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出夔門
一九一三年的六月，在“第二革命”的風雲醞釀著的時候，天津的陸軍軍醫學校在各省招生，四川招考了六名，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揭曉是在七月中旬，六個人限於八月初十在重慶取齊，我便由成都回到峨眉山下的故鄉，向我的父母親族告別。在七月下旬由嘉定買船東下，直詣重慶。我的五哥翊新有公幹要往滬州，他便和我同船，更兼帶著照管，要把我送到重慶之後再折回滬州。
在夏天的洪水期，船走得很快。由嘉定解纜，途中隻宿了兩夜，在第三天的清早便到了宜賓。在這兒我領略一次有生以來的大驚愕。
在未到宜賓之前，江水是帶著青色的。江麵的寬度和一切的風物與故鄉所見的並沒有怎樣的懸殊。然而一到宜賓，情形便大不同了。宜賓是金沙江和岷江合流的地方。船過宜賓城的時候，遠遠望見金沙江的紅浪由城的東南湧來，在東北角上和比較青色的岷江江水刀截斧斷般地平分了江麵。江麵增寬了一倍，青色的水逐漸吞蝕著紅水的麵積，不一會終竟使紅水從江麵上消滅了。
青水雖然得著全麵的勝利，然而你在船上可以感覺著它的掩藏得煞是費力的恐慌，就像懷著絞腸的痛苦的人，勉強在外麵呈示著一個若無其事的麵孔的一樣。船愈朝前進，突然在橫斷著江麵的一直線上，品排著湧出三兩朵血樣的紅花。奮迅地一麵噴湧，一麵展開，而隨即消滅。愈朝前走，花開得愈多，愈大，愈迅速，愈高聲地唱著花啦——花啦——花啦的凱歌。江水逐漸地淡黃了，橙黃了，紅黃了，俄頃之間化為了全麵的血水。
花已經不再噴湧了，然而在花的位置上卻起著巨大駭人的漩渦。橫徑怕有四五尺，深怕有三四尺。不斷地，無秩序地，令人眩暈地，在江麵上漩著，漩著，漩著……但深幸水漩的回旋和前一段的血花和噴湧所取的是反逆的進程。愈朝前走便愈見減少，愈見縮小，愈見徐緩，終於是浩**的紅水獲得了它的壓倒的平衡。
就這樣兩種水勢的衝激在宜賓城下形成著一個驚人的奇跡。這在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印象不怕就隔了二十多年，還和昨天所見的一樣新鮮。宜賓北岸駢列著一些紅砂崖的淺山，山上多無草木被複，那崖膚的紅色就好像剝了皮的肉色。那也好像是大自然故意地造了出來，作為那個奇跡的背景，以增加效果。
更似乎有意要湊趣的一樣，是我們所乘的那隻木船。那是一隻中等大的半頭船，載著“油枯”，載子有些不平。盡管我們搭船的兩弟兄總是坐在右邊，但船身總是略略向左側傾斜。在未到宜賓之前，因水勢平穩，倒還沒感覺著什麽，但一浮到了金沙江合流後的流域，船便和怕上陣的駑馬一樣，在水麵上羅唕起來。跟著金沙江一道飛來的南風又有意地調侃我們的駕馬，當著它攔腰一拍，破著的左足便落進漩渦裏，咕嚕嚕地打一個風車。剛好出了漩，不讓你把提著的一口氣放下，接連著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全船的水手都驚慌失色，掌舵的艄工連一動也不敢動。五哥，他緊緊地盯著我，一隻手指著右側船舷上的檣桅。我了解了他的意思，那是叫我萬一落水時，快把那檣桅抱著。
驚異早被打倒，是恐怖抬起頭來支配了一切。
我實在是沒有想出，我們可以安全地渡過那難關。這兒的契機不能不說是偶然。我們偶然搭著了那載子不平的船，使我們受了那樣的驚險，也偶然賴那載子還沒有跛到使船漩翻的程度，或者是船家偶然得著了我們兄弟兩人的乘客減少了他的載子的不平。假使那載子的左邊在上載時偶然地多放了幾片“油枯”，那滿載的人不是早被那跛腳的馬馱進了另一個世界裏去嗎？
難關是幸而過了。在年輕的旅行者心中才第一次感覺著自己真真是離開了故鄉，真真是竄入了紅塵，真真是踱進了另外的一個世界。
過了險難之後，那因循苟且的船夫們把載子整理了一次，以後算平穩地到了重慶，在途中記得是隻宿了一夜。
到重慶的那一天是八月初三，在指定的旅館裏向一位護送員的少將報了到。他同時卻向我傳達了一個消息，說成都有電來叫我們不要出發。他把電報也給我看了，電報的大意是說：天津來電，言第二次革命爆發，各省學生緩送，俟有後電再策進行。
這個意外的消息，其實有一半已經是意料中事。第二次革命在七月中旬已經爆發了，就在四川境內鬧得也有點風聲鶴唳，在熊克武支配下的重慶，在打箭爐懷著失位之痛的尹昌衡，都有響應的形勢。而我們在那樣的形勢之中到達了重慶那座山城，那就是行將爆發的活火山。
護送員在把消息傳達了之後，叫我們各取自由行動，趕快離開重慶，他說重慶的形勢十分危險。因此就在到了重慶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五哥同時起身，他往瀘州，我和一位同考上軍醫的姓胡的人由東大路同返成都。當時的東大路是要經過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中、資陽、簡陽等地的。交通工具是原始的雞公車、肩輿和溜溜馬。回到成都要費十天工夫。我們在到了榮昌的時候，便在報上看到重慶獨立的消息。原來重慶就在我們離開它的那天晚上便宣布獨立了。城內省方派去的官吏多遭拘捕或槍殺，被拘捕者中連護送我們的那位少將也在內。愈朝前走，途上兵馬的輸送愈見倥傯。永川、榮昌、安嶽、遂寧一帶不久便成為了戰場。
我在考上軍醫之前是已經進了成都的高等學校的，是臨著南校場的王闓運掌教過的舊尊經書院。那兒藏的古書頗多。回到成都以後，學校已經放了暑假，但仍然可以寄宿，便搬進學校裏去住著。一天沒事便跑向圖書室裏去翻閱古書。那時是喜歡驕四麗六的文體的，愛讀南北朝人的著作，尤其是庾子山的《哀江南賦》——那在《離騷》以後的第一首可以感動人的長詩。我覺得他那“宰衡以幹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略”的幾句，真真是切中目前的時弊，每天總要謳它幾遍。謳起來總不免要一唱三歎地感慨係之。然而一位謳《哀江南賦》的青年也不見得是怎樣高華的誌士。謳書之餘他要和同學們在寢室裏打麻將。有一次打輸了想撈鈔，愈撈愈輸，打了三天三夜，把所領得的旅費輸得一個精光。沒有辦法，隻好跑到文廟前街的大哥的留守公館裏去和嫂侄們同居。
天津有電來，第二次又由成都出發，已經是九月中旬了。省內的軍事剛好告了結束，同縣人的王芳舟因鎮壓革命有功，做了重慶鎮守使。他的大哥做著川東省視學的王祚堂，是我在高小時的先生，乘著機會要去看他的弟弟。我的五哥是王芳舟在武備學堂和留東時的同學，當時適好回了成都，他也想去看他。因此我便和兩位長者同行。因為軍事初停，東大路的匪風甚熾，便選了小川北路，由簡陽經過樂至、遂寧、合川等地，乘船由涪江南下以入重慶，也同樣費了十天。
在鎮守使衙門裏住了有五六天的光景，同路的人取齊了，便乘著當時川河裏所有的唯一的一隻輪船“蜀通號”東下。這次我們幾位沒有專置的護送員，隻由一位護送著一批嬌小的清華學生進京的吳老先生，兼帶著照拂的責任。就這樣，我們，至少是我自己，自有生以來才第一次搭上了火輪之船，而且是在這火輪上當著遊神。
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承繼著“十日都督”的蒲殿俊之後而為四川都督的是尹昌衡。這位好色的英雄尹大將軍在成都的皇城裏做了半年的“土皇帝”，政績卻不大芬芳。在民國元年的春夏間，受著重慶的壓迫，為緩衝而兼賣名起見，便出兵征討西藏，把都督的位子讓給胡景伊將軍署理。胡將軍的本領卻不弱，乘著“土皇帝”把禦位移到了打箭爐的期間，他卻和北京的袁世凱拉攏了，不久便被實授為四川都督，使“土皇帝”隻落得一個川邊經略使的虛銜。這把我們的皇帝氣得暴跳，從打箭爐率領著大兵回來，在武侯祠的廟門前演過一次《空城計》中的司馬懿。那時是在秋冬之間，成都城內並沒有兵，我們住在城裏的人都在替胡將軍危險，以為他如不準備巷戰，便隻好逃跑。但誰知這位胡將軍的本領還在諸葛孔明以上，他不等尹昌衡的兵入城，便輕騎簡從地先跑出南門去迎接皇帝。不知道他是用了怎樣的按摩術，竟把皇帝肚子裏一鼓所作的氣，化成了從後門陰消下去的瓦斯。可愛的皇帝下出了禦旨，命自己的三軍離城十裏安營紮寨，自己也輕騎簡從地同胡將軍並轡進城。據第二天的報紙和官方的告示，原來尹大將軍是回來省母的。住了十天，大將軍又率領著三軍回打箭爐去了。
然而都督的位置之失掉，畢竟是事實，而攻打西藏也本來是槍花，於是乎陷在打箭爐的將軍便弄得來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將軍之煩悶，將軍之憤懣，是誰也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在第二次革命的醞釀、爆發、餘波的期間，打箭爐和重慶將同時響應的消息或空氣，早就四處傳播著。然而省外的革命運動逐次鎮定了，重慶的獨立也遭了失敗，尹將軍卻始終沒有響應。他在革命平定之後，卻打了一個電報進京，要麵陳方略，袁世凱一個回電也就歡迎他進京。尹大將軍於是乎便有北上之行。在將軍還未到重慶之前，他有兩班人的衛隊做開路先鋒，已經先到了重慶，而且真是千載一時地竟和我們同船。可憐那“蜀通”輪船安置在中央的汽罐室兩旁的廊道上的統艙鋪位是有限的，一半的鋪位被那兩班人占領了。我們的一批和清華學生的一批，便不能不成為了輪船上的遊神——遊神者四川話之流氓也。
但當了遊神卻不能說不是走了神運。因為我們沒有鋪位，便可以不陷在那又窄又熱的統艙裏，並可以自由地登上官艙的甲板上去遊覽，三峽裏的風光便是在那官艙的甲板上享受了的。假如我們是被關在那統艙裏，我相信所看見的光景，怕隻有從那圓窗眼中所窺出的一圓崖壁罷。
中國的地方我走過的可不算少，象三峽那樣的風光我實在沒有遇見過第二次。那真是自然界一幅偉大的傑作。它的風韻奇而秀，它的氣魄雄而長，它的態度矯矯不群而落落大方。印象已經很模棱了，隻記得進了瞿塘峽時是清早，我是站在官艙外的最前的甲板上的，在下著微微的雨。有名的灩澦堆是一個單獨的岩石，在峽口處離北岸不遠，並沒有怎樣的可驚奇，可驚奇的還是那峽的本身。峽的兩岸都是陡峭的岩壁，完全和人工削成的一樣。峽道在峭壁中蜿蜒著。輪船一入峽後，你隻見到四麵都是岩壁，江水好像一個無底的礁湖，你後麵看不見來程，前麵看不見去路。你仰頭上望時，可以看到那兩岸的山頂都有白雲靉靆，而你頭上的帽子可以從後頭梭落。天隻有一小片。但等船一轉彎，又是別外的一洞天地。山氣是森嚴縹緲的，煙雨在迷蒙著，輪船所吐出的白色的煙霧隨著蜿蜒的峽道，在山半搖曳，宛如一條遊龍。這些，自然隻是片段的峽道，在某一個情形之下所有的光景，但在隔了二十幾年後的今天，所剩下的記憶卻是以這些為代表。片段化為了整體，一瞬化為了永恒。
在輪船上當遊神的人，夜間自然沒有地方睡。然而睡得卻很特別。川河裏的輪船，因為水險不開夜班（近年不知是否如此）。記得離開重慶以後，在未進峽前宿過一夜，在出峽後宿過一夜。在未進峽以前是宿在民船上的，輪船的買辦在停輪後替我們雇好了民船，讓我們下去過夜，第二天清早又回到輪船。在出峽後是在岸上的一個農村裏過夜的，下榻處是一家酒店。聽說那兒已經是湖北的秭歸縣境了。
就那樣在神韻縹緲中，不知不覺地便出了夔門。
二 幻滅的北征
輪船過了秭歸以後，沒兩點鍾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輪的終點了。
在宜昌江麵上看見了有好些外國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仿佛而全身塗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觸角挺出著的，不用說是在照片和圖畫中所認識的軍艦，更不用說都是外國人的軍艦，那兒插的旗幟有些是畫一個太陽，有些是象一個“米”字。初從山裏出來的人仿佛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這兒可不就是尼羅河、恒河嗎？……中國的幹城們，一遇著國內有異己者出現，立刻便要提刀上馬的，對於這些有觸角的水棲物，他們是沒有看見的嗎？……中國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內好撐船”，好撐外國人的兵船。……）
這些所謂“幼稚”的感慨在胸裏縈回著的時候，卻到日本郵船會社去買了當天午後要開赴漢口的XY丸的統艙票。當天下午，十幾個小川耗子就跟蝦蟹一樣，一個二個被那從黃海以外鳧來的龐大的水棲物吞進腹裏去了。
由宜昌至漢口的三天，的確是成了蝦蟹。在船後的統艙裏，雖然選著了靠著北側的上層鋪位，時而從那圓窗眼中去窺覷船外的風光，然而留在記憶裏的東西卻什麽也沒有。記得船過了鸚鵡洲之後，有意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戰役時赫赫有名的龜山和蛇山，曾經特別跑到船尾上的一個狹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眺望，但在視線所及的範圍內，卻沒有看見可以稱為“山”的甚麽存在。這也是難怪的，因為在初出夔門的人，他的觀念中的山是海拔幾千丈的峨眉、雪嶺、邛崍、青城；像在漢陽江邊踞立著、在武昌城裏匍匐著的那些營養不良的爬蟲，誇張一點說，實在是要用顯微鏡來才可以看得見的。它們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們的環境生得太好了的原故。
船過了漢陽，橫陳在漢水和長江合流處的東北角上，革命戰役時馮國璋所留下的德政——並無必要地所燒毀了的漢口市上的幾千家民房的遺址——在腦中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疊接著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碼頭時客棧的接客先生們所表現出來的。那些先生們之勇猛，真是足以驚人。在船離岸還有三二尺遠時，他們便爭先恐後地跳上了船來，手裏各各拿著一麵小旗子，口裏不斷地叫著。他們和爭著要湧下船去的乘客，在狹湊的艙口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渦。那儼然是兩隊排球選手的龍驤虎鬥，而你自己手下的行李也就成為了被人爭奪著的皮球。
漢口的江心是陳列著有好幾艘外國軍艦的，但“幼稚”的感慨卻沒有怎樣的發作了。隻記得同路的一位比較老成的人說過一句也算“幽默”的話：
——“外國人真是熱誠，要遠遠地來替我們舉行觀艦式。”
在漢口的客棧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門車站，乘京漢鐵路的火車北上。和火車見麵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論理應該有些新奇的記憶，但無論怎樣的搜索，所能記憶的卻隻是過磅時的麻煩，車站上的雜遝，車廂中的汙穢。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車行中所接觸到的窗外的自然。
車入河南境內以後，車道兩側所能望見的大抵是衰黃的枯草。間或有些毫無草木的砂丘。聽人說那些砂丘是北風由蒙古的沙漠地裏卷來的，可於一夜之間積成，也可於一夜之間被風吹去。得著那些見聞，在當時竟感傷得涔過一些眼淚。
——（這兒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搖籃嗎？怎麽竟這樣地蕭條，這樣地淒涼，這樣地行將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時令的交冬誠然是助長了這些令人幻滅的景象，然而中國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傾向，卻也是一片的真實。封建製度下的農業文明早經超過了它的極致點，原始的舊式的耕種法在長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幾無餘剩了，即使沒有帶著沙粒來的蒙古風，土壤本身是已經在向著沙漠進軍的。
北地的建築在初出夔門的人看來也不免要喚起墳墓的聯想。夔門以內因為多山多木，建築大抵是用木造，隻有一般的墳墓是用磚土。因此，北地的多用磚土造成的農家或村落，便隻好象是墳墓或墳墓的集團了。
——（沙漠化的進行曲，墳墓的進行曲，頹唐了的大地的葬歌。——嗚，嗚，嗚嗚……火車馱著滿載的骷髏在鐵軌上痛哭。）
路過黃河橋的時候是在夜間，窗外繽紛地已經在下著初雪。曾把車窗略略向上推起，借著鐵橋上的電燈光，俯瞰過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經激減了的黃河。時間遇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見了那滔滔****的濁浪，或許也可以鼓動一下少年人的雄心。然而橋下的曠莽的河床，卻隻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濕潤的黃土。有些水脈東鱗西爪地象蚯蚓一樣在那裏蜿蜒著。
我們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車，和往北京的清華學生的一批分了手。在保定的客棧裏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無印象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著專往天津的火車出發。這一趟的車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慢車，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時候比動的時候多，動起來也好像是沙漠中的駱駝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車，坐到了午後四點鍾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車站上接受了由吳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棧的招單，六個人把行李票交給了那接客先生。他要替我們雇東洋車教我們先往客棧裏去。六個人不約而同地覺得這好像是一場騙局，誰都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說：要等行李一道是還要等好一會兒的。但我們總不理會他，總說要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們沒可奈何。
客棧所接著的客不僅我們六個人，等了怕有一個鍾頭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騾馬大車上所堆積的行李，幾乎有車站的屋簷一樣的高。行李積齊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們雇東洋車，但我們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議的結果是大家來坐在那大車上的行李堆上，我們要死守我們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總不能抵敵過我們六個人啦。攀著大車的輪子，更脫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頭，六個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頂。
接客先生和禦者並坐在禦者台上，騾馬走動起來了。
嗗吒，嗗吒，嗗吒，六個活的行李在騾車頂上顛簸著，成為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鬥。
落宿在天津市一條很長的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棧。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個字）和客棧的名字我都記不起了，隻記得是在樓上開了鄰接著的大小的兩室，我和一位比較意氣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隻有這一個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間。當晚兩個人把夜飯吃了之後，便跑到一家戲園裏去聽了一晚的京戲。去的時候坐的東洋車是客棧替我們講好了價錢的，回來的時候不約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戲園門便跨上車，叫拉回客棧。原來天津的東洋車是要先講好價錢的，回到客棧照著去時的車價給錢時，車夫們嘩噪起來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杠，要去了三倍以上的車錢。
第二天到軍醫學校去報到，一位隻有三十來往歲的年輕的校長，穿的是軍服，在會客室中接見了我們。校長的態度是和易近人的，聽說他是段祺瑞的女婿。我隻記得他姓李。他對我們說，各省的人在三二天之內便要到齊，到齊後要複試一次，便正式開學。所說的話不外就是這些。事實上在四五天後學校也果然複試了一次，但我在未經複試之前，早就發生了離開天津的念頭了。
我自己本來沒有學醫的意誌。我不曾想過要借醫業來醫人，也不曾想過要借醫業來糊口。那樣踏實的想頭，在當時的我，是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夔門以內時隻因為對於現狀不滿，天天在想著離開四川。在那時最理想的目標是遊學歐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京、津、上海。但要離開四川卻難得有那樣的機會。要自費出門，家庭的經濟狀態是不許可的，年紀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遠離，因此在中學校的五年和高等學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煩悶的時代。已經進了高等而猶決意投考了同等學校的軍醫，隻是視為一種方便。那是因為醫學校是官費，連旅費也不讓你自己出一個錢，好借此以離開四川而已。但一出了四川，外麵的情形卻不見得比四川進步得怎樣。而在種種的觀感上，反在不識不知之間引起了對於故鄉的孺慕。故鄉是要更美麗一點，故鄉更少外來的刺激，故鄉似乎更可以有為。而在根本上使我動搖了的，尤其是對於學校本身的不滿。
在未開始複試之前，對於學校的情形也略略調查了一下。據見聞所得，知道在革命以前學校裏的教習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後大多是用的本校的畢業生和少數的東西洋留學生了。但那些先生們在當時的中國的醫學界上卻大多是沒有名望的。青年人最重虛榮，我，品評一個學校的高下是以外國教習的有無多寡為標準。連中學校的物理化學都須得聘請外國教習，至少也得用外國教本。一座堂皇的軍醫學校竟沒有一名外國教習，竟沒有一位大有名聲的中國教員，這還成什麽學校呢？幼稚得可憐的我，就因為這樣一點無聊的虛榮便看輕了那座學校。
我想離開天津，是想往北京去。因為我的大哥橙塢那時住在北京，在替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這樣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覺得一到北京總會有更好的出路了。
——（我何必一定要學醫，更何必一定要學軍醫？軍醫的前途頂高不隻是中少將級的軍醫總監嗎？學醫，又何必一定要在這兒？……）
存著走的心事但也還在遊移的時候，學校舉行複試了。百無準備地也跟著大家去應試。人材不可謂不濟濟，二十幾省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學方麵的題目已經忘了，但最最奇特、使我終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國文題，叫做
——“拓都與麽匿”。
這五個字實在令我摩不著頭腦。我自己不記得糊裏糊塗地寫了些什麽東西去繳了卷。在出場後誰都在叫苦，說莫名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孫山，被送回故鄉去沒有麵目見人。
——“拓都與麽匿”！
這樣神妙的幾個字，我想就是現在的讀者，能夠懂得的怕也不會有好幾個罷？但在我們四川的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卻是懂到了。他對我們說：
——“這是total and unit的對譯，是嚴幾道的譯語。”
這個人的姓名我忘記了，他是在四川六個人中考第一名的人。他曾經讀過嚴幾道譯的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他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麽匿是指個人。”我的媽！這樣偉大的一個難題，實在足以把人難倒。這同時也逼得我這個“麽匿”沒有膽量等待揭曉，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號——便乘著火車要趕往北京去了。
在天津車站上為我送行的隻有熊大中一個人，他是淒淒涼涼地怕要被送回四川。
——“你有令兄在北京，真好，我們是很難堪啦。”
——萬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來罷。在北京總會有方法想啦。”
——“假使都沒落第，你又怎樣呢？”
——“我是決不想再回來的。”
——“我們還有畢業文憑啦，萬一學校不肯退還，又怎樣呢？”
這的確是一件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為我們的中學畢業文憑是由四川省政府直接郵送到了學校的，假使文憑被學校扣留了，要想考別的學校卻是一件難事。
——“請你臨機應變地替我幫一下忙，我們隨後時常通信啦。”
就這樣拜托了熊君，把天津那個“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後去了。
在北京的正陽門車站下車，有從四川跟著大哥一道進京的跟人來迎接著我。我才知道大哥並不在北京。他是在夏天往日本、朝鮮等地漫遊去了，一直還沒有回來。同時那跟人又給了我一個注意，說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時，定要叫我就在車站上更換一下。那時我是照著我們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藍色的華絲葛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雞血紅的銀綢夾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質的大襟馬褂。他對我說：北京人穿衣，穿棉袍就敞穿棉袍，穿夾衫就敞穿夾衫，夾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傖”。聽了他的話向周圍看時，的確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說的那樣，自己頓時便感覺著了所謂“寒傖”的意義了。照著他的勸說，在車站上真個把穿法改換了一番，然而“寒傖”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約是因為冷的原故罷，衣袖之長幾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馬褂又都是對襟，我的大襟馬褂，短袖長袍，是怎麽也沒法改換過來的。忽爾間才覺悟到在天津看戲時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劇之所以失敗的來由。
我被引到的是住在吹帚胡同的一位同鄉京官的寓所。京官是同縣的舉人，也是在日本留過幾個月學的，在做著高等審判廳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就寄寓在他那兒，是在正院外的一座南屋子裏麵。一列三間，正中是客堂，左邊是內客廳，由花格門與一道折腰紅布簾，和客堂隔著。右側是書房，京官的一位在法政學堂裏念書的兄弟住在那裏。進了內客廳看見在靠牆的一張木炕上陳著大哥所留下的寢具。那兒暫時便成為我的下榻處了。
在吃中飯的時候，京官回來了，京官的兄弟也回來了。京官還不上四十歲，身體頗高長，麵目甚清秀，撇著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卻與他哥哥成一個對照，年紀隻有十八九歲的光景，身材削小，帶著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尖削而枯黃的臉上冒著一臉的燒瘡，有顯明的雪花膏的痕跡。
京官在司法官所必具的冷靜態度中也含著淡淡的一絲暖意歡迎著我。他聽我說不願意進軍醫學校，他是極端讚成的。他說年輕人應該有遠大的誌向，學軍醫是沒有什麽“發變”的。他聽到“拓都與麽匿”的國文題，尤其認為胡鬧。
我得到了京官的讚許，自然更把決心堅定下來了，決計住在北京等待著大哥的回來。雖然在不兩天之後，熊大中由天津來信，說複試已經揭曉，各省的人沒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幾位還很高列；又說學校限我三天之內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掛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學畢業文憑，並追還旅費。但我已經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記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難容區區之麽匿。”
三 北京城頭的月
在京官寓裏住著，不知不覺便過了三四個禮拜，大哥依然沒有消息。自己的孤寂感和北地的積雪一樣一天一天地濃厚了起來。
京官一早便要去審判廳，在中飯時回來一次，午後要到晚上才能回來。他的飯食是在內院裏用的。在法政學堂的預科的京官兄弟也是一早要出去上學，雖然中飯和晚飯是陪著我在外院裏用，但在午後放學回來之後，他大抵是出外訪友或玩耍去了，在家裏的機會很少。
禮拜日，京官是要敘他的天倫的，京官的兄弟卻愛去照顧所喜歡的落子。我時時要求他把我引去看看萬牲園、頤和園，或者圓明園的廢跡，又或者如天壇、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他總說：“天氣冷，沒甚意思，最好是到明年開春去。”因此我雖然到過一次北京，而且滯留得也相當久，除開由吹帚胡同走出正陽門、由正陽門走回吹帚胡同之外，什麽地方也沒有去過。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柵欄附近的茶園裏去飲茶，落子也跟著去聽過一兩次，但在去過一兩次之後，覺得百無聊賴，因此就在禮拜日也多是一個人留在寓裏了。
京官把他的兄弟管束得也並不鬆懈。正在春情發動期中的他的兄弟，臉上多有燒瘡，因此便愛用雪花膏來掩飾。一天洗三四次臉，總要塗抹三四次雪花膏。又因為愛吸紙煙，他左手的中食兩指總是染得焦黃的。京官因此便看不慣他，不論什麽時候，見著了他總是要罵：
——“一個臉就像個奸臣，一雙手爪就像屎橛頭，老三，你要這樣幹下去，我要把你送回家去！”
但是這樣的罵卻什麽效果也沒有，京官愈罵，老三卻似乎愈有意識地和他反抗。臉上的雪花膏愈見厚，手上的煙垢愈見濃。老三是有老三的哲學的。他時常對我辯解。
——“各人有各人的生性，勉強不得。我自己是火性。北方的氣候幹燥，不塗雪花膏臉皮要皴，不吸香煙不能夠潤肺。”
他似乎是把香煙的煙子當成著水蒸氣的。
老三在背地裏也愛罵他的哥哥，他要罵他官派十足，並不高明地總要撇一口京腔。——其實到京才兩年的他也是撇著京腔的，大約是自信比他的哥哥更加高明。他罵他一妻一妾，時常不和睦，連妻妾都管理不了，滿有本領來罵自己的兄弟。這些話，他幾乎也每天都要向我說一兩次，我是不好作左右袒的。有一次我略略表示我對於京官的敬意，我說他為人嚴正而有操持，別人都在花天酒地八大胡同裏醉生夢死，而他沒有那樣的惡習。但就是這樣的話，老三都要采取否定的態度。
——“哼，嚴正！一個有小老婆的人會嚴正？他是因為有我和大嫂的監管，所以才不敢放肆啦。就因為不能夠放肆，所以他總是在我頭上出氣。”
京官對於他的嚴格被解釋成為了性欲不能滿足的報複。這樣的精神分析怕有點冤枉罷。
老三是最重視英文的，他的預科科目中有好幾點鍾的英文，他說隻有這門功課有趣，而且有用，將來無論做官不做官，要和外國人辦交涉都是要用英文的。他讀的課本有一種是嘉本圖的《歐洲遊記》（Carpenter《Eu-rope》），在他沒有那門功課的一天，我在家裏替他查字典，把生字用鉛筆來注在書的旁邊。這層是使他對我生出友誼和敬意的地方。他有一次問過我：
——“你們在中學堂裏學外國文自然好，但要學什麽幾何、代數，聲、光、電、化，那有什麽用處？一位木匠師傅並不懂幾何，一位糟房老板並不懂化學，而你們懂得的也隻有那麽一回事，有什麽用處？”
這一問委實是把我問窮了，我們在中學堂裏學習的初步的課程，其實隻是科學的一點“人之初”，那裏就會懂得它的應用上來？然而在低級的生產與高級的技術聯接不上來的社會裏，就到現在也還有好些從外國學回來了的專門學者，在苦於“所學非所用”與“所用非所學”。二十幾年前的二十歲前後的青少年那裏窺察得透學與用之間的關係呢？
京官也是尊敬英文的，其尊敬的程度似乎並不亞於他的兄弟老三。他在晚間每到書房裏來，看見我們在查英文字典，他總愛說：“你們的時代比我們好，我們要學洋文，年紀已經太大了。”他在高興時也偶爾要談談他做法官的經驗。據他自己說來，他所經手過的離奇案件，如果寫出來，是可以抵得過一部《福爾摩斯》的。他所講過的案情有些的確離奇，但我通通忘了。我隻記得一件不甚離奇的小小悲劇。
他說，還是他在地方審判廳任事的時候，有一次審理過一件盜案。被告是一位五十以上的人，偷了別人東西。法庭判決了他三個月的有期徒刑。那時候是在十月，犯人聽了宣判，把手指屈起來數了一下，說：“青天大老爺，請你開恩，監我五個月罷。正月一早放我出去，外邊又冷，我又找不到飯吃。”京官沒有讀過安那托爾·法朗士的作品，這段故事不用說完全是出於他的經驗。他把它看得也很嚴重。他說：“在一個社會中的自由生活還不如在監獄裏受刑，國家設刑的意思究竟在那兒呢？”京官隻是歎息，但也沒有說出究竟該怎樣的所以然來。
在京官寓裏不知不覺地便住了三四個禮拜，京官給與我的印象雖然仍是一尊有點呼息的石膏像，但他對於我似乎暗暗地有幾分器重的意思。他向著我不僅時常愛批評他的兄弟，而且有時還要批評我的大哥。他說我的大哥是過於“大氣磅礴”了。一抵京，向總統府報了到，便跑出去遊曆，一直沒消息回來。總統府來召見過兩次，都隻好回說不在，他真真是坐失機宜。他有時又勸我讀他書房裏所有的一部陸宣公的奏議集，他說將來有用。但那位大宰相的四六奏議實在令我發生不出趣味來，我也沒有預料到中國的將來還有使用“奏議”的必要。
是在第五個禮拜日的晚上，在暗淡的一盞洋燈光下，一個人坐在書房裏讀著在琉璃廠花了一塊錢買來的《胡刊文選》，讀著我所嗜好的魏晉人的詩。因為我不高興煤臭，在京官的兄弟未回來之前，爐中我沒有讓人生火。房中的空氣是冷清清的，四壁都寂靜無聲，突然在窗外的階沿上發出了一下清脆的像玉簪跌碎的聲音。那是屋簷口的冰柱積長了墜落了下來。百無緣故地眼淚在眼中涔涔了。把書掩著，立起身來步出書房門去，迎頭一片月光照在中堂的磚麵上。中堂外的積雪放著皎潔的銀輝。天空中的一鉤上弦月報告著是舊曆的十一月初旬。忽然有詩樣的興趣悠然來了，折回書房去，順手拉了一張信箋來，寫出了幾句即興詩：
天寒苦晷短，讀書未肯輟。
簷冰滴有聲，中心轉淒絕。
開門見新月，照耀庭前雪。
把詩寫好，返複地念了幾遍，剛好把來疊在書裏的時候，忽然有人把門簾打開，是京官走進書房來了。
——“你一個人在家嗎？老三那家夥，怕又竄進那兒的落子館裏去了？那家夥天資又鈍，又不肯用功，真沒辦法！你怎麽沒叫人生火啦？”
——“我因為不高興那煤氣，弄得頭痛。”
——“好的，好的，我今晚是來約你去看電影的。我平常很忙，今晚才得了一點兒空。”
我當然是隻有唯命是聽的。
跟著京官由吹帚胡同走出大街，經了些轉折，穿進了中華門內的宮牆。一片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高深得不可思議。皎潔的新月和幾點明朗的疏星，就像是鑲嵌在那兒的一樣。毫無吝惜的光波湛在那宏大石板麵就的廣漠而寂寞的宮廷上麵，好像是太古以來人跡所不曾到過的一片大湖。我在中華門前留連了一下，覺得自己的腦子，自己的一切，都像是澄澈了的一樣。
走出了正陽門，進了一家在大柵欄附近的電影館。館子是舊式的戲園，一張白布張在正麵的舞台上，舞台前麵很雜亂地坐滿了無數的觀客。京官把我引到了一條在樓口下的凳子上坐著。不一會賣戲單的人走來了，周圍的人都爭著在買，京官沒有動。賣戲單的竟抽了一張來遞給他。
——“戲單，買麽？兩個銅子兒。”
——“咱們用不著啦，咱們這位朋友，”京官指著我說，“是懂英文的啦。”
噯呀！這樣一句話弄得我頓時不安起來，原來京官的好意是把我帶去做翻譯的。真是要命，一個才從四川那樣偏僻的省份出來的中學畢業生，讀嘉本圖的《歐洲遊記》那樣淺顯的書都須得死抱著字典，那裏會有本領充當英文的通譯呢？詩的感興、月光的陶醉、看電影的愉樂，不用說都通通被駭跑了。我就好像毫無準備地坐在講堂上要受試驗的一樣。或者說得要更貼切一點，就好像一個罪人坐在法官麵前聽候宣判。
戲園裏滅了燈了。毫不容情的電影機劈頭在銀幕上便放出一些外國字，而那外國字比起英文所用的字母來更多生了一些角，不僅一個字都不認識，連一個個的字母都像是初次會麵。
——“那英文是什麽意思啦？”京官質問起來了。
我真是急得想哭，但又不好說認不得，隻說收得太快，沒看清楚。委實也是收得太快。
倒是京官是內行，他說前幾麵的字幕都是戲名和演員的名字，是不關緊要的，要緊的是戲中插的字幕，那是幫著戲情的說明。開首的幾張字幕過後，戲影來了，好像是那一國的皇帝出殯的光景，銀幕上現著送葬的行列，有無數的花圈。不容情的字幕又來了，而且很長，依然是一些生著角的字母，待你連字母都還沒看清楚的時候，一晃地又收了。
——“那英文是什麽意思呢？”又是京官的發問。
正在著急著不知道該怎樣的回答，銀幕上現出的又是一些輕氣球隊，接連著兩三片好像是在舉行閱兵式。一晃，又是很長的字幕。
——“這回的英文是什麽意思呢？”
（我的媽，實在連字母都認不準確。在中學堂裏學了四五年的英文，媽的，怎這樣不濟事呢？）硬著喉嚨回答的，仍然是：
——“幕收得太快，看不清楚。”
銀幕又變成了非洲的熱帶地方，許多黑人**著在作跳舞，有些女人的嘴，比鴨嘴還要奇怪，上下嘴唇是挺出著的兩個大圓盤。
有角的字母之示威行列又出現了。
——“這回可看清楚了嗎？”京官的問話中淡淡地含蓄有一些失望的譏嘲。
自己實在沒有辦法了，遷延，回避，已經是沒中用了，“偶爾該有一兩幕可以認得的罷”——那樣的機會主義也達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時候了。但自己又有幾分不甘心，隻好沒有十分把握地遊移著說了一句：
——“那好像……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京官很詫異地說，他以後便沒有再問了。
照現在推想起來，那些片子大約是德國的或者俄國的所謂“消息片”，是報道著當時的重要的世界新聞的，所以各張片子毫無連絡，而字幕的說明也不是英文。但連你自己都沒有把握，你怎麽能夠使京官相信呢？在當時，京官苦了我，我也苦了京官，我是使他失望了。他懷著滿腔的希望，以為我將來會成為陸宣公，或者至少可以成為曾紀澤，然而誰知道第一次來試驗我的英文程度，就這樣落了第？京官可能相信著那字幕上的文字是英文，學過四五年英文的人，即使不能全懂，也當認得一半或者幾成。然而卻和他一樣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不認識便坦白地說不認識，或者京官也能原諒，但我始終是遊移，推諉，最後是並無把握地回答說“不是英文”。——“這孩子真是虛矯得有點程度啦！”京官的心裏不會在這樣的作想嗎？
——“咱們回去罷，”銀幕上的消息片接著還放了幾則，但還沒有放完的時候，京官突然地這樣說，“今天演的片子，毫沒味兒。”
我受著了無言的判決，跟著我們的法官回到了吹帚胡同，石膏像把一星的呼息都失掉了。
我實在想哭。這一次的試驗比天津的“拓都與麽匿”還要來得絕望。天津失敗了有逃到北京來的出路，這一次的失敗簡直是無路可逃。大哥如不回京，連從京官的寓裏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為自己沒有錢。
——（我為什麽要跑到北京來呢？不要那樣地高傲，降心相從地住在天津的學校裏豈不甚好？弄到現在來毫無出路可走。）
然而出路終竟是有的。
京官白天要出去登廳，見麵的機會很少，隻有在晚間總免不得要見麵，能夠把這晚間避過便是絕妙的出路。因此我一到晚間來便借口頭痛，受了煤氣的毒，要出去呼吸新鮮空氣。
我一出去，地點便是中華門前後的宮廷。夜夜都是皎潔的晴空，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照常是不可思議的高深。鑲嵌在那兒的新月一宵圓過一宵，星點逐漸地疏減了。廣漠的宮廷依然是太古以來人跡所不曾到的大湖。佇立在那兒，假使沒有那透徹全身的冰感，沒有那啼笑皆非的稚氣，盡可以比成為尼羅河畔的斯芬克司。
四 世間最難得者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剛好把飯吃完，我又準備著要向中華門附近去逃難的時候，大哥披著一件黑氈高領的大鬥篷突然回來了。
出乎意外地吃了一驚的，與其是我，寧是我的大哥。大哥離開了北京半年，一直不知道我曾經考上天津軍醫並逃到了北京來。他穿的依然還是和服，待他在寢室裏把行裝解了，我才詳細地把近況報告了他；他卻不以我的丟掉軍醫學校為然，這才使我出乎意外地大失所望了。
大哥要長我十四歲，在我未有記憶時已經進了學，榜名叫開文，最初取“五色成文”之意號叫成五。但他這號卻經過了兩次的奧伏赫變。第一次是在科舉停止的一年。在最後一次的秋闈不第，大哥考上了當時在成都新成立的東文學堂，學滿一年便要由省費送往日本留學。當時的國是，是維新變法，富國強兵，於是大哥的號便由成五變而為崇武。近年大約是因為年齡的關係罷，不知幾時崇武又變而為橙塢了。他由東文畢業之後在日本住了五六年，但學的並不是軍事而是法製經濟。盛清遜國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中了一個法科舉人，在司法部做過一向小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回川之後在省城的官班法政和紳班法政的兩個學堂裏擔任過教授。革命以後做過幾個月的四川軍政府的交通部長。後來交通改局，他便進了打箭爐。不久便以川邊經略使代表的名義駐紮北京。但他可以說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遊曆去了。
大哥在回四川的時候，我還是中學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學畢業後進法政學堂，將來可以作為他的幫手。但我違反了他的意旨。我說我厭惡學習法政，而且厭惡學習法政的人，在中學畢業後便進了成都的高等學堂。在當時維新變法的過渡期間，大家秉著“學優則仕”的古信條，學習法政，是成為了風尚的。辛亥革命以後因宦海中起了新陳代謝的宏波，於是法政風更成為了狂風。在民國元二年間，單以四川的成都一個省城而論，私立法政學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其中父子同學乃至祖孫同學的佳話都時有所聞，在當時大有“法政不死，大亂不止”的神氣。
大哥是寬宏大量的人，我比他雖然要小十四歲，但他從不曾嚴厲地責備過我一次。我在前雖然違抗了他的意旨拒絕學習法政，而且毫無忌憚地說厭惡學習法政的人，他也毫不介意。這次我由四川出來，中途把天津的軍醫學校拋棄了，在我的私心以為大哥是一定讚成我的，他一定會和我們的居停主人同鄉京官一樣，即使不說出口來，也要暗暗地讚許我的誌趣遠大。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滿不以為然。
——“學軍醫。既兼實用，又是官費，真是很難得的，你怎麽把它拋棄了呢？”
他的聲音並不嚴厲，態度也依然是和緩，但僅此已經是對於我的一個棒喝，我到這時候才知道我實在是太孟浪了。我毫無把握地幹出了這樣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來。但大哥在說了那幾句之後，也沒有再說什麽。
第二天他看見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鋪去，花了五十幾塊錢替我買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當然是三倍四倍地感覺著溫暖的。當天他在外麵訪問了好些舊友，晚上很遲地才回了寓，看他的態度是很不得意。
當然是沒有得意的可能。
大哥所代表的川邊經略使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後要進京麵陳方略，他的開路先鋒的兩排衛隊在九十月間已和我們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頭，經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個公電給四川的同鄉京官，把他的“土皇帝”的身份發揮得真是十足。那電文是“昌衡此次晉京，欲學秦庭七日之哭，所有同鄉親友，一概免見。”這樣一個電，把同鄉中的大小京官弄得眾口嘩然，沒有一個不罵聲“昌衡這小子猖狂”。同鄉京官中有施某和顧某在當時是炙手可熱的人，而為尹昌衡所殺的趙爾豐的哥哥趙爾巽又是袁世凱的“商山四皓”之一，於是乎土皇帝一晉京便被京皇帝軟禁了起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大哥的處境不用說是很困難的。
寢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炕之外，北窗下安著有一架楊妃椅，自從大哥回京以後，我的寢具便移在楊妃椅上去了。椅和炕之間相隔不過三尺，靠著東手的壁次有一個茶幾，上麵點著一盞洋油燈。
有一天晚上，大哥坐在炕上很沉悶，我坐在楊妃椅上也找不出話來說。大哥在沉默了好一會之後，他突然對我說：
——“我今天替你把學校的情形打聽了一下，年假中各處都不招生。聽說隻有法政學校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你又不願學。你的意思究竟怎樣呢？”
這些消息我本來早就打聽到了的。在我自己的意思，覺得除學法政而外，沒有什麽專長，早已打定主意要考法政。但在大哥麵前卻不好說出口來。
大哥看我沒有回話，他又接著說：
——“學法政也真是沒有著落，天下大亂實在是病在於學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學軍醫，怎樣呢？學校方麵沒法挽回嗎？”
——“假使早得兩個禮拜或者還有辦法，聽說已經掛了我的斥退牌。”我這樣說本是照著事實回答的，但好像把責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說出了下麵的話：
——“真的，我該早回來幾個禮拜。……照著目前的形勢看來，恐怕我們兄弟兩人在這兒的生活都很難維特。”
我真是想哭出來了。我一直憑著自己的稚氣在那兒衝動，全不曾顧念到“生活”這個嚴重的問題。經大哥這樣一說，就好像從夢裏醒來了的一樣，真是慚愧得無地自容。停了一會我決絕地說：“大哥，我決定回四川去。”
——“回四川去又做什麽呢？”
——“我想改行經商，留在家裏代替父親管理家務。”
大哥沒有置可否，停了一會隻說了一旬：“等到明年開春，看看情形再說罷。”
我沒有再說什麽了，隻是深自怨艾，把什麽夢想，什麽野心，什麽自負的念頭，都消掉了。有生以來象那時的那樣的失望是沒有經驗過的。
自從大哥回京之後，京官寓裏的客日漸加多了，尤其在禮拜日，每每有唱雙台的時候。因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客多半是國會議員。自從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凱實行“苦推打”，把國會解散了以後，那些國會議員無事可做，似乎是把訪問這件事作為了消磨時間的專業。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選出的議員來訪問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談了一番國政之後，聽說京官的兄弟老三住著法政學堂，便難兄難弟地稱讚起來。接著又說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著清華學校的中學部，將來是要留學美國的，真真是他們一縣的“空前絕後”的人材。大哥隔著布簾聽見，憫笑了一下，低聲地說：“空前有之，絕後則未也。”但我卻愈見地難過，覺得我這個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長爭氣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這個日期我是沒世不能忘的——大哥的一位朋友張次瑜，來訪問他來了。適逢京官有客，我們便退在寢室裏談話。
次瑜也是國會議員，他是大哥的東文同學，後來同留學東京，同在成都任教職，革命後曾任四川軍政府的財政部次長。他在成都時就是認得我的，一看見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大哥替我把我的情形告訴了他，最後是說到沒有出路，不知道該怎樣的好。
——“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學呢？能夠的時候我可以幫忙送去啦。”
國會被解散以後，所有舊國會議員每人是照原薪支給三個月，發遣回籍的。張領到了這三個月薪金，便決心往日本去遊曆，一方麵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麵可以觀望一下中國政局的推移。他在二十八號便要動身，特別走來向大哥辭行。
——“我也想到這層，”我的大哥回答他，“但你知道我目前是沒有收入的人。”
——“日本留學不還有官費嗎？考上了官費不是就不要你供給了嗎？”
——“官費是誠然有的，但隻剩下四校，是東京的一高、高師、高工，和千葉的醫專，但都很難考的。而且高師和高工是每年三月招考，一高和千葉是六月，連最小限度的一年半的學費我現在的力量都供給不起。”
——有得半年工夫怕可夠了罷？”張說，“我從前到日本是把我兄弟一道帶去的，起初是我自己一名官費由弟兄兩人合用。我們是九月去的，到第二年三月他考上了京都的醫專，便也補上了官費，僅僅費了七個月的工夫。年輕人比我們的腦力強，有得半年工夫怕可以夠了罷？”
大哥聽了這一番話，好象深深地受了感動，他回頭來問我：“怎麽樣呢，到日本？你假如有本領，能夠費半年工夫考上官費學校，半年的學費我是可以維持的。怎麽樣呢？有把握沒有呢？”
大哥問著我，但我實在回答不出來。日本我沒有去過，究竟半年工夫能不能考上官費學校，我自己實在不能保險。如果據我五哥的先例看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五哥由武備學堂畢業後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到日本後因不善軍事要改學科學，但住了兩年終竟沒有考上官費學校便回國來了。五哥費了兩年沒有成功，要限我半年，我怎麽能夠說得出一句有把握的話呢？
——“怎麽樣呢？有把握嗎？”大哥接著又問我，但他看見我遲疑著不能回答，最後是他放下了決心：“我看，你去罷，先去住半年來再看。半年之內能夠考上官費自然好，如不能夠，或許到那時我已經有了職務了。我就決定你去，沒有遊移。”
就這樣我的大哥便決定了讓我到日本去留學。今晚說好，明晚就得動身。當時大哥手裏沒有現錢，他隻有幾隻由打箭爐帶出來的金條子。他當晚同張次瑜講好，要把一隻金條給我，讓我拿到日本去換成錢。因為日本的金價要比中國貴些。沿途的車費和到日本後的短期間的費用，希望由張暫時墊借，到日本把金條換成錢之後。由我償還。次瑜不用說是完全答應了。我自己就好象突然由一十八層的地獄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頓時勃勃了起來。
次瑜的路線是決定由京奉鐵路經過朝鮮的，二十八號的晚上照著約定了的時間到北京東站去聚齊。我有大哥和京官弟兄送行。到了車站，停不一會次瑜也到了。東站是很宏敞的，因為買票和種種手續還要費些時間，和我十分惜別的京官兄弟老三，便把我拉著在宏大的站廠裏處處巡走。
——“你真好，”他很羨慕地說，“你有那樣好的一個大哥。我自己的大哥總是時常苛刻我，沒有把我當成兄弟看待。”
——“其實你的大哥也很關心你，不過性情稍微嚴格得一些。”我這樣安慰他。
——“那裏，他是恨我監視著他，不能夠自由罷了。”他依然是頗有偏見地作這樣的揣測。“你想去萬牲園，可惜我也沒有把你引去。那兒看門的兩位長人，恐怕你沒有看到的機會了。
——“真的，弄得不好，我怕是永遠不會回來的。……”
兩個人說著些無足輕重的話。在站廠上穿來穿去地走，穿走了一會，正打算回到待車室去的時候，我的大哥和京官兩人帶著很著急的神氣，迎頭跑來。
——“嗬，你們跑到啥地方去來？車快開了，趕快！”大哥喘著氣說。
——“一定是你老三作的怪！”京官在走著回頭路時，又責罵起他的兄弟來，“你真是不識世務！險些兒誤了別人的大事。”
其實時間並沒有那樣地迫促，上了車後，隔了十分鍾光景又才開動了起來。
臨別時大哥沒有說什麽話，我也沒有說什麽。我盡從車窗口上伸出頭去，看見他和京官弟兄的影子在昏暗的月台上隱沒了去。我在自己的心裏暗暗地發著誓：“我此去如於半年之內考不上官費學校，我要跳進東海裏去淹死，我沒有麵目再和大哥見麵。”
五 樂園外的蘋果
有一位舊時代的猶太人說過：“有錢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我現在卻可以說：“像我這樣的一個無產者，要想進‘王道樂土’，是難於一個鏽了的針要想穿進鋼板。”
然而我真是可以自豪，在二十幾年前初來日本時，竟偶爾取了陸上路線，得到了一個機會在火車上穿過了一次“王道”以前的“樂土”。
晚車離開了北京之後，在第二天清早便到了有名的山海關。那兒的形勢的確是很險要的，一邊臨海，一邊負山，高峻的城牆在萬山磅礴中婉蜒著，想到明末的那些名經略，熊廷弼、袁崇煥諸公何以一遇著索虜來攻便要退守此關的戰略，真真是良有以也的。然而在短兵徒搏的古代相當有過效用來的這個關口，在“王道”麵前老早是沒中用了，無邊的“樂土”正浩浩****地在渺渺茫茫。
出了山海關以後，在京奉鐵路沿線上的印象卻什麽也沒有。大約是在未成“樂土”以前的關外自周秦以來早就是受了漢化的，和關內並沒有什麽區分，因而便不能得到新的印象罷。隻是記得沿線的地麵都複著冰雪，沒有看見過一條河，當時頗為詫異。靠著同伴的張次瑜告訴我，北地的河川都是凍結了的。他還指著一位趕騾車的人正橫過著一處窪下的地麵，對我說：“那兒便是河。”我才忽然悟到從前讀過的地理書上連黃河在結了冰後都可以通車。
但車一到了奉天之後，便完全換了一個世界。
到奉天時是在晚間，次瑜真是好奇，他把中國客棧的接客先生們通同拒絕了，接了一張日本客棧的招帖。乘著有軌馬車到南滿車站的日本租界去。那車站前租界街道的宏闊——怕有北京正陽門大街的四倍——才盡量地睜開了我驚異的眼睛。
次瑜對我說：“這些地方正足以表現日本人的雄心，東京的最寬的街道怕也不過這兒的五分之一罷。”
旅館是三層樓的洋房，我們被領到的是三樓上的兩間房間，是麵著日本式的草席的。晚餐是日本式的菜，第一次才吃到日本人所喜歡吃的生魚片，覺得也還可口，連次瑜的一份都替他吃了。——生魚片這東西，中國留學生都不大高興吃。其實是傳到日本的中國習慣，廣東潮州一帶喜吃“魚生”，就是浙江的西湖裏麵也有一種菜叫“醋魚帶柄”，是以魚肉片生吃，以魚皮骨為羹的一舉兩得之菜。
吃了晚餐之後，次瑜叫館裏的一位日本孩子把我們引出去看看市麵，在冷颼颼的廣漠的街道上走了一會，不知道是那孩子的故意還是出於次瑜的請求，他一引便把我們引進了一家朝鮮堂子裏去。一進門去，看那堂子是呈著L字形，對麵和向左側彎轉進去的粉壁下是一沿土炕，炕下是生著火的，許多朝鮮姑娘打著赤足在那兒斜橫著。進門的左手角上是一間應接室，鄰接著和牆炕相對的是一帶的小房間，那些房間的用途是可以推想得出的。當我們一進去，炕上的姑娘們同時發出一片嬌聲，大舉地向我們蜂擁而來。我駭了一跳便隻好朝門外退。不一會次瑜和那孩子也退了出來，背後隻聽得一片嚴厲的嬌噪聲。大約是那些姑娘們生了氣，在發罵。
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鐵路的日本火車，一上車尤其使我吃了一驚。
我們的車票是二等聯絡票，由北京一直坐到東京。由北京出發時所坐的京奉線的二等車，和京漢線的三等是毫無差別的。車廂既舊，又汙穢，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車，就像真的進了樂園。座位是藍色的天鵝絨繃著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異常潔淨，而一車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車坐錯了，坐上了頭等，上了車後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車上寫的宇，依然是在腰間的一條藍帶上寫著白色的“二等”兩個字。
安奉鐵路最初是日俄戰爭時日本人所修的軍用輕便鐵路。戰後日人采取自由行動改修，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廷被迫才簽訂了一項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為限由中國贖還的條約。照約當於民國十二年滿期。但這些條約不用說是已經老早拉進茅坑裏去了。我經過那兒時，鐵路竣工後僅僅四五年，因此一切的設備都還是新的，和舊了的京奉鐵路比較起來，覺得中國實在是頹廢得不堪。鐵路沿線的地麵也是租借了給日本人，整理得秩序井然，用不著等到“九一八”，早已經不是中國的土地了。
由奉天出發後整整費了一天工夫到達安東，在那兒因為是“國境”，所有一切的行李都要經過稅關檢驗。在安東換了車，車上大都是回國去過年的日本人，帶著家眷的很不少。車上的座位和安奉路的左右兩側橫列相對者不同，是一側橫列相對，另一側僅有一條座位沿列在窗下。我們把橫列相對的座位占領了兩個。有一位三十來往的日本人帶領著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很年青的夫人，在靠近我們的對側找到了一個單邊的位子。男的用我所不懂的日本話在和同車的日本人打招呼。次瑜憤恨地附耳對我說：
——“這家夥可惡，他在罵我們，說有討厭的支那人同車，請別的日本人照應他的老婆。”
原來那日本男子是來送行的，回國的隻是他那年青的夫人。
但我聽見次瑜的翻譯卻沒有憤恨到他所憤恨的那樣程度。因為我那天整天都沒有吃飯，肚子真是餓得沒法。
次瑜本是做過大官的人，在火車上的餐事是要上食堂車的，上食堂車時是一個人去，留我看守行李。在京奉路沿線時，因為我身上還帶有幾個中國錢，我可以胡亂地在車站上買點雜食來吃。但一轉乘安奉路，車站上賣小食的便都是日本人而且要用日本錢了。次瑜照例是叫我看守著行李，自己去上食堂。吃了之後他也叫我去吃，但他似乎忘記了我不懂日本話，而且也沒有日本錢。我看他沒有把日本錢給我的動作，又有些膽怯不敢一個人去上食堂，因此我隻好推說不餓。其實餓了一天，委實是有點難於忍耐的。
那位日本人把夫人寄托了之後，等車快開時各自下車去了。我把他的夫人看了一下，委實有點姿首。一個瓜子臉，睫毛很長，眼仁很黑，隻嫌粉塗得太厚了。穿著和同車的家庭婦人們也大有不同，大約是當時日本的摩登姑娘罷。車一開後，她的存在便成為了全車日本人的目標。男的以一種難於形容的眼光看她，時時彼此耳語，女的眼光大抵出於嫉妒。那女人用的東西，樣樣都比較精致。她的丈夫所拜托過的那位男子是坐在我們的鄰席，滿嘴的絡腮胡，人很壯，有點像老熊。他對於她的態度，最令人刺目。因為他是背著她坐著的，他一掉過頭來看她時便無從掩飾。他的掉頭是很頻繁的。他又愛借故去溫存她，或者送些報紙去，或者送些蘋果去。但那瓜子臉卻不大理會，頗有點鄙屑他的神氣。
瓜子臉的座位是在我的左側，和我最相近，我每一側目不免要和她打個照麵。起初她的眼光還有點回避，我一掉頭過去，她要把視線埋下去，讓她的深深的睫毛在黑黑的眼仁前垂簾。但不三兩次之後，她那一對紫苑花不再掩閉了。她每愛把手篋打開，取出鏡麵來照，又愛拍拍粉撲。一切的舉動都有點故意矜示。
夜境漸漸深了，大家都在座位上麵打橫了起來。有些帶著家小的日本人更把皮篋之類的行李來砌在兩個對向著的座位之間，便敷成為一個臨時的寢床。一家大小都在上麵睡下。瓜子臉取出了一個氣枕來，吹脹後也在座位上打橫起來了。她的臉朝著我的一邊，在臉上蒙了一張大的白絹手巾，不時地揭開來看看。
朦朦朧朧地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天已經發亮了。火車一大清早便到了朝鮮的舊京漢城。令人驚異的是漢城的人家有一大半是茅屋。原來朝鮮的舊製要有官職的人才能差瓦屋，不然便盡管富裕都隻得用茅屋。這不用說是後來才得到了的知識。
到了吃早飯的時候了，食堂車的仆歐拿著菜單來散，車裏的日本人便都絡續走進食堂車去了。瓜子臉的丈夫所拜托過的一位日本人走去邀瓜子臉同去，但她沒有同他們一道。同伴的次瑜照例又是叫我看守行李，自己去上食堂車。於是一個車廂裏麵便僅僅剩著我和瓜子臉兩人。我看她幾次很有意思要向我說話，但看我不肯先發（她當然不知道我是不懂日本話的），便忍耐著了。她等大家都走了好一會之後，又才向食堂車走去，走到快出車門時特別回顧了一下，意思大約是邀我也去罷，她當然也不知道我的身上是一個日本錢也沒有。次瑜吃了轉來，他叫我去，但他依然沒有把錢給我，我也就照舊推說“不餓”。他說：“你真怪，一天一夜不吃飯都不餓。”我的天，我何嚐怪起來呢！日本人吃了飯的都轉來了，瓜子臉轉來的特別遲，轉來時給我的一瞥中似乎也在說：“你真怪。”
車中是有暖汽的，因為天晴，便感覺著有充分的暖意。在將近中午時分，我便率性把狐皮袍子脫了，僅穿著一件湖色的單綢衫。兩朵紫苑花向我開得愈見鮮明了。但那有意識的花是全車中人的目標，花的意識是容易被人蹤跡的，惹得把視線的一半，分到了我身上來。視線的絲網在全車中織就了不整的六邊形。她自己似乎也覺察到了，率性在座位上打橫起去，但和晚間所睡的位置掉換了，頭睡在腳的舊位上，麵孔向著壁，那樣便和我隔離了。但奇異的是取了一麵鏡子來憑在麵前的天鵝絨上。那到底是什麽意思呢？是要對著鏡子賞識自己的可愛的麵龐，還是取著那樣的體勢，好毫無顧忌地偷看別的什麽呢？想起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來，但可惜，羅美沃的肚子正餓得發慌。
大約她也覺察到我是不懂日本話的（因為凡是茶房來辦交涉都是次瑜和他打話），又到了吃中飯的時候了，早飯時的一幕又重演了。大家都進了食堂車，車中又隻剩下她和我。她整飭了一下妝飾，也要進食堂去了，卻從枕邊取了一個蘋果來，含著微笑地遞給我。那蘋果，我知道她是在早餐時，由食堂裏拿來的。我隻好接著，用英文說了一聲：“Thank you！”她笑著，放快腳步地走了。這次卻沒有回過頭來。
蘋果，紅得放著光輝，香得激湧著我的涎泉。我趁著沒有人，便把這自亞當以來所被人愛好著的愛的贈品送到最前線上，和我身內猖獗了一天有半的饑餓作戰。啊，奇怪！蘋果是那樣的清甜而脆爽！本來我們四川也是有蘋果的，但隻可供看，不可供吃，吃時就和嚼木屑一樣，毫無風味。有一種可吃的，而且是孩子們所愛吃的，叫林檎，又叫“花紅”，但那比普通的蘋果要小七八成。蘋果而有花紅之味的，我自有生以來才嚐到第一次。真真是名實相符的“智慧之果”了。
次瑜吃了飯轉來了，他又叫我去吃，我依然是說不餓。但我把蘋果的一件事告訴了他，他含著微笑向我說：
——“你們在那兒眉來眼去，我早就曉得了。但你替我們報了仇，昨晚她的丈夫臨走時說了我們的壞話，今天她老婆卻把你當著潘安。”
——“我並沒有潘安那樣的美貌。”
——“其實也不弱的，潘安究竟是怎樣我們也不知道啦。”
次瑜和開起玩笑來，但我的心裏卻隱隱地在恨他：你既有這樣的俏皮之才，為甚揣想不出我肚皮的饑餓，不肯先把幾個錢給我呢？
在午後又有些日本客上車，把車位占滿了。茶房來整理座位，把我的座位空出來給了一位日本人，把我引到在門次堆滿著許多行李的座位上的一隅。原來日本的頭二等車，每個車廂都有茶房的，有級驗的乘客，一上車便要把三五塊錢的外水給他們，他們便招呼得很周到。我不用說是沒有經驗的，而且又是中國人，自然就不免要小小地受他們的欺負。但苦了的不是我，似乎是那位瓜子臉。因為我被移徙動後的座位和化妝室相近，她一個下午便向化妝室往返了三四次。
肚子實在是餓得沒法，我很想到晚餐時破一個臉，向次瑜要錢。但誰知等到天黑卻沒人去用晚餐。後來才知道，到了釜山後在聯絡船上是有餐事的，船上的餐事照例不另取錢，故而車上沒有設備。
到了釜山，天已經黑了。瓜子臉先下了車，在擦身過時她那兩朵紫苑花分外明媚地看了我一下。我看取了那兒的無言的寒暄，是說：“我們在船上再見。”然而，惆悵！她那裏知道我們是要在釜山逗留一時的呢？
釜山的中國領事柯榮階是我們四川人，也是大哥和次瑜的東文同學。我們是要落在他那兒過年的。那晚剛好是新曆的除夕。
蘋果滋味雖然還是很鮮，但“樂園”是已經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