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奧·納夫塔誕生在加利西亞與佛爾西尼亞交界處附近的一個小鎮。他的父親是當地的猶太教屠夫（schochet），在列奧的記憶中，父親始終籠罩著一層莊重的神性光環。這種特殊的情感或許源於他與原生世界的疏離——當一個人站在信仰與世俗的交界處回望，那些曾被視為日常的場景，往往會顯露出超越性的意味。
艾利亞·納夫塔的藍眼睛“像星星般明亮”，這個意象貫穿了列奧的童年記憶。作為經拉比認證的宗教屠夫，艾利亞的工作遠不止於屠宰：他需依照《摩西五經》的戒律和猶太法典的細則，確保每一刀都精準切入牲口的頸椎，讓鮮血在器皿中如紅海般奔湧。少年列奧（那時他還叫萊布）常躲在柴堆後觀察父親行刑——健壯的猶太仆人按住綁縛的牲畜，清瘦的艾利亞舉起泛著冷光的長刀，刀刃刺入的瞬間，血盆裏濺起的飛沫會在陽光下凝成細小的虹。
基督教屠夫習慣用鈍器擊暈牲畜以減輕痛苦，而艾利亞卻堅持讓牲口在清醒中完成血祭。這種“神聖的殘忍”在小萊布心中埋下認知的種子：敬畏神的方式往往包裹著世俗難以理解的烈度，就像逾越節的無酵餅必須經過火的炙烤。
艾利亞的特殊性不止於職業。這位喜歡研讀《塔木德》的屠夫常與拉比爭論經文釋義，甚至能用血咒治愈膿瘡與瘋癲——這種近似喀巴拉密教]的能力，為他招致了滅頂之災。某個逾越節前夕，兩個基督教兒童的離奇死亡引發暴動，艾利亞被釘在燃燒的門框上，像一幅扭曲的十字架受難圖。身患肺癆的母親拉著五個孩子連夜逃亡，列奧最後一次回望故鄉時，看見父親的藍眼睛在火光中逐漸熄滅，如同被掐滅的燭芯。
流亡至福拉爾貝格的小鎮後，納夫塔家的生活陷入赤貧。母親在毛紡廠做工直到咳血，弟妹們滿足於國民學校的基礎課程，唯有列奧在十四五歲時展現出迥異的精神饑渴。他偷讀從舊貨攤淘來的德文書，在燭光下啃完《資本論》普及本，那些關於階級與異化的論述，與他記憶中父親刀下的鮮血產生了奇異的共振。當縣拉比發現這個能背誦《密西拿》的少年在宗教課上質疑神正論時，主動收他為徒。然而這段師徒緣很快破裂——列奧在接觸社會民主黨思想後，開始用辯證法解構猶太教法典，氣得老拉比直嚷“你這是用西奈山的石板砸聖殿的根基”。
母親臨終前，列奧在瑪格萊特卡普園林遇見了改變他命運的人。耶穌會士翁特爾佩廷格神父坐在長椅上誦讀日課經，黑色修士袍下露出的腳踝纏著苦行帶。當十六歲的列奧用帶著東歐口音的德語談論黑格爾時，神父注意到少年眼鏡片後的眸光——那是一種混雜著憤懣與狡黠的智慧，如同被壓在煤塊下的鑽石。
“黑格爾是天主教思想家。”列奧的論斷讓神父挑眉。他解釋道，普魯士國家哲學中蘊含的客觀主義與行動意誌，暗合天主教“以世界為戰場”的精神，而新教的神秘主義不過是“懦夫的避世所”。這番帶著投機色彩的論述，既是少年對知識的生吞活剝，也是一個窮孩子對上升通道的本能叩擊。
耶穌會寄宿學校“晨星會”為列奧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這座占地廣闊的學園兼具修道院與貴族學院的氣質：四百名學生在林間誦念玫瑰經，在牧場練習擊劍，在劇場排演莫裏哀的喜劇。納夫塔穿著灰綠相間的校服，硬領磨紅了鎖骨，卻甘之如飴。他清晨領聖體時格外虔誠，下午在橄欖球場上拚到咳血，夜晚躲在宿舍裏寫批判資本主義的小冊子。
神父們欣賞他的敏捷才思，卻沒意識到這個皈依者的靈魂裏，猶太教的救世情結已與天主教的普世主義悄然合流——就像他總在懺悔時省略對弟妹的愧疚，那些被他拋在貧民救濟院的親人，不過是他攀登精神高塔的墊腳石。
在齋堂進餐時，納夫塔總會盯著誦經台上的朗讀者。經文聲混著刀叉輕響，讓他想起童年宰牲場的禱文。
此刻他麵前的銀盤裏盛著烤牛肉，血汁浸潤著馬鈴薯泥，恍惚間與記憶中接血的銅盆疊影。這種神聖與世俗的交織，恰是他生命的隱喻：當艾利亞的藍眼睛化作教堂彩窗上的聖徒目光，當屠刀的寒光轉為十字架的金輝，列奧·納夫塔終於在信仰的血泊中，走出了屬於自己的朝聖之路。
塞特姆布裏尼的睫毛凝著冰碴，談起死亡時卻像在描述一場春日野餐。“原始人把死亡當作林妖作祟，”他嗬著白氣，指尖在空氣中劃出弧光，“就像你們巴伐利亞的礦工怕黑森林裏的狼人。但當醫學院的解剖刀剖開第一具屍體，恐懼就變成了顯微鏡下的標本。”他靴底的積雪在石板路上碾出細碎的響，像在給這番話打著節拍。
納夫塔將手套裏的雪團捏得吱呀響，仿佛在塑造一具微型屍體。“你把停屍房美化成實驗室，”他鏡片後的眸光冷如手術刀，“可維也納的分離派建築師設計火葬場時，照樣在煙囪上雕天使——人類對腐爛的恐懼，比任何宗教都頑固。”這話讓漢斯想起漢堡港的防腐師，他們往棺材裏噴灑的玫瑰香水，和修道院用來熏香聖骨的乳香，原來都在對抗同一種氣味。
“生命館該是什麽模樣？”漢斯踢開腳邊的雪塊，露出凍硬的草莖。塞特姆布裏尼眼睛一亮：“該像巴黎的橘園美術館，隻不過把莫奈的睡蓮換成心電圖的波紋，把穹頂的星空換成DNA雙螺旋的投影。”他從大衣內袋掏出皺巴巴的信封，背麵畫著火柴盒大小的建築草圖，尖頂塔樓旁歪歪扭扭寫著“向死而生”——字體帶著意大利人特有的斜度，像隨時會被風吹倒。
納夫塔用雪團輕輕砸中那座“塔樓”：“你這是給殯儀館戴上高頂禮帽。”雪粒崩在信封上，草圖裏的“生命館”突然多了幾分公墓的肅穆。“佛羅倫薩的聖十字教堂裏，米開朗基羅的墓前總擺著雕塑家的鑿子，”他的聲音放柔了，“死亡本就是藝術家的繆斯，何必用科學的糖霜把它裹起來？”
費爾格突然插進來，帶著他慣有的笨拙幽默：“要我說，生命館該擺個巨大的啤酒桶，桶身上刻著’喝吧，趁活著’——就像慕尼黑啤酒節的標語。”魏薩爾縮著脖子附和，說他想在館裏放架自動鋼琴，永遠循環播放母親生前愛的圓舞曲。這些細碎的願望讓爭論暫時中斷，眾人嗬出的白氣在冷空氣中糾纏，像極了祭壇上繚繞的香火。
雪變成雨絲時，塞特姆布裏尼的草圖已洇成模糊的藍斑。漢斯望著遠處療養院的煙囪，突然想起科隆大教堂的尖頂——它們都在試圖用磚石觸及永恒，區別隻在於一個收容骨灰，一個收納靈魂。納夫塔說的“神聖的殘忍”與塞特姆布裏尼講的“理性的溫柔”，此刻在雨幕中漸漸交融，如同他口袋裏那枚同時刻著猶太星與十字架的舊硬幣，兩麵都是人類對存在之謎的笨拙解答。
“迫不及待地！”納夫塔挖苦道。“不然，他們對死就殷勤過了分，對那個簡單事實的敬畏就過了頭。當然了，沒有這個簡單的事實，恐怕壓根兒就既不存在建築，也不存在繪畫，既不存在雕塑，也不存在音樂以及詩歌吧！”
“他為入伍而當了逃兵。”漢斯·卡斯托普像在夢裏似的說。
“您的話叫人莫名其妙，工程師。”塞特姆布裏尼回敬卡斯托普，“暴露出您腦子有毛病。對死的體驗歸根到底必須是對生的體驗，不然就活見鬼。”
“在‘生命館’裏是否會裝飾一些**樂的象征，像古時候的棺柩上那樣？”漢斯·卡斯托普問得一本正經。
“反正得有肥美的食物供感官享用，”納夫塔語氣肯定地說。要以古典主義的口味在大理石和油彩中炫耀和表現人體這罪惡之軀。人家已使它免於腐爛，毫不足怪，因為人家純粹出於溫柔體貼，甚至連用鞭子抽它也不讓……
這時魏薩爾又突然提出刑訊來，他那尊容就活像一個在受刑的人。令人難堪的審訊——不知道幾位對它怎麽想。他，斐迪南·魏薩爾，總是喜歡利用去各地辦事的機會，到那些古跡名勝中參觀曾經以審訊方式研究人的良知的隱秘角落。他見過紐倫堡的刑訊室和雷根斯堡的刑訊室，為了長見識在室內很好地進行過觀察。確實，為了靈魂的緣故，在這些地方對肉體很不客氣，而且用了些別出心裁的方法。甚至於叫也不讓叫，硬把一隻梨子塞進犯人張大的嘴裏；這隻聞名遐邇的梨子自然已不是什麽美味——所以接下來再怎麽幹怎麽使勁兒都靜靜的……
“卑鄙。”塞特姆布裏尼喃喃著。
費爾格也發表了意見，既稱讚梨子，也稱讚靜靜的幹勁兒。他認為，至少那時候還沒誰想出比摸他的胸膜更卑劣的玩意兒。
這是替他治病！
靈魂麻痹了，正義遭到破壞，一樣容許人暫時拋開同情心。再說，刑訊還是理性進步的結果。
納夫塔先生大概神經不正常吧。
誰說！他正常得很。塞特姆布裏尼先生是位文學家，所以對中世紀的司法史顯然不甚了了。事實上，那是個不斷地理性化的過程，也就是講，漸漸地，基於理性考慮，上帝被排斥到了司法之外。上帝的法庭坍塌了，因為人們發現，強者總是獲勝，即使他並不在理。塞特姆布裏尼先生式的懷疑者和批評家利用了這一發現，努力使古老的簡單的司法程序為宗教裁判所所取代；為了捍衛真理，宗教裁判所不再依靠上帝的幹預，而是想方設法使被告吐露真情。
沒有口供，不能判決——即使到了今天，你在老百姓中間都聽得見：本能根深蒂固，取證的鏈條即使再嚴密，缺少自供的判決仍然使人覺得是不合法的。可如何取供？如何在有了種種單純的跡象、種種純粹的嫌疑之後，再查出真情？一個隱諱和拒絕吐露真情的被告，你該如何洞察他的心、他的腦？他的靈魂既然是邪惡的，你就別無他法，隻得轉而對付他的肉體，肉體實實在在地摸得著。
於是乎，刑訊作為取得不可缺少的供詞的手段，便合乎理性地被采用了。若問要求實行並且真的開始使用重視口供的司法程序的人是誰，那便是塞特姆布裏尼先生，如此說來，他也是刑訊逼供的倡導者。
意大利作家請其他先生千萬別相信納夫塔的話。那純屬魔鬼開的玩笑。要是情況真的完全像納夫塔胡謅的那樣，要是理性真是刑訊逼供的始作俑者，那也隻是證明，它在所有時代都是多麽苦於缺少支持，多麽迫切需要啟蒙，自然本能的崇拜者們沒理由擔心地球上什麽時候理性會太多！隻不過適才發言的那位說錯了。恐怖司法的發明權算不到理性的賬上，隻需考慮它的根子乃是對地獄的迷信這個事實就夠了。
先生們最好去參觀一下博物館和刑訊室：那些挾、抻、絞、燒等種種刑罰，顯然都出自一種幼稚而癡迷的幻想，出自一種誠惶誠恐地摹仿彼岸世界的地獄情狀的願望。這且不說，人們這樣做還自以為是要幫助犯罪者，猜想此人可憐的靈魂是拚命要懺悔的，就是肉體作為惡的原則極力違抗它的意願。於是人們自信為了他好，就必須用酷刑來迫使肉體屈服。苦行主義的愚妄……
那些古羅馬人是否也沉溺於此呢？
古羅馬人？鬼話！
當初，他們不也知道以刑訊作為司法手段了嗎？
邏輯上的尷尬……為了打圓場，漢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張，好像引導談話的方向是他的職責所在，提出了死刑問題來討論。刑訊盡管廢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辦法叫被告服輸認罪。但死刑看來將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開化的那些民族仍堅持保留著它。法國人企圖以放逐取而代之，受到了慘痛的教訓。當局幹脆不知道除去砍掉他們的腦袋，還有什麽別的辦法能有效地處置那些“人形動物”。
他們不是“人形動物”，塞特姆布裏尼先生糾正說；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師、以及發言者本身一樣的人——隻是這些人意誌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會的犧牲品。他講到一個重罪犯人，一個殺死多人的凶手，屬於檢察官們在最後的公訴狀中習慣地稱之為“獸性的”或“人形禽獸”一類。這個人卻在牢房的四壁寫滿了詩句，而且寫得很不壞；這些詩句——比起他的檢察官們偶爾心血**的創作來，不知要好多少倍。
這說明文藝是件有點特殊的事，納夫塔反駁道。除去這點，塞特姆布裏尼先生講的情況毫無任何意義。
漢斯·卡斯托普說他估計對了，納夫塔先生讚成保留死刑。在他看來，納夫塔跟塞特姆布裏尼先生一樣也是革命者，隻不過是保守意義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裏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說，世界將會認真對待這種反人道的革命。納夫塔先生在對文藝表示過懷疑之後，該坦率談談他這革命是連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采用的吧。用這樣的極端主義，不可能爭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個以在所有文明國家取締死刑為目標的國際聯盟不久前剛剛成立。他塞特姆布裏尼有幸也是該聯盟成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址尚待確定；不過人類可以相信，屆時大會的發言者都會有足夠的論據武裝自己！他當即便引了幾條論據，諸如誤判誤殺的可能性總是存在，永遠也不應放棄犯人會改惡從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至引經據典，論證一個國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著眼於使人變得高貴善良的話，那就不該以惡對惡。他先從科學的決定論出發抨擊了“罪”的概念，然後否定了“懲罰”這個概念的合理性。
緊接著，“追求光明的青年”看見，納夫塔如何一條一條地扭斷塞特姆布裏尼的論據的脖子。
他嘲笑這位人道主義朋友對鮮血的恐懼和對生命的尊重，認為對個體生命的尊重隻屬於那些最平靜無風的資產階級時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動的情況下一旦有某種超出“安全”考慮的考慮，也就是非個人和超個人的思想起了作用——這本是唯一符合人類尊嚴，在更高的意義上講因而也是正常的狀態——那就任何時候都不但會毫不猶豫地為更高的思想犧牲個體生命，而且還將要求個人自願地為這種思想鋌而走險。塞特姆布裏尼先生的仁慈嘛，他說，隻會導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嚴峻的因素，隻會閹割生命，連他那所謂科學的決定論也隻能起這樣的作用。可真實的情況是，“罪”這個概念並未因為有了決定論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並且變得更令人不寒而栗。
說得不壞。他是不是要求社會的不幸犧牲者老老實實地感覺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場並非無辜呢？
不錯。罪犯自然會全身心滲透著犯罪意識。因為罪犯就是罪犯，不可能也願意成為別樣的人；而這正是罪惡的本性。納夫塔先生將罪惡與功勳的概念從經驗範疇提升到了形而上的範疇。他說，在行為和行動中自然是前定的因素起決定作用，無所謂自由可言，但存在中顯然有自由。人正好是他想要成為的那個樣子，而且至死不會改變；他正是“為他的生”而樂於殺人，因此也就以他的生命作為償還，這並不過分。他希望死，因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最大的滿足？
最大的。
大夥兒全都無言以對。漢斯·卡斯托普輕聲咳嗽兩聲。魏薩爾把下巴撇到一邊。費爾格先生連聲歎息。
塞特姆布裏尼先生溫文爾雅地指出：
“大家看見了，有人就是這樣拿他個人的情況去推論世人。請問，您能從殺人中得到滿足吧？”
“這與您毫不相幹。不過，我真要這麽幹了，我將當麵嗤笑那個無知的人道主義者，他竟願意喂我豆子湯直至我死。讓殺人者比被殺者活得更久，這毫無意義。他們兩人分享和共同保守著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將他倆聯係在一起；換一種類似的情況，兩人還一樣，隻不過一個忍耐，另一個行動罷了。他倆應該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裏尼冷漠地承認，他缺少理解這種死亡與凶殺的神秘主義的器官，也不稀罕有這樣的器官。他毫不懷疑納夫塔先生的神學天才——在這方麵他無疑望塵莫及，不過卻聲明自己並不羨慕。一種無法克服的潔癖，使他遠遠避開剛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說的那種敬重苦難的環境。在那兒，顯然不隻對肉體的苦難是如此，對靈魂的也一樣，簡單地講，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錢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榮耀無比。
納夫塔證實，德行和健康確實不是虔誠的狀態。如果弄清楚了信仰與理性和道德根本沒任何關係，他說，那就收獲不小。須知，他補充說，信仰與生活毫無牽連。生活所依賴的條件和基礎，一部分屬於認識的範疇，一部分屬於道德的範疇。前者係時間、空間和目的，後者指倫理和理性。所有這一切對於信仰來說不隻是異己的和無意義的，而且是敵對的；須知正是它們構成了生命存在，構成了所謂健康，也就是市民的本性和庸俗平凡。而信仰世界，肯定是其絕對的反麵，而且是絕對天才的反麵。說到天才，他納夫塔也不想完全否認天才在生活領域中存在的可能。有一種樂天知命的資產者，他們氣魄宏大的市儈之風，他們出類拔萃的庸人習氣，不可否認，也值得受到我等尊重。因為我們發現，他們那麽倒背著手，挺胸凸肚，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活脫脫成了無信仰的化身。
漢斯·卡斯托普像位教書先生似的舉起食指。他說，他原本哪一方麵都不想開罪；不過這兒顯然談到了進步，談到了人類的進步，也就是在一定意義上談到了有教養的西方的政治、共和製度和文明。對此他認為，生活與信仰之間的差異抑或如納夫塔先生可能想說的矛盾，都可以歸結到時間與永恒的矛盾上去。因為進步隻存在於時間之中；在永恒裏不存在進步，也不存在政治和辯論。在永恒裏，人可以閉著眼睛不動腦筋，一切全憑上帝安排。這就是信仰和道德的區分，說得籠統一點兒。
他表達方式的幼稚還不十分堪慮，塞特姆布裏尼說，更可慮的是他害怕衝突，因而向魔鬼讓步妥協。
喏，關於魔鬼，一年多以前，他們——塞特姆布裏尼先生和他漢斯·卡斯托普，已經討論過了。“噢，撒旦，噢，叛逆！”他又到底向怎樣的魔鬼讓步妥協了呢？是那個反叛者、勞動者和批判者呢，還是另外一個？真是危險到了極點——右邊是一個魔鬼，左邊也是一個魔鬼，叫他鬼知道怎麽穿過去呢！
以這樣的方式，納夫塔講，並沒有將事情如塞特姆布裏尼先生所企盼的那樣講清楚。他世界觀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將上帝和魔鬼說成兩個不同的人或者原則，把“生活”擺到他們中間去作為爭論的對象，而且嚴格按照中世紀的模式。實際上呢，兩者對待生活，對待市民的庸庸碌碌，對待倫理、理性和德行，都是完全一致地反對的——作為一種由他們共同體現的原則。
“好一盤令人作嘔的大雜燴！”塞特姆布裏尼大聲嗬斥。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一切全攪和在一起！沒有判斷！沒有意誌！但有譴責該受譴責的東西的能力！納夫塔先生是否知道，他在青年耳邊將上帝與魔鬼混為一談，並假雜亂無章的二位一體之名否定倫理的原則，他這麽做結果到底否定了什麽？他否定了價值——否定了任何價值判斷本身——說來叫人惡心！太妙啦，不再有善惡之分，隻有一個倫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也不存在各有其批判價值的個體，隻存在包容一切、平衡一切的整體，隻存在整體裏神秘的沉淪。個人……
有意思，塞特姆布裏尼先生又自詡為個人主義者！真要這樣，他就必須了解道德與幸福之間的區別；可遺憾的是，我們的光明派信徒和一元論者先生並非這樣。隻要生活愚蠢地被當作目的本身，不再追問除此還有沒有意義和目的，那起主導作用的就隻是種屬倫理學和社會倫理學，就隻是脊椎動物的道德觀，而並非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單單寓於信仰和神秘的範疇內，寓於塞特姆布裏尼先生所謂的“倫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塞特姆布裏尼先生的道德究竟是什麽，企圖是什麽呢？它與生活緊緊相聯，也就是說僅僅有用罷了，連可憐巴巴的一點兒英雄氣概都沒有。它之存在隻為了人能長壽、多福、富貴、健康，如此而已。這種理性和勞動的庸人哲學就是他所謂的倫理道德。相反，納夫塔卻要大膽地堅持稱之為粗鄙庸碌的資產者習氣。
塞特姆布裏尼想緩和一下氣氛，無奈他的嗓音仍激動得很厲害，因為他說，納夫塔先生，上帝知道為什麽，老是以一種目空一切的貴族老爺口吻談什麽“庸碌的資產者習氣”，好像那反麵——誰都知道生活的那個反麵是什麽——真的就是更高貴的一麵似的，叫他實在受不了！
多麽時髦新鮮的詞匯！現在他們談到了高貴不高貴以及貴族的問題！由於寒冷和問題的尖銳，漢斯·卡斯托普臉紅筋漲、氣衰力竭，一直在想自己剛才的表達方式是否明白易懂，是否太過冒失，腦子已經暈乎乎的。這時他卻又笨嘴拙舌地表白，死在他的想象中曆來就像一個裝得挺挺的西班牙領圈，或者說與禮服配套的“弑父者”，端莊氣派；而生卻相反，隻是現代那種平平常常的小硬領……說到這裏，他自己大吃一驚，他怎麽竟像吃醉了酒或在做夢似的，講起話來如此不得要領，於是趕快聲明，他要講的不是這個。不過，在生活中是不是確實也有一種人，一種特別的人，你簡直就不能想象他們會死，原因就在他們太平庸了！這意思是：他們太能幹，活得太帶勁兒，讓人覺得他們永遠不會死似的，仿佛他們就不配受到死的莊嚴祝福似的。
塞特姆布裏尼希望自己沒有估計錯，漢斯·卡斯托普講這種話隻是想讓他去糾正他。他講，在抵禦這類精神傳染病時，年輕人會發現他塞特姆布裏尼永遠準備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漢斯·卡斯托普講“活得帶勁兒”？並且用一種輕蔑的口氣？如果換成另一個詞兒：“活得有價值！”——把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對他就會構成真正的、美好的秩序。“活得有價值”，自然而然地稍稍加以聯想，就會想到“值得愛的”、“可愛可親”、“友好和睦”這些詞，因為它們的意義太相近了，簡直可以說隻有對於生活真正有價值的才是值得愛的。對生活真正有價值的和值得愛的，這兩者加在一起，才構成我們稱之為高貴的東西。
漢斯·卡斯托普認為有意思，很值得一聽。塞特姆布裏尼先生生動形象的理念，他說完全讓他服了。因為你想怎麽講，就可以怎麽講，例如，可以講生病是一種提高了的生命狀態，有了實在的可以琢磨的東西。至少可以肯定，疾病強調和突出了肉體的重要性，好像突然讓人退回或者退化為肉體，從而大大降低乃至於消滅了人的尊嚴，因為它把人貶低成了單純的物體。因此，疾病是非人性的。
疾病是極符合人性的，納夫塔立即反駁；須知是人就會生病。不錯，人從本質上講就是病態的，正是他的病態使他成其為人；誰想使他變得健康，讓他與自然和解，讓他“返歸自然”——事實上他卻從來也不是自然的——以及今日形形色色的盧梭信徒，諸如再生論者、生食素食者、露天生活者和日光浴者在那兒一個勁兒搞的那些名堂，結果都隻能變人為非人，變人為野獸……什麽叫人性？什麽叫高貴？精神，是精神使人高度地脫離自然，使這種自覺與自然對立的造物明顯地優越於其他所有的有機生命。也就是說，人的尊嚴和高貴存在於精神之中、疾病之中。
一句話，他越是病得厲害，就在越高的程度上是人；比之健康的守護神，疾病的守護神更加富於人性，令人不解的是，有位自稱為人類之友的先生竟然閉眼不看這些基本的真理。塞特姆布裏尼先生侈談進步，可又仿佛不知道，進步如果存在，就該歸功於疾病，也就是說歸功於天才——天才正是疾病，而不是任何別的什麽東西！他仿佛不知道，在所有時代，健康人都是靠著病人取得的成果活著的！有那麽一些人，他們自覺自願地生病和發瘋，以便為人類獲取知識；這些通過瘋狂獲取的知識變成了健康，在當初的英勇犧牲之後，占有和享用知識和健康就不再以疾病和瘋狂為前提了。這真正是偉大的獻身，就像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啊哈，”漢斯·卡斯托普暗忖，“你原來並非正統的耶穌會教士，瞧你這些推論，瞧你對耶穌上十字架的詮釋！現在清楚了，你為什麽沒當上神父，（肺上）有浸潤點的病弱的耶穌會士！喏，咆哮吧，雄獅！”他心裏想的是塞特姆布裏尼。這一位也真的“咆哮”起來，稱納夫塔所主張的一切全是欺人之談，全是詭辯，隻會造成世人頭腦的混亂。“您可敢講，”他衝著對手大聲吼道，“您可敢講，可敢以一個教育者認真負責的態度，對著富於可塑性的青年的耳朵直言不諱地講：精神即是疾病！真的，您這樣子將鼓起他們投奔精神的勇氣，爭取他們信仰精神！另一方麵，您宣布疾病和死亡為高貴，健康和生存為鄙俗，——這也是您敦促您的學生造福於人類最穩妥的方法！確實，罪過呀！”塞特姆布裏尼像位騎士似的捍衛著健康和生命的尊嚴，自然所賦予的尊嚴，不需要為精神擔心的尊嚴。他喊出：形態！納夫塔便趾高氣揚地對之以邏各斯！可塞特姆布裏尼不屑於知道什麽邏各斯，便說：“理性。”這時，邏各斯的崇奉者又以“**”與之抗衡。真是亂七八糟，東拉西扯。“客體！”這個說；那個講：“自我！”臨了兒，甚至一方大談“文藝”，一方大講“批判”，不過翻來覆去談得最多的還是“自然”和“精神”，還是哪一個更高貴的問題，“更有貴族氣派的問題”。
這場爭論像團亂麻，越理越擰。塞特姆布裏尼剛讚美完“批判精神”，轉眼又把“文藝”捧為至高原則；納夫塔一邊替“自然本能”辯護，反對將其貶為“愚蠢的力量”，一邊又站在“精神與疾病”的陣營，認定那裏才藏著人性的高貴。漢斯·卡斯托普看著他們，突然想起童年玩過的拚圖遊戲——兩塊形狀完全相反的碎片，竟能嚴絲合縫地嵌在一起。
“您自稱個人主義者？”納夫塔的聲音像繃緊的琴弦，“真正的個人主義藏在靈魂與超靈魂的裂縫裏，不是您說的’個體與集體的小打小鬧’。”他黑色修士袍上的銀扣在雪光中一閃，如同經院哲學裏突然跳出的詭辯命題。塞特姆布裏尼的海狸皮領子抖了抖，像隻被踩了尾巴的貓：“您口中的’神秘個人主義’，不過是用苦行主義包裝的專製主義，和腓特烈的步兵條例一樣冰冷。”
漢斯的思緒突然飄回漢堡的交易所：那些西裝革履的商人爭得麵紅耳赤，最後卻發現彼此的賬本上記著同一筆生意。此刻納夫塔講的“絕對服從”與塞特姆布裏尼談的“自由法則”，不也像硬幣的兩麵？一個用教規的鎖鏈鍛造精神的利劍，一個用民主的標尺丈量人性的田地，卻都在試圖回答同一個問題：人該如何在肉體與靈魂的拉鋸中站立？
費爾格的橡膠套鞋在雪地上碾出“咯吱”聲，像在給這場辯論打拍子。魏薩爾縮著脖子往手心嗬氣，眼神在兩人之間跳來跳去，活像看台上緊張的觀眾。納夫塔突然提到“血腥的必要性”，鏡片後的眸光讓漢斯想起父親書房裏的解剖標本；塞特姆布裏尼則大談“真理的客觀性”，手勢如同在指揮一場看不見的交響。可當納夫塔說“對人有益的就是真理”時，意大利人竟一時語塞——這句話像把手術刀，剖開了兩人共同的瘡疤：他們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將真理改造成合手的工具。
雪粒子打在塞特姆布裏尼的破大衣上，他卻渾然不覺，繼續闡述“自由即仁愛之法”。漢斯望著他磨破的袖口，突然想起慕尼黑街頭的流浪詩人：他們既吟誦著民主詩篇，又對酒館女侍拋著輕佻的媚眼。而納夫塔呢，這個宣稱“不相信客觀真理”的修士，卻在論辯中展現出數學家般的精確邏輯——這種矛盾讓漢斯想起教堂彩窗：從正麵看是聖徒莊嚴的臉，從背麵看卻是無數碎玻璃的拚貼。
“究竟誰更自由？”漢斯踢開腳邊的冰棱，聽它在山穀間發出清越的回響。納夫塔的“紀律”與塞特姆布裏尼的“批判”，此刻都像被困在琥珀裏的昆蟲：一個用苦修的外殼封存自由的翅膀，一個用理性的樹脂固定精神的形態。遠處療養院的煙囪升起炊煙，在灰藍色的天幕上畫出彎曲的線，多像辯論中那些迂回的邏輯——繞了無數圈，最終都指向同一個未知的答案。
費爾格突然指著天上的雁群：“看，它們排成人字卻沒有指揮官。“這句話讓爭論暫時中斷。眾人望著越飛越遠的黑點，雪落在他們的睫毛上，像撒了把細鹽。漢斯想起祖父的航海日誌裏寫過：“在風暴中，羅盤的指針會同時指向南北。”此刻這兩位對立的思想家，不也像在精神的風暴中，用不同的方式丈量著真理的緯度？
一行人已走到上麵的“山莊”。接著，三個住在裏麵的人又送另外兩位到他們的小屋前，站在那兒的雪裏，任納夫塔跟塞特姆布裏尼繼續爭論——從教育目的出發，漢斯·卡斯托普心裏明白，為了影響追求光明的青年的可塑性。對於費爾格先生來說，這一切，如他自己一再聲明的，都太高深了；而魏薩爾呢，自從結束了體罰和刑訊的話題以後，就表現得對討論漠不關心。漢斯·卡斯托普用手杖戳著雪地，思考著整個討論雜亂無章的問題。
終於，大夥兒分了手。總不能永遠站著，討論的內容無邊無涯。“山莊”的三位療養客重新踏上歸途，兩位誓不兩立的教育家卻不得不走進同一所小房，一個回他綢子包裹的安樂窩，一個回他有著寫字幾和水瓶的作家書齋。到家後，漢斯·卡斯托普跑到陽台上，耳朵裏還充滿著兩軍對壘時響成一片的呐喊聲和兵器撞擊聲。這兩支大軍一支來自耶路撒冷，一支來自巴比倫，在兩麵旗幟的指引下遭遇在一起，混戰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