東京後，以為當天晚上便可以回來的，沒想到竟沒有回來。第二天她才邀請橫田兵左衛門同往東京，去訪問那思想檢事平田熏。據平田的表示也是沒有問題的，很快就可以回家。她到品川去過，齋藤家算沒有受波及，雖然有人去調查過，但沒有拘留他們。市川的警察局很客氣，他們對於東京警察的越俎代庖，抱著不平。橫田家也是安然無恙的。
這些對於我當然是很大的安慰，我為表示我的歉意和謝意，便和安娜一道去訪問橫田。
橫田還是那樣豁落著一雙眼睛，把手障在嘴前麵說話，但他也好像有點從夢裏醒來的樣子。他抱歉而又似乎諷刺地說，他的翅膀太小了，掩護不了我這個“鴕鳥蛋”。——他是這樣比譬我，在他或許是出於恭維，而在我卻是感著了侮辱。然而他也盡了他的至善，倒是事實，我自然是感謝著他的。他又說：也好，一切都扯開了，以後不會再有問題了。
是的，也好，以後還會有什麽問題呢？我的行動以後一直是受著了兩重的監視：一重是刑士，一重是憲兵。但事實上還不僅止這兩重，而是在這兩重之外，還有重重的非刑士、非憲兵的日本人的眼睛，眼睛，眼睛！
周圍的空氣的確是變了，鄰人們都閃著戒備而輕視的眼光。那對於我倒還比較簡單，對於安娜是應該更複雜的了。那分明是在說：“你太不自愛，以一個日本女人，而嫁給支那人做老婆，而且是一個壞蛋！”
這是使人受不了的。因此我們便決定搬家，特別是安娜，搬家的心異常迫切。
當然我們也不能搬得太遠，而且也不好搬出市川。就在真間區的北部有一帶淺山，名叫真間山（Mamayama）。那山上有一座佛寺，有茂盛的鬆林，也有可供眺望的一座亭子。我是時常帶著孩子們到那兒去散步的。從那亭子上可以俯瞰市川的市容，遙望江戶川的上下遊和彼岸的東京郊外。就在那山腳下不遠處，在供奉著女神“手兒奈”（Tekona）的神社旁邊，我們找著了一間新造不久的房子，從地位、大小、房金來說，都使我們相當滿意。在我從東京回來，不出十天光景，我們便搬到這兒來了。
這是一座相當僻靜的家。它有一間書房，一間正室，一間側室，附有玄關間、廚房和浴室。背著真間山，坐北向南。屋前有一條通道，東西橫貫。東頭是大門，西頭是一區水井地帶。以短短的柵欄隔出後門，和外麵的一帶小小的死巷相通。經過那死巷可以通往街道。那便是北通真間山、南通市川鎮的大道了。大門倒是向田野開放著的，隔不兩家便是田疇了。大門內有一片園地，隻在籬柵邊種了些櫻花樹和夾竹桃之類，地麵空曠著，在等待著居住的人把它辟成花園或者菜圃。這園地在房屋的東頭，可接受全麵的陽光，小小的書齋便是麵臨著這片園地的。書齋在東南兩麵開窗，窗外有回欄可憑眺，的確是可以夠得上稱為小巧玲瓏。小巧處呢？是在它隻有四席半的容積。我特別喜歡這書齋，我的那套三部曲：《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主要地就是在這兒寫出的。
讀過我《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人，應該還記得那裏麵有一篇《周金中的社會史觀》吧？那是就周代的金文來研究周代的社會的。在那文章後麵有這樣的一行標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一個人在鬥室之中，心裏紀念著一件事情。”所說的“鬥室”便是這座書齋了。心裏所紀念著的是什麽事情呢？那是和“十一月七日”那個日子有關聯的十月革命。在三年前，我在武昌籌備紀念這個日子，就在當天晚上，奉命往九江、南昌一帶去做工作。那些情形是活鮮鮮地在我腦中顯現著的。
讀過我《甲骨文字研究》的人，應該還記得那裏麵有一篇《釋支幹》吧？那書是我用毛筆寫出來石印的。在那《釋支幹》裏麵有一段的字跡特別寫得粗大（第三十九頁），那也是我坐在這鬥室裏麵，發著高燒，所力疾寫出的痕跡了。當時因為晝夜兼勤的研究，晝夜兼勤的寫，不幸著了寒，便發出了高燒。文字愈寫愈大，結果終竟不能支持，睡倒下去了。
像這些往事，就在目前回想起來，都還感覺著頗有回味。還有好些往事是和這書齋、和這家，是有關的，因而我至今還憶念著這座書齋和這座家。
但這座家也有一點相當大的缺陷。在家的正南麵是一家有錢人家的後園，有一間很高的倉庫，劈麵地立在玄關前麵。這樣，在冬天便把太陽光完全擋著了，而在夏天呢又要擋著南風。這便使住居的人，冬不暖而夏不涼。這所意味的缺陷是怎樣大，在有多數兒女的母親是特別感受著的。
不過在我倒滿不在乎。盡管冬不暖，總冷不過零度以下的西比利亞，夏不涼，也總熱不過赤道地方，而在我卻有寧願住在西比利亞或赤道地方的苦境。
初到市川的時候，因為向警察和市政當局打過招呼，他們倒委實寬大，對我的戒備是很鬆泛的。自從東京警察拘留過我一次之後，他們卻把我當成為“巨頭”了，於是便特別增設了一位刑士來專門管我。我要到東京去他總是跟著我的。待在家裏的時候，隔不兩天，他便要來拜訪，扭著談些不相幹的話，消耗你半個鍾頭光景，他又各自走了。時間雖然隻有半個鍾頭，但他留下的不愉快，至少可有你半天。
但這刑士的監視倒還比較容易忍受：因為他還比較講禮。刑士來拜訪的時候，總還走前門來，在玄關門口打著招呼。你理也好，不理也好，他是不敢上你的居室的。他的目的，隻在看你的動靜，看你是不是在家。隻要這目的達到，在他便算盡了責任。有時有初來接任的刑士，恭敬的禮貌每每還要出乎你的意想之外。凡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候，舊的刑士要把新的刑士帶來見麵，那新來者因為是才從鄉下來，沒有見過大世麵，他聽說我是“巨頭”，自然就愈見要必恭必敬了。日本人的平常用語和稱謂，尊卑之間是大有分別的。同樣意義的話，說得愈長，用的字眼愈複雜，便愈顯示對人的恭敬和自視的謙卑。稱謂呢，同樣的一個你字吧，便有好多種。對於有官階的人，文官自簡任以上，武官自少將以上，便一律稱為“閣下”了。我因為在政治部做工作的時候，曾領受過中將銜，他們便以為我是真正的武官，照例也就以“閣下”稱我。在我雖然感覺著難堪，而在他們也倒是習慣成自然的。
有一次橫田告訴我：鄉下的刑士對中央的要犯是特別尊敬的。因為怕出了岔子，他自己的飯碗要打破。他叫我不妨試一試：凡有刑士跟你的時候，你可以把你的提包交給他，他會給你提的。因為那樣他可放心你不會跑，而你當然也就算是得到一位義務跟班了。我照著這話試過，果然沒有遭到拒絕。
又有一次，有初來的刑士來拜訪，談話間他客客氣氣地問我：閣下，你的部下還有多少人啦？
他自然是視我如同國內的一班軍閥，自己雖然亡命在外，而每每有殘留部隊在國內的。我和他開玩笑，便舉出了四個指頭。我的意思是說，我有四個兒女。（我當時是隻有四個兒女的。）
——哦，那不得了啦！——刑士吃驚地說：四萬人嗎？那可要很大一筆數目來辦給養啦！
我心裏好笑，但也隨他去吧，就讓他把我看成為四萬人的頭領。
這刑士的監視委實是比較容易受的，但最難忍耐的就是日本憲兵。
市川是大東京東麵的橋頭堡壘，雖然是一個小市鎮，但有一個師團在鎮守著。師部就在真間山的背後，有很大的一個練兵場，步、騎、炮、工、交通、輜重各種兵種都有。時常看見他們在操練，或整日地用大炮起轟。因此，在市川也有一個憲兵營駐紮著。我初來的時候，和憲兵沒有關係，沒有去打招呼。住了半年，他們也不曾注意過我。但自從我被拘留過一次之後，他們也把我作為監視的對象了。
我們一搬到了這新居來，湊巧地也就添上了這新的監視。這新來者卻異常橫暴。那是一位憲兵中士，往常在街頭可以偶爾看見的，他便成為了我的主顧。開頭差不多天天來，全不打招呼，從那死巷裏一直闖進後門，打從那甬道又一直走出前門。這是犯了家屋侵入罪的。在他們日本的國法上是不允許的事情，然而那闖入者卻大搖大擺地行其所無事。在不知第幾次了，是一天星期的上午，我正在走廊上坐著看報，那侵入者又來了，我忍耐不過，幹涉了他。他索性從那甬道跨過短柵，跨上了正屋來。
——怎麽樣，——他咆哮著。我是奉命看管你的！
——豈有此理！你管不著我！——我也咆哮起來了：你犯了你們的國法！
——哼，你是支那人，我們的國法不是為“槍果老”（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惡稱）設的。你有膽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卻有膽量就在你支那境內也要橫行，你把我怎麽樣？
我的腦袋子快要炸裂了。他確實是在中國境內也可以橫行的人；而我自己呢，連祖國都不能見容，我能把他怎麽樣呢？
安娜來解圍了。她端著茶，並還把預備給孩子們吃的糖點送來奉獻，我各自退進我的鬥室裏去了。隔著紙窗，聽見她在向那憲兵中士款待。
——我的先生近來神經受了激刺，容易興奮，請你不要介意。接著又說：你來看我們是很歡迎的，刑士先生們也時常來，但請以後不要客氣，從正門進來好了。
低首下心地說得很娓婉，但幸好也還有些骨子在那裏麵。那憲兵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一些，也各自走了。聽那腳步聲，是還有餘怒未泄，在向我示威。
經過這一次的咆哮，倒也有些收獲。那位中士後來不見來了，另外換了一個。每逢來時，也從正門進來，打著招呼了。但他會隨意跨過短柵，坐到回廊上來。
這也是這座新居留給我的一個極深刻的記憶。我隻要一回想到它，那些憲兵們的身影，便要浮現出來。他們始終是穿著馬褲的，腳上套著一雙黑皮的長統馬靴。有一個時期，我隻要一看見那種長統馬靴，我的神經就要發生作用，就仿佛有這種馬靴在我頭上踐踏的一樣。但我應該感謝這種馬靴，我應該感謝那條死巷，我應該感謝那樣位置著可以任人穿堂而過的家，是它們湊積起來，構成了一個機會，讓日本帝國主義的橫暴，雖是小規模、而卻十分形象化地對我表演著。這所給予我的反應，是永遠不能模棱下去的，它使我不能忘記：我是中國人！
三
在八月初，我研究《易經》的時候隻費了一個星期，接著我又研究起《詩經》和《書經》來了。這回卻費了半個月。在我把《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寫好之後，我便躊躇起來了。讀過我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人，請把關於詩書研究的那一篇的末尾翻出來看看吧。那兒是這樣寫著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稿，十月二十五日改作。”初稿的寫出至改作足足隔了兩個整月，這所表示的是什麽呢？這表示著在我的研究程序上，起了一個大轉變。
首先我對於我所研究的資料開始懷疑起來了。《易經》果真是殷、周之際的產物嗎？在那樣的時代，何以便能有辯證式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而且和《詩》、《書》中所表現的主要是人格神的支配觀念，竟那樣不同？《詩經》的時代果真如“毛傳”或“朱注”所規擬的那樣嗎？他們究竟有什麽確實的根據？《詩經》不是經過刪改的嗎？如是經過刪改，怎麽能夠代表它本來的時代？《書經》我雖然知道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別，在今文中，我雖然知道《虞書》、《夏書》的不足信，但《商》、《周》諸篇，也是經過曆代的傳抄翻刻而來的，它們已經不是本來麵目。——這同樣的理由，對於《易經》和《詩經》也是適用的。毫厘之差可以致千裏之謬，我們縱使可以相信《易》《書》《詩》是先秦典籍，但它們已經失真，那是可以斷言的。因此要論中國的古代，單根據它們來作為研究資料，那在出發點上便已經有了問題。材料不真，時代不明，籠統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結果，難道還能夠正確嗎？
再次，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無諱言，是犯了公式主義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觀的公式，往古代的資料上套，而我所據的資料，又是那麽有問題的東西。我這樣所得出的結論，不僅不能夠贏得自信，而且資料的不正確，還可以影響到方法上的正確。盡管我根據的公式是確切不移的真理，但我如果把球體的公式拿來算圓麵，豈不會弄出相隔天淵的結果來？別人見到這結論的錯誤，粗率一點的，豈不會懷疑到球體公式的無稽？而這個公式的正確與否，事實上我在我所根據的資料中也還沒有得到實證。那麽，我的努力豈不是拿著一個銀樣蠟槍頭在和空氣作戰嗎？
我躊躇了，我因而失掉了當初的一鼓作氣的盲動力。但我也並沒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轉移到了資料選擇上來。我想要找尋第一手的資料，例如考古發掘所得的，沒有經過後世的影響，而確確實實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種東西。這樣的東西，在科學進步的國家是很容易得到的，但在我們中國，卻真是鳳毛麟角了。我在這時回憶到了一九一六年前後。那時我在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肄業，在學校圖書館的目錄裏麵，曾經看見過羅振玉編著的《殷虛書契》那樣的名目。我雖然不曾取來看過，但我猜想它會是關於古代的東西。我就憑著這一點線索，有一次（大約就在八月尾和九月初）便往東京上野圖書館去查考。
上野圖書館的藏書是相當豐富的，但專門書籍卻很少。可我很幸運，就在目錄裏麵卻查出了有《殷虛書契前編》，而我便立地借閱了。一函有布套的四本厚厚的線裝書，珂羅版印，相當講究。書的內容，除掉書前編著者羅振玉的一篇簡略的序文之外，純粹是一些拓片。我雖然弄明白了那是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字，而出土地小屯在洹水之南，根據《史記》《項羽本紀》知道是殷朝的廢墟，所以這些文字便是殷代的遺物了。但那毫無考釋的一些拓片，除掉有些白色的線紋，我也可以斷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
然而資料畢竟是找著了，問題我得讀破它，利用它，打開它的秘密。我這個進一步的要求，不能由上野圖書館來得到滿足，它除了有這一部《前編》而外，其他同樣性質的東西什麽也沒有。
於是我又想到了可以問津的第二個門路。一九一四年我初到日本，在東京本鄉第一高等學校讀預科的時候，曾經有朋友引我到附近的一座專賣中國古書的書店裏去過。我記得那書店的名字叫文求堂。那書店有一個特色，是它有一個書房可以讓買書的人去休息，看書，店員還要向你晉茶。那時因為我準備研究醫藥，和中國書沒緣，後來也不住在東京，我也就隻去過那麽一兩次。現在我對於它感覺著迫切的需要了。我往本鄉區去找尋它。它就在本鄉一丁目，離上野圖書館不很遠，門麵已經完全改觀了。在前仿佛隻是矮塌的日本式的木造平房，而今卻變成黑色大理石的三層樓的西式建築了。屋脊和大門頂上都點綴著一些中國式的裝飾，看來有些異樣，仿佛中國的當鋪。
賣的中國書真是多。兩壁高齊屋頂的書架上塞滿著書，大都是線裝的。兩旁的書攤和一些小書架上也堆滿著書，大都是洋裝的。靠後左邊是賬台，右邊橫放著一張餐桌，備顧客坐息。後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內室的門，在那兩側有玻璃書櫥，也裝滿著書。這書櫥裏的書，大都是一些線裝影印的比較珍貴的典籍了。
店主人姓田中，名叫慶太郎，字叫子祥，把文求堂三字合並起來作為自己的別號，也叫著救堂。（這是有點類似於兒戲，實際上救字並不是“文求”二字的合書。）年齡在五十以上。他是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的，但他對於中國的版本卻有豐富的知識，在這一方麵他可遠遠超過了一些大學教授和專家。他年輕時候曾經到過北京，就全靠買賣上的經驗，他獲得了他的地位和產業。大約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人不知道這位田中救堂；恰如在上海，但凡研究日本學問的中國人，沒有人不知道內山完造的那樣。我在當天走進這文求堂的時候，就在那餐桌後麵，發現了一位中等身材的五十以上的人。沒有什麽血色的麵孔作三角形：兩耳稍稍向外坦出，看來是經過一種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練過的，那便是這位書店老板了。
我去向他請教，問他有沒有研究“殷虛書契”的入門書。
他說有的。立地便從一處書架上取下了兩本書來，遞給我。
那是淡藍色封麵的兩本線裝書，書名叫著《殷虛書契考釋》，是天津石印的增訂本。我翻開了書的內容一看，看見那研究的項目，秩序井然，而且附有字匯的考釋，正是我所急於需要的東西。價錢呢？要十二圓。在當時這決不是菲薄的數目，而我自己的身上卻隻有六圓多錢在腰包裏。我便向老板提議：好不好讓我把六圓錢做抵押，把書借回去看一兩天？
書店老板躊躇了一下，娓婉地拒絕了。但值得感謝的他卻告訴了我一個更好的門路。他告訴我：要看這一類的書，小石川區的東洋文庫應有盡有。你隻要有人介紹，便可以隨時去閱覽的。那東洋文庫的主任是石田幹之助，和藤村成吉是同期生啦。
真的，我真是感謝他這個寶貴的指示。他雖然沒有慷慨地借書給我，但我是不能怪他的。因為那時候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我以一個陌生的外國人而向他提出了那樣的請求，倒是唐突得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我照著他的指示進行了。靠一位相識的新聞記者川上（Kawakami）的幫助，一同去拜訪藤村。藤村在我們中國人中是有名的，他是日本文壇上的左翼作家，他和我有過師弟的關係。在岡山六高時代，他教過我一年的德文。藤村很懇摯地歡迎著我，介紹信不用說毫不推辭地便替我寫了。我那時還沒有公開地使用自己的本名，川上卻把他自己在中國時所使用過的假名林守仁，又讓我假上了。
東洋文庫是日本財閥三輪係的私人圖書館，它是屬於川琦家的。川琦兩兄弟，兄的一位購買了皕宋樓的宋版書，成立了靜嘉堂文庫；弟的一位購買了曾充袁世凱顧問的莫理遜的藏書，而成立東洋文庫。兄弟兩人，隱隱是東京學術界的保護者。莫理遜的藏書本偏於近代歐美人研究東方的著作，歸入東洋文庫以後，又添置了不少的新舊書籍。關於中國的地方誌書、縣誌、府誌之類的搜集，據說也是相當豐富的。
文庫在小石川區的一條比較僻靜的街上，三層樓的建築，相當宏大。以白鳥庫吉博士為主帥的日本支那學者中的東京學派，是以這兒為大本營。白鳥本人（他便是法西斯外交官白鳥某的父親）除在東京帝大擔任教授之外，在這兒有他的研究室，經常住在這兒的三樓。他的下邊的一群學者，大多是受了法蘭西學派的影響，而又充分發泄著帝國主義的臭味的。對於中國的古典沒有什麽堅實的根底，而好作放誕不經的怪論。有一位著名的飯田忠夫博士，便是這種人的代表。他堅決主張中國人是沒有固有文化的，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後人假造。中國的古代文化，特別關於星算之類，是西紀前三三四年（戰國中葉）亞曆山德大王東征之後才由西方輸入的。因此凡是古文獻中有幹支之類的文字，在他認為盡都是後人的假托。甲骨文和金文裏麵的幹支文字極多，而這些東西都是在西紀前三三四年之前，不用說也就都是假造的東西了。這樣的論調與其說是學術研究，寧可說是帝國主義的軍號。東京學派的人大抵上是傾向於這一主張的，因而他們對於清乾嘉以來的成績，不僅不重視而且藐視。關於甲骨文和金文之類，自然也就要被看成等於複瓿的東西了。
我所要研究的正是他們所藐視的範圍。因此，我在人事方麵，除掉那位主任石田於之助之外，毫無個人的接觸。而在資料方麵，更是河水不犯井水。在那文庫裏麵所搜藏著的豐富的甲骨文和金文，便全部歸我一個人獨攬了。
一個事情看起來好像很艱難，隻要你有決心，幹起來倒也很容易。在當初，我第一次接觸甲骨文字時，那樣一片墨黑的東西，但一找到門徑，差不多隻有一兩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這倒也並不是我一個人有什麽了不起的本領，而我是應該向一位替我們把門徑開辟出來了的大師，表示虔誠的謝意的。這位大師是誰呢？就是一九二七年當北伐軍進展到河南的時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國維了。
王國維的存在，我本來早就知道。在他生前，我讀過他的一部《宋元劇曲考》，雖然佩服他的治學方法的堅實和創獲的豐富，但並沒有去追求過他的全部。他在中國古代史上，在甲骨文字的解釋上，竟已經建樹了那樣劃時代的不朽的偉業，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讀到了《殷虛書契考釋》，對於他的感佩又更加深化了。那書的一首一尾都有他做的序，不僅內容充實，前所未有，而文筆美暢，聲光燦然，真正是令人神往。再有是這《殷虛書契考釋》在文庫所藏的是初版（一九一五年），是王國維手寫影印的，和增訂版略有不同。當我讀到這初版的時候，我不禁起了這樣的懷疑：這樣的有條理、極合乎科學律令的書，會是羅振玉的著作嗎？它的真正的作者不可能就是王國維嗎？羅振玉自己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殷商貞卜文字考》（一九一〇年），相隔僅僅五年，而兩書之間是絲毫也找不出條貫性來的。這個懷疑不久我便證實了，原來是羅振玉花了三百元，買了王國維的著作權並著作者的名譽。
王國維家貧，在早年曾受羅振玉的資助和提挈，他們之間便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辛亥革命之後，羅以清朝遺老的資格逃亡日本，王國維成了他的同路人。他們同住在京都。（日本的舊都，和東京對言亦稱為西京。）在這兒住了三年，《殷虛書契前編》和《考釋》的編印，都是在這期間完成的。王國維把自己的著作、名譽賣給了羅振玉，明顯地是出於報恩，而這位盜竊名義的文化販子羅振玉，到後來竟逼得王國維跳水。（王之死，實際是出於羅之逼，學術界中皆能道之。）羅更參加了偽滿洲國，那倒是有他的一貫之道的了。
王國維在東京學派的那一群人中，雖然不甚被重視，但和東京學派對立的西京學派，卻是把他當成為一位導師在崇拜著的。他們有著一個“觀堂學會”，每年五月三日王國維的忌辰，是要開會紀念的。那態度似乎比國內的王氏弟子們還要來得虔誠。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日本的西京學派事實上是在王國維的影響之下茁壯了起來的，他們的成就委實是在東京學派的霸徒們之上。這一派的領袖是內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他們和王國維都有過密切的交遊。《觀堂集林》（卷二十四）裏麵有好些詩是敘述著這些往事的。請看那《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的一首吧，一開首便說“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立東海東，……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雷同”，可見作者對於狩野的相當器重。中間又說到“卜居愛住春明坊，擇鄰且近鹿門子，商量舊學加邃密，傾倒新知無窮已”，春明坊便是王國維在京都的住處，他們彼此之間在學術上的接觸，在這詩裏是坦白地陳述著的。再請看他那《海上送日本內藤博士》一首吧，那是王國維回上海之後，在內藤湖南到中國來遊曆時做來送他的詩。中間敘述到在京都時鑽研卜辭和有所收獲的情形，而稱許了內藤對於王氏學說的推挽，所謂“多君前後相邪許，太丘淪鼎一朝舉”，這更足以看出王氏的自負和對於內藤評價的分寸。西京學派就這樣在王國維的影響下，他們才脫出了宋、明舊漢學的窠臼而逐漸地知道了對於清代樸學的尊重。對於中國學問的研究上，日本的學術界可以說是落後了三百年，但他們在短期間之內卻也把那三百年的落後填補起來了。
我跑東洋文庫，頂勤快的就隻有開始的一兩個月。就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讀完了庫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讀完了王國維的《觀堂集林》。我對於中國古代的認識算得到了一個比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在這些書籍之外，我連帶的還讀到其他的東西，我讀過安德生的在甘肅、河南等地的彩陶遺跡的報告，也讀到北平地質研究所的關於北京人的報告。凡是關於中國境內的考古學上的發現記載，我差不多都讀了。因此關於考古學這一門學問，我也廣泛地涉獵了一些。這些努力便使我寫成了《卜辭中之古代社會》的那一篇，文章的末尾雖然寫著“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脫稿”，但大體上在一九二八年的十月，已經基本完成。隻是我的社會研究逐漸移向到文化研究的階段上去了。我在甲骨文中發現了“歲”字的存在，由此而有天文學上的研究，得以知道十二支文字本是黃道周天十二宮的星象，而它的起源卻是巴比侖。這些研究主要便匯成了我那《釋支幹》和《釋歲》的幾篇，那是收在《甲骨文字研究》裏麵的。我在完成這些研究上差不多費了一年工夫。國內有不少的朋友曾經幫助過我，特別是李一氓（就是李民治），他替我把所需要的書，陸續地收集，購寄，使我跑東京的時間也就省下了。
四
朋友們或許會發生疑問吧？我亡命到日本後，把全部精力完全沉浸於這些古代文物的研究裏；我是拖著一家六口的人，我怎麽會有這樣的餘裕來做這樣冷僻的工作？請記起吧，這就是我應該感謝朋友的地方，特別是創造社的那一批朋友。
他們每月在送生活費來，我省卻後顧的憂慮，因而便得以集中全力來解決我自己所想解決的問題。假使沒有創造社，沒有朋友，我那些工作是絕對做不出來的。古時候的人也知道朋友的寶貴，列之為五倫之一；而在我，朋友這一倫更有它的超越的寶貴了！朋友不僅給予了我以物質的支持，而且給予了我以精神的成長。
但是自成立以來便在風雨飄搖中的創造社，終於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便是我流亡日本後一周年光景，被封鎖了。在國內的朋友們的處境比我更加困難了，我的每個月一百元的生活費，從此也就斷絕了。
怎麽辦呢？一家人餓死在日本嗎？
不，我們倒也還不是那麽毫無獨立自主性的可憐蟲！安娜處家是儉約的，到了日本後，家政一直是她自己在操持，炊鬢灑掃，洗衣漿裳，乃至對外的應付，一切都全靠著她。那時兒女還小，用費也不十分大，因此在每月百元之內，總有一些積餘，這便解決了我們所間接受到的突然來的打擊。但我對於古代的研究不能再專搞下去了。在研究之外，我總得顧計到生活。於是我便把我的力量又移到了別種文字的寫作和翻譯。我寫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後》，我翻譯了辛克萊的《石炭王》、《屠場》、稍後的《煤油》，以及彌海裏斯的《美術考古學發現史》。而這些書都靠著國內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紹，把它們推銷掉了。那收入倒是相當可觀的，平均起來，我比創造社存在時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這樣也就把餓死的威脅免掉了。
我開始在國內重新發表文章時還不敢用本名。朋友們想來還記得吧？我的關於《易》、《詩》、《書》的那兩篇研究，最初發表在《東方雜誌》上，用的是杜衎的假名。《石炭王》、《屠場》、《煤油》，用的是易坎人。這些假名的用意是這樣的。我的母親姓杜，而我母親的性格是衍直的，我為紀念我的母親，故假名為杜衎。我自己是一個重聽者，在斑疹傷寒痊愈之後，雖然靜養了一年，而聽覺始終隻恢複到半聾以下的程度。《易經》上的坎卦，其“於人也為聾”，故我這個聾子便取名為易坎人。據懂偵探術者說：一個人取假名，總是和自己的真名有點聯帶的；但我敢於說，無論怎樣高明的偵探，看到這杜衍和易坎人便知道是郭沫若，我相信是絕對不會有的吧。
但後來我的本名又漸漸被人使用了——是的，在這一點上，我的確是被動。那是因為時間經久了，我並沒有從事實際上的任何活動，而我所寫的東西，不是文藝作品便是曆史研究，乃至如甲骨文、鍾鼎文那樣完全古董性質的東西，再說郭沫若三個字的商品價值究竟要高一點，因此郭沫若又才漸漸被人使用起來了。
當我把《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寫好之後，我便起了一個心，想把那些關於古代文物的研究，匯集成為一部書。於是我又趕著寫了一篇《周金中的社會史觀》，便集成了一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書便是由出版者用我的本名發表的了，於是一時成為啞謎的杜衎又才出現了原形。
我也翻譯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德意誌意識形態》，兩部書都經由王禮錫的接受，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前一書出版時把我寫的一篇序言丟掉了，後一書一直被積壓著，是在抗戰期中才出版了的。但前書的出版，也公然用的是我的本名。這書曾經遭過禁止，坊間後來把封麵改換發行，譯者是作為李季。這種本子我相信，留在世間的一定不很少。
關於《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是費了一些周折的。我從一九二八年的年底開始寫作，費了將近一年工夫，勉強把初稿寫成之後，我曾經郵寄北平，向燕京大學的教授容庚求教。我和容庚並無一麵之識，還是因為讀了王國維的書才知道了他的存在。王國維為商承祚的《殷虛文字類編》作序；他提到四位治古文字學的年輕學者，一位是唐蘭，一位是容庚，一位是柯昌濟，一位是商承詐。我因為敬仰王國維，所以也重視他所稱許的這四位年輕學者。商承祚的《殷虛文字類編》我是讀過的，他是把《殷虛書契考釋》關於文字的一部分稍稍擴大了，而根據說文部首從新編製的，雖然並沒有多麽大的發明。但商的住址我是不知道的。唐、柯二位，不僅住址不知道，連著作也還不曾見過。容庚，我見過他的《金文編》，那也是依說文部首編製的金文字典，比起吳大瀓的《說文古籀補》來更加詳審，在研究金文上，確曾給予我以很大的幫助。它不失為一部有用的工具書。容庚在燕京大學任教職，而且是《燕京學報》的主編者，由每期的學報是容易發現的。因此，我對於容庚，不僅見過他的著作，而且知道他的住址了。我就以仿佛年輕人那樣的憧憬，也仿佛王國維還活著的那樣，對於王國維所稱許的四學士之一，謹致我的悃忱，而以我的原稿向他求教。我得感謝客庚在資料上也曾經幫過我一些忙，他曾經把很可寶貴的《殷虛書契前編》和董作賓的《新獲卜辭寫本》寄給我使用過。但他在學問研究上卻沒有使我得到我所渴望著的那樣滿足。——這些情形，我曾經寫在《甲骨文字研究附錄》、《一年以後之自跋》裏麵，那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寫的文字了。但在那裏麵也有不曾寫進去的一些經過。
原稿寄給容庚後，他自己看了，也給過其他的人看。有一次他寫信來，說中央研究院的傅孟真（斯年）希望把我的書在《集刊》上分期發表，發表完畢後再由研究院出單行本。發表費千字五元，單行本抽版稅百分之十五。這本是很看得起我，這樣的條件在當時也可算是相當公平，但我由於自己的潔癖，鐵麵拒絕了。我因為研究院是官辦的，我便回了一封信去，說：“恥不食周粟。”
我一麵拒絕了別人的好意，一麵卻在上海方麵找尋出版的機會。我曾經托過友人向商務印書館交涉，就在這兒我的傲慢卻得到了懲罰。商務的負責人連我的原稿都不想看也鐵麵拒絕了。在商務印書館的人們要拒絕，當然有他們的充分的理由。像研究甲骨文字那樣的書，首先就不能賺錢，而研究者又是我，在他們當時或許會以為我是在發瘋吧。因此也就無須乎客氣，還要來看我的什麽原稿。
但我的原稿在北平方麵曾經看過的人確是很多，有人告訴我，他在錢玄同的書桌上也看見過它。出門太久了，我懷念起來，幾次寫信去要回，都沒有達到目的，弄得我自己都有點後悔了。但足足又經過了一年工夫，終竟寄回到我的手裏，而原稿的白紙邊沿都快要翻成黑紙了。幸好是用日本半紙寫的，紙質堅韌不容易磨滅。
《甲骨文字研究》的原稿在北平旅行的期中，我又寫成了《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下兩冊。這次我不敢再寄回國了；然而我卻又起了一次野心，我把我的兩部原稿曾拿去找過東洋文庫的主任石田幹之助。我看到文庫也在出版學術編著，又看到日本學界也每每用漢文出書，我真是不揣冒昧，竟想把我的論著也拿去嚐試。我是在這樣想，我的研究是在文庫發軔的，我很感謝這一段因緣，假使我的書可以由文庫印行，那也就可以表示我的謝意了。報酬多少是在所不計的。石田是長於外交的人，他沒有立地拒絕我，要我把稿子留下，讓他請一兩位專家看看，我自然也就留下了。然而我是明白的，在日本方麵究竟有誰是這種古文字學研究的專家呢？
一個月過了，我再去向石田請教。他把原稿退還了我。他說：太難懂了，在日本方麵恐怕沒有辦法出書。這或許是真情話，他是不是在笑我，我不知道，我自己對著自己倒是在笑了：真是太不知自愛！國立的官立機關要出版，你能說“恥不食周粟”，今天卻要來向著外國資本家的賬房乞憐，豈不是自討沒趣？
但這兩部書的出版雖然經過一些周折，仍然應該感謝一氓，是他向上海大東書局為我交涉辦成功了。交涉的經過情形我不知道，當時李幼椿在擔任大東的總編輯，或許是他念到同鄉的關係，承受了下來的吧？那時《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已經出版，對於這兩部書的印行，想必也有著催生的作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於一九三〇年的年底，出書之後大受歡迎，很快便再版、三版了。這書似乎保證了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也並不是不可能賺錢，同時也似乎保證了郭沫若也要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並不是真正在發瘋了。事情終竟是值得感謝的，大東竟肯承印這兩部書，而且同時承印。他們在報紙上大登廣告，征求預約。那廣告之大在當時曾突破紀錄，這可替我發泄了不少的精神上的鬱積，我很高興。並不是因為這樣使我大出了一次風頭，不，我不是那樣的風頭主義者。老實說，有時候我自己看見這郭沫若三個字都有點討厭。但我看見那大規模的廣告實在很高興！那替我在這樣作吼：本國的市儈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文化前衛們，你們請看，你們所不要的東西，依然是有人要的！
兩部書是一九三一年的初頭出版的，書局方麵每一種送了我二十部。我在一天清早，日期不記得了，接到這些書的時候是多麽的愉快呀！我可流下了眼淚。就在那天中午，安娜特別煮了紅豆飯來慶祝，我是記得的。但就在那天下午三點鍾的時候，憲兵也來了。憲兵老爺說：聽說有大批的東西送到了，是什麽寶貝呀？我知道，他大約以為是宣傳品吧，他當然是為了調查這宣傳品而來的了。安娜把堆在走廊上還沒有開封的一部分包裹指給他看：是呀，是很好的“寶貝”呀，無價之寶！索性當麵開了兩封，比較小的包裹是《甲骨文字研究》，比較大的是《殷周青銅器銘文》。憲兵看了，好像吃了滿口的糞。好家夥！滾你的蛋！
這些書本來是準備給作者送人的，但我送給誰呢？尤其在這日本！
書到的當天晚上，我每種留了兩部下來，把其餘的用一張大包袱包裹著。我和我的大兒子兩個人把它扛到電車站上去，一同坐電車帶到了東京。接著在文求堂裏麵便出現了我們。文求堂老板很客氣，打了一個七折，當下便給了現錢。
那時候我的大兒子和夫是已經十四歲了。
1947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