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隻是還不太懂得欣賞他音樂中費盡心思的真誠。
1928年7月29日，卡米拉及兒子奧托依照與雅納切克商定好的計劃抵達布爾諾。這是作曲家雅納切克期盼已久的假期，是卡米拉喪母之後二人的第一次重逢，不想卻成了最後的訣別。雅納切克鄭重地穿上白色套裝到火車站迎接心愛的人。隔天中午，雅納切克與卡米拉一家前往Hukvaldy，他隨身帶著歌劇《死屋手記》的第三幕，打算在假期再順一遍樂譜。臨行前，他闔上鋼琴，喃喃自語道：“一切都準備好了，似乎再也不會回來。”家裏的女傭覺得主人表現很是奇怪。
Hukvaldy的夏天很美，雅納切克細心地布置著屬於他與卡米拉的鄉間小屋。他每天帶卡米拉母子倆去鄉間散步，返回時總要在Micanik酒店落腳吃些點心，日子平淡，卻很符合作曲家心中追求的安靜。8月8日，雅納切克第一次感到耳朵、喉嚨的陣痛。當地的醫生、市政要員相繼探望並催促雅納切克盡快去醫院接受治療，但他有些不信邪，堅持等病情惡化了再說。
關於雅納切克臨終的故事，為人所熟知的版本是：卡米拉的兒子在森林裏走失，雅納切克出發尋找，由於暴風雨染上了風寒，病情急轉成肺炎。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音樂學家羅伯特（Robert Smetana）發表的重要文章，還是最後服侍在側的女傭Krskova小姐的回憶都未曾提及此事，這隻是雅納切克的妻子茲登卡心中認定的一種“官方說法”。
8月10日，雅納切克被確診為肺炎，病人自覺精神狀態良好。隔天晚上病情急轉直下，雅納切克的心髒幾乎要停止跳動，呼吸十分困難，他拒絕注射強心劑。在鎮靜藥的幫助下，雅納切克於8月12日上午9點入睡，一小時後去世。卡米拉一直守在他的床邊，人們把她錯認為雅納切克的親人。8月15日，在布爾諾舉行了雅納切克的盛大葬禮：他的遺體被陳列在國家歌劇院，紀念音樂會曲目包括德沃夏克的《安魂曲》、雅納切克的《狡猾的小狐狸》中的“護林人的告別”……卡米拉並未出現。
依照雅納切克夫人茲登卡的意思：將卡米拉變成一個不被人提及的“影子”，在此後關於作曲家的書中小心翼翼地略去她的名字。1938年，卡米拉患癌症逝世，享年43歲，她的去世幾乎無人知曉。同年，雅納切克題獻給卡米拉的四重奏《私信》印刷出版，但題詞被盡數抹去。時值納粹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與一位猶太人交往過密總是危險的，人們便也不再提這位猶太女人的事。“避而不談”的態度持續了近40年，直到莫拉維亞博物館拿到了這些私人信件，卡米拉才漸漸浮出水麵。卡米拉死後，她的丈夫設法逃到瑞士；她的兩個兒子與非猶太裔結婚並在戰爭中幸存；而卡米拉的其他親人，包括其父親均葬身於納粹集中營。
在去往Hukvaldy的旅途中，卡米拉隨身帶著一本紀念冊。從1927年10月2日起，雅納切克總會在這本紀念冊上寫下他們的相逢時光，紀念冊裏盡是美好的文字與雅納切克隨手記下的音樂靈感，包括他們在Hukvaldy充滿溫暖愛意的最後時光。8月10日，全身滾燙的雅納切克在晚間記下了他對卡米拉最後的感激。紀念冊在純粹的快樂中畫上句點：
我，親吻過你。
而你，正坐在我身邊，我快樂且平靜。
就這樣，與天使共度的日子。
對於雅納切克，這是一個雖有遺憾卻很美的終點。說來可氣又好笑，追求真誠的雅納切克周遭卻充滿了謊言。生前最渴望擁有的兩樣東西——卡米拉的愛與自己理想的“散文化”音樂創作，他最終都得到了。但種種世俗的因緣，使得卡米拉在作曲家死後被茲登卡等人抹去一切痕跡成為默默不語的影子，而最後一首作品同樣遭受到不應有的篡改與過於草率的評價。雅納切克生前表示要把幾部作品的所有權及總價值十萬克朗的版稅留給卡米拉，包括《卡佳·卡巴諾娃》、《失蹤者日記》、《死屋手記》以及獻給卡米拉的第二弦樂四重奏《私信》。該遺囑並未得到合乎意願的執行，版稅及所有權歸屬妻子茲登卡與捷克馬薩裏克大學。多年後，卡米拉的丈夫將此事付諸法庭，意為卡米拉討個公正的說法。作曲家的愛意變成鬧哄哄的一團糟。
最後一個夏天，雅納切克人生**般的快樂與輝煌被謊言團繞著，仿佛從未泛起漣漪的湖麵。
前往死屋的路上
在前往死屋的路上。
我為什麽要走進黑暗、冰冷的罪犯巢房，與“罪與罰”的詩人為伍。看著一個老人從火爐上摔了下來，掉在死屍上，他立刻在胸前對著它劃起十字架，用遲鈍的聲音啜泣著：他也曾有母親，不是白白憑空生出來的。
這是死屋溫暖的地方。
雅納切克死後，人們在他的內衣兜裏找到了這張字條。很明顯，比起死，作曲家更害怕失去人活時純真溫暖的天性。人們卻不太習慣接受他音樂中費心琢磨的真實。即便是一個十分具有戲劇感的偉大主題——死，雅納切克依然表現出“鄉野範”。
《死屋手記》，是雅納切克“反戲劇式”音樂的最後一次大膽遠足。雖然延續了其他作品中一貫的人情味，在題材選擇上卻是史無前例的沉重。在此之前，雅納切克塑造歌劇人物的速度快得令人害怕：從卡佳·卡巴諾娃、狡猾的母狐狸到馬克羅普洛斯，一個緊接著一個，而這最後一部卻花費了作曲家幾年的時間，才隻不過剛剛找到心目中大體的基調。這是繼卡佳·卡巴諾娃之後，雅納切克又一次對俄羅斯世界的全身心投入。雅納切克喜愛玩味斯拉夫世界，閱讀柴科夫斯基的信件，研究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及戲劇《行屍走肉》（Zhivoy trup），希望在其中找到歌劇創作的故事藍本。最終，他選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主題基調，而死亡恰恰又是常規觀念中一部成功歌劇不可缺少的構成要件。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幾部小說都被改編成了歌劇，其中以捷克作曲家的改編占據相當重要的份額。如1922年至1927年，捷克“二戰”後擔任布拉格歌劇院院長的作曲家耶利米阿斯就曾創作歌劇《卡拉馬佐夫兄弟》。但雅納切克在故事的選擇上有完全不同於傳統歌劇的心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稱不上小說，隻是長篇報告文學，具有紀實的片段特征，是在獄中家書基礎上形成的文本。比起《卡拉馬佐夫兄弟》、《白癡》、《賭徒》，它根本算不上有完整戲劇衝突的好本子。恰恰是這無情節、零散的風格令我們再次回味起雅納切克的標準形象——小個子的他在摩拉維亞省遊遊****，記錄下菜場裏人們閑談和樹枝上鳥兒歌唱的方式。
在這世界上除了這一位，再沒第二個是通過看報紙創作歌劇的，且他竟一口氣寫了兩部！雅納切克熱衷於讀報，特別是晚報。他每天結束工作後都會拿起一張《人民報》（Lidové Noviny），並兩次發現了新歌劇的題材。1916年5月，該報刊登了一位年輕農民與一個吉卜賽女孩私奔後留下的一捆詩歌，很快這被證明是一出惡作劇，不過雅納切克已經據此創作了《失蹤者日記》。雅納切克的第二次報紙靈感是在1920年6月，他發現女傭對著一幅卡通畫笑得直不起腰。“什麽這麽好笑？”女傭指著一張圖，上麵是一隻公狐狸和一隻母紅狐狸手拉手走路。雅納切克也開始笑。女傭說：“先生，您總是記錄動物的叫聲。難道這不會成為一部精彩的歌劇嗎？”雅納切克給《人民報》編輯打了電話，然後就去森林閉關創作。《狡猾的小狐狸》成了一部頑皮芬芳的歌劇傑作，講述性感的小母狐的畢生曆險，從被捉到逃脫，從生兒育女到猝死。從1893年12月創刊號起，雅納切克成為《人民報》的重要寫手，直到去世共為報紙撰文60多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報告文學是雅納切克現實主義創作風格最恰當不過的題材。
1927年2月18日，雅納切克開始動筆創作《死屋手記》，他在給卡米拉的信中反複地強調：這是現在最最重要的事。然而早在1926年的英國之行，雅納切克對“死”已然有了震撼、驚恐之感。親眼看著鬥爭情緒高昂的工人、隨意被射殺的司機，雅納切克對生命被隨意踐踏忽然心生茫然。他感覺沮喪，創作似乎沒有意義，死竟是這麽容易。離開倫敦後，雅納切克決定動手創作《靈魂的朝聖》，作品原名《遊**的小靈魂》。11分鍾的旋律幾經修改都未能完稿，最終成為歌劇的序曲部分，這才應該算是《死屋手記》創作的真實發端：不是為了寫死，而是為了度生。《死屋手記》創作過程很令雅納切克痛苦，他深陷恐怖與孤獨之中。
致卡米拉·布爾諾，1927年10月16日
今天我是如此痛苦！這是怎樣的生活，如果清風拂麵的幸福不能與天地長存，如果一滴雨尚未落地滋養大地就失去了生命，該怎麽辦？
我亦然。
總有人在旅程過半的時候便停了下來，因為他們無法前行！更有甚者，他們不被允許繼續前行！那將是怎樣的滋味，隻有痛苦。
今天我再次感覺到孤獨，這部大作品正進入最後的尾聲，很可能將是我一生最後一部歌劇，它看起來是那麽像我。每次想到快要離開這些伴隨我兩到三年的故事人物，我總是很憂傷。隻有你，能了解我的苦痛悲哀。
致卡米拉·布爾諾，1927年10月16日－17日
我可愛的靈魂，昨天和今天，我完成了這部作品：《死屋手記》。
一個很可怕的標題，不是嗎？在第一幕的尾聲，一位罪犯描述自己如何殺了上校，他對自己說：“我是上帝，是沙皇！”晚上我夢見在鴨絨被下躺著一個死屍，他躺在我的身上，如此真實，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頭！我驚恐地喊叫起來：“我從未傷害過任何人！”鴨絨被從我身上滑落，我鬆了一口氣。我覺得似乎你柔軟的手臂枕著我的頭，天啊，這些夢，隻是夢，隻是夢而已……
故事雖然貫穿了生離死別的痛苦，自然、人性的冷酷，但最終雅納切克天性裏的溫暖真誠又一次贏得了悲劇中的勝利。作曲家在其中穿插了眾多散落的小場景，一張張關於“自由”的美麗剪影：第二幕中放飛的鳥兒，以及複活節的節目慶典都在創造令人快樂的世界。雅納切克死後，人們在他的工作台上發現了第三幕的草稿——作曲家最後一部歌劇永久地停留在興奮的、令人陶醉的**。
那麽，結局呢？
雅納切克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扮演一個怯懦角色，一心期盼國人對他音樂的認可。為了作品能上演，他忍受了蠢貨們無數次的嘲笑譏諷，甚至是任人隨意刪改。即便是為雅納切克贏下聲名的歌劇《耶努發》，也未逃過被同族人恥笑的命運。
《耶努發》第二幕：在患產褥熱的日子之後，耶努發下了床，得知新生兒已經死去。她的反應出人意料：“那麽，他死了。那麽他成了一個小天使。”她在奇特的驚愕中平靜地唱著這幾句，沒有叫喊，沒有動作，像是瘋了似的。旋律的曲線多次地升起而後又立即降落，仿佛它也被擊癱了，它是美的，它是激動人心的，而同時，它又始終是恰如其分的。
當時，最有影響的捷克作曲家諾瓦克取笑這一場戲：“耶努發好像在歎息她的鸚鵡死了。”一切盡在這句愚蠢的挖苦話中了。人們不是如實想象一個正得知自己親生兒子死訊的女子，而更願意依照範式來設想歌劇的“高大”。一件事在人們的想象中，與這件事事實上發生的樣子，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雅納切克在所謂現實主義戲劇的基礎上創作他的歌劇，然而那個時代，此舉已然擾亂了常規，使他吃盡閉門羹。在整整14年中，布拉格國家歌劇院指揮——一個叫科瓦諾維茨的平庸作曲家始終拒絕上演《耶努發》。即使最後他終於讓了步（1916年，是他親自主持了《耶努發》在布拉格的首演），他也沒有停止過說雅納切克的實驗純粹是鬧著玩的業餘愛好，並且對樂譜做了多處修改，甚至還有為數不少的刪節。雅納切克反抗了，但是他那時候默默無聞，反抗也沒用，隻會令《耶努發》更無出頭之日。如今桌上擱著未完成的《死屋手記》，此時的似乎作曲家已不再默默無聞，但他死了。結局是：他終是躲不過又一場滑稽的“續貂行動”。
1930年，《死屋手記》的首演以奧塔（Ota Zitek）及雅納切克的兩名學生奧斯瓦爾德（Osvald Chlubna）、巴卡拉（Bakala）修訂後的版本登台亮相。他們的分工明確：奧塔負責增添文本與舞台提示說明，另兩人負責作品的重新配器。兩名學生整理了未完成的樂譜手稿，準備付印出版。原本歌劇的結尾是聲勢雄壯的：主人公從苦役營中被釋放。勞役犯們高呼：“自由！自由！”看到他出發踏上了歸途，他們苦悶地抱怨道：“他連頭都不回一下！”然後，看守官叫了起來：“幹活去！”這是劇中的最後一句，全劇在鐵鎖鏈帶切分節拍的嘩啦嘩啦聲中，在強迫勞動的粗野節奏中結束。雅納切克的學生們稍稍修改了最後幾頁，“自由！自由”的叫喊聲被移到了最後，擴充成了長長的結束句、歡快的結束句、一次“升華”。這不是一個旨在延續作者意圖的追加，而是對這一意圖的否定，在最終的謊言中，作者的本意被歪曲了。直到1964年，環球的版本重新恢複了雅納切克原先草擬的結尾附於樂譜的背後，之後的演出才重新回歸作曲家的本意。
此前，雅納切克創作的歌劇劇本多被稱為“業餘貨色”，作曲家這次直接借鑒《死屋手記》的俄文原版並寫就獨立的劇本，有雅納切克標注的複本如今被保存在布爾諾莫拉維亞博物館。有人認為雅納切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報告文學的改編很粗略、不恰當，隻是比將故事中一些毫無關聯的情節串起來好一些而已，談不上什麽深刻。當年曾大力在國際上為雅納切克搖旗呐喊，安排其前往倫敦的羅莎·紐邁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音樂》一書中寫道：“嚴格意義上而言，《死屋手記》並不能稱為一部歌劇。因為它裏頭沒有男英雄形象，也沒有女主人公，沒有情節，各部分沒有關聯，除了四個囚犯對於可憐卑鄙現狀的懺悔，毫無故事可言。”雖然羅莎是雅納切克多年來在國際舞台上的支持者，對於作曲家的創作風格竟是完全的誤解。雅納切克曾試圖在邏輯、動機上花的心思，刻意營造的生活感成為權威眼中不符合規矩、不入流的玩笑話。
今天，世界不得不承認歌劇《死屋手記》是20世紀歌劇史上偉大的創作，是雅納切克的巔峰之作。人們對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意圖才剛剛有一點領悟，不想，走在前往死屋的路上是這麽曲折。
前往愛的路上
在我最新的作品裏你是可愛的Aljeja[1]。
我告訴她，如果將我與你相連的線斷了，那麽我的生命之線也將隨之中斷。
1928年，除了“死”，剩下的全都是“愛”了。這一年，雅納切克完成了同樣珍視的另一部作品——《第二弦樂四重奏“私信”》，如果說《死物手記》寫得艱難，那麽這一首活潑生動的弦樂四重奏創作得極為順暢，一鼓作氣。1928年3月8日，雅納切克寫信給卡米拉。
今天，我完成了四重奏《私信》的修訂本，我們倆的“私信”。我對茲登卡說：“作品最終將呈現出無與倫比的美，你不得不承認卡米拉對我靈魂的重要影響，對我作品的重要影響！”哦，小靈魂，我們將在光芒中搖曳生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不會是徒勞。很難說，我在《私信》中放入了哪些故事和插曲，到處都是令人顫抖的情緒，我將所有感情都放置於作品之中。音樂仿佛把我和你帶入空中，周圍總是歡樂，我們渴望飛翔。正是在這樣熱烈的情緒中，《私信》誕生了。創作它時，我的筆仿佛正燃燒著！多麽流暢！多麽不願意停下來！
我懇求命運，懇求上帝，你我之間細小的瞬間都不該被淡忘。看著這些文字，不禁眼淚在打轉。我如此地深愛著你，因愛你而格外快樂。……
雖然愛人的回信速度依然令雅納切克著急難耐，但卡米拉似乎一瞬間將作曲家的愛全部納入懷中，一首《私信》將音樂領域裏完全沒有共同語言的兩個人奇妙地連在一起。很快，一封令作曲家激動不已的回信飛來了。
親愛的大師，
真不知道如果沒有你的信，這麽糟糕的天氣該怎樣度過？！我把你的信反反複複地讀了好幾遍，它們真好，即使我不願意，我也不能不想著你。讀著信，令我想起很多我們過往的事。你曾說過認識我之前與之後的日子大不相同，那麽我自己呢？我對生活從不有所期盼，隻是沒有愛與快樂的日子一天天過罷了。現在覺得似乎是上帝在試探我們，當他覺得我們值得獲得這樣的愛時必會給與我們。可能我這一輩子就隻是在等待你的出現，我從未找到你這樣給與我愛的男子。這麽說恐怕周圍的人都無法相信。別人對此一定是一笑而過，將信將疑的。但我必須說，你要是再年輕些，我們會更加親近。我向你保證現在的生活十分快樂，我不會有更多的奢望。而對於你的一些歉疚，我總是心存感激。……
5月份，雅納切克將《私信》拿給摩拉維亞四重奏試奏，樂手在看過樂譜後說：“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雅納切克對卡米拉說，“我的—你的”作品美極了，是奇特的、不受拘束的，充滿靈感，超越所有的凡俗與條條框框！總而言之，我們將迎來一場勝利。這是我首部完全從感覺感情經驗中脫胎而出的作品。在此之前，我隻從記憶中搜尋創作的可能，而這首“私信”卻是在火焰中寫成的。以前的作品都隻能被稱為冒著熱氣的灰燼。作品將題獻給你，你是它的起源，創作它給我帶來從未有過的快樂。作曲家想著可以帶著卡米拉帶著《私信》在世界各地巡演，恨不能全世界人都能分享他的“情書”。
在音樂中追求“反戲劇”創作的雅納切克，在追求真愛的道路上是絕對百分百的戲劇腔調：激烈火熱、無止境地索取對方的愛，不惜無限量放大孤獨思念的情緒。有時候一日一連數封信的追問，令卡米拉喘不過氣來，幹脆一封不回。就在這節骨眼上，卡米拉的母親於6月份被確診患上癌症。卡米拉身心交瘁，無暇顧及作曲家的精神危機。
致卡米拉·布爾諾，1928年6月27日晚
我親愛的卡米拉，
今天，他們（即摩拉維亞四重奏）在家裏把《私信》從頭到尾演奏完了。他們充滿**，仿佛是他們自己在書寫這些情書。
我似乎已經完成一生的作品了。很奇怪，似乎一切都在匆忙地奔向終點，似乎再不會拿起我的筆了。
聽著他們的演奏，不禁疑惑，這真是我寫的嗎？快樂的歡呼，還有搖籃曲之後忽然發出的恐懼的呼喊。得意揚揚的一場愛情宣言，哀求著，難以抑製的渴求。當你第一次出現在麵前，我是如此驚訝，似乎一股腦兒地掉進了井底，井水灌進我的嘴。混亂中，有一個高聲的勝利之音在說：你已經找到了命中注定的女人！這真是一部從活生生的肉體中雕刻而出的作品，我想我再也寫不出比這更深情、更深刻、更真實的音符。所以我決定就此擱筆，業已走到了終點。
你永遠的
L.
雅納切克在這封信裏第一次提到終點，冥冥之中歡樂與恐懼相伴。這些情愫並沒有被卡米拉放在心上，她責備雅納切克不顧及她的感受，甚至是一個離了她便不知怎麽獨立生活的小孩子。他們在互相折磨中度過了6月，直到卡米拉的母親過世。兩人相約度夏，故事便回到了文章的開頭。
不論從年紀、身份，還是從文學、音樂等方麵的品位上看，卡米拉都不可能是人們想象中“音樂家戀人”應有的形象，她太過簡樸粗鄙，寫的信也常常文法不通，甚至出現拚寫錯誤。作曲家對於愛人的選擇恐怕要被旁人再次恥笑作“鄉氣”。卡米拉不在身邊的時候，雅納切克總是懷念她高高低低的笑聲和沒完沒了的細碎嘮叨，他懷念的不是卡米拉說話的內容，卻是聲調，在他心中，那便是全部的美與愛。雅納切克對於真實有著苛刻的挑剔，在他喜歡的東西中有牛奶、麵包、果醬、木屋、森林、小動物們、吉卜賽小孩……最後再加上音樂與卡米拉，他們都屬於一類：天真的。比起馬勒與阿爾瑪，雅納切克與卡米拉的通信像是《人民報》的生活版，實在沒有什麽內涵可言，不過在作曲家心中那是對愛、對美最高級別的抒情方式。
一片夏日的草坪，雅納切克的音樂散發著莫拉維亞鄉村生活並無多大深意的**、真實、平淡。要是沒有草坪，我們看到從地上長出的漂亮大樹時，也不會太興奮。1928年的夏天，愛與死在此相聚，沒有謊言。
[1] 《死屋手記》裏的韃靼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