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大約是在下旬吧，我經過了“由廣東到廣東”的北伐戰役之後，從香港回到了上海。但已經是被通緝的一名亡命之徒了。
那時候創造社還存在，出版部設在北四川路的麥拿裏。成仿吾、鄭伯奇、王獨清、穆木天，都已經從廣州回到了上海。安娜帶著四個孩子賃居在竇樂安路的一棟小弄堂房子裏，周圍住的大都是日本的居留民，我也就暫時潛伏在這兒。
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國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兒走呢？
那時最初的計劃是到蘇聯，而且決定全家都去。
在行期未定之前，我不甘寂寞地也寫過一些文章，是用麥克昂的變名發表的。當時的英國宰相是工黨的麥克唐納（Mac Donald），我這個變名有人以為是摹仿他，想和他攀為兄弟，其實我的用意倒別有所在。我這“麥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譯，“昂”者我也，所以麥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
但也有用我的本名發表的文字，最值得記述的應該是《浮士德》第一部的譯文的整理了。
我開始翻譯歌德的《浮士德》，是五四運動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的秋間。我翻譯了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紀的書齋中，苦訴著學枷智梏的束縛的那一場獨白。少年歌德的狂飆時代的心境，正適合於五四前後的一般知識青年的心境，我的譯文在當年的雙十節上海《時事新報》的增刊上發表過，便引起了很大的共鳴。因此我便受到了共學社的勸誘，要我把全部譯出。我在第二年的暑間，隻把第一部譯出了。艱澀的第二部我沒有工夫譯，而且也不想譯，出版便成了問題。第一部的譯稿帶在身邊，一直延擱了十年，中間還經過一次鼠災，老鼠在原稿上砌窩，把前半最難譯的一部分幾乎全糟蹋了。
潛伏在竇樂安路的一座亭子間裏，算得到了充分的整理的時間，我把損失了的補譯起來，把殘存的舊稿，也徹底潤色了一遍，僅僅費了十天工夫，便把這項工作完成了。這在我當時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譯文相當滿意，而且把十年中的經驗和心境合孕在裏麵，使譯文成長了起來。可見延擱的十年，也並不是空費。浮士德作了複活節的春遊，由原野回到書齋之後，所唱出的這幾句：
嗟我小齋中，燈火今複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內觀。
花開希望蕊，理智複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完全是我當時從戰場的馳騁中回到小房間裏的如實的心境；生活雖然受著限製，希望是非常蔥蘢的。我有著這樣的自信，我在這句譯文中所含孕的感情，比歌德寫下它們時是還要豐富些的。
整理完畢，立即交給創造社付排，在這次是沒有受著絲毫的阻礙了。
自然我也過問過創造社本身的業務。
創造社成立出版部，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一日，是由五元一股的青年股東們湊合起來的。（前一向章靳以先生曾經告訴我，他也是當年的一位小股東。）成立雖然僅僅一年半光景，因受青年們的愛護，業務的發展蒸蒸日上。而出版部本身，差不多就是一個文學俱樂部，每頓開飯，連主帶客常常是兩大圓桌。但這盛況並不是春和景明的繁花，而是在暴風雨激**中的海燕。因為我個人的政治關係，在孫傳芳統治江蘇的時代，它已經幾乎遭了封閉；在孫傳芳被打倒之後，它是更加危殆了。
我是愛護創造社的，尤其愛護創造社在青年中所發生的影響，因此我想一麵加強它，一麵也要為它做些掩護的工作。怎樣去加強它呢？我在人事上發動了李一氓和陽翰笙來參加，同時又通過鄭伯奇和蔣光慈的活動，請求過魯迅來合作。魯迅在那時也由廣州回到上海來了，對於我的合作的邀請，他是慨然允諾了的。
怎樣來掩護呢？我當時所擬訂的辦法是這樣：第一是恢複《創造周報》，專以青年為對象；其次是充實《創造月刊》，使它從純文藝的範圍擴展而為綜合性的；更其次是發行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叢書。我們從第一步做起，曾經在報章上登過恢複《創造周報》的啟事，在這啟事上是以魯迅的名字領銜，我以麥克昂的變名居第二，以次是成仿吾、鄭伯奇、蔣光慈等。
但這計劃卻不料來了意外的挫折。我在訂這計劃的時候，仿吾到日本去了。我滿以為他對於這個計劃是會同意的，因為求其速成，我在事前並沒有征求他的同意。而仿吾在日本方麵，卻又和另外一批朋友，訂了一個新的計劃，便是要把創造社作為明朗的思想戰的基地，要盡力從事於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推闡工作。這一批朋友便是李初梨、彭康、朱鏡我、馮乃超、李鐵聲。他們是少壯派，氣銳非常，革命情緒火熱地高漲，就為了推行這一計劃，大都臨到大學快畢業了，把畢業試驗拋棄，陸續先仿吾而回到上海。
兩個計劃彼此不接頭，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在短短的初期，呈出了一個相持的局麵。我主張等仿吾回未，彼此談好之後，再來一個抉擇。打電報去催仿吾，仿吾也從日本回來了。他堅決反對《創造周報》的複活，認為《周報》的使命已經過去了；支持回國朋友們的建議，要出版戰鬥性的月刊，名叫《抗流》（後來這個名字沒有用，是改為了《文化批判》）。對於和魯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到了這樣，卻是該我自己來抉擇自己的態度了。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堅持我的主張，照當時的情形看來，創造社便可能分裂。這是我所極不願意的。並且我不久便要出國，仿吾對於將來的創造社要負更多的責任，照著他所樂意的計劃進行，精神上必然更加愉快而收到更大的效率。更何況新的主張，雖然危險得一點，說不定是更合理的辦法，沒有經過實驗，我也不好憑空反對，因此我也就退讓了。
這些事情的醞釀和進行，大約就在十一月那一個月裏麵，而我的退讓，就表現在專心整理《浮士德》的那個期間，那是十一月的下旬。我的第一部譯後記裏麵保存著了這個日期，那兒記著“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改譯竣”，文中也明明說到“自著手以來僅僅隻有十天的工夫”。
出國的行期一天一天地迫促了，雖不能決定在哪一天，但總不出十二月初旬。因為要到北國去不能不預備些禦寒的服裝，於是大人製了皮外套，小人也製了些厚實的大衣。沒有多的錢，像毛襪、毛手套，和圍巾之類，不能夠買，便隻好靠安娜自己用絨線來編打，那真可是把她累煞了。
當時的中蘇邦交已經不絕如縷，上海的蘇聯領事館曾經被人襲擊，蘇聯的船隻剩下最後一隻，以備領事館人員的撤退了。我們是被允許搭乘這一隻船由上海直駛海參威，再經由西比利亞往莫斯科。船，聽說也不敢靠攏碼頭，隻停在吳淞口外，上船時要用小劃子載去。
一切的準備都粗略地停當了，朋友們也先後替我們餞了行。我們在十二月五號的下午，得到了一個通知，是六號動身，動身前會有人來接，我們須得在家裏等候，我自己仿佛回到了幼年時代，自己感覺著興奮而愉快，從此可以到我所渴慕著的地方了。
六號那一天，孩子們都穿了一身新，也非常高興。少數的朋友偷偷地來送行，集中在那一樓一底的房子裏。大家都興奮著從清早等到了中午，又從中午等到快吃晚飯的時候，臨時的通知來了——船不能開，發生了障礙，開船的日期，到決定後再臨時通知。
這是一個意外的挫折，但還不算嚴重，因為船早遲總是要開的。但就在這個挫折之後，卻來了一個更大的挫折，決定了我嗣後十年乃至半生的生活路徑。那可不能不算是嚴重了。
十二月八號的晚上，我突然得了重病。頭痛，四十度的高熱，臉色發紅而帶浮腫，兩眼充血。自信對於疾病尚屬頑強的身子，一得病便不能起床了。第二天睡了一天，病情毫無起色，經過日本醫生的診察，疑是斑疹傷寒。於是在第三天上便不能不進病院了。要進病院吧，也不能夠公開，隻好偷偷摸摸地進了一家在北四川路上的私人醫院。這是日本醫師石井勇開的。他和我是先後同學，而且是一位《浮士德》的研究者。
入院後在開始的兩個禮拜當中，我完全失掉了知覺。不斷地發出譫囈，時而表現狂暴。聽說在最嚴重的時候，醫師已經關照了安娜，可以準備後事了。
可是我依然活了下來。病在兩星期之後，漸漸地好轉，雖然好得很慢。在病院裏差不多住了四個禮拜，才回到家裏，但我依然是活著了。回家的時候還不能走路，上樓是兩腳兩爪爬上去的。
醫生說我抵抗力強，是死裏逃生。得了斑疹傷寒的人，在三四十歲以上的過半數是要死亡的。這話一點也不誇張，事實上有一位和我約略同時得病的人，的的確確是死了。
那是桂毓泰博士的日本夫人齋藤花子。桂博士和我是同期生，是由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在北伐前後，他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任教職，後來做過院長。我們是同學，又是同事（我在北伐前，擔任過中山大學的文學院長）。因此在廣州的一段時期，花子夫人和安娜，更因同國的關係，是特別親密的，她們就和姊妹一樣。
就在我整理《浮士德》的那十一月的尾上，桂博士同他的夫人也由廣州到上海來，他們是要一同往日本去省親。船過上海的時候有一夜的逗留，在當天晚上，他們是被留宿在我經常坐臥的一座亭子間裏麵的。就隻這麽一夜，我們便分別了。但等到第二年的二月初頭，我還在養病的時候，桂博士一個人孤影悄然地從日本回來了。夫人呢？死了！就在到東京之後不久，害了斑疹傷寒，死了。
事情是很明顯的，我們是同時受了傳染。
斑疹傷寒是靠著虱子傳染的。我們雖然住在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裏，但我們比較愛潔淨，周圍的日本人也是比較愛潔淨的，無論怎樣不至於生出虱子來。這虱子的來源，毫無疑問，是桂博士和花子夫人在幾天的船上生活中，由船上帶了下來的。花子夫人早在船上受了傳染，而我又受了她的傳染的傳染，就這樣，我們雖然隔著一個東海，卻差不多同時害了同樣的病，而她是死了，我是活下來了。再補充一點醫學知識吧，斑疹傷寒的潛伏期，是有十天到十四天的間隔的，算起花子夫人留宿在我們家裏的日期，和我們發病的時期來，恰恰合拍。
我的生命雖然留下來了，但我也失掉了很重要的一些東西。我的兩隻耳朵，在十七歲時，得過一次腸傷寒，已經是有些重聽的，再經這一次的斑疹傷寒，在大病初愈時，差不多把聽覺完全失掉了。但這還是小事，而更重要的，便是我一家人失掉了赴蘇聯的機會。
蘇聯的船是十二月十二日開出的。那天最後的通知雖然來了，但正是我在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安娜後來告訴我，假使我在這之前死了，她都是決心把孩子們帶去了的，但我卻沒有死。
真是一個大遺憾！一個偶然的因素，可以影響人的一生一世，甚至於一家一族。我時常在這樣作想，假使我不發病，我當然決不會有此後十年間陷在日本的局促的生活。更假使發病得遲幾天，我已經上了船，由於海浪的顛簸及車船的勞頓，我可能死在旅途上。但我的兒女，是過著了別一種生活的。這不真正是命運在作弄人嗎？
自然我是不相信命運的，但這一偶然的撥弄，怎麽說的好呢？它確確實實地影響了我，乃至一小簇人的半生。
二
大病新愈，但我也贏得了一番新生的歡喜。“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盡管是無足重輕的生命，留下了總還是有用處的，我自然該得歡喜。但這歡喜不單是心理上的感覺，而是在生理上也好像更始一新了的一樣。大約是由於久病中的絕食，和病愈後的嚴格的食物限製的緣故吧，口味非常的清恬，情趣也非常的明朗。短期間，我差不多什麽憂慮都一掃而空了。
在恢複期中，有過失眠的現象發生，繼續了差不多有兩個禮拜光景。白日黑晚躺在**，絲毫的睡意也沒有。頭腦非常的清醒，而且一點也不感覺疲倦，一點也不感覺焦躁。詩的感興，倒連續地湧出了。不，不是湧出，而像從外邊侵襲來的那樣。我睡在**，把一冊抄本放在枕下，一有詩興，立即拿著一支鉛筆來紀錄，公然也就錄成了一個集子。那便是曾經出版而且遭過禁止的《恢複》了。像那樣受著詩興的連續不斷的侵襲，我平生隻有過三次。一次是五四前後收在《女神》裏麵的那些作品的產生，一次是寫《瓶》的時候，再一次便是這《恢複》的寫出了。但這寫《恢複》時比前兩次是更加清醒的。
隨著身體的漸漸恢複，睡眠也漸漸恢複了，一切的生活都漸漸恢複了病前的原狀。但詩興消失了，而焦慮卻逐漸地跑來代替了它。蘇聯是去不成了，祖國是不能待的，往那兒跑呢？最值得焦慮的，是拖著一位日本夫人和四個小兒女。大的一個兒子已經九歲了，超過了入小學的年齡已經三年。第二個兒子也七歲了，已經到了入學的年齡。這些尤其是使他們的母親焦急的一件事。我因為在外邊奔跑，長期地離開了他們。他們住的地方也不曾固定下去，上海、廣州、武漢、上海，不斷地在轉徙，住得最久的地方，也不過一年光景而已。他們平時是很少同中國的小朋友們接觸的，雖然請了家庭教師，也沒收到多麽大的效果，他們的中國話實在懂得很有限。這怎麽辦呢？這在他們母親的份上，自然是很想帶著他們回日本去了。這裏是我的一個苦悶。日本我是不甘心去的，但為兒女們著想，我又不能不去。在當時我可能走的，似乎也就隻有這一條路了。假使有錢，跑歐美自然也可以，但這談何容易！即使弄得到護照，弄得到路費，向歐美跑去了，將來的生活怎樣呢？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家人的問題呀！我為這，逐漸逐漸地感受沉重的苦悶了。有的朋友勸我一個人離開，把家眷留在上海。有的朋友又勸我一個人留在上海，把家眷送往日本。但兩者都有困難，孩子們太多又太小了，安娜又是日本人。結果還是決定了全家都到日本去的路。
作了那樣的決定，已經是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下旬了。雖然還軟弱得一點，但我已經能走路了。我應該感謝成仿吾和創造社的其他的朋友們，是他們經過商量的結果，在我赴日之後，每個月送我一百元的生活費。當時的一元約略抵日本的一圓，雖不能算是怎樣的豐裕，但也不能夠說是怎樣的菲薄了。好，到日本去吧！路是人走出來的，自己的路尤其要自己去走！
在當時要往日本是很容易的事，不要護照，也不要任何人的允許，隻要你買一張船票，便隨時隨地都可以讓你登陸。問題倒是在上海上船的時候了。一家人同船走吧，人太多，容易被人注意到。弄得不好，在碼頭上便會被人扣留。同船是不行的，隻好分開。我一個人乘一隻日本郵船，赴神戶登陸。讓安娜帶著四個兒女，乘上海和長崎間的聯絡船，由長崎登陸，再改乘火車到神戶聚齊。乘聯絡船是要快些的，隻須一天一夜便可以到長崎，再由長崎乘火車，那比起輪船來更要快了。因此假使同日乘船，安娜們是會先到神戶的，到了神戶，在輪船碼頭上便容易接著我了。
上船的日期，是二月二十四日。但在上船的頭一天晚上，卻小小地起了一點風波。有朋友來報告，據說當時的龍華司令部，已經打聽到了我住的地址，竇樂安路是屬於越界築路的範圍，當天晚上，要準備來拿人了。於是乎匆匆忙忙地便和仿吾兩個人跑到內山書店，由內山完造老板又把我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在匯山碼頭上船的時候，送行的也隻有內山老板一人。我真個是孤孤單單地離開了我很不情願離開的祖國。祖國並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卻不能不離開了。在開船的時候，我望著沉默著的祖國，潸潸地流下了眼淚。
買船票的時候，我用的是假名吳誠，南昌大學的教授，目的是在東京考察教育。因此我就一個人待在吳誠的艙房裏，連飲食都是叫傭人搬進艙裏來吃的。一直待了三天。
三天後的上午，到達了神戶。下船的時候，既無護照須驗，也沒有行李待查，雖然有新聞記者來探聽消息，他們看見吳誠既非知名之士，自然也就很容易滑過了。我是第一個下船的客人，在碼頭上很快地便和安娜見了麵。
安娜和四個孩子比我早到了半天，落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座名叫花屋的小旅館裏麵。她打聽到了輪船到碼頭的時刻，便把孩子們寄放著，到碼頭來迎接著我。我們在花屋聚齊，就在當天下午又乘火車往東京。
往東京，落在什麽地方呢？
我在一九一四年的正月初到日本的時候，在東京學習日本話，費了半年的工夫。那年的六月，考上了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預科，在學的期間又是一年。這一年半是我在東京住得最長的時期，以後便被分配到鄉下去了。高等學校的本科三年，是在日本的西部岡山（Okayama）的第六高等裏麵度過了的。醫科大學是九州島上福岡市（fukuoka）的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在這兒前後住了五年。東京，在我是比較生疏的地方，我在那兒沒有什麽朋友，無論中國人或者日本人。就有，也經過多年的離別，不知道他們的住處了。
我和安娜最初的相遇是在東京，那是一九一六年的暑間，我已經把第六高等的一年級讀完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得了肺病，在美國人辦的東京的京橋醫院裏治療，我趁著暑假，由岡山往東京去看他。那時候，安娜在那醫院裏服務。她本是仙台（Sendai）人，才從教會學校裏畢業，到東京想學習產科的。我們偶然地在那兒會麵了，因而相愛，在那年的年底便在岡山同居。因此，安娜在東京也還沒有住上一年，她在東京，一樣也是沒有朋友的。她有一位姨母住在橫濱，在從事教育工作，但也不好去投奔那門親戚：因為安娜和我的結合，根本是沒有征求過她的家族的同意的。
現在一家人作了亡命客，要到東京，究竟投奔什麽地方呢？假使我們有多的錢，落在旅館裏，慢慢再相宅定居，那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們哪有那樣多的錢？假使是一個人還好說話，而無奈又是一家六口。
這些早就苦惱過我們，但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已經在火車的三等車中顛簸著了，安娜才好像突然得到一個天來的靈感一樣，很高興地告訴我：我們決定去投奔桂毓泰博士的花子夫人的娘家。
花子夫人雖然死了，她和安娜的情誼很深，她的娘家當然是知道我們的。她的兩老還存在，父親是一位木匠師傅，還有一位年輕的兄弟，在住著慶應義塾的大學部。那當然是中等以下的人家了，據說在兼營著“貸間”的副業——把剩餘的房間來租給學生，連帶著供給食膳，是一種變相的小規模的旅店。唯其是這樣的人家，最好作為我們的投奔的對象，我也很樂意地表示了同意。
齋藤家是在東京西南部的品川區（Hinagawa），接近郊外的地帶，我們便在離中心車站的東京驛兩個車站前的品川驛下了車。那隻是東京的一個小側門，大約是三等車站吧，下車的人是寥寥無幾的。下了車，在這裏當然是沒有一個迎接的人，便雇了一乘“圓托”——在街頭招攬乘客的小汽車（Taxi），一趟大率一圓錢——連人帶行李，一直開到齋藤家去。
這樣出乎意外的不速之客，卻受著了真正是由衷而出的懇切的歡迎。兩位老人都是上了六十歲的年齡了，非常樸素，而且也非常忠厚。家是東京大地震（一九二三）後新建的，屋頂雖是洋鐵皮，倒也還不怎麽簡陋。屋前還附了個小小的庭園，有些花木和石凳之類。的確是在兼營著“貸間”，住著好幾位中國留學生。家裏沒有傭人，一切炊爨灑掃，就由花子夫人的那位老母親一個人在擔任。
安娜到了這樣的人家，她是很高興的。她感覺著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齋藤老母接待著我們，也沒有感覺著什麽累贅，看那情形她也好像感覺著她的花子女兒是複活轉來了。你看她不是一麵在歡喜，一麵又在揩眼淚嗎？
家裏已經沒有空的房間了，但那幾位留學生對於我們，也特別表示歡迎，他們特地空了一間出來，集中到另外一間去了。他們也很關心我，要我暫時不要聲張，免得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他們說，日本人是把我當成要人看待的，恐怕不一定讓我久住。
接著來的，當然也就是這能不能居留的問題了。我自己事實上是一名“政治犯”，東京是不是肯容許我？我是公開出來，還是長久地隱藏下去？假使東京不能容許我，那我便得及早離開。這些瑣碎而又悶人的問題，我又不能不找一個可以商量的對手了。
找誰呢？
我記起來了。有一位大眾文學的作家，名字叫村鬆梢風（Muramatsu Shofu）的。在北伐前，由內山老板的介紹，在上海曾經有過一段的交遊。他在編輯著一種大眾文學性的雜誌《騷人》（Sōjin）。那騷人社的地址，是標記雜誌上的，在任何小書店的店頭。一查便可以知道。我查到了，是在神田區飯田町。因此我和安娜兩人，便在到東京後的第二天，去訪問村鬆。
日本的所謂大眾文學，導源於我國明清兩代的章回小說，那是充分帶有封建性的東西。寫這種作品的作家，當然也就是封建性的人物。這種人向壞的一方麵充分發展，便成為流氓，成為浪人，成為黑龍會的骨幹。但有的也有好的一方麵的屬性，便是人情味濃厚，社會性廣泛，這便結合成為他們所標榜的俠義性。村鬆梢風似乎是具有著這好的屬性的人。
他在他的辦事室裏，很誠懇地接受著我們的突然的訪問。一切的問題差不多都不等你向他開口，而他憑他那富有人情味的了解力，便這樣那樣的先替你想到了。
他說，娓娓婉婉地說：你們這次來，當然是以孩子為本位的，主要是為的孩子們的養育。那麽最好是不要住在東京。但也不好離開東京太遠，最好在東京附近的鄉下，找一個半永久性的住家，一方麵適宜於孩子們的健康，一方麵也適宜於寫作生活。文人不寫作是不能生活的，住在東京，不僅於孩子們不宜，於寫作也不宜，而且生活費太貴了。
因此，他就想到他的一位朋友，名字叫橫田兵左衛門（Yokoda Haizayemon），他是住在江戶川（Edo-gawa）的彼岸，一個小市鎮市川（Ichikawa）的。那市川雖然屬於千葉縣（Chibaken），但和東京僅一衣帶水之隔，有電車火車直達東京，要不上半個鍾頭，便可以到達東京的中心地帶。
還有是，他繼續著他的話題，那橫田兵左衛門是一位富於俠義性的人，他是擊劍的名手。據說擊劍家要練到兩個手背上的指關節都起繭，那是不容易的，而橫田就是這樣有繭的人。他的交遊很廣，值得注意的，是東京的思想檢事的首席（便是檢查所謂“思想犯”的頭子）平田熏（Hirada Kaoru）是橫田的同學，公開不公開，或允住不允住的問題，由橫田間接先征求平田的同意，那就很容易得到解決了。
村鬆是一位瘦削而孱弱的人，年齡比我大些，但恐怕也大不了許多。戴著一付玳瑁框的老光鏡，配著那黝黑色的麵孔，複著前額的剪成了流海式的頭發，沉著氣在那兒悠徐地說，真好像就是娓婉的化身那樣，於老成持重之中，露著一脈的幽默感。
他也說到要我把北伐中的經過寫出來，逐一地登在他的《騷人》雜誌上。我自己要用日本文來寫文學作品，是沒有充分的把握的，即使有吧，我和村鬆不同的，是我還感覺著具有充分的矜持。我的文章要登在封建性的刊物上，會是兩來都不適宜的。
結論還是在解決目前的問題，我們同意了他的去訪問橫田兵左衛門的提議。等他先向橫田通信，把這意思說明了，得到回信之後，再約定日期同去訪問。我們對於他的訪問，也就作了一個愉快的結束。
三
事情差不多全部照著村鬆的安排實現了。
在有一天星期的上午，我和安娜又到他的騷人社去，由他作伴，往市川去拜訪那位擊劍的名人，橫田兵左衛門。
我們先到押上（Oshiage），那便是通往市川的一條商營電軌的終點了。從這兒坐上電車，向東駛去，通過一些破破爛爛的工場區、貧民區之後，很快便到達郊外了。車道兩旁都是一些田疇，東鱗西爪地還積著一些殘雪。走了有二十幾分鍾的光景，便到了那條比較有名的江戶川——日本東京在前本叫江戶，大約就是由這條河得名的。有鐵橋橫架在河麵上，而且平行著相隔不遠還有幾座鐵橋，那些是鐵路和公路所通過的。這條河便是東京和千葉的界線了，以鐵橋的正中點為界，橋西是東京，橋東便是千葉。
村鬆在車上告訴我，像這樣交界地方是兩不管地帶，出了刑事事件是最麻煩的。譬如殺了人，你把屍首放在這交界線上，那麽東京的警察會推給千葉，千葉的警察會推給東京了。
東京和千葉的警察不是一個係統的嗎？不，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直接隸屬的關係。東京的警視廳，直隸內務省，其他各府縣的警察，隸屬各府縣政府的內務課，因此東京的警視廳，並沒有直接指揮各府縣警士的權利。因此，假如是犯了罪的人，你在東京或千葉犯了罪，隻要跑過了這境界線，便可以得到暫時的逍遙。
這些話對於我是一個啟蒙，我在日本雖然前後住了很久，但這種在日本人是常識的問題，而在我聽來卻是十分新奇的。
過了江戶川的鐵橋，電車便停在一個小站口上，這兒名叫真間（Mama），我們是到了目的地了。由這兒下車往北走，和電軌成垂直地有一段相當熱鬧的小街道，這是市川的邊區，大約是電軌開通以後才繁盛起來的。市川的本街是和電軌平行的，還在遠遠的南部。在這一段街道上，走過三二十家小商店的鋪麵之後，由一條與電軌平行的通道向右轉，走不多遠再向右手的側道轉進去，又走到電軌的附近，在右手聳立著一家有樓的房屋，在這附近要算是建築得特別講究的，這便是那擊劍的名人橫田兵左衛門的住宅了。
應門的是一位年輕的童子，有十五六歲光景，他把我們接上去了，但沒有接進那日本式的正室，而是引到那正室前麵的一間西式布置的客廳。那兒有沙發，有地毯，有小型桌椅，壁上有油畫，在前麵隔著玻璃窗，還有一座布置得相當精巧的庭園。但隔著一道木屏，那外邊便逼近著電軌了。
橫田出來了。人很高，背有點弓。麵孔瘦削，一雙濃眉下的炯炯的一雙黑眼，一個隆起的鷹嘴鼻，驟看去仿佛有點像高加索人。他說話卻是很和藹，說話時有一種習慣，愛把右手掩罩在嘴唇前麵，就像怕有唾沫飛濺出來的那樣。這個習慣，細看，是他們的家風。那開首出來應門、回頭又捧茶來晉獻的童子，這是橫田的義子，雖然到了進中學的年齡，而卻沒有進中學，他說話的時候，也是把手來掩罩著嘴唇的。還有一位非常年輕而非常素樸的夫人，她捧著糖點來晉客，她說話的時候，也是把手來掩罩著嘴唇的。這習慣是一種禮節，而且還是由中國傳去的禮節。我小時候讀過《禮記》，記得《曲禮》上有這麽的一項規定：“童子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詔之則掩口而對。”這“掩口而對”雖然本是童子的禮節，但在後來是擴展成一般人的了。在我們中國這種禮節是失掉了的，就在日本一般也是不遵守的，而在這橫田家，卻依然還成為一種習慣。這在我雖然有點時代錯誤之感，但也隱隱感覺著分外的親切。
原來這橫田兵左衛門也是仙台藩的士族，他一和安娜敘起家族的曆史來，他們彼此都是知道的。安娜的娘家佐藤，是仙台藩的“劍道指南番”，就是教導擊劍的老師，就在她祖父的一代，都還在充任著這個職守的。當然他們是同屬於一藩，而且同是士族了。日本人的封建意識保持得很牢固。他們在這族別上分別得相當嚴。明治維新以後，改革了封建的藩主製，在氏族上依然保持著皇族、華族、貴族、士族之分。皇族是天皇的族係，華族是皇族的近親，貴族是舊時藩主的後裔和新封建的公侯伯子男等，士族是舊時的武士（Samurai）的子孫。名義上雖然是四族平等，但不同族之間，照例不通婚姻。在這四族之外還有平民，平民之外還有所謂新平民。這新平民是被一般人視同狗彘的。俗間的惡語稱之為“Yotsu”，是“四條腿”的意思。日本社會上有所謂水平運動，便是這些新平民所組織的人權運動了。日本人對於新平民的歧視，恐怕和美國人對於黑種人的歧視相差不遠。新平民事實上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對門而居，可以彼此不打招呼。甚至新平民坐過的凳不願意坐，新平民用過的碗不願意用。這些忌避，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是有點類似於不可思議的。那麽新平民究竟是什麽人種呢？其實和通常的日本人一點也沒有區別，有的就隻這社會階層的屬性而已。但在士族與平民之間的界線，是不那麽嚴的，彼此可以通婚姻，這或許是明治維新的唯一的社會變革吧。由士族與平民可以升而為貴族，但由平民升而為士族，卻是永遠不可能了：因為在爵位上已經沒有武士的那一個階段。
橫田讚成我們就住在市川，他很慷慨地答應照拂我們，要去和他的朋友平田檢事接頭。他領著我們在他的住宅附近看了一些房子，但都是很簡陋的，沒有合適的地方。在附近相隔隻幾十步的一條側巷裏麵，有了一家出租的平房，很舊，隻有三間房間，一間比較大，另兩間都很小，而最壞的是不見陽光，但取其相隔得很近，我們便勉強把這房子訂下來了。
我們當天還被橫田留著吃了一頓午飯，這在日本可以說是異數的招待。在吃飯的時候，橫田有一位妹子和她的丈夫從東京趕了來，他們是應了橫田的邀約來和我們見麵的。原來這位妹子在仙台讀女子高等學校的時候，也正是安娜在教會學校讀書的時候，她們彼此是知道的。這位妹子，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她過的是很放縱的生活，不是新式的摩登，而是舊式的糜爛。她和那位丈夫倒是十分配合的。那是不折不扣的一名日本式的流氓頭子，聽說他可以號召千百把人的部下，日本話所說的“子份”。他的身子是標準的日本式，矮促而粗獷，有點像一條野豬。他的姓也姓得稀奇，就叫著袋豬，日本音讀為Fukuroi（虎苦羅野）。（日本人用漢字的“豬”就代表野豬，普通的家豬，他們是稱為“豕”或“豚”的。）
這位袋豬給我的印象特別的壞，但他相當客氣，沒有說什麽話。隻是說，假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很可以幫忙。我對他是取著戒心的，心裏倒暗暗地在私自慶幸，幸好這位豪傑不是住在市川。
安娜經過視察的結果，她對於市川相當滿意，於是在視察後的第三天上，我們便由品川一直遷到市川來了。
橫田的盡力自然是值得感謝的。經他的奔走和說項，得到平田檢事的同意，以為我可以不必聲張，隻消和地方上的負責人接一個頭便行了。平田還寫了一封介紹信，把我介紹給當地的地方檢事樋口（Higuchi），由橫田陪伴我去見了他。他原來也是六高出身，和我是先後同學。這位樋口檢事又親自領著我們去和市川的警察局長見麵，說明了我寄居的來意。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檢事的指揮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沒有檢事的傳票，警察論理是不敢專擅的。經了檢事親自出馬的介紹，警察局長當然是奉命唯謹，沒有第二句話好說了。為孩子們進學校的事，他們也願意幫忙。市川是有一座兩級小學的，但不曾收過外國學生。為孩子們不受同學的歧視起見，他們建議不妨用他們的母姓。這是在他們官憲的同意之下作假的事情，我自己當然也同意了。
事件的進行，就這樣一切都非常順利，順利到連自己都感覺著稀奇。這是怎麽的呢？日本人怎麽會這樣放鬆我呢？平常我們在當學生的時分，都是暗暗地受著監視的，凡是有留學生居留的地方，不怕就是在岡山或者福岡那樣的鄉下，都是有一兩位刑士（日本的便衣警察）專門設來照管我們的。我現在已經不是學生，而是一位亡命之徒了，怎麽反而這樣受著優待呢？日本的統治階級，是比以前更開明了嗎？不，當時正是日本的思想統治開始走向極端反動的時候。曾經盛極一時的左翼文學運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介紹，逐漸受著摧殘。特別是所謂“三一五”事件，即三月十五日對於日本共產黨的大檢舉，就是我搬到市川來不出十天內的事。我要算是在逆流中遊泳著的，而一切卻是出乎意外的順利，這不是足夠稀奇的嗎？
在市川住定之後，我和國內的朋友通起了信來。東京有些熟朋友的地址我也知道了，我也時而往東京去。我會見過錢介磐和楊賢江，他們也都是到日本來亡命的，都改換了姓名。還聽說有好些朋友是躲在京都和長崎一帶。賢江曾經警告過我：日本不可久居，我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經在日本報紙上登載過，是被視為“左派的要人”的。介磐也是同樣的見解，他自己不久便由日本的敦賀港（Tsuruga）渡過海參威去了。董必武和林祖涵去蘇聯，聽說也都是走的這條路。
在介磐還沒有離開東京的時候，有一次我到他住的寄宿舍裏去，那是在早稻田大學附近，裏麵住著很多的中國留學生。我在他的房間裏的時候，有好些同住的人也都來了，但他們沒有一個人曉得介磐就是介磐，曉得我就是我的。其中有一位突然提起了郭沫若來，有點傷感地說，不知道郭沫若到什麽地方去了？另一位卻毫不猶豫地回答：郭沫若是被關在南昌的監獄裏的，是朱培德把他抓起來了。有一位更說已經犧牲了。我和介磐聽了，隻好彼此看了一下。
不久成仿吾也從國內來了，他在市川的寓裏住過幾天。據他說，就在那“三一五”事件之後，國內又流布過這樣的謠傳，以為我被日本政府遞解回國，已經遭了大辟。北平的報紙上還登載了這樣的消息，標題是“郭沫若成了斷頭之鬼”。這便激起了很多年輕朋友的悲哀，有的人還做過很長的詩來追悼過我的。
我能夠不感奮嗎？國內國外的年輕朋友們這樣對於我關心，不是他們給予了我無上的安慰和鼓勵，不是他們使我感覺著有強有力的支柱在扶持著我嗎？無論在怎樣環境中，你得拿出勇氣和耐心來，更堅毅地生活下去。你雖然離開了祖國，離開了工作崗位，你不應該專門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便隱沒下去的。
由於成仿吾的來，我得以詳細地知道創造社的工作情形，《文化批判》一出版之後，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燃起了彌天的烽火，很熱烈地受到了青年的擁護。我聽了是很興奮的，但朋友們的一種嚴烈的內部清算的態度，是由於我多活了幾歲的關係吧，我始終認為總有點過火。我在上海時，邀請魯迅、蔣光慈和其他朋友們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聯合戰線的打算，不僅完全被揚棄，反而把魯迅作為了批判的對象，讓蔣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組織起太陽社來了。於是語絲社、太陽社、創造社，三分鼎立，構成了一個混戰的局麵。仿吾也開始感覺著矯枉有點過正了，他說他在動身之前，曾經提議過組織作家聯盟，把分裂的局麵再結合起來，抵禦那可能到來的外界的壓力。他這個建議我是極端讚成的，但我是身居海外的人，仿吾也要到遠遠的歐洲去了，我們對這建議的促成上都無能為力。——這個建議到後來——怕是在一年之後吧，是被采納了。我當時曾經把《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捐獻給聯盟，把那書的版稅作為聯盟的基金。凡是參加過那初期活動的朋友們，對於這個小小的往事，應該還有人能夠記憶吧。
由於仿吾的來，因為他曾經訪問過東京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因此也有左翼朋友到市川來回訪，我自然連帶著也被訪問了。我住的地方簡陋，沒有可供談話的地方，便每每借橫田家的西式客廳會客。記得有一次是戰旗社的兩位作家來訪，一位是藤枝丈夫，還有一位地位比他高的，我現在怎麽也想不起他的姓名來了。他們詳細地問了些國內的文藝運動的情形，仿吾也照實報告了。仿吾是一位極端樸訥的人，他的話平時都是過分儉約的，應該說十分的他隻肯說一分，應該說十句的他隻須說一句。他根本不會宣傳，更說不上自我宣傳了。但在從事左翼運動的人，在初期總不免有些人要犯著誇誇而談的毛病，似乎是普遍的超越了國界的傾向。那一次的會麵，被記錄了出來，在《戰旗》雜誌上發表了，那是藤枝丈夫的手筆。他說到成仿吾的赴歐洲，是“中國無產階級選出的文化代表”，又說到一位文化巨頭的K（感謝他沒有寫出我的姓名）宣說“魯迅在中國文壇受著清算”。我知道這是要出岔子的。果然在魯迅先生的一篇雜文上，不久便生出了反應，他是含著憤慨地奚落了仿吾，並奚落了我。在魯迅先生要生氣是勢所必然，但把底細說清楚了，在仿吾和我都不能負責，也是理所當然的。
仿吾的赴歐洲，也是經過了由敦賀到海參威的那條路線。他很有意思要我和他同去，我也很有意思想和他同去，但我可能嗎？拖著一大家子人，不要說旅費和生活費大成問題，就是要在日本辦出境證，也決不是容易的事了。
四
辯證唯物論的闡發與高揚，使它成為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後期創造社的幾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業績存在的。魯迅自己已經很坦白而公平地說過這樣的話：“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隻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閑集》序言）其實就是我，也是實實在在被“擠”的一個，我的向中國古代文獻和曆史方麵的發展，一多半也就是被這幾位朋友“擠”出來的。
辯證唯物論是人類的思維對於自然觀察上所獲得的最高的成就，那是毫無疑問的。但隻是作為純粹的方法來介紹，而且生硬地玩弄著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譯名和語法，反而會在這個方法的接受和運用上增加阻礙，也是容易理會的事情。中國現代化的普遍落後，連初步的科學知識，都還沒有十分普及，在物質上雖然已經被外來的資本主義吮吸得幾乎成了癱瘓，而在思想上卻儼然橫亙著一道難攻不破的萬裏長城。一句老話：國情不同。不是舊有的東西，不要說辯證唯物論，就是機械唯物論都是排斥著的。要使這種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廣泛的接受，必須熟練地善於使用這種方法，而使它中國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見的中國人，要感覺著這並不是外來的異物，而是泛應曲當的真理，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已經有著它的根蒂，中國曆史的發展也正是循著那樣的規律而來。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傾向到曆史唯物論這一部門來了。我主要是想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就是中國曆史的發展。反過來說，我也正是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曆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這種工作的動向，雖然由於我的教養和所處的環境有以促成，但確實是經過後期創造社的朋友們的“擠”，我也願意很坦白而公平地承認的。
在逐漸高漲的逆流中，住在一個鄉村的陋巷裏麵，我在開頭的幾個月，主要貪讀了一些書，不僅是科學的文藝論，更廣泛地涉獵到了一般的意識形態：哲學、經濟、曆史等等。到了七月底，離開祖國已經快半年，我的寫作的欲望動了。我感受著一種迫切的衝動，想把小時候背得爛熟的《易經》來作一番研究。我感覺著那所包含的宇宙觀是符合於辯證式的與唯物論的。它把自然界看成為一種流動的過程，是一種“變化不居，周流六虛”的東西。而且它還探索到了那變化的原因是矛盾的對立，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八卦，那不和細胞的倍數分裂巧合嗎？盡管它是穿著一件神秘的衣裳，而且多是在粗糙的觀察中夾雜著過量的想象成分，但在兩三千年前，有了那樣一個有係統的組織觀念，那是值得拿來作為對象加以闡發的。但中國的古書我一本也沒有。市川沒有圖書館，雖然有些小書店，都是賣些應時的書籍雜誌之類，決不會找出《易經》來的。要看這樣的書，要買這樣的書，那是隻有跑東京了。
東京有很多的舊書店，大抵集中在兩個地方，一個是中國留學生最多的神田區，一個是東京帝國大學所在的本鄉區。我在一天下午，就在本鄉三丁目的一家舊書店裏，花了六個銅板，買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經》。那是在前的水戶藩的藩學讀本，雖然有些日本式的句讀點，差不多完全是白文。但我所需要的正是這白文，我沒有多的工夫和興趣去和前人的注疏作糾纏。這書還有一種好處；上下兩冊把經同傳整個分開來了。這也正合乎我的需要。把這書買回家，費了六天工夫，我便寫成了那篇《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後來是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篇，被收入了的。
是文章寫好後的第二天，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是八月一號。吃了中飯不一會，我因感覺頭痛，正麵起地鋪來在休息的時候，有六七個人的腳步聲，氣勢洶洶地竄進了“玄關”（日本房屋的大門）。安娜前去應接的時候，已經有兩三個人闖進房裏來了。看見我在睡，一個粗糙地說：“哦，生了病嗎？”我已經撐起身子來了，一眼看去，就曉得他們是便衣警察的“刑士”。那種警察雖然穿著便衣，其實也都是穿著一色的製服，不過那製服不是普通警察的形式，而是黑羽紗的西裝而已。來人的一位說，他們是東京警視廳派來的，有事情要請我到東京去談話。我知道事情不妙，然而也感覺著應該到來的一個瞬刻畢竟是到來了。我起了床，沒有多說話，便答應和他們同去。當我在“玄關”穿皮靴的時候，我看見了市川的一位常見的刑士立在門外，他有點難乎為情的樣子。看來這一批東京來的豪傑，是在市川的警察局裏打了招呼來的；我居留市川的經過情形，他們是應該打聽到了。因此安娜一方麵在和他們分辯，想阻止我去，又想和我同去。我把她勸止了。我說：即使有問題，斷不會槍斃我的，還是和孩子們留在家裏的好。
我帶了少許的零用錢出了門，刑士中有三兩個人跟著我走，其餘的留下了。我知道他們是要搜查我的住宅的。隨他去吧，我也沒有什麽秘密，並也沒有抵觸到你日本的什麽！
上了電車，跟我的卻隻剩下一個刑士。大約他們看見我沒有拒捕的情勢，是放了心的吧？電車在過江戶川的鐵路的時候，那個刑士在旁邊突然和我打起話來。他稱讚我的日本話很到家，簡直和日本人差不多；又恭維我對於東京的地理很熟悉。他的意思我是懂得的。我想起了初到市川訪問橫田時，村鬆告訴我的話：像這樣交界的地方，出了刑事案件是最麻煩的。哼，好家夥，你在把我當成罪犯啦！天理良心，我熟悉什麽東京地理呢？但我沒有理會他。
到了東京，被引到日本橋區的警察局。為什麽要引到這裏呢？上樓，引進一間長方形的房間，當中放著一條餐桌，是會議室的布置。在餐桌的那一端，坐著一位臉色蒼白的紳士，刑士前去和他打了一番耳語。他們叫我在一邊坐下，便一同走進側室裏去了。不一會，他們又走出來了。蒼白紳士仍然坐在先前坐過的位子，我坐在他的右側，和我同來的刑士坐在我的對麵。他們開始審問起我來了。
我卻先問了那紳士的身份，旁邊的刑士代替他表白：是警視廳的外事課長。（姓名，對不住，我已經忘記了。他是東京帝大的法學士，這是後來才知道的。）
課長的神氣相當儼然，他用第二人稱“Kimi”稱呼我——多謝他還沒有用到“Omai”。日本話的第二人稱是有等級的，尊敬你時稱為“Anada”，鄙視你時稱為“Omal”（有時也是愛稱），平等視時稱為“Kimi”。（學生彼此間多用之。）但我們初次見麵，他不用敬稱而用這種平等的稱謂，其實也就是鄙視了，因而我也就“Kimi”了他。
他問得很詳細，問了我的履曆，還問到安娜的履曆，這是沒有什麽不可以告人的，我一一都告訴了。
問到我來日本的經過，我也一一告訴了。
他隻抓著我的一點，問我為什麽要假名為吳誠？這不證明我有什麽秘密的使命，企圖瞞過日本的警憲嗎？
其實這是無關痛癢的，我要用假名是備上船時瞞過上海的警憲，並不是對於日本有所企圖。我住在市川，雖然沒有公開用我自己的本名，但都是經過了檢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以來快半年，我也沒有做過對於日本不利的絲毫的活動。總之，我是坦然的。
苛烈地反反複複地問，問，問了我足足有三個鍾頭。天漸漸黑下來了，問的人似乎也有點煩膩了，兩個人又退進側室裏去了。這次出來的就隻有刑士一個人，他要我跟著他走，我滿以為大概可以自由了。刑士把我引下了樓，但不朝大門走，而是領著我向相反的方向走。我知道，他是要拘留我了。哼，隨你去吧！果然，他把我引到黑洞洞的一個角落裏，交給了守著一道小門的兩位警察，刑士各自走了。
兩位警察押著我進了那道小門，裏麵就像地下室一樣，特別地暗黑。進門的右手角落裏，由兩張條桌隔成了一個區域，一位看守人坐在條桌後麵。在這兒把我的姓名記錄下來了。兩名警察把我身上所有的零件都搜出。我的西裝是魚骨紐扣，用銅鋏撇上去的，他們也把那些取下了。要我解下皮帶，更檢明了我的貼身短褲不是用繩索拴的，那看守的人拿了一束稻草給我，要我把來作為褲帶的替用。我開始莫名其妙，而且有點不耐煩地想冒火了。但我忽然了悟到：哦，這一切的一切，是怕我自殺。我不禁憫笑了起來。你是這樣的慈悲！卻為什麽無緣無故地要把人關在狗洞裏？
檢驗停當了，看守指著進門左手的一間小房，要我進去拿睡的東西。我在躊躇著，倒是一位警察替我取了兩床軍用毯來，塞在我的手裏了。是棉製的。
警察退出門去了。看守走出他的圈域來，把我帶到右側的第三號的監房門前，他把鎖開開，一手推著門，一手把我推進門去，向房裏麵的人打著招呼：
——Hagematsu tanomu！（禿鬆，麻煩你！）
房裏掛著日本式的綠色蚊帳，從蚊帳裏有人答應了一聲。門在後麵關上，又上了鎖。
禿鬆從帳子裏麵伸出了一個頭來，是禿的。他低聲地說：“Dozo, dozo（請，請）！”一麵把自己墊的毯子折成雙疊，向裏麵推，替我留出空位來。他看我在躊躇，便索性從我手中把毯子接過去替我麵好了。不斷地比著手勢要我睡下去，我也勉強照著他的指示睡下去了。我直覺到他是沒有惡意的。
有生以來受到第一次屈辱遭遇，在我當然是不習慣的。我有點朦朧，也有點興奮，更有點憤慨，情緒很複雜，說不出所以然。
監房是長條形，廣可六尺，深可一丈。左右兩壁是磚牆，前後兩麵是鐵窗。麵積剛好夠睡兩個人。照我進拘留所時的一瞥，這樣的監房，共有二十間光景，左右各十間，是兩兩對稱著的。中間有一道木屏擋著，使相對稱的監房裏的人，不能夠相望。
在毯子上睡著，倒還好，並沒有什麽臭味。臭蟲、虱子之類，似乎也沒有。我靜靜地睡著，怕觸著旁邊的禿鬆，但卻怎麽也不能睡熟。我首先擔心的就是市川家裏的情形，安娜和兒女們不曉得怎樣了？日本人到底要把我怎樣呢？把我移交給中國政府嗎，或者把我驅逐出境？一麵先通知中國，等我一上岸便被捕嗎？再不，把我正式丟監？把我不明不白地暗害？……這些問題，很執扭地來糾纏著，確實不是我在想，而是它們自己來。一個腦子就像飲茶過多了的一樣，愈來愈是清醒，是一種不愉快的煩惱的清醒。頭卻一點也不痛了。還是暑天啦，然而夜卻是特別的長。睡在旁邊的禿鬆的鼾聲，時而像悶雷一樣，在那沉悶而燠熱的空氣中，有規律地吼著。別的監房裏，也有吼著鼾聲的。
鬼子，你侮辱了我！我愛了我的祖國，我愛了我祖國的人民，這就是罪嗎？是的，這就是罪，你不單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國！侮辱了中國人民！
眼淚涔了出來，不是我想哭，而是眼淚自己來。整個中國睡在那個狹隘的監牢裏，整個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民，都睡在那個狹隘的監牢裏了。
睜著一雙眼睛，整夜沒有睡。唯一的希望是趕快天亮。好不容易發亮的天，到頭也還是亮了。
大概是五點鍾的時刻了，我忍耐不過，輕輕地坐起了身來。那曉得睡得穩穩的禿鬆，他也一翻身起來了。我向他道歉：對不住，把你驚擾了。
——不，他搖著手。很迅速地便疊好毯子，把蚊帳也拿下來疊好了，並且還把我的毯子也幫忙疊在一道。
這禿鬆是一位矮個子，麵孔呈著古銅色，雖然已經是五十以上的人，卻顯得很精幹。他姓鬆井（Matsui），因為頭是禿的，所以便被人叫著禿鬆。他知道我昨晚上沒有睡熟，他很鼓勵我，叫我把心放寬。把兩手在心口上摩一摩，又坦開來。
在拘留所裏原來是不準人說話的，說話時隻好放低聲音，或者比手勢。我的兩耳重聽，有時禿鬆的聲音說得大些，於是看守便立刻怒罵起來了。
六點鍾的時候，看守來開監門，把人放出去洗臉和大小便，有三十分鍾的時間。便所和盥洗所都是附設在拘留所裏的。這是一天中唯一的一次開放。過了時刻，又依然關進房裏。放出是挨著號數的。
我出監房門的時候，瞥見左手的鄰室裏關著一位青年，臉色慘白，頭發已經有兩寸多長了。看那情形像是一位大學生，關了怕已經有兩三個月了。我斷定他一定是一位左翼分子。
又被關進房裏之後，不一會，從房門下的一個四方形的狗洞裏，送進了兩匣飯來。禿鬆很有精神地把飯移過來，勸我和他一同吃。飯是黝黑的，似乎有點發酸了，菜是兩片風蘿卜。我在昨晚上雖然不曾用飯，但一點也不感覺餓。禿鬆盡力地鼓勵我，要我吃，他說身體要緊。我也隻得勉強地吃了幾口。
房間裏，隻麵著一張日本式的草席“塔塔彌”，靠裏窗的一段是木板。兩個人就像一對猩猩一樣，蟠著腳，憑著牆，坐在那草席上麵。禿鬆的精神很好，他是很泰然的。同他住了半天，我得到了很多的經驗。
據他說，我的情形是很輕的，隻是普通的拘留，一個對時。他是檢束，檢束就要關二十一天。他已經在那裏關了十天了。
他是一位做米生意的人，但為什麽被關，他卻沒有說。他說那日本橋的拘留所，在東京要算是最上等的了。言下表示著他自己也是上等人的那種神氣。有些下等的地方，一間這樣窄的房間裏麵，要關二三十個人，那是等於火柴匣一樣的，不用說，連坐都坐不下。據我看來，他可算得是一位老資格，似乎東京市內所有的拘留所，他都是住過的。
他叫我要強硬，要強硬。把兩手撐著腰，挺直著比一個強硬的姿勢給我看。他說，你的處分，頂多不過是救命退出。你是外國人，日本的法律是不能製裁你的。
他想盡了種種的話來安慰、鼓勵我，我真是出乎意外地，在這兒遇著這樣的一位好人。這樣的一位好人在東京卻是“常習犯”，把東京的拘留所都是住遍了的。
在十一點鍾的時候，看守來提我，要我出去。禿鬆表示著向我慶賀的意思，在他認為我是可以自由了。我向他告了別。
在拘留所的門口，看守把昨晚搜查去的東西又交還了我。我被門外的警察領導著，又從昨晚上走過的原路走上樓去。依然是受過審問的那一間會議室。這一次外事課的課長沒有來，代替他的是一位胖子，很有點和袁世凱相像。另外的一位，是昨天送我來的那個刑士。他們又開始審問我起來，但和昨天所問的並沒有兩樣。
提出了些新的問題，問我認不認識錢亦石（就是錢介磐的改名），我答應認識。問他現在在什麽地方，我說他在東京。問他的住址，我也把住址告訴了他。袁世凱把他的手冊取出來對了一下，沒有再問了。但那時候，錢亦石已經老早到了海參威了。
他又問到成仿吾，我揣想到仿吾給我的一封信，是被他們搜查了去的。那是一封很長的信，怕有三四千字。仿吾由敦賀港渡過海參威，經由西比利亞鐵路，一直經過莫斯科，到了柏林。他從柏林把他沿途的所見所聞，很詳細地寫給了我。那時蘇聯的革命成功才僅僅十年，舊俄時代的一些不好的風俗習慣，還多分地保留著，仿吾也就很不客氣地加以一些批評。這信落在了他們的手裏，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然而對於我的現狀卻是很有利的。日本人所高興的就和今天的美國人一樣，是你肯批評蘇聯，隻要你肯批評蘇聯，那你就好像減少了危險性了。我因而也把成仿吾的詳細的情形告訴了。
問了有一個鍾頭的光景，他們替我叫了一客西餐來請我吃。我肚子實在有點餓了，便放懷地吃了。我吃了，要付錢的時候，他們說是請客，我倒完全出乎意外了。但我委實也高興了起來，今天總算可以自由了。
飯吃過了，那位袁世凱先走，又由刑士把我引下樓去，再度出乎意外地依然把我引進了拘留所。
進拘留所後，照例又是昨天的那一套，看守又把我關進了禿鬆的那間房裏。禿鬆這一次倒顯出詫異了。他等看守去遠了，又偷偷地問我出去後的情形。等他聽完之後，他開始發起愁來了。他說：這事情有點蹊蹺，可能你會受長期的拘留的。
他告訴我：照日本的法律，被拘留隻有二十四小時。因為假使有罪，二十四小時之內便該起訴。但日本的警察，卻可以有辦法永遠拘留你。那便是每天把你引出拘留所一次，引出後再把你引進來，那又算是第二次的拘留了。就這樣像貓兒吃老鼠一樣玩弄，讓你連續地被拘留，永遠不會超過二十四小時。
這說得我已經暗淡的心境更加暗淡了。
在我被引出去的時候，我越過木屏看見了對室裏麵的一位熟人。那是小原榮次郎（Obara Eijro），是內山完造的一位很好的朋友。他開了一座商店，就在那日本橋警察局的對麵，叫京華堂，販賣些中國雜貨和中國的蘭草。他早年和內山老板一樣，也在中國境內做過小販。他是在東京與上海之間時來時往的。（魯迅的《集外集》裏麵有一首《送O.E.君攜蘭歸國》的詩，便是這個人了。）我到日本後，創造社每月送我的生活費，是由小原劃撥的。創造社把錢交給內山，小原在東京把錢交給我，因此我們便常有往來。
這是使我費解的事，是我連累了小原的嗎？連小原都被連累，那連累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我已經沒有昨天那樣興奮了，這或許是習慣了的緣故吧。我索性死了心，管他媽的，就讓他永遠拘留。
1947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