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進入經濟建設時期，百廢待興與日新月異的國家形勢對社會主義文藝提出了新要求，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戲曲改革方針指引下，寧夏人民政府組建了國營的文藝團體，完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戲劇體製改革。此時，能夠演出話劇的文藝團體隻有寧夏文工團。據《銀川市誌》（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記載，該團前身係 1940 年成立的陝甘寧邊區“七七”劇團，1943 年 10 月改稱為三邊分區文工團， 1949 年 10 月來到銀川，改為寧夏文工團，有演職人員 60 餘人。

20 世紀50 年代初期，根據政務院《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改人、改製、改戲”的任務要求，國家對戲曲文藝工作實行了“三改”：通過舉辦各種講習會、進修班，對文藝工作者進行培訓，使其煥發作為國家主人翁和人民藝術家的光榮感和責任感；廢除舊戲班社盛行的徒弟製、養女製以及舊劇場中的陳規陋習，改為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團體；對有價值的劇本，重新進行整理和改造，使我國的戲劇事業煥然一新。通過這些改革舉措，全國的話劇工作者開始了新中國話劇再創業的事業。寧夏的話劇工作者也沉浸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邁氛圍中，由反帝反封建的話劇表演轉向了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熱情洋溢的歌頌。

這個時期，一些話劇打破了傳統戲曲寫意觀念和隨意賦形的舞美形式， 開始創作反映生活的現實性和尖銳性的話劇，有所創新的話劇內容更能吸引廣大觀眾的眼球，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據《銀川市誌》記載，寧夏文工團 1953 至 1954 年，排演了《白毛女》《人往高處走》《小二黑結婚》《小女婿》等話劇，這些話劇的演出，除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還反映了新中國的新思想、新風尚、新生活、新成就，從而歌頌了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農村生活的新變化。這時期的話劇傳遞著時代情緒，適應著新的環境，向著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新高度邁進。用新舊社會的對比，真實地反映了各族人民在新社會裏翻身解放和當家作主的喜悅與自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責任感和展現的精神風貌；此外，還塑造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湧現出來的英雄人物和新人形象，彰顯了新舊交替的時代精神，呈現了當代話劇良好的開端。但是，發展初期的話劇形式比較局限，導致這一時期的話劇思想與藝術質量上乘的劇作不多，這種情況持續到 1956 年全國第一屆話劇觀摩演出。

1956 年，第一屆全國話劇觀摩演出在北京舉行，來自各省（區、市）的 32 個多幕劇和 18 個獨幕劇參加演出，這可以視為新中國話劇藝術成就的一次檢閱。同年國家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進一步促進了新中國文藝的繁榮，出現了一批有特點的新創話劇，但是全國各地的戲劇行業依舊普遍陷入發展困難的狀況。參考《新中國戲劇史：1949—2000》（傅謹，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 年版）一書中的描述，浙江金華專署文化局在 1955 年的戲劇工作總結中記載，今年以來除極少數劇團外，一般劇團都因藝術生產極慢，新戲好戲少，演出的質量提高不快，滿足不了群眾因政治水平和欣賞水平提高所產生的新要求，因而上座率銳減，旺季亦成淡季，已成為一個當前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由此可見，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我國的話劇事業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製約，正處於恢複時期，此時國家的相關部門也正通過各項措施逐步振興話劇。

這一時期，人才短缺等因素製約著寧夏話劇的蓬勃發展，使其處於一種低迷的狀態，這種情況直到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後才得以改善。寧夏回族自治區的籌建工作得到黨中央的大力扶持和各省（區、市）的熱情援助。中央決定從 1958 年起，從各省、市抽調一批文藝人才和各類技術人員來寧夏支援建設。據 2018 年 5 月 29 日《1958：銀川成為寧夏首府的過程及意義》一文描述，為了支援和發展寧夏的文化藝術事業，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前夕，在中央有關方麵的支持和協調下，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話劇團、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人文工團和話劇團等文藝團體部分演員來到寧夏支持文化建設，初步活躍繁榮了群眾文化事業。1958 年 6 月 25 日，在話劇人才得到一定補充後，寧夏文工團成立了話劇組，組長由張永康擔任，有成員10 餘人。同年 10 月 25 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可以說，此時寧夏的話劇隊伍有了初步的建立，開啟了寧夏話劇事業發展的新紀元。

1958 年至1959 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演員訓練班畢業的一批學員楊保豐、尤小辛、唐立玲、劉卓、劉名楷等人來到寧夏，壯大了寧夏話劇隊伍，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這批話劇人才在之後很長一段時期成為寧夏話劇舞台的主力。1959 年 2 月，寧夏文工團話劇隊成立，由肖冬擔任隊長。

這一年，話劇隊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演繹並塑造了楊子榮這個無產階級英雄形象。《智取威虎山》劇本源於曲波 1957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這部書出版不到半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便將其中的第 10 章到 21 章改編成四幕九場話劇《智取威虎山》。這個劇目引入寧夏上演後，受到觀眾歡迎。1959 年 9 月 6 日的《寧夏日報》評論該劇：“這次演出， 在向戲曲學習、突出民族風格方麵做了嚐試。首先在開幕前利用觀眾熟悉的說書形式，很自然地把戲和小說聯係起來。在表演上，特別是在第六場、第八場中，演員在形體動作和對話上運用了戲曲的表演方法，增加了戲劇氣氛。其次還采用戲曲布景的方法，如森林雪景利用室內布景，僅用一個景片，這樣雖然簡單一些，卻很適合到農村、礦山演出。”“賈康曲同誌扮演的楊子榮比較成功，他動作幹淨利落，吐字清晰有力，較好地塑造了一個機智、勇敢、忠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堅強戰士。劉占坤同誌扮演的李勇奇也較好，不過在台詞上有些音還不準，動作有的地方還欠準確……”由這些評論可見，50 年代傳統戲曲對新中國話劇無論從表演形式上還是從題材內容等方麵，都提供了極大的參照和有用的借鑒，二者之間的交集頻繁程度超過了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1961 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文工團分兩次調來一批話劇文藝人才，如李再玲、韋岐琴、王德龍、蔣廷藩、範道茂、程添森、劉蓉、白永超等人， 他們再次為寧夏話劇表演隊伍注入了新鮮血液，寧夏文工團話劇隊有了一定規模，完全具備了獨立演出的條件和能力。同年，寧夏文工團話劇隊隊長由賈康曲擔任。這年排演的話劇有《紅花》《借刀》《楊柳春風》等劇目， 這些劇目集中反映了社會主義教育之下，農村出現的新氣象以及共產主義新風尚，突破了舊思想舊意識的束縛，但在創作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963 年，寧夏文工團話劇隊在新的曆史發展階段，根據自身的表演力量，排演了《年青的一代》《霓虹燈下的哨兵》《千萬不要忘記》《兵臨城下》等一批外省引進劇目。這些話劇大都取材於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其主題彰顯革命傳統的延續。這些劇作在舞台上呈現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人接受革命傳統和階級鬥爭教育為主的內容，如《千萬不要忘記》《年青的一代》就是這樣的劇目，相比之下，《霓虹燈下的哨兵》在戲劇觀念上具有新變化，為當代話劇帶來了新的衝擊力。

20 世紀 60 年代，寧夏尚未產生自創劇目，主要演出國內具有影響力的話劇作品。這些話劇一般圍繞社會主義新思想戰勝殘留的封建舊思想的人物事跡創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1963 年，寧夏文工團因為表現突出， 被自治區政府授予了“全區先進單位”的光榮稱號。這也表明，雖然當時寧夏文藝處在全麵建設時期，話劇還在成長期，但是寧夏的文藝工作者依然堅定站在黨的旗幟下，為黨的主題宣傳服務，在寧夏精神文明建設中作出突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