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端
一年以來從未接到過未知的朋友來信了，重要的原因自然是由於天上的太陽失掉了它照耀我的自由。不過今天卻是意外地接到了一封：
近來直譯式的文章太多了，你的《童年》在我看來是有意義的作品。在我，不知道你以為怎樣，我總覺得這種現身說法的文字是必要的。第一，作者寫的時候當然更會貼切一些；第二，讀者讀的時候，他可以單刀直入的便認定了一個社會，而知道這不是“小說”。有的人過於偏僻，好像以為文筆一敘到自己身邊上來，便不是我們陣營裏的文字，其實這是錯誤。材料什麽都可以，形式也什麽都可以，主要的是認識！主要的是要以我們的觀點來作一切的批判！關於這一層我覺得你是多少做到了。我接受了你這部新作，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原故。
你的目的是在記述中國社會由封建製度向資本製度的轉換，但這個轉換在你的童年時代其實並未完成。這個轉換在反正前後才得到它的劃時期的表現，在歐戰前後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進展，餘波一直到現在。然而，它的轉換終久沒有完成，而且注定地是永遠不能完成的。中國的資產階級要想完成它本身的革命，而他的同階級的帝國主義者卻不肯允許。這是資本主義本身中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的大好地盤是不能讓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起來占領的。所以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便隻能做帝國主義者的買辦，而中國便永遠肩荷著一個半殖民地的命運。這個命運果真是永遠的嗎？不！解決這個永遠的詛咒的威力無須乎細說。中國總是在飛躍，總是不能不飛躍。自五卅以來，年年的事變，不已經鐵石一樣地證明了這件事？所以我認為，你想繼續寫下去的反正前後或歐戰前後，乃至你最近的革命春秋，無非也就是想敘述這些鐵石的事實。同誌，你假如是這樣，我希望你迅速地寫下去罷！聽說你的《反正前後》將由某書局出版，我想這一定是《童年》的續篇，我正伸長著頸子在等。我還希望你把《反正前後》以後的東西越快越好地發表出來。
這樣一封很簡單的信，這裏麵包含有多麽鼓舞的力量呀！我的這部自敘傳的工作自從去年四五月間把幼年時代寫完之後便把它丟下了，丟了已經一年。我自己實在有點懷疑，我這樣的文章對於社會究竟有無效用。個人的吃飯當然是要解決的問題，而在已經睜開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動都應該以社會的效用為前提，換句話說，便是對於理想社會實現上的政治價值要占一切價值的首位。假使白費地寫作一些無意識的文字，這寫作本身就是一項罪惡。這是使我躊躇的一個重大原因。然我何幸，在今天卻意外地接到了未知同誌的這封來信！
“材料什麽都可以，形式也什麽都可以，主要的是認識！”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談！在寫者自身可能是苦心思索得來的結果，然而在認識明了的人，這個真理卻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於他的言語之間，沒有半點矜持，沒有半句“直譯式”的文句。我也讀了不少直譯式的文章，但沒有得到過這樣一句話的力量。好的，未知的朋友，我感謝你的鼓舞，我就接受你的勸告。我現在又提起我全部的勇氣來繼續這項工作了。總之，我要盡我的力量寫。當然我同時也不能不照顧到：
“葡萄酒，你不要太濃，也不要成為一杯莧菜水！”
這樣是我現在所受的條件，也是我們的文字、我們的言論所受的條件。我們的一句話要透過一道迷宮，然後才可以發出聲來。我們的一個字要加上一層方解石，然後才能反射出光線。你看我們現在所處的是多麽可以謳歌的自由時代喲！
我現在不知道寄信人住址，但我也無須乎知道寄信人的住址。我就把這部書來做為我的回信。
好了，不再多說閑話了，下麵便轉入《反正前後》的正文。
第一篇
一
從前的人說：吳牛喘月，蜀犬吠日。這是說江南的平地多山少，因而太陽的光威沒有遮攔，所以江南的牛見著月光都要喘氣。四川的平地少山太多，因而見太陽的時候少，所以四川的狗看見太陽也要少見多怪地狂吠起來。其實這兩句話不過是文人的誇張罷了。
江南誠然少山。在春夏之交，你假如在滬寧路或滬杭路上，你從火車窗中望出，那眼前展放著的一片青翠的田畝，就如像在海舟中瞻望大海一樣，一直展開到遠遠的地平線而隱沒下去。在這時，太陽光是和暖的，明朗的，眼前的大好平原真真是一片錦繡。在這時，你會暫時忘記，覺得中國的前途有無窮的希望蔥翠著。田疇中工作著的農人、圓草亭中拖著水龍的悠然拓大的水牛，真像是世界的主人。
四川的中央部其實也和這樣的光景差不離。
四川是一個高原的盆地。北部西部我雖然不曾去過，但從地圖上看來，從各道的水脈看來，四川是四麵都是山，在中央包含著一個坦平的地麵。這個平原究竟有多麽寬廣，在不曾去過四川的人，是誰也想象不到的。
我自己生長在峨眉山下，是在四川的南部。從我的家鄉走到嘉定城有一日的路程，已經是比較平坦的，並不是怎麽崎嶇。嘉定城內外雖然有些丘陵，但離山嶽的氣味便已經很遠了。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們的背後漸漸低遠下去，漸漸淺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縣治，便全部消滅在天空裏去了。由此以後的兩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圍四際遠望，無論在那一方麵，你都看不出有一些兒山影！我們在這兒可以想象一下罷。請以成都為中心，以三四百裏路的距離為半徑，向周圍畫出一個圓形來。四川的盆地大約就是這個樣子。因為是廣闊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從古以來四川號稱為“天府雄區”。事實上中國的富源——專以農業來說——除江浙以外，便要數到四川。自從黃色大龍旗改變成五條顏色以來已經十七八年，四川擁抱著一二十個大小軍閥，人人都有百幾十萬大兵，年年都要鬧一兩次內亂，然而四川的七千萬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公然還能勉勉強強地活下去。那四川的富厚就可想而知了。
我對於四川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時候，用陽曆來說自然是一九一〇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能夠到成都去，是要多謝嘉定府中學堂的斥退。在嘉定讀書的時候，由於學校的腐敗、教職員的腐敗，自己的知識欲沒有方法可以滿足，有時是自暴自棄地朝墮落的路徑上走，有時又隻好耽讀一些古代文學和小說傳奇一類的東西。但我想走的心事是怎樣迫切喲！嘉定那樣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羈留的。能夠的時候是跑歐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滬。更其次——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跑成都了。這些地方發散著強有力的磁性，把我全身血液裏麵的鐵質都吸引了去。這隻是一種不可遏抑的無名的憧憬。到這些地方去應該學甚麽，究竟有甚麽好學，在當時不用說毫無明確的意識。
景仰歐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滬，景仰成都，就跟五牛崩屍一樣，少年的心受著四方的牽引，他是沒有一刻寧靜過的。然而我的父母卻堅決不允許我走。我受著那樣的磔刑，荏荏苒苒地在嘉定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這是多麽可以歡迎的事！這回，我家裏人無論怎樣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到成都去了！
學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一九〇九）十月。
嘉定中學學生和營防軍鬧事，學校當局采取了高壓手段，鎮壓學生。不問青紅皂白，一次就開除了八名學生，記了幾十名大過。我和張伯安都在被斥退之列。
事情像那樣湊巧的，我相信是不會有的。上半天差不多快要吃中飯的時候，學校掛了我們的斥退牌。我們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學堂門，有一乘四轎抬進了中學堂的轅門。前麵一個跟班捧著一個很長很大的朱紅紙的名片。我們起初以為怕是甚麽省視學或者委員來了。但看那四轎後麵掛著一對燈籠，用紅色的匾體字，一邊寫著“四川提學使委任”，一邊寫著“嘉定中學監督嚴”。
——“這才奇怪啦！嘉定中學會跑出兩個監督來！”
然而事情也並不奇怪，委實是一位新任的監督前來上任。這對於學校的辦事人們當然是一個晴天霹靂，而對於我們學生子又是一陣霹靂後的一片晴光了。
新監督是洪雅縣的老舉人。他怎樣受了提學使的委任，那提學使又怎樣突頭突腦地撤換了舊監督，這些情由我到現在也全不知道。新監督是一位胡須斑白、非人不暖的老先生。你看到他那種走馬上任的神氣，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敗。但這對於舊的辦事人是嚴重打擊，就好像替學生報了仇，因此學生們對於這位老先生是非常歡迎的。當天下午，學生就派了代表去見嚴監督，請他立刻進堂主持，要他撤換一切壓製學生的舊的教職員，要他把斥退了的八個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幾十名的大過。嚴先生都一一答應了。——不消說他是樂得做人情的，中國舊式的交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著嚴先生已經來了不少的新教職員。但是嚴老先生說：他要到第三天才能接事，因為秦監督還沒有準備，要到第三天才能辦交代。
這幾天中的學生，當然就跟新的女蜂王出現，蜂子鬧分窩時一樣地鬧雜了。學校成了無政府狀態。以前的教職員都不敢出頭，都知道自己要遭替換，已紛紛向舊監督辭職。就在我們被斥退的那天晚上，有好些人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學校的後門搬出去。那位舊監督秦先生，因為是責有所在，不能不留在堂裏辦移交，那真夠他煎熬了。他一進一出要受學生們的冷嘲熱罵，然而也不能不忍耐著裝聾賣啞。
由舊式考棚改成的學校，禮堂就是從前的大堂。大堂前麵一條很長很寬的空壩已改做操場，兩側有扶手的欄杆。
第三天上移交辦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禮堂後麵送出。隨後秦先生孤影悄然地也從禮堂後麵走了出來，嚴老先生在後麵送他。
兩邊的欄杆上都站著學生，看見兩位先生走下了禮堂，便一陣的鼓掌聲，一陣的萬歲聲。但這鼓掌聲和萬歲聲決不是對於甚麽人表示歡迎和歡送的喝采。可憐那秦先生把他古銅色的麵皮青一陣紫一陣的頭也不敢抬起來，眼也不敢側視。我想，古人所謂絞腸的痛苦，怕他這時候正在經驗著罷？他的心髒最初一定興奮過一時，使他覺得全身發燒；但一回頭又緊縮得好像要斷氣，使他覺得全身發冷。他當然要痛恨那位嚴老舉人。但在這時，他不一定痛恨他奪了自己的飯碗，倒一定是痛恨他走路的官派過於委遲。然而，他也一定要感謝的，在他踏完了那長操場的最後一步時，他要感謝那操場幸好沒有再長。
不過秦先生的報複，他也早就預備好了。
秦先生前腳走了之後，學生便簇擁著嚴老舉人要他立即取消我們的斥退牌。他這次當然也無可推諉了。他立地叫人檢查案卷，才發現了一個絕望的事實。原來前任的監督早知道他自己一走，學生們一定要要求繼任者取消我們的斥退，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斥退了我們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新任監督突然來接事的那天的下午，把我們斥退了的八個人稟報上去，通飭全省了！這對於學生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對於我們被斥退者尤其是一個絕望的打擊。在當時斥退了學生，掛了斥退牌還要下通飭，這簡直是一條絕路。學生從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從此便不能在本省讀書了。秦先生這個報複手段真是毒辣。他不僅斷送了好幾位學生的前途，而且還斷送一位同學的性命。
那位帶了重傷的同學，是洪雅縣的人，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平常很用功，很守本分。他有一個很有趣味的自修課程，便是每天要讀英文字典，至少要讀二十個字來暗記。像他這樣用死工的人我實在是少見的。那天他真冤枉，學生們在和糧子鬧事的時候，他無辜的受了重傷，打得當場便在吐血。那昧盡天良的辦事人，就以這為他在場鬧事的證據把他斥退了。天生的拘謹人遭了斥退，已經使他傷上加傷。但幸好和他同縣的新監督來了，以為有法挽回，他也就暫時得到安慰了。誰料斥退他的人，還把他稟上去了呢？這個消息一傳到他的耳裏，可憐他的內傷大裂，竟至開倉大吐起來。他始終愛說一句英文。“You see, I am killed！You see, I am killed！”除此以外並沒有二句話。不消說他已經失掉了他的本性。
這位同學就在開倉大吐後的第二天，死在了他回洪雅縣去的肩輿裏麵。
當時辦學的人對待學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他們就好像是在管理死囚。這個往事，回想起來真不免令人痛心。
不過我自己是應該感謝的。斥退了我固然好，就要下我的通飭，那也更好。因為我不僅可以到成都，或者說不定還可以出省。這是怎樣的一種幸運呢！
二
我往成都去是和五哥同路。我們先到嘉定城落在王畏岩先生的家裏。王先生在我進了中學之後，他曾經在省城的分設中學做過兩年的國文教員，他是才卸了任回來。他便為我寫了幾封介紹信給分設中學的他的舊同事。
在王先生家裏耽擱了一天，第二天就動身。我們雇的是長途轎子。在當時轎夫的腳價一個人一天隻要一吊錢光景，每天平均要走八十裏路。第一天宿青神。第二天中午時分便到達眉山。眉山是蘇氏父子的故鄉了。地名雖然號稱“眉山”，其實隔峨眉山已經有兩三天的路程，峨眉山隻剩下一些兒若隱若現的影子了。城裏有一座三蘇祠，但是關於三蘇，特別是蘇東坡的遺跡，卻甚少。嘉定倒還比較多些。大抵眉山就在嘉定和成都的中途，從這兒以上，風氣便漸漸感覺著不同了。最顯著地令人感到變異的是自眉山以上有一種很原始的交通工具名叫“雞公車”。這是一種獨輪車，車夫在後麵推送，和上海一帶的小車子“一輪明月”有些相像，但更小，更矮，隻能坐一個人。車枙上縛著一張小小的竹椅，人就坐在上麵，正對著前麵。這種雞公車非常多，有時候一來一往在路上連成著一條很長的直線。嘰呀嘰呀的聲音非常聒耳。這種雞公車在眉山以南是沒有蹤影的，在眉山以北便一直使用到成都。這種簡單的交通工具的使用，正足以證明成都附近就和江南地方一樣，是一望平原了。
雞公車雖然很簡單，但它是破壞道路的健將。自眉山以上的南大路，便被這些原始的車輪縱橫地拖出轍跡。下雨時滿路濘泥；天晴時崎嶇不平。
在這種道路上，有時遇著一個小小的石子，雞公便立地跳起來，把它身上坐著的乘客抖落在地上。然而坐在這種小車上，公然也還有能夠睡覺的人。你可以看見有些顫巍巍地挺在空氣中的上半身，就跟風中的竹尾一樣，東倒西歪，或者前顛後簸。
第二天的站口是彭山，第三天的站口是雙流，這些都是縣治。它們有甚麽特色的地方，我現在可記不清楚了。
第四天，假如你清早一早動身，走不上半天你便可以到達成都。進成都自然是由南門進城，但你在離城還有三四裏路的地方，便可以望見道旁一叢很蔥鬱的樹林。那就是有名的“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了。武侯祠的廟門坐東向西，門內庭園中參天的古柏，雖不必就是漢時之物，但有的總怕是有五六百歲的年齡。
初到成都的時候就在這廟門口息了一次肩，我們進裏麵去瞻望了一下。裏麵有荷池，有水榭，有亭台，有花圃，有無數名人或不名人的題詠。頂多要算是對聯。但是說來說去，總不外是三分六出、三顧兩表之類的文字。丞相的祠殿之外有昭烈帝的墳在祠的南苑。墳的附近更有三義祠。全體的建築是相當巍峨的，碑銘也特別多。這兒對於專治考古學的人想來會是一項很現成的資料，特別是那昭烈帝的墳。那假使發掘出來，總可以得到一些古物，足以解決曆史上的問題的罷。我想中國現在所有的遍地的古墓，就是孔二先生的墓，都應該發掘，使那內藏的寶物重見天日。假使以為古跡須保存，問題卻非常簡單。發掘了之後依然給它一個墓堆，自然是無損於舊觀的。然而出土物對於文化史的研究是會有重要貢獻的呀！不過，主要的是出土物的研究要集中，要善於保存，要立在唯物史觀的觀點上去整理，去清算我們中國的古代以來的社會的進展。這事的實現，當然不是一天一日可以說到的。
到了成都，我們住在一家嘉定人慣住的旅店裏麵，張伯安已經比我們先到了兩天。這時候是正月尾間，各學堂都絡續在開課了。
我們進甚麽學校好呢？有沒有希望得進省城的學校呢？
小學時代的杜紹裳先生，這時候在做提學使衙門的科長，不消說他便是我們唯一的軍師。他替我們考查了案件，知道我們是被稟告上去了。然而沒有下我們的通飭。這就很有希望再進別的學校。他勸我們考中等工業。他說我們隻要把名字一改，便甚麽都不成問題。他之所以這樣勸告自然不外是“實業救國”的意思。不過關於這層，我們五哥和其他的同鄉們都不甚讚成，以為這樣是旁道。這旁道的意思是對正道而言。所謂正道，要像從前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翰林一樣，是要由小學而中學而高等而大學。我們——我和張伯安——也覺得自己心不甘。因為中等工業的招考資格是小學畢業程度，而我們是有中學兩年半的學曆的。我們都不大喜歡，杜先生也就不好勉強。結局我們還是先去找中學堂插班。假如這一條路絕了望，我們又再來投考中等工業。
我們便得到好幾封介紹信，大都是杜先生親自給我們或是他替我們斡旋的。照他的意見，我們須得先說明自己是被斥退了，才到省來插班的。這層或許是他要卸掉他作為教育行政者明知故犯的責任。我們也覺得這樣爽快些，免得後來進了學校之後發生甚麽問題。
我們第一次所找的便是在成都久負盛名的分設中學了。
這分設中學在南校場高等學堂的旁邊，本來是高等學堂的附屬中學。因為前任的校長劉士誌先生不甘受“附屬”的名義，才改為了“分設”，成為了一種半獨立性的學校。由於是高等學堂的附屬學校，經費充足，設備完全（得以利用高等學堂的設備），又加以劉士誌的聲望，所以學校也就很有聲望。
我們到省的時候，劉士誌已經被逼到北京去了。他之被逼到北京也就跟我們被逼到省城一樣，是由於和當時的四川總督趙爾巽發生了衝突。事情的詳細我不十分知道，好像是在年底省城開運動會的時候，在會場上抵觸了那位總督部堂。這樣能和總督部堂衝突的辦事人，是很可以博得人們讚獎的。劉士誌待學生也很嚴烈，卻是很能得到學生的敬愛。但可惜他去北京之後不久便在都門病死了。
我們去投考分設中學的時候，新任的監督姓都，名叫靜階。他的姓很奇怪，他在社會上贏得一個綽號（並不是學生取的）叫作“都喇嘛”。他的麵孔也有點異乎尋常。八字胡須，棕黃色的麵皮，額部很突出。戴著一頂平頂的便帽，珊瑚的小紅結子。一切的動作都有幾分機械式。
我們拿著一些介紹信去見喇嘛先生。我們填寫的謁見單，由傳事房遞上去之後，他立刻就傳見我們。還有一位國文教員鄭先生，是王畏岩先生的同事，我們聽說他還留在學堂裏，便把王先生的介紹信也交給傳事房傳進去了。
都先生接見了我們，他隻把介紹信看了一遍，便問：
——“你們帶筆墨來沒有？”
這一問真是來得突然。我們答應道：“沒有。”
他說：“唔？你們怎攬的？怎麽來考插班都不帶筆墨？”
這愈見使我們詫異了。我們以為我們是斥退生，雖然有人寫介紹信來，但信的內容我們是看過的，隻是說“有無相當的班次準予插班”，怎麽這樣的容易，才拿起信來就要叫我們受試驗呢？
——“我們沒有想出先生今天就準許我們受試驗。”
——“唔，今天不受試驗，要等到幾時啦？同學們都在上課了，你們沒有看見嗎？你們的光陰好拿來晃**？”
正當他在這樣教訓我們的時候，鄭先生也出來了。他向我問了些王畏岩先生的近狀。回頭他把王先生寫給他的介紹信轉遞給都監督。都監督接到手去也看了。
——“好的，鄭先生，你來得恰好。我就請你出一道國文題來試驗他們。”
——“今天就試驗嗎？’”
——“是的，今天就試驗。”
——“在甚麽地方好呢？講堂沒有空的呢。”
——“就在這兒好了。咹，不要用甚麽講堂。”
——“好的，我去向曾先生（學堂的監學）說，請他們備兩份卷子，我同時把題附在裏麵好了。”
鄭先生說了便告辭著退進去了。
回頭都先生對我們說：“你們沒帶筆墨來，同學裏麵有朋友好借用的沒有？”
我們說：“我們初來，沒有朋友。”
——“好，那我就借給你們用。不過你們不要辜負了我上好的筆墨啦。”
就這樣，第一天我們就受了入學試驗，試驗隻是一道國文，題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限二小時完卷。
我和伯安兩人就在會客廳裏麵的茶幾上做起試卷來。他坐在左邊的一排，我坐在右邊的一排，也沒有甚麽人來監考。都先生的書房是就在會客廳的右手，隻有他時而出來看看我們。學堂內部每次課堂上堂下堂的搖鈴聲可以聽見。在有一次大約是下堂鈴罷，有幾個比我們更小的學生在休息時間走到會客廳的簾外來，用著好奇的眼光，隔著簾子偷看我們。起初是一兩個，但他們就像螞蟻一樣，進去報了信，又來了十好幾個。他們有的笑著指著自己的眼睛，有的又扯著自己的毛辮。這是在奚落我們的。因為伯安是獨眼，我是因為患了那場重症傷寒，頭毛脫完了，還沒有長齊。但等到上堂的鈴子一響，他們又一哄而散了。
文章大概也做了兩個鍾頭的樣子。彼此都做好了。都先生走出來接到了我們的卷子，他自己就閱起卷來。他約略看了一遍，還看了我們幾眼。
——“唔，咹，你們還好，還好，你們可以進來。你們明天就可以進來。”
——“我們來插那一班呢，先生？”
——“哦，老實，這個我倒還不十分清楚。你們等一等，我去請曾先生來問一問。”
說著他把竹簾揭開，隔著天井便向著傳事房喊出：
——“傳房！你進去，請曾監學曾老爺來。”
不一會曾先生出來了。都監督問他學校裏有怎樣的班次。曾先生說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級，乙班是四年級，丙班是三年級，丁班是二年級。
——“我看就插甲班好了，咹，文字做得都還通順。”這是都先生說的。
曾監學很有幾分遲疑的神氣。
——“他們原來是有幾年的學曆的？”
——“哦，老實，你們是隻有兩年半的，是嗎？”
——“是的，我們兩年半還沒有住完。”
曾先生說；“那嗎要插甲班，年次太差遠了。”
——“插入乙班怎樣呢？”
曾先生依然有點遲疑：“我看丙班不最相當嗎？”
——“唔，好。不過……唉，好，就插丙班罷。咹，你們今天下午就來繳學費，把一切手續辦妥了，明天就可以搬進學堂來。咹，不要在外邊久晃了！”
就這樣，我們便插入了分設中學的丙班。這是多麽出人意外的容易，自始至終就好像在一場夢裏。才由鄉僻地方進省城來的學生，考的是省城數一數二的中學，而且自己是有內咎的斥退生。我們自始至終都是懸心吊膽地怕不會被收容，怕自己不及格，對不住寫介紹信的師長們。然而，這是多麽出乎意外的容易！這是都先生辦學外行，還是真的看中了我們的文章，還是幾封條子的力量呢？但不管怎樣，我們是歡天喜地的，轉學的問題很輕易地就解決了。
在我們進了學堂之後，立地知道這兒竟有兩位舊同學。一位是嘉定府中學堂第二學期、因為吃了監學先生的一碟辣椒醬油便遭了斥退的宿君，他本是和我們同年級的，然而已早來插入了乙班。還有一位是在小學校裏低我們三級的羅君，他在這兒住的是丁班。我們時常在這樣想：假使我們事先也托了甚麽人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那位曾監學，我們的中學課程，或許會提早兩年畢業的？
三
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學校，終竟如願相償了。然而結果是怎樣呢？
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魯衛之政”！——這是我進學校不上兩個禮拜便得了的一個幻滅的結論。一樣是一些做官的教職員，一樣是一些騙文憑的學生。為我們講經學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隻拿著一本《左傳事緯》照本宣科；國文是熬來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曆史呢，差不多就隻是一個曆代帝王的世係表和改元的年號表。這是國學一方麵的東西，嚴格說起來，連我們嘉定中學的有些先生都還趕不上。關於新學一方麵的呢？真是同樣的可憐！講理化、數學的教員們連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沒有，講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不過他對於學生很寬大，一切的問題他是不要學生演的，他自己不消說也樂得節省些精力。然而這樣的教員公然還是擔任好幾個學校的教課的紅教習。這樣的紅色到真是有點令人恐怖了。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員是浙江人，大約是上海那一座教會學堂出身，他一身的穿著真是時髦，甚麽海虎絨、鐵絲緞，有好些是我們鄉下人自出世以來才第一次看見的東西。金絲眼鏡，一把抓的尖帽子，嘴裏也含有好幾個金牙。他是不住在學校裏的，一來一往都是坐的四人抬的弓杆大轎，因為他當時在做提學使衙門的英文科的科長。然而這位科長大人的英文程度究竟怎麽樣呢？說來恐怕有些人不大肯信，以為我是過甚其辭。然而始終是事實，連虛構也不容易構出的事實。我們讀的是Chamberlain的《二十世紀讀本》，我記得是卷二，那開始的一課是《一條Newfoundland的狗》。我們那位英文科長，他竟不知道這“Newfoundland”是一個海島的名字，他竟拿出我們中國人的望文生義的本事出來，把它直譯成為“新大陸”。隻消這樣一點便夠了，我看可以不必再舉例證了。
你想，在一個省會地方，充當著最高學政機關的英文科長，他的英文程度才僅僅是這麽樣！在當時我們是非常悲憤的。我們當時沒有明確的意識，基本上是站在愛國主義的立場。我們自然要痛恨中國為甚麽這樣的不長進，中國的所謂教育家、一切水麵上的辦事人為甚麽要欺騙國家，誤人子弟。我們當然不知道為甚麽會發生出這種現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隻是在個人的良心或者是社會的道德上去尋求。所以不是歸之於社會的腐敗，便是歸之於個人的昧良。更進一步，便是說整個精神文明的墮落。要挽救它，當然就隻有革心的一條方法了。其實這些都是鬼話。我們現在是知道了，很明白地知道了。中國僵定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在支配階級中發生了一個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學是為作官。他們要支配封建社會中的單純的農民，那是用不著多麽大的學識的，隻消熬些資格便夠了。所以他們的所謂的學，結果就是資格，所謂求學，結果就是熬資格。海禁大開，資本主義一侵入到中國的內地以來，它整個地把中國化成了一個鄉村，化成了一個供給原料的鄉村。中國的支配階級看見自己的支配權日漸動搖，所以也想到采取一些資本製度下的利器來鞏固自己的權勢。然而在永遠是一個封建社會的鄉村中，資本製度的所謂科學文明，始終沒有基地來培殖。外國人到中國來所施行的教育隻是在教育奴才。我們從外國請來的一些導師都是些他本國不要、隻能到這半殖民地的海外來投機的妖怪。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你怎麽能夠希望有甚麽好的教育，有甚麽好的人才出現呢？中國鬧洋學已經鬧了好幾十年，一直到現在就連“科學”的“科”字都還說不上半邊。中國是隻有飛躍的，有產階級的文明雖然無法產生，而無產階級的文化的素質卻已經具備著了。
在成都振振有聲的中學校都是這樣的情形，其他的中學自然是不言可喻。說到成都學界的空氣，那更是在一種絕望的狀態之下。成都除分設中學、成都府中學、華陽縣中學等官立的中學之外，有不少的私立的中學校。官立中學已經是人情的世界，私立中學更用不著說了。“學堂大門開，有錢就請進來”，因而賣文憑的風氣成了公然的秘密。在地方上連小學都隻住得一兩年的人，隻要把中學五年的學費繳足，或者再繳納些甚麽手續費，便可以立地得到一張中學學業文憑。這樣的文憑，它的效用卻是非常的宏大。一個中學畢業生在當時是等於一名舉人，有這樣一張文憑，可以拿回家去貼報條，誆惑鄉民，增長新地主的候補資格。而在省城也更可以飛揚。有這樣一張中學文憑，可以投考本省的高等學堂、政法學堂、高等師範，京滬各地的官、公立學校，更可以參加文官考試、法官考試，乃至東西洋留學生的考送。
在這種私立中學之外還有不少的私立法政，要算把中國人的投機心理，做官熱，表示得更為盡致。周圍隻有二十二裏路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前我們初到的時候，已經包含有了好幾座私立法政學校，在反正以後的頭一二年間，有一時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當時的學界製造法政人材真是比花匠造紙花還要腳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學、祖孫同學的佳話便處處都有傳聞。就那樣，中國說是變了法，也就在“自強”了。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一種學校的陶冶之下。你怎麽能夠不失望、焦躁、憤懣、煩惱？最壞的是分設中學就在高等學堂的旁邊。高等學堂在成都是最高學府，而那最高學府的最高學員，就有不少人是買得私立中學文憑而考入的。他的年紀和你相若，學問不管怎樣，他總是你的“上級”。這對於年輕人的自負心是怎樣大的一種打擊喲！
失望、焦躁、憤懣、煩惱，這幾條支流所匯合而成的自然是無為、墮落、自暴、自棄的洪流。在嘉定時是這樣，在成都時也還是這樣！我到成都不久，又和酒常打交道了。成都有名的大曲酒那真不知道醉壞了我腦子裏麵的多少細胞！啊，那大曲酒，那可怕的大曲酒！那怕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酒精。我記得有一次我把一杯大曲酒潑在桌上，用火柴把它點燃時，它燃到沒有痕跡，幾乎把桌麵都燒了。大曲酒本是高粱煮的，香味非常濃烈，但是喝起來，實在非常辣口。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酒並不是什麽好吃的東西。我並不是喜歡吃它，而是賭氣吃它。一肚皮的不高興，一肚皮的不滿足，想借酒來淘瀉。酒真可淘瀉這些憂鬱、憤懣嗎？李太白說得好：“抽刀斷水水更流，舉酒消愁愁更愁。”這倒是很有經驗之談。酒是隻有增長愁人的憤懣。平常，人的憂鬱是受著中樞神經的製止，不準它過度表現的。神經中樞愈高級，對於麻醉劑的抵抗力愈薄弱。所以先被麻醉的是製止機關，人在這時便盡情地把自己的憤懣、憂鬱都發泄出來，有的暴躁，有的悲哭，那正是神經麻痹的表現。人被酒力把一切意識完全消滅了之後，他也可以得到暫時的一段忘我的死靜，然而那酒醒後的報仇是怎樣苛烈喲！酒醒後真有說不出來的苦楚。腦痛，口苦，人無力，全身的筋肉都在不斷地抽搐。慘淡的心境就好像烈火過後的一座火燒場。這到底有甚麽樂趣呢？這種情景在酒前早是自覺著的，然而依然要麻醉，依然要求自尋苦惱。我可以說，飲酒的人是想把精神上的苦痛替換成肉體上的苦痛，更換一句話說，他是在慢性自殺而已。
吃酒時自然要朋友，而我們是新入生，舊學生和我們是格格不入的。張伯安可以陪我，但他比我沉著得多。他有他所喜歡的數學，他能夠在那一方麵求得滿足。但是我呢？我對於數學不知道從幾時起便有點畏難。那時候一般的口號是“實業救國”，所以凡是有誌救國的人總不得不傾向於實業。要傾向於實業便不能不注重數學或理科，而對於所謂文學便要加以輕視。應該注重的數學有點畏難，心想輕視的文學卻愛來引誘。這樣的自怨自文，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間不知道苦了自己多少。
和我們同時考插班的另外還有兩個人，他們都是都監督的同鄉。一位姓羅，和我們同時考入了丙班。他的學曆很有些曲折。他是到過日本的人，在日本成城學校住過幾天，因為鬧取締風潮他便跟著一批中國的誌士們回到中國。他在上海的中國公學住了兩年，是在最近才回到四川的。他比我長一兩歲。因為到過東洋，頭發是剪短了的。他是到過我所景仰的日本和上海的人，然而他的不懂科學卻比我還要厲害。他有一部英文的《邁爾通史》，這怕就是表示他出過洋或者到過上海的唯一的物證。這書，他很愛借，放在他的書匣裏從來沒有翻讀過。他有這部書，我們又同自修室，我有時向他借閱。當然要翻字典。翻出的生字我用鉛筆替他注在書上，他責備了我，很鄭重地用橡膠來擦了。不過我對於這位姓羅的同學是隱隱佩服的。他到過東洋和上海，卻公然還有雄心再進本省的中學！當年出洋留學或者在上海留學的人，不是學得幾句“瓦塔苦西”、“阿那打”，或者是“那麽溫”、“阿爾來”的幾句洋涇浜的“不落肯”，就可以回到家鄉稱孤道寡的嗎？不忙說到十幾年前的當時，更不忙說到那鄉僻的邊陲省份，就是在我們目前的上海、北京，不是盡有跑到美國去鬼混了兩三年，一回國來便是甚麽“博士”、“碩士”，巍然泰然地便做起了甚麽機關的委員，甚麽大學的教授，甚麽印書館的編輯嗎？
總之，這位姓羅的是我在成都新交的朋友。
還有一位姓李，他的態度真是徹底！他是由於家庭悲劇使他陷入了自暴自棄的境地。他很小失掉母親，晚母對待他不好，他認為遲早是會被她毒死的。他插的是丁班，雖然和我們不同班，但我們同是插班生，便同在一個自修室，也同在一個寢室。他雖然也是彭縣人，家卻住在成都，所以他是我們的一位很好的向導。他懶得真有程度。清早是死不起床的，點名時監學向**去拉他，也拉他不動。監學把他也沒可奈何。他是監督的同鄉，好像還有甚麽親誼，因而監學先生們對於他須得有一番格外的關照。他似乎是死了心的人。他絲毫沒有向學的念頭，而且還希望被學校斥退。他經常愛說：“讀書有什麽用？就把書讀好也會被晚母毒死。”
李同學的這種特殊的性格和他的境遇，引起了我們的同情。他不久便成為了我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四
這幾位同學們就是我的酒友，此外也還有些住在別的學校的嘉定同鄉。我們隻要逢著星期便是喝酒。落雨的時候是在城裏，天晴的時候大概是到城外各處的名勝地方。
成都城外很有不少的名勝足以供我們遊玩。東門外的望江樓是很有名的，那在濯錦江的對岸，臨著江邊。那兒有不少的幽曲的建築招攬遊人，最負盛名的是有一眼薛濤井。薛濤是唐朝韋皋鎮蜀時一位有名的校書，她能詩能文，手造了因她而名的“薛濤箋”。傳說她製薛濤箋便用的那薛濤井的水。水是很清冽的，井畔有茶店，汲取井水來煮茶以供享遊客。舊式的雅人自然是時常到這井邊來喝茶的。井的附近有嵌壁的題詠，可是我連一個字也不記得了。望江樓好像是一座寺院的附屬物，寺名好像是雷音寺，薛濤好像是在這兒落發做了女冠子的。
以往的記憶很模糊了，但是有一個記憶，特別是與望江樓有關的，卻很鮮明地留存著。
那是成都辦花會的時候。每年三月成都城外的青羊宮和草堂寺是要辦花會的。這種措施並不甚古，是在“變法自強”以後所產生出來的花樣。那是一種博覽會的性質，會期大概有兩個月的光景。
草堂寺是以杜工部草堂而得名的地方，在成都城外的西南角上。由南門出城與由西門出城，大概是恰好在相等的距離。由南門出城，約略是沿著浣花溪的北岸西走，途中要經過浣花潭、青羊宮，和其他私人的別墅。最後是到達很清幽深邃的草堂寺。這條路徑，平常除鄉裏的農人、寺院的僧侶，或極少數偶爾要去尋幽訪勝的墨客騷人之外，很少人往來。但到了花會的時候，便出現著肩摩踵接的人的洪流。最好你從南校場的城牆上去俯瞰——先附帶著說一句，成都的城牆是很宏大的，坦平的城牆上可以品排著跑三兩部汽車。你看那城下的馬路上一來一往地都是新式的馬車。
浣花溪裏麵平常是不見有舟楫的，不知幾時從浙江的西湖裏麵搬去了好幾十隻的白布篷的平底湖船，在那兒很匆忙地迎送，使浣花溪自己也睜著了驚異的眼睛。
溪的此岸是人行道，溪的彼岸是馬道。你看那人行道上的行人，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由城裏去的、由鄉下來的，喝醉了的、唱歌的、嬉笑的。過了一群女學生，跟著就有一群男學生。平常兩隻腳除三合土以外從不沾地皮的人，現在也都和地上青草接近了。
彼岸的馬道沿著一些淺山，那兒雖隻是一些很可憐的、被人虐待到不成形狀的“溜溜馬”在疲於奔命，然而都好像才從外國來的高頭健步的洋馬。真正的洋馬，時而也可以看見。那是鳳凰山的新軍騎來遊玩的。那樣的馬會看不出是馬，而是長頸鹿了。
學校的規矩，每天下午四五點鍾時是可以走出南校場去遊玩的。我們便愛走在城牆上去看熱鬧。但一到禮拜日，我們便要成為那人道上的人或者馬道上的人了。馬車，在那時我們是沒有資格坐的，因為沒有那樣多的錢。
就在有一次的禮拜日，上半天在花會場上遊玩了半天，下半天我們再決議騎馬去遊望江樓。我們——羅、李兩位同學，伯安和我，此外還有些同縣人——騎了將近十匹馬，由南門進城，向著東門穿城而過。
馬是溜溜馬。這種可憐的馬可以說是已經把馬的性格完全磨滅掉了的。馬已經是很老很瘦。它對於人類的虐待也有不少消極的方法來抵抗。走路是異常迂緩的，你打它幾鞭，它跑快幾步，接著又迂緩下來。假使在它前麵有一匹馬，它就緊緊貼著它的屁股，“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地任你怎樣打它，它都不肯搶先。這是溜溜馬的差不多共有的特性。這種特性，大概可以稱為馬的Sabotage。但假如你是不會騎馬的人，那它也很有揶揄你的手腕。它會突然跑得很快，把你扔下背來，便一溜煙地溜了。再不然你騎在它的身上，它橫著便要把身子倒下去在地麵上打滾。這時候不消說你的腿是很危險的。最俏皮的是它向一條狹窄的田埂走去，站著不動，兩邊都是水田，讓你下了它的鞍背，也還要弄得你兩腳的爛泥。
我們騎著馬由南門穿過東門。我騎的是一匹黑馬，這位先生比較還壯健，它零落成為溜溜馬大約還不很久。我騎著它便打頭陣。它也不肯十分走快，在城裏不走快也正合乎我們的要求。因為城裏人太多，走快了不能控製，反而不是好玩的事。荏荏苒苒地出了東門，我們很想一出了城門便要馳騁它們一下了。出城之後是還有一段很長的附廓街道，不幸就在出城之後走不幾步，便遇著兩位兵伕牽著兩條軍馬在街上溜達。我的馬照著它們的規則，走上去接著軍馬的屁股，便同盟怠工起來，死也不再搶先，死也不再走快。這真是有點難乎為情。前麵是兩匹散步的閑馬，我們騎在馬上便跟著它們在街上散步，兩邊兩街的人是萬目瞻仰著的。
惱羞成怒的我，施行起恐怖手段來了。我拚命把我手中從南門外折來的柳條鞭子在馬屁股上亂打，我的背後的伯安也幫助打我坐下的馬屁股。柳條鞭子打脫了皮，打斷成了幾節，然而馬先生的怠工依然沒法解決。
“這該死的亡八！這是非用最後的手段不可了！”
我把我的小刀子搜了出來。我僅僅把刀柄的頭子用勁的鑿了一下，啊，這可不得了！馬公暴動起來了！它四腳四腿地跳躍起來，我死命地抓著了它的鬃毛。它大約懷恨著沒有把我扔得下背來，便更加暴怒地在街上狂奔起來，一直往前麵衝，全街的人都驚惶了，隻是往兩邊讓。我自己又是初學騎馬的人，僅死守著一句成語“馬兒跑得凶，一把抓著鬃”。我的死守倒不僅“一把”，而是兩把。韁繩也拉不住了。我也不知道馬兒跑凶了的時候，製馬的韁繩是怎樣拉法。我隻是死死地兩手抓著馬的鬃毛，兩膝不消說是挾不牢的。屁股，就跟打連耞的一樣，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在木的馬鞍上亂打。自己一心怕滾下馬去，一心又怕那樣的奔馬踏傷了街上的行人，真真是弄得來魂不附體了。把繁盛的一段街麵跑過，跑到了人行稀少的街尾，終竟把街道跑穿了。算好，沒有踏傷了什麽，但它還一直在奔跑，好像一直要把我帶進地獄裏去。
馬自然知道我是不會騎馬的。它的目的——報仇的目的——就是想把我扔下背來。然而它不知道在怎樣痛恨它自己的項上多生了那一項的鬃毛！我死死地拉著鬃毛不放，任隨屁股在馬鞍上打鐵，可總也絆不下地來。我的屁股打得很痛，但是馬背怕也是不十分舒服的。馬的計策突然改變了，它自從暴動以來一直是筆直地往前奔，跑穿了街道，跑到田野裏來了。跑到一處，在路的右手邊有一座小神祠，祠的封火磚牆與路向成為直角。牆畔有一條小徑，與大路的路向也成為一個正整的直角。嚇，那馬先生真是出乎意外的聰明。它一直風馳電掣地跑了來，跑到這兒卻真如電火一般，突然正直角地向小路上轉了方向。方向一轉它便和石馬一樣死死立著了。這樣一來依著慣性的法則，我無論怎樣是應該被拋下馬來的。然而終賴它項上的鬃毛沒有被我扯脫，我便吊在它的鬃毛上。
這一場惡鬥把我這位騎馬的階級真是製服得魂飛魄散了。亞非利加有一種黑色白條紋花的斑馬，名叫Zebra。撒哈拉沙漠中的獅子在狩取這種斑馬的時候，它是一步跳在那斑馬背上，一口咬定了它的項脊。斑馬自然是死命地奔跑，跑到筋疲力盡的時候，倒在地上終竟成為獅子的食物。我坐下的那匹黑馬，在它拚命狂奔的時候，我想來怕隻有Zebra奔命時的迅速才可以比擬罷。然而可憐我這匹獅子，雖然始終沒有被扔下，但在馬靜立著時，我隻好倒在地上睡了好一會。心髒象要爆裂，周身的骨節好像解了體，屁股特別是痛得不能忍耐。
我們是要往望江樓的，然而我這一匹單人獨馬，卻沿著濯錦江邊在河的這一麵奔跑，離隔河的江樓已經很遠了。同路的人，當我的馬把街道跑穿之後，在河對岸看明白了，便有兩位掉轉頭來迎接我。在他們走到我身邊的時候，我依然睡在神祠右側的田圃上不能動彈。馬大約也很疲倦了，它也沒有再朝遠處走，隻在近處吃草。
兩個人把我扶著，我才勉強站了起來。施行恐怖者的下落真是到了寸步難移的程度。朋友們沒法，隻好去雇了一乘小轎，把我送到望江樓。他們兩個人牽著三匹馬跟在我的轎子背後。
在望江樓休息了好一會，自己的精神才漸漸恢複了。
大家在望江樓上吃酒。吃酒之間自然又是滿口的國家大事，一肚皮的牢騷不平。大家在痛罵學校的腐敗、辦事人的腐敗、學界的腐敗。在我們沒有出過省的人自然又要說到自己對於京、滬、歐、美的憧憬。姓羅的同學痛快淋漓地演說起來了：
——“暖喲，四處的老鴉一般黑，你任隨走到甚麽地方去都是一樣。歐美我沒有去過，但是聽說到那邊去的人學到一點正經學問的並沒有多少。博士文憑各國都是可以用錢買的。像美國更有這種滑頭的辦法，隻要你肯出錢，他可以給你一張甚麽大學的博士或者碩士的文憑。然而這座甚麽大學結果隻是一種幽靈大學，它根本是沒有的。中國人便拿著這種文憑回到中國來騙錢，騙官做。
——“日本我是到過的。日本鬼很窮，他隻要你的錢，管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學都照例販賣文憑。中國留學生在那邊隻是吊吊下宿屋的下女的膀子，學幾句下賤的下女話。本來是全無科學常識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外國去，少則一二年，多則三五年便跑回來。你想，單是要把外國話學好都還說不上，怎麽會有好大的學問？然而他們反正是留學生，反正是博士、碩士，你能怎樣？
——“哼，京滬的學校！幾座奴才教育的教會學堂不用說了，甚麽國立或者公立的大中小學那一種不是騙鬼的地方？你想，教員隻是那樣的資料，學校那裏會有甚麽出色的？學生是一些青年人，虛榮心很重，真正有誌趣向學的人，一百人中找不出幾個。最可笑的是上海中等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理想是教科書一切都要用原本。桌子上擺著一兩本原文的教科書，便好像把清朝皇帝的江山都奪到了手的一樣。你想，連《National Reader》卷二的甚麽‘Dear me, dear me！I am a little bee’的兒歌都讀不懂的人，那裏就會懂得甚麽《邁爾通史》，又是甚麽麥鏗季的物理呢？一般的學生都像中了魔的一樣，要誇讀甚麽原書。這樣一來倒也好，學生樂得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教員也樂得遮醜。甚麽，他給你一用原文來解釋，天老爺明白，你曉得他講的是那一個星球上的話？所以照我看來，還是像在本省本本分分地使用本國翻譯的或著述的教科書，倒還多少有點好處。”
結論不外是兩種。一種是清政府沒有認真改革的誠意，所以滿天下的辦事人都不肯認真；更進一步便是要把中國弄好，那就非把清廷推倒不可了。還有一種是李同學的虛無主義：
——“管他媽的，學校就認真也好，不認真也好，中國就滅亡也好，不滅亡也好，縱橫老子是看不見的。我幾時被人用砒霜毒死，誰個能保障？”
一麵是興奮，一麵又是消沉，而結果呢，同樣是年輕人的悲歌慷慨。不過我始終忘不了是那匹溜溜馬的暴動。它使我坐凳都很艱難，回城的時候依然是用轎子。
五
然而成都畢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舊時代的勢力與新時代的影響都集中在這兒。
舊的政治勢力有總督部堂、藩台、臬台、鎮台、滿將軍。在這些舊式的官職之外表示著新時代的影響的，要算是提學使司、巡警道、鹽茶道之類了。北門外的鳳凰山已經創辦了兩師新軍，總督衙門的旁邊有西式建築的督練公所，這些都是很鮮明的時代表現。
當時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懷，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幹員，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舊官場中委實是巍然地露出了一頭角。他起初本是一位落魄的名士，在我們嘉定還賣過字的，後來不知怎樣便做到了巡警道，大約在這些地方也正足以表示他的大有才幹了。他的德政，四川人給了他五個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場廠唱察”。
娼是官娼，他把成都的娼妓劃成了兩個區域，一處是劉玄德即位為漢中王的武擔山，一處是好像在東門附近的甚麽石子院（院名記不清楚）。使娼妓成為了一種公開的營業，政府從而抽取花捐的這種近代辦法，在四川大約是由他創始的。
場是“勸業場”。他在成都城的中央修了一條半西式的二層樓的洋街。目的原想提倡新式的工商業，然而開辦的結果是一場都是洋貨。刻薄的成都人當然又有他刻薄的品評，便是“周孝懷勸洋業，發洋財”。大約這種品評向周孝懷的耳朵裏也是傳達到了的，他自己手書的趙堯笙體的“勸業場”的“勸”字後來竟不能不改成“商”字以作敷衍了。——這本來是一件很小的笑話，但這兒正明顯地表示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雖然醉心於新式的工商業而提倡有心，而結果隻能成為一種買辦式的營業。
廠是“製革廠”。這怕是他最成功了的一項事業罷。這是用牛皮來製造各種西式皮篋的犯人的工廠。所出的革製品在四川自然成為最新式的流行商品。據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我們大哥的來信說，好像比日本的成品還要價廉物美，因為日本的革製品都是紙做的。
唱是戲園。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戲園，名叫“悅來茶園”，是采取官商合辦的有限公司的體製。那兒在初是唱的川戲，所謂“改良川戲”，自行招集了一批孩子來教練，很有些像日本的“帝國劇場”。當時“改良川戲”的名目頗流行於一時，如像老名士趙堯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紅梅閣”之類的劇本出現，沿用著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詞子改得異常文雅。這要算是戲劇的資本製度化，本身雖不是生產的，而在剝削者一方麵卻很是生產的。
察便是“警察”。這不消說完全采用的新式辦法。這辦警察的費用，多半就由前麵的“娼場廠唱”得來，經費充足，因而在表現上也很有成績。在漫無組織的社會中，突然生出了這樣的監視機關，而在創立的當時又采取了極端的嚴刑峻法主義，這在一般的窮人不消說是視為眼中針，而就是大中小的有產者都因為未曾習慣，也感覺不便。例如學生和警察的衝突，新軍和警察的衝突，便是這種情趣的表現了。因而周孝懷也就成為了眾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個個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說起“周禿子”（四川人給他的諢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寢其皮。他後來由巡警道調充了勸業道，大約也就是對於這種眾怒的緩衝政策了。
平心而論，這位周先生在當時——由封建社會轉移到資本製度的當時——倒不愧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雖然他自己容或沒有這樣的意識，而他所歸屬的當時的官場又是以拿辦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勢力的集團，但他所舉辦的事業可以說全都是對於封建社會的破壞，對於封建社會的革命。他比他當時的職業的革命家，所謂“亂黨”，在使中國產業資本主義化的一個階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實際工作的。自然這些都不能說是他一個人的功德，而同時他的事業僅能限於極消極的一部分的消費部門，且如像“勸業場”之不能不改為“商業場”一樣，多半是招來了一個滑稽的後果。但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罪過。換一句話說，是“成也是你蕭何，敗也是你蕭何”，而這位“蕭何”是誰呢？是近代的資本帝國主義。近代的資本主義把幾千年來疆定了的中國的封建社會剿翻了，它盡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為一個近代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然而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它不能不需要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外圍來以維係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國永遠控製在原料供給者與精製品消費者的鄉村狀態之下，也就是半殖民地的狀態之下。中國的覺醒了的新興資產階級，任你怎樣地努力，怎樣地掙紮，總不外是一個沐猴而冠，總打不破這樣一條宿命的金箍咒。所以中國的命運就是這樣：你假使不徹底地和帝國主義者鬥爭，那你便隻好成為一個不生不死的長久的鄉村。這個長久當然也並不是無窮永劫的永久，資本主義早遲有一天是要達到它的總崩潰的時候的。然而，我們能夠坐著等待嗎？
在當年的四川，除掉周孝懷的這些局部的事業之外，還有一件最普遍、最徹底的資本主義化的表現，那便是川漢鐵路公司的建立。
以武漢為中心的京漢、粵漢、川漢三大鐵路幹線的建築，可以說是中國自受資本主義化以來的新興階級的一個理想。京漢雖是借的外債算已經落成，粵漢也繼續在動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來經營川漢鐵路了。在經營上，采取了有限公司的製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卻是帶有政治勢力的強製性質。我記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縣的知事按著地租的多少攤派到各地方的鄉紳。在這兒可以說是地主階級的資本主義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為了鐵路公司的股東了。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豐饒的，鐵路的股本搜集到兩千幾百萬兩。有這樣的資本，雖不算十分雄厚，但總可以做出一項事業來了。於是在成都設了一座總公司，在宜昌和上海設了分行，由公司的經費更在成都建設了一座鐵道學堂。這個腳步好像很可以使那偏僻的四川一躍而與歐美並駕齊驅的一樣。
川漢鐵路雖名說是川漢，而在當時四川人所計劃建築的隻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但這一段也就是很長大的工程，而且中間還要打通一條巫山山脈。在測量的當時，工程是分成了三個段落的：第一是由成都至重慶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慶至萬縣的渝萬，又其次是由萬縣至宜昌的宜萬。在未動工的時候，股東間，否，乃是股東的代表間，起了很大的爭論：便是先修成渝後修宜萬，還是先修宜萬後修成渝。兩者各有它的利益，兩者也各有它的困難。
譬如先修成渝罷，因為地麵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進行。鐵路一容易成功就會使省內的交通增加無限的便宜，使省內的股東們得到鐵路的觀感，於將來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效力。但是要先修這段路有它的困難處，那便是材料運輸上有困難。建築上所必需的材料既不能不仰給於外來，而這外來材料便不能不專賴那峻險的川河來輸運。這個困難本來在主張這一說的人是有它的解決辦法的，便是鐵路公司同時兼營川河的航業，購買些小輪船來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機關化。然而這項提議終竟招了失敗，終竟是提倡先修宜萬的人占了勝利。
主張先修宜萬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運輸的困難，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項利益便不能不全盤犧牲了。而且這一段路要通過巫山，正是最難修的一段道路。這在主張先修的人反轉成為了一種理由，以為唯其難修，所以便應該先修。先修成了宜萬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艱險，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難。大約在這兒，就像這樣，是含有幾分挑戰性的英雄色彩。——甚麽？圖大事、成大業者不可畏難苟安！於是，一種土豪式的英雄主義便決定了川漢鐵路的命運，兩三千萬兩的股本，一部分歸了耗費，一部分歸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軍人的私鬥軍費，於是川漢鐵路終於煙消雲散了。
主張後一說的人多半是川東、川北一部分的人，特別是當時在四川知識界中振振有聲的蒲殿俊、羅綸一流人物。據反對他們的人說。他們主張先修宜萬是帶有鄉梓觀念，因為宜萬先修通，川東、川北的人便先得到利益。這或者也怕是一種理由罷。總之，事實證明主張先修宜萬的人是失敗了。僅僅在宜昌城外修了十幾英裏的鐵路，在十幾年來的拋棄之中，已經隨著所有一切的鐵材、木材成為了廢物。而川河的蒸汽化，一小部分是由四川本省人，一大部分是由帝國主義者，不僅逐步地早已實現到了重慶，而且實現到了嘉定了。
事實是最公平的法官。盡管你是怎樣煊赫一時的大英雄、大豪傑，轉瞬之間便已證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類的罪人。
在當時反對先修宜萬、主張先修成渝最力的是一位工程師名叫胡朝棟。他並不是四川人，但他是那一省的人我卻忘記了。他以他專家的資格，以他工程師的職責，做了一本為先修成渝鐵路告四川父老意見書，這書我是讀過的，是報紙十二開的書型，大概有一兩百頁的光景。他以去就力爭，結果是他失敗了。同時他就辭去了他的位置。像這樣有人格、有主見的胡先生，後來不知道怎樣在中國的土木工程界裏便再沒有看見過他的名字。他是早死了呢？還是有人格、有點骨鯁之氣的人，在中國的社會裏終竟被埋沒了呢？
六
二十年前四川的蒲殿俊、羅綸的聲名差不多就像列寧之於革命的蘇俄一樣，四川人恐怕是沒有一個人不曉得他們的。他們是癸卯年最後一科的舉人，特別是蒲殿俊，他是那一科的解元。這位先生在四川省外也比較有名，在民國十年代他是研究係的一位重要人物，做過一任北京反動政府的教育次長，也創辦過戲劇學校，在《晨報》副刊上還做過些白話文字。他要算是一位比較有才藝的時代兒，然而他的時代已經是過去了的時代。
他們生在由封建社會轉移到資本製度的一個時代，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新興階級的代言人，特別是在四川，他們是當時新興勢力的領袖。他們的思想始終是不讚成劇烈的流血革命而想實現出歐美的立憲製度的所謂穩健派。他們和當時主張民族革命的一派“亂黨”是成為對立的。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們這一派便是新興資產階級陣營內的右翼。然而正因為這樣，他們一方麵得到新興勢力的擁護，而同時也得到舊有的封建勢力的寬容，所以他們便得到了榮達的機會。
清朝末年，在宣統那位小兒皇帝即位之後，在各省成立了谘議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資政院。雖然是一種過渡時代的形式，總算是成了一個半立憲的國家。四川谘議局的正議長便是蒲殿俊，副議長便是羅綸。他們也集合了一批同誌，我所能記憶的有鄧孝可，有朱山。他們的言論機關便是月刊雜誌的《蜀報》。文字是當時風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闈墨式文章，於六朝風味的美詞麗句之中，愛嵌以沉痛絕叫的狀語；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嗚呼”，總是一結便是“噫嘻”的。這種體裁在二十年後的今日還有著它的木乃伊，那就是一二年前“醒獅派”的文字了。這種文字在當時自然也不失為是帶有革命性的一種。這就跟放了足的中年婦人一樣，雖然不是天腳，總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體盡管怎樣帶有挑發性，而它們的內容卻總不外是一種君主立憲。更換一句話說，便是一方麵承認著清廷的支配權，甚或認這種支配權的存在為神聖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麵要求庶民的參政，要求國會的早開。這種言論是很不能使我們滿足的。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憲和孫、黃的排滿興漢的對立，在四川雖然隻是片麵的前一派人占有勢力，而在我們青年人的心目中卻是鄙屑他們的。中國的不富不強就因為清政府存在，隻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國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等的國家。這是支配著當時青年腦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張這種思想的人，凡是這種思想的實行家，都是我們青年人崇拜的對象。我們崇拜十九歲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鄒容，我們崇拜徐錫麟、秋瑾，我們崇拜溫生材，我們崇拜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一切生存著的當時有名的革命黨人不用說，就是不甚轟烈的馬君武，有一時傳說要到成都來主辦工業學校，那可是怎樣地激起了我們的一種不可言狀的憧憬！
我們並不是甚麽同盟會的會員，事實上當時同盟會的會員也好像並沒有好幾個，特別在我們四川。我們時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黨人。我們在那些出過外洋或者到過京滬的教員先生裏麵找，但始終沒有一個象。同年輩的同學們，連因為我們是插班生，都好像在把我們當成異民族在看待，不消說更說不上了。我們讀過一些俄國的燒炭黨人的小說，以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艱苦的。他們以殉教的精神在從事於救濟國家，救濟人類的事業，或者他們是為避免權力者的注意，為便於宣傳民眾起見，他們是間雜於卑賤的廝役之間。然而我們在我們所能接近的校役裏麵找，依然跟我們的教員和同學相差不多。
分設中學的一些同學，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劉士誌的陶冶之下教育出來的。就是後來在四川成為了革命黨人的元祖的楊庶堪，也在那兒當過英文教員。在我們入學的頭一年年底，他才和劉士誌一道辭了職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學卻連絲毫的革命性也沒有，妙的是二十年後的國家主義派的健將差不多都出在那兒。那為首的聖人曾琦，便是在我們丙班住過的人物。他比我們早一年來插班，在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剛好廢了學，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先後同班的。他的綽號叫“曾補人”，這是成都的一種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稱為“補人”，本義是從中藥的溫補裏取來的。我在成都隻和他會過一兩麵，沒有打過招呼。聽一些老學生說，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補人”。他學了一年的英文連abcd都記不清。他學體操是出左足擺左手，出右足擺右手，就跟木製的機械一樣。關於這體育一項至少我是可以證明的，因為後來我們有一個夏天同在日本洗過海水澡，補人先生委實是連兩尺寬的溝都很難跳過的。你想，像這樣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會以克來雷孟、麥索裏尼自命，你說究竟補人不補人呢？補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紀其實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氣之橫秋也，實足以上鹹五而下尊三，自比克來曼梭，自比吾家國藩，或許還是他的客氣罷？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鑾、李劫人、周太玄諸人都是我們當時的同學，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當時都要算是同學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們一班，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好像是生在我們的鄰縣峨眉縣。他的父親在峨眉縣做過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學堂同過學。他多才多藝。據我所知，他會做詩，會填詞，會彈七弦琴，會畫畫，筆下也很能寫一手的好字。後來聽說他在法國是研究生物學。
舊的一些同學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別是我們丙班。他們的不肯好事，有些是出於他們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於聰明。大凡在學校裏愛管事的學生，到頭終竟是沒有好結果的。能夠獲得這一點經驗的聰明，大抵的學生都會有。我自在嘉定中學遭了斥退，我這個愚蠢人也學得了一些聰明，進了分設中學以後，自己是有意識地遵守本分了。但誰料還有比我更聰明的人。我進學堂不久，學堂要對於劉士誌先生開追悼會，劉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幹的，追悼會也並不是甚麽危險的集會，我們丙班的同學公然舉了我做籌備員，這真是使我受寵若驚了。而且從此以後，丙班代表的資格，對我說來，差不多成了終身大總統一樣。平常對於你盡管冷落，一遇有事時，總把你推選出來。這點厚意我是能夠領會的。然而一被舉出，我總還是要去擔任，或許也怕是我生來便賦有一種愚而好自用的宿命罷。
成都畢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因而學生在鬧事的時候，它的性質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樂山小學遭了斥退，是因為要求禮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學又遭了斥退，是因為在會館裏看戲學生和營防鬥毆。都是一些百無聊賴的事，說起來真是很可慚愧。然而成都學生界鬧事的性質，就我所曾經參加過的看來，畢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陽曆的十一月），天津鬧過一次國會請願，有三四千的群眾向直隸總督請求代奏。還有溫世霖諸人組織了一個國會請願同誌會，計劃著以全國學校總罷課作為要求的後盾。請願結果失敗了，清廷把溫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為相隔太遠，大凡外界的風潮總要相隔一月之後，然後才能波及。外邊的請願運動已經鎮壓下去，而它的反響卻在四出發生了出來。
時候已經在停課準備學年試驗的期中，風潮的發源地是四川最高學府的高等學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學校舉出代表來在教育總會開會。丙班的代表不消說又是我。
教育總會是在高等學堂的右手，在午前十點鍾開會的一個長方形的議事廳，早被各學校的代表塞滿了，為數怕有兩百人光景。但因為大家都沒有受過訓練，對於開會的方式、開會的程序都沒有把握。演壇上簇擁著許多人，議論紛紛的開始便討論怎樣開會。壇上的人、壇下的人都爭著說話。你插說幾句，我插說幾句，一直綿延到午後一點鍾了，都還沒有正式地宣布開會。因而走來湊趣的人不免也就嘖有煩言了。
——“喂，今天到底開會不開會喲？”
——“我們餓著肚子還沒有吃中飯呢！”
——“到底是請願國會呢，還是看你們爭風？”
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本來是沒有秩序的一個會場更加紛亂起來。在這時學生間慣用的催命符，便是在地板上擦腳。
——“好，開會了，開會了！”
發起的人幾個爭著叫，不知道那一個是會長，不知道那一個是主席，結局依然把會場整頓不起來，連宣布開會都宣布了好幾次。
這種滑稽的現象，我想在初次從事運動的團體，大約隨處都是有的。在當時不要說是學生會，就是堂堂的資政院或者谘議局都是時常要演一套全武行的。
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人登壇。這人的麵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歲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馬褂，戴一副鐵絲近視眼鏡。他的穿著雖很樸素，但看他的風度卻不象一位學生。
他在壇上幾次想發言，也終不能如意。演壇上有兩三個學生便同時大叫起來：
——“這是劉子通先生，我們請聽劉先生說話！”
劉先生的名氣我老早就聽見過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見他。他是湖北人，在鐵道學堂當教習。他在成都學生間很有聲望。就是他這聲望把一些無經驗、無訓練的學生征服了，會場便立刻地鎮靜了下來。
但這劉先生是教習，為什麽那天他來參加了學生的集會，我不甚明白。是他有意來指導，或者是有人特地去請他來的，我都不甚明白。總之，有他的一登壇，會場鎮靜著了。
大家都在靜待著聽劉先生說話。
——“同學諸君！”劉先生這樣先叫了一聲。“我們今天開會的目的是要請願早開國會，但不幸我們今天的這個會場便沒有請願早開國會的資格！”
他一起便是這樣的一句翻案文章，這樣的演說在群眾中本來很帶危險性的：因為群眾立地便可以哄動起來。但大約一方麵是劉先生的聲望服人，一方麵也是會場的情景著實令人難堪，所以大家都甘受了他的批判。還有，他這樣的一句嚴烈的批判，很可注意的是實際上並不帶有嚴烈性。我現在過細地研究它的原由，怕他所用的人稱是“我們”而不是“你們”罷？他開口一聲便是“我們”，這樣他自己便忘記了他的教習的資格，他是和學生群眾合成了一體。學生群眾的錯誤他也把來加在了自己的頭上。就在這樣一字間的差別，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教養，而且也可以判別一句話的力量。
劉先生的演說，結局是並沒有甚麽崇論宏議，他下了一句批判之後，隻是說：“今天的會不是這樣開的，應該先推舉出一個臨時主席，再來討論本會的進行，產生出本會的決議。在我看來，今天我們的話已經說了不少了，凡是到會的人對於今天的宗旨沒有不讚成，沒有多作討論的必要。我們最好是趕快產生決議來從事進行。我們應該進行的步驟，我看是第一步應該組織一個常務機關，第二步是舉代表去見谘議局長，請谘議局把這次的運動擴大起來，第三步是請四川總督代奏。此外如像通電京滬學界表示聲援，通函省內各學校各界共同起來參加，都是今天本會應該急於解決的事。大會把大綱決定了，就移交給常務機關執行，一刻也不能容緩。”
這樣簡單的幾句話，真好像是撥雲霧而見青天，讚成的聲浪在全場中沸騰了起來，有的竟高聲叫著：
——“我們就舉劉先生做主席！”
——“我們就舉劉先生做代表！”
——“我們就舉劉先生做起草委員！”
大家在這時候也把劉先生的身份忘記了，忘記了他是鐵道學堂的教習。
劉先生的這一番指導在我們目前已經充分受過政治訓練的學生界看來，本來隻是家常茶飯，但在當時的學生界，而且在當時的四川，它的評價卻不能把今日來做標準。那樣簡單的一種實地訓練給予了學生以多大的經驗，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說是有生以來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訓練。
會的後段便很順暢地進行起來了。由幾個高級的學校的代表組織了一個常務機關，分頭去進行各種事務。大抵的決議是：
1．要求在明年便開設國會；
2．要求四川總督代奏；
3．一律罷課，不達到目的，誓不複課。
七
當時四川的總督是趙爾巽，他在清朝末年要算是一位有數的重臣。他是漢軍旗，便是他的祖先本是漢人而投降了滿人的。這種“奴才”對於他的“主子”——當時的大官或一般的滿人都稱清室為“主子”，稱自己為“奴才”——自然是要表示兩倍的忠誠了。
學生在第三天上又開第二次的代表大會，目的是報告常務委員會成立後的經過，及今後進行的方針。
開會仍在午前十點鍾，但在八九點鍾的時候早就有不少的武裝警察和營防軍，在步槍上上著刺刀，在教育總會的門前巡邏著了。
這對於學生是很大的威嚇，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明哲保身的人預感到今天會發生甚麽危險，在報到簿上偷偷地簽了名，偷偷地溜走了。然而到會的人依然踴躍，到開會的時候，小小的一個議事廳又塞得象一匣火柴了。
受過了一次訓練的群眾畢竟不同，一切開會的景象都很井井有條，和前一次的開會判然是兩個時代。
開會了。劈頭的一個臨時動議是質問當局為甚派兵來彈壓。當時的封疆天子雖不必身在九重，但那容你幾個毛桃子的學生便輕易見麵，輕易質問？唯一的拐杖當然又隻好去找谘議局的正副議長。
據代表回來報告，他們去會著了蒲議長。蒲議長頓時打電話（當時已有電話，但隻限於行政機關）去問警察廳，說是奉了趙製軍的命令，怕有亂黨借端生事，特地派來保護的。說是蒲議長昨天已經去謁見了趙製軍，趙製軍已經允許了為我們代奏。照趙的意思以為學生關心國事是出於愛國的至誠，固然可以嘉許，但不可越俎代庖，甚至罷課要挾。
我們的代表質問過議長，問趙答應代奏，究竟有何誠意的表示？他口頭答應，而實際不執行，有什麽方法保障？我們請開國會即是求言論集會的自由，然在我們今天開會的會場上卻派軍警來彈壓，豈不是完全表示了並無代奏的誠意？
蒲議長自然不能代答，他允許再去見趙製軍，一切的回話等得到結果之後再親自到會場上來報告。在他未來之前，大家應該嚴守秩序，決不可輕舉妄動。
一省最高的言論代表者的議論大家自然是隻有遵守的。在代表們報告完畢了之後，已經是午後一點鍾的光景，便宣告中休，大家吃用會上準備好了的饅頭。饅頭，這真是再得機宜也沒有的，像前回為餓飯訴苦的代表當然也就沒有了。
在學生們休會用饅頭的時候，到場的軍警差不多全部都把槍架在教育總會門口，在附近的吃食店裏，各自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切身問題去了。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支配階級的爪牙，真是有點超然物外的神味。假使當時學生要暴動，那不已經是送來了很完備的武器嗎？一切都是進展著的，便是支配階級殺人的手腕也是一樣。
有一位比較老一點的警察，大概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他還在門外站崗沒有去吃飯。我看他人很和氣，看見我們在吃饅頭，好像很有點垂涎的樣子。
我問他：“老總，你肚子不餓嗎？為什麽不去吃飯？”
——“不餓？你說我不餓？哼哼，小先生，吃飯要錢呢。”
——“你們平時站崗不吃中飯的嗎？”
——“平時是要換班的，今天是專差，署長叫我們沒有命令不準動。我們又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一大清早派到這兒來，又不派人來替代。”
——“我好不好送兩個饅頭給你？”
——“哼哼，”他隻是笑。
這兒真是立地表現出了一個天國。究竟是饑餓的力量、饅頭的力量大，它立地可以使獅子和嬰兒同遊，老虎和羔羊攜手。
——“小先生，今天你們到底為甚麽開會？”
——“你們還不曉得嗎？我們是請願早開國會。”
——“國會國會的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就是說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要來管國家的大事，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要來說話。”
——“哦嚇！”他很驚駭了的一個神情，“怪不得我們的署長老爺說你們要造反啦！”
這個泛泛的插話，我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很有趣味。我們在請願早開國會，而當時的支配階級說我們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認我們在造反。我在當時不消說還替他解釋了一下，怎樣怎樣，如此這般的並不是造反，然而現在想起來我們當時不真正是在造反嗎？造反就是革命，現在想起來那對於封建社會的支配階級要求立憲，不就是革命的行動嗎？當時的所謂“革命”是“滅滿興漢”，乃至是投炸彈、拉手槍，甚至於有時指斥要求立憲的行動是保皇黨的行動；但由現在看來，兩者在促進社會的變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嗎？當時的革命黨人以為清廷是一切罪惡的淵藪，當然也就是立憲的唯一的障礙，但這個見解在事實上已經證明了並沒有摩著實際。中國在清朝滅後已經二十年，不是一直都還不能立憲嗎？中國在帝國主義者的宰製之下，自己的這個資本製的革命，始終不能由中國的資產階級來完成。它無論怎樣是會要飛躍的，就是兩步要當成一步走。中國在不能脫掉帝國主義宰製的期間，它始終是在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階級上鬧軒輊戲。
會場在繼續開會的時候，大概已經兩點鍾過了。這時又來了一批新的巡警，他們走來便把劉子通先生提去了，說是提學使司要請他說話。
劉先生在會中指使，當然有內探已經向當局報告了。大家阻擋著，勸他不要去，但他終竟去了。他以為不會有甚麽意外，就有也用不著畏怯。
劉先生去了，但從此以後便渺如黃鶴，不僅那天他沒有再回會場，就在四川的學界也永久沒有他的形跡了。有人說他是被遞解回到了湖北，但是以後在中國的活動上也就再沒有看見“劉子通”這個人了。我想，他或許在四川遭了暗算，或許是在武漢起義的時候，他已經陣亡了。
劉先生去後，群眾事實上是失掉了它的領袖。他們等蒲議長的到來，而蒲議長卻終不容易到來。時間遲緩得就和癩病患者的腳步一樣，隻帶來著許多的焦躁、憤懣、恐怖、不安。直等到蒲議長的到來，已經是快要上燈的時候了。
我第一次得瞻仰蒲議長的風采的便是在這個時候。其實他貌不驚人，我現在也想不出他有甚麽殊異的特征。不過他來的聲勢真是浩大，大家一聽說他來，便都狂濤一樣拍起掌來了。拍掌的聲音差不多一直等到他登了台開口說話。
議長的聲音很尖銳，不過他的說話卻還井井有條。我很感謝他的是他把當時要求立憲運動的曆史，敘述了一個梗概。
中國立憲運動的具體的表現大約是發軔於戊戌政變，但最可注意的是光緒三十二年，就是民國前六年，在上海靜安寺路成立的“豫備立憲公會”。這個公會的發起，江蘇的新興資本家張謇是主要人物。運動的起源是由英國資本家手裏爭回滬杭甬鐵路，在這爭路的工作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便一轉而為立憲運動。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由經濟鬥爭轉到政治鬥爭的一個最規範的事實。將來假使有想編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或者是中國資本家政治運動發展史的人，我覺得這個事實應該占最重要的一篇。
就因為有這些代表資產階級的提倡，所以一時才四方響應起來。在宣統元年（民國前三年）才有九年立憲的詔書，到宣統二年更由這些人鬥爭的結果又才有六年立憲的縮短。當時一般新興階級的要求是在宣統三年就要立憲，我們學生界的運動，自然就是承繼著他們的意識。
蒲議長不消說也是當時鬥爭中的健將，他是才從北京請願了回來。溫世霖的被捕，外邊運動的風潮已經鎮攝，他是知道的。四川學生界的運動，隻是圈外的餘波，當然他也不會有甚麽不明白。所以他始終勸學生不要操切，他以為隻要省當局答應了代奏，盡他口頭也好，實際也好，隻好暫時認為滿足，靜待時機。而且他說，當局是有意拿人，假使運動尚要繼續，那就非出於流血不可了。
議長的舌鋒便突入革命與立憲的問題上來。他說兩者的對立便在這兒。一種是以非法的手段爭奪政權，一種是以合法的主張要求立法。隻有法是必由之路，隻有依法才能生法造法。譬如要走入議事廳必然要由門徑，不能打破玻璃窗亂跳。
議長的話很有他的條理，學生方麵終覺駁不倒他，然而總感覺不到充分的滿足。自然，在老人們看來，總會說這是學生幼稚，學生的客氣未除。但僅僅這樣的批評終竟是難以使人心服的。譬如入門不跳窗眼的譬語，那隻是片麵的事實。萬一有甚麽意外的災難，突然逼來，你就要不跳也不容許你不跳。這就是所謂突變的理論。這在當時是沒有人明白地認識到的，然而真理的影子總暗默地反映在人的腦中。
夜分已經深了。
蒲議長辯論了一番，勸解了一番，但沒有得到一個決議的形式，他便走了。不過他的辯論、他的勸解也好像收了很大的效果。在一部分的代表辯論正熱烈的時候，多數的人已經在絡續地退場。剛才擁擠得像一匣火柴一樣的會場，真個又像一匣使用著的火柴一樣，一根二根的抽出，抽到後來隻剩下三分之一的光景了。
人一少，會場的熱度自然也就減退了下來。還有是大家奔波了一天，疲勞和黑夜女神隨身帶來的睡藥，幫助把問題暫時告了一個結束。大家最後的決議是：一律再繼續停課，拒絕試驗，偵查劉子通先生的下落。
就這樣，在一個不得要領的觀望的形勢之中，也就隻好宣告散會了。
在我們退出會場的時候人已很少，早來的軍警依然還在那兒站崗，有的在紛紛吐出怨言：
——“媽的，今天不曉得見了甚麽鬼！”
八
在學生無法下馬的時候，當局者絆馬的方法已經準備周到了。
就在宣布繼續罷課的那一天下午，提學使司有一道很嚴厲的通令下來。禁止學生借故生事，罷課要挾；假使有不聽命的，還要懲辦各學校的辦事人。
這對於學生運動不消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在起初開始運動的時候，因為運動的目標純全是一種愛國的表現，所以各學校的辦事人，無論是怎樣頑固，或內心是怎樣的惴惴焉恐懼、怕犯所轄官長的逆鱗，然而在表麵上總不能不采取一種放任的態度。這回提學使司的命令下了，而且還要懲辦他們，這比甚麽召開國會自然是要更切己得幾百倍；他們的態度也就靠著有這樣一個借口，由放任一變而為高壓了。
事實上是學生自己也臨到了不能繼續罷課的關頭。平常學生罷課，除極少數是熱心運動之外，大多數是趁趁熱鬧，樂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動機與其說是熱誠，寧肯說是偷懶。在這一次運動的開始宣告罷課的時候，是處在一個很有便宜的時期，便是各學校都已經在準備試驗的停課期中。有的應該畢業的班次也因畢業試驗提前開始的結果，大都已經試驗完畢，隻在等待文憑的分發了。
但不幸的是已經罷課三天，試驗已逼在眼前。在試驗未開始的期中，盡管名目是在罷課，其實大家是在按著課本拚命死讀的。別的學校、別的班次是怎樣我不十分知道，至少在我們丙班，從這兒後來出了不少的國家主義者的丙班，他們之所以舉我為代表的心事，我是十分明白的。就是說：讓你這豬頭三去為我們撐門麵，你沒有時間溫課，也好讓我們來高列。在當時科舉才廢止不久，試驗的觀念在學生們的眼目中比自己的生命怕還要重要。好像自己來當學生，便是專門為來受試驗的一樣。這逼到臨頭的試驗，對於運動的進行，比起五百道提學使司的命令來，是更加頑強的阻礙了。
在這兒，教職員與學生大眾的利害完全一致，少數學生代表便在虛空中倒懸起來，成為了兩種群眾的公敵！
分設中學試驗的開始就在罷課後的第四天。丙班的第一堂試驗是英文，從一大清早起，自修室裏都在“but cut”地亂念。大家都把鋼筆、墨水準備得上好，自然是待機行事了。
八點鍾了，已經搖了課堂鈴，英文教習的H先生已經上了課堂，坐在黑板麵前等著了。但是人的羞恥心畢竟還有它最後的一番控製，想受試驗的心事，想升班的心事，盡管怎樣迫切，而出賣團結的一種工賊式的行為，誰也不願意來做一個魁首。在自修室裏麵你觀望我、我觀望你地隻是不動。監學走來勸告了。就跟從豢牢裏趕羊子上屠宰場一樣，一個二個從自修室裏拉出房門，但等他前腳走進第二室裏，第一室的人們又一個二個地退回自修室去了。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甲乙丙丁四班人，弄得兩位監學疲於奔命。
監學的勸誘不行，最後是監督走來了。
監督的都喇嘛先生照例是像長頸鹿一樣，把頸子向前麵伸長著，一手理著他的八字胡須，一手垂在長統的袖子裏麵，一拐一拐地擺著他的官派的腳步走來了。
——“唔唔？你們為何不上課堂？唔唔？你們為何不上課堂？”
從甲班說到乙班，從乙班說到丙班，但僅僅是這樣一種催促要把群眾的羞恥心克服是不夠勁的。
喇嘛先生畢竟是老手，他看到集體的勸說不行，他便用分散的辦法，向軟弱的各部分來個別擊破。他第一步是去誘導乙班的那十幾個滿人。成都是有滿人駐防的，所以乙班裏麵便有十幾個滿人學生。這十幾位同學平常和我們漢人都不大接近，他們自己另外形成一個部落。自修室和寢室都是聚在一處，我們平時也就稱他們的自修室或寢室為“滿城”。他走進滿城去勸那些滿人學生。
——“喑？你們真蠢！你們也要罷甚麽課？你們要和你們的主子作對？”
他公然用民族的感情來歆動，那些滿人學生首先就被他歆動了，於是乎他們便先上講堂。
喇嘛先生得到了這一著的成功，他便加添了一倍的力量。他放下了甲乙兩班比較年紀大的學生，又來專攻丙丁兩班。
——“你看，你們為何還不上課堂？乙班都已經上課堂了。”
大家仍然不動。他又檢著丙丁兩班的比較更年青的小孩子來拖。
——“喑，你們這些小孩子，你們為何也要跟著他們大孩子鬧？你們也要去參政嗎？嚇？你看，乙班都上課堂了。喑，你們真蠢！你們跟著他們大孩子鬧，你們是受了騙。暗，你們不知道嗎？像高等學堂、師範學堂，那些承頭的學生都受了畢業試驗的。他們受了試驗，讓你們來罷課。你看，你們蠢不蠢，喑？”
小的被他拉出來一個。但等他去拉第二個的時候，前一個又跑進自修室裏去了，依然就跟拾取地上的板栗投進沒有底子的提籃裏一樣。
——“都先生，我們不是滿人呢！”
——“都先生，我們不好做漢奸呢！”
——“管他是滿人也好，漢人也好，你們小孩子要參甚麽政？不怕人家笑脫牙齒嗎？暗？”
然而結果還沒有效。
都先生又想出了一條妙計來了。他見一個二個的拉夫式的辦法不行，他便叫兩位監學把丙丁兩班的學生全體整列在自修室門外。自修室是一排北向的六間房舍，和丙丁兩班的講堂相隔僅一個天井。
他也並不是要來演說，從前的舊人對於演說這一套本事是不大拿手的。他依然還是那種勸說的調門。
——“好，我看，暗，你們是害羞，你們怕先走了，別人笑你們。好的，我來給你們叫口令，你們一齊走過這道天井。喑？喑？你們——用意——！”
大家都笑起來了，喇嘛先生得到這一笑，以為他的幽默收到了成功，他更提起了他那種半象京腔不象京腔的聲音，又來了一聲——“用意！”
——“好不？我叫一二三，你們便一齊開步——走！好，來啊！一……二……三！一齊開步——走。”
盡管象在跳猴戲的一樣，表示得異常滑稽，然而走還是沒人走。
像這樣低首下心的滑稽過後仍然發生不出效力，於是乎惱羞成怒了。喇嘛先生把一個古銅色的麵孔氣脹成了一個雞血銅的麵盆，八字胡隨著他嘴唇的**，就像去了戥的天秤，在一上一下地擺動。
——“喑？喑？喑？你們……你們……你們要和我作對！你們這些糊塗蟲！”
這樣暴怒著的喇嘛先生，在他的心裏依然在運用著策略的。他知道我是丙班的代表，他大約以為我真是一班之王，他便用下了擒賊擒王的手段。
——“郭生！”他喚我，“你可以叫他們上課堂啦！”
——“連監督都叫不動的，我怎麽有那樣大的魄力呢？”
——“那嗎，你就先上課堂做一個榜樣！”
他這一道命令真是咄咄逼人。
——“大家都為愛國運動甘願犧牲自己的學業，我不能來做破壞運動的罪魁。”
他棱著眼睛看了幾眼，胡子翹了幾翹，他憤憤地走上階沿，走向他的居室裏去了。但他剛好走進房裏又退了出來。
——“張生！郭生！”他站在階沿上氣憤憤地在招呼著張伯安和我。
——“你們上來！”
我和張伯安服從了他的命令，沿著自修室前的北階走上他站立著的東廊上。那兒的地基比自修室的地基高可兩尺，臨著天井的廊邊是有一帶回欄可以憑坐的。
我們走到了他的麵前，他當著兩位監學和兩班的學生便痛責我們。
——“啊，你兩個！你們真對不住我！你們在本地中學肇事遭了斥退，是我把你們收容了進來。啊，你們，啊，你們！我以為你們可以改過自新，啊，你們又再來和我作對。你們又在這兒來肇事，把一切很好的同學都帶壞了！你們到底上課堂不上課堂？不上課堂我要斥退你們！”
“都先生，”伯安也很憤氣地說，“士可殺而不可辱，你要斥退就請斥退。”
伯安我真不知道他走的是甚麽命運。從前嘉定中學堂的斥退是因為我連累了他，這回又是我把他連累了。喇嘛先生說要斥退我倒還有理可說，因為我當了代表，但是伯安並沒有甚麽罪過，他之不上課堂也就跟全班的人不上課堂一樣，不是甚麽罪魁，也不是甚麽禍首。
好的，我們又算遭了一次斥退。要說是宿命，怕也隻好說是宿命罷。我們當時便退到自修室裏收拾書籍。兩位監學在自修室外麵對著丙、丁兩班的學生威脅起來了。
——“好，你們看！為首的兩個人都斥退了，你們自己還想怎樣？你們假如也遭了斥退，看你們回去怎樣見你們的父兄？”
是的，對於羞恥心的壓迫得到了一個緩頰的口實了：為首的都已斥退，我們還想怎樣呢？
就這樣連拉帶勸地把一群半推半就的學生便勸上了講堂。
姓羅的一位同學，他和我們是同自修室的，他還算走得頂遲，在他和我們分別的時候，他和我們一一拉了手，問明了我們住的旅館，他說他今晚上要來看我們。
那位懶得最徹底的姓李的同學（我真是對不住，我現在怎麽也記不起他的名字來），自始至終是陪伴著我們的，他看見一個二個人都上了課堂，他不知不覺地流出了眼淚來。
——“媽的一個×！”他很大地叫了一聲，“辦你媽的一個鬼學！老子也不願意讀書了！”
他在書桌上打了幾拳，憤憤地也就把他的書籍收拾了起來，跟著我們走進寢室。
在我們把一切行李從寢室裏搬出來，從東廊上走過的時候，大家都在講堂上埋頭受著試驗，真是寒蟬仗馬，悄然無聲，比起剛才四五十分鍾前的光景，就好像隔了四五個世紀的一樣。
走過都監督的居室的時候，聽見他在室內明聲朗氣地誦讀很高古的《虢季子白盤》的銘文：
……丕顯子白……庸武於戎工……經維四方……博伐狹狁於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獻馘於王……
聲音繼續到我們走出了的學堂門外。
第二篇
一
照陽曆來說，在我們鬧國會請願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一一年了。一九一一年！就在這一年，中華老大帝國的商標——黃色大龍旗就要改變，這有甚麽人曾經夢想得到呢？
清廷在他的末年由於外來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發生了一個舊有的封建社會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然自鴉片之戰而中東之戰而庚子八國聯軍入京，舊有的封建勢力被外來資本主義打得一敗塗地，從此便不能不折首請降，一轉而成為資本帝國主義的爪牙了。
資本主義本身是“種傳染病。它到東方來，把東方固定了幾千年金甌無缺的封建社會弄得七零八碎，而它同時在中國內部也播下了它的種子。這種子剛好就像過了節季的花草一樣，一播下去便蓬然地發生了出來。於是中國的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便改換了形式，從前是與國外的資本主義鬥爭，現在是與國內的資本主義鬥爭了。在這兒，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便成為舊有封建勢力與外來帝國主義的共同敵人。在這兒，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手段是利用舊有的封建勢力，而舊有的封建勢力要維係著它的支配權也不得不依賴帝國主義。自從庚子以來一直到現在，這差不多是成為了固定的方式。
因此，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在它起初戰取它的位置的時候，它不能不遇著兩重敵人：一方麵要和國外的帝國主義鬥爭，另一方麵又要和國內的封建勢力巷戰。大資本家張謇輩關於滬杭甬鐵路的抗爭一轉而舉出國會請願、立憲要求的烽火，不正明白地表示著這個路徑嗎？更明白的就是這個方式的複寫而更加擴大了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這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在現在看來，並不是有多麽大的光耀的。自民國成立以來，革命的果實為一小部分人所壟斷。革命紀念日定為武漢起義的十月十日，由資本主義所醞釀成的中華民國就好像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神祗所創造的一樣。其實這完全是想以一手遮盡天下人的耳目。真正的曆史家，他用公平的眼光看來，他會知道辛亥革命隻是四川保路同誌會的延長。中華民國的雙十節怕至少應該改成雙九節罷？
清朝末年中國的封建勢力達到了它最後的專製階段。由於要和國內新起的資產階級作鬥爭，便盡力主張中央集僅，把素來就和封建諸侯一樣的各個省份，各個省份的督撫的軍民財政大權都集中到了中央。在這兒更加上了一種民族感情，便是滿人對於漢人的排滿，也就極端的排漢。宣統小兒皇帝一即位，把一時炙手可熱的袁世凱謫貶，大大地起用滿人親貴，使漢人不得入掌軍機。對於革命黨人的屠殺，對於立憲運動的牽延敷衍，對於請願國會的重要人物的拿捕，變相的科舉製的複活，這些都是封建勢力的獨裁專擅、倒行逆施的表現。而在實質上也就是封建勢力對新興資產階級的鬥爭！
這個鬥爭最**的表現在盛宣懷的入掌郵傳部，而施行他的鐵路國有政策。
國有政策，在這政策的本身寧是可以獎勵的。它的最高尚的動機不消說是想加速度地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進展。因為中國商辦的資產事業都收到不良的效果：例如粵漢鐵路以四五千萬兩資金僅僅修了兩百裏路長不生不死的路軌，川漢鐵路的三千萬兩資金在未動工之前差不多也就有快要煙消雲散之勢。重要的原因在當時的人所觸目到的便是辦事人的中飽。一方麵中飽的惡習差不多是中國社會的胃癌，而中國的資本的來源又敵不過這個無限量的中飽。所以像盛宣懷那樣比較有點產業上的智識的人，他自然會提出這種國有政策，而以外來的雄厚資本，來代替民間的類似刮骨抽筋而來的一點薄弱的資本了。
盛宣懷所找的財東便是當時由英、美、德、法四國所成立的銀行團。他所要收回國有的對象便是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
這在形式與實質上結局隻是國外的金融資本主義的侵略，國內的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鬥爭。
商辦誠然是腐敗。他們知道腐敗的原因一大部分是在中飽，而他們不知道中飽的原因又是甚麽。商辦公司的一些董事、理事，結果不外是一些腐敗官僚，即是舊有的封建勢力。由這種腐敗官僚的手裏又接收到腐敗官僚的手裏，這樣便可以免掉他們的中飽，免掉事業的腐敗嗎？
中飽以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便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剝削。中國人自己要修鐵路，而一切的材料和工具都不能不仰給於外國人，在這中間還要經過幾道的轉折。你想，你中國有多大的資本來供這種層層的剝削呢？所以結果是資本耗費了，而事業卻沒有眉目。近視眼的人們隻看見事業的沒有眉目，便率性把自己的經營權取消了，而移交給資本帝國主義。
產業國有本是很高尚的政策，借外債來舉辦產業也未可以無條件的反對。然而，重要的是要你不受債權者的控製，要你把自己的私有欲望克眼。這樣的事情在中國能夠辦到嗎？在中國的當時更能夠辦到嗎？
鐵路國有的上諭是那年五月二十二日（陽曆）下的，反響便是民間的反抗。起初是湖南、廣東的人士起來鬥爭。當時外麵鬥爭的情形我們不甚明了，大約粵漢鐵路的股本沒有川漢鐵路的來得那樣“括奪”，在那外麵的反抗運動漸漸陰消下去的時候，四川人的猛烈的反抗熱，卻如像死火山複活的一樣，突然爆發起來了。
四川的運動照例是要比外邊遲一兩個月的。運動的開始是在六月間，有保路同誌會的成立，全省大中小資產階級乃至無產者可以說七千萬人都全部參加了。結果是九月七日趙爾豐的屠殺，各地保路同誌會的暴動，攻打各地的府縣城池，圍攻成都，有一個時期把成都圍得來幾乎水泄不通。九月十日清廷任命的督辦鐵路大臣端方，把鄂軍先後帶領了幾旅人要去剿滅四川。到這時候武漢才乘著這個機會於十月十日起義。於是各省便先後響應，到翌年的二月十二日，小兒皇帝退位，清廷終竟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權雙手捧交出來了。
所以公平而且嚴格地說，辛亥革命的首功是應該由四川人擔負，更應該由川漢鐵路公司的股東們擔負的。雖然他們並沒有革命意識，然而他們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的發動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發動者。事實是這樣，這並不是我們目前想有意阿諛，或有意翻案。這場革命是中國社會史上最典型的一個插話。它是一個階級鬥爭的表現，而且也是由經濟鬥爭轉化而為政治鬥爭的。因此，我認為它是滬杭甬爭路事件的複寫和擴大。在敘述中國社會發展史的人，特別是在敘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或者是反帝國主義鬥爭史的人，這個插話，便是川漢鐵路的發生、經營，一直到保路同誌會的轉化而為暴動而為革命的詳細史跡，有值得我們十分留意的必要。我想凡是從事文化活動的人，特別是四川境內的朋友，應該在目前趕緊把那行將散佚、或者已經散佚的材料，盡量收集起來，加以合理的整頓。那真是一個很有價值而且很有效用的事業。因為這件史事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上，它不僅是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而且它還明白地指出了中國將來的去向。中國幼稚的民族資產階級對於當前的敵人封建勢力的鬥爭要算是得到了意外的勝利。封建社會的中心勢力的清廷倒潰了，鐵路國有政策沒有實現，而且由立憲運動一躍而辦到共和政體。五條顏色的商標已登錄了將近二十年，然而鬥爭中心的產業問題是怎麽樣？川漢鐵路不是早已陰消了嗎？粵漢鐵路不是依然還是一個發育不良的侏儒嗎？為什麽會成為這樣？豈不是在形式上雖然打倒了當前的一個敵人——不消說在實質上這個敵人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打倒，還有一個更大的敵人，它卻隻在它的掌上翻筋鬥嗎？
這個更大的敵人是誰？
就是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把中國的經濟命脈緊緊地控製著了，使你中國成為一個永遠的鄉村，使你中國人的產業永遠沒有方法發展。
因而保路同誌會的運動，乃至結晶為辛亥革命的整個資本主義革命運動，結果是失敗了。它的失敗卻告訴了我們一條路：中國革命自始至終應該是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而這種革命不能由中國資本家的手來完成。
中國的資本主義始終是過了節季的播種。它在不適當的溫度與各種條件之下，始終得不到它應有的成長，而它在畸形的狀態之內很快地就達到了它的衰老時——下行階段的反動時了。
二
說來差不多好像是一種奇跡。
都喇嘛先生那樣嚴烈地說要斥退我們，我們自以為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吃學生飯了。然而，他終竟沒有掛我們的斥退牌。在現在想來，事實上他也沒有掛斥退牌的必要。他和我們並沒有什麽仇恨，他又何嚐不知道我們也並不是可以左右全校的人，他不過使用了小小的權術，殺雞給猴子看。他是把我們弱者拿來做個榜樣，在一般學生麵前顯示一番威風，好教別人震恐。他的目的是達到了。他當著眾人罵了我們一番，全堂學生便都俯首帖耳的上了課堂，去受試驗。我們當時就搬出了學堂，他又何必要費一番掛牌的手續？
湊巧的是就在我們搬出學堂的那一天，大哥回省來了。他和我們同落在東大街上那家嘉定人常住的旅館。
大哥自從乙巳年（一九〇五）出省，他在日本學了幾年的法政。後來回到上海，在盛宣懷的商埠督辦衙門裏做過工作。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在北京考上了法科舉人，得到了七品小京官的頭銜，分發在法部衙門裏行走。他這次回省來了。他回省的消息早就有的，但沒有想出他回得這樣快。
我們是六年不見了。這六年不見的兄弟的重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緒。他聽說我們遭了斥退，也沒有十分責備我們。他反而安慰我們說：
——“斥退了也不要緊，明年好進官班法政學校。”
接受了他這個安慰時，委實說，我不免感受了一番驚異。他在去國之前不是再三叮嚀過我，要學實業、要學實業的嗎？他不是常常說實業救國、實業救國，要振興實業才可以富國強兵的嗎？曾幾何時，他自己去做了一個小小的官兒回來，而他又勸我去學法政了。
他回成部，是受了官班法政學堂的聘請。成都的官立法政學堂有兩個，一個是官班，一個是紳班。官班收容一些候補官員或宦家子弟；紳班便是一些紳士或其子弟了。法政本來是我們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的是那官班。那真腐敗得有點程度。那兒的學生都是一些封建餘孽，上學下學都坐轎子，有的還要帶著跟班。這樣的學校，他要去就聘，我已經有點詫異。而他還勸我去當學生，那更是出自意外了。不過我們那時候對於他還有點原諒，因為他是才回省的人，他不大明了學界的情勢。
他回省便有很多的交際，一時不能回家。因此，他也留著我們，要我們和他同路。
來訪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分設中學的甲班已經是五年級了，每周有兩點鍾的法製經濟，要請大哥兼任。沒想出這兩點鍾的法製經濟便成了我和張伯安兩個人複學的交換條件。他對我們大哥說：這兩個學生平時很用功，成績也很好，不該乘著一時的感情為別人所利用了。他要我們再進學堂去讀書，到下學期開始時補受試驗。
就這樣我們在一九一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讀書，仍然住的是分設中學。
回想起來在成都的幾年中，實在是甚麽收獲、甚麽長進也沒有。差可**的或者可以說是使我們得以看見了保路同誌會的經過，乃至反正前後的一些大小事變、大小人物的真相罷。
記憶已經十分朦朧了。保路同誌會的成立究竟是在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經不能確定。我所能記憶的隻是快要受暑期試驗的時候，而且開會一天的確是禮拜。所以推算起來，在陰曆總是五六月之交，在陽曆總在六月後半。運動的發生離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諭相差了這麽久的原因，也因為要召集股東會議，不免需費一些時日。
這次的運動，主持者就是谘議局的一批新人，在開股東會議之前他們有一部分人已經在鼓動著反對的空氣，因而學生的工作倒反沒有甚麽了。
在開股東會的那個禮拜日的上午，我們有幾個學生在一位滬州人的英文教員家裏閑談，那時候來了一位當時的青年名士朱山。這位朱山先生好像也是滬州人，他和羅綸、蒲殿俊是一黨。不消說他也是《蜀報》的一位編輯，他會做舊體詩，在當時很覺得清新雋逸。他還相當年青，在當時怕還不上三十歲。
——“朱山先生，今天下午的會你去參加不去？”英文教習問他。
——“我去參加的。”
——“你看這一次可以鬧得出一個名堂麽？”
——“嗯唔，”朱山冷笑了一下，“趁趁熱鬧罷了。”
我們和他本不相識，看他來了，便讓座。聽他說了這幾句話，我們也就起身告辭了。
我的堂兄，三哥，他在鐵路公司做科員。每逢禮拜，照例是要到他那兒去一次。在股東會開會的時候，因此我們也得以在那兒參觀。
股東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會場是設在一個天井裏麵的，上麵搭著棚廠。鐵路公司是設在從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嶽鍾琪的公館裏麵。全部是舊式的建築，沒有那樣寬敞的可容幾百人開會的會場。做講壇的是一座戲台，前麵擺著一張方桌，靠壁和兩側放著一排太師椅。壇上壇下的人都坐定了。鐵路公司的總理——姓甚名誰我已不記憶了——起來搖鈴宣布開會。
劈頭討論的便是鐵路國有問題。關於這個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鄧孝可起來報告的。他的報告很平淡。他本來是讚成國有政策的人，後來隨著潮流的進展卻成為了保路同誌的急先鋒。在他報告完了之後接著是羅綸登壇。
羅綸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並不很高。他一登壇，向滿場的人作了一揖，開口便是：
——“各位股東！”很宏朗的聲音，“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拿給盛宣懷給我們出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
接著就號啕大哭起來，滿場也都號啕大哭起來——真真是在號啕，滿場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聲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們要反對，我們誓死反對！汪汪汪……”
——“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郵傳部！”
連哭帶叫的聲音把滿場都哄動了。羅綸在壇上哭，一切的股東在壇下哭，連在場的警察、公司裏跑動著的雜役都在哭。不消說我們在旁邊參觀的人也在哭。已經不是演說，不是開會的事了，會場怕足足動搖了二三十分鍾。
接著還是羅綸，以他那很宏大的聲音叫出，在他看見會場稍稍在鎮定的時候：
——“我們的父老伯叔！我們，我們，我們，要誓死反對！”
——“我們要誓死反對！”砰的一聲在桌上一拳。壇下也同聲的反響了一聲，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方麵我們要聯絡本省的人，另一方麵我們要聯絡外省的、全國的同胞，我們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達不到目的，我們四川人要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
——“讚成！”
兩三百人同聲叫出的這“讚成”的一聲，要用古式的修辭來形容，是有點“聲震屋瓦”。
就這樣，鐵路總公司的第七次股東大會搖身一變就變成了川漢鐵路的“保路同誌會”。公司總理的主席的位置，無形之間便被羅綸諸人奪去了。保路同誌會頓時便成立起來，會長舉的是蒲殿俊，這是羅綸當場推薦的，副會長就是羅綸。下麵分四股辦事，有總務股、文書股、交際股、遊說股。各股的幹事都是當場的人自告奮勇來擔負的，大體上都是羅、蒲一派的人。他們當時真是有點本領，把那滿場的股東群眾，好像摶成了一團黏土一樣。
遊說，在現在說來，就是宣傳。這是很重要的。那一股的幹事好像是羅綸兼任。遊說股中要分派出四位遊說員向川西、川南、川東、川北各道去宣傳。這也是當場由各人自己來擔任的。我最感覺著趣味的是那位朱山先生。那位朱先生，上午在英文教員家裏的時候，不是說過這次運動隻是“趁趁熱鬧”嗎？然而這時候他登壇了。當羅綸在壇上大聲地說：
——“川東的遊說員那一位同誌擔任？”
朱先生兩腳跨到方桌麵前，激昂地說：
——“川東的遊說員，我朱山擔任！”
他也一拳向桌上打下去。桌上差不多滿麵都是春茶碗。他那一拳不幸便打中在一個茶碗上，把茶蓋打翻了，茶碗打破了，茶水打得四處飛濺，手也打出了血來。這朱先生竟有這樣的熱烈，真是有點出人意外。不過就是這位自薦為川東遊說員的朱先生，走到重慶，竟投到督辦鐵路大臣、帶著剿辦四川使命而來的端午帥那兒去當幕府去了。這雖然是後事，但也後得並不久。這真是使我有點懷疑。懷疑當時保路運動的指導者們，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誠意。
在同誌會的部署大體就緒之後，又是一個臨時動議，便是全會場的人一同到藩台衙門去請願。這不消說是沒有人不讚成的。大家從鐵路公司走出，沿途步行，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都簇擁著跟來，走到藩台衙門的時候，把那轅門裏麵的一個大敞地完全站滿了。
這時候趙爾巽已經調京，繼任的他的兄弟趙爾豐，還在西藏。在這過渡期間是藩台王人文在署理。他在當時確是比較進步的分子，四川保路同誌會能夠收到那樣的成功，一多半應該說是他的功勞。
群眾擁擠在藩台衙門的大堂麵前，為首的羅綸先進衙門裏去了。不一會朝衣朝冠的王藩台走了出來。群眾狂歡地鼓掌。一省總督部堂，盡管是署理，要出來和群眾見麵，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
一位師爺提了一把太師椅來，王藩台立在太師椅上和群眾說話。他真是再溫和也沒有，滿臉都堆著笑容，很心平氣和地說。他說，大家的來意已經由羅副議長傳達了，他始終表示同情。他自己雖是雲南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實際上是他的鄉梓之邦。隻要於國計民生有關休戚的事，他在職責上，無論怎樣要據理力爭。更何況是有關桑梓的利益！所以這次的問題，他要向朝廷力爭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決不負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
這真是從古以來所未有的奇事，以一個官僚而能和民眾接近，而且對於民眾加以煽動。素來是怕官怕慣了的老百姓，得到了官府的這一道護特，他們還有甚麽顧忌呢？於是乎保路同誌會的氣勢便真好像在火上加油了。
三
保路同誌會在當時有兩個口號，一個是“庶政公諸輿論”，一個是“鐵路準歸商辦”。這本來是從光緒皇帝的一道上諭上摘下來的。這兩個口號把當時的那個社會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當完備。前一個是參預政權的要求，後一個是保衛產權的爭鬥。兩個一合並起來，正好是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打成了一片。
羅、蒲是接近康、梁一派的人，因而他們對於光緒皇帝特別崇拜。上麵的兩個口號采自光緒的上諭可不用說，由保路同誌會發出來的命令，要四川人在爭路期中一律都供光緒皇上的牌位。理由之一是以戊戌政變的一個插話，表示這位滿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時川漢鐵路準歸商辦又是他所允許的。供奉光緒皇這個策略，在當時可算是一個傑作。保路同誌會有的是錢，因為有鐵路公司做背景。宣傳的文件因而也層出不窮，如像小冊子、日報，都絡續發行，還發行了無數光緒皇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長條黃紙印的，正中寫著“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邊寫著“庶政公諸輿論”，“鐵路準歸商辦”。這在現在想起來，覺得有點滑稽。然而，它在當時的效果，的確在後來的傳單標語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這種黃紙條來貼在自己門口，一早一晚都焚香點燭地禮拜。
這給大家的效果是怎樣呢？
這使運動帶著了一種宗教的色彩，利用著封建時代的迷信，無形之間把群眾在一個目標之下統一了起來，團結了起來。
在封建社會的教條之下束縛久了的人，最怕的是“犯上作亂，不忠不義”的罪名。假使你硬直莽撞地要教他起來造反，要教他起來革命，那怕你就要殺他的頭，剿他的家，他也不敢擔負這個罪名。在當時從正麵來運動革命的人，很難得到群眾的響應，反而由群眾誤會為“亂黨”或“會匪”，其原因也就在這兒。好了，現在大家都供的是光緒皇，大家的行動是對於皇帝的忠義。這無論怎樣都不能說是造反。有了這樣一個保障，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造起反來了。
鐵路公司的股東是由各縣派來的代表。在成都所擬定的宣傳方針、運動步驟，便照樣地傳到各鄉各縣。於是，俄頃之間運動便遍及於全省。
在成都除每家人家或商店都要供光緒皇的牌位之外，每條街道都要紮劄“聖位台”，便是在街心紮劄一個臨時的過街台子，同樣供著光緒皇的牌位。舊式的街道本來是不十分寬敞的，在街心再搭上過街台，街道兩旁差不多是不留遺地的。台又並不高，有的人從那下麵通過時都要低頭或彎腰。
這些過街台又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當時的市民非常虔誠，對於聖位台的紮劄煞費苦心。有的裝飾得很輝煌，結彩張燈，每日每晚都要大香大燭的三跪九叩。
最有趣味的是對於當時官場所發生的影響。市民在頂禮皇帝，無論是怎樣反動的官僚也不能夠哼出“不是”。當時的四川官界，乃至各校教職員之類的準官界，有一種很流行的惡習，便是坐弓杆轎子。這弓杆轎子就如那名目所表示的一樣，兩枝轎杆朝天穹窿出去，好像兩張彎弓一樣。但同時在橫的平麵上也是取的弓形，結果是形成一個橄欖形，商頭是尖削著的。兩頭的轎夫，把轎子跨在肩上，剛好挾著一個頸子。在轎子前後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是用兩肘緊挾著胸廓，兩手緊擎著轎杆的。轎夫自始至終都是跑步，跑的時候一前一後的轎夫隻是硬著頸子向前竄，兩手搖擺得很高，口裏不斷嚷著“邊讓，邊讓”。像這樣跑當然容易疲倦，所以每乘轎子的後邊總有三四個跟著跑的空手，預備著在街上隨時換班。
這樣的轎子跑起來很快，轎身又高，坐轎的人真好像是坐在雲端的一樣，顯得很有威風。這不知道是那一位發明家的發明，我自出省以來，還不曾看見過。我想，這大約是在上海或者海外生活過的人發明出來的罷。因為他們習慣了電車或者汽車的生活，所以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要發明出一種調子比較輕快的工具。那橄欖形的弓杆或許也就是從電車下麵的發條裝置所脫化出來的罷？然而，那全體的結構，看來實在是很不安穩。重心離地太高，如果偶一不慎，豈不會橫倒在街心？
我們可以想見了。你想，成都城內每條街都有聖位台，而每座台子至多隻有一人來往高。那嗎，怎麽通過官長老爺們的轎子？而且是那種作威作福、橫衝直撞的弓杆轎子呢？於是乎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位台低而弓杆轎廢。成都的市麵真是比下上諭禁止還要神速，立地便斷絕了肩輿和別種交通工具的往來。我們再可以想見了，你想，一切的官僚，就是督撫司道，在他們有事要進出衙門的時候，都不能不自行走路了！這在當年是多麽珍妙的一個現象！
有一個笑話。
成都是有滿城的，就在城內的西南隅。隻有在這滿城裏麵沒有搭聖位台。有一次，在保路同誌會成立以後，滿將軍要拜會總督。他坐著轎子從一道城門出來，走不多遠便遇著一座聖位台。他問明原故，知道供的是光緒皇帝，他在轎裏說：
——“這是咱的主子。回轎，趕快回轎！”
回轎去從另外一道門出城，又遇著同樣的聖位台，他又叫道：
——“又是咱的主子，回轎，趕快回轎！”
就這樣，他走了三道城門終竟走不出來，他在事變中就一直沒有出滿城一步。
這是多麽有趣的事呢！在當時成都的人差不多人人都引以為快。官府的虎皮被剝掉了，官府在民眾的戰術之前投降了。
在成都方麵的情形是這樣，在地方上的各府州縣的情形大約也是這樣。幾千年米的官威一時倒塌下來，這倒不能不說是類似天變地異。
趙爾豐是有名的殺人狂，四川人叫他是“屠戶”。他曾經做過四川的永寧道尹。永寧一帶山高路險，與貴州連界。往年民不聊生時，多流為土匪。趙爾豐串通永寧劣紳傅華封，竟洗殺了不少村鎮。他因而升了官，做到住藏大臣，當然是利用他殺人的本領去鎮壓西藏的兄弟民族。就因為他是“屠戶”，他有殺人的本領，又因為趙氏一門是清室的忠順奴才，所以清廷把他提拔起來，承繼他的哥哥趙爾巽，做了四川總督。
四川人都有點怕他，聽說他要從西藏回來，大家都有點懸心吊膽。所以一方麵對於他表示回避，一方麵對於王人文便盡力地挽留。但是在他尚未到任之前，王人文卻被始終主張剿滅四川的端方參了一本，說他收攬民心，養癰貽患，結果王人文是革職調京，而屠戶也公然到了成都！
趙屠戶到成都的日期是當年閏六月初一，陽曆七月下旬。他到成都以後，大家以為他定會有一番舉動的。但是他到了一兩個月，竟也一籌沒展。
那樣有名的屠戶上任的當初為甚麽不立即放出三把火來，這正表明當時的運動已經深入於民間，所以他不敢造次。同時他自己的官階也已經達到了應該持盈保泰的時候了。假使清廷不操之過切，鐵路督辦端方不火迫他，讓他一方麵軟化那些知識階級的首領，對地方上逐漸地用嚴烈的手腕進行取締，四川的亂子不一定就會鬧到不可收拾。但是清廷一再的逼迫他，逼得他在九月七日終竟把羅綸、蒲殿俊和其他幾個領袖通同拘禁了起來。
在這次的運動中，蒲殿俊自始至終沒有出過水麵。這在他們的計劃中便是預先準備著一個退路，預備到高壓臨頭的時候，蒲殿俊好出來轉圜，做一個和事老。畢竟是“屠戶”的趙爾豐，他竟連這點機微都沒有看到，他把羅、蒲一並拘禁起來了。
羅綸、蒲殿俊被捕！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全城的人都震動了，到第二天九月八號的上午，成都全體市民赴總督衙門請願釋放羅、蒲。每家的人都把自己家門口貼著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揭下來，有的捧在手裏，有的頂在頭上，各人手裏拿著一炷香向總督衙門裏湧去。
趙爾豐是早有準備的。他在總督署的門口和附近的要隘處已經派兵把守著了，手無寸鐵的市民衝進督署的西轅門，又衝到了大堂簷下，趙爾豐下令開槍。於是為頭的便打死了好幾個。群眾如潮水一樣崩潰下來。槍聲隻響了幾次便停止了。一街都是光緒的牌位，一街都是線香，一街都是踩脫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傷了的人究竟有多少，沒有人作過詳細的調查。我現在連大概的數目都忘記了。我所能記憶的，隻是那死者裏麵有十二三歲的小兒，也有五六十歲的老媽。街上的聖位台同時也被軍警拆毀了。
這樣一來簡直是趙爾豐造反了。成都早就罷了市的，從此誰也不肯開門。各地的同誌會便都暴動化了。
“水電報”，這是一個新名詞，是四川人在當時創造出來的通信方法。方法是在一個木板上寫著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誌會起義，火速救援。木板上麵桐以桐油。四川的河是四通八達的，把這種木板投在川河中，它便被傳達到各處下流的地方。這個方法最初是學生會發明的，一應用起來便一個傳十，十個傳百。一處的人接到了一通水電報，同時又仿造出無數水電報流向下河。在這時盡管當局者在怎樣戒嚴，檢查郵電，檢查出版物，但這四通八達的水電報卻是無法扣留的。
暴動的中心是在新津，這兒是先發難的地方。這兒的同誌會把城池攻陷了，殺了縣官，占領了縣城，各地的武裝勢力便都絡續地投到這兒來。趙爾豐先派鳳凰山的新軍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軍不僅毫無戰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軍。舊式的營防軍更全無戰鬥的能力。
新津一縣既不能彈壓下來，各縣的同誌軍又聞風興起，趙爾豐弄到無兵可派，無兵可戰的地步。他不能不屢電清廷請援，甚至於請撤回鐵路國有的成命以緩和民意了。
四川一局部的亂機已經使中國的全局**。各省的谘議局都起來力爭，有的省份（象是浙江）更請朝廷速斬趙爾豐以謝天下。
於是乎清廷也弄得來倉皇失措了。它一再起用些舊人來專門應付川事。起初是起用岑春煊為四川宣撫使，這當然是想利用四川人對於岑春煊的去思，期望他來軟化四川。繼後又命督辦鐵路大臣端方兼管四省軍事，把鄂軍帶領了兩旅人進川，叫他剿辦。象這樣一硬一軟的雙刀並用，所謂“懷之以德惠，震之以刑威”，這在當時的清廷想來也一定煞費了一番苦心的。然而，它是鑄就了一個大錯，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政權終竟送掉了。
四
岑春煊在四川是很有聲望的，他在趙爾巽之前做過一任四川總督。由四川又轉到兩廣，在小兒皇帝即位之後，大約他和攝政王有甚麽不睦，便把位置失掉了。
他在四川的德政其實也並沒有甚麽，據有識者說來，他倒很興了不少的苛捐雜稅。然而一般的四川人愛戴他，真好象自己的父母一樣。他之所以得到這樣好的聲望，是因為他的官紀很嚴。他很愛懲辦一些貪官汙吏。清室二百七十餘年間的統治，在官場中已經凝集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貪婪惡習。一般的官府均以貪贓枉法為能，在上的鬻爵收賄，在下的刮骨抽筋。“官官相衛”，讓你受苦的民間硬是呼天無路，籲地無門。人民的怕官府真比怕閻羅王老子還要厲害。然而，在這樣的官場中，岑春煊的治績卻放出了一個異彩。他好象是專門生來懲治那些貪贓枉法的酷吏的。官吏有貪枉的行為，他準許民間控告。被控告了的官吏十個有九個都是革職。因此使官場中的人，人人自危，而民間的老百姓也就人人稱快。
四川人為了爭路的問題，正弄得來騎虎不能下轡的時候，聽說“岑製軍”要來了，一般的人士是怎樣地歡欣鼓舞喲。岑春煊在他未入川之前，他有一封告四川父老子弟的文電，是九月下旬到達成都的。那措辭的娓婉動人而且得體，真是極盡了他的宣撫的能事。這個文電一到，在四川一百四十幾州縣都傳遍了，成都城竟有一兩天自動解圍，各州縣的同誌軍也準備收兵了。
電文並不甚長，隻有五六百字的光景，四川人把它當成“福音書”一樣誦讀。在日前我和幾位朋友談到這個問題時，都還有人能夠把它全盤背誦出來。我現在把那開首的幾句寫出罷：
春煊與吾蜀父老子弟別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與否，而春煊則未嚐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與吾父老子弟相見。頻年契闊之情竟不勝其握手欷覷之感。引領西望，不知涕之何從。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時方寸中當作何狀耶？……
就這樣他很娓娓婉婉地開腔一聲春煊，閉腔一聲吾蜀父老子弟，他以家人父子的感情來動人，而又不失掉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他的目的是在平定四川的擾亂，而他這樣寥寥的幾百言實在可以當幾百萬大兵。四川人險些兒就被他這樣的一篇文字軟化。我時常在想，清廷假使專門倚賴岑春煊，讓他一個人單人獨馬的進四川，那川事一定會立地平息。因此，鄂軍不會調空，武漢不會起義，而清廷也不會那樣迅速地便遭了滅亡。然而，它終竟選擇了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它才命岑春煊去宣撫，立地又命端午橋去剿辦。一方麵表示出信人不專，另一方麵也使宣撫的力量被衝淡。因此岑春煊走到漢口便逗留著了，而端方則威風凜凜地執掌了兵馬大權，浩浩****入川。
端方在入四川之前也有一通文電，那和岑春煊的告蜀父老於弟的書，真可以說是絕好的對照。端電是告示體裁，文字之長將近萬言，而在內容上更有天淵之別。
那麽一通長電，到現在我相信誰也不能記憶了。我隻記得他開口一聲“本大臣”，閉口一聲“爾川人”，把四川人看得來好像還是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紂時的蠻子。他又拚命地誇張他屠殺革命黨的手腕，說他從前在山西怎樣怎樣地懲治亂黨，在江蘇又怎樣怎樣地剪滅會匪。他現在帶領大兵前來，假使川人還是冥頑不靈，敢於上抗王命，他要剿滅四川。
這樣一來，簡直把四川人逼得來絕體絕命了。縱橫已經成了亂黨，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唯一的幾稀的生路便隻有反抗到底了。
端方在他的收集骨董、講究一些中國式的考古學上，倒比較是一個聰明的人。說到政治上的處理來，我不知道他怎麽這樣的愚蠢。自然，這樣的電文不一定是他自己的手稿，在他幕府裏總還有不少的名下士，那樣莊產的一篇文章說不定還會是我們年青名士朱山先生的傑作呢！他們習慣於猛於虎的官威，以為老百姓隻要一加威嚇，便自會俯首貼耳。殊不知道老百姓的忍耐早已經超過了它的界限了。用舊式的眼光來批判，要說清朝的滅亡是由於端方的這通電報也不能說是過論。因為有他的一來使四川的禍亂愈見蔓延，而在不久之間武漢便起了響應。
武漢的起義誰也知道是在那年的十月十日。但這個消息，一直在十一月二十五號成都獨立以後，我們才確切地知道了的。在成都獨立以前，官界把外來消息完全封鎖了。後來我們看上海的報紙——好像是《神州日報》——畫有一方漫畫嘲笑岑春煊，題為《岑三少割須棄袍》。岑春煊自受命為宣撫使以後，因為權限的不分明，他自己逗留在漢口不進，終於遭遇了武漢革命軍的爆發，弄到他演了一場曹孟德的舊戲，逃回了上海。
岑春煊並沒有入夔門一步，而入了夔門的端午橋就沒有出夔門一步了。
端午橋帶領著大兵，浩浩****地要來“剿滅”四川。在他剛走到重慶，他的後路便已經斷了。重慶是四川革命勢力的策源地，他羈留在這兒，部下的軍心已經動搖。他如果有岑春煊那樣的聰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個人改裝逃走，或許他到現在都還活著，他的《陶齋吉金錄》或許有再續三續出現了。但他到底沒有這樣的幽默。他逃命也帶著兵隊同走。他愈朝西進，到了資州，重慶和成都都先後獨立了。他這個釜底遊魂終竟為他所帶來的鄂軍所殺。
他死時的照片我是看見過的，一個大洋磁盤裏盛著被斫下來了的頭首，由一個兵捧著。他自己不肯唱《割須棄袍》的舊戲，卻讓著這位兵士來唱了一場《沙樂美》的新戲。
剩下的還有一位孤城落日的趙爾豐。他把外界的消息封鎖了，但這是對於我們的封鎖，對他自己乃至當時的官場當然是開放著的。
上海的報紙，特別是現在已經若存若亡的《神州日報》，和已經消滅了的《民立報》，那真是做了一項很偉大的工作。中國人慣會造謠的偉大本事在革命運動上倒真是發揮了它的偉大的潛能。清廷，事實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報紙上，在辛亥年的十一二月便已經崩潰了。四川，事實上是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宣布獨立的，但在上海的報紙上，省城是老早被保路同誌軍占領了。這在初期，在官場方麵自然會知道是在製造謠言。因為清廷就在武漢起義之後，經由山西、陝西對於趙爾豐都還有幾次電報來斥責。然到十月尾和十一月初，環繞著四川的省份差不多全部都獨立了。湖南是十月二十二獨立的，陝西是二十五，雲南是三十。十一月七日的貴州、廣西，八日的廣東。從此以後四川的官場便成了一個孤島，完全和清廷隔離了。在這以後的上海的謠言，你要不信，你怎能不信？不然，象趙爾豐那樣倔強的人，他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清廷並未滅亡之前，終竟把政權和平地移交了出來，是很難令人想象的。
趙爾豐自從九月七日把羅綸、蒲殿俊輩拘禁了之後，省城的對外宣傳是說羅、蒲遇害。其實他對於他們是相當優待的。他隻是不許他們出來活動罷了，一切都禮如上賓。我們聽說他們在督署裏麵，時而打麻將，時而唱京戲，並且時而還飲酒賦詩。——這些名士假如有詩集傳世，那時的詩一定有不少的慷慨淋漓的傑作。所以他們在那兒倒是得了一兩個月的休養了。
外麵的形勢日非，四川在中國成了一個孤島，成都在四川又算成了一個孤島。在那快要獨立的前幾天，同誌軍已經有攻城的消息，四鄉進城的蔬菜以及米糧的來路都斷絕了。在這時，假使四川的新軍裏麵真正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兒主持，四川老早是已經獨立了的。可惜妥協性成的四川人，就跟全中國人把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北洋軍閥的首領袁世凱掠去了的一樣，把成都獨立的首功卻讓給趙爾豐去了。
成都獨立的首功，說來有點奇異，是應該寫在趙爾豐名下的。他在要獨立的前幾天終竟把羅、蒲諸人釋放了。他在免使省民塗炭的口實之下（其實是想把政權交給溫和的一派，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和他們定下了幾條條約。一條是宣布四川獨立，由谘議局的議長蒲殿俊做正都督，在正都督之下設副都督一人，由趙爾豐的私人陸軍標統朱靖瀾擔任，兵權仍操在朱靖瀾手裏。還有一條便是趙爾豐自己的退位，他把印信封存藩庫，他自己退回打箭爐去繼續經營西藏，一切的旅費、政費仍由四川支給。重要的內容大概就是這樣。於是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成都的獨立也就跟中華民國的成立一樣，在新舊雙方的合意之下，乃至是在類似任命的形式之下，也就實現了。就這樣，中國便說是革了命，四川也就說是革了命。
趙爾豐在後來雖然遭了殺戮，但從革命的立場上來說，成都的反正總應該推他為首功。而從舊式的觀點來說，他算是已經做了貳臣。清朝滅亡之際，貳臣之多實在今古無兩。這裏自然是有種族的觀念存在，但也是封建思想已經失掉了勢力的證明。平心而論，像趙爾豐之於清廷，實在可以說是相當地鞠了一下躬，盡了一下瘁的。請拿當時各省起事的先後和獨立的先後來看罷。四川的起事占最先，而獨立卻差不多占最後。無論怎樣，趙爾豐在四川和真正革命的民眾總還打過幾次仗，支持了兩三個月。弄到後來實在是山盡水窮，才把政權交卸了出來。他對於清廷總算是可以對得住罷？然而清廷對於他怎樣？清廷昧於局勢的已經變遷，一味地對於民眾加以壓迫，一味地對於他個人加以責讓，端方奏參了他，就讓端方來查辦，把他隻看成一個罪人。他矢盡了忠誠，樂得一個“屠戶”的美名，到這時恐怕也不免有知己寥落之感罷？在反正的當時，聽說他自己本想做第一任都督，終因為怕不能饜服人心，他也就自行退讓了。所以從清室立場看來，他比雲南的李經羲，廣東的張鳴岐、廣西的沈秉堃，乃至王莽再世的袁世凱，雖然已經是“貳”，總還算“貳”得不甚厲害的。
立在反動的立場上對於趙爾豐可以容恕的地方多，立在革命的立場上對於四川當年新興勢力的指導者們實在是斷難容恕。羅、蒲諸人本來是不讚成革命的妥協派，他們在長時期內也失掉了他們的自由，那是有可以借口的。但當時自命為革命黨的，在獨立以後雖然湧出了不少的人材出來，在獨立以前他們到底在做甚麽酣夢呢？特別是四川的新軍界。統觀各省的獨立，差不多全部都是新軍掉頭，這正是資本主義製度戰勝了封建製度的表現。然而四川的新軍，雖然有一小部分投到了保路同誌軍的陣營裏，而大部分卻隻保持著一個消極的不動主義，竟使趙屠戶那樣的一個獨夫在成都也支持了兩三個月。坐使政權在暗默中從反動派又移到保守派的手裏，從這兒便種下了二十年來政權爭奪的醜惡種子。天下從此多事，四川也就從此多事了。
五
辛亥革命的結果，中國的支配權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裏的。形式上雖然號稱革命，而在實質上則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成功，封建的頑強勢力始終沒有被打破。但在革命成功了的當時，我們一般的人是怎樣地歡欣鼓舞喲！特別是我們四川。因為它鬥爭的時間長，所以得到勝利也就分外地狂喜。
先從我們一些小孩子來說起罷。我們最大的喜興是等不到獨立的宣布，在頭一天晚上便把辮子剪了。在這時，我們拿著剪子去強迫一些怕事的學生和首鼠兩端的老教員們，我們趕得他們雞飛狗跳。特別是那位都喇嘛先生，我們拿著四五把剪子把他包圍著，弄得他無處可逃，終竟在談笑之間把他的辮子的支配權和平授受了下來。
萬歲！革命成功萬歲！隻消大家把頭上的毛辮子一剪，從此以後，中國就可以一躍而為世界上天字第一號的頭等強國了。
這樣歡狂的態度，在那些得到政權的新支配者，比我們還要荒唐。他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成都的皇城正式成立了四川都督府。在一切的政權都還沒有穩固的時候，他們下出了一道奇怪通天的命令，便是大賞三軍，準許新舊的軍士自由十天，不受軍律的拘束！這真不知道是那一位軍師想出的妙計。本來就是帶著獸性、容易放縱的丘八，還要準許他們自由十天，成都的市麵在那幾天當中真正成為了百鬼晝行的世界。
新軍駐紮在城外的鳳凰山，多少有點新式的紀律，都還看不出他們怎樣的驕縱。可怕的是那營防軍了。
營防軍穿的是舊式的號勇褂子，頭上用黑色的紗布像印度人一樣打一個很大的包頭。在這時，他們的包頭愈見大起來了，在額上加上一個英雄結子，有的還要加上一頂“英雄草帽”（就跟京戲《小放牛》唱花旦的戴的花草帽一樣）。兩邊的鬢上各各倒插一朵通草花。號勇褂子上更披上一件鬥篷（所謂“一口鍾”），把明晃晃的馬刀敞插在腰邊。短褲下用黑色的紗羅打著裹腿，裹腿上也一邊插著一枝匕首。腳上是線耳子草鞋。草鞋頭上紮著一朵很大的絨絛花。
就是這樣的裝束，他們把兩個肩頭聳著，把兩隻肘拐敞開，兩三個人品著在街上走，一兩丈寬的街麵便都被他們霸占了。
我費了很大的力量來形容，但我恐怕讀者還是得不到那種可恐怖的光景。因為沒有身當其境的人會以為這是一種假裝行列，他們在扮演著戲台上所常見的武生。是的，是的，有那樣的一個觀念就好了。他們實在是就象舞台上的英雄們，不下裝就走下了舞台的一樣；但他們卻比任何的名優還要演扮得逼真。他們在街上滿凶橫地搖擺著，開口一聲老子們怎麽樣，閉口一聲老子們怎麽樣。平常在街上點綴風光的女學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說，就連出門買菜的老板娘、丫頭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
四川的獨立本來是重慶在前，成都在後的。公平地說，蒲殿俊假使真是非凡的人才，假使真是以國家為前提的人，他不應該作政權的迷戀者。在趙爾豐把政權交出之後，便應該和重慶的一部分勢力合並起來，最好是自己退讓。因為他本來不是革命黨人，不應該來享受革命的果實。然而他卻連做夢也沒有這樣想到。否，他寧是一出馬便和革命派對立的。在他得到了政權之後，絲毫也沒有顯示出一點經綸，而隻是企圖壟斷革命。他對於政權的分配是怎樣呢？依然是讓川北一派人包辦。於是在這分贓不平上又樹立了新的敵人。第一是和他們對立的當時的革命派，第二是掌有實力的新軍派，第三是川北以外的失意派，這些在無形之中便組織成了一個反川北係的大同盟。
革命派的示威是在獨立後的第三天。就在宣告獨命的那一天的下午有一張布告出來，是說在二十七號的上午要在南校場召集省民大會，希望各界同胞參加。布告上的署名是：
同盟會會長 孫文
四川支部長 董脩武（代）
末尾的年月用的是黃帝紀元，數目好像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孫文！這在當年是使我們怎樣憧憬的一個對象喲！他的名字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在四川怕以這為第一次。有他的名字列著的布告，就好像他在親自對我們說話的一樣，使我們少年人的心血起了高度的沸騰。
開會時很熱鬧。會場就在我們學校前麵的南校場，在我們當然是就地風光。校場正中搭了一座臨時的舞台，舞台上簇擁著不少的革命黨。革命成功以後的革命黨人真是不少！平常我們時常看見的官班法政的教習，紳班法政的教習，乃至有許多穿軍服、帶指揮刀的，原來都是革命黨人。
董脩武是四川人後來稱他為“董太師”的，東文學堂出身的留學生，是我們大哥的同學。他學的也是經濟，在紳班法政教書。平常我們也時常看見過他，但我們的嗅覺真鈍，連革命黨的革字的氣味都不曾嗅到。今天是他的主席，登台的人大都是一篇悲歌慷慨的議論。會場上有軍樂隊助興，因此也招來了不少的聽眾。但這些聽眾是全無組織的，就跟鄉裏人來看神會的一樣，來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我自己非常抱歉：當時的那一些悲歌慷慨的演說竟沒有一句留在我的記憶裏。
總之，這是一個對立。明顯的是平時風頭很旺的蒲殿俊、鄧孝可諸人，今天卻誰也沒有到場。
但在革命黨人中，在當時也有對立，便是洋貨和土貨的對立。董脩武所代表的是留學生一派的洋貨，還有是楊莘友們所代表的川省道地的土貨。
我們有一位從堂的姊夫，原來他也是革命黨人。有一天他把我拉著，到楊莘友們的辦事室裏去，我到這兒倒真正感受了一些革命的風味了。
楊莘友、王述懷，還有其他的一共六個人，是反正以後才從牢裏放出來的。他們是在己酉年（一九〇九）的年底圖謀革命，在未舉事時被趙爾巽破獲了，丟在了牢裏的，算來已經坐了將近兩年的牢。他們才從牢裏出來，有的因為忙於奔走，竟連剃頭的時候都沒有。一頭蓬茸的亂發，一嘴蓬茸的亂須，一個蒼白色的麵孔，一雙放著異光的鷂子眼睛，一身不相稱的借來的衣裳，這樣的革命黨人讓你一眼看見了，令你怎麽也要肅然生敬。我看見他們的握手了。他們的握手和平常不同，寧可說是扣手。他們是把幾個指頭並著彎起來，就跟太極圖一樣彼此扣上。
六人之中有一位身子特別高，背有點穹，鼻子是一種羅馬式的高鼻子。他和我談過幾句話，說他們不讚成羅、蒲的辦法。那是向趙爾豐投降了，是趙氏的家奴。這個人我看是六人中的領袖，他也特別忙，和我說不上幾句話，又有別的同誌來會他。他回頭又帶著手槍出去了。這個人我現在把他的姓名忘記了。他就在那一天遭了別人的暗殺。下手的是甚麽人，他的身後是怎樣，我完全不知道。
從那辦事處退出來的時候，我的那位姊夫他悄悄地對我說，說他們要暗殺蒲殿俊。
在革命期中，一個人上台很快，下台也很容易。蒲殿俊一做了都督之後，他的政治手腕已經落第，更加以一般知識分子的不合作，他的末路早已迫在眼前。然而，使他沒落的直接動力，卻是他自己所釀成的兵變。
蒲殿俊在四川被稱為“十日都督”，因為他的都督夢剛好做了十天。
十天，這是新舊各軍的自由假期期滿的日子。蒲都督在東校場檢閱營防軍，自此以後要叫他們重守軍律了。真是可憐的幼稚的政治家！已經放出籠牢的老虎，他要憑三寸不爛之舌叫它重入籠牢。兵士們也提出了他們的條件，要求發三月份的全餉。財政權大約在當時也還不曾被蒲掌握著，即使已被掌握，然在已經經過兩三個月變亂後的四川，更那有那樣的餘裕？這個要求不能幹脆地答複，兵士們當場便嘩變起來。當場便有兵士開槍。蒲都督幾曾見過這樣的局麵，幾曾聽過這樣的槍聲？槍聲一響，他被馬弁們拖著逃跑了。
兵士的開槍大約是在午後兩點鍾左右。就從那時起槍聲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一城都是槍聲。一個錦繡的成都城，就好象楚霸王火燒阿房宮，奈羅帝火燒羅馬城一樣，四處都在起火。
我們的學堂老早就把門關了。叛兵幾時闖進學堂來，是不能保的。都先生把我們約束得很嚴，不準誰出門一步。在學堂裏守著聽了一夜的槍聲，看了一夜的大火。夜間槍聲很密的時候，城裏的居民差不多家家都出門逃難。學堂門外就是南校場，簇擁到這兒來的有不少的人。時而也有人在學堂門外打門，但不知道是難民，還是叛兵。
這真是恐怖的一夜，特別是那些難民，他們憂財產之喪失，悲骨肉的分散，愁自己生命的難保，真不知道是怎樣地惴栗了。
槍聲和火光在天將亮的時候才漸漸停息了。
六
第二天清早，我因為關心著住在東門的一位堂姐，一等學堂門打開，我便跑出去了。
街上是很慘淡的。避難的人已經絡續在回到自己的家裏。
原來變兵都是向天放的槍，因此，並沒有甚麽死傷的人。夜間所看見的東一處西一處的火光，真好像全成都城都成了火獄的一樣，其實所燒的都是當鋪。也有人說是當鋪主人自己放的火。因為當鋪遭了搶，火燒後便免得償還。
藩庫是燒了，兵械庫也的確搶了。在我走到南門大街的時候，還可以看見一些零星的變兵。他們那全身的披掛，可惜我沒有照相機，沒有拍下一張照片來。他們曉得銀錢很貴重，搶了不少的大洋和銀錠子。他們曉得槍彈是很好的武器，同時便也搶了一身的槍彈。每人平均差不多要拿四隻槍。手裏一邊拿一隻，肩上也一邊掛一隻。彈囊更加是不計其數，橫也是，順也是，腰上也是，肩上也是，疊疊重重、重重疊疊地掛著。但是，你想，你一個人哪有那樣大的力氣呢？一夜沒有睡覺，身上有不少的金銀，還要加上這樣多的一些槍彈！
丘八老爺到了這時，不能不起質變了。他們由用槍彈的老虎一變而為馱槍彈的驢馬了。
各街已經有自衛團出現，是由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組織成的。他們在這時候把平常很少見的馬刀、關刀、牛角叉，通同擺出來了。這些人在晚間搶劫的時候，其實就是有力的隊伍。晚間丘八老爺打衝鋒，他們便接上二陣。所有各街的搶劫，一多半以上是他們幹的。然而搖身一變，他們現在要保衛街坊了。還是該丘八老爺背時，已經變成了驢子，不要說別人還有關刀、馬刀，就是赤手空拳把你身上的槍扭一隻下來，也就把你解決了。結果是走慢了的一些變兵便都丟了性命。
最繁華的東大街、商業場，被搶劫得最厲害。一街都是包洋貨的紙頭、貨匣、商標，打破了的香水瓶、牙粉瓶、粉瓶，有些地方滿街都是粉。在這時候錦繡的成都城倒真真成為十裏香街了。
由於自衛團搜邏得很厲害，沒有出城的變兵都躲藏了起來。有的也趕快改變了自己的裝束，好在改裝也很方便，他們是有搶來的現成衣服。在東大街遇著這一件滑稽的悲劇。
一位上穿灰鼠馬褂、下穿狐皮袍子的人在街上走著。有幾位自衛團搶上前去扭著他，其中一個攔腰便給他一“梭標”把他鑿倒了。
原來這位化了裝的老爺是露了馬腳的。他搶的時候忘了搶褲子，在他的狐皮袍子之下露出了一條有紅記的軍褲。這位老爺當街便被幾位自衛團結果了。但更有趣的是他們把他的灰鼠馬褂、狐皮袍子剝開，裏麵又現出了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
趙爾豐這時候還住在他的總督衙門裏麵。他和各街的自衛團一樣，都還有點機敏的手腕。各處的街頭巷口都貼出了他的“總督部堂”的安民告示，然而沒有印信。因為藩庫燒了，存在藩庫裏的四川省總督的印信怕也被燒了。
走到堂姐的寓所門前，門是緊閉著的，門上貼了一張紅紙的招租帖子。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姐丈寫的字，情不自禁地發起笑來。有了這樣一張避邪的符籙，想來他們一定是安全無恙的。門也不容易叫開，我又折到青石橋街去看我的大哥哪時候他住在青石橋街一家大公館裏。因為他的官氣太大，我平常少去看他。待我走到他的公館門前，又同樣是一張符篆。畢竟是出過洋的人要不同一點，不比一些舊式的公館人家，一聞槍聲，一見火光，便全家全眷都出門逃難，剩下一座空公館讓自己的用人及鄰近的無業者便把“啟發”打了。——這“打啟發”三個字就是那次兵變之後傳出來的話柄。據說那天晚上的新軍的口令是“啟發”。起初嘩變的大抵是營防軍，當局者似乎也曾去調鳳凰山的新軍來彈壓。然而新軍一進城也跟著變了。一到晚來，彼此成群結隊的搶劫，彼此也在互問口令。於是東也是一聲“啟發”，西也是一聲“啟發”。從此以後“打啟發”便成了成都的新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說“揩油”的地方，成都人便叫著“打啟發”。
在兵變後的幾天，成都城完全是無政府狀態。各街的江湖派，恢複了《水滸傳》上的梁山泊的風光。他們在各街都組織公堂，牛角叉、槍矛、青龍偃月刀、大紅燈籠，擺設得十分威武。丘八老爺的一幕掩閉了之後，現在又是陳涉、吳廣草莽英雄的一幕登場了。在城內已經有不少這樣的英雄，更加以各縣的保路同誌軍進城來成軍，那真是開出了古今未有之奇局了。
蒲殿俊輩登台之後，因為縱容兵士的結果弄到了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同時新軍又不在他們手裏，他們便提出了一個政策，招各路的保路同誌軍進省成軍。這一方麵算是了結一場公案，而同時也想借來作為彈壓舊軍、抵製新軍的工具。因為這樣，各路的同誌軍也就絡續抵省。但在他們抵省的時候，已經是兵變後的第二天。蒲已經跑得沒有蹤影了。凡為瞻仰過同誌軍軍容的人，讀到賈長沙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絕不會認為隻是文學家的誇張。保路同誌軍軍容有的真是滑稽得使你要誇張也誇張不到。所謂同誌軍，有一部分是平時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鄉團。大部分的鳥槍、梭標、牛角叉、鐵錘、銅錘、鐵銅、銅鐧，雖然陳腐一點，但總還是軍器。但有的卻拿著鋤頭、擋耙、扁擔、鐮刀。而有的更異想天開，把一把菜刀綁在竹竿頭上，雄赳赳氣昂昂地拿著。我還親眼看見一位拿“吊刀子”的。——這“吊刀子”我恐怕是四川話，外邊不知道叫甚麽名字。這東西現在很少見了，在從前稍微講究一點的人出門便要帶“吊刀子”，就是一雙牙骨筷、一柄西餐用的小刀，同插在一個鞘子裏麵。這樣的東西本是用來吃飯菜的，然而那位同誌軍，他把小刀抽出鞘來拿在手裏，象牙筷和鞘子便吊在腰間，大有仗著寶劍的鍾馗的身手。
但是，朋友，你們且莫忙單作為滑稽的現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這些滑稽的現象寫出來，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誌會乃至同誌軍的軍事行動的本質。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輩所代表的立憲論者，也不是董脩武輩所代表的革命黨人，而是貨真價實的“人民大眾”！這種人民大眾的威力，我們不要把它輕視了。就是他們，在竹竿頭上綁的菜刀，手裏拿著的吊刀子，不已成為推倒了趙爾豐的原動力，殺死了端方的原動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動力嗎？
要記著，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這後於一九〇五年的俄羅斯第一次的革命僅僅六年，先於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第二次革命也僅僅六年。革命的性質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結果卻完全兩樣！我想，假使中國有好的領導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眾從那時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國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國主義者對抗，而成為世界革命的前驅嗎？保路同誌會之起，直接雖是和封建社會作鬥爭，而間接卻是和帝國主義作鬥爭。直接的一步沒有走完，間接的一步卻完全忘掉了。問題依然要歸結到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上來。中國的革命如在新興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它畢竟隻能出於向帝國主義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縮到舊有的封建社會的窠臼裏。中國喲！你究竟該到那兒去？
在營防軍猖獗的時候，誰都兢兢業業地預感到一定會出甚麽亂子，亂子終於出現了。現在又來了第二個兢兢業業的預感。你想，那樣多的草莽英雄又闖進了成都城，這不正好是“前門去虎後門進狼”？
在城外草堂寺旁邊，自從我初上省的那一年起，便計劃著要設立公園，由官、紳、商、學出資合辦。費了幾萬塊錢和將近兩年的工夫，公園剛好修成，便遇到革命。同誌軍一抵省，他們說那公園是趙爾豐、周孝懷輩的私產，便把它搗毀得片瓦無存了。
四川在初辦新軍的時候，原來預計的是兩師人。在鳳凰山駐紮一師，在新津駐紮一師。新津是進入西藏的通道，駐紮一師人在那兒是為了要控製西藏。自從我上省的那一年，新津城外也就在建築西式營房，前後也差不多費了兩年工夫，經費更不知道費了多少萬。快要落成了，同誌軍也說是趙家的私產，把它搗毀成一片磚塊。
這樣的盲目的破壞不能不使當時的有產者震驚。有產者便想靠著有新式武器的軍隊來防禦這行將臨頭的第二次的禍災。一些軍政上的人自然便乘機而起，扶植自己的勢力。這個要求在我們學生的心中也生出了反映。就在兵變後的第二天，成都的學生界發起了一個組織學生誌願軍的運動。以武備學堂為中心，凡是誌願者都到那兒去成軍，略受訓練便要到街上維持秩序。我也自告奮勇去參加了，那是兵變後的第三天。我把我的行李也搬進了武備學堂。武備學堂在那時已經改成陸軍小學，是西式的建築。因為它在北門城外，和南門區域相隔太遠，直到去當誌願兵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和它見麵。我把行李搬進了武備學堂去了，在寢室裏看到那陸軍學生所睡的床，窄窄的剛好可以容下一個人的身子。
“這怎麽能夠睡呢？”在去當誌願兵的誌士的心中，劈頭便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這可和誌士的招牌抗衡起來了。要當誌士便要受這樣的苦！這怎麽吃得消？於是誌士的招牌立地折下來了，行李剛好搬進寢室，又由原挑腳急忙搬出學堂。和我同去又同出的很不少。這樣滑稽的一幕，我並不想把它當成懺悔的資料。這隻表明著當時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我自己即使忍耐著去吃一點苦，做到一個忠實的維持秩序的好兵，結果又怎樣呢？隻添了一個新軍閥的爪牙，新富豪的鷹犬罷了。說得光大一點，我頂多可當成了四川境內的如蛆如蝟的一個軍閥。因而當時的落伍雖然不甚麽光榮，然而也不是怎樣的恥辱。
保路同誌軍雖然是四川獨立的元勳，但他們依然是封建社會裏麵的骨董！他們不過是被有產者利用來做為爭路的工具罷了。他們根本沒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沒有人期待他們來收拾四川。演傀儡劇的人，在把戲錢騙到手之後，傀儡又要被收拾進破箱子裏麵去了。
七
舞台大轉換，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董脩武、楊莘友諸人。
尹昌衡是武備學堂的第一批畢業生，又進過日本的士官學校，在那兒和蔡鍔好像是同學，他們後來同回國，也同在廣西的講武堂幹過事情。他是由趙爾巽手裏調回四川來辦督練公所的。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裏麵也比較還有點天分，他能夠熬幾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選非選的古詩。他不是立憲派，也不是革命黨，他隻是有兵權在手裏的實力派。自從清朝末年早就高呼著的“富國強兵”的口號總算是發生了效力：因為凡有國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強。這在辛亥革命以後，直到現在算已經成了天經地義。甚麽主義都是騙人的話，隻要你手裏有兵。你手裏一有兵，不怕你昨天還是萬惡的軍閥，今天便可以成為忠實的信徒。你昨天還是跑交易所的流氓，今天便可以成為名實相符的皇帝。尹昌衡在四川算首先開創了這個例子。
他那時在任陸軍小學校的校長。陸軍學生們便成為他的爪牙，同時因為他又是陸軍的先輩，所以四川的軍界大都願意受他的指揮。在趙爾豐交出政權時早就有很多的謠言，說尹昌衡要帶領陸軍小學的學生和鳳凰山的新軍攻打總督府。我們對於他也朝夕在期待著。然而，謠言畢竟隻是謠言。
自蒲殿俊登基以後，各派勢力在暗中鬥爭了十天，結果也就釀成了一場兵變。
蒲倒了，給與董、楊輩革命黨人獲得政權的機會，但同時也給與他們一個良好的教訓：沒有兵力不能固定自己的政權。在這兒，革命黨人便樂得和實力派苟合了。兵變後的第四天，我們奉天承運的尹大皇帝又在我們四川省七千萬子民的擁戴之下誕登大寶了。
尹昌衡擔任都督。董脩武擔任財政部長，實際上也就是內閣總理大臣或者宰相。楊莘友擔任軍事巡警總監。在這兒我們的大哥也有一份，他擔任交通部長。其他還有多少部我不甚記憶，部長是些甚麽人也不甚記憶了。總之，代表人物是尹、董、楊，其他也不過和我們的大哥一樣，伴食大臣而已。
我們的大哥，他和尹昌衡一樣，不是立憲派，不是革命黨人，但也不是實力派。他的資格是東文學堂出身，是留學過東洋回來的，這第二批的新政府東洋幫最占優勢，特別是東文幫。各部的部長、副部長差不多又被他們包辦了。大哥在東文幫裏麵算是水麵上的人物，所以部長的椅子也就有了他的一份。
新人一上台，委實又有一番新氣象。都督是名實相符的軍事家，四川立地便成立了四師新軍（這在目前連四十師都有的四川當然不算多，然在當時的確是有點像孫悟空吹毫毛，在變戲法）。董太師的最高妙的財政政策便是多發紙幣，多鑄銅元。紙幣不限於一元以上的銀元，就是十枚、二十枚、五十枚至一百枚的銅元代用券也應有盡有了。有的是皮筋紙，你怕有甚麽不能解決的財政上的困難？銅元也多樣化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乃至五百文的都有。那當五百的大銅元，與其說是銅元，寧可說是“銅鏡”。但這種銅鏡，在後來又有分用的辦法。一個銅鏡把它剖成四色，每色又當一百使用。——四川的一部幣政史，假如有人肯把它纂集起來，一定抵當得過極幽默的滑稽小說。
董脩武的德政，當然不是他一上台就造成了的，這兒所敘述的是綜合著後來好幾年的曆史。不過這位太師他總還算是“行己有恥”的人，他後來（仿佛是民國三年的初間）終因為財政問題下了獄，而且在獄中服毒自盡了。
董脩武先生，認真說，要算是時代的犧牲者。中國人在夢裏寐裏時常所想念著的便是要富國強兵，結果是國雖然沒有富而兵倒強了起來。兵數一天一天地增加，在有限的收入裏橫添出無數的軍費，你教人怎能不濫發紙幣？發紙幣本來也並不是甚麽惡劣的政策，隻要你有相當的信用，相當的基金。但是在中國的國度裏你那裏去找那種基金？中國的紙幣大都是沒有相應基金的，也就跟整個中國不能富的原因是一樣，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作怪。董先生要算是死在這個吃人不流血的怪物的虎口裏了。
這些都是後事。就靠著這一批新上台的腳色，多少總還有了一番作為。特別是那位擔任軍事巡警的楊總監，他真有點雷厲風行的手腕。他的軍事巡警是要背馬槍的，這比從前拿著一根哭喪棍的警丁大有威風了。然而那馬槍對於當時的江湖派卻是無上的**。政府盡管成立了，而他們擺的公堂依然存在。他們從那變兵身上搶槍的滋味是一時不會容易忘記的。這軍事巡警不消說就成了他們的對頭，於是乎他們也就從巡警的身上來搶馬槍。弄到後來巡警站崗是兩個人或三個人背靠背地站著，手裏端著上了彈的馬槍。就這樣，終竟也把那一時的無政府狀態彈壓下來了。
這從有產者的立場上說來，總要算是他們的功德。他們彈壓民眾的手段雖然比趙爾豐、周孝懷還要厲害，而聲望卻是日隆。他們在成都人的眼中就好象劉、關、張再世一樣。
那位二十世紀的劉玄德的確也有點劉玄德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因為他的老婆很多。他在未和自己的聘妻結婚以前，便先討了六七位小老婆，而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當了都督之後收集起來的。他人很年青，在當時怕僅僅三十歲來往，人又魁梧，麵孔也還漂亮，地位又是一省的都督。他偶爾從都督府裏出來巡街，在他出府的時候大都督真是威風。他騎著一匹高頭大黑馬，前呼後擁地總有十幾匹馬隊跟著。馬隊在街上總是放小跑。在這時，街上的人不消說都要邊讓，兩街坊的人家，特別是平常不大出門的女眷，便都爭到街口上來瞻仰這位八麵威風的大將軍了。
女眷們心懸目眩地在瞻仰將軍，將軍在電掣風馳中其實也就在物色他的妃嬪。他的一些愛妾就是在這樣的機會中挑選出來了。
成都人有一句意義轉變的說話，便是“願盡義務”。這“願盡義務”四個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隨意說出口的。原因是這樣。有一次都督出府，經過都督府所在的皇城附近一家成衣店門口。那成衣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在都督從她店鋪門口跑過的時候，她飽看了一場。誰知都督也把她飽看進心裏了。都督回府之後，就在那天晚上，派了副官去和成衣店的老板交涉：都督看中了那老板娘，要請她進宮。你說，那老板是怎樣的答複？他很鞠躬盡瘁地回答道：
“既是都督有心，小民願盡義務。”
就這樣這“願盡義務”便成為了成都人的話柄。這位尹將軍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寡人好色”的表現還不僅這一點。
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腳名叫楊素蘭，他的確是一位天才。我在成都看見他唱戲的時候，怕已經六十多歲了，然而他還是在唱閨門旦（花衫）。三二十年前，在他年輕的時候，他是炙手可熱的。有過一位總督很喜歡他，他時常出入公門。在那時的司道府縣的大小候補官員沒有一個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
尹都督也看上了這位老天才。他真異想天開，公然叫他扮成女眷進他的都督府。
有一天晚上是天才的不幸，在他進都督府門的時候，卻闖著了那位號稱張三爺的楊總監，把他破獲了。這件事情便鬧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們的尹大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己詔，把楊總監褒獎了一場，似乎是稱他為“鐵麵禦史”。
中國的舊社會實在是一種怪異。像尹昌衡這些行為，真是夠荒唐了，而在一般人看來卻不是那麽一回事。三妻二妾是幾千年來的“禮法”，愈見是大人大物，他的妻妾便可以愈見多。當事者自以為榮，而旁觀者不勝歆羨。就像尹昌衡這一個例子，他自己就絲毫沒有甚麽內疚的。不，不僅沒有內疚，他反而在自己誇獎自己。有一次我聽見過他在成都青年會演說，他的題目是“英雄與好色”。他的演說我沒有聽完，隻是有一個很有趣的三段論法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腦裏。他說：
自古英雄多好色（大前提）
昌衡好色（小前提）
所以昌衡是英雄（判斷）
我不是來講邏輯的，他這個三段論法究竟犯了邏輯上的那一條錯誤，我現在不管。總之你可以看出他是在怎樣地自我陶醉！他既自封為英雄，所以我在這兒把他的佳話記述一些出來，我不是在揭發別人的陰私，我是在描寫一位“英雄”呢。
尹大都督他到底不愧是一位英雄，在他的治下，那位以殺人成名而綽號“屠戶”的趙爾豐終竟被人屠殺了。
快到陰曆年底了，趙爾豐依然住在總督署裏麵。
外邊對於他造了不少的謠言，說總督署裏麵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幾架機關槍陳列在大堂上，想乘機攻打出來。新政府屢次想要解決他，終不敢輕易動手。
快要到陰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許也怕是想立出一項功業來挽回他的名譽罷？他終竟派了三營人把舊總督府包圍了起來。裏麵並沒有甚麽動靜，他們也就攻打進去。衙門裏麵那裏有甚麽兵？大堂上麵那裏有甚麽機關槍呢？比諸葛亮的“空城計”還要空得厲害的，是老卒殘兵的影子都不見一個。
一直走進裏麵去搜查的是一位哨官，名叫陶澤錕。他最後終竟搜到了趙爾豐的寢室，他闖進門去，裏麵打了一發手槍出來。
趙爾豐病了，是睡在**的，隻留著一位“蠻丫頭”（四川人是這樣稱呼的，是否“蠻子”我不知道）在服侍他的湯藥。那**的就是這位蠻丫頭了。
一位病夫，一位女子，當然隻好束手就擒。蠻丫頭好象當場便被槍決了，趙爾豐便從病**拖了起來，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腦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樣被指揮刀斫了下來。
趙爾豐假使不病，或許他早已設法逃跑了？他病了，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盡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經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他在經營西藏上，大約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紀才五十上下，頭發都已經白了。特別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蠻丫頭，四川人差不多沒有人不稱道她的。這位少數民族的女性為中國封建勢力的末路，卻點綴了一段優美的光輝。古代的所謂“忠義”，結晶在這位女性身上了。
趙爾豐死後還有小小的一場波折。
陶澤錕殺了趙爾豐後，尹大都督立地升他為標統。大都督自己把趙的首級提在手裏打馬出都督府，遊街示眾。
待他跑到東大街，從一家店鋪的樓上“搭”的一聲打了一槍下來，打中了他背後的一位馬弁。大都督回馬便跑，提著人頭又跑回都督府裏去了。
放槍的人，有人說就是幫助趙爾豐成名為“屠戶”的那位博華封。他跟隨趙爾豐一同進藏，趙在屠殺少數民族上，他也幫了不少忙。
當成都圍城時，傅華封忠於他的主子，曾率領邊軍救趙。但到了雅州，四川已經獨立，他的部下因而潰散了。他被擒獲後，尹昌衡要獎勵“忠臣”，沒有殺他，並把他聘為顧問。後來尹昌衡進藏，不用說傅又成為了尹的羽翼。他著過一部《西康建省計劃書》，主張把四川西部和鄰接地區劃為“西康省”，就是要為新的主子拓土開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