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新朝未閱二載，朝廷中卻早已呈現出疲遝散漫的氣象。按例，早朝免朝當是例外；可是，隆慶朝的早朝卻恰恰相反，免早朝成為常例，而若進行早朝卻要宣諭周知了。起初，言官諫錚、大臣規勸，皇上置若罔聞，臣僚也隻能徒歎奈何。一旦免卻早朝，大小臣工及為其辦事的文吏，也就免去了起早貪黑的辛苦，久而久之，部院衙門從堂上官到吏員，也就樂得自在，一個個不慌不忙，稀稀拉拉，從晨曦初上到日頭高懸，路途上皆可看見大大小小的轎子忽忽悠悠地往衙門去點卯。
隻有內閣是例外。從嚴嵩時代起，內閣總是在東方微明就開始忙碌。徐階十幾年如一日，追隨嚴嵩之後，起早貪黑已成習慣，當下又執政當國，政務繁雜，也就更加勤勉，每每在天還未亮，就已到閣當直。
可是，這天，已是辰時三刻了，徐階仍未露麵。
“元翁未曾說今日休沐，何以尚未到閣？會不會染恙？”我疑惑而又擔憂地說。
李春芳恬淡地坐在那裏，悠遊地喝著熱茶，見我問起，便放下茶杯，不緊不慢地說：“數日前靈濟宮聚眾講學，凡百數人到場，元翁實主其盟，然因元翁當直不克赴會，就命春芳代為主持，會中散發了元翁所著《明道先生定性書》《為官須先識仁》二篇，與會者諷詠而商榷之，即各出所見，就正於元翁。適才春芳已到元翁直房看過，方知元翁二更即起，一直在直房對所呈文稿細心批示。”
“喔？原來如此，遺憾的是，居正未能躬曆其盛啊！”我用嘲諷的語調說，心裏的火氣不住地向上升騰。講學，講學！在堂堂的內閣首輔的心目中，講學比軍國大事還重要？我不得不拿過幾案上的文牘，來掩飾幾經壓抑還是流露出來的不快。幾案上的文牘堆積如山，各省督撫、京師各衙門大小官員的條陳；言官諫諍皇上、彈劾官員的奏疏，各邊鎮的塘報、羽書，上官參劾或者保薦下級的奏疏，都分類擺放著。
兵部轉奏宣大告急的塘報，就放在我的麵前。俺答的大軍，占得勝堡，陷石州，略文水、交城、介休，隨後掉頭向東進發，大掠昌黎、樂亭、撫寧，前鋒已然到達灤河。
自嘉靖三十一年馬市開而又關，北方的韃虜就與國朝處於戰爭狀態。韃虜年年月月不停地侵擾北邊，並屢屢深入腹地。隆慶元年二月，韃虜犯廣寧，三月攻遼陽，五月攻大同，六月攻朔州，邊將的塘報，不斷飛向朝廷。兵部也好、內閣也罷，近乎束手無策。此番韃虜橫行無阻，兵鋒已近肘腋，著實令人焦慮。
我在文淵閣裏焦急地踱步，邊思忖對策，邊等待著徐階的到來。
“甚好！”徐階興致勃勃地舉著一疊文稿，臉上掛著滿意的笑容，邊走邊說，“皆得心學之精髓矣！”
“元翁！”我把兵部的奏疏遞過去，開門見山說，“韃虜屢侵，邊鎮多事，羽書旁午，學生再三思維，目下禦北之計，莫過於改易北鎮將帥。”
徐階正在興頭上，聽我如是說，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坐在那裏，若有所思，緘默不語。
“把戚繼光調到北邊鎮守，或可期有效之防禦。”我繼續說，語氣充滿堅定。
“此事固然當行，”徐階捋著胡須，緩緩道，“然則，科道對戚繼光多有論議，言他刻薄嚴酷，行止有虧。今若征調北來，勢必又是一番論劾，調，則逆輿情；不調，則損朝廷威信，政府豈不陷入進退維穀之地？”
“元翁所言極是！”李春芳附和說，“所謂戚家軍，軍法確屬嚴酷，作戰不力而戰敗，主將戰死，所有偏將斬首；偏將戰死，其轄所有千總斬首，千總戰死，其轄所有百總斬首；百總戰死，其轄所有旗總斬首；旗總戰死，其轄隊長斬首，隊長戰死，全隊十名士兵全部斬首。聞之令人不寒而栗啊！為官須先識仁，這是名教的精髓，嚴酷之法，畢竟與名教不符。”
我沒有理會李春芳，對著徐階說：“元翁，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開言路、集眾議是對的，但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朝廷要做某事，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憎交惡，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短流長，常常左右為難，虛曠歲時，成功難睹。以學生愚見，認準的事，還是要決斷才好。”這正是我的《陳六事疏》中指出的當時官場存在的弊端之一，“省議論”，這是六事之首。
《陳六事疏》已經寫好半個月了，我一直沒有上達。二十年前，我還是一個二十四歲的翰林院編修，曾經上《論時政疏》。光陰荏苒，當四十三歲的內閣大學士，再一次提起筆縱論時政、闡述政見時，雖然依舊文思如湧，可是畢竟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青年。我沒有像當年那樣，當即把寫成的奏疏送達通政司，而是放在家裏，留下權衡的餘地。論理我是該請徐階審閱的，經過他的首肯再呈送禦覽。倘若徐階對疏文中的政見能夠認同，即有了推行的可能，否則，不僅難以推行，而且還會因此開罪徐階，這是我絕對不願意看到的局麵。但是，半個月以來，我也在時刻揣摩著徐階的心思，尋找著合適的遇合。每天無論是散班在書房讀書，還是到文淵閣當直，腦海裏都是《陳六事疏》裏的文句。每看到有司衙門的章奏、地方督撫的條陳、九邊將帥的羽書，都深感國朝積弊已久，當盡快把《陳六事疏》付諸實施，或可尋得出路。然而，我隱隱感到，徐階並不作如是觀。這，正是我的憂慮所在，也正因為如此，我遲遲沒有把《陳六事疏》呈請禦覽。可是我內心充滿危機感，每每在不自覺間，會把《陳六事疏》的一些觀點說出來。
聽了我的話，徐階眯著眼睛，看著我，歎了口氣，說：“叔大當知，國朝經曆了正德、嘉靖一個甲子，人心風俗已經大變，挽救危局，不外乎兩點，”他頓了頓，很堅定地說，“其一，欲除弊政，必正人心，欲正人心，端在教化，欲正教化，必從講學始！或問：居廟堂處公門者，皆讀書人也，對名教聖訓已了然在胸，講學何益？其實不然，今之讀書人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幹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實在是沒有掌握名教的思想精髓；是故為科舉而讀書非教化之道；而講學則不同，聽講者已經是為官之人，無幹祿之誘，純然是為了重新學習、研究名教聖訓，以得其精髓，然後可以端正為官理念，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符合名教聖訓者發揚之，不符合者摒棄之，以收正人心、清政風之效。其二，欲救危局，必致君堯舜，然後可以圖議國事，稍更弦轍，以新治理。若為君者不能恪遵帝範懿德，視名教、祖製為無物，安能苛求臣下遵紀守法呢？故肅清吏治，必先正君德。所謂上行下效，此之謂也。”
徐階長歎一聲，接著說：“近來，老夫反複研讀宋史，讀到王荊公變法，每每慨歎不已。想當年大宋積貧積弱，王荊公以天下為己任，大破常格，興利除弊，變法圖強。然則，事與願違，不僅未能挽救危機，反而自己身敗名裂。程朱諸賢論及王荊公變法失敗之原因時，明確指出，王荊公不懂得儒學的精髓，當他說儒學之道時，已經背離了‘道’。陸九淵先生是同情王荊公的，但他也說，王荊公不懂得心是為政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李春芳接過徐階的話茬說：“元翁所言，振聾發聵！所謂世道之隆替係於人心，人心之邪正係於教化。靈濟宮聚會，眾人諷詠元翁《定性》《識仁》二篇，都說最好付梓刻刊，以廣其傳，使中外官吏皆得以學而獲教焉。隻要中外官員識仁、定性，則士風吏治翕然改圖，旋乾轉坤，真易如反掌！昔孔孟抱匡世之誌，棲棲齊、魯、宋、衛之間，曾不得一試以終其身；周、程、張、朱，間或登朝，曾未數月而退。而我元翁遇神明之主，受心膂之托，宣布道化，潤澤黎庶，豈非斯世之大幸乎！”
徐階笑著：“石麓，過獎了！”
我搖搖頭，口中連連道：“元翁當之無愧！當之無愧！”心裏卻在暗自慶幸《陳六事疏》沒有上達，不然，一定會在政見上與徐階迎頭碰撞，那就事與願違、弄巧成拙了。我覷了一眼徐階，又默念著：“老師業已老了吧！當今皇上垂拱而治，懶於朝政，勤於宴樂，大明江山一付重擔，老師擔起來何等沉重啊！老師已經難以負重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