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十年（1918—1923）

發端

創造社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遭了封閉以來，已經滿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它自成立以來的經過追記出來，我也有那樣的心事，但總遷延著，一直遷延了三年。我現在終於下了決心，要費點工夫來記錄出我所知道的創造社，或者更適切地說，是以創造社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間的生活。遷延了三年，使我終於下了決心的，說也奇怪，卻要感謝我們的魯迅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號，一位日本朋友K君到我寓裏來，談到中國的文藝，談到魯迅先生。

他問我：“魯迅是怎樣的立場？”

我說：“魯迅是一位用寫實手法的作家，在前頗帶著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近年聽說是轉換到左翼來了。”

——“是的，”那朋友說，“我們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是稱魯迅為左翼之雄的。”

K的說話顯然含有一種諷刺，但我們也沒有作怎樣的深談，因為我對於魯迅先生的舊作既少研究，他的方向轉換以後的新作我也還未曾看見。

在臨走的時候，那位朋友拿出了一本黃油紙封麵的雜誌來，遞給我，我看時有似篆非篆的“古東多卐”的四個紅字。旁邊還有一行鉛印標識：

佐藤春夫編輯《古東多萬》第二號

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這“昭和六年”是民國二十年，西曆一九三一年，更簡切地說一句，就是去年。照那標識看來，自然是雜誌了。

K把目錄揭開，指示著《上海文藝之一瞥》下署著魯迅的給我看，他說：“這篇文章很有趣，請你留著讀一讀。”

我多謝了他，問他：“古東多萬是什麽意思？”

他說：“這書的封麵背後便有解釋。”

翻開封麵背後來看，是從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來的一段解說，原來“古東多萬”的發音是kotodama，寫成漢字是“言靈”；照那解說直譯出來是：

“我國之言語之自由的變化，具有一種靈妙的作用之謂。國語之妙用。”

再翻到書後的“編輯餘談”，才知道這“古東多萬”用的是“萬葉假名”——日本的一部歌集用漢字作為日本字母寫成的——竟連日本人都不懂，屢屢質問，問得編輯先生“不耐煩而且冒火”，所以在封麵背後才引用了那段字典。

我看了著實暗地感歎了一下，我對K說：“要懂得一種外國文字，像在這些地方真很困難啦。老實說，我起初看見封麵時，我以為你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廣告。”

——“哈哈，我起初卻把它當成了法西斯諦的機關報呢。”

——“怎的？”

——“有個卍字啦，德國的法西斯諦希屈拉派打的是這個商標。”

彼此笑了一會，K才告辭走了。我便把魯迅先生的文章翻了出來，原來是魯迅的講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譯記的。據那譯記者“九月十七號在上海”寫的短序上說：

“《上海文藝之一瞥》是最近在當地某處，魯迅秘密的講演。那講演的大要在當地的周刊《文藝新聞》上連載了。然而《文藝新聞》在其立場上，顧慮到官方，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刪削。但是魯迅又根據那連載於《新聞》的筆記，更把敘述弄得懇切周到，更適切地把辛辣的罵倒直言出來，改寫了這篇《上海文藝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寫了的原稿向仆講說了的譯錄。”

我看到了有“秘密”、有“顧慮到官方”的字樣，已經就虔敬起來了。我預想到我們的戰士一定展開了一篇左翼理論，對於上海的禦用文學民族主義派一定加了些“辛辣的罵倒”。我如饑似渴地把那二十幾頁的長文，一口氣讀下去。看他的確是罵了好些人，罵了鴛鴦蝴蝶派，罵了創造社，甚且對於左翼運動也沒有忘記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讀到尾上才看見了這樣的幾句：

以上所說之外還有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許久以前便盛行著的武俠小說之類，應該詳細解剖，可奈已經沒有時間，等到將來有機會時再講。

就好像讀舊式的章回體小說，讀到起勁處，卻被“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手法欺騙了的一樣，我的一口氣軟了下來。我鼓著勁要跳過一條三尺寬的溝，鼓得一臉通紅，仍然跳不過去，立在溝的邊上。像這樣的講演我不知道有什麽“秘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什麽地方要“顧慮到官方”。在《文藝新聞》上所發表過的內容，我不曾見到。魯迅先生所“改寫”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還沒有發表出來。我現在暫以一個準魯迅崇拜者的資格，把日譯文中罵到創造社的地方要忠實地——我特別在這“忠實地”旁加上注意點——重譯成中文。前後的文脈自然要稍稍照顧到，但我不好便把全部都整譯出來：因為魯迅先生的改寫稿一定有發表的機會，即使沒有，將來也一定有魯迅先生忠實的——又來加上注意點——崇拜者來重譯全文，我不好把這一筆稿費從別人手裏搶來。

講演的開頭是說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鴛鴦蝴蝶派。這鴛鴦蝴蝶派“因《新青年》的流行才漸受打擊”，“那時有易卜生的腳本之介紹，有胡適之先生的《終身大事》那樣取著俊俏的形式之婚姻問題劇出現”，以下便論到創造社來了。

此後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出現。創造社尊重天才，是藝術至上派，專重自我，崇創作，恨翻譯，尤憎恨重譯，與同時在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其出陣最初之廣告上，言有壟斷文壇者，即指文學研究會也。

在創造社的頭上加上了一頂瓜皮小帽，輕輕地便把創造社的一群窮小子化成了鴛鴦蝴蝶。我們魯迅先生的確不愧是紹興人，他的一枝筆實在有點刀的風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於“藝術至上派”，魯迅先生似乎是學貫中西，大約王爾德、波特萊爾一類的人物，又是歐洲的鴛鴦蝴蝶派罷？是的，“創造社尊重天才，專重自我，崇創作”，這倒不是什麽罪惡。無論在怎樣的社會裏天才是不能否認的，不同的隻是天才的解釋罷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不是絕大的天才嗎？我們魯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學上的天才嗎？特別是“辛辣的罵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崇創作”這一點上，創造社的那些窮小子似乎也還沒有我們的大天才魯迅先生的那麽“專”，不信，你請去嚐試一下罷。隻要你有膽量敢把“先生”兩個字誤排成“老生”，或者對於《呐喊》沒有搖旗呐喊一下，你看他先生會是怎樣地慷慨，他至少會恭維你是“才子”的。“恨翻譯”？“尤憎恨重譯”？我自己似乎也是創造社裏麵的一個人，我自己便“翻譯”過不少的東西，並也“重譯”過不少的東西啦！是的，那些東西怕沒有值得我們魯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過不負責任的翻譯和重譯，似乎是在可“恨”、可“憎恨”之例，創造社也幹過些受指摘的事情，魯迅先生大約就是根據的這些罷？這好象是在說“你恨酸敗了的麵包，便是恨麵包”。吾無以名之，名之日“阿Q式的邏輯”。至於廣告的一件，那是要請達夫先生負責的，說詳本文。

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反對，主張為人生之藝術，一麵創作，一麵重視重譯，並注意介紹了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因為彼等小國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文宇，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得不靠著重譯。而且文學研究會聲援了《新青年》，遂為新敵與舊敵所夾，受了三方麵的攻擊。一方麵是創造社，他們既尊重天才的藝術，以主張人生流之藝術的文學研究會為埋頭於閑事，為“俗”（此字原譯文有引用符，不知魯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創造社員的話），且為無能，所以一發現了一個誤譯，有時便要大賣氣力地寫一篇很長很長的專論。

第二方麵說的是吳宓所代表的學衡一派，第三方麵是所謂鴛鴦蝴蝶派。在這兒魯迅先生又不費氣力地把創造社來和學衡派、鴛鴦蝴蝶派歸為一類，而使文學研究會繼承著《新青年》和胡適之《終身大事》的正統。似乎創造社之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新敵，是因為該研究會聲援了《新青年》。是的，隻有文學研究會才是文學的正統，是最革命的團體。我可以奉命擁護，高呼幾聲口號：

革命的文學研究會萬歲！

文學的正統萬歲！

文壇總司令魯迅先生萬歲！

還有一個“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也該得高呼萬歲。我們貴大民國的貴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壓迫民族”了。我們貴被壓迫民族的貴民族主義的文學呢？在這兒很遺憾，魯迅先生沾染了點子章回體小說的派頭，要等到“下回分解”。於是乎讓這一“萬歲”也就不好明目張膽地叫出，我們須得學學乖，“顧慮到官方”啦。打個折扣，叫它個半聲罷。

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文學卍！

在這兒要加上一個注解。這個屁股上的卍字，就和《古東多萬》屁股上的那個字一樣，是當作“萬”字在使用。“萬歲”的一半自然就是卍，但有聰明的讀者要把它連想到法西斯，那也是他的自由。

是的，創造社那一批“反動派”——這個罪狀倒不自今日始，據魯迅先生的“一瞥”看來，從與文學研究會反對以來便已經是反動的了。是的，創造社那一批“反動派”真正是罪該萬死！公然敢反對“聲援《新青年》”、“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文學研究會，要指摘他們的誤譯，真正是罪該萬萬死！哼，你們不知道像“雅典主義”一類的翻譯，不正是中華民國的國寶嗎？你們不知道那些名譯，縱不“百世”也會“萬年”的嗎？我魯迅先生正告你們：文學研究會者人生之人生也，藝術之藝術也，如此之如此也，這般之這般也；“俗”雲何有？豈是“無能”？“無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錯誤”之僅僅“一個”便足使汝輩之“專論”做出很長很長“一篇”，誰能誰不能乎哉？——好了，我盡力摹仿我們先生的筆調似乎有點不類，然而不類者類也，好像通，又好像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邏輯”。

創造社的這番起事，在表麵上看來是勝利了。多數的作品既投合於當時的自稱才子輩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幫助，勢子遂盛，勢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務印書館，也就把創造社的譯著來出版了。——這是說的郭沫若、張資平兩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來，據我所記得的，創造社便再沒有把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之誤譯來審查，來寫專論了。在這樣的地方，不好說得，豈不就是才子加珂羅茨基式乎？（日本文的珂羅茨基Gorotsuki譯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費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輩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們魯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樣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靈的推想和記憶，便把一群人的罪狀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來，這是何等折獄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這兒也隱隱泄漏了一點天機。他在上麵罵創造社攻擊文學研究會的誤譯，在這兒把文學研究會的五個字寫成了商務印書館。哦，原來文學研究會就是等於商務印書館！文學研究會的一些“正人君子”（這是魯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為是和“才子痞棍”相對），特別是袒護文學研究會的我們魯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沒有受過“大書店”的買賄的！（至於說到我和商務印書館發生買賣關係的詳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與創造社無涉，我在本書中要提供一些事實出來，在這兒暫不贅述。）

卻說，因為新上海到底不是舊上海之故，創造社員在凱歌聲裏終自覺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書店寫商品，雖是種種的努力，然從老板一方麵看來，就和眼鏡鋪的show-window（門麵玻璃窗）中裝飾著的紙紮人物之活落活落的眼睛一樣，不外是以廣招徠的廣告而已。

這一段把創造社員敘得又如此有自覺。因為就是到現在也還有不少的人在替書店老板寫商品，在show-window中做著廣告人物，而自己卻在揚揚得意的！

於是乎才希圖獨立出版，書店老板便把他們向裁判所告發了。

這一句話卻要算是天外的奇文！這兒所說的“書店老板”自然是指泰東書局的趙南公。幸好趙南公還沒有死，創造社的幾個人也都還活著，創造社設出版部時，原來趙南公是提起過訴訟的嗎？老實說，我對於我們魯迅先生這位偉大的“正人君子”的腦神經不免有點懷疑。魯迅先生或許不會是有意的捏誣，因為受書店老板告發，倒也並不是什麽不名譽的事。我想，怕是腦中的記憶有點絞線，在這兒把新青年社和創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群益書局獨立時，書局老板提起過訴訟，這是人眾皆知的事。

後來終竟獨立了，一切的書籍大加改訂，改印刷，新開起店子來，然而舊老板方麵也永遠地用著舊板，一味的印刷，販賣，年年鬧著什麽“紀念大廉賣”。

這幾行倒很近於事實，什麽“紀念大廉賣”——這是九州萬國幾百商行所慣用的騙錢調門，自然不限於上海，不限於上海的書業，不限於泰東；然而這種極普遍、極陳套的現象，落到我們大小說家魯迅先生的手裏是怎樣地“著手成春”了！因為這個現象一局限到這兒來，便是說：創造社的作品屁錢不值！

在作為商品上雖是怎麽也忍耐不過，然而獨立了也沒有如意地賺出錢來，創造社的人們之走頭自然是朝比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廣東跑去了。於是乎便有“革命文學”這個東西出現。然而怎樣的作品也沒有。在上海呢，連那樣“革命文學”的名字都還沒有出來。

這段的首兩句，我是很忠實地翻譯出來的，然而意思還是摸不準確，不知道魯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樣。不過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創造社的幾個“流氓痞棍”想賺錢沒賺成，又才跑去革命。所謂“革命文學”也就是那幾個“流痞”所想出的騙錢的幌子。我們這位“左翼之雄”的魯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釋真可以算得是超馬克思主義的。但可惜那幾個“流痞”所鬧出的事實和先生的推論全不相符。創造社出版部的獨立是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流痞的一員成仿吾是以一九二五年六月去廣東，當的是廣州大學的理科教授。還有幾位流痞便是郭沫若、鬱達夫，和一位新入流後又拆了夥的王獨清，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從上海出發往廣東的：這“三一八”是一個紀念日，在這兒自然用不著我來做“宣傳大綱”。幾個流痞剛好在這個紀念日上動身，這個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腦裏。我記得那天在下雨，在黃浦灘碼頭上送我們上船的有一位樓建南。走的不隻我一個人，又還有送行的人做見證，可恨這個日期不好自由創作。就這樣，我們在這兒還是應該痛罵那幾位創造社的痞棍，為什麽那樣早便跑向廣東去了，沒有停一下造些事實出來和我們魯迅先生的“一瞥”相符，使得我們的“正人君子”又形同捏誣地自由創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譯文中說的是“一昨年”，大約是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文學”這個名稱才旺盛了起來，主張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地”回來的幾個創造社的元老和若幹新分子。革命文學之旺盛了起來，不消說是有它社會的背景，是因為一般的民眾和青年們中有了那樣的要求。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一般積極的青年都奔走於實際運動，在那時還沒有什麽顯著的革命文學，然而到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地鮮明了起來。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大地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群眾，活剩下的青年們又入了被壓迫的境遇。在這兒，革命文學才在上海成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之旺盛了起來，從表麵上看來是和別國不同，不是由於革命之高揚而盛，而是由於革命之挫折。其中雖也有幾位舊文人投了指揮刀又來幹筆墨的舊業，有若幹的青年由實際活動趕了出來不得不借此以謀生路，然而實際上具有社會的基礎，新分子中極堅實而正確的人多所存在。然而這時候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看來，是還沒有經過十分適切的計劃，錯了的地方怎麽也很多。（沫若案：最大的錯處就是罵了魯迅先生。）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的社會並沒有加以細密的分析，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夠運用的方法，便想機械地拿來運用。（這大約是責備那時的運動過激了的意思，在這兒正表示著魯迅的認識之極不正確。蘇維埃政權成立後的文藝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藝是隻有純粹的戰鬥。）第二，他們，特別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東西，以一種極左的凶惡的麵貌，簡直好像是隻要革命一到來，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鑣殺幹淨，使人對於革命隻是懷著恐怖。（這一節不知道是根據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恕區區淺學，指不出出處來。）其實革命決不是殺人的東西（阿彌陀佛），而是活人的東西（再來一個阿彌陀佛）。像這種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這句話原有引用符，未樣出處），而自行痛快的態度，這也不好怎麽說得，隻好說是中了才幹加流氓痞棍的毒。

這一段文章說得倒還風涼，不過先生的苦心我們是不好忽略看過的。便是一九二七年連到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學運動，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堅實而正確，隻是創造社的幾位舊人都是投機的家夥，而且帶著“極左的凶惡的麵貌”，反使革命生了障礙。就這樣，我們魯迅先生自始至終是要把創造社的幾個流痞打進阿鼻地獄裏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們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後他們還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學運動中沒有他們的份，在以後的革命文學運動中也沒有他們的份。我們魯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領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過，那是在這樣說：“中國的新文學中無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隻有我魯迅一個人的！”

是的，我們魯迅先生的確是天上地下最最偉大的一個創作家，他的小說是創作，他的批評是創作，他的講演也是創作。他在“一瞥”之間便替創造社創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曆史。（須要注意：“才子”者輕薄之謂也。）

魯迅的《一瞥》是很長的一瞥，在下文他還把近年來的左翼文學運動“瞥”了一下。在這次運動中最可慶幸的是我們魯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說得像煞有介事。不過他敘述創造社的地方就停止在這兒，以下我不便再多事征引了。創造社遭了封閉的一節，魯迅先生是絕口不提的，當然這在“正人君子”看來正是那痞棍集社的惡貫滿盈了。日本有一位“左翼作家”和暴力團的團長一樣的前田河廣一郎從前到過一次上海，因為創造社的人沒有歡迎他；待他回國之後聽說創造社遭了封閉，他便大大稱快，在他的機關報《文藝戰線》上做了一篇痛罵創造社的文章，說是中國的Ultra派（即魯迅先生所說的極左派）被中國社會清算了。我看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實在趕不上我們中國的“左翼之雄”，因為像那樣鼓睛暴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場來，何如閉著眼睛連不加以“一瞥”的高妙呢？一總之，我應該感謝魯迅先生，我讀了他那篇《一瞥》，才決心來寫這部《十年》。但我在這兒還要附帶著聲明一筆，我這《十年》倒並不是小說——記得國內另一位大小說家宣言過：我是沒有做小說家的資格的，因為我的筆太直，不曲，沒有像魯迅先生的那樣曲。是的，這層我自己是很承認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說，那我實在是不配做小說家。據說小說是“寒帶”，那嗎隻適宜於Eskimo那樣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謝不敏。

還有，我這《十年》也不好就說是曆史，因為自來的曆史其實就隻是小說，是由階級的立場或個人的私怨所寫出來的小說。像魯迅先生的那篇《一瞥》，那才是真正的曆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藝史。

後代的文藝史家一定要從那兒取材的。所以我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說它是曆史。

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呢？——說本色些，就說它是一個珂羅茨基的自敘傳之一部分罷。

一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由日本的第六高等學校畢了業，升入了九州帝國大學，由岡山轉到福岡。

福岡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島的中心都市，在島的北端，沿著博多灣海岸。市街是由兩個舊市合並而成，西段是福岡，東段是博多。大學的醫學部在博多市外，背麵就是博多灣。這博多灣在曆史上是有名的地點，它是六百五十年前元世祖的大將範文虎征伐日本時，遇著大風全軍覆沒了的地方。（日本史家稱為“弘安之役”，當西曆一二八一年。）當時的遺跡在那沿海一帶還是不少，有所謂“元寇防壘”、“元寇斷首台”、“元寇紀念館”。紀念館中搜存著元軍所遺留下的兵器及服用器具之類。

市東盡頭處有一帶大鬆原，沿著海灣就和圍牆一樣，怕有五六裏遠。日本人稱為“千代鬆原”，在古書上又稱為“十裏鬆原”。這“十裏”怕是中國人替它取的名字，因為日本的裏數一裏是要當中國七裏。在鬆原中，離大學後門不遠處，有一座大神社，叫箱崎神社，供的是日本人的守護神八播大明神。那種神社在日本國內隨處都有，從前騷擾中國海邊的倭寇，中國的古書上記載著他們在船上打著“八旙大明神”的旗幟。今年的上海事件，把閘北化成了一片焦土的日本兵也打著“八旙大明神”的旗子，日本的報上還拍了一些照片下來，這是他們自己意識著就是倭寇，同時也就可以看到日本人信仰八旙神的程度了。

日本的神社是有等級的，就像官有官階，學有學級。那箱崎神社是所謂“官幣大社”，用學製來譬比，就是所謂“國立大學”。神社麵著海，但由社門走向海岸，相隔還有五六百步路光景，一直成為一條甬道，兩邊是鬆林，道旁對立著無數石燈。

到了福岡之後，我住在離大學後門不遠的一家性質與“當鋪”相當、但規模較小的“質屋”裏麵。時候是八月下旬，學校還沒有開課。有一天中午，我很早吃了午飯，為逃避午後所易起的慵倦和睡意，我跑出寓所來，在鬆林裏麵散步。正走到箱崎神社前的甬道上，無心之間我遇著由海岸上走來的張資平。

——“哦，你怎的到這兒來了？”

——“哦，你也怎的到這兒來了？”

差不多是同時叫出的兩人的聲音。

張資平本是一高預科時的同學。那時候的日本的高等學校是分成三部的，第一部是文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醫科。一高裏麵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預科也就照樣分成三部，但是學醫的人少，又加以和文科的性質相近，一、三兩部合班講授。如像物理、化學、博物一類的功課，因為講堂大，便是一、二、三三部合班講授。資平學的是理科，我學的是醫科。因為不同班，彼此雖沒有什麽往來，但也同了一年的學，差不多天天都在見麵的。一年的預科畢業，我被分配到岡山的六高，他也分派到別的地方去了，彼此便足足分別了三年。

——“我是來進這兒的醫科的，你是進這兒的工科嗎？”

——“那裏！我們還沒有畢業呢。”老張的梅縣的廣東官話說得分外激越。

——“怎麽還沒有畢業？”

——“我們五高的校長很頑固，他說我們是因為排日回國的，他不準我們補考。我們說別的高等學校都補了考，為什麽我們又不可以補考？他說：‘你們又要愛國，又要誑文憑，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他這樣說我才記起了他是被分配到熊本五高的。熊本也是九州島上的一個都市，離福岡隻有半天工夫的火車。他因為學校還沒有開課，便一個人到福岡來洗海水澡來了。

原來在那一九一八年的五月，日本留學界為反對“衝日軍事協約”，曾經鬧過一次很劇烈的全體罷課的風潮。在那次風潮中還有一個副產物，便是有一部分極熱心愛國的人組織了一個誅漢奸會。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認為漢奸，先給他們一個警告，叫他們立地離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對待。這個運動在當時異常猛烈，住在東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離了婚的很不少。不幸我那時候和安那已經同居了一年有半，我們的第一個兒子和夫產後已經五個月了。更不幸我生來本沒有做英雄的資格，沒有吳起那樣殺妻求將的本領，我不消說也就被歸在“漢奸”之列了。但好在我是住在鄉間，“武力”的滋味我倒還沒有領略過。

全體罷課支持了有兩個禮拜的光景，所反對的協約並沒有因而取消，於是乎便又產生了全體回國的決議。這一決議下來，凡是有錢在手裏的人回了國的也就不少，不幸像我這樣的“漢奸”每月所領的三十二圓的官費是要養三個人口的，平時所過的早就是捉襟見肘的生活，更那有什麽餘錢來做歸國的路費呢？沒有錢便失掉了“愛國”的資格，“漢奸”的徽號頂在頭上，就好像鐵鑄成的秦檜一樣。我這人的淚腺似乎很發達，自來是多眼淚的人，當年我受著這樣的懊惱，在無人的地方真不知道流過多少的眼淚。但說到回國上來，我也是有經驗的人。我初來日本的第二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逼著中國承認，我在那年五月七日的一天跟著幾位同學也曾回過上海一次。那時我還做過這樣的一首律詩：

哀的美頓書已西，衝冠有怒與天齊。

問誰牧馬侵長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夢，當頭一棒破癡迷。

男兒投筆尋常事，歸作沙場一片泥。

但是，慨當以慷地回了國的“男兒”在上海的客棧裏待了三天，連客棧附近的街道都還沒有辨別清楚，又跟著一些同學跑回日本。誰料隔不到兩年我又變成了“漢奸”呢？

——“回國後到底得到了什麽結果？”

——“那有什麽結果？跑北京的代表們聽說是段祺瑞親自接見過一次，嘉獎了他們，要他們回到日本安心求學，說政府是決不做有損國體的事的。這一部分的代表有的早回來了，有的留在北京在運動做官。又有一部分南下到了上海，和派到上海的代表們合在一道，現在在辦者《救國日報》。空空洞洞地隻是一些感情文章。我看他們通是一些政客！”

——“真正愛國的人怕也很不少罷？”

——“受犧牲的倒很不少，特別是一些年紀較小的朋友，他們很熱心，四處去賣報，去宣傳。但那樣的生活能夠支持好久呢？能有多大的影響呢？要救國怕還是要有點實際的學問才行罷。”

老張很雄辯，大約也是因為落了一年第，所以特別地憤懣。我自己是有過一番經驗的人，自己的愛國心覺得也並不比誰落後。

——“假使中國的政府真正能夠同那一國開戰，跑回去當兵倒還有些意思。不然隻是空跑啦。”我對他這樣說。

兩個人在那甬道旁邊的一座石燈下談了好一會，老張問我吃了午飯沒有，他說他要回寓去用飯。我也就跟著他到了他的寓所。他原來就落宿在鄰近村落裏的一家新修的下宿屋裏麵。他是住在樓上的。六鋪的草席上連矮桌也沒有，隻有一個藤手篋，手篋旁邊散亂著幾本書。我順手拿了一本來看，是當時以**書馳名的《留東外史》。

——“你怎麽在看這樣的書？”

——“怎麽，不好嗎？我覺得那寫實手腕很不壞啦。”

我沒有再說什麽，看了一下書的內容是舊式的章回體，我又把書給他放還原處去了。

等資平吃了中飯，兩個人又走到海邊上來。

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麵，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濱的地方，展開了一片銀白的沙原。臨海處西側有水族館和築港事務所；東側有一座旅館，是城堡般的西式建築，名叫抱洋閣。自歐戰開始以來，西歐的資本家因受戰事的影響一時遭了挫折，日本的資本主義便乘著這個機會勃發了起來。那時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財政上采取積極政策的政友會的原敬內閣，對於產業熱特別加以煽揚，於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種各樣的小規模的工廠。它們的最大銷路不消說就是我們偉大的貴中華民國。中國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Narikin）——暴發戶來。那些暴發戶一有了錢，痛頭的便是怎樣來把錢消費。依著經濟上的鐵則，他們自然要向著規模較大的再生產的方麵去灌注，而同時是向著享樂一方麵去揮霍，物價便如象受著魔術的呼遣一樣，暴漲了起來。在這“成金風”吹煽著的時候，日本的企業家自然是遇著了名實相符的黃金時代，一切的無產階級和中小商人倒也還沒有夢想到失業和破產的危險。在這時候最受著打擊的是沒有營業本領的中產人家和沒有勞力出賣的知識階級。日本的官公吏和教職員等增加了薪水的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官費留學生，高等學校級的每月由三十二圓增加成四十三圓，大學級的由四十八圓增加成七十二圓的，也正在這個時候。抱洋閣和築港事務所對峙著的箱崎海岸，就是那時候的“成金風”的標識了。

博多灣中有築港工事在進行著，是商辦的有限公司，打算把博多灣浚深起來成為海港，好推進福岡附近的石炭產業，以奪取長崎港的地位。博多灣的外貌很是像一個大湖。在東北角上有一個細長的土股名叫海中道，一直伸向海中，就像縮小了的意大利半島一樣，把外海的玄界灘和內部的博多灣隔斷了。博多灣真是風平浪靜的，比太湖的湖水還要平穩。

——“令人有點不相信啦，元軍的幾百艘戰艦，在一夜之間通統沉沒在這裏了。”

——“那是遇著‘二百十日’的大風啦，那樣的大風一來，聽說是排山倒海的。這個時期不久就要到了。‘二百十日’你懂麽？是從春分起算到第二百零十天，正是夏秋之交，北半球的空氣寒冷了起來，和南太平洋上在夏天曬得灼熱的空氣生出猛烈的對流，便激起那股大風。”

資平到底不愧是學理科而且打算學地質學的人，他這樣啟蒙地對我說。

抱洋閣前麵停著好幾部汽車，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為“成金”的人，帶著“藝伎”在那兒進出。有時也挾著些戴四角帽的大學生在裏麵。聽說那裏麵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還有好些娛樂的設備，如像台球之類。時而從樓上的窗口中，於男女的笑聲之外，響出撞球的聲音。

兩個人在濱海的一座石造燈台旁邊把衣服脫了，便向海裏走去。海水是滿潮的時候，但是那博多灣真是“遠淺”，在水中走了很遠很遠，依然還可以踏著海底。一隻浚海機在將近灣心的地方刮拉刮拉地運轉著。運轉機械的動力用的是煤油，待我們在海裏鳧了一會之後，想來是風頭轉換了，本來是很清潔的海水，一海麵都浮起了煤油，在陽光中反映著種種的虹彩。糟糕！糟糕！兩個人匆匆忙忙地又趕快朝岸上逃跑。眼望著抱洋閣上臨海的大樓，一些尋樂的男女，坐在樓頭暢飲啤酒。

上了岸，把衣服穿好了，向右手鬆原角上停放著兩尊大炮的地方走去。炮是日俄戰爭時的捕獲品，是塗著紅油漆的。這種廢物，日本國內無論神祠、佛寺、學校、官衙，大抵都有陳列，一方麵以誇耀他們的武功，同時並喚起國民的軍國主義的觀感。

在兩尊大炮附近的鬆樹腳根上坐著，納了一會涼，又談了一些東西南北的事。但在這時有一番話使我永遠留在記憶裏的了。

我是三年沒有回國的人。又住在鄉下，國內的新聞雜誌少有機會看見，而且也可以說是不屑於看的。那時候我最不高興的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報》，那是中國有數的兩大雜誌。但那裏麵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談，便是連篇累牘的翻譯，而且是不值一讀的翻譯。小說也是一樣，就偶爾有些創作，也不外是舊式的所謂才子佳人派的章回體。報章的亂七八糟，就在今天也還沒有脫出舊態，那可以不用說了。隔了三年的國內文化情形，聽資平談起來，也還是在不斷地歎氣。

——“中國真沒有一部可讀的雜誌。”

——“《新青年》怎樣呢？”

——“還差強人意，但都是一些啟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點和字數比較起來還要多。”

——“丙辰學社出的《學藝》雜誌名譽還好嗎？”

——“那和《新青年》比較起來又太專門，太複雜了。陳啟修的政治論文被蔡元培看中了，聘去做了北大的教授，他便不再做文章了。許崇清的哲學論文，和蔡元培大打其官司，老陳從北京寫信到上海，叫社裏的人不要再做反對蔡老頭子的文章，大家都很不滿意。我看中國現在所缺乏的是一種淺近的科學雜誌和純粹的文學雜誌啦。中國人的雜誌是不分性質，烏涅白糟地什麽都雜在一起。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純粹的科學雜誌和純粹的文藝雜誌是找不到的。”

——“社會上已經有了那樣的要求嗎？”

——“光景是有。像我們住在國外的人不滿意的一樣，住在國內的學生也很不滿意。你看《新青年》那樣淺薄的雜誌，不已經很受歡迎的嗎？”

——“其實我早就在這樣想，我們找幾個人來出一種純粹的文學雜誌，采取同人雜誌的形式，專門收集文學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話。科學雜誌，我是主張愈專門愈好的，科學雜誌應該專門發表新的研究論文，像淺近的科學，我想各級學校有各級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不已經夠了嗎？似乎用不著辦雜誌。像《學藝》裏麵所收的科學論文，專門翻譯講義的鈔本，我最不讚成。”

——“出文學雜誌很好，但你那裏去找人？”

——“據我所知道的，我們預科同班就有一位鬱達夫……”

——“哦，不錯，不錯，老鬱是會做詩的。聽說他常常做舊詩到《神州日報》上去發表。聽說他也在做小說呢。”

——“對，我想他可以來一個。我還知道一位我們在岡山同過學的成仿吾。他去年進了東大的造兵科，恐怕他今年也回了國。他也是很有文學趣味的。他的英文很好，他似乎也可以來一個。你可還認得些什麽文學上的朋友嗎？”

——“我可沒有的。比我們早的同學如像文範村、吳君毅，都在《學藝》上發表小說的翻譯，但他們恐怕不肯和我們一道。比我們後的同學我就不知道了。在熊本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

——“大高同學的係統之外怕還有些人罷？”

——“有或許有，但我可不知道。”

數來數去可以作為文學上的同人的還是隻有四個人，便是鬱達夫、張資平、成仿吾和郭沫若。

——“我想就隻有四個人，同人雜誌也是可以出的。我們每個人從每月的官費裏麵抽出四五塊錢來，不是便可以做印費嗎？”

資平很讚成我這個辦法。他約定就以我那兒為中心，待學校開課以後，征求仿吾和達夫的意見，再策進行。

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談話，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我和資平發生交誼實際上是從那時起頭。我知道他有文學上的趣味的也是從那時起頭。所以我一想到創造社來，總覺得應該以這一番談話作為它的受胎期。我這部《創造十年》要從這兒敘起，也就是這個原故。

在海岸上談了一會，日腳漸漸偏西了。我約資平到我寓裏去吃晚飯，他也樂於同行。從那陳列大炮的地方穿進鬆林，走向我寓居著的“質屋”，為時隻消兩分鍾光景的。

——“我們在研究自然科學，”我一麵走著，一麵這樣說，“隻是在教我們觀察外界的自然。我是想由我們的內部發生些什麽出來，創作些什麽出來。”

——“要創作，不也還是先要觀察嗎？”

資平這樣地回答了我，我當時覺得他似乎沒有懂到我的話。但到現在想來，這兩句話正是兩人當時的態度不同的地方。資平是傾向於自然主義的，所以他說要創作先要觀察。我是傾向於浪漫主義的，所以要全憑直覺來自行創作。我現在覺得他的話是比我更有道理了。無論是怎麽深淵的精神活動，沒有外界的素材是不行的。

進了我的寓所，我替資平把安那介紹了。資平到這時候才知道我是有日本老婆的人。他回頭便用中國話來對我這樣說：

——“你把材料提供給我罷，老郭，我好寫一部《留東外史》的續篇。”

我聽了他這話，覺得受了一番小小的侮辱。在我心裏這樣想：“這家夥太不客氣。這家夥的趣味真是下乘！”但我沒有說出口來。看他倒並沒有侮辱我的意思，反覺得他這人的自信力很強，他直覺到我是不會做小說的人，要叫我把材料提供給他。

在這次會麵後，不兩天，資平便回學校去了，大學也開起課來了。

二

九月下旬，有一天午後，我從學校裏回來。安那背著和兒在樓下燒茶。她對我說：“樓上有幾位稀客來了。”

我匆忙地跑上樓去，看見了三位來客，一位是成仿吾，一位是陳君哲，還有一位是我不認識的大學的同學。君哲把那位不認識的同學向我介紹了，是六高出身的大學的四年生徐誦明。君哲也是六高出身的人，和仿吾是同年級，比我早一年進的大學。

原來仿吾也是因為風潮回了國，這回是同著一位同鄉的老先生，盲了目十年的人，到福岡來就醫的。他到君哲那兒去，聽說我也在福岡，他便跟著他們到我住處來了。

我和仿吾相識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我初進六高的時候。仿吾要比我年青三歲，但他的學級卻早我一年。他學的是工科，在高等學校裏屬於二部。我們在岡山算同了兩年的學，也同住了將近兩年。他很有語學上的天才，他對於外國語的記憶力實在有點驚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進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的時候，和幾位朋友同譯過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邊也幫助過謄錄和校對的工作。他自從有過那樣一番的根底之後，他在高等學校的三年間是沒有用字典的。做一位高等學校的學生沒有外國語字典，這在國內的學生看來或許不甚稀奇，但在對於日本高等學校有些經驗的人，他至少是會驚異的。日本高等學校的功課，有一半乃至以上是學外國語，有第一外國語，第二外國語。甚至像我們學醫的人在第一德語、第二英語之外，還要學第三種的拉丁語。一個禮拜的外國語時間在二十二三個鍾點以上。加之日本人教外國語的方法是很特別的，他們是特別注重讀。教外國語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學士，本來並不是語學專家，又於學生們所誌願的學科沒有涉曆，他們總愛選一些文學上的名著來做課本。上課時的情形也不同，不是先生講書，是學生講書。先生隻是指名某某學生起來把原書讀一節，接著用日本話來翻譯。譯錯了時，或者讓別的學生改正，或者由先生自己來改正。接著又指名第二個人讀下去，譯下去。指名的方法，有的先生是挨著座次，那倒還可以偷懶，不輪到自己名下時可以不必準備。但有的先生全是任意，沒有一定的。因此學生的自修時間差不多就是翻字典。日本人還好，他們是用本國話來譯外國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並夥，可以省些氣力。中國學生便是用外國話來翻譯另一種外國文了，一班之中大抵隻有一個中國人，或者至多有兩個人光景，因此是吃力到萬分。你看，在這樣的學生生活中能夠不用字典，是不是一種驚異？

仿吾是很木訥的人，他很少說的中國話是一口湖南的新化腔。初和他會麵的人，真不容易聽懂。他到日本時年紀很小，但他對於中國的舊文獻也很有些涉曆。我們在岡山同住的時候，時常聽見他暗誦出不少的詩詞。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大抵仿吾的過人處是在他的記憶力強，在我們幾個人中他要算是頭腦最明晰的一個。

他在風潮中回上海去了，在他本來是不想轉來的。直到九月尾上，各學校已經開課了，他在上海才遇著他的同鄉，那位盲了目十年的陳老先生。我們要記得，蔡鬆坡也是湖南新化人，是死在福岡病院裏的。大約就因為這樣的關係，那陳老先生知道福岡的醫科大學裏有一位日本的有數的眼科博士。他的年紀已經六十以上了，帶著一個兒子和一位管事，遠遠地從他的家鄉出來到了上海，更打算到福岡來就醫，想使自己的雙目複明。他們到了上海，遇著仿吾，便拉他一同渡日。

我的住房是在那“質屋”的質庫樓上，麵積隻有一丈見方，人立起來可以抵著望板。東北兩麵各有一堵鐵格窗，看來很像鳥籠，也很像監獄。但就是那樣的樓房，每月也還要我們六塊錢的房金。仿吾想來是看到我們住處逼窄，他說到陳老先生們住在旅館裏麵，每天的耗費太大，一個人每天要七塊錢，四七便是二十八塊，起居飲食都不方便。他們打算在外麵找一間房子來自行開火。在這時候，他便向我提議，好不好讓我們夫婦和他們同住，就由我的夫人替他們管理家政。

正在這樣商議，安那燒好了茶，背著孩子送上了樓來。我便把仿吾的意思向她說，不消說她立地便答應了。因為那時候日本的一鬥米要管七塊錢，兩個人一個月至少也要吃十塊錢的米。我還有一件至今想起都還令人憤恨的事，是在六高畢業的時候，曾經到過一次東京，向經理員預支了兩個月的官費。因為轉入大學之後，第一學期要繳四十圓學費，又要買參考書。醫科所用的參考書多是德文書，由於歐戰的關係，書籍不能輸入，就買舊書都要比原價貴到五倍以上。所以在初入大學時，預支學費便成了一般的通例。預支時原約定按月攤還，但最可恨的是那時的四川經理員，綽號叫張麻子的，他從八月份起便和我整扣下來。好在我預支時在七月，是舊額的四十八圓，從八月起增加了官費，所以我在八月底算就僅僅得到二十四圓的增加額。寫信去質問並請求通融，他欺負你是住在鄉下的人，給你一個不置答複。於是便弄得來把買好了的參考書又拿去進當鋪，——好在當鋪就在樓下——在九月將近一個月中連吃飯都是在節省著的。誰能料到在這樣意外的地方才遇到救星呢？所以當仿吾一提議，我在心裏早就喜出望外了。再向安那說明之後，她也歡喜得幾乎流出了眼淚來，她隻說，怕的是那老先生不高興，她是沒有不讚成的。

仿吾得到了我們的同意，便辭去了。隔不一會，他又一個人轉來，邀我們出去找尋房屋。原來那陳老先生聽說我們願意和他們同居，也異常地高興。所以在瞬刻之間事情便定奪下來了。我們便到箱崎神社前去找到了一家房子，是有樓的，樓上有四間居室，樓下也有兩間。仿吾和陳老一門定住在樓上，我們一家三口便住在樓下。把租約議定了，第二天我們就搬了家。於是乎我的老婆便成為陳老一門的家政婦，我自己便成為聽差。但我當時是怎樣感激的呀！漂母的一飯原值得韓信的千金，況我和我的老婆是在出賣氣力，我們是沒有什麽可以羞恥的。

和仿吾同居在一處，我把月前同張資平兩人的擬議向他提說過，他也很讚成。但他覺得人手太不夠。據他的意見，東京的留學生能把中文寫通順的都沒有好幾個人，更說不上什麽文學。他主張慢慢地征集同誌，不要著急。

仿吾和我們同住了兩個禮拜的光景，我白天是要進學堂上課的，他和陳老父子、特別是那位管家似乎不很相得，他的生活很有些無聊。我們勸他回東大去繼續學業，他起初很遲疑，以為再當馮婦是可恥的事。但他也經不起人多口眾的勸說，終於決心再往東京。他動身時是在一天晚上乘的夜車，天氣已經漸漸寒冷了下來。我記得他是披著我的一件披風去的，到了東京之後又郵寄了轉來。

陳老所打算就診的眼科大夫是大西教授。那是很有怪癖的人，用醫學上的術語來說，是有點癲性。他在德國留過十二年的學，在日本的眼科中是數一數二的國手，在日本醫學界中也怕是數一數二的怪人。

他的逸話很多。

有一次聽說有一位日本的陸軍大將或是中將找他療治眼疾，走進了他的診察室，向他舉手行禮。

他叫著：“把帽子脫了！”

那將軍遭了他的叱吒很出意外，但也很倔強地回答了一句：“帝國的軍人是不脫帽的。”

大西聽了便跳起來，連忙把那將軍推出門去，不讓他說出第二句話來。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進我診察室的人不脫帽。”

像這樣的逸話在學生中傳說著，是真是假雖不得而知，但大家都很怕他。特別是在他名下的助手，怕他就和怕老虎一樣。因此他那一個教室裏，助手是寥寥無幾的，但也怕是由於眼科不甚吃香的原故。

陳老來找他，學校裏的老同學們為他介紹，但大家都很戰戰兢兢地深怕觸犯了那怪教授的逆鱗。中國人的舊禮節也是不脫帽的，因此陳老頭上的那頂瓜皮小帽，又成為了大家的憂慮的焦點。那叱吒將軍脫帽的一段故事也有人在他麵前提說過，意思是要那老先生注意，和大西見麵時把瓜皮小帽脫了。那老先生倒還很通方圓，據他說“入鄉隨鄉”，脫帽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據我在旁邊所親眼看見過的說來，老先生住在病院裏的時候，大西教授每天是要來診察一次的，老先生有好些次便沒有脫帽，怪教授也沒有發過一次脾氣。我想，大約他是看到陳老是上了年紀的盲人，又不遠千裏地走到海外來就他，他也是在感著義氣的罷？

陳老的眼疾據診察的結果是白內障（Cataract），假使施行手術，或許有複明的希望。老先生的熱心真可佩服，就是要略略見血的手術，他也甘願受。在施行手術之前的準備是很慎重的，血液的檢查，小便的檢查，各種內科疾患的有無的檢查便費了幾天。食餌的調節也特別嚴格，這一層似乎把那老人苦了不少。湖南人愛吃辛辣的食物，就是上了六十歲的陳老每餐沒有薑，沒有辣椒，是食不甘味的。但怕會激起老人的腎髒病，這辛辣的食物卻在最嚴禁之列。不過那老先生也很能忍耐，因有複明的希望在後頭，醫生說什麽他也就唯唯聽命。他時常愛這樣說，他的眼睛將來複明時，能夠看見我們一眼，他是多麽高興嗬。

起初受種種診察的時候是住在寓所裏，遇必要時再到學校去，後來決定要行手術，便移進病院裏去了。我和陳老的兒子和管事三人便輪流著在病院中陪他過夜。行手術的時候因為有課，可惜我不曾臨場。據說大西教授很得意，說他的手術進行得很順暢，複明的希望或許是有的。

天氣一寒冷起來，學校裏的人體解剖便開始了。一個禮拜有三次，都是在下半天。八個人解剖一架屍體。屍體分成八部分，頭部，胸部連上肢，腹部連大腿，腔連腳，左右各一人。餘下的背部是歸頭部的兩人解剖的。第一學期解剖筋肉係統，第二學期解剖神經係統，在約略四個月的期間要把這全身的兩項係統解剖完。因為左右是對稱的，所以一個人便須得輪解著八架屍體。屍體是用防腐劑福爾馬林（Formalin）注射過的，全身纏著紗布，儲在解剖教室的屍庫裏。八個人去抬出一架屍體來，陳在鋅板製的長條桌上，就像圍著吃西餐的一樣，拿著刀子和鉗子，來坐著吟味。起初一兩次倒還是一個囫圇屍，隨後便分割成七零八碎了。最後是像幾頭人熊，各人抱著一節骨頭。福爾馬林的臭味倒還不甚惡劣，但到時間經久了，繃帶的保障已經不嚴密，屍體上要發起黴來。天氣一熱時更要腐化，甚至鑽出些蛆蛹來。這樣敘述著好像很惡心，但在解剖著的人看來，實在好像在抱著自己的愛人一樣。特別是在頭蓋骨中清理出了一根纖細的神經出來的時候，那時的快樂真是難以形容的。

屍體的來源是刑務所，因此所解剖的屍體便都是犯人。有的是絞死了的，在頸項上還留著絞索的痕跡。但大概是病死的多，得肺病死的很不少。日本人是有文身的習俗的，有些屍體上，全身都施著朱色和藍色相間的人物畫，畫得異常工整。

在這樣奇怪的氛圍氣中，我最初的創作欲活動了起來。

我幻想著我所解剖著的一個屍體上，在胸部有一個拙劣的**女人像的文身，旁邊也歪斜地寫著“濱四愛子”四個字。同我解剖著的一個日本學生便嘩噪了起來：“哦，這是齋藤寅吉的屍首啦！”接著便談起了一段盜屍的故事。

那濱四愛子是離福岡不遠的昔年日本遣唐使所出入的唐津地方一家名門的女兒。在三年前的夏天，在唐津海灣中洗海水澡時淹死了。黃昏時分屍體打上了海岸，因為要到天明警官才能來檢驗，在當晚便停寄在海岸上的一個棚廠裏。但到第二天來，那屍首卻突然不見了。

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在社會上生出了很大的波動。警察方麵不消說在加緊偵察，費了將近一禮拜的工夫都沒有著落。後來是有一位漁師的行跡可疑。那漁師自那屍首不見以來，白天沒人看見過他，隻有在晚上偶爾出麵，購買多數的冰塊。他的漁船每天都不見，要說他每天出去打魚去了，但又不見他打捕過什麽魚回來。這漁師就是那齋藤寅吉了。他在三年前死掉了妻子，一直到現在都還是獨身。警察方麵得到了這個線索，對於這人的行蹤也就特別注意起來了。結果是在一天夜裏，那漁師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裏。有兩個偵探早就埋伏在那附近在等候著他，看見他挑著一擔空魚籃來放在門外，走進門去了。停不一會又由屋子裏走出，挑著空魚籃，走上市去。兩個偵探便尾隨著他，看他到冰店去買了好些冰塊來盛在魚籃裏，但這回他沒有挑回家，卻是向海岸上走去。兩個偵探又跟著他走到海岸，在星光中發現了他的漁船是停在岸邊上，有一種異樣的奇臭。隻聽見那漁師上了船，對著空洞洞的漁船在說：

——“小姐，我回來了！濱田家的小姐！……”

偵探聽見了，便急忙地掩上去，跳上了他的漁船。那漁師看見有人來襲擊他，便順手提著一把切魚的長尖刀向為首的一位偵探當心刺去，把那位偵探刺中了，他同時也被第二個偵探捕獲了。

那位漁師的確就是那盜屍的犯人。那濱田愛子的屍首**裸地藏在那艙板下麵，雖然浸雜著好些冰塊，但已經是半腐的程度了。屍體經檢查的結果，很狼藉地在死後受了淩辱。受了重傷的一位偵探不久也就死了。就這樣，那漁師便犯了幾重的大罪：盜屍，屍奸，拒捕，殺人。後來是受了絞刑。——

這就是我所幻想出的漁師齋藤寅吉的故事。但我的幻想還沒有結束。

故事的全體，我是采用著歐洲舊式的小說體裁，全由一個日本學生口中談出的。煞尾是我聽了那番故事之後，我把那齋藤寅吉畫有**女像的——那自然是他在監獄中思慕著濱田愛子所自行刺墨的了——胸上的一幅皮膚割了下來，盛在酒精瓶子裏麵，在課畢之後攜回了寓所。自己覺得很疲倦，便倒在草席上休息。突然之間有人在我的耳邊喊叫：

——“喂！還我的愛人來！”

我睜眼一看，才看見一架骷髏立在我的房門口。我不禁大吃一驚。但是這一驚不消說隻是一個夢。

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篇創作的梗概，題名就叫《骷髏》。我自己苦心慘淡地推敲了又推敲把它寫在了紙上，草稿也更易過兩三次。我自己不用說是很得意的。那陳老聽說我做了這樣的一篇小說，叫我把原稿念給他聽，他也很稱讚，說落尾的一個夢收得最好。我在當時真是不揣冒昧，公然把那篇最初的創作投寄到東方雜誌社去過，不消說是沒有被采用。隔不了好久，那《骷髏》仍然寄還到了我自己的手裏來，是我把它火葬了。

陳老的眼睛受了手術之後，經過很良好，所擔心的並發病也沒有。但是，失了的明卻是恢複不過來。大西教授每天上午要來診察一次，要拿著手指在他眼前搖動，問他看見什麽沒有。要把他的頭掉向有窗戶的一麵，問有沒有什麽白色的影子可以看見。但那老先生的空洞洞的一雙眼睛總是什麽也沒有看見。我在下課時去看他，或者在病室裏留宿的時候，也時常看見他愛自行伸一個指頭在眼睛前麵搖動，或者把頭掉向有窗子的一邊去望望，但總是搖頭。教授的意思是假使有絲毫的模糊白影可以看見，那麽網膜上的視神經還沒有退化，第一次的手術沒有完全，還可再行手術，使效果增強些。但是終竟連絲毫的影響也沒有，結論是末梢神經怕已經退化了。那盲老一聽見這樣的話非常失望，再受手術的勇氣也就消滅了。在病院裏住了四個禮拜，依然在黑暗的世界中又回到我們的共同寓所。在十一月中旬，他們整頓起行裝回國去了。我總忘記不了陳老對我們說過的一句話：

——“我能夠睜開眼睛看見你們一眼，我是多麽地高興呀！”

這句話他說過不僅一次。在未行手術以前說過，在手術無效以後也說過。我把他們送到門司上船，在臨別時他也把這話來反複了一兩遍。

三

在箱崎神社前租定那間大房子是先下了三個月的定錢的。陳老父子在十一月中旬走了之後，我們還在那兒住到了年底。在當年的除夕我們才搬到了附近臨海的一家小房子裏去。搬家是在夜裏，因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兩人手提背負地搬運了一兩次，也就搬空了。那時我的感傷索性大動了一下，做過好幾首絕詩。有幾首我還記得，把它們寫在這兒：

鬆原十裏負兒行，耳畔鬆聲並海聲。

我自昂頭向天笑，天星笑我步難成。

除夕都門去國年，五年來事等輕煙。

壺中未有神仙藥，贏得妻兒作掛牽。

寄身天地太朦朧，回首中原歎路窮。

入世無才出未可，暗中誰見我眶紅？

到處隨緣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

朔風欲打玻璃破，吹得爐燃亦可嘉。

這些最足以表示我當時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像很超脫，但在事實上卻很矜持。自己覺得是很熱心的愛國誌士，但又被人認為了“漢奸”。在無可如何之中便隻好得過且過，算好倒還沒有落到自暴自棄的程度。這沒有鬧到自暴自棄的程度的，或者也怕是沒有錢的關係。有一些人要表示出自己的風塵潦倒，便要寫出滿紙的醇酒美人。不假思索的青年也就為之灑雪無限同情的眼淚。其實那所謂醇酒美人是要以錢為前提的。

轉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綿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戰告了終結，從正月起，在巴黎正開著分贓的和平會議。因而“山東問題”又鬧得甚囂且塵上來了。我的第二篇的創作《牧羊哀話》便是在這時候產生的。

做那篇小說時是在二三月間，學校裏正在進行顯微鏡解剖學的實習。我一麵看著顯微鏡下的筋肉纖維，一麵構成了那篇小說。那在結構上和火葬了的《骷髏》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隻利用了我在一九一四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鐵路渡日本時，途中經過朝鮮的一段經驗，便借朝鮮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鮮人的心裏。那全部的情節隻是我幻想出來的，那幾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我在縱貫朝鮮的鐵路上雖是跑過一天一夜，但那有名的金剛山並不曾去過。我的關於金剛山的知識，隻是看過一些照片和日本文士大町桂月的《金剛山遊記》。所以那小說裏麵所寫的背境，完全是出於想象。

那篇小說寫成了之後，因為《骷髏》嚐受過一次絕望，我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險了。但我想發表它的心事也並沒有拋棄。那時候我的大哥還住在北京，在司法部裏做事，我便把小說寄給了他，請他改削，萬一有可以發表的地方，便請他在報上替我發表。大哥寫信來責備了我，說我正在求學，不應該沾染文墨上的事情。他叫我好好地學些本領，將來為國效力。我的小說，他一字不易地又給我寄回來了。問我那首《怨日行》是從那一位朝鮮人的詩集裏抄下來的？

不久之間五四運動的風潮便澎湃了起來。那在形式上是表示為民族主義的自衛運動，但在實質上是中國自受資本主義的影響以來所培植成的資本主義文化對於舊有的封建社會作決死的鬥爭。自從那次運動以後，中國的文化便呈出了一個劃時期的外觀。

在那年的六月，福岡的同學，有幾位集合了起來組織過一個小團體，名叫夏社。這夏社是我所提議的名字，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結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會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學家裏。我們的目的是抗日，要專門把日本各種報章雜誌的侵略中國的言論和資料搜集起來，譯成中文向國內各學校、各報館投寄。由幾個人的自由的捐獻，買了一架油印機來作為我們的宣傳武器。但是這個團體結成以後，同學們都不會做文章，隻讓我和陳君哲兩個人擔任。君哲隻做了一篇東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隻剩下我一個人做了油印機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發過好幾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寫蠟紙，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

因為在做這種義務的通信社工作，國內的報紙便至少不能不訂閱一份。我們訂的是上海《時事新報》。那個報紙在五四運動以後很有革新氣象，文藝附刊《學燈》特別風行一時。訂報是從九月起，第一次寄來的報紙上我才第一次看見中國的白話詩。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什麽人往歐洲。詩裏麵有“我們叫得出來，我們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當稍有出入。）我看了不覺暗暗地驚異：“這就是中國的新詩嗎？那麽我從前做過的一些詩也未嚐不可發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岡山時做的幾首詩，《死的**》、《新月與白雲》、《離別》，和幾首新做的詩投寄了去。這次的投機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學燈》上登了出來。看見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鉛字，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陶醉。這便給與了我一個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

我自己在小時本來就喜歡念詩，因為母親愛從口頭教我們暗誦唐宋詩人的五絕、七絕。在國內中學校肄業的幾年間，科學方麵的教員們通是些青黃不接的資料，不能夠喚起科學上的興趣，我自己也就隻好在古詩、古學裏麵消磨。這不幸的幾年間，構成了我日後的一個怎麽也難克服的文學傾向。

我初到日本來時，是決心把這個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一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國家主義者。那時的口號是“富國強兵”。稍有誌趣的人，誰都想學些實際的學問來把國家強盛起來，因而對於文學有一種普遍的厭棄。我自己是在這種潮流之下逼著出了鄉關，出了國門，雖然有傾向於文藝的素質，卻存心要克服它。這就是我所以要學醫的原故。受著時代潮流的影響，既厭棄文學，同時又厭棄法政經濟之類的學科，而自己的科學上的基本知識卻沒有堅實的根底，對於數學尤其有點畏難，所以避開了理工科，而揀取了這條學醫的折衷路徑。但不料我在一高預科時無心之間和印度詩人太戈爾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從學校裏拿了幾章英文的油印錄回來，是從泰戈爾的《新月集》中選出來的幾首詩，是《岸上》、《睡眠的偷兒》、《嬰兒的世界》等篇。我把來展讀時，分外感受著清新而恬淡的風味，和向來所讀過的英詩不同，和中國的舊詩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區別。從此我便成為了泰戈爾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詩集和戲劇我差不多都是讀過的。我在岡山時便也學過他，用英文來做過些無韻律的詩。《辛夷集》開首的《題辭》便是一九一六年的聖誕節我用英文寫來獻給安那的散文詩，後來我把它改成了中文的。

準備學醫的人，第一外國語是德語。日本人教語學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學士，用的書大多是外國的文學名著。例如我們在高等學校第三年級上所讀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敘傳《創作與真實》（《Dichtung　and　Wahrheit》），梅裏克（Morike）的小說《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nach　Prague》）。這些語學功課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學傾向助長了起來。我和德國文學，特別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詩歌接近了，便是在這個時期。

因為喜歡泰戈爾，又因為喜歡歌德，便和哲學上的泛神論（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或者可以說我本來是有些泛神論的傾向，所以才特別喜歡有那些傾向的詩人的。我由泰戈爾的詩認識了印度古詩人伽畢爾（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烏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認識了斯賓諾莎（Spinoza），關於斯賓諾莎的著書，如像他的《倫理學》、《論神學與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間接地讀了不少。和國外的泛神論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時分所喜歡的《莊子》再發現了。我在中學的時候便喜歡讀《莊子》，但隻喜歡文章的汪洋恣肆，那裏麵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國外的思想參證起來，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貫通”的程度。我在高等學校第三年上曾經起過一個野心，想做一部《莊周評論》，把想論述的詳細目的，寫給北京的長兄，但同樣遭了他的斥責。

在大學二年，正當我開始向《學燈》投稿的時候，我無心地買了一本有島武郎的《叛逆者》。所介紹的三位藝術家，是法國的雕刻家羅丹（Rodin）、畫家米勒（Millet）、美國的詩人惠特曼（Whitman）。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葉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詩使我開了閘的作詩欲又受了一陣暴風般的煽動。我的《鳳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等，便是在他的影響之下做成的。

但使我的創作欲爆發了的，我應該感謝一位朋友，編輯《學燈》的宗白華。我同白華最初並不相識，就由投稿的關係才開始通信。白華是研究哲學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論的傾向。這或許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時候，但凡我做的詩，寄去沒有不登，竟至《學燈》的半麵有整個登載我的詩的時候。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詩的工廠，詩一有銷路，詩的生產便愈加旺盛起來。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幾個月間，我幾乎每天都在詩的陶醉裏。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像生了熱病一樣，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筆來戰顫著有時候寫不成字。我曾經說過：“詩是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便是當時的實感。但到一九二〇年的四五月間白華到德國去了，《學燈》的編輯換了人，我的詩潮也就從此消涸了。

我之得以認識田壽昌是由白華的介紹。田壽昌和宗白華都是當時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是五四運動後所產生出的新人。壽昌也在日本留學，在東京高等師範讀書。他那時已在介紹俄羅斯義學，又在議論著詩人和勞動問題。據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壇的影響，同時不消說也就間接地受了俄羅斯革命的影響。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國的勞工運動上和文化運動上有一個劃時期的促進。日本思想界之一角顯著地呈出了左傾色彩的，便是從那時候起頭。在當時日本比較進步的雜誌《改造》和《解放》，繼續發刊了。

壽昌由白華的介紹和我開始通信，後來在一九二〇年的三月尾上，他利用春假竟由東京到福岡來訪問過我。他來的時候正逢我第二個兒子博孫誕生後才滿三天，我因為沒錢請用人，一切家中的雜務是自己在動手。他看見了我那個情形似乎感受著很大的失望。他那時候還年青，還是昂頭天外的一位詩人，不知道人生為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樣。當他來了的第三天，我公然陪著他到福岡附近的名勝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四天也陪著他遊玩了福岡市中的名勝，把產後僅僅五六天、應該保持絕對安靜的安那連帶著兩個孩子丟在了家裏。後來弄得奶子斷了，生出了種種的苦痛。

孩子因為奶斷了便不能不用人工哺養。哺養又不得法，因此便發生了食餌中毒症，隻得抱進大學病院裏就醫。先生說，孩子恐怕是不能保的，隻有用最後的手段饑餓療法來調治，要等到中毒現象的熱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進病院的一間小小的病室裏，守著一個發高熱、因饑餓與痛苦而啼哭著的半死的嬰兒。時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園中有寂寞的雞冠花映著寡白的秋陽。白天守了一天，到晚來又眼睜睜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羅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裏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負擔之下所榨出來的一種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會謳歌它是忘憂之劑，有人又會詛咒它是腐性之媒，但隻有葡萄自己才曉得那是它自己的慘淡的血液。孩子在第二天清早熱度退了，算好了起來。那首副產物的夜歌，後來因為壽昌翻譯了王爾德的《沙樂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寫寄了給他。

壽昌來訪的結果是產生了一部《三葉集》，所搜集的是白華、壽昌和我的通信。壽昌對我有很大的失望。他回東京時，路過京都，和鄭伯奇見麵，伯奇問他見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說了一句“聞名深望見麵，見麵不如不見。”這是後來伯奇對我說的，但我相信絕對不是假話。因為壽昌對我也露過這樣的口氣。當他初來的時候，我正在燒水，好等產婆來替嬰兒洗澡，不一會產婆也就來了。我因為他的遠道來訪，很高興，一麵做著雜務，一麵和他談笑。我偶爾說了二句“談笑有鴻儒”，他接著回答我的便是“往來有產婆”。他說這話時，或者是出於無心，但在我聽話的人卻感受了不小的侮蔑。後來在《三葉集》出版之後，他寫信給我，也說他的舅父易梅園先生說我很有詩人的天分，但可惜煙火氣太重了。當時的壽昌大約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來的是產婆下女，關心的是柴米油鹽，這樣是會把詩藝之神駭到天外去的。但他卻沒有想到我假如有錢，誰去幹那樣的事？……《三葉集》出版之後頗受一時的歡迎，壽昌便又食指欲動起來，又曾約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葉集》。這個提議是由我拒絕了。

在《學燈》上投寄詩稿的時候，我也投寄過一兩篇小說。有一篇題叫《鼠災》，寫的是我的唯一的一件嗶嘰學生裝放在破了一隻角的藤篋裏被耗子咬壞了，我和安那勃溪了一場的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寫，寫得頗暗淡，比較我那《牧羊哀話》和火葬了的《骷髏》，要算是進了一境的創作。可惜我自己沒有存稿，別的人也沒替我保存著的。

那篇《牧羊哀話》，我起初是在《學燈》附刊上看見了有一種《新中國》雜誌在北京刊行，看那廣告上也登載著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的翻譯，我也就大著膽子投寄了去。這回也搭響了。那雜誌的編輯先生登時回了一封信，稱讚我的小說“筆酣墨飽，情節動人，決於本誌第七期登載”。但自從接到那封信以後便沒有得到消息，後來隔了許久，由我的詰問才得到了兩本雜誌的報酬。那《新中國》究竟是那一係的刊物，那位編輯先生究竟是誰，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

四

自己本是愛好文學的人，受著時代潮流的影響，到日本去學習醫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針是灌注主義，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學識灌進學生的腦裏。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學校的時候倒還沒有感覺著怎麽，因為那兒的功課一半以上是語學，也可以說就是文學。進了大學，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天天鬧的是“姆士苦魯士”（musculus筋肉），“奈爾烏士”（nervus神經），“欺爾苦拉穹”（circulation循環），“勒斯披拉穹”（respiration呼吸），並沒有多少道理，隻是烏士、魯士、拉穹、沙穹的死記些外國名辭。一個腦筋成為一個世界漫遊者的皮篋，縱橫狼藉地貼各滿了各個口岸、各種文字的旅館招貼。

在我自己還有一種身體上的缺陷，是我在十七歲時，得過一次重症傷寒，兩隻耳朵得了中耳加達兒，耳鳴，重聽。原因是由於高熱的關係使鼓膜凹陷了，在傳播聲音的機構上生了障礙。在高等學校時，因為那兒班上的人數少，每班至多隻四五十個人，教室不大，這種障礙倒還沒有感覺到怎樣的為難。進了大學，特別是醫科，每班的人數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講義都是口授筆記。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聽力便成為了很大的障礙。

就這樣，在身心兩方都感受著痛苦。在進大學後沒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覺著我自己的學醫是走錯了路。一九一九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但反對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著生活上的壓迫的。她認定醫學可以作為將來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並沒有身受。像那種眼睛所看不見的痛苦，你就訴說出來，別人也隻把你當成神經過敏。因為有了她的反對，於是乎我的遷怒便是恨她，甚且唾棄一切的科學。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這個時候。

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在開始作《浮士德》的翻譯，特別是那第一部開首浮士德咒罵學問的一段獨白，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我翻譯它，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場獨白的譯文在那年《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發表過。第二年春間經宗白華的勸誘，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開首一場《風光明媚的地方》譯了出來，也在《學燈》上發表過。

就在宗白華往德國留學的時候，我自己卻是想跑回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蔥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我的那篇《鳳凰涅槃》便是象征著中國的再生。“眷念祖國的情緒”的《爐中煤》便是我對於她的戀歌。《晨安》和《匪徒頌》都是對於她的頌詞。特別是《匪徒頌》，那是對日本新聞界的憤慨，日本記者稱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學生為“學匪”，為抗議“學匪”的誣蔑，便寫出了那首頌歌。在“五四”以後的國內青年，大家感受著知識欲的驅迫，都爭先恐後地跑向外國去的時候，我處在國外的人卻苦於知識的桎梏想自由解脫，跑回國去投進我愛人的懷裏。我那時候想回國去，也並沒有多麽大的野心。就像泰戈爾的《園丁集》裏那個隻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園丁一樣，我是隻想跑回中國去，在那兒的中、小學校裏當一名國文教員。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日，我索性放下了決心，別離了安那和兩個孩子，跑到門司，想乘船回到上海。那時候有一位朋友在門司養病（就是《殘春》中的賀君），我去看他時，他的病也快要脫體了，打算在七月底退院回國，約我和他同道。我也想到在上海並沒有熟人，地方也不熟悉，一九一五年的“五七”雖然回去過一次，但隻在旅館裏待了三天，什麽地方都沒有去過，對於那未知的上海不免隱隱地含著一種恐怖。樂得有伴，我就答應了他，又由門司折回福岡。折回福岡時是七月十九日，就在那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張東蓀的來信。

張東蓀是當時的《時事新報》的主筆。信裏說他們有幾位同誌，組織了一個共學社，打算介紹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因我曾零碎地翻譯過一些，他便勸誘我從事全譯。條件在《時事新報》上有廣告登著，售稿或版稅都聽隨自便。

我得到這封信時異常高興，安那不用說也喜出望外。我便立地寫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議，著手《浮士德》的全譯，把回國的計劃暫時中止了。

西洋的詩劇，據我看來，恐怕是很值得考慮的一種文學形式，對話都用韻文表現，實在是太不自然。《浮士德》這部詩劇，單就第一部而言，僅可稱為文字遊戲之處要在對成以上，像那《歐北和酒寮》、《魔女之廚》、《瓦普幾司之夜》及《夜夢》，要算是最沒有詩意的地方。那些文字攙雜在詩劇裏麵而濫竽詩名，僅是在有韻調的鏗鏘而已。在這些地方譯得最吃力。假如要用散文譯出時，會成為全無意味的一些骸骨。用韻文譯出，也不外是下乘的遊戲文字而已。因此，我覺得元代雜劇，和以後的中國戲曲，唱與白分開，唱用韻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敘事，比之純用韻文的西洋詩劇似乎是較近情理的。

譯《浮士德》的第一部費了四個禮拜的工夫。我的初稿是用毛筆在日本的“改良半紙”上寫出的。由於塗抹得厲害，我又工整地謄寫過一遍。於是將近一個暑假的時間都為此消費了。第二部更長，更難譯。難譯的原故就因為那兒的遊戲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劇的構成過於支離，而那裏麵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對革命（這個革命的意義與現代的不同），使我最難忍耐。因此我便改變了初誌，隻譯出第一部來印行，第二部不詳。這個辦法並不是由我創始，《浮士德》的英譯有三十多種，僅譯第一部的在二十種以上，把第二部全譯了的不上十種。演《浮士德》的人，也多隻演第一部。因此我便寫信給共學社，提出僅譯第一部的建議。不知道是那封信郵失了，還是共學社的人看見我不想譯完，便以為沒有出版的價值，信去後，一直沒有得到回信。不久學校也開課了，我又隻好把譯稿收拾起來，放在一個小小的壁櫥裏，等有機會時再來譯第二部。回國的念頭同時也寄放著了。

不幸我又遇著了一次“鼠災”。學校開課之後大約有四五個禮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禮拜日想把譯稿取出來整理一下，同時也想利用禮拜和每日夜間的餘暇來試作第二部的翻譯，好使工作告一個結束。待把壁櫥打開，放在壁櫥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見了。那壁櫥原來有一個窟窿和旁邊的一個櫥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譯稿拉去做窠去了。紙是改良半紙，異常柔軟，但那高客先生們還嫌不如意，把紙頭咬得來真是和粉一樣碎。這個災難使我失望不小，因為那是我費了兩個月的勞力譯出來的東西，每天清早四五點鍾便起床，連吃飯的時間都疼惜著，卻才成了這樣一個下落。被咬壞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場。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難譯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還保存著，都還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清寫時，已經先先後後消費到廁所裏去了。就這樣，第一次受了黃金幹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譯稿便成為一架殘骸。而在第三次還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對我說：“這是說你不應該做文學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馬便受著這樣的打擊。”

翻譯了《浮士德》對我卻還留下了一個很不好的影響。我的短短的做詩的經過，本有三四段的變化。第一段是泰戈爾式，第一段時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詩是崇尚清淡、簡短，所留下的成績極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這一段時期正在“五四”的**中，做的詩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紀念的一段時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熱失掉了，而成為韻文的遊戲者。我開始做詩劇便是受了歌德的影響。在翻譯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後，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僅僅發表了一幕，就是後來收在《女神》裏麵的那一幕，其餘的通成了廢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後來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個影響之下寫成的。助成這個影響的不消說也還有當時流行著的新羅曼派和德國新起的所謂表現派。特別是表現派的那種支離滅裂的表現，在我的支離滅裂的頭腦裏，的確得到了它的最適宜的培養基，托勒爾的《轉變》，凱惹爾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賞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些是崇拜歌德的，特別把歌德的“由內而外”（“Von　I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話作為了標語。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譯過了之後的我，更感覺著了骨肉般的親熱。但這一個影響卻把我限製著了，我在後來要擺脫它，卻費了不小的努力。

記得是北京的劉半農博士，他在《語絲》上嘲罵過我，說我是“上海灘上的詩人，自稱歌德”。我在前雖然沒有自稱過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樣委實是崇拜過歌德的人。博士先生的說我“自稱歌德”者是罵我不配，但我現在可又進了一步，我敢於這樣說，像歌德那樣的人是值不得我們崇拜的。——在博士們看來，或者又會說我是在“自稱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說是近乎事實。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績也實在有限。他和他同國同時而稍稍後出的馬克思比較起來是怎麽樣？那簡直可以說是太陽光中的一個螢火蟲！他在德國是由封建社會轉變到資產社會的那個階段中的詩人，他在初期是吹奏著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號手，但從他做了魏瑪公國的宰相以後，他老實退回到封建陣營裏去了，他那貴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實在有點熏鼻。詩人海涅罵過他，說他隻曉得和女人親吻。——用《紅樓夢》上的話來表現時，便是隻曉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確是可以稱為德意誌的賈寶玉。

我雖然不曾自比過歌德，但我委實自比過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實際上就是“夫子自道”。那裏麵的屈原所說的話，完全是自己的實感。“從早起來，我的腦袋便成了一個灶頭；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煙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煙霧，飛起火星，我的耳孔裏還烘烘地隻聽著火在叫；灶下掛著的一個土瓶——我的心髒——裏麵的血水沸騰著好像幹了的一般，隻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當時我自己的生理狀況就是這樣的。我在目前也多少還是這樣，但我不再有那時那樣的狂妄，要叫著“破滅！破滅！我歡迎你！我歡迎你！”了。我知道這樣的一點點身體上的苦痛，比較起在鐵鎖之下呻吟著的朋友們、在火線上再接再厲的朋友們所受的苦痛，算得什麽！但我當時實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領著官費，養著老婆兒子，實際上不外是一條寄生蟲，而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樣，就好像天高地闊都沒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

我從前做過的一些古事劇或小說，多是借著古人的皮毛來說自己的話。這層也就是西洋賈寶玉所給與我的惡影響了。我們知道《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己的化身，《威廉邁斯達》中的威廉，也不外是渥爾夫剛他自己。

《女神之再生》是在象征著當時中國的南北戰爭。共工是象征南方，顓頊是象征北方，想在這兩者之外建設一個第三中國——美的中國。但我自己的力量究竟太薄弱了，所表現出來的成果僅僅是一副空架子。這篇詩劇的初稿我寄給鄭伯奇看過，又由伯奇轉寄了給達夫。達夫用德文做過一首詩給我，我把來寄到《民鐸》雜誌去一同發表過。可惜我手裏沒有《民鐸》，達夫的詩我也不能記憶了。我僅記得是兩節詩，每節四行。那八行詩的價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詩劇之上。

五

《南國月刊》二卷一期（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多蒙田壽昌為我保存了一封舊信：

壽昌：

你近來做了些什麽稱心事？還好麽？你我已久不寫信了，你做的《Violin　and　Rose》，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國》雜誌已經停寄了，所以我至今還未入目。你其餘的一些計劃，已經完成了麽？我在年假中也做了兩篇短短的戲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姊弟優孟化了的，不久在《學藝》雜誌上當得披露。一篇是《女神之再生》，現在還在伯奇那兒，將來擬寄往李石岑君在《民鐸》上披露。

成仿吾君你近來會過沒有？他去年有信來，說有幾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要約你和我加入。他曾經和你商榷過沒有？他的來信上說：“新文化運動已經鬧了這麽久，現在國內雜誌界的文藝，幾乎把鼓吹的力都消盡了。我們若不急挽狂瀾，將不僅那些老頑固和那些觀望形勢的人要囂張起來，就是一班新進亦將自己懷疑起來了。”他這個意見，我很具同感，所以創刊的建議，我也非常讚成，不消說我們創刊雜誌另外還有更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麵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間擬往京都——我昨天寫到此處便住了筆，今天往校內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來，我才知道他已經和你商量過。其後的進行怎麽樣了？

我等你來信，再商量以後的辦法。

沫若，十八日

這“十八日”是一九二一年正月十八日，那時正是我的煩悶達到絕頂的時候。我說“二月間擬往京都”，便是想轉學，進那兒的文科大學。這個計劃沒有實現，是遭了仿吾的反對。仿吾認為，研究文學沒有進文科的必要，我們也在談文學，但我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學上的基礎知識。他這些話把我想轉學的心事克服了。

仿吾自從同著那位盲目的陳老來過一次福岡之後，他和我是常常通信的。當我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交正猛烈地為作詩欲所襲迫的時候，我的詩，是用複寫紙謄錄出來，一份寄給宗白華，一份便寄給仿吾。仿吾最喜歡我那首“讀Carlyle：《The　Hero　as　Poet》的時候”的《雪朝》，但他不高興那第二節，說是“在兩個宏濤大浪之中那來那樣的蚊子般的音調？”但那首詩是應著實感寫的。那是在落著雪又刮著大風的一個早晨，風聲和博多灣的海濤，十裏鬆原的鬆濤，一陣一陣地卷來，把銀白的雪團吹得彌天亂舞。但在一陣與一陣之間卻因為對照的關係，有一個差不多和死一樣沉寂的間隔。在那間隔期中便連簷霤的滴落都可以聽見。那正是一起一伏的律呂，我是感應到那種律呂而做成了那三節的《雪朝》。我覺得要那樣才能形成節奏，所以我沒有采納仿吾的意見。仿吾尤其喜歡“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為了光明流去”那一句，他在一九二一年的年頭所做的處女作《流浪人的新年》，開首的幾行中便引用了那一句。

仿吾開始作新詩，據我所知，是從一九二〇年起頭。當宗白華還未去德國時，他有兩首詩我替他寄到《學燈》去發表過。一首是《澎湃的黃海》，他宣言著我們達到了我們的“Sturmund　Drang”（狂飆突貫）的時代。他在那年的暑假，在房州洗海水澡，便做了不少的詩寄給我。我替他集成《海上吟》，在《創造》季刊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仿吾初期的詩和他的散文是形成著一個奇異的對照的。他的散文是勁峭，有時不免過於生硬。他的詩卻是異常的幽婉，包含著一種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讀他的詩，絕對聯想不到他在學造兵科，是和大炮、戰車打交道的人。但他和我一樣是在煩悶著的。他為什麽要學造兵科，我不曾聽他自己說出過他的理由。但那是很容易推想得到的，那也不外是要富國強兵，時代潮流的影響。他後來為什麽又終於把造兵的本職拋棄了，我也不曾聽他自己說出他的理由。但我想他的文學趣味的抬頭縱不是全部的原因，總要算是重要的一個。

一九二〇年的下半期，他在研究托爾斯泰。達夫寫信來對我說，他的研究最徹底，他打算把托爾斯泰的全部的著作都拿來讀它一遍。但這項研究在後來似乎中斷了，後來我也不曾看見他提到托爾斯泰。他和達夫同在東大。張資平那時候也在東大的地質科。我說的能夠相信的幾位朋友，便是指的他們。田壽昌和他們的交際是出於我的介紹。那個“想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的計劃，便是博多灣上的舊議的複活了。據仿吾先後寫來的信，說他們在東京在達夫的寄宿處開過兩三次會，第二次壽昌出了席，討論的結果是壽昌擔任在國內找出版處，並邀約些國內的朋友參加。第三次開會時壽昌沒有出席，出版處的消息也沒有下文。

“京都方麵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便是說的鄭伯奇、穆木天、張鳳舉、徐祖正諸人。伯奇那時還在京都三高，我和他的交際，又是由於壽昌介紹的。自壽昌來訪之後，他便在和我通信了。

我聽了仿吾的勸告，打消了轉學向京大的念頭，但我的煩悶並沒有因而打消。我在二三兩月間竟至狂到了連學堂都不願意進了。一天到晚踞在樓上隻是讀文學和哲學一類的書。我讀了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製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水上》，哈姆森的《饑餓》，波奕爾的《大饑》；還有好些易卜生的戲劇，霍普特曼的戲劇，高爾斯華綏的戲劇。愈和這些書接近，便愈見厭棄醫學，回國的心事又抬起了頭來。

當在這樣煩悶而動搖著的時候，仿吾也和我一樣在煩悶而動搖。他是學造兵科的人而要徹底地研究托爾斯泰，單是這一點已經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東京是和他的一位同鄉李鳳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處私立大學學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畢了業，先回上海去了。泰東圖書局在那時打算改組編輯部，要分成法學、文學、哲學三科。李鳳亭任法學主任，李石岑任哲學主任，是已經約定了的。李鳳亭便推薦仿吾為文學主任。於是仿吾就決定了回國的計劃，並把臨到頭的畢業試驗也拋棄了。他決定在三月尾上由神戶乘船動身，船在四月一號可以抵門司。我得到這個消息，便急轉直下地也決定在四月一號到門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國。

我是在晚上動身的。那時候我家裏還稍稍出了一點悲劇：便是我們在海上住了兩年多的房子，在我決定了走的三月三十一號的那一天，屋主來領了房金，同時說他的房子要改建了，限我們在一禮拜之內搬出。這到後來才知道隻是一個口實，實際上是他另外找到了一家願多出一倍房金的佃客。那房子是一樓一底，樓上有兩間房屋，底下是日本的漁家式的建築，一邊是牆壁，一邊是敞放著的，雖也是兩間的間隔，但並不成為房間。我們起初租賃下來的時候，房金是每月六元，把我們趕走之後，所新招的一家人聽說是每月十二元。在我已經決定了走，而我留在後邊的家族卻要被人驅逐，這使我的決心發生了動搖。在這兒我是應該感謝我的安那的。她平常雖是阻擋我，不要我轉學，不要我回國，但她看到我就象成為了狂人的一樣，待在家裏幾月不進學校，她也就決心讓我把醫學拋掉，回國去另外找尋出路。她的性格比我強，隻要一起了決心，便沒有什麽遊移。在我動搖著的時候，反是她來鼓勵我，執行了既定的計劃。

由福岡到門司隻有兩個鍾頭的火車。我動身時是在夜裏，因為在白天時兩個孩子看見我走，是會哭的。安那在夜間煮了些紅豆飯，燒了一匹紅鯛魚來替我餞行。這是日本民間的風習，表示喜慶或祝賀的時候便要用這些東西。紅豆飯不消說是取其紅色。鯛魚在上海市上稱為銅盆魚，有紅有黑，紅色的居多。

走的時候天在下雨。安那說要送我到箱崎車站上去，我阻止了她，怕的是兩個孩子在夜間醒了來沒人照顧。

丟著一妻二子在後邊，雖說是回國、實際是等於出外漂泊的我，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和那晚的夜雨一樣，是淋漓地灑雪過的。我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走之後，剩下的家裏人在一禮拜之內不能不另尋巢穴。

安那安慰我，她說：“在村上有些熟人，在你回國之後暫時還有官費可領，我們的事情你可不用擔心。隻希望你回國去努力，有了職業時，我們便回來跟著你。”

就這樣同安那住了四年另三個月，才第一次要作長久的分離。我在夜雨中從十裏鬆原穿過，到箱崎車站去搭夜車，我心中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陣一樣。——不是說自己很勇敢，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在門司的船上遇著了仿吾，天色也晴起來了。海灣中的海水呈著濃藍的顏色，有好些白鷗在海上翻飛。在晴明的自然中，與久別的舊友重逢，夜來的憂鬱已被清冷的海風吹送到太平洋以外去了。我那時候委實感受著了“新生”的感覺，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像在演奏著生命的頌歌。仿吾搭的是三等艙，他在自己的鋪位旁邊另外替我空下了一個鋪位。同時他還替他的友人護送著家眷，那是搭著二等艙的。

在門司時天色異常清明，但不料船一出海便遇到風雨。我是愛暈船的人，睡在那黑蜮蜮的三等艙中一動也不敢動。仿吾很強，他時而要跑到二等艙去照拂友人的孩子們，時而又跑到三等艙來和我談話。仿吾隨身帶了不少的德文書，雷克朗牟（Reclam）版的屠格涅夫的小說。他的托爾斯泰的研究又已經轉換成屠格涅夫的研究了。我睡在船上算得到機會把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處女地》等讀了一遍。

船到上海是四月三號，天色又晴起來了，但是風浪還沒有止息。我渴想著看海中日出的光景，忍著眩暈，跑上甲板，好容易把那光景目驗了一下，但幾乎把自己的肝髒都吐了出來。我那《歸國吟》中的《海舟中望日出》的一首便是寫的這時候的情景。

船進了黃浦江口，兩岸的風光的確是迷人的。時節是春天，又是風雨之後晴朗的清晨，黃浦江中的淡黃色的水，像海鷗一樣的遊船，一望無際的大陸，漾著青翠的柳波，真是一幅活的荷蘭畫家的風景畫。幾年來所渴望著的故鄉，所焦想著的愛人，畢竟是可以使人的靈魂得到慰安的處所。靠在船圍上呈著一種恍惚的狀態，很想跳進那愛人的懷裏——黃浦江的江心裏去。但這個幻覺不一刻便要象滿盛著葡萄酒的玻璃杯碰在一個岩石上了。

船愈朝前進，水愈見混濁，天空愈見昏朦起來。楊樹浦一帶的工廠中的作業聲，煤煙，汽笛，起重機，香煙廣告，接客先生，……中世紀的風景畫，一轉瞬間便改變成為未來派。假使那些工廠是中國人在主宰，那麵未來派的畫幅是中國人畫出來的，再不然我自己不是生在中國的人，或許也未嚐不可以陶醉一下摩登的風物。然而不幸的是我自己和那岸上活動著的和乞丐相差不遠的苦力兄弟們是同屬於黃帝子孫，神明之遺裔！那時候我還沒有階級意識，我隻有民族意識。看見自己的同胞在異族的皮鞭之下呻吟著，除非是那些異族的走狗，誰也不能夠再閉著眼睛做夢。美好的風景畫被異族塗炭了！

到了上海了。這兒我雖然是再度劉郎，但等於是到了外國。那時候，上海女人正流行著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著長大的毛線披肩，披在肩頭像反穿著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卻又有極長的袖管，長得快要嚲過膝頭。那些長袖男，短袖女，一個個帶著一個營養不良、棲棲遑遑的麵孔，在街頭竄來竄去。我在“走肉行屍”中感受到一種新鮮的感覺。街上跑著的汽車、電車、黃包車、貨車，怎麽也好像是一些靈樞。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在這時候索性又以不同的意義流出來了。

我跟著仿吾和他所送的友人家眷坐在馬車上先到了一家公館。那公館是誰的，是在什麽地方，我不知道，後來我也沒有問過。在那公館裏麵吃了一會茶，不記得又是取的怎樣的路徑，同仿吾兩人到了馬霍路的泰東書局的編輯所。到了編輯所，昏昏蒙蒙地會過一些人，談過一些話。那時的詳情我已不能記憶了，隻是記得自己感覺著沒有著落。我們從一些人的談話中，知道了改組編輯部的事原來才是一場空話。擔任法學主任的李鳳亭已經擔任了安慶法政學校的教職，擔任哲學主任的李石岑還在編輯著《學燈》和《民鐸》，聽說不久有入商務印書館編輯所的消息。仿吾所當擔任的文學主任卻本來有一位姓王的人擔任著，那姓王的人也十分高興地歡迎著我們，說是他得了兩個很好的助手。這樣一來，在我倒是出於自動，沒有什麽，在仿吾要算是等於落進了一個騙局。

到了編輯所已經四五天，仿吾的任務依然沒有決定，我自己也沒有找到出路。仿吾是領了歸國費的，他那時還有餘錢，便在四月八號約我去遊西湖。

遊西湖時的心境和經過，我在《西湖紀遊》的幾首詩中保留了下來。仿吾的一首長詩《由長沙寄沫若》也敘述到了這件事。

去時我們乘的是晚車。到南站時，天上有赤色的晚霞，有大而明朗的長庚星出在西邊，由車頭冒出的蒸氣在那紅色晚景中映成紫色。我那時候在思念著我離別了八年的母親，同時又在擔心著留在日本的妻兒。火車是由南而北地奔跑，我的心思是在東西的緯線上梭織。我們坐的是二等車，車上有幾個中國人，好像是上海市的馬路政客，帶著兩名妓女，在一隻角上大事吃喝。火車上沒有特設的食堂，就在客車中便可以叫番菜，喝酒。那幾位先生一麵和妓女開著玩笑，一麵牛飲著啤酒，男的女的都在吸香煙，吸得一個車廂都是煙霧沉沉的。把酒菜吃喝了，又打撲克，又鬧又笑，兩位妓女特別鬧得厲害。車上的有好幾個西洋人，都沉默著在拿著一些文件校閱，在他們心目中似乎除掉自己之外，沒有身外的世界。又有幾位日本人在高談闊論，時而帶著極輕蔑的眼光望著那一群吃喝賭博著的中國人取笑。我和仿吾都穿的是日本帝大的製服，他們大約把我們當成日本人去了，有的遠遠用眼睛來向我們示意。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在這裏又洶湧起來。我憤恨的自然是我們的貴同胞太不爭氣，同時是連想到中國的政局和國際上的形勢：車中的情景便是這時局的一幅縮寫圖。凡是自己不能夠抱一個妓女在懷裏的中國人，想來是誰都會痛哭流涕的罷。

到杭州時是半夜，我們投宿在清泰旅館裏。——這座旅館我不妨在這兒給它登一個廣告，但我恐怕現在已經沒有了。進了旅館使我第一件感著驚異的是杭州的清靜，連那穿長衫、戴京帽的茶房都很斯文，就好像中、小學教員一樣。

第二天清早起來，吃了早飯之後，便去遊湖。在杭州沒有熟人，隻買了一份地圖來做向導，決定沿著湖的西南岸走去，先遊雷峰塔。這個路向便是一個頂外行的路向。在圖上看來不很長的一段湖岸，走起來卻是費了半天工夫，而那一段湖岸在西湖是最沒趣味的一段。我們的沒有經驗還鬧了一個小小的笑話。我們不知道在西湖裏麵隻要有錢隨處都可以吃喝，我們照著日本的“遠足”式的辦法，備辦了一些幹糧。我們所備辦的幹糧又有些特別。因為“素心饅頭”的名目別致，又聽茶房說有什麽“素雞”、“素火腿”，以為那冠在頭上的“素”字是清潔的意思，便拿了兩塊大洋叫茶房替我們置辦。於是乎一個人一塊錢的幹糧便是荷葉兩大包。挾著兩個大荷葉包子走了半天的路，真真是再別致也沒有的西湖遊，但有火腿和雞肉在手中可以犒勞，倒也不覺得有怎樣的厭煩。走到雷峰塔，正是所謂“日午當空塔影圓”的時候，兩個人都感覺著口渴，而同時肚子也有點餓了。於是在塔下草地上坐下，把荷葉包子解開，把那“三素”來賞心。誰知所謂“素心饅頭”才是什麽心子也沒有的饅頭，所謂“素雞”、“素火腿”才是一些豆腐皮。“三素”嚼在口裏，倒也沒有怎樣的難吃，隻是愈嚼愈見口幹，嚼不上半個饅頭，怎麽也難吞下喉去。隻得又把荷葉來包好了。

在雷峰塔下停著一隻湖船，船中的矮桌上放著一個茶壺，那誘引我們把沿湖走路的計劃拋棄了。我們坐上了船，把船家的那壺冷茶傾向肚子裏，比吃了兩大杯冰淇淋蘇打水的還要快意。船家把我們搖到北岸，在湖濱公園近處的一家小館裏吃了中飯，我們把我們的“三素”送給船家去了。

在西湖北岸遊了一回，參拜了一些英雄英雌的墳墓，沒有感受著多大興趣便折回了旅館去。

第三天逛了一回孤山，遇著一番微雨。雨中的西湖給人一種寂靜的感覺。回頭又到湖濱公園去過，遇著了幾位畫畫的女子，想來怕是杭州女子師範的學生。

“un　dane！”我這樣用日本話對仿吾說。

“un　da！”仿吾也回應了我一聲。

我在這兒對不住我們那天看見過的幾位女同胞，要把這個隱語解說一下。這是日本學生間所慣用的隱語，un字是由德文的unschoen省略下來的，意思便是不美。反過來遇著好看的女人時便說一個schoen字。這德文的schoen字正確的發音當如中國的“熏”，日本人沒有這個音，他們所發出的聲音都像中國的“香”。

杭州一下過雨，街上的道路就和黃海一樣。兩位初到西湖的外國回來的學生，在西湖裏費了兩天工夫，到第四天上來便遇著那黃海樣的杭州，把所有的迷戀都打破了。於是又悤悤忙忙地折回上海。就這樣，我們也說是去遊過西湖。我也做了些遊西湖的詩，但西湖的好處實在連邊際也沒有摸到。

六

仿吾在東京接到的信上是說聘請他當文學主任，月薪一百元。但他到了編輯所已經半個月，沒有給他聘書，也沒有說上月薪的話。書店老板趙南公——其實趙南公並不是泰東書局的老板，那書局是政學係的人辦的，趙南公隻是經理，後來政學係的幾個分子成了“大人物”，沒有再管書局的事，那書局於是乎便成為了宋朝的江山——看見了我的商品價值還不壞，他便把我一同留下，但我也始終沒有接過他的聘書，始終沒有正式地受過他的薪水。仿吾在上海住了兩三個禮拜，看見那書局情形沒有容納下我們兩人的地位，他便決心回長沙，把上海的事情留給我辦。仿吾說，長沙有一座兵工廠，廠長是東大的同學，他到那兒是有事可做的。

仿吾去後，我住在德福裏中，更好像飄流到孤島上的魯濱孫了。那位姓王的大編輯聽說是天津的什麽學堂出身，身上穿的是西裝，手中拿的是手杖，腳上穿的是響鞋。他的腳步好像羚羊一樣，走得很快，與其說在走寧可說在跳。他每天起床很遲，一起床便在樓上高叫茶房打水。吃飯，差不多沒有一次不聽他吵菜不好。每天上半天要到某女塾去教英文，上課時總愛塗一臉的雪花膏，打一身的香水。他那一雙響鞋由樓上響出大門，出了大門還可以聽見好一段響聲。當他回來的時候也是一樣，在大門外老遠便聽見他的響鞋。大門如是關著，他總要用手杖來在門環上打得滿響。一進門就叫“茶房啊，打水！”他那枝手杖，和樓梯的欄杆是很有仇恨的，無論是上樓或下樓，那棍子總要在欄杆頭上出氣。先生的專長是英文，一部歸化了日本的一位外國人原名為Laficadio　Hearn，日本名為小泉八雲（Koizumi　Yakumo）的《文學概論》，便是他的寶典。他一高興時便捧著朗誦。誦倦了又進房間去按按一架babyorgan（囝囝風琴）。再不然便拉長腳在**“宰予”起來。編輯所裏的人對於這位先生都有點不大高興，特別是那位每天要被他叫打好幾次水、以廚房而兼茶房的司務尤其恨他，當麵叫他是王先生，背麵便叫他是“亡八蛋”。為要更具體地表現他的憤恨時，他愛把右拳來加在左膊上歪著嘴做出一種哭聲。據說那王先生初來上海時便中了梅毒，被一位不高明的醫生打“六零六”把手膊打腫了，睡了一個禮拜。

我和王先生是同住在一間屋子裏的，因此我很感覺著不方便。我們在日本讀過書的人，有一種不好的習慣，便是在嘈雜的地方不能用功。王先生的英文朗誦和囝囝風琴的獨奏，尤其是使我痛頭的資料。因為他是主任，我是食客，我也不好幹犯他的自由。每當他在編輯所裏的時候，我便用毛巾把頭包著，把兩隻耳朵遮蓋起來。別人問我是否頭痛，我也就答應是頭痛。

在編輯所裏有一位四川人鄧均吾，這要算是我在馬霍路遇著的一粒砂金。他很年青，在當時怕隻有二十三四歲，他的態度很冷靜，他沒有喜怒哀樂表現出來。但一眼看來便可知道他不是呆子，也決不是胸有城府的人。他本是由吳芳吉的推薦，出來任上海某女塾的英文教員的，在他未到上海之前暫時由王先生替他代理。但等他到了上海，代庖的先生才霸占了別人的位置不肯退還。他樂得也就像我一樣，待在編輯所裏當了幾個月的食客。這件事也是使我不高興那位王先生的重要原因。

王先生當時在編輯著一種雜誌，叫著《新的小說》，是白話文流行時一種應時的刊物。在初似乎也還銷了一些，但到後來西洋鏡拆穿了，遭受了一般讀者的唾棄。書局方麵聽說我們要出純文藝刊物，便有意思要我來主編，我已經替它改了一個名字叫著《新曉》。但是，王先生卻仍然把持著不肯放手。我也就讓他去主持，自己樂得做自己的事。

我開始編纂了我的詩集《女神》，其次是改譯了那本《茵夢湖》。《茵夢湖》的共譯者錢君胥是我的同學，那小說的初稿是他譯成的。他對於“五四”以後的中國的新體文沒有經驗，他的初譯是采用舊時的平話小說體的筆調，譯成了一種解說的體裁，失掉了原作的風格。因此我便全盤給他改譯了，我用的是直譯體，有些地方因為遷就初譯的原故，有時也流於意譯，但那全書的格調我覺得並沒有損壞。我能夠把那篇小說改譯出來，要多謝我遊過西湖的那一段經驗，我是靠著我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夢湖的情趣再現了出來。

那時候上海灘上正是舊書新式標點流行的時候，亞東標點的《紅樓夢》、《水滸》等書很風行一時，泰東看了眼紅也想照辦。我便勸他們標點《元曲》。這個提議立地也就見諸實行起來，但把那位王先生難著了，他把那詞曲中的文句標點不斷。我自己為填塞提議的責任起見，照著西洋歌劇的形式改竄了一部《西廂》。這項工作在當時已經很不滿意，現在想起來尤甚無聊，並且可惜了那部缺了一冊的明刊本，那和金聖歎批本的內容有些不同，卻被我把它塗毀了。

在這兒我應該追溯到我們和文學研究會發生糾葛的起源。

就在我同仿吾回上海時，文學研究會的鄭振鐸也由北京到了上海。那時也就是文學研究會由醞釀期向實行期突進的時候。

我的西湖紀遊的那幾首詩，是在《學燈》上發表過的。因此便有好些已知未知的朋友知道我回了國，振鐸也就是其中的一人。振擇的名字我是在《時事新報》上時時見到的，共學社的出版預告裏麵有他的名字，《學燈》裏也常見他的名字。在我們由西湖回滬之後的不幾天，接到振鐸寫來的一封信，約我在一天禮拜日在半淞園會麵。

仿吾在這時候才告訴了我一件事情。

原來振鐸和他的朋友們要發起文學研究會的時候，有過一封信寄到東京田壽昌處，約他和我加入。這封信壽昌沒有轉寄給我，同時也沒有答複。那封信仿吾是在壽昌處看見的，他那時說過壽昌的不是，那樣的消息都沒通知我一聲。

半淞園的方向，在我初到上海的人，自然不知道，是趙南公的兒子送我到西門，由西門改換中國電車坐到了那兒的園門口。在那兒遇著了振鐸，沈雁冰，和編輯著《時事新報》的《青光》欄的柯一岑。一岑和李石岑到馬霍路來看過我，他是認得我的，我和振鐸、雁冰算是初次見麵。

見了麵彼此都很殷勤，特別是振鐸，他和我談話的機會最多。我記得他穿的是一件舊了的雞血紅的華絲葛的馬褂，下麵是愛國布的長衫。他的麵貌很有些希臘人的風味，但那時好像沒有洗臉的一樣，帶著一層暗暮的色彩。他伸出來和我握手的手指，就和小學生的手一樣，有很多的墨跡。那時候我覺得他很真率，當得德國人說的unschuldig，日本人說的“無邪氣”。

雁冰所給我的第一印象卻不很好，他穿的是青布馬褂，竹布長衫，那時似乎在守製。他的身材矮小，麵孔也纖細而蒼白，戴著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背是微微弓著的，頭是微微埋著的。和人談話的時候，總愛把眼睛白泛起來，把視線越過眼鏡框的上緣來看你。聲音也帶著些尖銳的調子，愛露出牙齒咬字。因此我總覺得他好像一隻耗子。——我在這兒要特別加上一番注腳，我這隻是寫的實感，並沒有包含罵人的意思在裏麵。

柯一岑的印象沒有什麽特別可說的，我隻記得他的麵孔平板，嘴唇微微往上翹，有點朝鮮人的風味，隻是沒有朝鮮人所共有的那種可憐的茫漠感。他穿的是青嗶嘰的學生裝，我聽雁冰稱之為“勞動服”。

四個人將近玩了一天，中飯是在園子裏麵用的，是振鐸付的錢。吃飯的地方是在一個臨池的亭子上，因為是禮拜，園子裏還有好些人在用中餐。飯後我同振鐸坐在那臨池的欄杆上，望著池裏的敗荷梗。

——“我們不久要在《時事新報》上出一種文學周刊，”振鐸對我說，“希望你能夠合作。”

——“我已經看見過你們登的廣告，”我回答他，“我自然是要盡力地幫助。”

——“你索性加入我們的組織不好嗎？”

——“沒有什麽不好的，隻是我聽說你們最初發起文學研究會的時候，寫過信給田壽昌，並邀我一同加入發起人之列。……”

——“是的，有那麽一封信。那時沒有得到你們的回信。”

——“那信我並沒有看見，壽昌沒有把信給我看。他沒有答複你們，想來他怕是沒有合作的意思。現在我又來加入，覺得對不住朋友，所以我看最好是在會外來幫助你們了。”

——“好的，總之請你幫忙好了。”

當天談的話自然很多，在園子裏遊玩了好些時刻，還在園外的田野中逍遙過好一會。一麵走著，一麵暢談，但那臨欄的一節話要算是那天談話的核心。那一節話我也記得最清楚。在田野裏盤桓到天色將晚的時候，一岑要到報館裏去，雁冰也好像有別的事情，我們便同坐電車到西門，在那兒握手告別。一岑在臨走的時候說過這一句話：“你今天會很有一些詩產生出來啦。”但不幸那天的遊覽我卻沒有記在詩裏。

振鐸看我不熟悉上海的路徑，怕我走錯路。他從西門還陪我坐了好一節的電車，坐到一處很繁華的十字街口。他陪我下了車，指示著和乘來的電車道成正交的路線對我說：“你乘那一路的電車往西首走，走不好遠便是新世界。新世界前麵左手邊上有一個大跑馬場，在那跑馬場門口的電車站上下車，便是馬霍路口了。”

他送我下車的地方是先施公司前麵，浙江路和大馬路成正交的那個十字口，這自然是後來才知道的。那時我很感謝他的殷勤，但我不知道他那時是不是已經住在閘北，如是已經住在閘北，那他乘浙江路的電車也正是必由之路，他和我同了一節路也不必就是專於為我了。不過他的確是陪我下過車，他那時候的厚情，我始終是懷著謝意的。

嗣後振鐸也還到馬霍路來過幾次。有一次是同著葉聖陶來的，是在晚上。振鐸把聖陶介紹了，聖陶握著我的手，十分懇切地說了好些話。但可惜振擇向我介紹時，我沒有聽清楚；聖陶的蘇州腔，我連百分之十也沒有聽懂。我待他們走了之後，才問編輯所裏的人，那位王主任吃驚不小地向我說：

“那便是鼎鼎大名的葉聖陶，你不認識嗎？”

我聽見是聖陶，也很後悔，覺得自己太木訥，沒有盡量地多多談些傾心的話。聖陶的小說，我最初是在《青光》欄內讀過他的《他與她》，覺得他的筆致很清新，雖然並不怎麽深刻。

我自從那次以後便沒有和聖陶見過麵，他留在我腦裏的第一印象，是矮小、樸實、和藹可親的一位青年。

又有一次，振鐸是同朱謙之一道來的，似乎還有李石岑同路。他們是到編輯所來商量謙之的《革命哲學》的出版。那時我同趙南公正坐在天井裏麵喝茶。他們來了，起初是隻和趙南公談話，我沉默著坐在一邊，謙之也是沉默著。我看他怕隻有二十歲的光景，穿一件毛藍布大衫，一雙圓頭的布鞋，頭發最異樣，那周圍的毛邊是剃光了的，就像在頭上頂著一頂圓形的氈帽。振鐸代他說，他的《革命哲學》在商務不好出版，問過別家書店，也都不敢承印，要望泰東替他印行。

南公沒說二句話便答應了下來，回過頭請他們和我商議。到這時候，謙之才知道了我是郭沫若，他從椅子上一跳而起，跳到我的麵前，一雙手把我的手抓著。

——“沫若，啊，你是沫若！”

他那一雙有些可怕的眼睛就像要迸出火來的一樣。

在“五四”以後，凡是從事於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陣營裏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樣，這樣相親愛、相敬慕的程度，不是個中人是很難想象的。

謙之聽說我住在泰東，他也就決定把行李搬來同住，等到他的《革命哲學》的出版。

就在謙之住在泰東的時候（是七八月之交），振鐸也到馬霍路來過好幾次。他那時在編輯《學燈》在《女神》出版時，那首序詩他曾替我發表過，同時也發表過那集子中所未曾發表的一兩首。我有一次還做過一首兒歌，也蒙他拿去發表過的。（這首詩我沒有保留下來，意思是孩子要到海邊去，孩子的媽媽不讓他去，孩子望他海外的爹爹趕快回家，帶他到海上去玩耍。不消說是我思念自己的兒子，托為兒童的情緒所做出來的。）又有一次，我把王維的《竹裏館》那首絕詩寫在紙上：

獨坐幽篁裏，彈琴複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這是我從前最喜歡的一首詩，喜歡它全不矜持，全不費力地寫出了一種極幽邃的世界。我很喜歡把這首詩來暗誦。振鐸看見了這首詩，他以為是我做的，他還這樣地問過我：

——“你還在做舊詩嗎？”

在初回上海的時候，少年中國學會的左舜生也到馬霍路來過。那時少年中國學會另外出了一種雜誌，叫著《少年世界》，要出一期“日本研究號”，向我征文，我早做了一篇《日本之煤鐵問題》寄去。因為那篇文章不很滿意，我便寫了一封信去，請把原稿退還。左舜生便親自到了馬霍路來。來時是在晚上，他告訴我《少年世界》雜誌已經印好了，不日便可出版，那篇文章不好再抽出了。

同時又談到了些別的事情。

——“聽說你們要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啦？”他這一問，使我很詫異，這個計劃怎麽他會知道？他又說：“壽昌在二月間有信來，托我找出版處，我也奔走了幾家。中華書局不肯印，亞東也不肯印；大約商務也怕是不肯印的。”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仿吾們在東京開第三次會議時，為什麽壽昌沒有出席，以及找出版處的事之所以沒有下文的原故。

自己留在上海的使命是要出一種純文藝雜誌，這是始終在腦子裏盤旋著的一件事。《新曉》既由那位主任先生把持著，我的意思便是在《新曉》之外另出一種刊物，這層是得到了趙南公的同意的。當時我也暗暗地感謝趙南公，因為我聽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話，像那時還未成形的創造社，要想出雜誌，在上海灘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東來承印，這當然是可以感謝的事。但我一個人留在上海，同住的沒有一個人可以幫助我，雖然有一位鄧均吾，但他的能力也是很薄弱的。仿吾回長沙後連信都少有寄來，在日本東西二京的一些朋友，通一次信來回至少要兩個禮拜。起初要主編《新曉》，寫信給各地的朋友，得到同意時，局麵又改變了。就這樣，我待在上海由四月初達到六月中旬，雜誌的事還沒有弄出一個眉目。我便想，無論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須得去巡訪各地的朋友們，定出一些具體的辦法。雜誌用什麽名字，是定期還是不定期，定期時期限的長短，每人可擔負的稿件的分量，這些都是應該商量的問題。於是我在七月初旬便決定再往日本。

這次我往日本的來往路費，是趙南公送我的。他送了我一百塊錢，還送了我老婆一隻金鐲，是買成四十三塊袁頭。這一百四十三塊錢就算是我在編輯所裏住了三個月，編譯了三四本書的報酬了。但在當時我的“流氓痞棍”性似乎還不十足，領了那筆錢總覺得有點受之有愧。

七

離別了三個月，又回到福岡。我留在福岡的妻兒是被家主驅逐出了從前的舊居的，新遷的地方離舊居不遠，但我不知道在那兒。我走到舊居近處問以前相識的鄰裏，又才按照著地址去探尋。原來新遷的住居是在箱崎町的街道上，背著海岸，和海岸相隔還有兩三家漁家。後麵有一方空地，有新的木板牆圍著。我先隔著那木板牆看見大的一個兒子和夫，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那空地當中挖土。頭發很長，好像是自從我走後不曾剪過發的光景。就單隻這樣一個情景已經就使我的眼淚流出來了。我又轉到街頭的前門去，前門才是鎖著的。我也並沒有什麽驚異：因為我想到安那一定是背著第二個兒子出外去買東西去了。我在門口佇立著不一會，安那果然背著孩子買了些小菜回來。她看見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為我走得很倉促，臨行時我沒有通知她。

新居是平房，結構和舊居的樓下相同，可說就是舊居削去了樓層的一樣。我們本來是沒有什麽家具的，我的一些書籍又已經運回了上海，看起來真正是家徒四壁，這些不消說又是催人眼淚的資料了。

我那《淚浪》的一首詩，被已故的“詩哲”（徐誌摩）罵我是“假人”，罵我的眼淚“就和女人的眼淚一樣不值錢”的那首詩，便是在這一天領著大的一個兒子出去理發時做的。我們繞道走去，在以前的舊居前纏綿了一會。那裏還沒有人住，有兩三位木匠在那兒修理。我也就走進去，在那樓上眺望了一回，那時候的眼淚真是賤，種種的往事一齊襲來，便逼得我“淚浪滔滔”了。

我回福岡僅僅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動身往京都。在車上過了一夜，到京都時已經是第三天的上午了。我先到三高去訪問伯奇。他那時正在考試，我在會客室裏坐了好一會才等到他出來。他和我雖通過很久的信，但是初次見麵，他信上寫的字跡異常纖細，就像姑娘們的筆跡一樣，哪知一看見他才是一個矩形的麵孔，身子比我還高，我覺得他可以稱為東方的興登堡。伯奇對我也一樣地感覺著一種意外，他領著我去找一位舊同學李閃亭時，他這樣對我說：“從信上得來的想象和實際的印象又不同，文學的要素是不免有些誇張的。”因為我做過《死的**》那一類的詩，我寫給他的信上也每多消極的話，因此在他的想象中以為我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結核沒到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

伯奇在考試。我便不好打擾他，便在李閃亭的寓裏住下。這李閃亭是岡山六高的舊同學，進的是京大經濟科，要算是河上肇的弟子。在岡山時我們同住過兩年。因為他是第一部，我們常常叫他是“曼大林”（Mandarin中國官僚），他很不高興。進了京大，京都的同學們又稱他為“中國馬克思”了。但這位“中國馬克思”到底還是成了“曼大林”，他後來是屬於孤軍派的中國青年黨的一員健將，做過長沙法政學校的校長，一九二七年客死在上海。

我暫時寄寓在“中國馬克思”的寓裏，不幸我得了急性腸加達兒，那天整個下午不能行動。那時我對於馬克思學說還是門外漢，夜間我同“中國馬克思”並枕睡著的時候，他對我說了些“唯物史觀的公式”，說了些“資本主義的必然的崩潰”，又說了些“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得似乎並不怎樣地把握著精髓，我聽得也就千真萬確地沒有摸著頭腦。他勸我讀河上肇的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我在當時並沒有感覺著有怎樣的必要，他這個勸誘，我也沒有立地接受。

第二天病算好了一些，我應著張鳳舉的邀約，到他寓裏去茶話。我同閃亭去時，鳳舉又到近處去把當時在京大研究的沈尹默先生請了來。沈先生那時恐怕將近五十歲了，他戴著一副藥片眼鏡，眼睛好像很不好。臉色很蒼白。那蒼白的臉色配著藥片的眼鏡，怎麽也好像是日本的一位按摩。

鳳舉替我介紹了，說起我們要在上海辦一種純文藝雜誌的意思。

沈先生的第一聲是“上海灘上是談不上什麽文藝的”。

我聽見了這一聲，微微地感覺著一種驚異。我不知道為什麽在上海灘上便不可以談文藝。文藝究竟是該在什麽地方談？揣想沈先生的意思自然是舍北京而外沒有什麽地方說得上的，這一層也就引起了我的一種反抗心理。北京我從前到過，我覺得像那樣暮氣沉沉的地方倒未見得配談文藝。這些話自然沒有說出口來，我覺得說是多事。——其實照現在看來，就是那樣的作想也已經是多事了。沈先生所說的文藝是大學教授的文藝，講研究要唐鈔宋刻，講寫作要古月荒城。這自然是以北京為宜，上海灘上是說不上的。這兒有一個階段不同的階級意識，就如貴族們之鄙視資產家一樣，北京城的文士每鄙視“上海灘上的詩人”。這種思想，明白地說，就是封建思想。北京城是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結穴，蟠居在這座古城裏的正人君子或準正人君子，要想超越這種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話一不投機，結果是把雜誌的話丟在一邊去了。談了些京大所藏的中國古書，談上了元曲。我發表了我的中國劇曲在文學構成上優於西洋歌劇的意見，鳳舉說他沒有研究，沒有加以讚否。沈先生也是沉默著的。鳳舉又說到廚川白村（京大的文學教授）稱讚過我那首《死的**》，——因為大阪的一家日報翻譯過——說是中國的詩已經表現出了那種近代的情調，很是難得。我聽了這話，其實並不知道他是在稱讚，還是在藐視。

談不好一會，便同閃亭從鳳舉那兒退出。那時京大附近的飯堂很多，都是以學生為對象的。用中飯時，在飯堂裏遇著了伯奇。那天的下午，伯奇陪我去訪問過一次穆木天。木天那時是三高的二年生，他是在專門研究童話的，一屋子裏都堆的是童話書籍。我覺得他自己就好像是童話中人。他人矮，微微有點胖，圓都都的一個臉有點像黃色的番茄。他見人總是笑眯眯的，把眼睛眯成一線，因此把他那豐滿的前額和突出的兩個臉墩便分成了兩部分。他特別像番茄的地方也就在那兒。他是吉林人，愛用卷舌音的北方話也特別助長了他的天真爛漫。我覺得他的姓穆而名叫木天，真是名也名得好，姓也姓得好。那時聽說他參加了周作人的“新村”運動，我也覺得像他這種童話式的人也恰好和“新村”相配。

伯奇那天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訪問廚川白村，我卻是謝絕了。我這人，用我們四川話來說，怎麽也是有點“不帶貴”。不知怎的，我總有點怕見上人。凡是所謂大人名士，我總是有點怕。外國的大人名士不用說，就連吾們貴國的，我也是隻好退避三舍的。在這些地方或許也就是不能受人抬舉，十年如一日地隻能當著“流氓痞棍”的原因。

到了第三天，我覺得在京都想會麵的人，都已會了麵，雖然所想討論的事情並沒有說上，但已覺得無可再逗留了。我便決意再往東京。閃亭，已故的“中國馬克思”，勸我到晚上乘夜車去。他說那樣要方便些，到東京時是清早，省得許多麻煩。我聽從了他的話，他便陪我去遊過一天琵琶湖，京都近旁的一個大湖。那湖的規模比西湖大，水也比西湖深，有小蒸汽船在裏麵通行。湖畔也有好些古刹，有所謂“近江八景”，是仿照著“西湖八景”所擬定的。到過西湖的日本人有的說是比西湖還好，但這個比擬似乎有點不倫。因為西湖的好處是在它的小巧玲瓏，就像規模放大了的庭園；琵琶湖那樣宏闊的大湖，是沒有這種風味的。

在琵琶湖遊了一天，晚間在大津市乘車東上。坐在夜車裏，自己免不得又想到雜誌上的事情來。怕是隻能出季刊罷，能夠寄稿的人至多不上十人，又多是有學校纏著，而且散在四方。一年要出四期，怕已經很費事的。季刊用什麽名目呢？誇張一點的便是《創造》，謙遜一點的可以命名為《辛夷》。名目太誇大了，要求實質相副，是很費力的。書局方麵拿不出稿費來，這是一件很大的困難。……這些都在縈想中，但想來想去總得不到著落。最大的希望是到東京後，要靠幾位有力的友人來決定。

到了東京，先走到達夫的下宿處去看時，他得了病，進病院去了。我又跑到病院去看他，是駿河台的杏雲病院。

我和達夫已經五年不見了，在未見麵之前隻疑他的病很沉重，我在想象中描畫著我那位本來是很瘦削的友人怕已經是骨瘦如柴了；他那蒼白而又帶著一層暗灰色的麵孔，怕已經是麵如土色了。但一進病室時，他是坐在病**的，帶著紅紅的臉色。

他見了我，想立起身來和我握手，我急忙勸他安靜著莫動。我問他是什麽病，他說是胃病。但我頓時懷疑起來，為什麽得了胃病就要進病院呢？我疑心是肺病，他不肯說實話。

談了一天，並陪他去登臨過一次在病院附近的俄羅斯正教的尼哥拉斯圓堂。——這是東京的名勝，在大地震時已經毀滅了。他住的病室似乎是頭等，在一間前室中擺著一尊鋼絲床，一隻角上有洗麵池等的設備。鄰接著的後室是三鋪席麵的日本式的小房間，是護士或患者家族們的寢處。我那晚便睡在那兒的草席上，同時還有兩個看護婦睡在我的左右兩邊。——這樣一寫出來，好像很風流，達夫在第二天清早也說過些風流的趣話，其實我被夾在兩座肉山中動也不能一動。那兩位護士大姐真夠胖。一位好像是一條白肥豬，一雙肥白的手各個手指節都呈著眼窠；又一位大約腎髒有毛病，麵孔上帶著暗灰色，全身有點浮腫。達夫有一篇小說叫《友情和胃病》的，便是寫的那時的事情，那位白胖的密斯（？）被我們的達夫描寫成了楊貴妃。

達夫很熱心，他所講的話，主要是說他明天或後天便要退院，退院之後便要創作了。他已經做成了三篇東西，便是《沉淪》、《南遷》、《銀灰色的死》，他打算拿來出一個集子，退院之後便要寄給我。他說，他的《銀灰色的死》寄往《學燈》已經四五個月還沒發表出來，叫我回上海之後給他要回。雜誌的名目他讚成用《創造》，月刊、季刊都不論，每次他可以擔任一兩萬字的文章。

我看見他這種熱情，覺得到東京的目的是已經達到了。他能否在一兩天之內退院還是未知數，資平他們都還有考試，不好多費他們的時間。‘在東京方麵的事情我便要他做個中心，退院之後把大家召集起來商議一下；最好督促著大家在暑假之內努力做些文章，好使雜誌在年內或來年的正月出版。他和田壽昌那時還不十分熟悉，我在東京該做的事情便隻有去訪問壽昌了。

第二天適逢禮拜，清早在病院中和達夫離別了，便往東京郊外去訪問壽昌。壽昌住的地方，就是仿吾從前住過的月印精舍。那個地方，我起初以為是僧寮或者道院，原來隻是幾個留學生共同組織的“貸家”。壽昌和他的漱瑜是特別住在一間小房裏的。他們那時的戀愛已經是在所謂“純潔的”以上了。他們同住的人在精舍裏麵養了一些雞，我到了，在吃中飯時便蒙他們殺了一隻雞來款待。午後壽昌約我去會佐藤春夫，我謝絕了。又約我去會秋田雨雀，我也謝絕了。不拜訪名人的我的“不帶貴”的脾氣在壽昌麵前又發揮了一下，其實我所拜訪的壽昌，在那時候已經是名人了。他那時雖然還是高等師範的學生，但那兒的學課他已經老早沒有去上了。隻是他說晚間要引我到銀座去領略些咖啡館情調，這對於我倒是一個很大的**。

我在一九一四年初到東京時，預備入學試驗的最初半年住在小石川的偏僻地方，我不曾到過銀座一次。在一高預科的一年是青年矜持期的絕頂，不說銀座的咖啡館，便連淺草的電影館都沒有去過。以後便分派到鄉下去了。在暑假期中雖然偶爾有到東京的機會，但象銀座的咖啡館，實在是受了禁製的樂園。“咖啡館情調！”這是多麽**人的一個名詞喲！我聽說那兒有交響曲般的混成酒，有混成酒般的交響曲，有年青侍女的紅唇，那紅唇上有眼不可見的吸盤在等待著你，用另一種醇酒來使你陶醉。那兒是色香聲聞味觸的混成世界。在那兒能夠使你的耳視目聽，使你的唇舌掛在眉尖，使你的五蘊皆充，也使你的五蘊皆空。這樣的一種仙境，能得深有研究的壽昌來向導，這真是我到東京的一種意外收獲了。

咖啡館情調要到晚間才能領略，午後壽昌引著我在代代木鬆林裏盤桓，追憶到了一年以前的千裏鬆原內的散步和太宰府的邀遊。他談到了漱瑜最近和他鬧過一次閑氣。他說他和“康月昭姐”——這位女士據說是廣東人，壽昌是這樣稱呼她的——太親密了，漱瑜有一次便對他說要和他分離，免得成為了他和月昭姐兩人的交誼之障。他說漱瑜是在摹仿歐洲某一位作家的戲劇裏麵的女主人公。可惜我把這位某作家的名字忘記了，我的貧弱的外國文學知識裏也沒有這個典故的儲藏。

好容易到了晚上，吃了晚飯後，漱瑜說要到某姐處，叫我們等她回來之後再往銀座。這個禮節自然是應該遵守的。不一會漱瑜回來了，壽昌先走去迎接她，他們好一會都沒有進來。我也走去看時，看見漱瑜坐在門道上帶著一個很不愉快的臉色。

——“怎的？生了病嗎？”我問她。

——“是的，我肚痛。”

——“最好是趕快休息的好了。”

這樣一來，所謂咖啡館情調已經飛到另一個太陽係統裏去了。

第二天漱瑜的病算好了，她和其他同住的人都去上課去了。那時有一種表現派的電影叫《格裏格裏博士》，在神田某戲館開演，是不可不看的，壽昌留著我，定要我把這場電影看了再回福岡。他和我兩人便坐上電車進東京市去。起初是陪著他到上野，因為他要去會一位美術學校的朋友。那朋友住在一家臨著背街的樓房上，下麵是汽車行。到了那兒，壽昌在樓下叫了一聲：

——“老王，在家嗎？”

——“是老田嗎？你上來。”從那樓上有湖南人的聲音回答出。

壽昌叫我在下麵等著，他跑上樓去了。剛上去又跑了下來，又叫我走。我們在上野公園裏逛了一下，快到吃中飯的時候，他又拉我到本鄉去會他的一位“劇友”。

原來那位“劇友”就是屠模，本是我在岡山的同學，但不幸我們在岡山時，為了一些小事有點不和睦。他是武進入，有演劇的天才，壽昌和他的交際便是由演劇而來。他在帝大學植物學，但他那時正在熱心製造香水，進了他的房間，一房都是香氣，隨處都是香水瓶。中飯是在他那裏用的。用了中飯之後他要去上課，我們又才分了手。

壽昌又拉著我走，在大學前麵的街道上，就像兩個夢遊患者一樣走來走去，進過好幾家舊書店，在幾家書店店頭也立讀過一些雜誌，不知幾時已經走到了萬世橋。是電影快開演的時候了，我主張坐電車去。兩人上了電車，我拿出一張五圓的老頭票來買電車票，車長找不起。我的零錢，卻又不夠，坐了一站路，車長又把我們放下車來，意思是讓我們把錢換了再坐電車。我到這時候才知道壽昌是囊空如洗，他是連坐電車的零錢都沒有的。我這個太不聰明的腦筋，也才悟到在早上他為什麽要到上野去會那位“老王”，為什麽到中飯時又去找屠模，為什麽幾次都不坐電車。說不定昨天晚上漱瑜去會某姐，也怕是去借錢，因為錢沒借到，所以肚子才痛了起來，讓我們的咖啡館情調也就成為了畫餅。腦筋太遲鈍的人，就是在享樂上都是沒有資格的。我假如早悟到了他們是沒有錢，我自己雖然也窮，但還有從書店老板那兒領來的路費，一小時的咖啡館情調或者是可以領略的。可惜我就在那一次把機會失掉了，自有生以來一直到現在終還不曾把我們的“咖啡館情調”領略過一次。——我這樣寫來倒不是要誇示我是一位道學先生，也並不是想否認我之為“流氓痞棍”，不過我這個“流氓痞棍”委實是一位膽小的家夥，凡是沒有經驗的地方，實在沒有膽量一個人去撞。自然，在這兒也有一種東西在說話，那種東西多的便是膽量十足的人，那種東西一缺乏不怕就是想要以“咖啡館情調”來款待我的壽昌，反因我而得到一番夢遊患者的經驗。

那場《格裏格裏博士》的影戲，所描寫的是一種狂人心理。開首是瘋人病院的場麵，是現實的情景。接著是那院裏的兩個患者在談話的光景，以下便是幻境了。

德國的某一個都市有一對青年同愛著一位姑娘。有一次節日，他們三人同往市中觀看種種的遊藝。格裏格裏博士利用著一位夢遊患者在市上營利，說是能夠判斷人的吉凶禍福。那兩位男子和他們的共同的愛人也就進了博士的齋館。館裏是一座小小的戲場布置，正麵一段高壇上立著一個細長的木匣。壇下圍著座席，觀光的人已經坐滿了。停不一會，格裏格裏博士走了出來，字幕上表現出了他的說話，就是說他要向著看官們開示他的能知人吉因禍福的夢遊患者。他把木匣揭開，裏麵立著一個人，就和幹槁了的屍首一樣，眼睛閉著。博士向看官們發問，有沒有人要問自己的吉凶。那對男子中的一個便要立起身來，幾次都被他的友人和愛人拉著了，但他終於站起了身來。他問的是知不知他幾時會死。在這時候博士叫那夢遊患者把眼睛睜開來。眼睛徐徐地睜開，睜得璧圓，放出一種可怕的凶光，直射著問者的麵孔。患者的口奇怪地動了幾下，字幕上表現的是：“你呀，你今晚就要死！”說了又把眼睛閉了。

三位愛人大笑了起來，便各自退了席。誰料那質問者在那天晚上就寢之後，就由格裏格裏博士的夢遊患者潛去暗殺了。另一個男子揣想到是那位遊方博士作怪，便要替他報仇。經了幾多轉折，得到了一些實證，便率領著人們去逮捕博士和夢遊患者。兩人逃跑了，人們緊緊地追趕著，一直追進了最先現出來的那座瘋人病院裏。銀幕上又是現實的景象了。一些狂人仍在那病院的中庭遊散，有一個像死屍一樣的人閉著眼睛立在一邊，便是那位夢遊患者。又有一個女的患者像垂著眼簾的白蠟觀音一樣，是那兩位男子所共愛的一個愛人。格裏格裏博士是那兒的院長。不用說談出這番幻想出來的人也是患者中的一個。

走出電影館時，滿街都已經上電燈了。壽昌問我還到咖啡館去不？我卻也早已經回到了現實世界來，隻是買了一些西洋點心，敦促著他，趕快回去安慰他的漱瑜。

跑到東京，混混沌沌地便過了三天，到第四天清早又和壽昌告了別，我是決定回福岡去了。因為想買幾本書，便又打算跑到東京大學前麵的書店裏去漁獵。坐在電車裏自己覺得真是無聊，跑來東京一趟，也就和在京都混了幾天的一樣，真是空洞。自己也會了一些朋友，但好像所當解決的問題，一個都沒有得到解決。朋友們自然大家都在答應要做文章，但那不是和幾個月前還未回國時的情形一樣嗎？未知數依然還是未知數，X依然還是X，問題並沒有進展得一步。想到達夫說要退院，覺得最可靠的還是隻有他。他的寓所本就在大學附近，我便決心再往他那兒去探望一次。

他果然是在我會見了他之後的第三天退院的，我再在他的寓所見麵時，他已經在做他的《友倩和胃病》了。

這一次的重逢才會見了好些朋友。會見了資平和何畏，是東大同學們在學校裏把他們找來的。無心之間也會見了徐祖正，他在我到京都的時候，已到了東京，那時他好像是和達夫同住在一個館子裏。就在那天下午，在達夫的房間裏聚談了一次，大家的意思也都讚成用“創造”的名目，暫出季刊，將來能力充足時再用別的形式。出版的時期愈早愈好，創刊號的材料，就在暑假期中準備起來。這個會議或者可以說是創造社的正式成立，時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初旬，日期是那一天我不記得了。

八

到日本去往返了一次，費了三個禮拜的光景，在七月中旬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之後很不愉快的是《新曉》的預告中登出了我的名字。那位主任先生乘著我不在，把我鎖好了的書桌的抽箱打開了。——因為他和我的書桌是相同的形式，鑰匙也相同。他把我的兩篇舊稿取出了。一篇是我譯的葛雷的《墓畔哀吟》，另一篇是名叫《Love　Lane》的隨筆。Love　Lane是靜安寺路上的一條小巷，離馬霍路不遠，華名用的是那幾個字，我不記得了。那個名字在那時候我覺得很有詩意，地方也很幽邃，直譯出來便是“情侶弄”或“愛情弄”。我住在馬霍路時，晚間每愛到那兒去散步；每次要遇著好幾對逍遙著的西洋男女，大約都是些“情侶”。我自己的“情侶”呢？時常是我自己的影子。那篇隨筆便寫的那種情趣，原稿後來失掉了。

主任先生不得到我的許可，便任意打開我的抽箱，攫取我的文字，把我來做他所編的《新曉》的幌子。這使我大不愉快。編輯所裏的人都勸我登報聲明，於是在《學燈》的一角上，在我回滬的第二天便有我的啟事。啟事也沒有揭穿，隻是說有人假借我的名義在外麵招搖而已。這樣含糊的文字自然有為它注釋的活著的腳，上海雖大，大家也就曉得我為的《新曉》了。到這時候那太聰明的書店老板才知道我和主任先生是不能合作的。他見了啟事便跑到書店裏來，談了些和衷共濟的話。有人向他談到了私下打開抽箱的事，他拿著也就沒有辦法。《新曉》停辦的話似乎就是在這個時候說出來的，他說以後便不出《新曉》，專出《創造》。

從那時以後，書店老板便把對於王主任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他遇著人便罵，罵他編纂了三個月連一本小雜誌都編纂不出；駕他太不負責任，做出了對不住人的事。這樣一來弄得那主任先生的響鞋，響得愈見焦躁，但是臉上的雪花膏卻少塗了，香水也少打了。有一天清早，他還睡在**的時候，有一位娘姨跑到編輯所裏來叫醒了他。

——“王先生，太太叫把這架風琴拿回去。”那個“囝囝”便被她抱下了樓，坐著黃包車走了。

原來那架風琴是P公館的東西。P是組織泰東書局的一個人，家眷住在上海。有一位成了人的女公子在學英文，編輯主任由書店老板的介紹在擔任那兒的家庭教師。風琴是從那兒借來的。P家對待西賓似乎很有禮節，往常每每有雞肉和清蒸鱉魚之類的食品送到編輯所裏來。大家都稱王先生為未來的駙馬，王先生亦隱隱以此自命。囝囝風琴一被搬走之後，於是乎駙馬公的希望也就隨著朵奶妳向空中消逝了。用所謂《春秋》的筆法來說，或許這一段姻緣是由我拆散了的。但是當年的那位密司P，假如看見了我這篇文章，她就和我們的《創造》沒有被《新曉》汙辱的一樣，我倒要請她感謝我的。

這時候文學研究會的人又來提起過入會的事。在七月中，他們要在上海開一次大會，在開會之前的兩三天，李石岑寫了一封信給我，傳述振鐸他們的意思，要我加入文學研究會，並限我在一天之內答複（有人說過就像是哀的美頓書）。石岑那時已經進了商務編譯所，《學燈》是讓振鐸在編輯的，他不消說也是加入了研究會。但他的提議，我卻以同樣的理由拒絕了。

暑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和我同住在編輯所裏。他搜集來的資料是王獨清由法國寄來的一首長詩名叫《支那》，和一部《新月集》的翻譯。《支那》似乎是惠特曼式，但對不住我們的“情調詩人”，我在原稿中便替他毀棄了。《新月》卻替《支那》報了仇，叫我流了好幾鬥汗水。《支那》既不能采用，伯奇礙在他們的友誼上，始終要叫我賞玩《新月》；於是乎在那上海市上的100℉以上的炎熱之下替他渲染起來。那部《新月》除掉一些單語單字外，真可以說一鉤新月。

當年的上海市的確是炎熱得不堪，有時候熱到一百度以上。坐在馬霍路的樓上就使一事不做，也像麵包烤在爐裏，汗水不斷地迸出。但是在吃別人的飯自不能不努力地做點事情，倒是做著事情反可以把炎熱忘記。那時候我在開始翻譯《少年維特之煩惱》。伯奇在翻譯《盧森堡之一夜》。伯奇是從法文翻譯出的，那書在描寫性的一方麵很有些露骨的地方，英譯本都替作者刪削了。伯奇為此頗為礙難。我勸他全譯，但他有所顧慮，終於把原文刪節了好些。

號稱為編輯所的地方，絲毫組織也沒有。本是一所二樓二底的弄堂房子，樓下做了堆棧，五六個人通雜住在樓上。做工、會客、睡覺，在那兒是三位一體。中國人的客，有事來商量的很少，無事來消遣的很多。客一來總是高談闊論，起碼總要坐上兩個鍾頭。編輯所裏有五六個人，平均每人一天一個來客，你一天工夫便要整個地費掉。在這種環境中，譯事很不容易進行，創作的機會更是沒有。本來是有躁性狂的煩悶者在上海不免又煩悶起來了。因此伯奇和我便有拿著工作暫時到鄉下去做的計劃。就在七月下旬，我們一同到過一次鎮江。

在鎮江遊了金山，登過金山寺的塔。塔是木造的，塗著紅色。塔下的門鎖著，要繳納若幹錢，和尚才來替你開門。塔上的眺望當然是一個壯觀，可惜我的記憶已經完全消逝了。我隻記得塔壁上縱橫狼籍地有無數的題名，也有些西洋人的題名雜在裏麵。

焦山有定期的小蒸汽船往還。坐船上了焦山，一山都是寺院。那些寺院的和尚就和四馬路上的野雞一樣，專門在做拉客的生意。我們初到，自然是外行，在開始走進的一個寺院裏便投入了他的羅網。大和尚拿了些茶點來款待，又展示了那寺裏所藏的寺寶。他聽說我們是來避暑的，便愈見殷勤起來。我們要到山上去遊玩，他便派遣了一個“小童”來跟著我們。他所稱的“小童”其實是和魯智深相差不遠的大漢，任隨你走到那兒，他都在後麵跟著。各個寺院都有所謂“寺寶”，看了便要你出錢。我們兩個寶貝看了的“寺寶”也很不少，但隻有焦山寺的“無惠鼎”還留在我的記憶裏，連“瘞鶴銘”的所在我都是模糊印象了。

大漢又把我們引回了他的寺院，那兒已經替我們預備下了一桌很豐盛的素菜，和上海的素菜館子功德林的上等席麵相差不遠。菜雖號素，用的通是葷名，而且還為我們備下了一些“素酒”。我們見了，不是酒的事，隻是愁的事了。我不知道這一席款待究竟是要我們付多少錢。我一麵用素餐充著饑腸，一麵用日本話訴著愁腸。我很感覺著焦山這個名目倒不愧是座焦山。把飯吃完之後，結果是拿十塊硬洋來抵塞，故意用了硬洋者也是因為十塊硬洋比一張十元鈔票來得更有實感。那位大和尚倒還客氣，他說我們施舍得太多了。這一句話真是天來的佛音，才把我從焦愁解脫了。我就是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究竟那十塊錢是給得太多，還是給得太少。假使是少了，而能使那大和尚不說話，怕或許是我們的日本話奏了功效。那禿頭大師說不定把我們當成了帝國主義者了。

但是，十塊大洋！這在大和尚看來或許不會多，而在我窮小子卻不算少。我帶去想在鄉下住一個月的費用已經用了三分之一。焦山，避暑，還是滾他媽到阿鼻地獄裏去罷！不用說我們就在那天也就退回了鎮江。

遊了一次焦山，花了十幾塊大洋，換來的是在這兒再寫幾行賣錢的文字。

焦山的北麵，峙立在江岸上的是北固山，那山上有有名的甘露寺。我們遊了金、焦二山之後，北固山沒有再去了。但我想起了小時候讀過的一首唐詩，便是王灣的《次北固山下》。那開首兩句是：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

這青山綠水的幾個字隔了二十幾年才使我感受了驚異。我想在唐時的北固山上或許會有一些林木，而揚子江裏麵的紅水斷不會是綠化了的。大約那位王灣先生也是一位大天才，大創作家，他在夜裏泊舟，並沒有看見山，也沒有看見水，隻是按照著自己主觀的觀念做出了那首傑作。不然，他或許是一位紅綠盲，不能辨別水色，也不能辨別山色，隻沿用著通常的習慣語，言水必冠以綠，言山必冠以青。

由鎮江折轉到無錫。我們要到無錫去，是因為住在那兒的朱謙之寫過一封信來，說那兒的惠泉山有希臘的風味，比西湖還好。我們聽了他的話，便也到了那兒的惠泉山。那兒的確是有“希臘的風味”，但不是古典的希臘，而是現代的希臘。山是一座童山，山下叢集著一些頹廢的節孝祠，謙之和他的朋友們便住在一座節孝祠裏麵。那兒倒還好，比西湖還好的好處，便是可以少花錢。我們到的時候，謙之已經到了南京，由他的朋友們招待著我們，我們也就在那家節孝祠的一間樓房裏住下了。

樓上有兩尊木板床和一張方桌，平常大約是做泥人的匠人住的地方。鄰接的空敞的樓房裏，沿著樓壁還陳列著好些未上彩色的泥人。匠人們是回去了。為什麽回去了，在當時也聽人說出過一般理由，但我已經沒有記憶了。我想或許怕是各處的商場被西洋囝囝占領了的原故。樓房頭上直接露著瓦頂，白天很可以納暑，晚來蚊子的大軍逼著我們隻好在帳子裏麵過籠城生活。就這樣在那兒住了有一個禮拜光景，工作絲毫也不能做，並連逼在近旁的太湖都不曾去過，又隻好“桃之夭夭”了。

逃回上海之後，仍然還是住在馬霍路的樓上。但在我們去避暑的期間中，有一位顯客來訪問過我。那便是商務印書館的元老之一高夢旦先生。夢旦先生來訪問我，這個異數的光降，就好像漢光武訪問嚴子陵，或者是像亞曆山大大王訪問皮匠，把編輯所裏的人都震驚了。特別受了驚惶的是書局老板趙南公。在我回到編輯所時，南公老板來看我。他說夢旦一定是想找我進商務編譯所的。他同時也向我提出了一個消息，是安慶法政學校的校長光明甫給他寫了一封信來，請他代聘一位英文教習，月薪是每月二百塊大洋。他的意思是要我去擔任，遙領著他的編輯。但我這個不識抬舉的天生成的“流氓痞棍”，卻沒有膽量去拿那一筆大錢。我自己自然也是學過英文的人，但我的英文僅僅能夠看書，除掉參考著日本文或者德文譯本也勉強能夠翻譯翻譯之外，要講幾句“不落肯的因革利徐”，我連上海的茶房都還趕不上。錢自然又何嚐不想拿，但恐怕上了課堂立地便會被學生哄掉。我這位膽小的“痞棍”在那時才推薦了達夫，因為達夫的英文程度的確比我高明，他那時還是東大的三年生，學的是法製經濟。學那種功課的人平常是可以不必上課的，隻要在試驗之前把別人抄的講義借來或買來——日本的苦學生多有抄講義來發賣的人——準備一下，試驗便可以無事地渡過。達夫的頭腦很好，我相信他有這樣的本領，所以便推薦了他。我並且說，達夫來也可以遙領泰東的編輯所，比起我來是更要拿手的。

我在當時已經是在準備退路了。住在日本的時候，就像要發狂的一樣想跑回中國、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學校的國文教員也自誓可以心滿意足的我，跑回上海來前後住了三四個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裏的一樣，又在煩躁著想離開中國了。我深切地感覺著我自己沒有創作的天才，住在國內也不能創作。——已經三四個月了，所謂純文藝的雜誌仍然沒有一點眉目弄出。像我這樣沒有本領的人，要想在上海靠著文筆吃飯養家，似乎是太僭分了。因此，我又想到還是繼續我的學醫安全些。世間有很多不怕死的病人，吃飯想來大約也是不會成為問題的。

南公聽見我說達夫可以遙領編輯所的話，他很詫異。“怎麽樣？”他這樣問我，“你是打算進商務嗎？”

——“笑話！你未免神經過敏！我是打算暑假過後折回日本去。”

——“為什麽？剛剛架好步勢，為什麽就走？”

——“不行，在上海不能創作。”

——“到鄉下去怎樣？”

——“鄉下也是一樣，這次跑到鎮江和無錫去，花掉了幾十塊錢，得到的便是這樣的一個教訓。”

——“我在這樣想，想把編輯所移到西湖，讓你在西湖去做文章，跑印刷和管校對的人就留在上海。你看這個計劃怎麽樣？”

我在心裏笑了一下。趙南公在他的煙癮過足之後本來是很可以想些妙計的，但在我以為妙的，少有看見過他實行，而他所實行著的我卻是很感不妙。我住在他的編輯所裏，差不多是在唱獨腳戲。跑印刷所，管校對，差不多都是我一個人在搞。“哼，他要把我移到西湖，”我在心裏這樣想著，但我對他說，“西湖還是一樣。西湖我同仿吾也去過一次，終竟是不能安定的。中國沒有可以使我們安定的地方，無論到什麽地方去，都感覺著頹敗，感覺著壓迫。”

——“怎麽樣呢？雜誌呢？”

——“自然要辦，唯其要辦，所以我才要折回日本。我在那兒多少還可以做些文章，同時有達夫回來兼顧，你是可以不必愁的。”

“把你的日本太太和公子們接回來怎樣呢？”

周到的南公老板想到了這一層，他定然是以為我的性欲不能發泄，所以才想回日本去。用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術講來，一切的煩躁都是由於性欲的不滿足，那我們的老板倒很可以算得是一位精神分析術的大家。但他卻沒有想到我一個人白吃著他的飯，好像是奴隸，又好像不是奴隸，已經有點難耐了。

——“他們回來是愈見使我累贅的。總之，達夫很好，隻要他肯回來，那便什麽都不成問題。”

談這些話的時候是在八月中旬的上午。我們就在那天決定了去請鬱達夫回來，先由我寫了一封信征求他的同意。高夢旦先生那兒我卻摹仿了一次孔二先生的辦法，便是“陽貨歸孔子蒸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我聽說夢旦先生白天是在商務編譯所裏辦公的，我便跑到他的公館裏去投了一張回拜的名片。但在這兒我要聲明一句：我並不是比夢旦先生為陽貨，比我自己為孔丘，隻是我自己怕見名人的怪癖使我采取了這樣一個滑頭的辦法罷了。

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裏麵本來是有好些同學在那兒做工作，如像鄭心南（貞文）、周頌久（昌壽）、何公敢諸位，在當時的薪水雖然沒有歐美留學生多，但在實際上已經是不可缺少的中堅人物。他們肯到馬霍路來看我，我也時而到閘北去訪問他們。有一次我不記得是因為什麽事，到商務編譯所裏去會我的那幾位同學。那時候夢旦先生正在鄰室會客，他聽見同學們在和我談話，便特別跑過來和我見了一次麵。那老先生的態度異常誠懇，人很魁梧，聲音很宏朗，神采於質樸之中帶著精幹的氣味。我一看見了他，便覺得和我父親的麵貌很相仿佛。那天他說到他日前來訪我的意思，是他有一位侄子得了肺結核，想到福岡醫科大學去就醫，要想問我些那邊的情形。我便談到我不久要轉回福岡，夢旦先生便決定了讓我回福岡之後再送他的侄子渡日，好托我照料。

大約是帶著為我餞行的意思罷，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岡的前幾天，夢旦先生下了一通請帖來，在四馬路上的一家番菜館子裏請吃晚飯。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適，第二名便是區區，還有幾位不認識的人，商務編譯所的幾位同學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伯奇那天愁他沒有衣裳穿，他便穿了我在上海用兩塊半錢縫就的一套法蘭絨的西裝，我是穿的夏布長衫。這要算是我們自有生以來的最大光榮的一天，和我們貴國的最大的名士見麵，但可惜我這個流氓，竟把那樣光榮的日期都忘記了。

那時胡適大博士受了商務印書館的聘，聽說就是夢旦先生親自到北京去敦請來的，正在計劃著改組商務編譯所的大計劃。大博士進大書店，在當時的報紙上早就喧傳過一時。我聽說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間愛去散步的那Love　Lane的第一號，是商務印書館特別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著高頭大馬車由公館跑向閘北去辦公的。這樣煊赫的紅人，我們能夠和他共席，是怎樣的光榮呀！這光榮實在太大，就好像連自己都要成為紅人一樣。

博士到得很遲，因為凡是名腳登場總是在最後的。——光榮到了絕頂的是，他穿的也是夏布長衫。他那尖削的麵孔，中等的身材，我們在那兒的像片上早是看見過的，隻是他那滿麵的春風好像使那滿樓的電風扇都掉轉了一個方向。夢旦先生向我們介紹，他殷勤地和我們握手。

夢旦先生說：“這是沫若先生，我們沫若先生很有遠大的誌向，不久還要折回日本去繼續學業。”

我臉上的肉不免麻了一下。

——“很好的，”這是博士先生的第一聲，這三個字好像是他的習慣語，我以後便聽見過他說過無數次，“很好的，我們就等郭先生畢了業之後再作商量了。”

在“商量”之上冠了一個“再”字，自然是為我的事情已經是商量過的。商務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嗎？老實說，在上海的書業界上做事情，除掉商務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更好的地方，這點知識我早是有的。假如在我和泰東發生關係之前，商務早有找我的意思。那我不費俄頃的遲疑，或許早就唯命是聽了；但我不幸一回國後，便和泰東發生了關係。我要想“朝高枝飛”嗎？這個行為是something　like“革命”的。

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時候，何公敢這樣說：“你們兩位新詩人第一次見麵。”

博士接著說道：“要我們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舊了，是不是啦？”

他這樣的一問，我沒有摸準確是怎樣的意思，但至少是感覺著受著了一種要求，便是要我說出一句客氣的話。這話卻沒有立地構想得出，我隻含糊地笑了一下。

就席的時候，夢旦先生並沒有照著西洋的禮節，他是坐在那長餐桌上手一邊的正中，胡博士坐在他的左手，我是坐在他的右手。博士時時隔著夢旦先生和我打話，在席終用茶點的時候，夢旦先生索性把我讓在了他的左手去，和博士並坐了起來。談的話很零碎，我現在也隻能零碎地記得一些。

博士說過：“我們的朋友陶孟和的夫人最近把海涅的詩選譯了，將來要作為‘世界叢書’的一冊出版的，她把那首《Dubist　ein〔e〕》譯得真好。”

我聽了他說出這一番話，才知道博士先生也懂得一些德文。但他的德文發音好像很有點“不落肯”。

他又告訴我：“某君（這位先生的名字恕我忘記了）譯了Drinkwater的《林肯》，不久便可以出版。那部戲劇寫得異常之好，把古事寫得和新事一樣。”

他回頭又問我：“你近來有什麽新作沒有呢？”

那時候《學藝》雜誌上正在發表著我的一篇未完成的戲劇《蘇武與李陵》的序幕，我便問他看過沒有，正打算說出我要做那篇戲劇的大旨和細節時，他已經插斷了我說：“你在做舊東西，我是不好怎樣批評的。”

此外還談了些事情，我無庸縷述了。但我在這兒要敘述一件我們的大博士對於我的小小的奉仕。我那時候也在吸香煙，在電風扇之下擦了幾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過去，順手又取了一個酒杯來打橫，把左手的拇指和無名指挾著酒杯邊，食指和中指挾著火柴匣，那樣酒杯便成了一個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著實地佩服著他：畢竟不愧是我們的博士！

散席的時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國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

九

安慶學堂的事，達夫早有回信來，願意擔任。路費匯去了，他是九月初頭回來的。他回來之後有四五天光景，我又轉回日本。這一次泰東送了我一張二等票，另外又送了我六十大洋。我動身的一天，朋友們把我送到匯山碼頭上船。送行的有達夫、伯奇、均吾，還有一位新認識的朋友畢瑞生。

上了船，在二等艙的食堂裏開了幾瓶啤酒，但待我一搜錢包來付賬的時候，錢包不知道幾時已經被扒手扒去了。真是要命，急得我這個背時倒灶的“流氓痞棍”幾乎流出了眼淚來。我那錢包裏麵不消說泰東送我的六十塊錢是放在裏麵的，另外還有上海朋友托我到日本去買醫書的一百塊錢。足足一百六十塊錢就那樣便無翼而飛了。船又臨著快要拔錨的時候，身上一個錢都沒有，到長崎上了岸便是問題。在這時候我才知道朋友是可感謝的，達夫連忙把他的錢包搜了出來，傾了五十塊錢給我。畢瑞生也盡他身上所有的搜了二十七塊錢出來。這些錢在後來雖是由泰東抽出來還了的，但在那咄嗟之間，全不顧慮到自己而能傾囊相助，不是很可感謝的嗎？

我離開了上海，把上海的事情移交了給達夫。伯奇因為有別的事要留在上海，他可比我遲得兩個禮拜。他留在上海的期間，一切的事情自然也可以和達夫商量。但他們兩人的勇氣的確比我大。在我回到福岡之後，第一次送來的上海報上便登載出《創造》季刊的預告，計算起日期來，就在我離開上海後的第三天。預告上說季刊準於明年元旦出版，並且還有就在十幾年之後都還使我們的魯迅先生不能忘懷的“有人壟斷文壇”的話。那一方麵使我佩服著我們達夫的勇氣，同時也使我感覺著分外的不安。我在上海待了將近半年總不敢登出的預告，達夫接事僅僅三天，便把它登出來了。旗鼓一張便不能不有實質相副，我始終感覺著同人們的力量實在並不充足。還有那“壟斷文壇”的話，我也覺得打草驚蛇，而且不免有些誇張。因為那時候的中國那裏有什麽“文壇”？更那裏說得上什麽“壟斷”？但把“壟斷文壇”的字樣一揭出來，於是文學研究會的朋友們便居然“壇”起來，而且也“斷”起來了。

回到了福岡，自然是繼續學業。醫科大學的課程，頭兩年是基礎科學，後兩年是臨床科學。基礎科學的畢業試驗本在第二年年末舉行，但我當時沒有受，便跑回上海去了；要繼續學業便不能不補受試驗，因而我的時間便不能不為試驗準備而花費。但我從上海回來時還帶回了好幾件工作。第一件是替穆木天修改那部王爾德的《童話集》，第二件是譯完《少年維特之煩惱》，第三件便是準備《創造》季刊的文章。這些工作我是在試驗準備和學課的餘暇中完成了的。還有那被扒手扒去了的那一百塊錢的買書費，算我自己是學醫的人，我把我自己的醫書拿了好些來抵充了。

《創造》季刊既已預告在明年的正月一號出版，發稿至遲便當得在十二月以前。那第一期的稿件，除達夫的那篇《茫茫夜》之外，通是我集成的。我在十一月以前已經陸續把稿件集齊交給了達夫，隻期待著到了正月一號便可以如期出版，但不料第一期便衍了期。愆期的原因就是等達夫的那篇《茫茫夜》。達夫是心雄萬夫的人，如在一種刊物中，他自己的文章不能壓卷，他是不肯苟且的。他到二三月間才把稿子發出，發了稿之後便回到日本受畢業試驗；第一期自然沒有經過他的勘校和指點，一直遲到五月一號才出了版。產生出來的結果倒還馬馬虎虎可以過去，單是《茫茫夜》的一篇已經是拍案驚奇的大文字了。但是那排版的拙劣，校對的荒疏，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刊物中怕要算是留下了一個紀錄。有一位熱心朋友替我們統計過，一冊創刊號的錯字在二千以上。還有同時出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錯誤在五百以上。

由於校對的荒疏，同時還惹起了一件小小的悲喜劇，便是田壽昌的抗議了。壽昌在第一期中發表了那篇《咖啡店之一夜》，使我們在紙上領略了一番“咖啡店情調”。他的原稿先是寄給我，由我轉寄上海的。他沒用原稿紙，隻是在隨便的紙頭上乘著自己的興趣揮寫出的。筆下的龍蛇已經飛舞得有點駭人，他那時做文章還沿著舊時刊物的習慣，凡有得意的文句要在字旁加以密圈胖點，因而愈加是滿紙的雲煙。那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草稿，塗抹添改很不少，而他在紙上又是寫著兩麵。我最初接到他的原稿時已經就在擔心，怕一定會弄出不好的結果。結果是果然不出所料，他的那篇文章錯處最多。壽昌在這兒便生了一個疑心，他疑達夫改竄了他的原稿，有意要陷落他，毀傷他在國內的名譽。他很嚴厲地叫我替他把原稿索回，要在別的刊物上再行發表。他說他可發表文章的地方很多。我是相信達夫決不做那樣卑劣的事情的，我把達夫不曾經過勘校的情形告訴了他，又告訴了他泰東的校對素來是荒謬絕倫的，勸他不要疑心朋友。即使真有怎樣的改竄，待我在暑假期中回國去檢查原稿，查明之後再作理論。當時算好，壽昌聽了我的話便沒有急切地和達夫決裂。他還把應該在第二期發表的《午飯之前》寄給了我。

六月尾上學校放了暑假，泰東給我寄了一百塊錢的路費來，我在暑假期中又回到上海。最先在馬霍路的樓上把《創造》季刊第一期和《少年維特之煩惱》來校勘了一遍。壽昌的原稿是還保留著的，結果是證明了他的多疑。從那原稿上除掉為保持雜誌的統一，把那密圈胖點刪除了之外，絲毫也沒有更改。原稿我寄還了壽昌，他的疑團也就冰釋了。

回到上海最感受著驚異的是鄧均吾的進步。去年在上海同住時，隻覺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他的英文還好，對於舊式的詩詞也有些教養。我走的時候曾經把我所有的一本英譯的《海涅詩集》送給他。隔了一年回來，他已經把那《海涅詩集》讀得爛熟。他自己還寫了一冊新詩稿，交給我看，他那詩品的清醇是舉世無匹的。在《創造》季刊二期和三期上所發表的《白鷗吟》及其他，便是經過我替他挑選過的作品。

馬霍路狹隘的樓房又添了南公老板的兩位親戚，實在住不下了，他在哈同路民厚南裏便頂下了一家一樓一底的房子。我回上海不一個禮拜的光景，便搬到哈同路去了。那兒比馬霍路要清靜一些，起初是一個人住著，也覺得很舒適。不久我便把《創造》季刊的第二期編出了。

就在我移到民厚南裏之後沒兩天，高夢旦先生和鄭心南同學又來訪問過我一次，適逢其會我又不在寓裏。那時候商務的編譯所已經改組成四部，心南在擔任理化部的主任，何公敢在擔任庶務部的主任，凡是稿件上的交涉都是由公敢經手的。不久公敢也來找我，他說夢旦的意思是叫他和我訂下一個契約。凡是我的著譯可不經審查，售稿時著作千字五元，翻譯千字四元。據說這在商務印書館是最高的價格。公敢又說，這種優待是對於我的一種報酬：因為去年夢旦托過我為他的侄子調查過醫院的事情；但他的令侄在未能渡日之前已在滬上病歿了。我當時覺得自己並沒有怎樣盡力，沒有資格受這樣隆重的報酬。同時也覺得還沒有售稿的必要，所以把這項契約隻在口頭聽了一番，並沒有寫在紙上。

達夫在春間把東大的畢業試驗通過了之後，早已回到安慶服務。他利用著暑假也到上海來了，他便和我同住在民厚南裏裏麵。那時候肯到寓裏來的有張聞天、吳明、汪馥泉諸人，他們當時似乎住在民厚北裏，差不多每天都要來一次。來時談話的對象多是達夫，和我是少有交涉的。文學研究會的詩人朱自清也來過一兩次，他完全像一位鄉先生，從他的手裏能寫出一些清新的詩，我覺得有些詫異。他那右側的顱頂部有一個很大的禿了發的瘡痕，可更助長了他的鄉先生的風味。

在那時文學研究會的人和我們已經是有些隔閡了。發起時的勸誘經了壽昌的不置答複，去年夏間勸了我兩次參加，我又婉謝了。《創造》季刊出預告時，達夫又暗射了他們“壟斷文壇”。於是乎在不知不覺之間便結起了仇怨。《文學旬刊》上早就有好些文章在嘲罵我們，例如罵頹廢派的“肉欲描寫者”便是指鬱達夫；罵“盲目的翻譯者”便是指我和壽昌。《創造》季刊出版之後更蒙沈雁冰以郎損的筆名加了一次酷評，所謂文學研究會是人生派，創造社是藝術派、頹廢派，便一時甚囂塵上起來。我們的刊物是季刊，大家都不住在上海，因此對於別人的攻擊，隻有忍受。但我們畢竟還年青，一回到上海，便逼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就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有達夫的《血與淚》的那篇小說寫出，那是嘲弄雁冰和振鐸諸人在當時所空吹的“血淚文學”的。我也有《論文學之研究與介紹》和《論國內評壇》的兩篇文字，在正式地和他們交綏。那時又是柯一岑在編輯《學燈》，達夫和我的文章都是在《學燈》上發表的。我們當時的主張，在現在看起來自然是錯誤，但在當時的雁冰和振鐸也不見得有正確的認識。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並沒有什麽根本的不同，所謂人生派與藝術派都隻是鬥爭上使用的幌子。雁冰在當時雖有些比較進步的思想，他的思想便不見得和振鐸相同。文學研究會的幾位作家，如像魯迅、冰心、落華生、葉聖陶、王統照，似乎也不見得是一個葫蘆裏麵的藥。雁冰在那時能夠同振鐸合作，倒是我們的一種驚異。所以在我們現在看來，那時候的無聊的對立隻是在封建社會中培養成的舊式的文人相輕，更具體地說，便是行幫意識的表現而已。

這種意識，一方麵促進了我們對外的抗爭，另一方麵也促進了我們的內心的哀感。我們感覺著寂寞，感覺著國內的文藝界就和沙漠一樣。有一天晚上似乎是在達夫把《血與淚》寫成之後，我們到四馬路泰東書局的門市部去。趙南公正在過癮，我們在他的房間裏坐了一下，問及《創造》季刊的銷路，他說：“初版兩幹部，還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這樣的一句話在那時使我們感覺著特別的悲哀。創刊號由五月一號出版已經有兩三個月了，才僅僅銷掉千五百部——其實這在當時已經要算是很好的成績了——我們感覺著同情我們的人真是少，在那電光輝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隻有他和我兩個孤零零的人一樣。

——“沫若，”達夫叫著我，“我們去喝酒去！”

——“好，我們去喝酒。”

兩個人挽著手走出店門，就在四馬路上一連吃了三家酒店。第一次是在一家麵館的樓上，我們喝了兩壺酒，以後叫添酒菜，怎麽也叫不來，一座大樓上空空洞洞的也隻有我們兩個人。把頭伸出樓外一望，酒店招燈上的紅字是用白紙貼了的，原來才是有喪事的人家。我們急忙下樓去付了錢，又跑進別一家館子裏去。第二處也因為堂官送來的酒接濟不上，飲了幾壺又衝出去了。最後一家是在那青蓮閣旁邊的一座酒樓上，兩人坐在一張方桌上吃喝，喝到酒壺擺滿了一方桌，順次移到鄰接的空桌上去，終於把鄰桌也擺滿了。兩個人怕足足吃了三十幾壺酒。我們平時是沒有那樣大的酒量的。我就到現在也還有點懷疑，我恐怕喝到後來的一些壺數，堂官看見我們喝醉了一定是作了假的。有一輪滿月從街頭照進樓來，照著桌上的酒壺的森林。我連說“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結果是隻有在首陽山上餓死”！達夫紅著一雙眼睛就像要迸出火來的一樣，可他說過的一些話，我現在通不記憶了。我隻記得我們決定請仿吾出來主持社務。

兩人都喝醉了，彼此攙扶著踉踉蹌蹌地由四馬路走回民厚南裏。走到了哈同花園附近，靜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許多西洋人坐著汽車兜風的。因為街道僻靜、平坦、而又寬敞，那連續不斷的汽車就像是在賽跑的一樣。那個情景觸動了我們的民族性，同時也好像觸動了一些流痞性，我們便罵起西洋人來，罵起資本家來。達夫突然從側道上跑到街心去，對著從前麵跑來的汽車，把手舉起來叫道：“我要用手槍對待！”我連忙去把他挽著，汽車從我們的身旁取了一個拋物線形跑過去了。

雖然和文學研究會的人有些意見，但也並不曾怎樣的決裂。記得在八月初頭達夫發起過一次“女神會”，是紀念出版後滿了一周年的我的詩集《女神》。這種聚會在日本是常有的，好事的達夫要把它輸入中國。在開會的頭一天晚上，達夫拉著我到閘北去找振鐸，請他們參加。振鐸那時候是一個人住在一層樓房裏，書架上陳列著不少的古書。在深處的一角，一張長條的書桌後麵，有圓頂的羅紋帳子罩著一尊小巧的床，那床想來定是單人用的鋼絲床了。振擇高興地答應參加，並答應要多多邀約些文學研究會的同人出席，想借這個機會來組織作家協會。

開會是在晚上，地點是在一品香，文學研究會的同人到的有振鐸、雁冰、謝六逸和盧隱女士諸人，日本帝大出身的同學也到了不少。那回雁冰先生在席上確是含著敵愾地演說過一次，組織協會的事情就沒有提起。席終後在屋頂上還拍過照，但那次的照片我不曾看見過，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一〇

我對於政治問題發生了一些關心的，是在這個時候。那時商務編譯所裏有一批人，便是後來的“孤軍派”，集合起來要出一種政治性的刊物。主腦是陳慎侯，此外大多是帝大出身的同學。他們的主張，起初是以“約法”為中心，主張恢複“約法”以維係中國的大局。他們說，這種主張是和當時主張“好人政府”的胡適派，主張勞農革命的共產黨成鼎足的。他們的雜誌本可以在商務出版，因為不便說話，便托我介紹由泰東刊行，因此我也被視為了準同人之例。在他們開會討論的時候，我也列過幾次席。我那時候的知識實在不足以參加他們的討論。我每次都是旁聽，並沒發言。不過我覺得他們的議論總是有點迂闊，他們主張護法，主張裁兵，在當時自然誰也都感著切要。但怎樣來實現呢？靠著一本雜誌的宣傳，能使當時破壞約法的、擁著私兵的督軍們覺悟嗎？我對於他們的主張，出馬便有點懷疑，但那裏的同人大都是同學，而且多是專門研究政治經濟的人。特別是那位陳慎侯，我覺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所以我就采取了好意中立。

慎侯是福建人，在辛亥革命時是參加福建起義的一個人。他以福建代表的資格參加過南京的參議院。等到政權移到了北京，他自己卻跑到上海，當了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專心在幹他的國語文法和國語整理的工作。他主張把中國通用的字數限定，限成九千字光景，就和日本人限定漢字一樣，那在教育普及的過程上是必經的階段。他的生活很樸素，思想帶著些社會主義的色彩，明確地給他一個估定時，大概是一位社會民主派。他是尊重法的，他要以法來維持著國家的機構，在法的維係之下再進行著社會的改革，以達到將來的“大同”。他反對個人主義，因而也就反對戀愛神聖。因為我翻譯了《少年維特》，那裏便有些神聖戀愛的話，在有一次他們的討論會終結了之後便談到了這個問題來。

他說：“戀愛最是自私自利的一種衝動，結局是要把對方占有。這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根本矛盾的。你是‘願意成為共產主義者’的人，為什麽又主張戀愛神聖呢？”

他這句話實在是把我問窮了。我自己雖不曾主張過戀愛神聖，但既翻譯了歌德的東西，自己便不免要負一番責任，我便取了一種解釋的態度。我說：“凡是我們，在戀愛中是要陷到一種無我的態度，假如是文人，在這時候每每有平時想不出的思想可以湧出，平時做不出的文章可以做出，合乎詩人們的所謂神興，所以詩人們便神聖視之。這種感情雖然結局是在占有，但因兩情相得，反可以增加替社會服務的精神，我覺得在理想的社會之下是不會矛盾的。”

他反對我這種說法，始終強調著那占有排他的一麵，並且說自古的帝王因為戀愛，因為女色而亡國敗家的不計其數，無論怎樣不能認為神聖的感情。特別是年青人，對於這種感情尤當盡力地控製。

他的話我不大心服，但我也不能駁倒他，隻是說戀愛有好的一麵，也有壞的一麵，想這樣含糊了事；但他並不肯放鬆。他說：“你既認明戀愛有壞的一麵，那就不能認為神聖了。”

結果是他占了勝利，我沒有再說什麽。我現在想到這個問題，我覺得他的話是對的，他是怕戀愛神聖說一出，會使得中國的青年都陶醉於戀愛，把正當的工作拋掉。這是他淑世精神的表現。但我現在可以增加幾句：戀愛和吃飯、睡覺是一樣，在人生是一種不能缺少的衝動，用不著神聖觀，也用不著罪惡觀。飯吃多了要生病，覺睡過了要惰業，戀愛失掉了節度自然也有它的害處。但是理想的戀愛，能使戀愛雙方更好地為實現理想社會而服務，卻是可以斷言的。

就在那年的八月，在《孤軍》尚未出版之前，慎侯便中了丹毒死了。《孤軍》失掉主宰，一時有中止的形勢。後來在何公敢的領導之下，仍然出了版；他們在第一期上請我做過一首歌，便是那首《前進曲》。

中國的積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認為是由於沒有近代的國家形體，沒有近代的產業，所以在我們的幼年時代，才有變法維新、富國強兵的口號。就在那種種口號之下鬧了幾十年，中國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式的共和國，然而產業仍然不能夠振興，國度仍然不能夠富強，而且愈趨愈下。於是大家的解釋又趨向到唯心主義方麵，便是說中國民族墮落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法製觀念、國家觀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門也就趨重在這一方麵。我自己的想法是傾向於革命的。我覺得中國的現狀無論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現狀就要采取積極的流血手段。孤軍派主張護法，不讚成用流血手段，他們同時也在反對胡適的好人政府的主張。但其實護法的主張也不過替好人政府的主張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辦法而已。約法恢複了，總要人人能遵守約法，那不就是“好人”嗎？

在政治上我雖然有些比較進步的想法，但在文學的活動上和這種想法並沒有怎樣有機地連絡起來。《女神》的序詩上，我說“我是個無產階級者”，又說“我願意成個共產主義者”，但那隻是文字上的遊戲，實際上連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的概念都還沒有認識明白。在《棠棣之花》裏麵我表示過一些歌頌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誅鋤惡人的思想，很濃重地帶著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色彩。

要主張流血，那先決的條件便是武力問題。空洞地主張流血的人碰著這個實際上的問題，便沒有方法解決。他要為自己解嘲，那空想者便不能不抱著“獨善其身”的態度，而率性高蹈。暑假期中，我在上海譯出了《卷耳集》，暑假過後回到日本又譯出了《魯拜集》，做了一篇《孤竹君之二子》，完全就是那種態度的表現。《孤竹君之二子》濃厚地帶著虛無主義的色彩，記得是鄧中夏批評過，他希望我少做那一類的文章，多做《棠棣之花》一類的東西。其實兩篇都是一種傾向，隻多少有些消極和積極的不同罷了。

日本的資本主義在歐戰期中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歐戰過後便遇著了恐慌的危機。重要的原因便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又卷土重來，要在世界商場——很榮幸地幾乎就是我們貴大中華民國的別名——繼續他們的經濟戰了。日本產業界中所必然發生的傾向便是資本的集中，小資本家的破產，零碎事業的中斷，猖獗的“成金風”之平息。這個現象從那博多灣的一角上也很鮮明地表現了出來。博多灣中的築港工事中止了，那座像王宮一樣的抱洋閣，漸漸蕭條了起來，終至不能經營，在一九二二年的春間，全部拍賣了。

買了抱洋閣的是新起的博多灣沿海鐵道會社，買來打算改成公司的辦事所。但在未改公司之前，空了有半年光景。公司派了一位技師看守，但那技師和福岡市上的一位伎女姘上了，兼顧不到抱洋閣來。他便托了一位在抱洋閣附近住著的工頭代他管理。工頭的家和我們的寓所相隔不遠。我們在那箱崎町上住了已經三年，自然是相識的，逢年過節也時而有些往還。那工頭的老板娘想到自己一家人住在那王宮一樣的抱洋閣裏，在掃除上要大感困難；同時她的經綸似乎也很不弱，她利用那技師的弱點，便私自把抱洋閣的一部分向我們開放了出來，她請我的女人和他們同住。於是在那暑假前後的幾個月中，那臨海的幾層樓房便成為了我們的居室。在三年前我在岸上羨慕著樓上的人如天上人的，在三年後的我自己卻被岸上的遊人羨慕為天上人了。

臨海的第三層樓上是六十鋪席麵的房間——這“六十鋪席麵”假使日本人聽了立地便要大吃一驚。因為日本式的房屋通用席麵計算，席麵的廣度是有一定的。一席寬約三尺，長約六尺，普通的居室大抵是八鋪、六鋪、四鋪半的規定。那樣大的房間在前是作為筵會場使用的。臨海的東北兩麵都有回廊，廊外有欄杆，博多灣的景色毫不吝惜地全部裸示在麵前。大房間的西南角上又還有一間三鋪席麵的小屋，這不用說是搬運食案上樓來的中繼站。

我在回廊上擺了兩張由上海買來的藤製睡椅，安了一張短桌在那大房間裏麵，那兒便成為了我臨時書齋。有時海風太大時，我又把短桌移到後邊的小室裏去。

就在那樣的廣居之中，我譯出了《魯拜集》，做成了《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君之二子》在初本想寫達夫和我在四馬路上醉酒的那一晚上的事情，是想用寫實的手法寫成小說的。但我對於現實的逃避癖，卻又逼著我把伯夷、叔齊寫成了那樣一篇不成名器的作品。我開始寫時，本打算寫出伯夷、叔齊在首陽山上挨餓時的心理。為求得實感起見，我有一天實行地餓過一次。早飯、午飯通沒有吃，睡在回廊上的長椅上，等待著饑餓心理的到來。早飯不吃，倒還沒有什麽；到不吃午飯，那真是受了點熬煎。餓著肚子幻想著伯夷、叔齊，同時是想借伯夷、叔齊的史影來暗射當世，因此在《孤竹君之二子》尚未構成之前，我卻得著了《哀時古調》九首的副產物。那幾首是用古詩格調寫出來的，自然隻是一些歪詩，但在可以暗示出當時中國的大勢和我自己的心理上，它比《孤竹君之二子》卻是更有意義。我現在把它寫在下邊，自己來加一番注腳。

阮嗣宗，哭途窮。

劉伶欲醉酒，揮袖兩清風。

嵇康對日撫鳴琴，

腹中饑火正熊熊。

一東，二冬，人賤不如銅。

阮嗣宗，劉伶，自然是夫子自道。對日撫琴的嵇康是在二樓的一室裏彈著鋼琴的陶晶孫。晶孫本來要遲我一年，但因為我回上海去停了半年學，我們便同在一班了。他花了六百塊錢買了一架鋼琴，一有空閑便在一東二冬地彈奏。我們遷進抱洋閣之後，他也一同搬了來，寄居在二樓的臨海的一室裏。他那一東二冬的琴聲正在伴奏著我的饑腸的跳舞。

一椀飯，五羊皮，

養活淮陰侯，買死百裏奚。

伯夷、叔齊首陽山，

不合時宜該餓死。

四支，五微，秋高馬正肥。

這是那晚和達夫醉酒時的情緒。泰東老板對於我們采取的便是“一碗飯，五羊皮”的主義。他知道我們都窮，自然有一椀飯給我們吃，時而也把些零用錢給我們用。但這些飯和這些錢是主人的恩惠，我們受著他的買活便不能不盡我們的奴隸的勞力。我們不曾受過他的聘，也不曾正式地受過他的月薪。我們出的書不曾受過稿費，也不曾算過版稅。他以類似友情的主奴關係來羈縻著我們。我們所受的恩惠雖是有限，而所盡的義務卻沒有可言滿足的一天。因為這兒的尺度是精神上的尺度。我們的自由無形中是受著束縛的，譬如商務印書館要聘請我們，我們便不好向高處飛。受著這樣的束縛，善於自行解嘲的人，自然可以美其名曰“高潔”，曰“不合時宜”，自然也就可以自比為伯夷、叔齊了。這些正是我們那時候還受著封建思想束縛的鐵證，並不是泰東能夠束縛我們，是我們被舊社會陶鑄成了十足的奴性。我們出馬的時候假使是亞東，是群益，它們都一樣地可以做我們的主子的！

羨煞人，黃金印，

順口說合縱，橫目說連衡。

富貴在天生有命，

一朝屍被五牛崩。

酒醴，三牲，準備哭蘇秦。

這指的是當時的一批政客，特別是那時的一位“小徐”（徐樹錚）。

唐藩鎮，勢絕倫，

當年炙手熱，今日幾人存？

河朔淮西一宵盡，

滿池鵝鴨可成兵。

虎口，當心，驪龍有逆鱗。

這指的自然是當時的軍閥。

白居易，琵琶行，

徐娘已老大，猶自嫁商人。

懷抱琵琶鄰舟去，

贏得青衫淚滿襟。

五鼓，三更，關公走麥城。

這兒所說的徐娘是指當時的徐世昌。那位老頭子賣名賣到晚年，不料他的權勢欲是很大的。苦心孤諧地運動到做了一任大總統，後來被段祺瑞趕跑了，跑向天津。

孫悟空，齊天聖，

十萬八千裏，隻消一翻身。

才聞專使拜曹公，

又見三桂哭清廷。

三正，五行，相克還相生。

這是在諷刺當時的國民黨，因為一時在聯絡曹錕，一時又在聯絡張作霖。

楚狂人，笑孔丘。

七十二大賢，三千小獼猴，

包辦中華教育界，

老莊無分吃豬頭。

三跪，九叩，緣木把魚求。

中國的教育界有這樣包辦的一群人，這是無須乎再來加注的。隻是那一群人在當時正叩頭百拜地向北政府請發薪水。

博浪椎，何處有？

荊軻今已死，狗屠不可留。

陳涉、吳廣起田間，

農民之中今在否？

一筆，全勾，醉死夢生儔！

這仍然是做《棠棣之花》時的情緒。

天風吹，海浪流。

滿懷悲憤事，聊以寄箜篌。

神州原來是赤縣，

會看赤幟滿神州。

朋友，朋友，努力事耕耨！

這兒明白地露出了一個“赤”字，但奇怪的是這幾首詩裏麵罵了政客、軍閥、官僚、黨人、教育家，卻沒有提到在這些傀儡之後牽著線子的人物；追慕了些Lumpen-proletariat，一躍便想把中國赤化了。橫陳在藤睡椅上想赤化，這便是我當時的一個如實的寫照。——

肚子實在餓得難以煎熬，在那六十鋪席麵的三層樓上當著海風，熬出了這幾首哀時古調，把赤化問題、饑餓心理、《孤竹君之二子》拋在一邊，自己跑下樓去把冷飯來填了一肚子。

一一

回福岡不久，達夫從安慶寄了一封很悲哀的信來，同時寄來了一份胡適編的《努力周報》。胡適在《罵人》的一段雜記裏麵，罵了達夫，同時不用說也連帶著罵了我們。罵我們是“淺薄無聊而不自覺”。達夫挨了罵，他便異常地悲憤，寫來的信上說，他要跳黃浦江。我得了信，又看見了胡適的那段雜記，也很悲憤。我尤其怕的是我的朋友會真個跳進黃浦江裏麵去了。

先是達夫在《創造》季刊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夕陽樓日記》，指摘了少年中國學會的餘家菊由英文重譯出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的錯誤。餘譯的錯誤委實很厲害，但不幸達夫的指摘的開首的幾句中有“establish”的一個字應該是“證實”或“證明”一類的意思，達夫又譯成了“建設”（恐怕是“建說”的誤排）。胡適大博士便抓定了這一個字，又把達夫所指摘的幾句重譯了一遍。但我們大博士的翻譯更錯得一塌糊塗，連“while”這個極普通的英文，都譯成“雖然”去了。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是德國哲學家倭鏗的著書，因此要使問題得到最後著落，就必須查看德文原本。我有德文原本第四版，和英譯本的內容完全不同，達夫所指摘的那幾句根本沒有。英譯本所根據的是初版，在這兒卻於不意之間得到一個重譯之不必可靠的實證。便是著者本人已經廢棄了的文字，在別一國的舊譯裏卻珍重地被保留著。這個事實，我想就讓我們尊重重譯的魯迅先生，無論怎樣把他手中的一隻筆自由自在地曲，曲得就像卓別林手中的一根手杖，也是難於曲護的。但這當別論，我們要駁倒胡大博士的《罵人》，自然又當去找尋威鏗的初版。這卻是難事，因為問題不是買書，而是買骨董了。

仿吾的見解不期然地和我兩相契合了。他那時候已經到了上海，田壽昌應中華書局的聘也回到了上海，仿吾便在壽昌的藏書中找尋到一本初版，他給我寄了來。結果是發現初版的原文和英譯文都很有距離。原文隻是半句話的文章，英譯者竟譯成了好幾句。胡大博士的重譯不用說和原文是更隔了十萬八千裏了。胡大博士結果仍然是錯了的（參看《創造》季刊第三期中《反響的反響》）。

全書譯得不成名器（即是本無譯書的能力，因投機而不負責任地亂翻）與偶爾有一二字的誤譯，這本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達夫的誤屬於後者。然而胡大博士的身份卻拿得十足，他指摘了達夫的錯誤，罵了我們“淺薄無聊而不自覺”，又還說了一句“彼此都是初出學堂門的人，相差也是有限”（大意如此）。他的意思就是說：你鬱達夫和餘家菊都是才畢業的學生子，有好深一點的水，落到我大博士手裏，你看，怎樣了，不空落得一個“淺薄無聊而不自覺”的罵名嗎？是的，可憐那大博士的罵語卻不折不扣地落在了他自己的頭上！

我們這位博士隻是一位有些常識的啟蒙家，而他的常識也不是怎樣高級的。我這樣空空洞洞地說來，顯然也有些心存報複地在罵人，讓我在這兒把他的文章來舉個例罷。

我手裏有一本《新月》月刊二卷十號，那裏麵有胡大博士的一篇高文，便是《我們走那條路？》，那篇大文章開端處引了一句《淮南子》上的話，他說“這正是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今本作“則易道”），遇小人則蹈於溝壑（今本作“則陷溝壑”）（原注：淮南《泛論訓》，文字依《意林》引。）

我們的大博士引用了這一句古語，十足地表示他是一位學者；而且他的標注更表示出他是一位精細周到的考據家（可惜“蹈於溝壑”四個字似乎是依據《禦覽》，“於”是作“於”的），不是尋常的學者；這樣一位大學者的高論你還不好信嗎？所以博士先生的引古是有意義的，便是標注也是有意義的。但可恨我們多生了一副腦筋。我們隻要讓自己的腦筋來思考一下，便會知道《淮南子》的話完全是睜眼子說的瞎話，世間上絕沒有那樣無聊的瞎眼子。我們知道瞎了眼睛的人，他的視官雖然失了，在視官以外的聽官、觸官，乃至所謂第六官，比睜眼子更銳敏得多。他能夠以聽官、觸官來補足視官的缺陷。他能夠因絲微的氣流而辨別方向。他能夠依杖梢的點觸而辨別高低。他的耳朵上有眼睛，竹杖上有眼睛，腳上有眼睛，全身的皮膚上都有眼睛。所以我們在極繁華的都市上，每每能夠看見有獨自一個人能夠上電車的瞎眼子。瞎子走路，絕不是“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的。淮南王劉安是兩千年前的人，那樣的話作為兩千年前的常識倒還沒有什麽；而我們胡大博士就好像從前的鬧墨文章受引“子曰”、“詩雲”的一樣，引用來做了自己的木鐸（motto），那是證明了胡大博士的常識至少是落後了兩千年。

學學博士的筆調：“古人說得好：文章爭一起。”胡博士在一起上想以學者的資格來釣人，可惜我們在這一起上已經看穿了他的落後。他以後的文章，除非是好事家或者同是愛說瞎話的睜眼子，是可以不必看的了。但我們為忠厚起見，不妨再看一下他的下文。

博士說：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汙。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製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麽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麽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加圈照原樣）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

胡大博士真可說是見了鬼。他像巫師一樣一裏招來、二裏招來的所招來的五個鬼，其實通是些病的征候，並不是病的根源。要專門談病的征候，那中國豈隻五鬼，簡直是百鬼臨門。重要的是要看這些征候、這些鬼，是從什麽地方來的。

胡大博士在疾病的項下舉了一項瘧疾，他把瘧疾說成亡國滅種的大病，說“我們不得不承認瘧疾的可怕甚於肺結核，甚於花柳，甚於鴉片”。這位先生假如多少學過兩天近代的醫學，我想他斷不會這樣的誇張；同時凡是多少學過兩天近代醫學的人也立地會知道他張皇得真有點程度。我們暫且就把瘧疾來做譬比罷。這是由於病源蟲Plasmodium所喚起的疾病，有間日瘧、三日瘧、四日瘧等的類別，但假如這幾種瘧疾的病源蟲同時侵犯了一位病人時，由時間的組合上可以形成不規則的瘧形。這種病是有特效藥的，便是金雞納霜（Quininum），用得得法時可以藥到病除。古時候沒有這樣明確的知識，故也苦於無法治療，在中國更是當成鬼病在處治。說起那鬼狀來要舉出“五大仇敵”可以俯拾即是。第一大敵是寒熱間作，第二大敵是肝脾浮腫，第三大敵是譫囈迷離，第四大敵是食欲不進，第五大敵是衰弱無力。假使不顧惜紙麵，還可以舉出好些。在古時當鬼病治的時候，便是對於這些征候“一點一滴”地想方法，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照著那樣辦去，或者也怕會弄到胡大博士所誇張的那樣，亡國滅種了。但到現在已經不是再見鬼的時候了！現在有特效藥來撲滅病源蟲（古時瘧疾也每服藥而愈，是因藥中含有雞納成分）。有預防的知識來撲滅那傳播病源蟲的媒介。（這是一種花腳蚊子，立在壁上後體斜翹與壁麵形成一種角度，學名為anopheles，見了這種蚊子務請打倒，千切不要懷疑說這蚊子並不在瘧疾之內！）而且還有一項新奇的知識，便是利用瘧疾來醫治淋病、梅毒。因為後二者的病源菌是不能耐高熱的，瘧疾有四十度至四十一度的高熱，可以撲滅那些病源菌。去了虎再來驅狼，這可以說是以毒攻毒。但是要有明確的醫學知識的人才行，倘是見鬼醫生，聽了都是會駭倒的。

說到了梅毒，再來談談梅毒罷。從前在上海的小報《晶報》上看見過一篇文章，說胡適博士害過梅毒，確否雖不得而知，但好在博士是把花柳病看來比瘧病還平常的人，而在我們學過醫的人看來，梅毒患者和瘧疾患者也是一視同仁的，倒沒有什麽名譽不名譽。即使說胡適博士害過梅毒是訛傳，也就如說胡適博士是得過瘧疾一樣，倒也不會發生毀壞名譽的訴訟。而且我們還知道，梅毒單由簡單的接吻也可以受傳染。好了，還是來談談梅毒。博士先生把梅毒看得來比瘧疾還平常，“我想這是因為知道了有“六〇六號”的特效藥的原故。但其實這病依然是可怕的。病由驅梅療治即使斷了根，便是把病源菌的Spirochaeta　pallida撲滅了，但那病菌的屍骸留在人體裏，在神經係統中有時仍然要發出種種不愉快的腦症和脊髓癆。那究竟不是瘧疾可比的。但就有這樣稀罕的例症也還是要用根本的驅梅療法，不能夠委棄梅毒而不治，或者是在梅毒的征候中舉出五大仇敵來打倒。拿第三期的梅毒來說罷：第一大敵是毛發禿落，第二大敵是鼻頭腐爛，第三大敵是聲音變啞，第四大敵是骨髓疼痛；第五大敵是運動不靈。此外還多，還多，讓你去一點一滴地去打倒！

哼哼，我們的博士先生“淺薄”得真是有點可愛。他說“資本主義不在內，……資產階級也不在內”，是的，內或者是不在。外呢？中國的金融、交通、礦山、紗廠等等是在貴何國度的貴何主義、貴何階級的手裏呀？他說“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製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這隻是在名詞上玩把戲。他說的“封建製度”是秦以前的封功臣建同姓的說法（但那種說法已經靠不住，周代的諸侯大多數是自然生長的國家，當時的社會還是奴隸製度）；現在所談的“封建勢力”是指在行幫製下的各種舊式產業，在地方上割據著的軍閥、官僚、地主的那個連鎖，以及因之而發生的各種痼弊的迷信與腐化（胡博士所說的五大仇敵都包含在這裏麵），這些是崩壞了的嗎？問題不是徒逞唯名的（nominalistic）詭辯，而是要你看著事實！更可愛的是我們的博士問“帝國主義為什麽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這該不是多喝了兩杯洋酒時說的話罷？因為這等於在問：“瘧疾的病源蟲為什麽不侵害Plasmodium，梅毒的病源菌為什麽不侵害Spirochaeta　pallida？”先生是無知呢，那倒還可恕，因為他究竟還年青，還可以再讀幾年書來再談。雖不能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胡博士的原文很嚴正地引用了這兩句，其實世界上並沒有這樣大的牛皮），至少可以說“一言可以留芳，一言可以遺臭”。

其實中國積弱的病源，就像盲目者依然有方法找尋正確的道路一樣，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在暗中摸索了一百年，畢竟早已摸著了。隻可恨有好些狂牛不遵循民眾所找尋到的正確道路，隻是像五牛奔屍一樣亂跑。弄到現在來還要讓我們的博士問“我們走那條路？”

博士先生，老實不客氣地向你說一句話：其實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個微菌。你是中國的封建勢力和外國的資本主義的私生子。中國沒有封建勢力，沒有外來的資本主義，不會有你那樣的一種博士存在。要舉實證嗎？好的，譬如擁戴你的一群徒子徒孫，那便是你一門的封建勢力；替你捧場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者。你便是跨在這兩個肩頭上的人。沒有這兩個跨足地，像你那樣個學者，無論在新舊的那一方麵，中國雖不興，實在是車載鬥量的！

這一個例證舉得未免太長了，還是收回本題來，便是我們的博士始終是一位稍稍有點常識的啟蒙家，在五四運動的前後他這個啟蒙家是起過相當的作用的，所以他當年罵起人來也很有使我們達夫先生想跳黃浦江的力量。但我想假如達夫現在肯來罵罵胡適，那或者怕會使我們的博士去跳瓦兒池罷。

由達夫的《夕陽樓》惹起了胡適的《罵人》，由胡適的《罵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後便愈扯愈遠了。張東蓀來參加過這場官司，接著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學序論》的指摘，張東蓀的“手勢戲”暄傳了一時，成仿吾的“黑旋風”也因而名滿天下。吳稚暉也來參加過這場官司，接著是惹出了陳西瀅對於《茵夢湖》的指摘。還有是“詩哲”徐誌摩在《努力周報》上罵了我的“淚浪滔滔”。這場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來，盡可以成為一部《夕陽樓外傳》。但我們那位聰明的夕陽樓主，他是最先把兵馬收了的。這是後話，在下邊自然要慢慢地談到。

仿吾由長沙再到上海是在我們離開了上海以後，他便住在我們住過的民厚南裏裏麵。在他到上海之後不久，田壽昌受了中華書局的聘，也由東京到了上海，壽昌是住在民厚北裏。同在民厚裏裏麵，一南一北地住著我們的兩位同人，在局外人或者會想到創造社的進行是會要更加圓滿的。但不料在這兒有小小的一點意見，使壽昌和仿吾決裂了，並因而和我們斷絕了關係。

事情是《創造》季刊二期出版之後，仿吾由長沙寫了一封信給我，這是在季刊三號上發表的。信中批評了第二期裏麵的作品，批評了達夫、資平和我。中間有一筆帶說到壽昌的《薔薇之路》。仿吾說他不知道壽昌為什麽要把那樣的文字來出版，他對於他的前途真是絕望了。這封信我留在上海，留給仿吾編入第三期，是用紅筆把那兩句勾了的。壽昌和仿吾起初自然是時相過從，不幸有一次壽昌在仿吾的抽屜中看見了那封信，自然也就看見了那用紅筆勾了的兩句。那使壽昌感覺著很大的不愉快，中間雖也經過我的通信調解，但兩人終於決裂了。我早就在這樣想，壽昌的離開創造社雖以仿吾的信為其近因，其實是有遠因埋伏著的。壽昌是少年中國學會的人，那個學會本來就帶有很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壽昌在前雖不必便是怎樣鮮明的國家主義者，但他在那一方麵的朋友特別多。一種團體無論是怎樣自由的集合，多少總是有點立場的。一個人無論是怎樣超脫的性格，入了一種團體也自會帶著那個團體的意識。壽昌以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而參加創造社，他在出馬的時候便不怎樣熱心，可以說僅是出於對我個人的友誼。初期創造社本沒有標榜什麽主義，但至少可以說是非國家主義的。這種意識和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隱隱成為對立。使壽昌因些小的意見便和仿吾決裂了的，是這種對立意識在作怪！

一二

一九二三年三月，在福岡足足住了四年零七個月的我，算把醫科大學弄畢業了。但終因自己的聽覺的不靈，做醫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拋棄的。

張鳳舉那時候在擔任北大教授，他寫過一封信給我，勸我到北京，說是周作人先生也有這個意思。他說北大不久要開設東洋文學部，勸我去擔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計較。他又說，知道我的周圍有一位陶晶孫，他希望我介紹給他做朋友。晶孫我介紹了，但是北京我卻沒有意思去。我在日本雖然留了八九年的學，學的並不是文學，所謂東洋文學尤其外行，我當然沒有去教人的資格。

北京沒有去，帶著家眷仍然回到上海，動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在我自己是回國，並回到已經走熟了的上海，倒也沒有什麽。但是我的老婆，她是初次跟著我跑向未知的國土的，在她當然是別有一番感慨。——我現在問了她，問她當時的感慨怎樣。她說：“好像感覺著幸福，因為你已經畢了業，以後的生活好像是隻有朝好處走的一樣。”她當時如果是這樣作想，那她不久便要受欺騙了。

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裏，仿吾移住亭子間，把前樓讓給了我們。均吾又搬回馬霍路去了。那時候我已經有三個兒子，第三子的佛孫生後剛滿兩月。我畢業了，家裏給我匯了三百塊錢來，要我回四川。那三百塊錢便是我唯一的財產。我最初的計算是，回國之後暫時到上海附近的鄉下去，把我的《浮士德》譯稿整理出來，以了結一重公案。譯好之後或回四川，或到什麽地方去，再定行止。

仿吾住在泰東編輯所裏，也和我向來是一樣；他沒有正式受過聘書，也沒有領過一次薪水。他人又厚道，——雖然蒙我們的魯迅先生把他歸之於“流氓痞棍”之例，更斥之為“極左的凶惡的”，但我在這兒是要為他嚴重抗議的。——自從去年十月到了泰東，住了半年，除吃飯而外，也沒有用過泰東一個錢，弄到連坐電車的錢都沒有。那時候他的大哥劭吾，在廣東擔任第二軍的軍需處長，托他們的軍長譚組庵先生為仿吾寫了一封介紹信，介紹給商務印書館的張菊笙先生，求在商務的編輯所裏麵謀個位置。菊笙先生是商務的元老，組庵先生是軍長，他們又是同年（是由信中稱“年兄”而知道的）。那封信假如投寄了，我想仿吾至少可以做個二等編輯，每月拿它一百五十塊錢，或者截到今年的日本兵的爆擊為止，他都還安閑地吃著一碗安樂飯的罷？

回到上海之後，商務的同學們多肯來訪問我們。庶務主任的何公敢又來提起了著譯契約的事，還是著則千字五元，譯則千字四元，不經審查的舊議。我當時談過一次笑話，我說：“著譯未免太辛苦了，能夠每個月送我幾百塊錢，我倒一定要拜領的。”公敢說：“你的資格可惜還不夠啦，你要想鬧到梁任公、胡適之一流的資格，總怕還要等幾年。”自然我們彼此都是一笑。因為公敢並不是崇拜梁、胡的人，他的話隻是含著諷刺的意義。契約的事依然保留著了，也沒有說訂，也沒有說不訂。

不久達夫帶著他的夫人和龍兒和一個丫頭由安慶回到上海來了，他是因為什麽事情卸了職，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因此，那時的達夫要算是失了業的人，我們覺得他很值得同情。說也奇怪，我自有生以來不知道就過什麽業，偏在同情達夫的“失業”。有一天我們三個人聚集在民厚南裏，在談笑之間決定了一個路線，便是過“籠城生活”。仿吾的那封介紹信不投交，我的著譯契約也不締訂。可憐的那幾個封建餘孽！他們竟想把民厚南裏當成首陽山；不過那時候已經不止是伯夷、叔齊，而是加上仲雍了。

決定了過籠城生活之後，第二步便決定出《創造周報》。商議地點是在馬霍路的樓上，達夫那時是住在那兒的，寫出了他那篇不朽的《蔦蘿行》。那個提議的首倡者是達夫、還是仿吾，我現在不記清了；總之不是我，我是可以斷言的。路線一決定之後執行得卻很勇猛。達夫在四月下旬回富陽去了，我們沒有等他，趕在五月一號便出版了第一期《周報》。所以要趕著在五月一號出版的，與其說是為要紀念勞動節，寧可說是為要紀念創造社的滿了一個周年。——《創造》季刊的創刊號千巧萬巧地是挨到了一九二二年的勞動節日才出版的，這卻成了創造社的意外的一個光榮紀念。特別是仿吾，他把這個日期看得分外有光輝。仿吾異常的猛勇，在《周報》第一期上便投出了《詩之防禦戰》的那個爆擊彈，把當時築在閘北的中國的所謂詩壇，爆擊得比今年的閘北怕還要厲害。那篇文章除掉仿吾之外誰也不會做的，因為凡是多少要顧慮一下飯碗問題的人，誰個敢於做出那樣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在我們目前這個先生長先生短的黃金世界裏，少稱了一個“先生”都可以得罪人，那個敢有那樣天大的膽量再來言“戰”？仿吾因為那篇文章便得罪了胡適大博士，周作人大導師，以及文學研究會裏麵的一些大賢小賢。然而仿吾的報應也覲麵了。他在用爆擊彈，而在敵對者方麵卻用的是毒瓦斯。《時事新報》上的彌天漫野的綠氣把他化成了一陣“黑旋風”，就在一九三一年魯迅先生的“一瞥”中都還說他是帶著一個“極左的凶惡的麵像”。——仿吾，你知道了好歹麽？我怕你是永遠不能超生的罷。

因為有了那場“防禦戰”，在敵對陣營裏並沒有損失分毫，把自己卻弄得焦頭爛額，使本陣營崩潰了一角。在創造社的醞釀期中曾經一同參預過的張鳳舉和徐祖正兩位先生，他們在《創造》季刊四期的“雪萊紀念號”上是做過文章的，鳳舉在那一期上還發表過一篇小說叫《途上》。但在《周報》創刊以後，他們說仿吾改了他們的文章，因此便和創造社斷絕了關係。屢次請他們把那未完的稿子繼續下去，他們也謝絕了。彼此改改文章，在我想來，在朋友之間，斷不會便成為“廣絕交”的資料。重要的原因怕還是那一“戰”罷？那一“戰”把我們北大教授周作人導師得罪了，倒是千真萬確的。

出了二期之後，達夫由鄉裏出來，第三期上他便出馬上陣。他的勇猛也不亞於仿吾，最初在中國的文藝界提出了“階級鬥爭”這個名詞的怕就是達夫。不過達夫的那篇《文藝上的階級鬥爭》，結果隻是說了些鬥爭，並不曾說到階級，離題自然是很遠的。

正在那出周報的前後，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的駐滬特派員M來找過我，說他們的新聞社要在英文版的《每日新聞》上出一期“中國專號”，要我代表著中國的文藝界做一篇文章。現在想起來真是有點僭妄，也真是有點滑稽，我便做了那篇《我們的文藝新運動》，由仿吾譯成英文交了去。在日本布爾佐亞治的大新聞上發表了那篇似是而非的普羅列塔利特的文藝論，新聞的編輯者怕定然是感著苦笑的罷？那篇文章是得過二十塊錢的稿費的，不過自從那篇文章發表過後，日本的新聞界也就不敢再找我了。

一鼓的作氣的確是很勇猛，使敵對者對於我們也隱隱生了一種畏懼。《周報》發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裏麵有我的《卓文君》，達夫的《采石礬》，不期然地同時刻薄了考據家，把胡博士罵我們“淺薄無聊”的話來發揮過一下。就在那時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對於我們的反攻采取出了一種求和的態度。他由亞東書局送了一封寫給我和達夫的信來。信中的文句塗抹得異常厲害，大部分是對於我的說話。他說考據家有當罵的與不當罵的，像我譯《魯拜集》的時候如肯多考據一下，有些地方便不會弄出錯誤來了。

我們得了他的信，同時也就回了他一封。我是勸他把提倡白話文時的精神恢複起來提倡氣節。達夫是怎樣寫的，我不記得了。我隻記得達夫口頭說過這樣的話：“我的《采石磯》把他比成了戴東原，他一定在暗暗得意。”

我們的回信去後，胡大博士畢竟是非凡的人物，他公然到民厚南裏來看我們。一年不見的他是憔悴多了。他說在生病，得了痔瘡；又說是肺尖也不好。我看他真有點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識，《罵人》的一筆官司就像是從來沒有的一樣。他那時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國人的貸間裏，我們，仿吾、達夫和我，也去回拜過他一次。我們被引進了一間三樓的屋頂室，室中隻擺著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似乎不是我們博士先生的寢室。博士先生從另一間鄰室裏走來，比他來訪問時，更覺得有些病體支離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們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創刊號，可惜那一本雜誌丟在泰東的編輯所裏，我連一個字也不曾看過。

《周報》在開始創辦的時候本很有趣，因為人扣手，又都還是些生力軍；但辦到十幾期上來便覺得有點筋疲力盡了。每周要發一次稿，我們最爭的是頭一篇，三個人輪流著做，都感覺著有點青黃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對，自己跑印刷所。禮拜一發稿，禮拜三送初校，禮拜五送二校，禮拜六送三校，禮拜日出版。弄得整整一個禮拜全沒有空閑的時間，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隸一樣，動也不能動一步。我想到鄉下去整理《浮士德》譯稿的計劃，在無形之中被拋棄了。還有最感痛苦的便是沒有錢用。泰東依然沒有和我們議正式的薪水，在初我還有錢的時候是用著自己的錢；但我自己的錢因為初帶家眷回上海，不免要新置些用具，用不許久就告罄了。到那時自然也跑到泰東去，十塊五塊地要。說起要錢，雖然是應得的報酬，總覺得在討口的一樣，有些可恥。十塊五塊的錢，在上海的幾個人是用不上幾天的。達夫和仿吾的潔癖比我更還厲害，要錢時大概是叫我去破臉。我的腳自然也就有些羞澀，當去三次的至多隻去得兩次。在這兒便誘導出了一個重大的龜裂。

是在七月中旬，上海有一部分同學在消閑別墅燕集。席上有《中華新報》的主筆張季鸞。他從前是住過一高的人，所以也要算是先後同學。他在席上對我說，要我們分點餘力來替《中華新報》每天編一項文學副刊，編輯費每月一百元，編輯的篇幅是半麵報紙的二分之一。編輯的全權全盤委托給我們。我當場保留了考慮的餘地，隻是答應回去同達夫、仿吾們商量好之後，再作正式的答複。

在民厚南裏商議的時候是在晚上，除我們三個人之外，有陶晶孫和何畏，他們是在暑假中回國來，不久便要轉到日本去的。

我的意思是拒絕。理由是《中華新報》是政學係的機關報，政治上的色彩不好。《中華新報》的銷路當時在上海市上隻能銷得三兩百份，而我們創造社的《周報》初出版時每版三千，後增印至六千，還要屢次地再版，犯不著去替他們推廣銷路。還有是我們編《周報》和《季刊》已經疲於奔命，再添上日報，終是沒有力量顧及的。

仿吾和達夫卻讚成接受。他們以為文學研究會有《時事新報》上的《學燈》，在旁係上又有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我們總得有一種日刊來對抗。其次是《季刊》和《周報》的標準太高，外來的投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能用，因而失掉不少的讀者，應該要有一種日報來做尾閭，以銷納外來的投稿。其三是編輯的全權在我們，他們的政治色彩自然沾染不到我們，並且有一百元的編輯費也是些少的生活上的補助。

晶孫和何畏是要往日本的人，他們客氣著沒有發表什麽意見，但在語氣之間是讚成接受的。

就這樣，在五個同人的會議中就隻有我一個人在反對，結果是我服從了多數。但同時的決議是日刊由達夫、仿吾、均吾負責，我的力量多用些在《周報》方麵。日刊又定名為《創造日》，這是我提議的名字，那標題畫的木板畫在黑暗之中閃出了一些電光的，也是我畫的。

就這樣在那七月下旬便有《創造日》的誕生。

在這兒又要加上一段光榮的插話。《創造日》誕生的預告在《中華新報》上登出來了。在要出版的前一天，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先生又請我到他公館裏去晚餐。男客有楊端六、鄭心南、何公敢、周頌久諸位先生，都是在商務任職的同學。楊端六誰都知道是英國留學生，在商務管著銀櫃子，但他在前是在日本留過學的，而且是岡山六高出身，照著西洋的話來說，我們是同一個“母校”。女客有端六夫人，還有兩位女士我不記得名姓。主人除夢旦先生之外，有振鐸和振鐸的未婚妻，夢旦先生的第二女公子。我由夢旦先生的介紹才知道振鐸“招了駙馬”。或許那天的晚餐，就是婚約的披露宴罷？

夢旦先生把我和端六夫人坐在首席上，夫人坐在我的左邊，因為要和坐在她左邊的端六先生連席。我的右邊又坐著兩位未知的女士。夢旦先生大約是看見我是名詩集以《女神》，並做過《卓文君》一類的作品的人，以為一定是一位女性崇拜者，所以才那樣安置我的罷？但我的位置一嫐起來——這個奇字是我新造的，暫且假定它為嬲字的異體罷——委實是有點左右做人難的苦況。

席散之後，心南邀我到他的寓所裏去。他對我說，振鐸是他族上的一位族孫，人很聰明，也很用功，目前雖然幼稚得一些，將來是很有希望的。又說，這次的婚約是振鐸請他去說合的，夢旦也很喜歡振鐸，說他的女兒配不上他，隻要振鐸喜歡，自然情願。又說夢旦的幾位女公子中，長女公子最有學問，見識也很高，其他的便遠遠不如。心南以他那族祖而兼月老的資格向我委委婉婉地說，我雖然呆笨，但同時是感覺著高夢旦先生的一席晚餐，是對於我的一個箝口令。物質的通性有一項是；一個空間不能容兩個物。夢旦先生把那很可口的福建菜充滿了我的口腹，自然會把我口腹中的話從反對的孔穴裏逼進茅房裏去了。但無如夢旦先生對於我是作了過高的估計。夢旦先生以為我是創造社的代表，創造社同人的主張我是可以左右的。其實我並沒有那樣大的本領。拿學級來說，仿吾是早我一級的，日本人的習慣是稱為“先輩”。達夫、資平雖和我同級，但我因回上海鬧創造社的事停了半年學，畢業在他們之後，所以他們也要算是我的“先輩”。我以後來者而居上，是因為我在國內的文藝界比他們早出了一兩年的風頭，在創造社的醞釀期中，我比他們多跑了一些路。因此外界的人通有一種錯覺，以為我是創造社的“領袖”，其實像創造社的那一批“天才”，除掉以友情為聯係之外，絕沒有任何人能以“領袖”的資格來統率的。在我自己始終隻有犧牲自己的主張去服從友誼，我決不曾以自己的意見來壓迫過朋友，我們的朋友中任誰那一位也都是不甘願受人壓迫的。我從前說過些唯美派般的話頭，說“毒草有美麗的色彩，也可以娛目暢懷”（《創造》季刊三期上的一段漫衍言），那是達夫在受著京、滬兩地的批評家責罵，我說來擁護他的；在我自己實在並沒有那樣的資格。又譬如仿吾，他是心直、口直、筆直、手直的人，我假如要勸他稍稍妥協一下，那他一定會先把我罵倒。所以我雖然多謝了夢旦先生的極誠懇的兩次晚餐，我自己的口雖然可以箝，——我自己從不曾罵過振鐸，雖然也不曾恭維過他。——無如夢旦先生沒有同時請我的朋友。

一三

《創造日》出版了，照著最初的決議是達夫、仿吾、均吾，三人主持。一百元的編輯費也是由他們三人分用的，達夫用六十，仿吾和均吾各用二十。達夫有了那每月的六十塊錢，算好，使他產生了那《還鄉記》，《還鄉後記》，以及未完成的《蘇州煙雨記》的傑作。達夫那時候怕是創作欲最旺盛的時候，他的筆調很快，仿著日本式的新聞連載小說的辦法，文稿是每天寫一段，寫好便拿去付排。在他的《蘇州煙雨記》剛好寫了兩次（？）的時候，北京有電報來了。

北京大學的陳啟修教授——就是近年的陳豹隱——要到俄國去留學，在北大所任的兩個鍾頭的統計學要請達夫去擔任。

接到這個電報，我們又在馬霍路的樓上商議過一次。我的意思是勸達夫不要去，因為到北大去當講師，在那兒的分門別戶的幾種既成的勢力之下沒有發展他的才力的可能；又因為他是創造社的一根撐天柱，他一走了，《季刊》，《周報》，《創造日》便很難維持。但是仿吾卻讚成他去，他說：“我們通集中在這兒也不是辦法。現在要用散兵線，散到各處去開拓。”

我說：“那嗎，幾種刊物怎麽辦呢？”

出乎意外的是達夫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最好是停辦！”

我聽了覺得有點傷心，就好像費了幾年的心血養成了幾個兒子，要一刀把他們斫成兩段的一樣。

我又說：“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來嗎？”

達夫更決絕地說了一句：“不停辦我是不寄稿的！”說得有點聲色俱厲。

我碰了一個大釘子，才感覺到我自己招了朋友的厭棄。仿吾沒有說話，我自己也就沒有再說了。

那時候我大的兩個兒子正在出麻疹，第三個幼兒也得著痢症，我和我的老婆在民厚南裏的前樓上守著三個病兒，有好幾晚都沒有睡覺。達夫在要動身的前夜，泰東書局替他餞行，晚間幾位朋友更在振華旅館裏開了房間為他惜別，我守著病兒沒有出席。但到第二天要開船的時候，我是跑到船上去和達夫握了別的。他拿了幾個金山橙子給我，說：“拿回去給孩子們吃。”我幾乎流出了眼淚來。

達夫在要動身之前，還做過一篇小說叫《離散之前》，那是達夫最得意的文章，他自己說過是他平生的傑作。那篇小說是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過的，也要算是在創造社同人中開了賣稿的風氣之先。那是預言著創造社之將離散而當成事實寫著的。預言在幾年之後自然是應驗了，但事實卻和小說是兩樣。那裏麵的鄺海如，誰都知道就是郭沫若，他被描寫得十分忠厚。——在民厚南裏的樓下一張方桌上，把出了幾期的《季刊》供奉起來，點了一對紅燭，鄺海如跪在地下，大呼“藝術之神”，磕了幾個響頭。原來我在朋友的眼中看來才是那樣一位忠厚長者——我想魯迅先生一定是要大反對的。不過在達夫走後，創造社還沒有即行分散，因而那篇《離散之前》在還沒有機會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發表之前，便已經離散到《東方》去了。

達夫一接了北大的聘，那篇《蘇州煙雨記》也就因“作者臥病”而中輟。以後的《創造日》是仿吾和均吾負責的，一百塊錢也就由他們兩人分用。《創造日》經達夫一走自然減色不少，又因我沒有本事兼顧，惹得張季鸞說“大將不出馬”。然而政學係的大將章秋桐卻到上海來出馬了。

那位紙老虎在九月尾上到了上海，在《時報》上做了些抨擊白話文的文章，又在研究什麽“墨經”，把上海的文藝界弄得有點稍稍墨而且黑。《中華新報》和泰東圖書局是政學係的兩個私生子，不消說也是章老虎的勢力範圍。在泰東方麵受著他的意旨，便有出文言文中、小學教科書的計劃。——這個計劃因為沒有錢，沒有實現。《中華新報》出著白話文的《創造日》，在我的揣想中早遲難免是要停刊的。

說起辦《創造日》，仿吾委實是費了不少的心血。《中華新報》的排字工友和校對員的程度太低，仿吾每天晚上都要親自去校對，遇著有外文的地方還要親自去檢字、排字。仿吾的右膝關節是患著柳麻迭斯的人，走起路來都不大自由。自從達夫走後，天氣漸漸寒冷起來，看著他在晚上一個人去登報館，覺得有幾分悲壯，同時也覺得有些難忍。到後來，有時候我也陪著他去，在我最初說出這樣的話時，他很淒切地笑著說：“你也去嗎？——他那簡單的一句話使我覺悟到，我以前沒有陪伴他們去，大約就是使朋友們厭棄我的原因，我自己是失悔莫及的。

達夫去後，委實是言能顧行，他一直便沒有文稿寄來。他有工夫在《晨報副刊》上投稿，在《太平洋》雜誌上投稿，但是創造社的幾種刊物似乎已經被他忘在腦後了。三個人分擔著都感覺著吃力的工作，剩著兩個人來做，自然是愈見捉襟見肘。每天要文稿的《創造日》，起初是視為銷納外來稿件的尾間，其實才是一個愛吃甘旨的饕餮。外來稿件不加減一下鹽梅，它是不肯入口的。為我們驅除了這個饕餮的，怕應該還是要感謝我們的老虎。

十月下旬的一天清早，《中華新報》的總理殷柱夫到了民厚南裏我們的寓所裏來。他講到報館的經費支絀，希望我們把《創造日》結束。殷先生說這話時很客氣，怕得罪了我們，其實他不知道他的話正是救命的符籙。我保留著考慮的意思，在第二天清早回答。他回頭便告辭走了。在他走了之後我和仿吾商量，仿吾也讚成停刊。剛好《創造日》滿了一百期，於是乎那個孩子便在一零一號上夭折了。

《創造日》停刊後，可算鬆得一口氣。但說也奇怪，那一停刊卻也增加了創造社的蕭條的景象。《創造周報》已成了強弩之末，失掉了它從前的刺激性。《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後便很難繼續。有些人勸我們改改口味。仿吾的大哥在那時由廣東到了上海，他也勸我們把方向轉換到政治方麵。這是當時社會上的一般的要求。在歐戰期中中國的資本主義雖蒙受著頻年的內亂，但也看到了它的暢茂的發芽。上海、天津的紗廠有一個時期如像雨後春筍一樣簇生了起來。但自歐戰結束以後，歐洲資本主義的勢力，卷土重來，把那簇生起來的春筍又幾乎全盤拔去下了油鍋。覺悟了的人在這兒明白地看到那無形的帝國主義的勢力，覺悟到中國如不抵抗帝國主義，就連民族資本主義都不能夠發展。就是一般近視眼的人們也看到中國的內亂妨害了中國的產業，因而政治問題便成為一般社會人的意識的焦點。這在我們身上所發生的影響，便是社會的要求不再容許我們籠在假充象牙的宮殿裏麵談純文藝了。我自己也感覺著有這種必要，但沒有轉換的能力。

在這時，達夫從北京寄了一個消息來，便是太平洋社的人想和我們合作，打算把《太平洋》雜誌停刊，和我們同辦《創造周報》，前半政治，後半文藝。政治的一半由北京編好寄來，由我們在上海加上文藝的一半，付印出版。這個求婚的提議本是極投時好的，而且也特別看重了我們，我們如稍稍聰明一點，一定是無條件地接受了的。但又是仿吾和我的潔癖誤了事。太平洋社的那些從英國回來的學者，我們總覺得他們是太紳士了，說壞些便是官僚氣味太重，一時好像合作不來。又加以用文藝來做政論的附屬品，是我們出馬時所最反對的辦法，雖然時勢變了，也覺得不好立地拋棄。在這兩種的顧慮之下，我們提出的辦法是：《周報》由兩社的人輪流編輯，一期政治，一期文藝。但這個提議卻失掉了合作的主要意義，——想借文藝做調劑以推廣政論，因而便沒有得到北京方麵的同意，事情也就擱淺了。

合作不成，轉換方向又沒有能力，《周報》的出版隻是在一種惰性的習慣之下維持著。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已經是意思索然的仿吾，因為他的大哥在廣東，早就存了南下的心事。而在我自己又加上了一層家小的束縛。

我的日本老婆自從回到上海以後，她便很少開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馳，第三個幼兒的消化係統的疾患，實在是最大的累贅。住在日本時，小兒一有病痛便抱進大學病院去。醫生是最可信任的，醫費是一文不取的（因為是學生的眷屬可以免費）。回到上海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中外的醫生沒有一個敢信任，醫費也貴得驚人。如果有錢倒還沒有什麽，但在過著奴隸加討口子生活的人，連坐電車的車費都時常打著饑荒。老婆因此便時常吵著要回日本，她要顧著幾個肉體上的兒子，我同時也不能不兼顧著幾個精神上的兒子。她帶著三個兒子回日本，獨立地是不能生活的，除非實際討口。所以那便逼著我不得不把創造社的全部拋棄。這是一個重大的矛盾，因此在家庭中也就免不了時常在鬧著風波。

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著一種進退維穀的苦悶。我自己是早就有些左傾幼稚病的人，在出《周報》時吼過些激越的腔調，說要“到民間去”，要“到兵間去”，然而吼了一陣還是在民厚南裏的樓上。吼了出來，做不出去，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著無限的苛責。從前的一些泛神論的思想，所謂個性的發展，所謂自由，所謂表現，無形無影之間已經遭了清算。從前在意識邊沿上的馬克思、列寧不知道幾時把斯賓諾莎、歌德擠掉了，占據了意識的中心。在一九二四年初頭列寧死的時候，我著實地感著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陽的一樣。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是並沒有明確的認識的，要想把握那種思想的內容是我當時所感受著的一種憧憬。

年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那時正在熱心地提倡他的“國民文學”。那個概念是很模糊的，他自己也很模糊。但在仿吾和我已經是筋疲力盡的時候，便索性讓他編輯了幾期。那幾期，我現在可以明白地說，要算是《創造周報》的最消沉的時候。伯奇在二月底才回日本，我便起了一個決心：請他把我的家小送回福岡去。我待把《周報》辦滿了一年之後再往日本，也好讓仿吾決心南下。

在那時我自己的確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我把妻子送走了之後，寫了那《歧路三部曲》，盡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胄通統剝脫了。人到下了決心，唯物地說時，人到了不要麵孔，那的確是一種可怕的力量。讀了我那《三部曲》的人聽說有好些人為我流了眼淚。就是我們的達夫也受了感動，他把我們的舊誼又恢複了轉來。他從北京寄來了他那篇《北國的微音》，那是他去上海以後在《周報》上所發表的唯一的作品。

決定要分離了，泰東自不免起過一下恐慌。南公老板也費了好些唇舌來挽留我們。他說以後要為我們定薪水，我是有家眷的人自然要多用些，定一百五十；仿吾是單身，隻定一百。以前的積欠作為股票，我一千，達夫六百，仿吾四百。這樣的話他不隻說過一次，但從未見諸實行。像那一千、六百、四百的話，待我去了日本之後，他在寫給我的一封長信上也明白地提起過的。——在這兒我又算替魯迅先生提供出了一項史料；便是郭沫若輩還是泰東書局的大股東呢！南公的那封信，我的老婆還很鄭重地替他保存著的，大約她是想借她的帝國主義的背景來收回那筆陳賬的罷？所以假如有人見了我這項史料還要懷疑，以為我是在自由創作，我隨時都可以破點鈔，把那原信的照片提供出來。

烽火台的諸侯畢竟隻能戲弄得一次。更公平地說，我們之為泰東服務，其實又何嚐不是想利用泰東。像孤軍社的人想出雜誌，不怕他們都是商務的編輯，並且還有些是占著重要位置的人，卻不找商務而要找泰東，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多說幾句硬話。替商務辦雜誌的人，是連半句硬話都不敢說的，如有人肯高興去問問雁冰先生，他便知道得最明白。他為這件事情便是上過當來的人。我們在創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說了不少的硬話，那些刊物你根本不要設想：能在商務出版！所以，在這些地方也正該應該感謝泰東。創造社的人要表現自我，要本著內在的衝動以從事創作；創作了，表現了，不能不要發表的地方，所以在他們的那種迷夢正酣的時候，泰東書局無論怎樣苛刻他們，對於他們是有效用的。然而夢一醒來，暫時不想那樣去表現，不想那樣去創作了，失掉了效用的泰東便隻留下了苛刻。

創造社決計和泰東脫離，可以說是一種革命，是奴隸對於奴隸主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達夫要算是最先覺，我是足足後了他半年。仿吾又是為著我而後到了半年以上。本打算辦滿周年才走的我，但在路向一決定之後，終耐不過再作勾留，便索性提前了一個月，在四月初頭上便離開了上海。

我走了，暫時沒有發喪，《周報》還由仿吾一個人支持了一個月。但是停刊的消息是早報告了達夫的。達夫在我離開了上海之後，他在四月尾上由北京趕到了上海，趕著在《周報》的最終號中夾了一張預告，是太平洋社和創造社的共同預告。預告著兩社將合辦一種周刊，就是後來的《現代評論》，在最短期內將與讀者見麵。這個預告當然是得到仿吾同意的，事後我也得到達夫的一封信來向我提及。但我在福岡接著了最終號的《周報》，並同時接著了那張預告的時候，我痛痛快快地把我不值錢的眼淚清算了一場。在這兒我和達夫的感情自不能不取著對立的方向。在達夫方麵或者會說，我們的密斯創造臨到彌留的時候，由他度了一口氣便複活了轉來，更嫁給了高門；而在我這一方麵，始終是感覺到：那位可憐的姑娘夭折了，還受了一次屍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