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創造周報》的停刊是一九二四年的五月中旬，但我在四月一號便離開了上海，後事是由仿吾一個人把它結束了的。
在離開上海之前還有一個很執拗的記憶留在我的腦裏，我現在借著這個機會把它先清算在這兒。
近代的精神分析學家們說，所謂“歇斯迭裏”的那種病症，是因為在前有種種不愉快的經曆，一時被意識界的生活把它抑製到潛意識界裏去了，它便在潛意識界裏鬱積著，使人的精神生出種種的障礙，充其極可以使人成為瘋狂。治療的方法是要施行“Chimney-washing”，便是“煙囪掃除”。這是把人的精神比成煙囪，把那些鬱積著的不愉快的經曆比成煙煤，煙煤把煙囪閉塞了，爐灶便生出毛病，如把那煙煤掃清，毛病也就同時被掃除了。掃除這人體煙囪的方法是怎樣呢？是用種種誘導的方法，或甚至如催眠術之類，以喚醒病者的那些不愉快的記憶，讓他從自己的口中吐出來。那樣便使人的意識清明起來，漸漸地回複到健康狀態。
“歇斯迭裏”這種病，在從前以為是女子的專病，但在歐戰當時發生了所謂“戰壕病”，是對於戰爭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異狀，才知道男子也有得這種病的可能。其實廣泛地說時，我看一個民族或社會似乎都可以得這種病。民族遇著了種種的高壓，經曆過久，把種種的不愉快，主動地、被動地，壓到潛意識界裏去，漸漸地招來民族的萎靡，頹喪，互相猜忌，互相殘刻，結局不為異族所吞並使釀成革命的爆發。革命的爆發也不外是一種自然療治性的煙囪掃除。但這掃除來得劇烈，其趨勢是要把煙囪乃至爐灶本身都爆破，這便應著俗語所說的“另起爐灶”。所以開明的行政者對於民意是因勢利導的，民意得到暢達，社會也就健全地發展起來。古人說“上醫醫國”，我看的確是道破了一部分的真理。那種善於“醫國”的“上醫”，就是能夠對於民族的“歇斯迭裏”及早施行“煙囪掃除”治療的人。
文人，在我看來，多少是有些“歇斯迭裏”的患者。古人愛說“文人相輕”或“文人無行”，或甚至說“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對於文人雖然不免作了過低的評價，但事實上多少也有些那樣的情形。尤其在整個民族受著高壓的時候，文人的較為銳敏的神經是要加倍感覺著痛苦的。許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裏說不出來，一個煙囪塞滿了煙煤，滿肚皮氧化不良的殘火在那兒熏蒸，當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在這兒我讚成一切文人把自己的不愉快的記憶，盡可能地吐瀉出來。那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種方術，同時也是使社會健全的一種方術。文人要把自己弄健全了，然後才能夠完成文藝之社會的使命。
一味地吐瀉著煙煤，對於旁人，或許會是一種患害。但那不過是比喻而已。事實上所清掃出的記憶不必便是煙煤。即使是煙煤，但鬆煙可以做墨，冶銅廠的煙可以提取金銀。所謂竹頭木屑，皆為有用。即使是完全無用，總比煙囪閉塞著，專吐炭酸瓦斯毒氣的好些。
是那年的三月中旬了，中華學藝社要在杭州開年會。我自己在那時是一位掛名幹事，社友們定要叫我出席，而且還要我講演。關於講演，我是一點自信也沒有的人，不僅沒有自信，而且還著實有點害怕。因為站在大眾麵前要作為一種號筒而大施教訓，如果不是品行學識都俯仰無愧的智者，便是或多或少不知道慚愧的騙子。自己和智者自然有很大的距離，但要成為一種騙子，臉皮又好像還薄了一點。因此，我對於出席是答應了，而對於講演則始終不敢應命。
由上海北站出發是在一個禮拜六的晚上，決定坐最後一趟晚車。住在民厚南裏的我，不料稍微誤了一下鍾點，趕到北站時，火車已經開了。糟糕！朋友們不會說我故意失信嗎？於是在第二天清早又搭著最早一趟早車趕去。記得在硤石停車的時候，我到月台上去舒散了一下，不勝光榮之至的是在那兒還遇著過殷汝耕。他也是要去赴年會的，但他坐的是二等，我坐的是三等。互相招呼了一下，又各自分開了。
到了杭州，在湖濱旅館會見了學會的幹部。一切開會的手續和工作的程序都已經決定了，而且登了報。在當天禮拜日，假教育會的會場開講演會，由物理學專家周頌久講演“相對論”，另一位新由德國回來的姓聶的朋友講演德國的現狀。第二天，禮拜一，派人到各學校去分講。擔任分講的人大體上也都排定了，但還有兩處沒有派定，一處是工業學校，一處是蠶桑講習所。主事的人怪我去得太遲，說我是有意回避，定要叫我分講一處。我沒有辦法，隻好選擇學生較少的蠶桑講習所去擔任分講。工業學校是由股汝耕擔任的。
杭州是一九二一年四月才回國時同仿吾兩人去遊曆過的地方。那時因人地兩疏，隻在西湖這上玩了一下便算了事。這次，在總講演之前，才跟著大家去遊覽了一回棲霞嶺，觀賞了飛來峰，隨喜了靈隱寺。但在自己心裏是橫亙著一個憂鬱的。為著文藝生活與現實生活之不能兩全已經和妻子分離了，而且在不久之間更要把年來的工作通統放棄，和最相契的朋友也不得不分離。遊山玩水的樂趣怎麽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牢愁。
總講演是在午後二時開講。中午在教育會樓上招待杭州名流一同用了午餐，大家的注意力自然便集中到講演會場上來。一切布置都已經停當了。會場很大，樓上樓下怕可以容納一千人以上。但出乎意外的是來聽講的人異常的冷落。一點鍾過了，隻稀疏地有幾個人來，來的人看見沒有後繼者，坐不一會又絡續地退出去了。就那樣等到了兩點鍾過了，依然沒有人來，弄得主持的人異常不舒眼。眼睛見到我時往往是白多黑少，這使我也不勝其觳觫起來。
——“就是你不好了，你要回避。”一位在日本高等學校同班的範允臧，在樓上一間臨街的屋子裏，這樣責備我。他也是學藝社的幹事，而且是負著實際責任的。
——“怎麽怪得我呢？”我反駁著說，“我本來告訴過你們，我是不能講演的。而且沒人來聽講，我相信是因為禮拜日大家回家的回家，玩耍的玩耍去了。你就叫我去出馬，也不見得會有人來。”
——“隻要你肯出馬，一定會有人來。”允臧堅決地說。
旁邊有一位在杭州任教職的社友也這樣幫著他，據他說是講題不能引起學生的興會。假使由我去講演一點關於文學上的東西，一定可以“叫座”。
對於講演已經沒有自信，對於文學上的演講是尤其沒有自信的。我自己雖然在做做詩，寫寫小說之類的東西，然而對於所謂“文學”實在是個外行。我並不曾把文章來當成學問研究過（我學的本是醫學），拿什麽東西來對人講演呢？
聽講者既沒有人來，講演是不能不延期的。問題畢竟集中到我身上來了。
——“無論怎樣你非講不可！”
——“講演，一點也不困難，一上台便會有話出來的。”
——“隻要你肯講文學，一定有人來聽講。目的是在號召聽眾，隻要有人來聽講，你就講得不好，還有兩位也可以補償的。”
大家都把講演會的失敗來歸罪於我，我受不過朋友們的責難和勸誘，便也放下了決心，答應去做一次曲馬團的小醜。於是講演會改到了第二天下午，加上我一名，講《文藝之社會的使命》，重新在杭州各報登出消息，更由教育會的後援請求杭州各學校在第二天放半假。事情便這樣決定下去了。
允臧本是上虞人，杭州是他少年時讀書的地方。他看見我答應了講演，當天下午便和另外一位姓鄭的社友，把我引到萬鬆嶺一帶去遊覽。由九溪十八澗折至錢塘江邊，登過那兒一座臨江的垂危的木塔。晚上走到閘口，觀光了那兒的有名的“江山船”。很遲的坐著火車才回到了杭州。
第二天清早吃了早飯，允臧又約著鄭君和我坐汽車去遊覽花塢。我愁著下午的工作，很想一個人留在旅館裏作一番靜靜的思索。但允臧說，花塢很清靜，在講演之前倒寧是去舒散一下的好。
花塢在西湖背後，那兒的確清靜。由馬路插入一段荒僻的背徑，便到了那個遊跡罕至的地方。地在兩山之間，中有一道溪流，兩岸是深深的竹林。沿途有不少的庵堂，據說在前都是尼庵，但尼姑通已經解放了。在那流水琤琮的溪邊上走著，允臧大約是感受了濃厚的詩意罷，他問起我的筆名的意義來：“沫若”（Mo Jo）兩個字，是不是取自佛經的“如夢幻泡影”那樣的意思？但我的名字其實本是“沫若”（Mei Jo），是由我的故鄉的兩條河，沫水與若水合攏來的。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裏有“關沫若”的一句，便是那兩條河並舉的開始了。
允臧又談到他往年夏天一人遊過花塢，遇著一位姑娘在他前麵走著，身材很美好，但總不掉過頭來。一直走到花塢的盡頭，走進一家別墅裏去了。他這一席話，我倒感覺著頗有些水月鏡花的意味。
沿著溪邊朝上走，快要到盡頭處，路邊上有一座小庵子，名叫白雲庵。我們走進了裏麵去。佛堂前麵攏著兩盆素心蘭，正在開花，吐著令人沉靜的清香。但從裏麵走出來的卻是一位中年的和尚。他很殷勤地獻了我們各人一杯茶，又向我們講了一番蘭經。
從白雲庵走出，再往上走。走不好遠，在那盡頭處果然有一家別墅，有白色的高牆圍著。允臧說：這便是那位姑娘走進去的地方了。別墅門是緊閉著的。門前有一個月台，立在那兒眺望，花塢全景都呈在眼底。存了好奇心，大著膽子去敲門，但裏麵沒有人應門。繞到屋旁，看見牆次有一道側門開著。門內是廚房，有好些人圍坐在那兒講話。看那情形，知道是看守人的家屬和鄰近的農民。我們走進去，道了來意，說要拜望主人，瞻看別墅的內容。那兒的人回答說主人不在，屋內可以盡我們去看。我們便被引進了那兒的中堂。詳細的情形現在已經不能記憶了，隻記得正中有兩排坐椅陳設。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堂的右翼，放著一架和冰河時代的“莽孟斯”遺骨相仿佛的——風鬥！
從花塢走出，又坐著乘來的汽車回到西湖。在湖裏的一家菜館裏麵吃了中飯。允臧特別叫了一樣西湖所獨有的菜，叫著“醋魚帶柄”。那是用湖魚去骨去皮，切成片子，染以薑醋汁生吃，而另把皮骨之類烹來熟吃的。菜名和菜的本身都很稀奇，但吃起來並不怎麽可口，大約也是自己心裏在愁著別的事情的原故。講演的時間，刻刻地逼來了。然而腹稿仍然沒有打好，自己卻起了一種不好對人說的僥幸心，希望到了講演的時刻也和第一天一樣，沒有聽講的人來。
時刻終竟挨近了，允臧一直把我引到教育會去。這次又是出乎意外！昨天聽講的人寥寥無幾，今天卻是川流不息地擁來，在未到時刻之前，那宏大的講堂裏，樓上樓下都被人坐滿了。允臧把我引上了樓，社友們都是喜氣洋洋的，有的連連在叫著“大成功！大成功！”很沉著的允臧，他也向我誇負著他的先見，說我把昨天的罪過補償了。然而我卻弄得來愈見驚惶失措。怎麽辦呢？愈想愈著急，愈著急腹稿愈見理不出一個頭緒。講演的招標上，又把我寫在第一名。捱頭刀的便是我，這怎麽辦呢？時間終竟逼來了，隻好請講“相對論”的周頌久去打頭陣。大家要我出場去，在講演台上坐著，我也推謝了，想在樓上多捱一點時刻，調整一下自己的著急。
樓下的拍掌聲起來了，“相對論”已經開了頭。走到樓頭去窺伺了一下，隻見頌久在講壇上步來步去，妙喻取譬地講得頭頭是道。滿場的聽眾都肅靜無聲，聽得十分專一。這一窺伺愈見使我不能安定，自己是毫無經驗的，那能夠作為承繼頌久的下手？自己想要說的話，僅僅是由搜索枯腸而來的一些支離滅裂的野狐禪，那能夠和那嚴整的理論係統“相對論”相對？“文學”要死在我口裏了！失悔太不自量，要把補講的事情承應了下來。這一慷慨，真真是有點慷“文學”之概。糟糕！怎麽辦呢？……
頌久講了有三十分鍾的光景，允臧上樓來催我下去。
——“想說的話一點也沒有整理好，一定要失敗的，怎麽辦？”
——“不要緊，你若無其事地鎮靜著，當作沒有人在你麵前的一樣。”
允臧見我著急，便盡力鼓舞我。他並且說：“你講的時候，我要雜在聽眾裏麵去，講到好處，我便替你鼓掌。”
推諉是無從推諉的了，隻好到下麵去。在那比聽眾高一段的講台上坐著，心頭隻是橐橐地跳。“相對論”喲！你再講長些，再講長些，不要立刻便輪到我名下來。唯一的希望，隨著跳著的心搏在那兒跳。
頌久講演了一個鍾頭光景，在熱烈的掌聲中終竟結束了。我也就受著指揮，被立在了一千人以上的聽眾麵前，左右還有和陪審官一樣的杭州的名流們。
關於新興文學的理論，在當時完全沒有接觸過，自己所說的究竟是些什麽現在已經不記得了，但總不外是從羅斯金的《藝術經濟論》、格羅塞的《藝術原始》、居伊約的《由社會學上所見到的藝術》那一類書上所生吞活剝地記下來的一些理論和實例，更加上一些半生不熟的精神分析派的見解。一方麵是想證明文藝的實利性，另一方麵又舍不得藝術家的自我表現，就像先打了一碗泥水，再倒了些米粉、麵粉、豆粉乃至石灰粉，所火迫地拌攪出來的漿糊一樣，向那滿堂聽眾的頭上倒灌了下去。那可不得了！聽眾在開始的十分鍾光景，都還能夠忍耐，但漸漸地便動搖起來了。自己所向人倒灌的是那種不明其妙的漿糊，心裏在感著內咎，聲音怎麽也不能提高。聲音不能提高，聽的人也就愈見著急，最後的幾排在擦腳，接著有幾個人退場，接著又是十幾個，幾十個，幾百個；沒到三十分鍾的光景，全場的人退去了三分之一。人一稀疏了，雜在聽眾裏麵坐在最後第二排右邊的允臧，孤影悄然地也就印到了我的眼裏。我看見他為我頹喪著的神情，幾乎流出了眼淚。不用說允減的手是最初替我鼓了的，但是，是在我講了有四十分鍾的光景，把那昏水漿糊的倒灌停止了的時候。
講演失敗後還由鄭君陪伴著到蠶桑講習所去也講演了幾十分鍾。這一次又講了些什麽，連題都忘記了。隻記得那講習所是在西湖裏，地方很僻靜。講時已經傍晚，在一座幽暗的講堂裏雖然坐滿了人，但人數似乎不足兩百的光景。號筒是“曾經滄海”，失敗是“除卻巫山”，像在教育會裏的那一幕倒沒有重演。
二
仿吾：
我離開上海足足兩個禮拜了。幾次想寫信給你，但總不容易執筆。隨便寫幾句平安的報告，我覺得沒有寫的必要。待要寫長時，而我所想寫的又太多。本打算在《周報》辦滿了一年之後才走，但終竟提前了四五個禮拜跑到了海外來，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你身上。這是使我心裏不安的。我每晚上幾乎都要夢見你，夢見和你商量《周報》的後事，但我現在實在無能為力了。……
你到廣東去的時期定妥沒有？
此地的櫻花正在盛開，但是春天不是我的。我寓裏小小的庭園中有一株粉紅的茶花，已經將近殘謝了。聽見一朵殘花墜地的聲音，使我化了石的心也時起動悸。
半月以來隻在譯讀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怕還要三個禮拜才能完工。
我現在有一個維係著生命的夢想，我把研究生理學的誌願拋棄了。
明天是拜倫的死期，但是我的文章還沒有做。我一時想起他轟轟烈烈死在海外的精神也很激起了些追慕的心事，但我又想起他是貴族，他有錢，有幸福，他的世界終不是我的世界。
《周報》久不見寄來，大約是已經停刊了。想起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場迷夢。……
這是在《周報》將停刊時，由日本寫給成仿吾的第一封信的摘錄，信上署的日期是“四月十八”。全信在《創造周報》的終刊號上登載過，在泰東出版的《沫若書信集》裏也有收錄。
我自從四月一號離開了上海，仍然跑到住過了五年的福岡，住在箱崎海岸上一家麵海的屋子裏麵。屋子相當寬敞，背後有一麵寬敞的園子，種著好些花木。
再度跑向福岡的意趣，起初是相當複雜的。我自己對於生物學本是很感趣味的人。福岡的九州大學的生物學教授石原博士又是我所敬愛的一位學者，我聽過他的生理學總論、遺傳學、內分泌學等的講義，相當地引起了我對於那些學問的向往。我和博士的個人的接觸雖然不曾有過，但他對於我的印象卻頗像一位深通禪理的高僧。矮小而瘦削的他，在演講時總是把眼睛閉著的，讓他那頗有澀味的聲音不急不徐地流出。生理學總論是醫科學生第一年所必修的科目，他在最後的一點鍾上曾經離開了講義說到自己的私生活上來。他說：近時的學生好美衣美食，食事愛在“卡羅裏”（熱量）的多少上關心，但他自己是一位菜食主義者，已經素食了多年，然而精神也不見減衰。關於菜食的生理學上的根據，博士沒有說出，但他那簡單的幾句話，對於我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自己早就有誌研究生理學，很想以石原博士為師，把自己的一生作為對於自然科學的奉仕。但自己對於社會科學的要求也早就覺醒了，就當時耳濡目染地所得來的一些關於曆史唯物論的學理，覺得有好些地方和生物學有甚深的姻緣。例如社會形態的蛻變說似乎便是從生物學的現象蛻化出來的。因此便又想一方麵研究生理學，而同時學習著社會科學。但是科學家那種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質條件來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無保障，結局隻是一張畫餅而已。
河上肇博士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是由他的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上已經發表過的論文所纂集成的，那平明剴削切的筆調曾風靡過日本的讀書界。他擊敗了他的論敵福田德三博士的不正確的理論，要算是日本的初期馬克思經濟學說的高峰。《社會問題研究》，在發刊的中途我也曾零星地購讀過，因為沒有得到係統的本質的認識，印象是很淡漠的。但一得到了作者所自行編纂的總集，加上我對於社會科學的憧憬，更加上一家的生活迫切地有待解決之必要，於是乎便開始了對於它的翻譯。
翻譯時用的是由上海帶來的用中國紙印的原稿紙，非用墨寫不可。寓中沒有桌椅，也沒有置辦日本式的矮桌，把一口中國式的皮箱拿來作了代替。硯台是沒有的，隨便撿了塊磚頭磨平，便當成了硯台。就那樣坐在草席上，從清早起來寫到深夜，寫了有五十天的光景，終竟把那部二十萬字以上的大著譯完了。
那書的譯文曾部分地在學藝社的《學藝》雜誌上發表過，後來又由商務印書館把它印行了。但發行不久便由出版處自己停了版，我自己手裏現在是沒有存本的，連那用毛筆寫的譯稿也歸了商務，恐怕早已成了“九一八”的炮灰了。商務既承印了那書而又把它停版，這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便是怕那書中所說的理論對於社會要發生影響。然而影響畢竟發生了，是在我自己身上。不久，在寫給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有這樣的話：
我最初來此的生活計劃，便是迻譯《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這書的迻譯本是你所不十分讚成的，我對於這書的內容雖然也並不能十分滿意，如他不讚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圖，我覺得不是馬克思的本旨。但我譯完此書所得的教益殊覺不鮮！我從前隻是茫然地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著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著信心，如今更得著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
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裏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裏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暗影裏救出了的是它。……
這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話。因為譯了這部書，不僅使我認識了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曆史的蟬變，而且使我知道了我們的先知和其後繼者們是具有怎樣驚人的淵博的學識。世間上所誣蔑為過激的暴徒其實才是極其仁慈的救世主。但那書也大有缺陷，便是原作者隻強調社會變革在經濟一方麵的物質條件，而把政治一方麵的問題付諸等閑了。尤其是那裏有篇專論，引用著牙買加島的奴隸解放的事實以證明早期社會革命之終必歸於失敗，我覺得是隻看見事實的一麵。美洲在被白人經營之前，社會狀態是還沒有達到奴隸製的階段的。白人侵入了，一時曾施行人為的奴隸製以經營資本製的生產，後由人道主義的立場把奴隸解放了，而那被解放了的奴隸又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經濟狀態。因此有一部分的學者便把這個事實作為社會革命之不能早期施行的實證。這從奴隸一方麵著眼誠然是無可否認，但如從白人一方麵來觀察，美洲豈不是由原始的自然經濟一躍而成為了資本製的社會嗎？故爾社會的進展如加以人為的促進，在我看來，的確是有飛躍的可能。隋唐時代的日本輸入了中國文化時，由氏族社會一躍而入於封建社會的，不也是有史實可據的另一個明確的證據嗎？那人為的促進便是政治問題，如拋棄了這一方麵的問題，那就等於隻講基礎醫學而不談臨床學，不僅違背了醫學的精神，且於人類的實際是毫無用處的。這便是我對於該書的不能滿足的地方。後來原作者河上博士曾經寫過信給我，說他自己也不能滿意，在初版刊布後便囑出版處停止了印行。原作者的學者的良心是足以令人欽仰的。在這兒，中國的出版處之自動地中止了譯文的發賣，雖然用意不同，卻是獲得了與原作者所企圖的同樣的效果。
我譯了河上博士的書，不僅使我增長了關於社會經濟的認識，堅定了我對於正確理論的信心，而同時所產生的一個副作用，便是使我對於文藝懷抱了另外一種見解。
給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我這樣說過：
我現在對於文藝的見解也全盤變了。我覺得一切技巧上的主義都不成其為問題，所可成為問題的隻是昨日的文藝，今日的文藝，和明日的文藝。昨日的文藝是不自覺地得占生活優先權的貴族們的消閑聖品。……今日的文藝是我們現在走到革命途上的文藝，是我們被壓迫者的呼號，是生命窮促的喊叫，是鬥誌的咒文，是革命預期的歡喜。……明日的文藝：要在社會主義實現後才能實現。在社會主義實現後的那時，文藝上的偉大的天才們得遂其自由全麵的發展，那時的社會一切階級都沒有，一切生活的煩悶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沒有了，那時人才能還其本來，文藝才能以純真的人性為其對象，這才有真正的純文藝出現。在現在而談純文藝，是隻有在年青人的春夢裏，有錢人的飽暖裏，嗎啡中毒者的euphoria（迷魂）裏，酒精中毒者的酩酊裏，餓得快要斷氣者的hallucination（幻覺）裏呢！……
這些覺悟便是使我生出了“一個維係著生命的夢想”，“把研究生理學的誌願拋棄了”的。我想一方麵仍舊繼續著自己的學藝生活，而在另一方麵從事實際活動。這，是決定了我日後的動向的。在當時對於兩者都還沒有充分的把握，故爾仍隻能稱之為“夢想”。沒有想到這“夢想”的實現竟是非常的迅速。
把《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翻譯了之後，在箱崎海岸上還替泰東書局盡過一次義務，是替《王陽明全集》做了一篇長序。我有過一個時期是壬陽明的崇拜者。那是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我在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肄業的時期。那時候因為沾染了泛神論的思想，崇拜著斯賓諾莎、歌德，耽讀太戈爾的詩，在中國的古人中則崇拜著莊子和王陽明。
莊子的思想一般地被認為虛無主義，但我覺得他是和斯賓諾莎最相近的。他把宇宙萬匯認為是一個實在的本體之表現；人當體驗這種本體，視萬匯為一體，摒除個體的私欲私念；以此養生則能恬靜，以此為政則無爭亂。他倒可以說是一位宇宙主義者。而他的文筆，據我看來，在中國的古文中是古今獨步的。王陽明的思想雖然是以禪理為本質而穿著儒家的衣裳，其實和莊子也別無二致。他把莊子的本體所謂“道”，命名為“良知”，一麵主張靜坐，以求“良知”之體驗，一麵主張實踐，以求知行合一的生活。盡管那出發點是有問題，但他的“事上磨煉”那個主張，盡足以拯救一切玄學家的偏蔽。而他自己的實際，古時候所謂“經綸”，也正是他的學說的保證。我在當年學過靜坐，耽讀過他的《傳習錄》和他的詩，後來雖然拋棄了，但我對於他的景仰依然是維係著的。我相信，他終不失為我們民族發展中的一個傑作。泰東要標點他的全集，要我做篇序，因此我也就樂於溫理了一番舊業。但不用說也還有一種迫切的要求——是想弄幾塊錢的稿費來維持生活；不幸這個物質要求卻沒有達到。泰東版《陽明全集》除掉我的序外，還有章太炎和釋太虛的兩篇，後來聽說泰東對於這兩位大師各各送了一百元的筆墨費，但我所用的筆和墨是名實相符的“金不換”，一個銅板也沒有換到。
一九二四年是文藝界相當多事的一年。那年是英國詩人拜倫的死後百年祭，也是德國大哲學家康德的誕生二百年祭。這都是操觚者做紀念文章的資料。創造社當時是打算紀念拜倫的，已經收集了好些文章，預定在《創造》季刊上出一個專號。但我一離開了上海，仿吾不久也去了廣州，因此那個紀念專號也就流產了。當時所收集的一些文章，是在後來的《創造月刊》上發表過。拜倫本是歌德所極端推崇的人，歌德說過單是為了要讀拜倫的詩都有學英文的必要。歌德自己也譯過拜倫的詩，據《浮士德》第二部浮士德與海倫所生的那位歐福良，便是以拜倫為典型的。但這位英雄詩人對於我的吸引力卻沒有他的友人雪萊來得強烈，關於他的紀念文章終竟沒有做出。記得是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三十歲的拜倫的死不算夭折，因為他的發展可以成為我們的敵人；而二十八歲的雪萊的死卻是損失，因為我們失掉了一個朋友。
關於紀念拜倫的文章雖然沒有做，但關於紀念康德的文章卻是做了的，便是《Löbenicht的塔》。這篇小說在《學藝》雜誌的紀念號上發表了，曾為北京的《晨報副刊》所轉載。作這篇文章的用意，與其說為了紀念康德，倒是想借以諷諭哲學家。盡管哲學家或思想家是怎樣的冷靜，超然，過著如冰霜、如機械的理智生活，但是人生的情趣終不免要來縈繞，而且在暗默中還要給他以助力。惡魔說過：“灰色是一切的理論，隻有人生的金樹長青。”這意思可惜沒有表現十足，曾蒙受一位作家的譏評說：“文藝作品是人生的反映，不是古人的行狀。”是的，我本來是沒有意思替康德作行狀。
在福岡住了有半年的光景，為了實現研究生理學的誌願也曾去過一次東京，和四川經理員接洽，希圖入大學院，繼續領取官費。但沒有成功，隻領到一年前畢業回國時所應領的歸國費，結局是仍然不能不作歸計。但在回國之前，在十月間又在福岡與長崎間的佐賀縣的山中住過一個月。這六七個月間要算是我最多產的一段時期。除開上述的一些譯著外，我還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新時代》，寫了《落葉》、《喀爾美蘿姑娘》、《葉羅提之墓》、《萬引》、《陽春別》，及《橄欖》中除掉《歧路三部曲》的全部。當時的生活紀錄大體就留在了《橄欖》裏麵。
在這兒應該補說一下《周報》的下落了。《周報》在我離開上海時已決定停刊，但在將要停刊的時候，在北大任教的鬱達夫由北京趕到了上海，在第五十二期的終刊號裏夾了一張通告，是預告創造社和太平洋社將要合編一種周刊，就是後來的《現代評論》，改由北京編印。我接到這終刊號和通告是在五月中旬，同時也接到達夫的來信，說到合夥的事。兩三個月以前本來早就由太平洋社方麵的人提議過，起初的提議是擴充《創造周報》，一半政論，一半文藝。政論由太平洋社的人擔任，由我們把文藝的一半附上去，照舊由我們編製，在上海印行。我在當時卻不讚同這種以文藝為政論的附庸的老辦法，曾經提出過一種折衷意見，便是一期政論，一期文藝。但這種意見沒有得到同意，原議也就中止了。待我離開了上海，《周報》已經決定停刊，障礙在無形之間被除去了。因此，合夥的一幕便順暢地進行了起來。
太平洋社和創造社的合夥在當時的情勢上是有充分可能的。太平洋社本來有《太平洋》月刊在商務出版，他們的構成分子大都還是有點相當學識的自由主義者，所發表的政論，公平地說，也還算比較開明。那個月刊雖然從不曾左右過中國文化界，但在科學與玄學之戰鬧得昏天黑地的時候，吳稚暉在那兒發表過一些突梯滑稽的論文。把讀書界轟動過一下。我對他們雖然沒有什麽接觸，但其中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與仿吾有同鄉之誼，而與仿吾的長兄劭吾又多是日本留學時代的同學。仿吾隨著他的長兄留學日本時，是和他們之中的一部人同居過的。其在達夫，則因為多是北大的同事，過從當然更加親密。有這種種關係，加上我們自己本已有趨向政治的要求，兩社的合夥，除掉我自己的一點點潔癖和矜持之外，幾幾乎可以說是等於自然之數。這層是我一向對於那次合夥一幕的理解，但直到十幾年後的今日卻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發現。
是日本出版的《大魯迅全集》的第三卷，蒙出版處改造社的贈閱，我得到了先睹的快樂。卷後有胡風的《解題》，署的日期是今年的一月二十二月，那兒有著這樣的一段話：
此時代的魯迅之活動是活潑的。被作為敵人者是段祺瑞政權之教育部總長章士釗與其支援者的《現代評論》之一派。章士釗在當時自行主唱複古運動，編輯發行《甲寅周刊》，以孤桐的筆名寫著評論，因其《周刊》的封麵上畫有老虎，故被呼為老虎總長。與此勾結的《現代評論》，雖然以太平洋學會和創造社之同人雜誌為招牌，但反動的政客俱樂部交通係及研究係為其背景的勢力。
原來當時的現代評論社才有這樣偉大的政治背景，我這十幾年來真正是蒙在了鼓裏。不過我在這兒也並不想替別人來清理這番陳賬。我不是個中人，對於“支援”、“勾結”與“背境的勢力”的黑幕，似乎尚隻好采取一個“姑妄聽之”的態度。假使那場黑幕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卻敢於保證就連仿吾和達夫都是被蒙在鼓裏的。達夫早就在歎息著被人利用了作為“小醜”（見他在《現代評論》上所發表的一篇小說）；仿吾呢，更是不識時務，他還做過一篇反對章士釗的文章，而且是發表在《現代評論》上（號數不記得了，總得在十號以後）。
仿吾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文章似乎就隻有一篇。達夫在開始多得一點，後來也沉寂下去了。我呢？前前後後就隻有兩篇，一篇是《亭子間中》，一篇是《哀感》。前篇是受不過達夫的敦促，勉強寄去的，同時還寫了一封怕比那篇文章更長的情緒達夫，直率地敘述了自己對於他的感情。那信恐怕沒有被達夫保留，但寫那信的心境直到現在都還能仿佛。達夫、仿吾和我，在撐持初期創造社的時候，本如像一尊圓鼎的三隻腳。達夫中途離滬，去北大擔任講師，我是不讚成的。想維持創造社自然是種私心，而達夫的大才小用也覺得不值。但他終竟去了，而且去得如像絕了交的一樣。文章盡可在別種刊物上發表，對於嗷嗷待哺的創造社的幾種刊物卻一字也不肯飛來。圓鼎子去了一隻腳，結局是隻好塌台。塌了台之後，達夫代表著創造社參加《現代評論》，然而一個人不免終嫌寂寞，因此在我回上海之後便接接連連地寫信來要我的文稿。
我當時是住在環龍路四十四弄裏的一家一樓一底的屋子裏的。有一天一次接到達夫的三封很懇切的信，使我感動得流淚。覺得像自己這樣的人依然被朋友在當著朋友看待的。這感激使自己的心境失掉平衡，為要鎮定自己的衝動想坐下去寫封回信，在間小小的堂屋裏，就像被關在籠裏的煩躁著的老熊一樣，轉來轉去不知道轉了好幾十個圈子。
《哀感》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得到孫中山的死耗時所寫的一篇短文。那又是因為陳西瀅的幾次來信的敦促，才寄去發表了的。西瀅和我相識是從他在《太平洋》上指摘我和錢君胥所譯的《茵夢湖》開始。他後來到上海也曾訪問過我一次，但是，是在“五卅”以後了。西瀅的信我到現在也還保存著的，不用說是不便發表。他那時勸我到北京去，說要把《現代評論》的編輯全權交給我，甚至於又稱讚我是“天成的領袖”。我不知道他是存心鼓勵，還是有意調皮，我也不免暗暗起過一番哀感。因此也就把追悼那位真正的“天成的領袖”的《哀感》郵寄了去。
前前後後就隻發表過這兩篇文章，這對於“背景的勢力”似乎也太“背”了一點。
要談文壇掌故，其實不是容易的事情。知者不便談，談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談的知者死完，便隻剩下不必知的談者。懂得這個妙竅，便可以知道古來的曆史或英雄是怎樣地被創造了出來。在這兒我覺得私人的筆劄和日記似乎可以多少表現著一個時代的真相，然而此正筆劄文學和日記文學之所以當筆誅墨伐矣。聰明的人可以用創作的態度來寫日記，而更聰明的人卻勸人連日記也不要寫。
三
由福岡回到上海是十一月中旬，在環龍路四十四號弄裏租了一間小房子，是一樓一底的。這“四十四號弄”就在四十四號國民黨支部旁邊，因為號數相同，我住在那兒時接受過好些國民黨的所謂西山會議派的刊物。房子背後是一麵空地，有幾座無主的大墳聳立在那兒，多少還呈著些自然原野的風貌，但當我移住不久，大墳已經次第被人啟發，在目前恐怕老早是被建築填塞滿了。
和我的回上海隻相差五天，相別了半年的仿吾，出乎意外地扶著他的長兄的靈柩，也由廣州回來了。仿吾是六月去的廣州，在廣東大學充任理學院的教授，同時兼著黃埔軍官政治學校的教官。他的長兄劭吾，任著第二軍的軍需處長，得了心髒麻痹病突然死去了。仿吾扶著他的靈樞要轉回長沙，因此在上海又淒寂地聚首了兩天。我最忘記不了的，是仿吾提起他的家事便要伸出兩隻手來。“這兩隻手！這兩隻手！”他的意思是，他的長兄留下了五個遺兒，還有他的生活能力薄弱的次兄也有五位子女。這一雙手都是須得他來扶持。他的長兄雖然在做軍需處長，但當年的廣東經濟是異常窘絀的，軍隊的給養時常鬧著問題。仿吾尚未去廣東時，軍需處長曾寫過信給他，叫他在上海設法弄點錢寄回長沙去養家。這是我所知道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跟著北伐軍路過長沙時曾去看望過劭吾的遺兒，我記得頂小的一個還在母懷中吃奶，頂大的也不過十三四歲，家況是相當寂寞的。爾來十幾年了，那些孩子和仿吾也是離開了的，不知道他們的情形是怎樣。
回上海的當時，由於曹錕賄選所激起的盧齊之戰剛好告了終結。盧是浙江督軍盧永祥。齊是江蘇督軍齊燮元。齊是曹派，盧是反曹派。反曹派的盧和南方的革命勢力與東北的張作霖是聯結著的。九月初旬盧齊在江蘇境內以兵火相見，東部戰線是在上海附近，西部是在宜興。在戰爭開始時，盧相當地占著優勢。但到十月初旬為曹派的閩督孫傳芳所乘，終竟遭了失敗。然而身受戰禍的江蘇人於齊燮元卻是懷恨入骨。有一部分江蘇紳士，據我所知道，是以陳陶遺為代表，打算調查戰地的慘狀，以反對齊燮元，同時對於曹錕、吳佩孚輩加以筆誅。他們把這件事情委托給上海的孤軍社。孤軍社的人多是留東同學，見到我在賦閑，便勸誘我擔任調查宜興一路，並作調查報告的總編輯。這事情，我覺得頗有意義，便答應了下來。
我開首是相當踴躍的，除掉自己所擔任的一路之外，還到瀏河、黃渡等地去視察過。戰痕的確是有點慘淡。像瀏河鎮上有幾條街完全成了一片的瓦礫場。那兒的東嶽廟就像成了神像的野戰病院一樣，一些殘廢了的泥塑木雕，露天狼藉著。
宜興的調查費了一禮拜的工夫。我到過蜀山、蘭右、湖漢、懸腳嶺，也到過浙江境內長興縣界上的尚儒村。我有一篇未完成的《到宜興去》，便是那次調查的紀錄。那次的調查使我於戰禍之外卻深深地認識了江南地方上的農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們的對於農民榨取的苛烈。紀錄可惜沒有寫完。其所以沒有寫完，是有一段隱情伏流著的。
孤軍社的人本來有一大部分是信奉著國家主義的，和當時的醒獅派有密切的聯絡。他們既委托我擔任調查，並擔任調查報告的總編輯，卻又去找醒獅派的首領曾琦，要他在調查報告上做一篇序。曾琦本也是我的一位舊友，但他那種近於病態的矜持和把真正愛國的人當成“國賊”的所謂“國家主義”，我是不能讚同的。而他又是長於做“之乎也者”的闈墨體的文章家。孤軍社的人要請他做序本也情有可原，因為他們既誌同道合，又可以得到兼收並蓄之效。但在我，卻覺得有點類似乎蕃蕕和冰炭。因此我也就取了一種消極的抵抗，故意把我的文章拖延起來，不把它完成。終於使孤軍社等待不過，把調查報告收回去自行編輯，而我的文章也就得以免掉了作為牛溲馬勃的資料。但我那篇文章一經拖延，也終於失掉了把它寫完的興趣，我至今都是引以為遺憾的。
同樣遺憾的事，是關於《資本論》的翻譯。這又是和學藝社所發生的關係。私立大學的開設，在當時的上海頗為流行，學藝社的人也打算辦一所學藝大學。我一回滬，便被指派為籌備委員之一人，並被預定為大學的未來教授。除我而外的籌備委員們大都是有職業的，他們多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所裏任事。離大學的開辦還有相當的時期，閑著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須設法維持，因此我便決心翻譯《資本論》，要求由商務出版，在翻譯的期間由商務每月供給我若幹生活費。這個意趣得到了學藝社的朋友們的讚成，尤其在商務編譯所任著庶務主任的何公敢，他從東方圖書館中把須得參考的英譯本都為我借了出來，他們以為這事是不成問題的，隻須在編審會上通過便可以定下契約。
我當時感受著十二分的愉快，並且預定了一個五年譯完的計劃。譯完要五年，在讀者或許會詫異，以為是過於迂緩。但《資本論》全部譯成中文會有四百萬字，日本的高素之是費了十年工夫把它譯成了日文的。高基在譯成之後不久也就病死了。這日譯者之死是否為譯《資本論》而過勞，雖不得而知，而在我自己卻覺得如果能為譯完《資本論》而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然而那次的計劃，在商務的編審會上卻沒有通過。譯其他任何名作都可以，《資本論》卻有不便。
這樣一來，計劃也就隻好終於是計劃了。這事情在現在想起來都不免是一樁遺憾。不過我也偶爾在這樣作想：假使當時我是得到了商務的慨諾，那我的精力，即使不是全部，也會有一大部分，是被用在翻譯上的，我定然是被釘在了上海。一九二六年往廣東以及其後的事情便不會發生。一個人的生活路線，有時可以為外來的偶然的契機所左右，確是不能否認的一個小小的真理。
《資本論》的翻譯計劃既歸失敗，結局是隻好在上海灘上過著賣文生活。這樣寫起來，在現在的作家眼裏，或許會感覺著不愉快，因為“賣文”是作家應有的權利，沒有什麽榮辱可言。否，文章能夠賣錢，而且愈能夠賣，賣的錢能夠愈多，倒要算是作家的榮耀。但在當時的我卻是視為萬事失敗了所剩下的一條絕路。我自己是充分地受過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來賣錢，在舊時是視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總不肯走到這一步。由賣文為辱轉而為賣文為榮，這是一個社會革命，是由封建意識轉變而為資本主義的革命。我自己在那時是經過了這種意識上的革命來的。開始向商務印書館賣稿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喀爾美蘿姑娘》、《行路難》、《落葉》便連續在《東方雜誌》上出現了。在這些作品之外，也還陸續地賣了不少的譯文。屠格涅夫的《新時代》、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霍普特曼的《異端》、約翰沁孤的《戲曲集》、高斯華綏的《爭鬥》，都是在這前後一二年間先先後後地化成了麵包的。
自己所視以為不大冠冕的事，在抱著同一封建意識的人看來，自然也不大冠冕。例如已故博士劉半農，他在《語絲》上便挖苦過我是“上海灘上的詩人，自比歌德”。他把我和閑話家陳西瀅，已故詩哲徐誌摩，歸諸一丘之貉。據說罵人也是要講點藝術的，幼稚的人劍拔弩張，陰險的人指桑罵槐，這樣的罵適足以表示自己的幼稚或陰險，事實上是成為了向天而唾。像半農博士的那種罵法，那是可以登諸大雅之堂的了。在“上海”下隻消加得一個“灘”字，便深得了春秋筆法。為什麽呢？因為所謂“江湖派”者本來還是雅名，再通俗得一點，便叫“跑灘匠”。在上海“跑灘”的人而“自比歌德”——歌德者，德意誌的詩聖而曾為限馬國之宰相者也——不亦妄乎！
不過半農博士的雅罵，其起因似乎也不專為我在上海賣文（單隻這層，博士倒是我們的先進），而是賣文賣錯了地盤。那時的北京《晨報》本是研究係的機關報是誰也知道的。但那兒的《副刊》向來是孫伏園編輯的，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上留下了很大的功績。就在那一九二四年的下半年（？）伏園和《晨報》的主事者似乎發生了什麽意見，便退了職；一向在《副刊》上寄稿的主要作家們也就退而組織《語絲》，與晨報社斷絕了關係。就在這時，《晨報》的主事者曾寫過信給我，要我勸仿吾去主編《副刊》。仿吾不用說沒有去。那主事者同時又希望我投稿，允許我以千字四元的報酬，我覺得也是一種收入，便拿了些既成的隨筆寄去發表了。但這一發表，我是明確地知道的，便是半農博士的那番挖苦話的觸媒。
人在落魄的時候，也就如有什麽傷痛的神經一樣，感受性是倍加銳敏的。小小的譏刺可以慘於蜂蠆，小小的慰藉可以暖於春陽。像半農博士的那兩句話，其實是很平淡的，但我卻記得非常深刻。這原因自然有一多半是由於我的神經過敏了。由於這同樣的神經過敏，在同一時期，我也受過好些人的小小的慰藉，使我永遠也不能忘記。
住在環龍路，沒有雇用女工。內事是由內子擔任，外事便歸我外子聽差。每日所吃的蔬菜，都是我一早跑到八仙橋小菜場去采辦的。
我記得，在要赴宜興調查之前，因為要有好幾天不在家，非多儲備些食糧不可。一天清早提了一個菜籃，又拿了一張大包單，跑到八仙橋去。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了十二年的一件學生裝，外麵披著一件破外套，頭上戴著一頂棕黃色的駱駝絨的鳥打帽，是民國三年初到東京時買的。在小菜場附近買了些豬肉、醃魚、白糖、白菜，把一個菜籃已經裝滿了。又跑到菜市上去，向我每常照顧的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媽媽買了一大堆塌菇菜、芹菜、油菜苔、豌豆苗。我請她替我包在包單裏。那老媽媽向我說了幾句話，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如聞其聲。
老媽媽一麵在三和土麵上替我打包袱，一麵問我：“大司務，你在啥地方燒飯呀？”
——“在環龍路。”我回答她。
——“你往後該買個大來些格籃，用包單會把菜擱壞個。”
就隻這樣簡單的兩句，而在我，卻好像是有生以來所受過的最大的恩寵。我自己並不想自比為韓信，但韓信受了漂母的一飯之恩而以千金為報的心理，我覺得是能夠了解的。
同樣是八仙橋。大凡在上海的小菜場上都有麵攤，賣粉和麵。我是喜歡吃麵的人。每逢一早到小菜場去，便要吃兩碗麵來當早飯。那兒的一座麵攤，當爐的怕是一夫一婦，都隻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老板娘的一位，人頗矮小，在血色不甚好的臉上有些雀斑，一雙眼睛倒還靈活。我一去吃麵，她總要特別把我麵前的桌麵打抹幹淨一下。麵吃完後，她又要用一張比較潔白的葛巾用水絞來讓我淨麵。起初的兩三次隻以為她是愛幹淨，善於招待客人。但去的次數多了，看她對於別人卻不那樣，才知道她是對於我一人的好意。這，也是使我有些受寵若驚的。在那位年青的老板娘眼中，或者又看待得我是在“大司務”以上了罷？我不曾和她搭過話，她的厚意繼續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我離開上海去廣東為止。真的，假如我有回上海的一天，很想到八仙橋去吃兩碗素麵。
達夫因為《創造周報》事雖然和我稍稍有點杆格，但我們的交誼是沒有改變的。
一九二五年初頭，太平洋學會的石瑛長武昌師範大學，達夫做他的輔佐，由北京南下，充任文科教授。他們要聘我去做文學係的主任，連聘書和路費都送來了，路費是二百元。
說起武昌師大的下聘，前後共有三回。第一回是一九二一年九月，那時還是高等師範，尚未升成大學，聘我去做文科教授，聘書下到了四馬路的泰東。但我已經折回了日本，在繼續著我的醫科學業了。
第二次是一九二四年八月，已經升成了大學的時代了。校長姓張，寄信到福岡，也聘我去做文科教授。那次我倒很想去，但因為學校的手續沒有十分周到——未下正式聘書，未寄旅費來，而屢次催我去上課——弄得我不很高興，我又謝卻了。
第三次有聘書和旅費寄來了，而且升了官，是做主任。達夫既在那兒，又有張資平是那兒的理科教授，頗有聲望，而且正領導著一批青年作家。有了這樣好的條件，論理，無論怎樣都是應該去的了。但我卻又陷在了不能去的苦境。
在前麵說過，中華學藝社的人所打算組織的學藝大學，我是掛名籌備委員之一，而且被預約著充當將來的文學係主任。委員雖僅是掛名，主任也僅是預約，然而，怎好見了實利便拋棄了朋友們的厚誼，而向高枝飛去呢？因此，我又不得不把武大的聘書和旅費一同退回去了。
這次的辭退，覺得很對不住達夫和太平洋社的人。達夫寫了信來，說是我的辭退使得大家失望，要我再加考慮。北大的陳西瀅也寫過信來勸我，他照例是用著那種使我有點難堪的措辭。他把武昌比成隈馬，叫我去當歌德。
武大出身的洪為法，當時是常在和我通信的，他的勸法尤其直率。他說，要在中國文化界樹立一勢力，有入教育界的必要。中國人是封建思想的結晶，隻要正式地上過你一點鍾的課便結下了師生關係，他便要擁戴你，稱你為導師，而自稱為弟子。如僅是著書立說，不怕盡有人深切地受了你的教益，他是諱莫如深的。一會兒要和你道弟稱兄，一會兒還要罵得你涅梁出世。這真是不合算的。他這番話，倒的確也道破了一部分的真實。然而你在文化界就算樹立了一個勢力，又怎麽樣呢？何況那樣的建樹，也談何容易，入教育界的人多，能夠樹立成一個中心勢力的，卻沒有幾個。
其實我的參加學藝大學的組織也要算是加入了教育界，而事實上是失敗了的。這，且留待後述。在學藝大學開辦之前，我也在大夏大學當過幾天講師，結果是那兒的辦事人把我當成“麽二”，而且有一兩位國家主義派的學生更曾打過我的翻天印。足見專靠封建意識便能蓋世稱雄的自然有那樣的人，而我卻沒有那種本領。
關於“麽二”的待遇，我在這兒想插說幾句。
當我初回上海時，大夏便想找我去當講師，講文學概論。因為鍾點少，每禮拜隻兩個鍾頭，而校址離我的寓所又遠，我沒有答應。但終因那兒的學生有一部分希望我去，辦事人有一位是留東同學，他直接間接地總要拉我去幫忙。我在第二年的四月，新學期的開始，也就答應了每禮拜去講兩點鍾的文學概論。
我那時對於文學，已經起了一種野心，很想獨自樹立一個文藝論的基礎。我的方法是利用我的關於近代醫學、尤其生理學的知識，先從文藝的胎元形態，原始人或未開化人及兒童之文藝上的表現，追求出文藝的細胞成分，就如生理學總論是細胞生理學一樣，文藝論的總論也當以“文藝細胞”之探討為對象。
這種“細胞”的成分，在我看來，不外是由於外在條件所激起的情緒，與情緒所必具的波動，即節奏。開始是簡單的，繼進是複合的，更進則由情緒的領域跨入觀照的領域，由條件之反射成為條件之再現。這，是我所了解的文藝的創作過程。
情緒的波動是有感染性的。作家把由內在或外在的條件所激起的情緒，反射出來，由其本身的節奏便可以使受者起著同樣的反射。但更進一境，把內在的或外在的條件如實地、或由作家的能動精神而加以剪裁渲染地再現出來，那不用說也可以得到同樣的或更進一步的效果。小兒見人哭則亦哭，大人則哭之所以然如不說明，或說明而不得到適可，他不會和你同聲落淚。這是我所了解的文藝的感應過程。
條件是進化著的。無論內在的或外在的，都隨著人類社會的進化而進化。由這條件所反射出的情緒，因而也是進化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條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感情，因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過去了的時代條件無由再現，故過去了的時代文藝有它的不可摹仿性。它是獨立具存，它是後無來者。這是我所了解的文藝的進化過程。
我是想根據這三種過程以構成文藝總論，再就詩歌、小說、戲劇等以作分論，以構成所懸想著的“文藝的科學”。
這個規劃是需要有多方麵的參考書，才可以實現的。我自己素來是沒有什麽藏書的人，而當時的大夏大學更連具體而微都還說不上。他們租了一間租界外的舊公館在開散學，圖書館是沒有的。我的規劃，自然也就很難如意地推進。但我當時也要算是費了我的至善的努力。自己沒有書，而且沒有錢買書，每每跑到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去借閱或者立讀。為著一禮拜兩點鍾的講義，總要犧牲好幾天的工夫。
但我得的報酬是多少呢？他們每個月給我二十塊錢，勉強可以夠來回的黃包車費。原是出於幫忙，錢多錢少，倒不在乎。因此，我在那兒也相安無事地教了兩個月。但不幸我到後來才發現了一個不愉快的秘密。
原來大夏大學的講師是有等級的，有每小時三元與每小時二元半的兩種。這等級究竟是依什麽標準而分，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己是受的二元半的“麽二”待遇，那是明而且白的。在這兒又有件出乎意外的事，是五卅事變成為了我的救星。五卅事變一發生，滬上學校全體罷課，我也就得以和那座偉大的大學堂於無形中斷絕了關係。那學校在暑假過後又下過聘書給我，起初是照舊的二元半，我把聘書退還了他們，自己覺得頗幽默地，說不願再當“麽二”。他們接著又下了一道聘書來，每點鍾加了五毛錢，把我提升成了“長三”。說也奇怪，知道了受著“麽二”的待遇時倒也還沒有什麽：因為原約本是幫忙，別人出此或許並不是有意的歧視。然而這次的“長三”提升，卻是存心把錢來買賄了。受人買賄倒也沒有什麽，不過為了五毛錢便要賣身，終嫌自己還矜持了一點。
四
五卅事變轉瞬便要隨著木星一周天了。全國各報紙照例是會有連篇累牘記述的。年年歲歲都在做著紀念文章，而那事變的全貌，替我們把它塑像下來了的作品，卻似乎至今都還沒有見到。
有的人在怪時代。時代姑娘喲，你似乎也太輕佻了一點。花樣變得太多，使我們實在應接不暇。然而我們這些照相匣子太簡陋，照相的本領有限，更加以不肯努力，怕也是實際的情形罷。
別人暫且不忙責備，就是我自己也就糊塗得可觀。“五卅”當時我是住在上海的，而且就在“五卅”那一天我也到過南京路，雖然去遲了一刻沒有得到僥幸地做一名烈士的光榮。然而我對於那次的事變又有什麽文字紀錄下來了呢？
手中無書可查，隻能全憑記憶，而記憶卻真是不甚可靠的東西。連那樣劃時期的事變，僅僅十二周年，那全體的經過，在我已經是很模糊了。我隻記得事變的起源是由於小沙渡路的日本紗廠的工友為經濟的要求罷工，工廠的日本人采取無理的高壓，把工友之一人顧正紅，用手槍打死了。上海的學生界同情工友，在“五卅”那一天，往南京路工部局去要求懲辦凶手，不料又釀出了更慘的悲劇，被那兒的西捅開槍，把學生打死了若幹人，打傷了若幹人。——記憶的殘存就隻有這一點，死傷者的人數姓名，不用說都已經忘記了。聽說目前是“民族複興”時期，我也由衷地在希望我們的民族真真正正能夠那樣。但不知對於那一批為民族鬥爭而死了的烈士，在上海或中國的那一隅，有什麽紀念的建築設有？
僅僅十二年，要搜集當時的活鮮鮮的資料已經就不容易了。大家委實地都差不多。其所以差不多者，豈不是僅僅受動地在時代的潮流裏被推**，而沒有能動地把各個時代的精神和麵貌把握得著嗎？真正要想差得多，隻有努力把那容易消逝的東西抓緊，才能夠奪得錦標。你不高興她而要朝相反的方向走，我也敢於保險，那一定也會是差得很多的。當猿人進化到人是差得多，由人退化到猿人也是差得多。要在人中求出“超人”，斷斷乎不是向著猿人走去的那條路。
月亮光光嗬，美呀美！聽說“詩人”還在讚賞著。但是，從那凍結著的火山口裏有冰冷的笑聲了，朋友。
約略是午後三點多鍾的光景。
我同一位C君，在浙江路上，朝北，向大馬路走去。照例是那樣亂雜而又悠長的街。走到交叉路口的近處，街旁步道上的行人就像潮水一樣從前麵簇擁來了。承頭的多是學生，都呈著一個蒼黃的麵孔。
——“他們開了槍了，不要往前進！危險！”一位學生氣喘著向我說。那是大夏大學聽過我的課的人，他也在蒼蒼茫茫地放著小跑，被我把他拉著了。
——“誰開槍？”
——“工部局門前打死了好些人！打傷了好些人！交通斷了。”
人潮愈擁愈來得洶，我放了學生的手，同C君商量著仍往前去看看實際的情形。
在人潮中推**著，好容易逆鳧到了大馬路。電車、汽車，黃包車，舉凡交通工具都停止著。寬大的馬路就像是崖礁突兀的淺海，形成著一片猛烈的人的漩渦。
天是陰晦的，有濃重的灰色的雲在低空中由東向西地流**。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的兩座高塔就像在動搖，就像幾時要向那人濤中倒潰下來的光景。
要突破那人漩，端直地向工部局鳧去，那是不可能的。在那兒隻好是一半自動地，一半被動地，在停窒著的一些車輛中，被那潮頭**到了大馬路的彼岸。
好容易被**到了先施公司的大門口了，前麵更加猛烈地退下一股人潮來。我和C君終被**進了先施公司的門內，而那鐵製的鎖子門在我們的背後好容易把閘口堵著了。
公司底層已經化成了一片人湖，店員們也都是惶惶然不知所措的。
我們走上三樓去，那兒，人卻是很稀疏，除掉店員之外，外來的人沒有幾個。大約在樓上來買貨的顧客，因為生了事，便都竄下樓，找尋出路去了。
走向那西南角上，從一堵向上半開的玻璃窗口俯瞰下去，慘劇發生處的情景一目了然地展開了出來。
那素來是陰沉沉的工部局，把鐵門緊閉著，愈見表示得陰沉。門前和街心的電軌上有些水漬，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工部局對麵和其附近的商店都早已把店門關閉了。
樓下是一個十字路口，有幾個紅頭巡捕和山東大漢在那兒堵塞著行人。有的端起步槍來威駭，有的舉起木棍來亂打。其中最活躍的是有幾位沒穿製服的外國巡捕，兩手都握著手槍，鷹瞵鸚視地東奔西突。手槍柄上是有絲繩套在頸上的，那大約是怕第一防線的手被人突破時，還有頸子作為第二防線以維護武器罷？然而那樣的推臆，卻不免是一種杞憂。猛烈的人潮盡可以**掉腳上的鞋子，盡可以衝破公司的鐵門，而對於那些木棍、步槍、手槍的尖子，卻如像演奏會上的各種演員和樂器之受著指揮棒的指揮。尖頭的一舉一收便是潮頭的一漲一落。
幹得真迅速，門口的血沒多一刻工夫便衝洗幹淨了。屍首是不用說的。……
一位講廣東官話的管事，同站在窗邊，對我們這樣說明著。
我們沒有說話，隻顧著樓下的光景。大約有十分鍾的光景罷，街心的一位西捕，忽然抬起頭來看見了我們。那人，我佩服他真是精敏，他不僅在防地，而且還在防空。他舉起手槍來向我們揮動，意思是要我們把頭縮進窗去，不準往外看。他那一雙眼睛就像要爆出彈丸來的一樣，比他手中的一對手槍還要可怕。接著便有幾位紅頭大漢和山東大漢舉起步槍、手棍來楞著我們。我們也隻得把頭縮轉來。講廣東官話的管事自行把玻璃窗拉攏了，接著更命令店員們把臨街的窗幕通統拉攏了。
看這情形是隻好弄到罷市的，終竟流了血，終竟被逼到了這步田地。……
廣東官話在慨歎，但我們卻還想再看看外邊的情景，又向更上的幾層樓走去。然而，那幾層樓的臨街的窗幕，都早已被拉攏了。
就這樣，和五卅慘劇絕緣後，在先施裏麵被關閉了幾個鍾頭。等到街上的人潮平靜了，又才被解放了出來。街上已經上了電燈，大馬路上的電車和黃包車絕了跡，時而有大汽車載著全副武裝的外國兵飛速地往來奔馳。
繞道仍從浙江路走回法租界的環龍路去。走到浙江路的路口時，已經有外國兵如臨大敵地在那兒站崗了。
受傷者裏麵，記得有一位頂年輕的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似乎姓黃，是南洋的華僑子弟，年紀隻有十七歲。入了醫院後，報上載著他的同在上海讀書的一位姐姐便住在院裏看護他。還有他的聖約翰的同學多人都誠懇地關切著，替他們姐弟奔走。其中一位朝鮮人姓申，我看過他打腳球，是魁梧奇偉的一位大漢子。這些姐弟間的、同學間的、乃至被壓迫民族間的令人可以落淚的愛情，和小沙渡路與南京路上的流血，形成一個極顯明的對照。我是深切地受了感動。當時曾起過一個想念，想把這個對照用戲劇的形式表現出來。
第一幕 慰問顧正紅的家族；
第二幕 南京路上的慘劇；
第三幕 病院中的死別。
想寫成這樣的三幕。前兩幕不用說要讓那小兄弟去活躍，第三幕卻要讓姐姐做主人公。那小兄弟實際上是否死亡，我現在已經不記憶了，但在我的擬想中，是要讓他死亡的。由於他的死亡，向他悲痛中的姐姐，啟示出一條艱劇的而是應該走的路。那姐姐要沉痛地放下一個決心，越過她兄弟的死屍，努力變成為我們民族未來的央大克。
但這劇卻沒有做成功。
這，要怪我太無能力。由於畫鬼容易畫人難，我在構想的途中便把方向轉換了。
前好些年辰我便想把聶政姐弟的故事寫成劇本，名之曰《棠棣之花》。我也曾經發表過兩幕，一幕是收在《女神》裏的“聶母墓前”姐弟的訣別，一幕是《創造》季刊創刊號上的“濮陽河畔”聶政與嚴仲子的邂逅。落尾還有兩三幕，起過好幾次稿，但都不能滿意，寫了又毀了。那計劃遭了停頓，並早決心把它拋棄了。不料五卅慘案一發生，前麵所說的那對現實的“棠棣之花”卻使我這虛擬的故事劇複活了轉來。我便費了兩禮拜光景的工夫把那兩幕劇的《聶嫈》寫出了。
《聶嫈》和未來的央大克，自然不同，但和起初所計劃的《棠棣之花》也完全兩樣。“聶母墓前”的姐弟訣別讓它獨立了，“濮陽河畔”的一幕是完全改造了的。這劇寫成後曾由上海美專學生表演過一次。演了三天，賣了幾百塊錢，捐獻給當時的上海總工會去了。詳細的情形，我在《三個叛逆的女性》的後序裏是提到過的。
《聶嫈》的寫出自己很得意，而尤其得意的是那第一幕裏麵的盲叟。那盲目的流浪藝人所吐露出的情緒是我的心理之最深奧處的表白。但那種心理之得以具象化，卻是受了愛爾蘭作家約翰沁孤的影響。
愛爾蘭文學裏麵，尤其約翰沁孤的戲曲裏麵，有一種普遍的情調，很平淡而又很深湛，頗像秋天的黃昏時在潔淨的山崖下靜靜地流瀉著的清泉。日本的舊文藝裏麵所有的一種“物之哀”（Mono no aware）頗為相近。這是有點近於虛無的哀愁，然而在那哀愁的底層卻又含蓄有那麽深湛的慈愛。
釋迦牟尼舍身飼虎的精神，大約便是由那兒發揮出來的。日本的“物之哀”大約也就是受了佛教的影響，佛教文學雖充分地被腐雜化而被定型化了，但那裏麵確有些清湛而深邃東西。在佛教經典以外的印度文學，我所接觸的也有限，但我讀過迦梨陀娑的《霞空特羅》，那種翡翠般的有深度的澄明，讀起來令人心身上所有的一切窒鬱，都要消融了的一樣。
我自己在這樣感覺著，隻有真正地了解得深切的慈悲的人，才能有真切的救世的情緒。但在救世的方法和悲苦的認識上有所不同。像佛教的以有生為苦蒂，導人歸於寂滅的那種消極的辦法，兩千年來已經證明是不合實用的。愛爾蘭人有哀愁的文學，而也富於民族解放的英勇精神，誰能說兩者之間沒有關係呢？日本人在還懂得“物之哀”的時候，他們的國勢是蒸蒸日上的。日俄戰爭時的名將，乃本希典，他有一首《金州城外》的七絕，我覺得頗足以表示明治維新當時的一些文臣武將的心境：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裏風腥新戰場。
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
這詩，在日本人所做的漢詩裏麵，要算是字和音雅的一種。更想到他是指揮作戰的武人，而在戰勝之餘，卻做出了這樣一首表示著十分深切的哀愁的詩，怎麽也要令人肅然生敬。他之所以能夠有叱吒三軍的力量，不也就是出於這兒的嗎？然而日本人的這種心境，在目前似乎也要費點考古學的工夫才能尋找得到了。
《聶嫈》寫成後，我把它同以前發表過的《卓文君》和《王昭君》兩篇集合起來，成為《三個叛逆的女性》，交給了還在氤氳中的光華書局。這書局是沈鬆泉和張靜廬兩人合夥搞的，但據我所知，他們所合的夥可以說是幹夥。
張、沈兩人和我的關係，說來也頗有一段淵源。在一九二一年我最初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兩人都在泰東書局的編輯部，張在管印刷而兼做“小說家”，沈在管校對而兼做“詩人”。因此，我們在馬霍路上也就有過半年同吃大鍋飯之誼。他們由泰東所得到的報酬，自然也是很有限的。張和他的夫人，還有一位三歲大的男孩，一同住在堆棧後邊的一間小房裏。因為生活的支絀，他和沈兩人便想做小夥計生意，在夏天曾托我挪點時間出來，替他們譯部小書。我答應了，便把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話《沒有畫的畫譜》，由德文重譯出。但到譯得隻剩下一兩夜的光景，泰東的趙南公卻把他們同時開除了。那原因，我至今都還不大明白，大約是趙探聽到他們有做小夥計買賣的消息罷。
《沒有畫的畫譜》，因為那樣，也就沒有譯完。那譯稿直到現在都還留存在我的篋底。
沈、張離開泰東後，一同到過一次新加坡，沈因為是“詩人”，偶爾在和我通信。但他們到了新加坡之後，也沒有得到成功。在一九二四年我回到上海的時候，他們也回到上海。張在商報館裏編本埠新聞，沈是賦閑著的。
沈的家——記不清晰了——似乎是住在高昌廟附近。他有一次引我到他家裏去過，因為要去看他父親的病。他的家實在是很寒傖的，既逼隘而又肮髒。他的老人患著癱症，睡在樓上，樓的空間幾乎被一張床所獨占著的。當時我才從醫科大學畢業不久，聽診器、橡膠槌之類西醫所必具的法寶，是隨身帶著的。我替他的老人驗了瞳孔，敲了膝反射，聽了聽心音，我斷定了那病症是Tabes dorsalis。那是無法醫治的。後來的結果是怎樣，我可不清楚了。
我生平替人診病，除掉在學校時的實習之外，就隻有這一次。但也沒有主方，沒有受什麽脈禮，隻是為相熟的人盡盡心而已。
沈的生活是那樣的情況，張也相差無幾。因此，在五卅慘案發生以後，他們兩人又起心想做點書生意。這次，自然又來找我。我便把那《三個叛逆的女性》交給了他們。
上海的商家慣例是以端午、中秋、年底三關結賬的。他們在端午過後把書拿去付印，因而印刷，紙張等費便可以捱到中秋，等到中秋來時，賣書所得的錢已可以周轉了。故爾他們的成本，我知道，就是出了些錢來租了一間辦事室，在福州路上正對著棋盤街口的一家門麵極窄小的藥店的樓上。書出後，他們起初是找那藥店代售的。但不久，他們竟把那藥店頂過來，便成為了自己的門麵。
這，便是光華書局的誕生史。它在出了我的《三個叛逆的女性》之後，接著便是我的《文藝論集》，接著又是達夫的《文藝論集》。此外在中秋節前後又發行了創造社所編的《洪水》半月刊。那書店，可以說是作為創造社的托兒所的形式而存在的。這關係在後來創造社被封以後是尤其顯著。但這托兒所在現在是已經化為烏有了。可憐創造社所托的兒，或者僅是我自己的兒，竟遭了那不良的褓母輾轉的賣身，到了現在有好些竟連下落都不知道了。
五
漆樹芬住在霞飛路上的一個弄巷裏，和環龍路四十四號弄背抵背。他是那年春季，由日本的京都帝大經濟科畢業回到上海的。他是河上肇博士的弟子。
漆的號叫南薰，本來是四川成都府中學的同學，要低我一級。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我留學日本的第二年，他也到了日本。同在東京，算又相處了半年。雖然不同居，但於禮拜日或節日是時相過從的。但不久便分開了。學籍雖然相同，同是經過日本的高等學校而大學而畢業，但因學校不同，學科也不同，八九年間不僅沒有見過麵，連信也沒有通過。
南薰是一位老同盟黨員，他在辛亥革命時似乎就已加入了，或者更在其前。人不甚高，連五尺怕也不足，但並不瘦削。眼睛有點暴，嘴角有點斜，一個龍膽鼻倒懸在悶銅色的顏麵中央，頗帶著矜持的意味。有點不修邊幅。體臭頗強，尤其脅臭，大約也是由於不大肯洗澡的原故。在中學校時，成績是優秀的，同時對於政治的趣味似乎也很濃厚。在東京聚首時，一談到國事上來，總要談得慷慨激昂，而且有點口角流沫。
這種典型的人，我在當年是不大喜歡的，——就是近年也未見得便怎樣喜歡。
但在八九年後，在上海重聚時，南薰實在把我征服了。
因為居處相近，他時常肯到我寓裏來，照例是那副誌士風貌。穿西裝時一條領帶總打不整飭，穿中裝時幾個紐扣總有一兩個要忘記扣攏。體臭依然布著相當有力的第一線。但他一談吐起來，雖同樣談著國事，同樣慷慨激昂，卻再不像往年那樣使我生厭，否，而是使我“如聽仙樂”了。
他在上海法政大學擔任了幾點鍾的功課，來時多是在吃過晚飯後，一談總要談到夜半。
有一次晚上，記得是在五卅慘案前不久，他到了我寓裏來，抱著了一大包原稿。原稿紙是通常日本人用的四百字一張的，訂成了兩大厚冊，每冊有三四百張的光景，用字數說時自當在三十萬字以上。那便是他的《經濟侵略下的中國》了。
從曆次的談話上，我早就知道，他在從事著寫述關於中國近代經濟的論著。但沒有想出他的著作早已告成，而且分量是那樣的大。大約也是由於同受了河上肇的影響罷，關於社會經濟方麵的見解，我們大抵是一致的。我是半途出家，論事僅憑直覺，要叫我舉出實證，尤其像統計圖表之類，我既不拿手，而且身邊沒有材料，也有手難拿。南薰卻不同，他是專修這一部門的，所有一切的資料，真是取諸左右而逢其源了。
古時的劉玄德說他遇著諸葛孔明如魚得水，我之得到南薰的《經濟侵略下的中國》，在當時的感情，正好借著這個譬語來表示。
南薰說，一切材料是在大學在學的三年間注意搜集的，寫是在第三年上開始，寫了有一年半的光景才完成了。這努力，這堅忍，單隻這層早就是在我們儕輩中所少見的。聰明的人更會取巧，有的在宣言：長篇大作的東西連看都不高興看，那有閑工夫來幹這種傻事！
我接到《經濟侵略下的中國》之後，讀了一晝夜，一口氣便讀完了。南薰要我做篇序，表明我和他的關係和我對於他的著作的批評。我答應了，而且也做了。我往年是不肯替人做序的，達夫的《沉淪》、資平的《衝積期化石》，都曾叫我做序，但我都沒有著糞佛頭。我明確地知道，他們的作品是用不著我的序的，序了反會要玷辱他們。但是南熏的書，我卻替他序了。
南薰雖是慷慨激昂家，但其實性質相當小心，甚至有點逡巡。他愁他的書沒地方出版，又愁出版後沒人要，因此也就煞費躊躇。我所以答應他做序，也是想給他一些鞭策。但他在叫我做了序之後仍然不放心，接著又去找徐謙和唐紹儀。徐是法政大學的校長，唐在當時也是住在上海的，他們也都答應了。但是唐的那篇序是南薰自己的手筆，僅是經過署名者的檢閱而已。最後他更找到了吳稚暉。吳稚暉給他寫了一篇很認真的長序，更把他恭維到了絕頂。序裏有一節，記得曾把他的書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相提並論，說是近年來使他感佩的最有價值的著作。吳稚暉的眼識的確精明，他於風塵中發現俊士，以他那“耆宿”的資格肯為素不相識的一位無名青年做那樣無保留的介紹文章，在當時就連我這個第三者也都是暗暗地生著感謝和欽佩的意思的。
南薰得到了這些序，歡喜自不用說，但在序的位置安排上又費了相當的苦心。我的是不成問題的，但其餘的三位都要算是不折不扣的“鼎輔元勳”。到底誰個當前，誰個當後呢？在這兒，說也“幽默”，卻要感謝我們的“方塊字”。南薰拿著這個問題來和我商量，我教他，何不把姓氏筆畫來數一數？真湊巧！一數，便成了“吳唐徐郭”，唐、徐雖同是十畫，但唐究竟是做過內閣總理的人，無論尚齒尚爵，安在徐的前頭是沒有多麽大的問題的。字假如拉丁化了，——變成K·S·T·W——位置便剛剛倒過來，那可就麻煩了。
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然而南薰也並沒有因而安心。他那書名，在初並不叫“經濟侵略下的中國”。他自己本是用了一個很冗長而不很響亮的名稱的，詳細的字麵我忘卻了。當我接到他的原稿時，我嫌他的名稱不好，便替他改成了“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這兒自然是含有集納者的派頭。他在初也高興了這個書名，曾去找了一位姓蕭的女書家，名字不記得了，當時和他同住在霞飛路上的，替他題簽。但等到他自己破費，自己印行，印到那全書都快要告成，隻差封麵還未印就的時候，適逢有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在五卅慘案中由北京到了上海，南薰又抱著那書去找他。意思是仍想請他做篇序。經濟學家說公務太忙，序沒有工夫做，隻是書名太刺目了一點，卻替他改題了一個封麵，便是“經濟侵略下的中國”。
這書印行後曾哄動一時，銷路十分暢達，現在究竟銷到了幾版，而且曾經改排過沒有，均不得而知。如字版是照原樣，讀者可以見到那書的表裏的書名是兩樣的。外封麵用著馬寅初的題字，裏封麵卻用著蕭女士的署名，頗有一名一字的風味。
相隔雖然僅僅十一二年，當時的世風和現在的卻相差得很遠。“帝國主義”這種字樣，在現今已是司空見慣，但在當年卻幾乎是一種諱名。要使用這種名詞的人差不多就等於是共產黨。馬寅初先生要把“帝國主義”雲雲改成“經濟侵略”，是良有以也的。
這兒又要插一段故事。
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各界、各團體都動了公憤。留滬的四川同鄉，竟也曾因此而活動了起來。中國人據說是一盤散沙，但是四川人卻更像一盤鵝蛋石。四川人的鄉誼素來是很淡薄的。這原因怕是由於多是客籍的原故。在明末清初，四川據說遭過一次張獻忠的屠殺。據鄉間的口碑，說是“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四川成了空地，因此在清初也就有過一次大規模的移民運動。現在的四川人大概都是外省人，就如我自己的祖籍便是福建。我們這些客籍人在四川是各省有各省的會館的。因此我們四川人的鄉土觀念似乎沒有廣東、浙江那些省份的來得濃厚。這，或許也就是四川人的好處。四川話可以通行天下，四川人可以四處打鑼。然而在五卅慘案發生後，就連那些鵝蛋石也都想團結起來了。
鵝蛋石中之尤近於鴕鳥蛋者，記得有謝持，有熊曉岩；其次有王兆榮，有數學家何魯，有敝同宗郭步陶，有國家主義派的領袖當今聖人曾琦，南薰和我也湊了兩腳。否，南薰倒是很熱心的一位，似乎事情的發動者便是他與何魯與步陶。他們三個人的確很熱心，何魯不惜金錢，南薰不惜奔走，步陶不惜筆舌。磋商了多少次，同鄉會公然成立了。
第一次開成立大會，記得是在一個講堂裏，不記得是什麽學堂。開會的結果自然是舉出了一批職員，而且很多。幹部是王兆榮、何魯、郭步陶、漆南薰幾個人，我也算是一位，是擔任文字上的工作，名目不記得是“宣傳”還是“文牘”。在我的下邊有一位李民治，別號德謨，他當時是東吳大學的學生，後來在北伐時共事很久，但我和他的相識是在這幾起頭的。
第二次是聚餐會，會場記得清清楚楚的，是在西藏路的寧波會館。為什麽要聚餐，聚餐後幹了些什麽事，都不記得了。隻記得在場有楊杏佛的演說，我是第一次看見他，第一次聽他說話的。人頗瘦削而高長，有滿臉的天花，是一種才子型。他那口齒的清白，措辭的簡潔，思路的有條理，的確是名不虛傳。他和何魯最好，他之出席是由何魯請來的。——我的記性真壞。這聚餐說不定本是第一次，就為的是開成立會的商量，而上述的成立會倒是第二次了。
成立會上通過了一件事情，是要發表一通宣言，由我執筆。這，不用說，我也做了。後來由創造社出版的初版《水平線下》裏麵，有一篇叫《一個宣言》的，就是這個東西。宣言做好後，要在第三次職員大會上通過。
第三次的職員大會也是借的一處私立學校的講堂，是在樓上。講堂是空了出來，在一邊安著一張條桌作為主席台，前麵圍放著幾排板凳。另一邊放了一張大餐桌，準備了一些茶水。
職員到得不少，將近四五十人。有各科各股的負責人，也有各學校、各商幫的代表。開會如儀，通過了好些議程，議到要審查我所做的《宣言》來的時候，吾鄉聖人曾琦中途出席了。他是第一次出席同鄉會的。
《宣言》的草稿由我自己朗讀了一遍。說句開誠布公的話，那篇文章我自己很得意。雖然總不免是所謂“洋八股”的那一套，但就僅那一套在當時並沒有好幾個人能做。前麵已經說過，連“帝國主義”那種字眼都要犯諱，也就可想見了。結果依然是犯了諱。
“洋八股”也有“洋八股”的路數，既在做五卅慘案的宣言，無論是怎樣會做搭題，總不會搭到“學而時習”上去的。“帝國主義”這個字眼免不得便出現了兩下。
當我的《宣言》念完，主席征求大家的意見時，聖人曾琦便悠然而起，步至主席台前，要求簡單發言。曾琦是一位自封的雄辯家，高度近視，中等身材，蒼白而略帶肥意。上唇微翹，聲音雖然有點盤舌而帶痰，說話卻是很得要領。他說，同鄉會應該提倡愛國精神，不好為赤黨張目，像郭某所做的《宣言》，所說的大抵是赤黨的經濟理論，尤其有幾處“帝國主義”字眼，太露骨，應該慎重修改。
就這樣簡單地說了幾句，接著又說，他的事情很忙，便忽忽地又中途退席而去。
曾琦擔任的是什麽職務，我不記得了。《宣言》本是公眾的事，要經修改原是理所當然。隻是我們的聖人，盡管是怎樣的“一日二日萬機”，而同鄉會又盡管是怎樣的沒啥意思的團體，別人都在提起全副精神在幹，而他素不關心，在這第三次會上也僅僅中途出席，忽忽而來又忽忽而去，這，是使我十二分不高興的。
《宣言》經過主席王兆榮的裁奪，當場指定了謝持、熊曉岩諸人做審查委員，修改後留待下一次開會再行通過。這樣，本是可以相安無事的。但我因為過分的不愉快，在預定的議程開完後，我自己臨時動議，請求辭職。於是便也生出了一個小小的波瀾。
謝、熊請人大約也是感覺著“左右做人難”罷，審查的事情停頓下來了。但《宣言》又不可不早日發出。結局又是由何魯去找楊杏佛，請他執筆修改，奇妙的是沒有更動什麽，隻把“帝國主義”改成了“經濟侵略”。
究竟還是聖人能識時務。《宣言》發出去後，上海的各大報都不肯轉載。步陶是時報館的老記者，就以他的大力，在那兒也隻登出了半截。
同鄉會成立了之後，也還出過一種刊物，叫著《長虹》，是由我去找梁溪圖書公司出版的，沒有要印刷費。但僅僅出了一期，那條“長虹”也就雨霽天晴了。其後不久，就連同鄉會也隨著“長虹”而無形消滅了。
誰個能夠說我們四川人不是鵝蛋石呢？
南薰住在霞飛路上，我為“公務”也到他寓裏去過一兩次。寓所是一樓一底的房子，樓上租給一位朋友住著，他的一家人就住在樓下的一間屋子裏麵，除他而外有他的夫人和兩個孩子。看那情形，南薰夫人是很能吃苦的，雖然隨著南薰到過日本，而且住在繁華的上海，鄉下人的樸素之風依然保存著。用舊式的觀念來說時，南薰在著作上的成功，怕有一多半是由於她的“內助”罷。
我第一次碰著吳稚暉的便是在他那兒，是那老頭子把他的《經濟侵略下的中國》原稿和序文送去的時候。時候是在晚上，我和王兆榮先在，老頭子後來，在樓下坐不了一會，並沒談什麽，他又上樓去了。聽說樓上的朋友和老頭子相熟。老頭子的這點不拿身份，我是佩服的。他自己賣了氣力，做了文章，還要親自送來，真正是難能可貴。像我自己盡管住得和南薰比鄰，但他來十次，我總怕去不得一次。我自己並無身份可拿，不過總懶得一點。隻要人肯來，我也就懶得去，如此而已。然而不拿身份總是值得稱述的。
南薰的書雖然銷路很好，但僅靠一本書，收入自然有限。他為什麽不找書店出版，而要自費印行，我記得不甚了了。似乎也是找了幾家書店，沒有打響。我要再說一遍，當時和現在，究竟是兩樣。盡管有“鼎輔元勳”做序，老板們也怕你太紅得燙人。原因不用說也還是上海的太上支配者不好惹，弄得不好是要吃官司罰錢的。但南薰終於自費出了版，而且也出了名。但名與利卻是不容易兼收，他一家人的生活費以後便不免發生了問題。
要說南薰是死於《經濟侵略下的中國》，恐怕也是說得過去的罷？在上海的生活既弄到不能維持，結果隻好跑回四川。他在重慶當《新蜀報》的主筆，似乎當了很久。一九二六年的六月我在廣東大學充文科院長的時候，曾打電去聘他，並把聘書都寄去了，要他到廣大去任教授。他照例又發揮著他那小心而逡巡的癖性，不肯出來。不久我也就隨著北伐軍出發了。在北伐的**期中，他在重慶聽說還做過什麽軍的師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的退潮期中，重慶發生了三三慘案，他，和著好些同誌，被當地的軍人慘殺了。
真是冤枉！據我所知，他始終是一位“忠實的國民黨員”，雖然有對於政治的熱情，而實無做政治家的鐵腕。他如肯降心相從，做一位大學堂的經濟學教授，我看是最相宜的。我時常在這樣想，假使一九二六年他慷慨地出了四川，總不會遭到那樣的慘死。關於經濟方麵的問題，總有許多是由他的手裏替我們解答了的罷？
南薰的死聽說是從主席台上拉下來，被刺刀當場鑿死的。鑿死他的兵，是我的胞同鄉樂山縣人王芳舟的部下。王家和我家本是世交，民國二年我最初出川的時候，王芳舟在當重慶鎮守使，我還在他的衙門裏做過幾天食客。十幾年後卻由他的手下殺死了我的一位友人，真正是令人不勝感慨的。
六
學藝大學的創辦也是在五卅潮中實現的，但這實現與其說是迎著潮流的應運而興，寧是抗流而起的一種預定計劃。參預這計劃的主幹自然是中華學藝社的人，連殷汝耕也是最努力的一腳。
起初是募款，仿照青年會的拉會員的辦法，分成了十大隊。各隊有隊長，有隊員，采取著競爭的形式，各各分頭招募。成績似乎也還好，相當招募了一筆款子，詳細的數目我是記不得的，不過為數也很有限而已。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中國人的脂肪，自所謂海禁大開以來，一百年間，已被國際資本家榨取成了油渣，在這油渣上麵再加鍋鏟，實在也榨不出好幾珠油來。假使中華學藝社的人是以美國留學生為主體，或者盡有法門去向洛克菲勒、摩爾剛輩的大財主們分些餘潤。然而，這個學社的主體們卻都是留東學生。因此，目光便不免要近得一些。
在五卅前兩年，日本的東京發生大地震的時候，中國人雖然捉襟見肘，也曾慷慨輸將，在那時學藝社是盡了很大的力量的。日本的文化中心雖然是在東京，但產業中心是在大阪一帶，故爾東京雖然遭了震災，日本的國本並沒有因之而受多大的打擊，倒反而給了它一個除舊布新的機會，使那三百年來的老江戶成為名實相符的新興都市。故爾日本人也盡有力量和歐美諸國在世界舞台上角逐。這座世界舞台和我們中國差不多是同義語，大約也是值得我們誇耀的了。歐美人在這座舞台上所演的文化劇，名優日本又豈能少得一腳？於是乎退還庚子賠款作為文化基金的消息，在一九二四年年末也就逐次有見諸事實的傾向。當時有日本醫學博士入澤、子爵岡部等來華，便是帶著這種使命來的。學藝社曾經大大地歡宴過他們，請了章士釗做陪客，我自己也曾叨陪末座。
還有一位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後以研究紹興酒而得到博士學位的山崎百治，他便是在學藝社與日本的文化事業部之間的最賣力氣的周旋者。記得也像是一九二四年末或者一九二五年初，為學藝大學募款事相當熱心的殷汝耕，曾作過一次東，邀請那位紹酒博士，和另一位在滬的日本大實業家，在他相好的一位長三家裏。在座的不用說都是學藝社的要人們。
那是位廣東姑娘，據說是當時的“花國狀元”。門麵倒很講究，麵貌也還豐腴，但名號雖叫“狀元”，胸裏卻沒有幾珠墨水。
“狀元”既是紅姑娘，自然外局很多，在開席時曾侑過一巡酒，接著便出去應局去了。直到我們席罷之後，她又才回到了自己的狀元府來。
有人和我開玩笑，向她介紹。
——“這是有名的文學家，郭先生啦。”
——“嗐咾，夷家知道。”她說著便從茶幾上取了枝筆來在局票上寫了一個“郎”字。
——“照嗐格個Kuo字，嗐牟嗐？”
這假使是有意賣俏，倒也別有風韻，但其實是寫了別字的。字畫既歪斜，結構也有點詭異，身當其境的人立地便可以看出。
我自己對於募款是絲毫也不能盡力的，隻是兩肩荷口地吃了不少次的中餐、西餐乃至日本餐。此中自然也有的是日本人的回席。
但是日本人畢竟是白手興家的苦勞人，他們的錢沒有“洋記”那樣的鬆泛。雖然交際是相當頻繁，空氣也很可樂觀，要由日本民間捐助十幾二十萬的消息始終在醞釀著。然而“其雨其雨”地鬧了半年以上，日頭畢竟還是杲杲的。
那也是理所當然。一個人要真正有了餘力，然後才能顧到鄰人。國際間的關係又何得兩樣？我們在日本受過教育的人，日本的情形，多少應該了解得一點。別人自家都還有許多問題須待解決。例如上級學校之供不應求，連中學的入學試驗，其競爭的激烈，上而對教育行政的主腦，下而對應試子弟的父兄，都是一樣的痛頭的資料。就拿小學的義務教育來說罷，因家貧連中飯的“便當”都不能攜帶的“缺食兒童”，因沒有戶籍竟無資格入學的失學兒童，正不知凡幾。
荏苒之間也就到了“五卅”。雖然滬上各學界一時罷了課，然而在暑假期中要在上海各報上大熱鬧一下的各學校的招生廣告，照例也熱鬧了起來。在這廣告的競賽中也就有了學藝大學的一份，校長是王兆榮，預科主任兼教務長的是範允臧，文科主任便是我。招生廣告上是列出了這三個名字的。
王兆榮號叫宏實，也是留東同學。他是在“五四”前一年以反對中日密約而回國的。在上海曾辦過《救國日報》，後來便在北京教育界裏做事情。他是專為辦學藝大學由北京南下的，當時的北政府已經任命他為四川教育廳長，他都辭掉了。
允臧一向在商務編譯所裏任事，也為辦學藝大學事辭掉了那邊的職務。
這兩位同學的破釜沉舟、公而忘私的勇氣，是使我私心佩服的。雖然他們的教育方針和我所懷抱的並不一致，但我是把我自己的意見滅沒了，一意地當了個蒼蠅，附隨在他們的尾巴上。
方針是怎樣的呢？前麵已經說過，是“抗流而起”，而且是抗到了有點驚人的程度。在招生廣告上已經就寫明白了，不收女生，入學後不準參加政治運動，資格的限製毫不苟且。
這樣的辦法在我自己是感覺著危懼的，我怕的是不會有人來。但同學們很堅決，他們並不是想做生意，是想教育真正的“英才”，應募的就隻一兩個人也都要辦下去。的確的，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辦法，在求學時代便有那種特立獨行的精神，大約將來也會是非凡人物。更何況“鶴立雞群”，那樣鮮明的對照或者還可以收些逆效果呢！
然而畢竟是危懼占了優勢。能夠超越乎時代的“英才”，看來，實在是少。招募的結果，應考者雖然不隻一兩個人，但把預科和本科合計起來，所得到的報名學生還不上三十位。校址是租定在靜安寺路西頭的一座公館裏，位在民厚北裏背後西手的街角上，在那兒與靜安寺路交成十字的那條小街名，我可忘記了。公館相當寬大。進門後，沿街一帶是一列三層樓的房子，樓下作為辦事室，二樓作為講堂，三樓是圖書室。隔著一個寬闊的草場，又有第二棟，是一列二層建築，樓下禮堂兼食堂，樓上學生的自修室兼寢室。在這前後兩棟之間，右手是一帶平房，沿著那忘記了名字的街。左手是一條有屋頂的通道。
學生既少，因為都是一年級，教員也就沒有幾個人。記得由我所找的，有教語言學的方光燾。由校長所找的有教德文的常雲湄，教社會學的李劍華。何魯來兼了幾點鍾的數學，曾琦兼了幾點鍾的國文。外加上我們三位。如此而已。
說也奇怪，教職員中除掉範允臧、方光燾是浙江人外，其餘的都是四川人，一個學藝大學就有點像是四川同鄉會的延長。這在當時並沒有人說過閑話，連我自己直到現在寫到這兒為止，都不曾感覺到有什麽異樣。這些地方倒很足表現，當時學藝社幹部諸人間，友情是怎樣的純厚。
開學了。學校的董事、教職員、學生，綜合起來，不上五十人，也還濟濟蹌蹌地聚集了一堂。行了開學禮。校長致了訓辭之後，又由他挨次請董事演說，請教職員演說。這又把我苦著了。我本來是害怕演說的人，而又全無準備。宏實校長大約也就是要想給我以相當的準備時間罷，他一直把我留到最後去說。簡單的腹稿打了好幾次，以為要指到我名下來了，但一指卻又指到了別人。人是同此心，心是同此理的，一個開學式哪經得起十幾個人演說呢？
但我也不再像在杭州省教育會演說時的那樣著急了。我是經過“五卅”怒潮滌**過來的人，在那**期中講演過好多次，不知不覺之間也就把那妙竅懂到了。的確的，你總要目中無人才行。盡管有多少群眾在你麵前，他們都是準備著讓你吞下去的，你隻是把他們吞下去就行了。怎樣吞法呢？我告訴你，你的聲音總要宏大，語句總要簡單，道理總要武斷。愈武斷，愈有效果。最好要辦到一句便是一個口號。喊口號的方法你總是知道的罷？那照例是要有宏大的聲音的。但一味的宏大也不行，你總得要有抑揚，而且要先抑而後揚。一句話的表達要這樣，一場演說的表達也要這樣。——再說一次，總要先抑而後揚。而落尾處你把聲音放大，在愈武斷的地方你愈把聲音放大，包管你是要受著熱烈的喝彩的。千切不要貪長，千切不要說理，千切不要先揚後抑，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東西。懂得這些妙竅，盡管有多少群眾都不夠你吞。人少，少得僅僅四五十人，等於一口稀飯了。
索性便把我那次的演說引來做個實例罷。——為什麽隔了十幾年依然還能記憶呢？這卻不能說出個所以然，大約因為是毫無道理的詭辯罷。
我說：我們辦學校，人要求其多，心要求其少。古人說“紂有億萬臣為億萬心，周有臣三千為一心”，我希望我們眼前的三十人的同學，從今天開學以後，便把大家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成為一個心髒。（這兒把聲音放大了一點，於是乎一次鼓掌。）
——“我們的同學僅僅三十人，或者大家會嫌其少罷？或者大家都覺得有點難乎為情罷？不，一點也不。英國的卡萊爾說過：英國寧肯犧牲印度，不肯犧牲一位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是有名的大文學家，諸位想來都是曉得的。我們單拿印度的人口來說罷，那兒據說有兩萬萬人。英國寧肯犧牲印度而不肯犧牲莎士比亞，豈不是一個莎士比亞的價值，抵得過兩萬萬人以上。”（聲音放大，鼓掌。）
——“因此，我希望我們的同學，從今天起便放下決心，要人人都成為莎士比亞。”（鼓掌。）
——“那嗎，我們這三十個人，不是就有六十萬萬人以上！”（鼓掌。）
——“六十萬萬人是我們中國的人口的約略十四倍，我們如造出了三十位莎士比亞，不是就等於造出了十四個中國嗎？”（熱烈的鼓掌。）
——“所以，我們一點也不要覺得難堪。我要再說一遍，我們的心總要求其少，而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總望要生出孫悟空的毫毛。”（聲音特大，點頭下台，鼓掌聲不絕。）
我原說過是講不得道理的，這段小小的演說，你如要拿道理來給我講，那可以說每一句話都不通。然而，不管那些，大家都是替我喝了彩的。在行禮畢後，有一位董事拉著我的手說：“你今天的話，講得最好！”
然而，事實卻也真是勝於雄辯。我盡管在說，心要求其少，要把三十個人打成一片，其實這是比一個人抵得上兩萬萬人的話還要誇張的。一個人要求其隻有一個心，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更何況人數還有三十！據我所知道的事實說來，那三十個人的同學，也就和其他的三百人或三千人的學校情形一樣，至少是分成了三派的。
一派是國家主義者，崇拜聖人曾琦。此派的領袖是一位寧波學生，他的成績最好。我有一次上學生自修室去，在他的書桌上，看見曾傳的像是裝在玻璃匣裏被供奉著的。
一派是非國家主義者，自然也就不崇拜聖人曾琦。曾琦那時在辦《醒獅》周報，雖然僅僅小報一張，所用的洋紙卻十分講究，而且每期都有他的雄文登載著。學校的規定雖是不談政治，但聖人所教的國文教材卻就是他的《醒獅》。他每禮拜向各位學生各人奉送一份報，就把自己的文章來當場宣講。崇拜他的人，自然是如聽綸音，但不崇拜他的在背後也就有些煩言。也是在自修室裏見到的現象，我有一次在一位四川學生的書桌上看見展放著一張《醒獅》，但在曾琦所做的文章上用紅水筆批了六個字：“獅子狗兒放屁。”
另外還有一派便是無所謂派了。這一派論理倒應該是本學校的最理想的學生，因為他們對於政治的趣味可以說是等於零。然而他們的頭腦也差不多就是等於零的。不忙說一個人要抵兩萬萬，就希望能和一位紅頭阿三比比，恐怕都有點困難。
看來，我們人，倒的確是一種“政治的動物”（Zoopolitician）。何以呢？因為除掉了“政治的”，便隻是“動物”而已。
學生雖然有分派，但也還相安無事。尤其教職員們，大家是客客氣氣的。
在食堂後壁正中處，有凹進去的一段地方，開學時是設過禮壇的，平時卻設了一架乒乓台。吃過中飯後，大家都走到那兒去打乒乓消遣，沒有先生和學生的區別。
李劍華的乒乓本領，最是助人消化的一種藥料了。
劍華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在教職員中人最年輕，身子也矮小輕便，不知怎的，打起乒乓來卻那樣地要人死活。他運用球板時，不是運腕，不是運肘，而是運用全身。他把右手的上膊緊緊地挾著，肘也不動，腕也不動，球來了，便跳動身子去將就。發球是這樣，接球也是這樣。一個球總要打脫三兩次，十個球也接不上一次。打得最好的是由柏林回來的常雲湄，和崇拜聖人的那位寧波學生。李先生一遇著了他們，更是弄得疲於奔命了。他們故意要擺布他，打得來半個桌麵隻見球也在跳，人也在跳。這喜劇倒弄得來頗有悲劇的味道了。
兼課的外來講師，何魯、曾倚、方光燾，他們是不參加這種遊藝的。宏實要保持他的校長的尊嚴也不便參加。但是校長倒也並不是怎樣不通方圓的道學，別種的逢場作戲他也還是喜歡來，而且是來得很熱心的。
那時候在上海灘上風行著詩謎，單隻大世界一個遊戲場裏，所設的詩謎攤子就有好幾處。這詩謎，想來凡是稍微認得幾個字的人大概都是懂得的。不過我在這兒也不妨學一點“小說家”的伎倆，專把萬人所曉得的東西來描寫一下。
先把一首舊詩來，掩掉其中的一個字，而把這個字和其他假擬的幾個字混在一道揭出，讓你去猜。謎麵的詩句如是五言，謎底的字匯便要四個，七言便要六個。在謎麵上有時也有掩去兩個字的，謎底自然便是雙套。
這不用說是一種賭輸贏的遊戲。在大世界那些小攤上，賭者用銅元和銀角子，莊家是以香煙賠償的。賭法有孤注與搭注之分，在謎底中單賭一字者為孤注，如猜中了，莊家見一賠三，兼賭二字者為搭注，如猜中其中之任一，莊家隻見一賠一。
我自己偶爾也有到大世界去消遣的時候，從那詩謎攤上，每每要贏他一兩筒的“白金龍”回來。
那些地方的謎子實在太蹩腳了，有些死不通的字匯也用來做謎底。然而詩謎攤總那樣多，足見設攤的依然要剩錢。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到那兒去壓詩謎的人多是麽二女士和癟三男士，他們並不問你字句的通不通，其實有多少連字都不認識，隻是和賭單雙有無一樣，猜著好玩而已。賭單雙有無，莊家和閑家是一與一之比，機會相同，可說完全是靠運氣。詩謎卻不同，閑家和莊家卻是一與三或一與五之比，雖然閑家贏了孤注，莊家要見一賠三，在那兒的機會依然要多你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所以詩謎攤總是日見加多，而且擴展成為大規模的賭博，和瘟疫一樣，在上海灘上風行了起來。
有一天，像是十月尾上了，在已經罷課之後，校長約我和允臧兩人往大世界鄰近的一家四川菜館去吃晚飯。在飯後走出店門時，無心之間卻遇著了蒲伯英。他也是吃了晚飯，剛好走出店門的。他是我們四川最後一科的解元，反正時曾做過幾天四川省的都督，後來在段執政時代（？）又做過一次北政府的教育部次長。那時他從北京到了上海，不知道有什麽公幹。
他和我們遇著，使約著一同去打詩謎。我還以為就是大世界裏麵的那些賭香煙的詩謎了。然而被他一引，卻引上了一處臨街的三樓，在大世界的斜對麵。
樓上是前後兩大間。後間的一側隔出了兩三間小房，房前陳設著兩張大圓桌，一些斯文中人正圍坐在那兒開晚飯，又有伎女樣的女子雜在裏麵。有濃厚的鴉片煙的氣味。想來那些小房間一定是芙蓉城了。沿著另一側的樓壁通向前間去，那兒正中更圖集著一大堆人，滲進去一看，原來也就是打詩謎的，是在一張大餐桌上。但這兒所賭的輸贏，不是銅元、角子和香煙，而是大洋和鈔票。注子竟有大到三四十元以上的。看了，不禁使我大吃一驚。
——“這不完全是賭博嗎？”
——“可不是。像這樣的，在上海灘上有二三十家，每家每晚都是有幾千塊錢的輸贏的。”
——“是公開的？”
——“那裏！不過上海的情形都是這樣，隻要你懂得門徑，沒有什麽公開不公開的。”
在當場遇著一位朋友S，他是報界中人，對於我的疑問替我解釋了一番。
再看同來的人時，蒲伯英已經上陣了。他很勇猛，回回都是壓孤注，注勢都來得很大。但接連四五回他都失敗了。
所出的詩謎自然高明得多。有時也有一兩個謎底實在不通，不通到誰也不肯去壓。然而揭曉的時候，卻偏偏是那頂不通的一個字。眾客便都不免嘩然起來，要求看底本。底本拿出了，的確是“有詩為證”。書不用說是相當有點年辰的古本子，好像是什麽時代的濫詩人，專為預備後人出詩謎賺錢而印的一樣。
宏實和允臧站在蒲伯英背後，替他做顧問。但宏實的右手不知幾時已經在捏著錢包了。他左手理著他那很有點愛嬌的胡子，豁朗著一雙眼睛，露著雪白的牙齒向著我笑。
允臧把左手向我拐了一下，他悄俏地對我說：“我借給你。”
“我看，還是到對街去打白金龍罷。”我也一樣地悄悄地對他說。
豁朗著眼睛的宏實，關心到我們所說的話，連忙向著允臧問。允臧又悄悄地告訴了他。
——“好的，我們去。”宏實就像解決了很大的難題一樣，立地踴躍起來，便領導著我們開始出發。
隔了兩個鍾頭的光景，三個人由大世界走出，要坐黃包車分手的時候，宏實的右手捏著了兩聽白金龍，左手又在理著他那很有愛嬌的胡子。他向著我說：
——“好不，我們明晚上再來，咹？”
依然豁朗著一雙眼睛，露著雪白的牙齒，在笑。
七
《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創造社的事實上的開始。（注意：以後還有第三期。）這個開始可以說是創造社的第二代，因為參加這一期活動的人，都是由國內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在那時，第一期的一些成員有多數還在日本留學，而回了國的幾位又是分散了的，隻有我一個人住在上海，但我卻是最不努力的一個。
真的，我並沒有直接主持其事，就連那創刊日期，我都隻能約略記得是在“五卅”以後。不過這個“五卅”以後的創刊，其實已是《洪水》的複活。《洪水》的第一次創刊還在一年以前，是《創造周報》停刊了，我跑向日本去了的時候。主持者是周全平、敬隱漁、倪貽德諸人。我那時做了一篇《資本主義與盲腸炎》寄給他們，是在那創刊號上發表了的。但那次的創刊卻僅僅出了一期便中止了。一年以後，幾位年青的朋友又卷土重來，而我所采取的仍隻是旁觀的態度。這理由，在“洪水”這個名詞的解釋上，也就是表現著了。雜誌之所以命名為“洪水”者本是出於周全平的心裁。他這心裁，我知道得最明確，是醞釀於他在當年替某教會校對過一次《聖經》。上帝要用洪水來洗**人間的罪惡，《聖經》上有這種意思的話，這便是那心裁的母胎了，所以“洪水”者洪水也，並非時人所斥為“洪水猛獸”者之“洪水”也。
故爾在第二次的創刊號上，他們要我做篇文章，我也沒有做。結果是那《資本主義與盲腸炎》又重被揭載了一次。這樣的發軔，在上海方麵自然沒有得到好評。刊物傳到了當時的北京，也同樣使人失望，連吳稚暉都在報上泄露過不滿意的話。因此我才覺得自己的消極冷淡之有點近於罪惡，辜負了大家的期待，而且使朋友們也難乎為情。於是我又才從旁把柁輪捉著，把那偏向著“上帝”的“洪水”，向著“猛獸”的一方麵逆轉了過來。
大約是從第三號或第四號起，我才開始做文章的。《窮漢的窮談》、《共產與共管》、《馬克斯進文廟》、《文藝家的覺悟》、《新國家的創造》，……那一聯的文字便絡續地出現了。
除我自己而外，我又把漆南薰和蔣光慈也拉來參加了。他們的參加，不用說，是使《洪水》，否，不僅《洪水》，是使整個創造社改塗了一番麵貌。
我和南薰的關係，在前麵已經說得很詳細，我現在要說到光慈。
光慈，初名本叫光赤。他是安徽人，當時才從蘇聯回國不久，在上海大學擔任教課。他和我的交往是怎樣開始的，現在怎麽也想不出來。隻是我有一次和達夫兩人去訪問過他，他也有一次和秋白兩人來訪問過我，我是記得較為明晰的。
我同達夫去訪問他是在《洪水》創辦才不久的時候，達夫不記得因為什麽事到了上海，我們在那時曾短聚過幾天。有一天上午，我拉著他，一道往法大馬路的明德裏去。
天氣很晴朗。我們走向那弄堂一隅的絕底，在一家大門上正在扣著門環的時候，光慈先從側麵的樓窗上望出，看見了我們。他是賃居在那兒的。樓房是在上海成為了公式的二樓二底的側樓，有點像伸著懶腰的懶貓一樣，腰身過分的長。但因那家屋子是在弄堂的邊際，遂得三麵開窗，光線是洋溢著的。
房中沒有什麽裝飾，隻在近門的一頭安了一張床，另一頭靠壁的窗下，和床的軸線成正交地放著一張書桌，周圍有幾張坐椅。書桌後麵靠壁是半壁書架，不十分整飭地擺著些西書和新刊的雜誌之類。
桌上最惹人注意的是擺著有汪精衛和蔣介石的像，像是印在明信片上的，同嵌在玻璃匣裏。蔣的像我是第一次看見，是經過主人的說明才知道的。他說：“這兩位真了不起，簡直是中國的列寧和托洛茨基。”我們自然也跟著讚歎了一陣。真的，在那時，無論是讚成或反對，誰不把廣州當成了莫斯科呢？
他那時正在校讀我所譯的屠格涅夫的《新時代》，俄文原書和我的譯本一同攤放在桌上。校讀得還不很多，有些地方略略有點修改。他特別指出一處向我說明過，是那開首處奧斯突羅杜摩夫走進涅暑大諾夫的寓室的時候，我的譯文寫著“坐到一個椅子上，在抽屜裏抽出一隻快要壓扁了的香煙出來。”（譯書二頁九行。）
光慈對我說：“抽屜在原文是作荷包，這一定是譯錯了的，來客初進人的房間也不會從‘抽屜’中去找香煙吃。”
他說的十分在理，那不用說是我譯錯了。我便請求他詳細地把全書校改一遍，做篇文章在《洪水》上發表，同時我也可以做個勘誤表請求出版處挖改字版。光慈是欣然答應了。但他日後卻沒有踐約。這自然是因為他過於忙，沒有多的閑工夫來做這種義務校對。但在我，就單隻這一事也已是增加著悵惘的回憶了。
古人每愛說“文如其人”，然如像光慈的為人與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經驗上，卻是很少見的。凡是沒有見過光慈的人，隻要讀過他的文章，你可以安心地把你從他的文章中所得的印象，來作為他的人格的肖像。他為人直率、平坦、不假虛飾，有北方式的體魄與南方式的神經。這種人，我覺得，是很可親愛的。可惜太死早了一點。假如再多活得幾年，以他那開朗的素質，加以藝術的洗煉，“中國為什麽沒有偉大作品”的呼聲怕是不會被人喊出的罷？
方塊字往往要在不必要的程度上誤人。economics被意譯成“經濟”，往年的經濟學教本在開宗明義章便要大講其“經國濟民”。romanticism被音譯成“浪漫”，這東西似乎也就變為了一種“吊爾郎當”。阿拉是寫實派，儂是浪漫派，或則那家夥是浪漫派，接著是嗤之以鼻，哼了。不過近幾年似乎“浪漫”也走起了運來。原因呢？大約是由於我們的高爾基，他很在替“浪漫派”張目罷。貓兒眼照例是容易變的。
但我卻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著圍罵——並不想誇張地用“圍剿”那種字麵——的時候，卻敢於對我們說：“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
他這所說的“浪漫”大約也就並不是所謂“吊爾郎當”。但他很懇切，他怕我們還不能理解，又曾這樣為我們解釋過幾句：
“有理想，有熱情，不滿足現狀而企圖創造出些更好的什麽的，這種精神便是浪漫主義。具有這種精神的便是浪漫派。”（大意如此，就作為我自己的話也是無妨事的。）
光慈的確是這樣的一種人；可惜實在太死早了一點。而在把他對於結核菌的抗鬥力減弱了的一點上，“圍罵”怕也是相當奏了一點功效的。
我眼睜睜地看著文字在殺人。“浪漫”，“才子”，“詩人”，“標語”，“口號”，“洋八股”……這些字眼如用羅馬字寫出來，都有guillotine的發音。
光慈有一種奇癖。凡是見過他的原稿的人總會注意到它是被寫得異常整齊的，一個字的添改剜補也沒有。看那情形誰也會以為是起了草稿又謄寫過的東西，但他卻說他是決不打草稿的人。他說，他寫東西在中途錯落不得一個字，錯落了往往會使全篇文字流產。因此他的文章是不肯修改的。有幾次請求他修改，但他說與其修改，寧肯毀稿。這，我總覺得是一種奇怪的脾氣，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矯情的說辭；和他的私生活更曾接近過的朋友，我希望能夠寫些東西出來為我證實。
嚴格地說時，光慈的筆調委實太散漫了一點，那種筆調做長篇小說倒還可以敷衍得過去，做短篇小說便不甚相宜。因此他做來希望登《洪水》的文字便每每有被退回的時候。而編《洪水》的幾位年青朋友，尤其是有點忌避他的：自然是因為他不僅“赤”其名，而且是“赤”其實了。
他和秋白兩人的來訪，又是在我的《窮漢的窮談》、《共產與共管》已經闖出筆禍以後了。這筆禍倒也並不是因為幹犯了當時的執政，而是幹犯了一位學藝大學的董事。且讓我在這兒簡單地追溯一下罷。
學藝大學的董事共有十人，其中有一位姓林名駁，表字植夫，別號靈光者，乃福建人氏，由日本東大農科畢業，曾在哈爾濱辦報，與“十大學教授”之一人王新命有同寅之誼，由安那其轉入國家主義者也。一九二四年寄寓上海，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創造社辦《創造周報》，他以靈光之名曾聯續發表過幾篇給青年的信，因為後來論到了要求恢複約法，要求裁兵的濫調上來，我們實在沒法顧情麵，把稿子退還了他；他便在《孤軍》雜誌上寫出文章來罵了我一頓。我有過一篇笑劇式的短品，名《無抵抗主義者》的，即以此君為模特兒者也。
隔了一年，靈光先生因募款出力，榮膺學藝大學董事。照例在《孤軍》雜誌上發揮淋漓的大筆。不記得是一篇什麽論文了，那裏麵在痛罵當時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為“窮漢”，又大聲疾呼地吼著，中國隻要一共產便要受人共管。我在這些文章中感覺著了很濃厚的“幽默”味，因此也就不免多事，寫出了上述的那幾篇閑文字來。
自己的文字記得也還寫得相當“幽默”，不過在打著“幽默”招牌的專門名家看來，或許又會說“隻是那一套”。但是，管不得那許多。我是說，唯其是“窮漢”所以才要來鬧點亂子，不窮誰個肯去幹那種傻事？弄得自己家喪人亡，還要把一個腦袋子準備給別人拿去建功立業。又說“共產”與“共管”的關係似乎隻是雙聲與疊韻的關係。據我的看法，中國是不待“共產”已經老早遭了“共管”。我們的作為國家而存在的太上支配權已經是老早被操在了別的一些什麽人手裏。問題是與其去擔心著莫須有的什麽“共產”，倒還是應該努力采取什麽方法和行動來解消這種實際上的“共管”。雲雲，雲雲。
就隻是如此這般的一些戲作，倒有點近於“土八股”，——此其所以“幽默”也——然而卻又觸犯了我們董事先生的逆鱗。董事先生又在《孤軍》上大做其長篇高調的檄文，連那題目都已經夠長，公式是“論什麽的什麽，以質問共產黨，兼質問郭沫若”。這一長槍殺下來倒還容易招架，因為他殺的隻是風車。
公平地說起來，我這個人究竟要比靈光狡猾得多。前麵已經說過，學藝大學的經費，全靠募款所得的，是很有限的，學生又少，收入自然說不上來。因此在僅僅開辦了三個月之後，經費便不能支持，十一和十二兩個月的教職員薪水便不能不拖欠了。我在這時是靠著賣稿過活的，正苦於礙著朋友的情麵，沒法抽身，而身為董事的靈光先生卻在他那長篇高調的檄文裏麵授了我一個話柄。
我在這兒須得先行聲明，我在學藝大學任上的薪水，每月是一百五十元。那十一和十二兩月份的欠薪在隔了兩年之後的一九二八年，正月，我已經失掉了自由，在上海生了一場大病的時候，沒錢付醫藥費，是由宏實校長補發了的，雖然那時候學藝大學已經早已不存在了。這層，我是應該在這兒特別聲明，而且表示著深厚的謝意。
董事靈光說：“一個人每月坐拿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怕也不配說是‘窮漢’罷。”
這話如譯得通俗一點，便是：我董事老爺每月賞你百五十塊錢的大洋，你這不識抬舉的小癟三還要吵“窮”嗎！
言外之意是：媽的，你給我滾蛋！
是，是，董事老爺，我就滾蛋！
正在苦於脫不了身的我，真是得到了一個天來的救星，你怕我不夠狡猾，我還不會把捉著這個機會嗎？
因此我便向校長辭了職，把第一學期教滿之後，還我初服，坦坦白白地大做其“窮漢”焉。
關於學藝大學還有一兩件事情值得紀述，我順便在這兒寫出罷。第一是學校的招牌出於海藏樓大名士鄭孝胥的手筆，其次是把自己的藏書寄贈學校圖書館的第一名社員是殷汝耕閣下。真真是“無巧不成雙”。這兩位先生，曾幾何時，竟先先後後成為了“萬年”式的人物，長垂青史了。
光慈陪著秋白的來訪，是在我已經辭掉了學藝大學以後，但是，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年底，還是翌年的年初，我不記得了。隻記得是在午後一點鍾的光景，是頗陰晦的一天。我正坐在樓下的小堂屋裏看書，他們突然進來了。光慈在先，秋白在後，秋白戴著一副藥片眼鏡，一進門便取了下來。
秋白的相片早是看見過的，光慈雖也簡單地介紹了一下。
小堂裏隻有正麵有一堵窗，正對著外邊的鐵柵門，在那窗下擺了一張長條的西式書桌，是達夫住在烏霍路的泰東編輯所時用過的，我把它要了過來（現在這張書桌我相信是在周全平家裏）。我就在那書案前正對著窗口坐著，秋白從右側的門口進來，便在門次傍桌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光慈也從正中的小圓桌旁拉了一張椅子來，一同湊緊地坐著。
秋白的麵孔很慘白，眼眶的周圍有點浮腫。他有肺病，我早是曉得的，看到他的臉色卻不免使我吃驚。他說，他才吐了一陣血，出院才不久。
我那時的意趣是集中在政治問題上的，因為在和“孤軍派”、“醒獅派”的那些國家主義者論爭，目的總是想怎樣地去破除他們的國家主義的迷信和其催眠力。
同樣是主張國家主義，在社會的聲名上“醒獅派”雖然賽過“孤軍派”，更幾幾乎有獨占的形勢，但在實質上“孤軍派”的人實比“醒獅派”的人高明得多。“醒獅派”的人隻會做點煽動文章，慣於用些慷慨激昂的筆調以挑撥青年的愛國情緒，說到實際的主張上來是空空如也的。
他們也有兩個口號，叫作“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在表麵上，似乎也就是“打倒封建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闈墨式的翻譯。然而，他們一方麵可以和當時的軍閥巨頭孫傳芳攜手，而對於吳秀才也在暗送秋波，則他們所“內除”的“國賊”乃反抗軍閥的那些“國賊”也。在另一方麵，他們又反赤最力，把蘇俄甚至廣東都視為“洪水猛獸”，則他們所“外抗”的“強權”乃企圖打倒帝國主義的那種“強權”也。假如開門見山地這樣說，中國的青年並不那麽易騙，但他們的錦囊裏有的是美辭麗句，嗚呼嘻嘻，密圈胖點，盡能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爾也盡足以麻醉得一部分青年。
他們，尤其首領曾琦，也倡導過飛潛政策，便是天上用飛機，海裏用潛艇，用以應付外來的進攻。這在作為舊日的秋闈中應時的策論一道看，或者倒可以僥幸備薦；然而說到實行上來，可羨我們的聖人似乎把飛機當成了鷂子，潛艇當成了魚秧。那些東西似乎都是從天然界孵化出來的一樣。
在“五卅”前我自己沉默著的時候，因友人的招待，和曾琦在消閑別墅同過一次席，他那時不知道是誠心還是客氣，曾向我征求過文章，希望在他的《醒獅》報上發表。（記得錢玄同也曾說過“郭沫若、曾琦那一批國家主義者”的話。）
——“我和你們的見解不大同，”我這樣對他說，接著又把當時蘇聯所施行的“新經濟政策”敷衍成了我所憧憬的理想，“我是想用國家的權力來發展一切的基本產業，而這國家是要從新創造的。”
——“那不正和我們一樣？”聖人的痰音高興地說，“請你盡量寫出來，在我們的報上發表。”
我在心裏隻好暗笑。
但在“孤軍派”便迥然不同，像這種煙幕是不能蒙蔽他們的。他們大抵是從日本京都大學研究過經濟學回來的人，其中還有好些是河上肇的弟子。他們對於河上肇的初年的學說是實地信奉著的，以為資本主義的揚棄非經過一道個人資本主義的階段，絕對不能實現。所以要振興中國，根本是須得厲行個人資本主義。他們就為中國的經濟路線曾經舉行過長期的討論，連我都是參加過的。討論的結果，主張采仿蘇聯的辦法厲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就隻有我和林伯修（當年的杜國庠）兩人，其餘都是反對派。因而“孤軍派”的經濟政策便由周佛海所想出的巧妙的名詞來模棱了，那綱領便是什麽“社會的產業化和產業的社會化”。這個半頭紅蘿菔，如把一層皮剝掉，不外是個人資本主義的獎勵與保護而已。所以“孤軍派”的國家主義，如說得更切實一點，是國家社會主義。
有好些皮相的人，直到現在對於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每每要起著感情上的絞線，有的人看著“資本”兩個字便要蹙額，又有的人見到“社會”兩個字便要白眼。此“醒獅派”的聖人之所以要叫我做文章的原故了。然而“孤軍派”的人，像這點皮毛，他們是懂得的。
“孤軍派”的人有一個共同的信仰，便是學習日本和土耳其。
日本采用個人資本主義，僅僅幾十年工夫便成了功，這是人目所共睹的事。日本不正好是我們的指路碑嗎？我們應該學習日本。這，也並不是“孤軍派”諸人的特見。自甲午中東之戰以來，這種傾向早已成為了我們中國的國事。像我們這一代可以說便是在這種國事中被陶冶出來的人。三十年來，年年都有幾千人到日本去留學，畢業回國的自也不在少數。然而仿效的結果呢？
有的人歸之於人，以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一批人物都是好人，因此我們中國也應該在人材的精神方麵著想，便主張著組織好人政府。
孤軍社的人則歸之於法，以為日本的法律嚴明，憲法早就頒布，人人都有法可依，故國事容易上軌道。清朝末年漫無法紀，民國成立以來雖有約法，但屢經毀棄，等於弁髦。這便是中國之所以不長進，故爾他們極力主張恢複約法。隻要約法一恢複了，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布爾喬治德謨克拉西便可以建立起來，中國便可以順暢地走上日本所走過的路。
這些，自然都不失為一種愛國的見解，前者是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後者是所謂‘有治法無治人”。在某種共通的條件下，這兩者委實都是可以實驗成功的。然而這個共通的必要條件，他們兩派的人都把它看掉了。條件是什麽呢？那是說要有完全地或近於完全地和外界的影響絕緣了的一個實驗場所。隻要沒有外來影響擾亂，無論好人政府也好，約法政府也好，都可以或早或遲地把中國興盛起來。然而中國這個實驗場所和外界影響是絕緣了的嗎？百年以來的世界趨勢和中國局麵用不著再縷述了，必要條件分明是缺乏著的。把這種缺乏都不放在眼裏或甚至盲昧無所睹，隻在治人治法的畸輕畸重上兜圈子，真可以說是等於癡人說夢。
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得到成功，治人治法之兩得其宜，誠然不可否認；然而他們的實驗場所卻和我們不同，而是近於完全的絕緣體，也同樣不可否認。在六七十年前發生著“黑船事件”，劃口通商，允許過外國人以治外法權等等的日本，其以半殖民地的風貌出現於世界也，和我們實在是難兄難弟。但不幸中之幸，卻有所虧得。我們中國人中所並不缺乏的悲歌慷慨之士，對於日本人要泄泄氣的時候，直到現在不是都還能提起筆來，蔑視之為“彈丸蕞爾之邦”嗎？就是這同一的心理了！那已經人滿為患的幾個島子，在殖民價值上那裏趕得上我們？因此在日本民族覺醒了、自行振作起來的時候，歐美人倒也滿不在乎。他們樂得有我們這個太牢在手，無暇去爭吃小鮮。有了這種近於完全絕緣的條件而又益之以治人治法之兩得其宜，此明治維新之所以成為“近代的奇跡”也。
我就像坐在書齋裏的浮士德一樣，把秋白和光慈作為自己的聽眾，在那兒唱獨白。
秋白是很寡默的，他隻說我的意見是正確的，可以趁早把它寫出來。
但關於土耳其方麵的情形，我便有點隔膜。我的直感是土耳其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由於近東問題已被解消於遠東問題的原故。反正是我們中國當了撐天的長漢子。
我希望秋白給我些關於土耳其方麵的資料，他答應了，並說隨後檢出，由光慈交來。
秋白那時已把《新青年》雜誌恢複，注重在文化方麵的問題。做文章的似乎就隻有他和光慈兩人，他希望我們也做些文章去。但那複活的《新青年》似乎隻出了兩期，以後又停頓了。
零碎地又談了些俄國文學，秋白勸我翻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他說那部小說的反波拿伯主義，在我們中國有絕對的必要。我那時還沒有讀過《戰爭與和平》，並有點小兒病的地不高興托爾斯泰，因為他是貴族，又還倡導無抵抗主義也。秋白的勸說，我在三年後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書隻譯了三分之一便中斷了。目前精通俄文的朋友已經不少，七分生意三分文化的那種出版家之出現，都是我們所渴望著的。
談了有一個鍾頭的光景，秋白說他另外還有事，便又和著光慈一道告辭走了。
不久便在報上看見秋白到了廣州的消息。又不久便有廣東大學聘我的消息。後來陳豹隱對我說過，這事是出於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卻不曾對我說過。
八
文學和革命的關係，在當時的人多是認為不能兩立的。就在現在，有好些風雅之士依然在維持著這種見解，所謂“反差不多”運動便是這種見解的具體表現了。這種人的根本見解是以“藝術”或“美”那種東西為先天存在的什麽，這種東西是超絕時空的，因而以這種東西為對象的人也就應該“度越流俗”，於是乎他也就不差不多了。這種著想法，正是典型的觀念論，因為他們把那種由曆史的發展所生產出的東西，不作為曆史的成果，而認為曆史的起源。這和宗教家之信仰上帝是一個模型鑄成的商品。不必遠說到星雲以前，地球以前，人種以前，住在北京城的人，為什麽不拿前幾年所發掘出的“北京人（Cinanthropus Pekinensis）來想一下呢？那時候，有風雅人所說的“藝術”或“美”存在嗎？一切都是“時代”產生出來的，有新舊代謝的機運，不舍晝夜地流行，新的你不敢和它覿麵，舊的你把它投射在水甕裏，“時代”自然也就空虛起來了。
但在前些年辰，主張文學和革命不能兩立的，倒並不盡是風雅之士。譬如吳稚暉，他便是主張得最激烈的。不過他是站在“革命”的立場說話，雖然他所說的和革命不能兩立的“文學”，其實就是現今的風雅之士所“上帝”化了的那種東西。然而吳稚暉本人的思想，在後來也是稍稍有點變遷的。前兩年他又曾大叫過“文學不死大亂不止”。“大亂”呢？大約也就是有點像革命。能夠鬧“大亂”的這種“文學”，當然又不是和革命不能兩立的那種“文學”了。一隅可以三反之。
“文學不死，大亂不止。”
“文學死，大亂止。”
“死文學，止大亂。”
“活文學，出大亂。”
所以我們可以說吳稚暉是反差不多運動的元祖，或者也可以說他近年來是風雅化了。
真的，當吳稚暉還未風雅化，唱著文學與革命不能兩立的時候，我受了他的反麵的暗示，卻想到了文學與革命的一體。因為人類自發明了言語文字以來即有文藝的表現，人類除非滅跡，文藝是不會滅跡的。在人類社會的革命期，凡是舊有的東西和革命都有點不能兩立，倒不限於文學。然而革命並不是把人類的一切傳統革光而恢複到猿人時代以前，它隻是把舊有的遺產加以損益，而得著新的成果。新的成果逐次又變舊，又生出更新的，更更新的。因此我於革命文學之外便提到了革革命文學，革革革命文學。這些異樣的表現，雖然遭受過譏刺，然而我到現在仍然不感覺著它們是怎樣的滑稽。這根本不外是一種由文學的角度所窺察得的辯證的史觀而已。要說它稀奇，我倒反覺得有點稀奇。
我的《革命與文學》那篇小論文，便是在那種情趣之下醞釀出來的。寫成為文字雖然是“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寫的時候雖然已在廣東，但那起初本來是一篇演說，是在去廣東以前在日本人所設的上海同文書院的中國學生班所講演的。時期記不甚清楚了，總得在那年的正二月裏麵罷。那兒所下的“革命文學”的定義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這正是後來所說的“普羅文學”或“無產文學”了。有些朋友竟把我所說的革命文學和普羅文學，分成兩個不同的名物，這不是不曾看過我的文章，大約也就是出於有意的抹殺罷。
“表同情”三字在朋友間也發生過一下問題。有人把它解成憐憫去了。其實我們中國人所說的“表同情”是說表示意欲上的一致，並非哀憐。這用英文譯出時，應該是to coincide而不是to have sympathy（憐憫）。幸好在那年的“三月二日夜”我還寫過一篇《文藝家的覺悟》，末尾的幾句話正好是我自己的注腳。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
這和近年蘇聯的文藝主流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標幟，似乎也並不是兩樣罷？
那一九二六年的初頭，就因為脫離了學藝大學的羈絆，生活雖然苦得一點，但在精神上卻是自由的時期。在那時代的自己的思想之變遷是有點近於突變的。其前，其實也差不多是風雅之士。就因為有舊日的風雅作為保護色，故我說話，作文都兩得其自由。說話的機會是相當多的。記得在三八婦女節上曾說過三不從，在交通大學的孫總理逝世周年紀念上曾說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如在日後是頗難出於口頭和筆下的東西都平安無恙地通過了。這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水平線下》的初版在一九二八年是遭了禁止的書，被禁止的理由就因其中有論社會經濟的文字，其實那些文字都是在《洪水》上發表過的。
創造社出版部之醞釀和其得以成立，也就在這風雅還未掃地的時候了。
在這兒且寫一段我到過甪直的回憶。
甪直在江蘇吳縣的東南境，與昆山接界。那兒的周圍都有水環繞著，但也並不是島子。“（這地形，清查看地圖自明。）唐開元時的楊惠之所塑的羅漢還有幾尊留存在那兒，稍稍留心近代文化動向的人，前幾年曾發生過的保存運動，大約是還留在記憶裏的。
我早就被朋友們約過，想去鑒賞一下那些唐代的塑像，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初頭，才把機會得到了。那是因為嚴良才的結婚，要往那兒去吃他的喜酒。向導是周全平，另外還有常雲湄同路。
大約是從正儀下的火車罷，下了火車後還坐了一趟小火輪，然後才到甪直。坐船的地方和船的本身都不幹淨，水也照例是江南地方所常見的不甚清潔的水。然而甪直於我卻有點像物外的桃源。
去隻一次，住僅半天，已有十年以上的光陰流過去了，回憶自然隻是些難於把捉的縹渺，然而卻又是這麽的親切。那境地有點像是在夢裏的一樣。空氣是那樣澄淨，林木是那樣青翠；田疇的平坦，居民的樸素，使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便撤盡了內外的藩籬，而感到了橄欖回味般的恬適。
到了甪直，自然便落在了良才家裏。宏大的房子相當舊式，婚儀也是舊式的。我們看到新人正在拜堂。讚禮者頗是一位新語製造者，他讚呼著——“鞠躬天地”——“鞠躬祖宗”——“夫妻交鞠”，滿堂的男女賓都不免大笑。不一會又是新人拜客——“鞠三躬”——“鞠二躬”——“鞠一躬”。
照老規矩，應該是三跪九叩，一跪三叩，不跪徒拜的地方，換成了腦袋子的幾屈屈，太不藝術的地方，這也就是時代的空虛了。在風雅皮還未十分脫盡的當時的我，也曾依稀仿佛地那樣作想，似乎不妨獨創一下——其實也就是貢紙照抄——來它一個“三抱九接”或“一鞠三握”。三抱九接者，每擁抱一次，接吻三次；一鞠三握者，便是鞠躬一次，握手三下也。自然，也可以因次數之多寡而定禮節之崇夷。……一個人正在獨自思索，想入非非的時候，突然之間受了讚禮者的點呼。周圍的人把我一擁，於是乎我也在嚴氏堂上，把腦袋子屈了幾屈起來。跪拜禮也，而今也鞠躬，吾從眾耳。再要說到“抱接”，在心裏想想，在口頭說說，乃至在紙上寫寫，都還嘸啥要緊，真要實行起來，那恐怕隻好跑進瘋人院了。
在傍晚時分，全平把我們去看了一次楊惠之的塑像。那是被鎖在一間新修的矮小的平房裏的，門外掛有一道小牌，似乎是楊惠之塑像保存所那樣的字樣。
所內靠著後壁，泥塑的幾尊羅漢，冷颼颼地坐在土麵上，覺得和所謂“保存運動”是有點名實不相符的。那塑像如真的要保存，對於原物的護惜自應再加珍重，此外似乎還應該委托現代的名手把它們模塑下來鑄成銅像（原物乃泥質，未便直接鑄銅），或則鑄成石膏像以事廣布，方是道理。不然，盡管怎樣宣傳為國寶，再不幾年，會化為烏有的。
向導的全平頗有以那塑像之再被認識，歸功於自己的意思。據他說，前幾年顧頡剛在《小說月報》上所發表的文章——一般是作為再認識的開始——那兒所插的幾張照片，本是他和良才兩人照的，因良才和頡剛相熟，轉贈了頡剛，頡剛便把它發表了。我看這倒是很美的一種行為了。
惠之，據說，在開元時與吳道子同學畫於張僧繇，學成，不屑與吳道子齊名，便轉而為塑，皆為天下第一。這話是否可靠，實不敢說。不過，惠之與道子，似乎倒有點像羅馬文藝複興期的米開朗琪羅與拉斐爾，而尤其惠之與米克朗傑洛更有點像一形一影。兩人的作品都有力的律呂之橫溢，盡管受著宗教的題材束縛，而現實感卻以無限的迫力向人逼來，使人不能不感受著一種崇高的美。惠之，我想他對於人體的筋絡骨骼之觀察乃至解剖，一定是相當周到地做過的。他的藝術的基調，是以極正確的客觀現實為粉本而加以典型化的誇張，故爾雖誇張而終不失掉它的實感，否，反是因誇張而增加了它的實感。
遺像大抵是被人補修過的，有一兩尊的頭部尤其一眼可辨。那是通常隨處都可以見到的平滑無表情的塑像相，也是在我們中國隨處都可以見到的活人相，但是看來卻總是死的。不誇張者死，誇張者反活，這一對照，似乎把那藝術活動的機微，被某一些人說得神乎其神的東西，是形象化了的。
到了晚間，我們也被邀進了洞房。
再照老規矩，洞房花燭夜的新嫁娘，理應是“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的。因此，別的地方是怎樣，我不十分知道，其在我們四川，在當夜便大有所謂“鬧房”之舉。那是約略同年輩的男女賓對於新嫁娘的戲謔。他或她們，總要想方設計把新娘惹笑或逗她發聲，謔而失諸虐，甚至——據鄉間的口傳——連鬧出人命案來的事，都往往有之。
到了晚間，我們也被邀進了洞房。
在柏林住了七八年回來的雲湄，卻依然舊習未除。他和良才本來是不相識的，被我把他強拉了來，而所以把他強拉了來的原因，也不外結婚那天是禮拜而已。而他卻在打著鬧的主意。
——“你看，”他在走進洞房的途中悄悄地對我說，“我今晚無論咋個說，總要把新人逗笑。我第一步要請她抽紙煙，第二步要請她和我打四圈麻將。”
——“不要裝殼子，你沒把新人當成你的表妹了。”
我們四川人說誇大嘴叫作“裝殼子”，上海話之“吹牛皮”也。
走進洞房了。
真正是銀燭高燒，綾羅耀眼，滿屋都是嶄新的陪奩。
新娘雖也是坐在花格床前，但她一看見我們進房便預先立起了身，泛著一臉的微笑。
新郎替我們一一介紹了。
新娘從一張靠壁的條桌上，排有鏡匣、磁壇等等的，取了一簡“白金龍”來，先向我們敬煙。
我用眼睛向雲湄示意，雲湄反有點忸怩了。
——“郭先生，我是喜歡讀《創造周報》的。”這是新娘的第一聲，“我喜歡尼采的《查拉圖斯屈拉如是說》，為什麽不把它譯完呢？是思想變了？”
一鳴驚人，實在出乎意外。
全平到這時才替我解說了一番。
原來良才的夫人，和良才是舊相識，在某地的小學校同時擔任過教職。他們的戀愛，本是自由了來，而婚禮暫且通俗下去而已。
真沒想到新娘要問到尼采，那時的尼采已經老早離開了我的意識中心了。
我在《周報》上譯《如是說》，起初每禮拜譯一篇，譯的相當有趣，而反響卻是寂寥。偶爾在朋友間扣問，都說難懂。因此，便把譯的勇氣漸漸失掉了。早曉得還有良才夫人那樣表著同情的人，我真是不應該把那項工作中止了。
——“你們不會宣傳，有些人利用新聞政策，利用得上好。”
這是良才的一位“小孃子”說的，又使我吃了一驚。
“小攘子”是良才的從姑母，矮矮的身材，團團的麵孔，看來隻有十一二歲的光景。她是先在洞房裏的，坐在新娘的旁邊。
——“喔！”我叫著，“沒想出你這樣小的孃孃！”
——“你說她小？”全平插說著，“她人小心不小。”
——“全平，我倒要問你，”“小孃子”轉問著他，“你們的《洪水》說要獨立出版，獨立了沒有？”
——“想是在那樣想，但自己沒有出版部，怎麽獨立？”
——“創造社不好辦出版部嗎？”
——“那麽資本呢？”
——“募股不好嗎？你們假如肯募股，我自己有一百塊錢，我最先就交出來。”
“小孃子”這一鳴，又更使我出乎意外。
——“喔！沒想出你這樣小的孃孃！”我又叫了出來。
——“看不出來，‘小孃子’今年已經十六歲了。”良才夫人解說著。“她也是喜歡讀創造社的作品的。我們有好些人都希望創造社獨立。聽說《洪水》的編輯費每月隻有五十元，那是太不值了。”
不期然地從兩位亞馬茸的口中談出了這些問題，“鬧房”居然成了“房鬧”，時代倒也並不空虛。
然而還有更進於此者。在談了一會之後，又由良才夫人自己提議：打起麻將來罷！
全平私下對我說，她這是一種策略，是想借你們來作防禦線，省掉好些男女親戚進來應酬。
我又把雲湄看了一眼，雲湄覺得愈見忸怩了。
不一會，在花格床前陳設了一張方桌，果然打起了麻將。良才夫婦合打一腳，雲湄，全平，我，各打一腳。我自己是僅能打而不能數和數的，幸虧有“小孃子”做我的軍師。此外進房來看熱鬧的男女賓卻不很少。
牌可打了四圈。雲湄算最最規矩，他除卻一些打牌用的術語之外，當晚幾乎什麽話也沒有說。
在夜深人散之後，我們被送到鄰接著的另一座大院子的樓房去，雲湄上了樓連連地讚歎：
——“真沒想出，真沒想出！像這樣開通的新姑娘，就在我們成都，無論咋個找是找不到的。”
第二天動身要回上海的時候，“小孃子”們又談到出版部的事情，她居然把她的一百塊錢拿出來交給了全平。
是的，這一百塊錢！這在事實上就是創造社出版部的最初的基金了。
甪直有這樣一位“小孃子”，在我看來倒並不輸於有楊惠之的羅漢。
九
出版部的組織，在《洪水》創刊後不久，曾經醞釀過一次。
那時是達夫來上海，他主張得最積極。他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機關，處處都要受人繼母式的虐待。言之不勝其悲憤。
那是有點難怪的。
在被定性為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裏，大抵的人都跳不出個人崇拜或行幫意識的那個圈子。所謂文化人——其實是尤其厲害的：因為文化便是意識的表現也。
達夫本是發起創造社者的一人，盡管你自己沒有那種意識，盡管你自己甚至在鄙棄那種意識，然而幫外尚有幫，那些幫外幫，好意的地或歹意的地，是在你頭上打了一個商標的。商標若日“創造社的才子”。不要說當時的達夫要受“繼母式的虐待”，就在現在，不是都還有人在廣播無線電，說創造社的某某人曾怎樣怎樣，某某人又要怎樣怎樣嗎？好在創造社雖然沒有建立過什麽大了不起的功勞，但也似乎還沒有犯過什麽萬惡不赦的大罪。鞭屍的健兒們，尤其和我們百不相幹的一些日本的文筆勇士如M·S·之輩，似乎可以息一下身手了罷。
那一次的醞釀也曾由周全平計劃過。募股的辦法記得是五十元一小股，五百元一大股。我自己還破過一點費，印了四冊比較講究的三聯式的股票簿，一冊寄與廣州的仿吾，二冊寄與武昌的達夫與資平，剩下一冊留在我自己的手裏。但那股份定得未免太高，事實上連自己要來記上一兩小股，都感覺困難。結局是大家都不曾發動，成了一場泡影。
但第二次又從新醞釀起來了。
由甪直回滬不久，全平趁著《洪水》滿了半年，便把它收了回來自印。同時又另外規定了一個募股的計劃，把單位降低，規模縮小，手續簡單化了。記得是五元一小股，五十元一大股。股東除應享的權利外，還規定有種種的便宜。這計劃又因手頭有《洪水》作為宣傳機關，一發表了出去，便儼如刺中了時代的神經，遠近的青年便都翕然響應了。
就這樣在閘北的三德裏裏麵，於當年的四月一日，便看到了創造社出版部的開張。然而，這開張，我自己是沒有看到的，達夫也沒有看到，仿吾、資平自不用說。那原因呢，是在三月十八號，達夫和我，更和一位新從巴黎回來的王獨清，一同往廣東去了。
達夫那時是已經離開了武昌師大的，住在富陽家裏養病，時而也到上海來一次。
他的失職，據說是因為遭了學校內的國家主義派和一部分舊教職員的攻擊。不久連石瑛校長也遭了同樣的運命。一年前他們找我去，深幸我自己沒有去，去了不還是在背上被人畫了一個烏龜？
王獨清的和我們發生關係是出於鄭伯奇的介紹，因為他們同是長安人，而且似乎還是同學。王還住在巴黎的時候，曾和我通過信，也曾寄過一些詩的譯作來，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發表過，但我們是不曾見麵的。
不記得是哪一天了，總得在二月尾上罷。那一天的早晨我接到廣東大學的來信，要聘我去做文科學長。達夫那時住在四馬路的振華旅館，我便跑去找他。我們商量好了，決定一道南下。接著我又去找過常雲湄和蔣光慈，但他們有職守，一時不能離開。那時候田漢也住在上海，廣大早就聘了他，要他去擔任文科教授。我也去找過他，勸他同去。但他受到“醒獅派”的遏阻，他是決定不去的。下午回到環龍路，才曉得王獨清回來了，在中飯時分來訪問過，不一會還要再來。
一個人坐在小堂屋裏，正打算給廣大寫回信，表示接受，並要求添聘達夫。王獨清出現在大門外了。他隔著窗口看見了我，眼睛睜得璧圓，直好像多年不見的知己。他急急忙忙地放著小跑，跑進堂屋來和我握手。
——“沫沫沫沫……沫若！我我我我……我是王王王……王獨清！”
口吃得滿臉通紅。
王的身材不高而略矮，不瘦而略肥，到底不愧是從巴黎回來的人，看裝束就有點像雨果的兒子。廣沿黑呢帽，黑色波赫民央領帶，寬裕的玄青嘩嘰西裝，馬褲上套了一副黑色的皮裹腿（這副皮裹腿在北伐出發時承他解贈了給我，後來被我的一位勤務兵拿去了）。隻是披在帽下的頭發也采取著一致的黑色，那卻似乎是不應該的。
但是全體的印象還不壞，因為裝束都很舊了，並不顯得矜持，而“心貧者福矣”的那句話也可以解釋得他那於荒率之中流露著真摯的當時的態度。那時候獨清先生還沒有出大名，而且腰纏也羞澀，所以似乎也還很曉得謙虛，很曉得珍重友誼。他在初見麵的當天，便向我說過這樣的話——為避免口吃起見，且用間接敘述法。
他說，他是最重友誼的人，凡是自己的朋友，他總是要生死與共，水火不辭的。
這聽來的確是像本心話，因為他說話的態度十分真誠。大約也是因為說得格外費力的原故罷。
在他未回國的幾月前，伯奇轉寄過他的信來，說他在巴黎的生活不能維持，叫我在上海替他謀賣稿的方法。隻要他有稿來，賣是容易設法的，但他的稿子沒有來而人卻跑回來了。
不過，他也回來得真是恰到好處。
當時的廣東雖然是我們的希望所寄係著的唯一的地方，而又有仿吾先在那兒，有達夫答應同去，但我不知怎的，總覺得有點畏途，覺得這一去好像要受著欺負。
好了，現在又有援兵來了。這位雨果第二是西洋留學生，而且又聽說他和汪精衛的秘書曾某相識，這不是一個相當有力的助手嗎？
我最初見到獨清先生，便在這樣與兔謀皮——我故意把“與虎謀皮”這個熟語修改了一下，因為當時的獨清並不象“虎”，而他的“皮”也是容易“謀”的。
——“好不，我們同到廣東去？”
——“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去！”
這次的回話，似乎並不純粹是因為口吃。
我當下把回信寫了，並請學校替我們送旅費來，信寫好後便和獨清一道出去付郵，又和他同往振華旅館去。原來他也是在那兒下榻的。在那兒，不用說，又把達夫替他介紹了。
在三月十號左右，廣大有了回信來，對於我所提出的條件，一概照辦，把聘書和旅費托林祖涵的兄弟林祖同，帶來了上海。
旅費是六百元，我自己留了兩百下來，對於達夫和獨清，各付了兩百。窮得連館債都不能付的獨清，自然是歡其天而喜其地的。
三個人老早就講好了，隻等聘書和旅費一到，便立即擇期啟程。這決定，連上海的相熟的朋友們，大家都是曉得的。
記得就在旅費領到了手的那天晚上，樓建南和湖畔詩社的幾位朋友們約我們在一家小小的寧波館子裏餞行。當席還討論過要組織一個小刊物的計劃，刊物的名稱都定了，叫著《野火》。——但這個刊物，後來卻沒有出版。
館子不很清潔，所在的街名不記得了，隻是那周圍是寧波館子集中的地方。寧波菜並不怎麽出色，僅生吃蠣黃頗留有深刻的記憶，以其和日本風俗相同也。
酒是我們的好朋友，但獨清卻是不能喝酒的。他喝了酒還有一種脾氣，便是喝到將醉時要傷心地哭。這哭倒也並不稀奇，和喝了酒要笑，要嘮叨，要生氣，要動武等等，其實是同一現象。那是因為腦裏的製止中樞先受了麻醉，那些感情的衝動失掉統攝，於是便胡鬧起來了。——寫到這兒，突然想到了那位遇路窮便痛哭而返的詩人阮嗣宗，那位晉代詩人是嗜酒的，其無端痛哭，大約不外是一種醉態罷。
我們的詩人王獨清當晚過於高興，多喝了幾杯，不免也就痛哭了起來。
——“沫若，達夫，”獨清流著淚喊著我們，奇異而又不足奇異的是，平常很口吃的舌，喝醉了卻一點也不“吃”了。
——“我這人是重友誼的，凡是我的朋友，我是生死與共，水火不辭的。”
俗語說，酒醉吐真言，更何況說這話時還流著眼淚，這樣的誠懇是怎麽也要令人感動的。
然而，這“生死與共，水火不辭”，畢竟隻是兩句詩。
第二天清早，獨清一個人跑到環龍路來，照例是忽忽忙忙地劈頭便叫著“沫若”，口是吃得異常厲害的，聽得令人著急。但意思是聽懂了。他是說，路上不清靜，海賊很凶，前幾天才搶了一隻船。又說，廣東的政局不大安定，怕有什麽變動。結論是叫我先去看看形勢，他和達夫後來。
——“達夫也是這樣的意思嗎？”我微微感覺著失望地，這樣問。
——“是他他他……他叫我來對對對……對你說的。”
——“那我要去問他個豈有此理，學校早已開了課要我們趕快去。你們既要觀望，為什麽早不說？”
——“好好好……好的！我我我……我去同達達達……達夫講，你你你……你不要動動動……感情。……”
這個小小的波瀾就這樣沒有壯闊下去。關於這事我以後不曾問過達夫，達夫也不曾向我說過什麽，我們是三月十八號一同離開了上海。
那天在下著微雨，有樓建南、應修人、周全平諸人，到碼頭上替我們送行。我自己的家眷留在了上海，是托全平替我照料的，創造社的事情也付托了他。他就在我們走後，把那出版部成立了。
日期碰得那樣湊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剛剛碰著了“三一八”！這是一個世界的紀念日，已經就足夠名貴。誰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還在天安門用青年學生的血來把它更染紅過一次，成為了我們民族的紀念日呢？
在船上住了五天，是二十三的早晨到的廣東。沿途的記憶雖然多少還有一點，但在此不願意縷述了。
憧憬了多久的廣東，到了之後所感到的，卻也並不是什麽樂土。碼頭上照例是有很多苦力的，話既不通，人手又雜，實實在在弄得人有點頭昏。但是有一種景象覺得比任何名畫家的聖母瑪麗亞還要動人的是那些穿著黑麵發亮的香雲紗、駕著船、運著貨物的很多的女人。那些大抵是中年婦人，身上的浮脂為生活的重壓和南方的炎熱所榨迫幹淨了，都是很瘦削的，但也並不羸弱，倒顯示著有不折不扣的銅筋鐵骨的風味。而她們之中的大多數還在背上斜背著一個嬰兒。那緊張著的全身神經，像鷹隼一樣，在生活戰線上飛來躍去的身手，真正是無上的畫材。但這樣的畫我是還沒有看見過的。
在苦力群中看見了仿吾，他笑著老遠便向船上的我們叫出：“我守候了你們三天了。”
靠著由仿吾所帶來的人手幫助，算把各人的行李和書籍，安全地運上了岸。先是落到了一家旅館，接著便去訪問林祖涵：因為聘書和旅費由他的兄弟所手交時是叫我們到了廣東後最先和他接洽的。
到了祖涵家時，他卻不在，在他的書房裏卻遇著了毛澤東。
太史公對於留侯張良的讚語說：“餘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吾於毛澤東亦雲然。人字形的短發分排在兩鬢，目光謙抑而潛沉，臉皮嫩黃而細致，說話的聲音低而娓婉。不過在當時的我，倒還沒有預計過他一定非“魁梧奇偉”不可的。
在中國人中，尤其在革命黨人中，而有低聲說話的人，倒是一種奇跡。他的聲音實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來又有點背，所說的話我實在連三成都沒有聽到。不過大意是懂到的，所談的不外是廣東的現狀，仿吾在旅館裏早就告訴我們了。
當時的廣州因為“三二〇”之變還在戒嚴期中，在市麵上雖然看不出有什麽動搖，但在政治圈中是還呈著發酵狀態。
不一會林祖涵回來了，那位高長的老大哥，背有點穹，頭發已經有點斑白，態度是異常的明朗，聲音雖然像在嘴裏含有一個湯團，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徹底的樂天家，什麽憂慮都是不掛在眉梢上的。
林一回來，毛澤東和他商量了一會，便先告辭走了。
當天在林家吃了中飯。午後，他和仿吾把我們引到學校裏去接了頭，是到二十八的一天才一同搬進學堂裏去的。
在未到廣東以前，我自己雖然也在幹著別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和意識是以創造社為中心的。到了廣東以後，這種情形便逐漸改變了。雖然創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鄭伯奇，在幾個月後也都先後到了廣東，雖然在廣州和汕頭也成立過創造社的分社，創造社的書籍盡管在廣州暢銷，劇本在廣州上演，但自己的意識是和它漸漸疏遠了。因此，我在廣州的一段生活和蟬聯著的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我不想把它們寫在這兒。
不過那兩段生活的時期倒也並不長。我是三月底到廣東，七月底參加北伐軍出發，在廣州算整整住了四個月。看見了別號英雄樹的木棉開紅花，看見了別號英雄樹的木棉散白絮。吃了荔枝，吃了龍眼蕉，吃了田雞飯，吃了燒鴿，吃了蠔油板麵，吃了一次文科教授們的“杯葛”。
我留在上海的家眷是五月中旬到的廣州，但在北伐期中我又把他們留在那兒了。
北伐的那一段，在我隻是由廣東到廣東，即是由一九二六年七月由廣東出發，一九二七年九月回到廣東的那一段。在這一段的期中我和創造社幾乎是絕了緣的。這一年中和以後的創造社的情形我不明了，隻好讓別的朋友們來補寫，假如他們是有寫的興趣。
時代是在飛躍著，文章也隻好飛躍了。
附錄
本篇最初連載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八月十二日上海《大晚報·火炬》，共七十八回，十章。第十章在八月十一、十二日上刊登。八·一三”事變後，《大晚報》由八版改為四版，連載中斷，全文未完。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單行本時，僅收九章。現將未完之第十章附錄如下：
十
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我已成為了一個失去了自由的人，從香港回到了上海，那時我的妻子是住在虹口的竇樂安路的。
家是很狹隘的，僅僅一樓一底，而是小規模的一種。
自己的少許的書籍是早賴朋友之力，由廣東運回來了的。因此，一回到了這兒，和久別的妻兒相見，盡管是怎樣的蝸居，怎樣的不自由，而在自己的情趣上是感受著了無上的恬適。自己就儼然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而且同時是回到了自己的書齋一樣。闊別了將近兩年的文學的氤氳，又來襲擊著我來了。
我開始整理著幾年前我所翻譯了的《浮士德》第一部的殘稿。——“殘稿”？這故事怕早被一般的朋友們忘記了吧，在這兒我不妨再來追述它一下。
那是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的事了。上海的張東蓀和其它的人們組織了共學社，打算多量地刊布有價值的譯著。因我以前曾零碎地翻譯過《浮士德》的一兩幕，在張所主編的《時事新報》的學燈欄上發表過，張便勸我從事全譯，我也就答應了。
那時我住在日本的博多灣上，還是九州帝大的一位醫科學生。趁著暑假期中，我便開始全譯。
原稿是用筆和墨寫在日本的所謂“半紙”上的——性質就如我們普通所使用的白紙。
初稿，塗抹得相當厲害，我怕寄回國後認不清爽，因此又破著工夫清繕了一遍。
每天從清早起來譯到晚，連譯帶抄，整整費了兩個月的辰光，算把第一部譯好了。待要賡續譯第二部時，暑假期所餘無幾，學校的開課已經逼在眼前了。第二部在量上是更加長，而在質上是更加難譯的，因此我便想了一個通權的辦法，便是先把第一部單獨發表，隨後再慢慢地移譯第二部。這辦法，其實也不是我的創見，歐美和日本都是有成例的。然而待我把這層意思寫信回上海之後，我卻不知怎的，一直沒有得到回信。
學校一開課，譯事自然便停頓了下來；既成的譯稿，我把它放在一個小小的壁櫥裏麵去了。
隔了若幹時日，偶爾想到，又把壁櫥打開，想把譯稿取出來整理。——然而，一個絕望的打擊！那兩百多張的原稿，有三分之一的光景，通被老鼠咬碎了！
“半紙”本是很柔軟的東西，老鼠真聰明而又奢華，它在上麵砌窩，還要嫌其不夠柔軟而更要把它咬成鵝絨。
所被咬的自然是原稿的上層，上層自然是《浮士德》的開首幾幕，那些在第一部中是最難譯的。假使初稿還保存著，雖受打擊倒也還不會怎樣絕望；然而初稿是已經毀滅了的，在我清寫了一遍之後。
就這樣，那“殘稿”就像自己的死去了的兒子的骨壺一樣，跟著跑了幾年。在北伐期中是由我的夫人替我保管著的，現在又從篋底取出來了。
《浮士德》的原文幾乎全部都是有韻的詩劇，我的初譯是不甚嚴密的：因為有些地方譯成了韻語，有些地方又譯成了散文。這樣的不統一，在自己重經檢閱之後，是感覺著十分的不滿足的。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幾年前使我絕望的老鼠，倒反轉成為了我的恩人了。它打救了我，使我免得以不成熟的譯文問世，留下一個不能洗滌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