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精力在人身上。很少與自然力發生碰撞,因為碰撞隻有失敗。一般來說,他要做的就是命令人們為他征服高山和路程。人是做工的基本,這位藝術家的精力和想像力注定在與人打交道中疲憊。隻要工作,就要征服他們。任何人也沒有拿破侖戰勝的人多。他不僅征服了軍隊和民族,還征服了不少優秀的人。
為實現這一目標,他走輕蔑的道路,並以榮譽和金錢作為方針。自信和經驗叫他了解,每個人行事都隻是出於利己行為。有些人由於貪婪或家族觀念的驅使而走向“錢”程;還有人力求公眾的賞識以滿足其虛榮心、野心。拿破侖不相信理想動機,完全依賴物質手段。雄心的衝動偶爾表現出渴望永載史冊樣子,這是違背他心願的事,但他人格的魅力偶爾要比別人精心計劃的其它**力還要大。歌德曾說:“拿破侖是為信念而生存,他不能理解理想動機的本質。就在他渴望實現理想的時候,他卻否認這種東西。”
然而,靡菲斯特式對人的理解與拿破侖完全不同,與歌德同樣大不相同。他說:“多數人心裏都種下了善和惡、勇敢和怯懦的種子。人性就是這樣誕生的,其餘的由教養和環境來完成。”由於二十年來他擁有的人性,每天對它的細致的了解是他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在拿破侖所使用的材料之中,最熟悉的就是人心。
他用東方的慷慨,為所有給他效力的人花錢。但對於個人的花銷而言是節儉的。他在執政時期說;“一個身經百戰的人會擁有一點財產,無論他是否願意。我的個人收入是八萬到十萬法郎,城裏的房子和鄉下的別墅。我還需要什麽?如果我與法蘭西之間相互有別扭的話,我會心安理得地退休,不再擔任公職……但周圍的每個人都在偷盜,部長們都軟弱。有些人一定儲存了大筆的錢……怎麽辦?法蘭西徹底腐敗了。它總是這樣,一個人當上部長就為自己建豪宅……你知道他們讓我付多少錢來整修杜伊勒利宮嗎?二百萬!……一定削減到八萬。我被無賴包圍著。”
勒德雷爾回答說:“你在軍事行動中花的錢肯定比國內侵吞的公款多得多。”
“所以我要注意我個人的花費。”
這次談話告訴我們國家元首對錢的看法。他自己什麽都不需要,並指責他周圍人的貪汙腐化與揮霍浪費;他承認自己發了戰爭財;更鄙視想要二百萬來修飾一座宮殿的工匠,而就他自己的想法而言,他認為一點錢也不該花。在大革命遺留下來的腐敗之中,他與軍用器材供應商和發戰爭財者作鬥爭。但他剛懲罰完這一件事,又給了元帥們不該給的收入,部分人每年可以拿到一百多萬法郎。作為執政官,他把那些盜賊從政府中清除出去;後來做了皇帝,他卻以過高的工資給同一個政府增加負擔。
盡管如此,與他關係好的人還是發了財,雖然沒有他的幫助。“等到我兩手空空的時候,”他對塔列朗說,“我就去找你。仔細告訴我,你靠我撈了多少錢?”
“我沒有錢,陛下。但隻要是我的東西,您隨便用。”
拿破侖與人打交道的方式根據原因而改變。想研究他技巧的各種變化,就必須將他利用的人分類。
將軍和元帥依賴於他最容易,因為他們有無數立功的機會;因為對於他們的效勞給予慷慨的酬報,他們變得更加富有。通過大量金錢,來達到兩個目的:在自己周圍灑滿光輝,讓最有權勢的軍官居於依賴狀態。看到這些軍人揮金如土,欠下債務,然後找他要求幫助,他感到高興。他把他們從富有引向貧困,然後又轉回富有。同時,他不給他們發揮獨創能力的機會,把重要的決定留給自己,這樣統帥也有機會證明自己是天才。他控製著在公告中提起時間和方式,由於他們的虛榮心和妒忌心,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擺布各位將軍。
結果,他們對他恨愛交集,這能更牢固地束縛著他們為他效力。可能他們之中隻有兩個人效忠於他:貝蒂埃和迪羅克,他把這兩個人的愛比做一個孩子和一條狗的愛。內伊說自己是一杆裝了子彈的火槍,無論何時何地,隻要一下令就開火。至於拿破侖,他隻對與他一起飛黃騰達的人有好感,並在回憶錄中讚揚他們。他稱讚德塞鎮定自若;莫羅的“直覺超過天才”;而拉納的“勇氣超過理智”,盡管他的理智後來大有長進;克萊貝爾追求名譽隻是為了享受;馬塞納沒有炮火射擊不會變的勇敢;米拉“沒有才智,但勇猛!他是個笨英雄”。拿破侖不能放棄這些與他一起飛黃騰達的人,哪怕他們幾乎都領教過他發火的滋味。瓦格拉姆戰役之後,拿破侖在他的帳篷裏對馬爾蒙大發脾氣,說他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一刻鍾以後又任命他為元帥。
有時對人的厭惡在皇帝身上占了主要位置。“有了這種想法,我甚至開始懷疑我的戰友,這讓我痛苦不堪,我想盡辦法打消這些可怕的想法。”但心裏明白是怎麽回事。拉納的死傷了他的心,實際上他根本沒有說過對外公布的的訣別話。他向梅特涅透露說:“拉納恨我。他受傷後叫了我的名字,我知道他快死了。他呼喚我就像一個不信神的人在臨死前呼喚神一樣。”
即便是他推崇的元帥表現出愚蠢或缺少勇氣,他會像罵小學生一樣地罵他們,盡管回想起青年時代的友誼也不能。他對朱諾說:“你的做法聞所未聞,特別魯莽……你對自己的軍事職責有一種特殊的見解。我認不出你!”在倫巴第對一位將軍說:“在你的指揮下都是貪婪大於誠實,但到今天才知道你是個膽小鬼。離開軍隊,我不要再看到你這張臉!”在西班牙,一位將軍投降了。六個月後,這個人在一次閱兵式上出現在拿破侖麵前。皇帝在隊伍中大罵他一通,並不聽別人的勸告。目擊者說,他訓斥了整一個小時。“一個人可以交出一座堡壘。戰爭難以預料,失敗隨時可能。任何人都也許被俘虜。這種事明天就也許發生在我身上。但首先是榮譽!指揮官的任務是打仗,如果他投降就該槍斃……一個軍人應該知道怎麽死。我們要麵對死亡……作為臣民,投降是犯罪;作為一名將軍,而是犯了愚蠢的錯誤;作為一個軍人,是懦夫的表現;作為一名法蘭西人,你的投降是可恥!”
他的坦率使同時代的外交官感到驚訝,他們不依賴坦率。“在外交方麵,機敏和攤牌比坦率更有用。外交官的花招已經過時了,他們的手段早就被揭穿了……什麽都沒有欺騙更能暴露弱點。”
在與英格蘭的戰爭重新開始之即,他告訴英國使臣,法蘭西需要很久以的才能與英格蘭在海上對抗,但又解釋說,他能很快把軍隊增加到四十萬。在申布倫,他對奧地利的談判代表說:“我要說的是:如果你們打敗了我,我會提出一些優惠的條件;但假如我打贏了,我提的條件會很苛刻。我需要的是和平。”
他在與君主打交道時詭秘。在他權力登峰造極時的年月裏,他不再去拜訪任何人。在蒂爾西特,他兩天內就反客為主;在德累斯頓,雖然他是國王的客人,卻是一副主人的派頭。他不與王後們打交道。路易絲王後乞求公正的對待時,他讓她坐下。“隻有這個方法才能更有效地阻止一個悲痛的場麵發生。人一坐下,悲劇就改為喜劇了。”
他的政策在那個黑人共和國效果不大。在波蘭做得更好一些,他試圖以慶祝活動和話語的形式把它爭取過來。對猶太人則做得更好。大革命賦予猶太人平等的權利,他們之中很多人在萊茵河畔放高利貸害人。拿破侖知道作為商人的重要性,所以沒有采取禁止措施。他想起了他們的法律和習俗,把他們的最高議院召到巴黎,該公會已有好久沒有開過了。他讓這一團體做出決定,成功地安排這一最高權力機構將高利貸給予禁止。但在西班牙,事情搞得一塌糊塗,忽略了所有的風險,讓約瑟夫“將畏懼灌輸給群氓”,以保證全體國民友好相處。所以,即便在他春風得意之時,他隻能用一種敬畏參半的心情看待他們,感覺他們神秘莫測。他到埃爾富特希望用戲劇影響德意誌君主時,告訴總經理不要演喜劇。“在萊茵河的這一邊沒有人懂喜劇。高乃依的(西拿)可以演,因為它描寫了重大的利害關係,還有一個表現君主仁慈的場麵,效果肯定不錯。”盡管他引述(西拿),雷米紮糾正他,說:“神任命了國王擔任這一神聖的職務。在這一職務上,過去是正確的,未來是自由的。誰擔任這一職務都不會被認為有罪,無論做什麽,都無懈可擊。”
“好極了,”皇帝大聲說道,“主要是對德意誌人,他們總有墨守相同的觀念,還談論昂吉安公爵的死!我們必須放寬他們的道德視野。這對德意誌中習慣憂思的人有好處。”他似乎是在談論德意誌音樂,對此他一竅不通,實際上他是在考慮德意誌哲學。它們都不合他的口味,他喜愛意大利的詠歎調和伏爾泰的智慧,說“康德是個默默無聞的作家”。這一觀念使他無法預見這一可能性:一個動作如此遲緩的民族終有一日會產生狂熱的情緒。
也許這個原因是不能理解的異族民眾。在意大利北部他的確取得了進展,因為他當時是個年輕人,他的想法太天真,被壓迫者的願望仍然記憶猶新,他是大革命的先驅。但這個獨裁者再也沒有機會把火炬傳給外國人了。但是他仍觀注民眾的意見。“一個統治者應該為民眾而服務,不必擔心他是否會使某某先生高興……領導者居高臨下,沒有黨派關係。誰進入了黨派,誰就是奴隸。”這是原則,但行動是另一回事。
盡管是在法蘭西,民眾看到的也是令人生畏的人。他們怕了他十年,但他第一次失敗之後人們產生了懷疑。“統治者對人民應該舉止莊重,”拿破侖說,“但不能奉他們,如果不給予他們一切,他們會覺得受了騙。你問我為什麽說威脅性的話?我說這樣的話是為了避免做出威脅的事!”
但這嚴厲終究與他坦率的性格和民眾的本能不相符,他不能通過名譽和金錢來引誘群眾,他給他們看標誌:王冠的加冕典禮、王宮、金碧輝煌和君主。但人們知道自己和統治者的距離越來越遠,他們沒有受騙。
盡管他知道這一切,並且采取仁慈的措施救濟窮人,但是永遠也無法抹去原來記憶。他從思量君主到思量民眾時,對同伴就不那麽蔑視了。民眾和君主都是用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說:“改變世界的聰明人從不是靠影響首領而達到這個目的的,主要把群眾發動起來。影響君主的人必定是個陰謀家,他的成果是二流的;而調動群眾的人是為了改變世界麵貌。”民主將他與民眾分開,他對議會製度說的雖然話不是建設性的,但非常重要:
“共和國是提高精神境界和包含偉大事物萌芽的政體。但正是因為它偉大,所以終究都要毀滅,它需要一個專門的管理機構來維護其權力,這肯定會影響專製主義或貴族統治。貴族統治是專製政體中最爛的,羅馬、威尼斯、英格蘭甚至法蘭西都是例證。共和國想實現強大,中央權力機構必須永遠建立在議會之上……但隻能通過腐敗來實現,腐敗是民眾的腫瘤,是中央權力機構中可怕的武器。君主立憲製這一應急的手段的誕生。有它的長處,但要等到議會普選以後,其職責是約束君權。”
拿破侖知道到了十九世紀相關的所有問題。可是他根本不懂社會問題,因為他自己的生涯是從社會問題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