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的自信、自尊和自負是他在革命和執政之間搖擺不定的根本原因。他是憑自身能力,瞧不起所有為自己高貴的出身感到自滿的人,不過他還是欣賞別人的自負,隻要這一自負體現在成就上。但在憲法上,他規定別人不能與他平等。他必須挑選最能幹的人擔任行政和其他職務來維護自身利益,然而他還要使群眾滿意:他兼顧人人平等個人利益。這些矛盾是衝突的根源。

精神和武力是他的武器,他在革命找到這兩種武器。“為什麽法軍如此勇猛?因為軍官們逃亡了,軍士由此當上了將軍。你可以率領一支擁有軍士的部隊,因為他們來之於人民。”多年來,拿破侖不予授予梅特涅和施瓦岑貝格榮譽勳位大十字勳章。但因他們在施瓦岑貝格的官邸救火中表現英勇,皇帝大發慈悲,才授予了他們。他弟弟荷蘭王濫發的勳章是不準在巴黎佩帶。他給弟弟寄去的給國王的備忘錄如下:

“這神聖榮譽標誌豈能給一個陌生人,給一個即將就證明是無賴的人呢?要清楚認識你的臣民!不應該輕易地滿足授勳的願望,正如不滿足外出打一天獵的願望那樣。應該把顯著的成就放在首位……現在你還沒資格將帶有自己肖像的勳章授予別人……”

他的自負使他證明沒有名門出身對一個有獨創性或非凡的人有好處。有阿諛奉承者提議,將他的一位意大利祖先封為聖徒,他將其視為愚蠢的行為。梅特涅給他看一張家係圖,這是在一張根據托斯卡納的波拿巴家族檔案編造的圖。皇帝氣憤地說:“給我拿走!”拿破侖在官方報紙上刊登了下麵這則啟事:“波拿巴家族始於何時的問題,告訴大家:霧月十八日。一個人欠了皇帝那麽多,他怎麽如此忘恩負義,如此沒教養,竟然炫耀他的世親問題?”有一次,有人在他的家係問題上與他爭執不休,他大怒道:“誰也不準把我當成一個國王來侮辱我!”

慢慢到了開始出現分裂的過渡階段。“我是國王們的布魯圖和共和國的愷撒。”這話的意思模棱兩可。“我知道我讓逃跑的是下層民眾;不是貴族;我知道我加官進舜的是貴族,不是下層民眾。”這話清楚明了。“塔西佗因使暴君害怕人民而受到誇獎——這對百姓來說是件壞透了的事。”這話隻準一個意思。

在此人麵前,誰也不會相信這句無意說的話:拿破侖在得到權力之前假裝讚同自由的原則,之後很快就違背了這些原則。恰恰相反,此時我們需要一次思想交鋒。這是那個自信的人必須解決的問題,他一直也沒有解決。

“我也是平民,他們和我心脈相連……貴族一直都是冷漠的,沒有仁慈。”這番話向我們明白他原來的性格傾向。正因他克服了這一傾向克製住他那天生的同情心,他才有如此成就。當然,獎賞分明的他曾因莊嚴的榮譽勳位飾帶裝飾他小孩的搖籃,他還曾讓塔列朗告訴稱他為“卿”的已被廢黜的西班牙君主應稱皇帝為“陛下”,這都是貽笑大方的行為。如果他的心情好,他會意識到這一缺點並加以改正。有一次,他在派歐仁還是派塔列朗去準備埃爾富特的“帝國會議”問題上猶豫不決,這時他突然以男子漢的氣概下定了主意:“受不受指責與我何關?我要讓他們看看我無所謂。”

皇位繼承權的有關問題被提出來討論,對任何人都是個重大的問題。“說我篡位是不對的。我不過是搶了路易保不住的空位而已。我要是路易,我就不會讓革命發生,不管這一變化使思想取得了多麽巨大的進步……我的優點是我的好運氣,我和帝國一樣是新興的。”但他不在乎這混亂的邏輯,反而更進一步,給他弟弟路易寫信說:“從克洛維時代直到救國委員會時代,在此期間發生的一切我都要管。凡是故意說出的反政府言論,那就是對我本人的攻擊。”

由此可知他的自負在捍衛正統性方麵如此有力了,他幾乎當真地接受君權神授的觀念(除此外的方麵他僅把它用作政治套語),他竟然要對那些國王的行為買單,正是這些國王的廢黜為他的升遷奠定了基礎!

他一生都在圍繞著這一地位問題左右為難。奧斯特利茨戰役後的那天晚上,在考尼茨城堡,奧地利和俄羅斯的旗幟、被俘的將軍、戰敗的指揮官發出的快信接踵而來,他都置之一旁,因為巴黎來了信件。後來凡是巴黎的信件他都這樣做,全神貫注於一封充滿了一個女人的流言蜚語的信,信上說,市郊反對政府的人已發誓永遠不再踏進宮裏。他氣憤說:“啊!這些人竟敢如此大膽?行吧,舊貴族先生們,我們等著瞧吧!”這是在奧斯特利茨戰役後的晚上!

這種仇恨就像是一個男人對一個不願嫁給他的女人所慢慢產生的那種感情。他必須不顧一切戰勝傳統精神。一天夜裏,在剛剛描述的那個場麵之前不久,他約同勒德雷爾從客廳來到彈子房玩耍,然後談了起來:

“你的參議院對貴族毫不憐憫,不存在支持帝國體製的團結精神。”

“陛下,它是聽從你本人的。”

“這我用不著。它必須聽從我的衣缽,無論誰擁有了它。衣缽應該足以保障其繼承人的安全。這是貴族精神,你們這些烏托邦缺乏這種精神!”

整個世襲的問題都包含其裏。它從這些話中理所當然地產生出來,促使了第二次結婚,因而又上演了悲劇性的結局。拿破侖不能獨自創造的隻有:孩子和祖先。所以他聯盟當權者,這了結他的子嗣問題,也可以讓他的孩子成為正統的出身。他並不真是平民中的一員,而是一個貴族,他這樣看待自己誰敢有意見?

“我特殊的地位。家譜學者想把我的家譜一直追溯到遠古年代,還有一些人說我出身於中下層階級。事實無從知曉。波拿巴家族是科西嘉的世家,名氣不大,但也比那些羞辱我們的蠢家夥強。”

這是一個十六歲青年口氣的小貴族的後裔,幾個伯爵在軍事學院裏取笑他,在巴黎的寄宿學校裏譏諷他。這正是支持君主政體的法蘭西貴族羞辱他時,那個年輕人在他寫作中使用過的字眼。他早年受辱的記憶銘記於心。沒有永遠難忘的淩辱,他對整個正統性問題很說不定是另一種看法,他的政治生活、他的家、他的命運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歐洲曆史也可能大變模樣。

他的自負在與法蘭西的鬥爭中同樣得到顯示。他並非純粹的高等貴族,所以他一輩子都否定自稱出身高貴的說法。同樣,盡管他表麵上是法蘭西人,他不具有法蘭西血統,所以他常譴責法蘭西人,就像他常批評貴族一樣。二者他都征服了,但對這兩種征服他充滿了擔心。

但他對法蘭西的征服勝於對君主政體擁護者的征服。因為他沒有法蘭西人的血統,法蘭西一直都不是他合法的配偶,她隻是他的情婦。他很清楚。他求愛、委身、拋棄,他從與法蘭西模糊的關係中感受到了生活中最大的樂趣。“我隻有一個愛人,隻有一個情婦:法蘭西。她對我忠貞不渝,她為我流血,無私地給予我她的財富。如果我需要五十萬人,她會答應我!”他責怪其情婦時就像個摔破醋壇的情夫,他“外柔內剛”地教育著她,他滿足她的一切願望,隻有他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以名譽和想像來構引她。所以,他勝利時她滿臉堆笑;所以,她把孩子交給他。

然而,情夫和情婦一直相互頂撞。他們總是互相妒忌。誰都想製服對方。聽聽他像一個暴虐的情夫那樣嚷到:“我發誓我所做所為都隻是為了法蘭西。我能給她想要的自由!”他站在客廳的中央,一邊大聲對客人說,一邊目光審視著他們。他經常對密友惡語相加:“還是原來的高盧人!還是那樣輕浮、那樣虛榮!這些何時能被自尊心所取代,期望有這一天?”

法蘭西人充滿疑惑。私地裏,他們就不能說拿破侖曾經寫給弟弟路易的那些話嗎?“由於你已加冕,你已忘了你是個法蘭西人,你全力說服自己是個荷蘭人。外國的環境讓你充滿想象,但它仍是外國。”勒德雷爾這樣描寫拿破侖:“他做了一件事。他們對他決不會像對拉斐德熱心(拉斐德對他們無任何幫助)。他們從心底裏欽佩他、尊敬他,因為他對他們有好處。”

他的自負的另一種形式,它最光輝的形式,也以悲劇而告終。“希望我是自己的後代,高乃依這樣的詩人會讓我想些什麽,讓我做些什麽、讓我說些什麽。”從他的少年到流放,在他出生和死亡的那座島上,曆史上類似的事件讓他逐漸有了自尊。他說,曆史是惟一真正的哲學。要是他對曆史不存在這種特殊的感情,拿破侖的生涯可能不會甚至完全不會是現在這樣。他的政治分析有兩個來源:曆史和想像力。前者是理智的,後者是感性的。隻有曆史是他棲息的地方。在這個世界裏他是唯一的,他一個人旅行,隻有曆史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中尉開始與愷撒一起騰飛。在羅什福爾,皇帝沉信地米斯托克利的英勇的榜樣,以此終止了他生命中活躍的時期。

在開始與結束之間,我們發現了若幹表達他的想像力運轉方式的跡象,這些跡象體現在古往今來曆史的重大事件。什麽原因讓他反對塔西佗和夏多布裏昂?因為他們告誡人民防範暴君。什麽原因讓他責怪行刺愷撒的人?因為這人想對昂吉安公爵的判決辯護。他擔任首席執政官時突發其想想寫幾章羅馬史,以證明“愷撒不想稱王,他被謀害是因為他想結盟所有的派別以恢複秩序”。他又補充說,愷撒在參議院裏遇害,那裏的四十個龐培人都是獨裁者的仇人。拿破侖背後的意思是他要清洗參議院,他也如此做了。

他以羅馬風格描繪了八個美麗的淺浮雕像的草圖,這些像要雕在凱旋門上,顯示他統治的業績。雕像要完全表達實際,隻是在表麵意義上蘊含著曆史的自負。他召集許多國家曆史學家和富於創造力的作家,和他們交談許久,以便通過他們為媒介贏得後世對他的讚揚。他覺得自己的肖像是如此逼真,他說亞曆山大從來沒有讓阿佩萊斯畫他肖像。大衛要把他畫成“騎在戰馬上的威風姿態”。他很興奮地坐在腓特烈大帝的書房裏擬定軍事命令;在無憂宮請這所房子前主人的傳記作者共進晚餐;在倫巴第欣賞奧古斯都的凱旋門;在埃及參觀龐培的柱形紀念碑,在這些紀念物上留上烈士的名字;在馬德裏和莫斯科研究腓力和葉卡捷琳娜的生活環境和習慣。但他對這一切的喜愛並不隻是審美趣味。他耗用的那些時間是史詩般的,那是拿破侖得到的真正的報答,那是他最初夢想的實現。

他不斷描寫著自己的曆史。年輕的將軍按時間順序記錄他最初的功績,他在那長長的畫卷後麵又添上一場場新的戰鬥。做這件事的是一隻藝術家的手,為的是永存不朽。有人把意大利王冠拱手給他時,他覺得不過是五年前的功勞,猶如從古到今的傳奇故事一樣:“幾年以後,我們在尼羅河岸上得知計劃失敗了,對這一壞消息我們感到非常傷心。但幸好我們的軍隊勇敢,當意大利無辜地以為我們還在紅海岸邊的時候,我們已到了米蘭。”此時,他竟然當眾踐踏法蘭西的憲法,使得亞平寧山上最卑微的民眾也知道他從埃及回來了。他在與教皇對抗時寫了一封長信又讓歐仁抄寫,這仿佛是歐仁寫給教皇的信。信中說,隻能把拿破侖比做居魯士和查理曼。

他在其生涯的顛峰時對他的奧地利大使說:“不要有問題出現,我是個羅馬皇帝,屬於愷撒家族最有名望的世係。夏多布裏昂曾把我與提比略相比,提比略隻能從羅馬旅行到卡普裏。好主意!圖拉真,奧雷連——都一樣的。他們是靠自己奮鬥成功的,他們使世界得到解放。你沒看出我與戴克裏先的政權之間的相似之處嗎?權力網終天下。在一個以尚武為基礎的國度裏,文職官員的權力無人能比……人注定要做愷撒的。”

名譽是他一生的目標,也是惟一的目標。他全心投入到了這一目標上:他對自己獨一無二的意識,他的使命感,他的榮譽感,他的尊嚴,童年時的夢想,青年時的理想,成年時的功業,失敗時的不安。未來是一幅巨大的未知的圖畫,吸引著他全部的想像。他的心願更像是關注後世的拉丁語的“Sloria”,而非當今人們歡歌笑語中的法語的“gloire”。一個精靈對不朽的追求激勵著他,盡管他知道他也是凡人之一。“碌碌無為地活著,蹉跎歲月,等於白來於世間。”

他修改了加冕誓言,發誓要保衛國家不容侵犯和人民安居樂業。他在諾曼底亨利四世的一個戰場上修建起一個紀念柱,柱上篆刻著:“偉人喜愛那些與他們趣味相同的人。”腓特烈的劍“比普魯士國王擁有的一切都珍貴”,但他平時也會想到未來。他讓為流浪者建房,他是如此告誡大臣的:“我們應給後世永存遺跡。”在他臨退位時,他拒絕賣國求榮,他的部分名望就來自對這些領土的征服。他在臨終時說出一段發人深思的格言,意義艱深,像他的命運一樣淒涼:

“對榮譽的熱愛就像是橫跨深淵上的一座橋,以此通往天堂。榮譽成為過去和未來的紐帶,溝壑把他與未來隔開。我留給後代的隻有我的名字,別的什麽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