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製造和加工多種零件的世一精密公司的鄭泰燮社長的故事。
鄭社長收到了一家公司的收購提案，希望收購其世一精密的汽車零部件製造部門。最近幾個月，世一精密因嚴重的資金困難而陷入困境，想從銀行獲得追加貸款，但由於擔保不足而變得難上加難。然而，該公司處於必須以某種方式打開活路的迫切狀態。
鄭社長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籌集運營資金來挽救公司，因此決定賣掉這個像自己孩子一樣的部門。鄭社長與收購提案人進行多次協商後，最終與其簽訂了以5億韓元轉讓汽車零部件製造部門的轉讓合同。這些融來的錢像久旱逢來的甘霖一樣，被精打細算地用在了振興世一精密的刀刃上。
但沒想到的是，鄭社長因為這件事被以瀆職罪起訴。起訴人是世一精密的股東裴重烈。起訴人裴重烈的邏輯是這樣的：汽車零部件製造部門是世一精密的重要業務部門之一，因此，如果想將其轉讓給他人，就需要通過《商法》上要求的股東大會特別決議。但是鄭社長沒有經過這樣的程序就將部門進行了轉讓，因此違反了《商法》。而且，在沒有得到股東同意的情況下，出售最具盈利性的業務部門的行為確實犯了職務上的瀆職罪。
鄭社長慌了。也就是說，鄭社長在轉讓部門的時候，以為隻要寫好合同就可以了，但不知道要召開股東大會。因轉讓獲得的5億韓元全部用於公司運營，事實上不僅沒有給公司造成損失，而且還挽救了處於危機中的公司，即使自己違反了《商法》上的程序要求，也不應被指責為瀆職。對此，鄭社長眼前一片漆黑。
裴重烈在向警方提交指控狀後，又提交了要求嚴懲鄭社長的陳情書。鄭社長被傳喚至警察署和檢察廳接受了不止五次的配合調查，並最終被起訴，要接受審判。
我受被起訴的鄭社長的委托，擔任該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我先了解了起訴人起訴鄭社長的真正意圖。起訴人裴重烈與鄭社長是在社會上認識的，兩人像朋友一樣相處。五年前裴重烈看到了世一精密的增長潛力，投資了2億韓元。但是，由於世一精密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快速發展，裴重烈改變了主意，要求鄭社長返還其投資資金。
事實上，從法律上看，鄭社長沒有向裴重烈返還投資資金的義務，因為投入資金以換取公司股票的投資與放貸的性質是不同的。例如，有人認為科斯達克市場上K股票很有上漲的潛力，所以在股價較高時買入，幾個月後，該股票價格下跌，買入股票的人不能向K公司要求“我以高價買了你們的股票，結果蒙受了損失，請返還投資本金”。投資帶來的損失，不管在哪裏，都要由投資者自己承擔。
與此類似，鄭社長沒有法律義務返還裴重烈的投資資金。但是鄭社長出於道義上的歉意，打算即使借債也要把投資資金還給裴重烈，然而這並不能如裴重烈的意。
裴重烈希望從轉讓部門所獲款項中獲利。因此，當鄭社長將轉讓所獲的全部款項用於挽救公司時，他心生恨意，並將程序上的問題視為發泄點。這樣看來，起訴人的意圖並不單純。但是，這一點在調查過程中似乎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我決定在審判過程中強調這一點。
第一次開庭審判的時間是十一點，我和鄭社長提前了三十分鍾到達法庭。鄭社長很焦急。我們坐在旁聽席上旁聽了排在前麵的案件的審判。十一點以前的案件都是國選辯護案件[11]。
其中，第四起案件的內容是這樣的：被告人是一名二十三歲的男子，在酒館做兼職服務員，目前已被拘留。事發當天，他在酒館與喝醉的客人（四十五歲男性）和其鄰座的客人（三十歲女性）發生了爭執。被告人出麵勸架，結果該男子因被告人的推搡摔斷了兩顆牙齒，麵部也受到了擦傷，需要六周才能痊愈。
從案件本身來看，被告人很冤枉，但問題是受害者受到了傷害。在這種案件中，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間的協議非常重要。但酒館老板推脫說“不知道”，而被告人可能因為家境困難而無法與原告達成協議。對於這種情況，可能有人會反問“這不是正當防衛嗎？”但從韓國法律來看，正當防衛實際上幾乎不被承認。因此，隻能認定被告人是加害者，喝醉的客人是受害者。
被告人在兩年前也曾因摩托車交通事故被罰款，因此如果此次不能達成協議，有可能被判處實刑。另外，受害者向法院提交了陳情書，表示希望對被告人進行強有力的處罰。自己受傷了，醫藥費很高，但被告人沒有采取任何措施。
負責審判的法官麵露難色地看了看被告人，然後問國選辯護人：“這件事不能達成協議嗎？被告人好像不是故意的……”
國選辯護人帶著為難的表情回答道：“原告態度堅決，要求被告支付賠償金，但被告的家庭情況很難負擔。”
法官又問：“原告要求的賠償金是多少？”
“1000萬韓元，包括治療費和今後可能發生的後遺症所需的費用。”
法官歎了口氣說：“那麽，對於1000萬韓元，被告人方麵不能籌措嗎？”
這時，一位婦人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法官麵前。法警急忙製止，婦人雙手合十央求道：“法官，我是那個孩子的媽媽。”
法官向法警做了個手勢，示意沒關係。婦人沒抬頭，哽咽著接著說：“法官，我很抱歉，都是我沒有把孩子養好。因為我受傷了，被之前打工的餐廳炒了魷魚，孩子隻好自己出去賺錢，然後就……”
哭哭啼啼的婦人看向身穿藍色囚服的兒子，陷入了哽咽。法官也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問道：“孩子的母親，您不能和原告達成協議嗎？如果達成協議，孩子就可以被判處罰款或緩期執行。”
“丈夫很多年前因病去世，我一個人把兒子養大，一點積蓄都沒有。法官，如果您能釋放我的兒子，我們一定努力工作，無論如何都會籌集到賠償金。”說著，婦人直掉眼淚。
法官似乎也很為難，雖然不斷看向國選辯護人，但沒有辦法，隻好結束了審判。檢察官要求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宣判日期定在兩周後。
這時，鄭社長突然拉住了我的手，把我拉出了法庭。
“律師，我可以替他付賠償金嗎？別人能代替他支付賠償金嗎？”
“什麽？”
我一時不知其所雲。鄭社長的眼裏充滿了憂慮。
“隻要被告人同意，就可以代為支付。”
“如果達成協議，他能被釋放嗎？”
自己麵臨刑事審判的人還在擔心別人。
“是的，隻要達成協議，就可以酌情處理，可以判處罰款或緩期執行然後被釋放。剛才法官也是這麽說的。”
鄭社長露出了滿意的微笑，說：“啊，那就有辦法了。我看到那個大嬸就想起了去世的母親。律師，我會準備錢的，請您幫我幫他一下。”
從審判記錄上的鄭社長的履曆來看，他是在單親母親的養育下長大的，因此，對貧窮的年輕人產生了共情。這起案件的審理結束後，我找到走出法庭的國選辯護人，和他交換了名片並約定保持聯係。接著，我和鄭社長連忙走進法庭接受庭審。
當天，鄭社長的庭審簡單地結束了。檢察機關申請將起訴人裴重烈作為證人，並定好在一個月後的下一次庭審中對裴重烈進行證人質證。審理結束後，我給國選辯護人打了電話，解釋了前因後果，對方似乎也對該案件深有感觸，對於鄭社長的提議毫不猶豫地說：“真的很感謝。”
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國選辯護人聯係了原告，表示已經準備好了1000萬韓元的賠償金，並得到了“如果收到賠償金，就會寫‘不予處罰請願書’”的明確答複。我從鄭社長那裏得到了賠償金，並將其轉交給了國選辯護人。國選辯護人將賠償金匯給了原告，從原告那裏得到了不予處罰請願書並提交給了法院。兩周後，那個年輕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期一年執行，並被立即釋放。
一個月後，又到了鄭社長的開庭審理日。原告兼證人裴重烈為了證實鄭社長的瀆職嫌疑，參加了庭審。檢察機關簡單的主訊問結束後，接著是我的反對訊問。我主張鄭社長雖然在業務處理過程中沒有經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在程序上存在問題，但完全沒有對公司和股東造成損害，也沒有這樣的主觀意圖，而且，轉讓相關業務部門是以挽救公司為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並對此展開了激烈的法庭攻防戰。但是裴重烈始終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堅持主張鄭社長的瀆職是顯而易見的。
這樣，主訊問和反對訊問結束後，作為審判長的法官進行了簡單的補充訊問。這足足持續了一個小時。審判長認為，起訴人執意要求返還資金，但事與願違，於是以瀆職罪起訴鄭社長，並多次提交陳情書，執意追究鄭社長的責任，使其陷入困境。
“原告是希望世一精密做得更好，還是想盡快收回投資資金？雖然說是為了世一精密而起訴，但最終不是為了收回投資資金嗎？這不是以壓迫被告人為目的的起訴嗎？”
麵對犀利的提問，原告難掩惶惑。庭審氣氛似乎朝著對我們有利的方向發展。
兩個月後，在刑事審判一審中，鄭社長被判無罪。將公司的特定業務部門轉讓給第三方時沒有經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這雖然在程序上存在問題，但根據該特定業務部門當時的銷售能力等因素來看，很難將其視為重要的業務部門，因此很難認為該業務部門的轉讓必須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業務部門轉讓的對價所得全部歸公司所有，被告的行為並未使公司蒙受任何損失；轉讓對價適當；原告為了收回自己的投資資金，以對被告人施壓的手段利用該事件進行起訴。上述情況是為無罪判決的理由。
幾天後，我接到了國選辯護人的電話：“曹律師，您辯護的案件被告人被判無罪，恭喜啊！我把鄭社長替我的委托人支付賠償金的事情告訴了法官……”
“啊！原來是這樣啊！原來負責我代理的案件的法官也知道這件事啊！”
這樣看來，也許不是我的錯覺，在庭審過程中，我發覺法官看鄭社長的眼神與看普通被告人的眼神略有不同。最終，鄭社長的善行兜兜轉轉幫助了他自己。
鄭社長管的“閑事”還沒有到此為止。他把自己幫助過的那個年輕人聘用為自己的司機，並介紹他的母親去自己常去的餐廳做幫工。據說，那個年輕人把鄭社長當成了恩人，對他特別恭敬。
這件事讓我想起了一位長期研究《周易》的朋友的話：“改變固有命運的一個可靠方法是為周圍的人做好事。給饑餓的人送飯，給孤獨的人以陪伴。用中國人的話說，這就是‘積善’。通過這種行為，我們可以聚積好運，化解阻礙自己的壞運氣。”
我並不是無條件地相信這樣的話。隻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認識到，很多事情之間具有因果關係。造福別人的人總有一天會得到同樣的福氣，作惡的人總有一天會像中了回旋鏢一樣自食其果。比多積攢幾分錢更重要的是積累自己的善行。有時候，就像魔法一樣，那一抹善意的餘韻可能會改變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