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京，周歲就要三十。住在家裏，完全沒立起來。而且，就因為沒結婚，哪怕西單的大悅城過去都是我和發小玩過家家的地方，自己也依舊被人視作在這座城市“還漂著”。
爸媽都算是老北京，但從小到大，家裏條件永遠是溫飽有餘，小康不足。印象中，家裏所有的碗和碟子就沒有刷幹淨過，喝水杯子上也都爬滿陳年風化的汙跡，花色土氣的枕巾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更換。回想一番，真是邋裏邋遢的三個人。
但作為這個家庭裏的孩子，我絲毫不介意，今後也不打算介意。父親自五十五歲那年就一直有抑鬱症，情緒是持續地壞，連時好時壞都沒有過。平時他和誰都沒話，經常獨自坐公共汽車去遠郊區，門頭溝也好，平穀也好。但隻要喝上半錢任何酒，就會變得極為健談，“百憂解”一直都沒有斷過。我媽呢，早早便內退了，連我都記不清那是她四十幾歲還是五十幾歲時發生的事，之後便一直把全部鬥誌和熱情傾注於花鳥魚蟲。但養的魚相繼過世。
在我們這個穩定了三十年、也得過且過了三十年的三口之家裏，貓已經常駐了十八年。最近，她常常因為衰老而在昏睡中猛然從沙發靠背上跌下來，把全家、包括它自己嚇一跳。
我上班的地方是個公關公司，美國的，照理，在業內還不差。而且，名稱也在去年被更正成什麽公關谘詢公司，但其實每天幹的還是雞零狗碎的活動後勤。
老板叫艾華謙，是個來自西雅圖的美國中年大叔，有著一半日本血統，但這並不妨礙他保有所有美國大叔都有的“雙手抱頭並蹺二郎腿”強迫症。
搞公關的畢竟是女人紮堆。艾華謙每天被眾多長發離子燙腦袋環繞，裏麵還夾雜幾個韓式梨花頭，他一定覺得自己英俊並能呼風喚雨吧。
說起來，自己在公司也才待了三年，但似乎卻走到了內心的邊緣。在這樣的公關公司，即便是給你一個客戶總監的頭銜，幹的依舊是滿場子遞麥克風、查麥克風和收麥克風的活兒。所以，最近半年，自己的職場戰略明確演變成了：混著，靠著，耗著，熬著。
倒不是幹活眼高手低——捫心自問，我也早已練就加班心如止水、時刻一臉商業笑容的境界。但不知為何，待在距離離子燙腦袋們和艾華謙幾丈遠的地方，常常有一種覺得自己很愚蠢的感覺。簡直活脫脫一個三十歲的蠢娘們兒。
然而，跳不跳槽，對我來說卻是個假命題。早已看透，這世界上單位還不都是一般，而且隻會一個個向愈加狼性的方向發展。我自知，許多同齡人在沒名沒姓的破公司沒鍾沒點地幹，一個月幾千塊但壓力大到謝頂之人大有人在。能待著就待著吧，我對自己說。
早年，我還有個喬安。自己類似這樣不說難受、說了矯情的苦水，總還可以源源不斷往她那裏排。在我待字的閨中，算得上的，曾經隻有這一蜜而已。
但這種無話不說的關係，在喬安交上穩定男友後，就日漸寡淡，直到幾乎形同陌路。其實一開始，我還曾數次做電燈泡，與喬安和她的男友三人行，跟著傻樂傻玩，一塊唱卡拉OK、看電影和吃自助，但最終被一種類似喪家狗的感覺打敗。想也是沒必要頻繁互動了。
實習生茜，隻是公司那一打兒長發離子燙腦袋中的一隻。在這個夏天，她成功躋身為美國老板承歡膝下之流。
說實話，茜沒有任何讓人過分厭惡的地方。如果她能收斂一下刺探別人電腦屏幕窗口，以及永遠嗲聲嗲氣的行為，我也許會考慮把自己抽屜裏多餘的飛利浦耳機借給她。
關於公司的實習生文化，老板艾華謙其實曾有所指示。
早在我初到公司那一年，一個眼神像小動物一樣愣頭愣腦的男實習生，曾誤把艾華謙的手機號給了保險推銷，並在一次公關活動的邀請函上把老板的姓名錯打成“艾華嫌”，導致老板在周會上厲聲說：“我不願教猴子使用工具，然後再看他們如何搞砸。我願意用本來就會使用工具的人！”然後，艾華謙氣得鼻孔微張，卻依舊在轉椅上雙手抱頭，並堅持蹺著二郎腿。
打那之後，公司在吸納實習生方麵一直頗為消極，直到茜。
曆來，能到這個公關公司打工的實習生都要靠些關係，往往都是“艾華嫌”關係戶的愛子或愛女們。據說，茜也是靠關係進來的。當然，這點毋庸置疑。
茜第一天來公司，穿著與年齡不太相符的職業裝，但是上身的小西服十分瘦長妥帖，領子和袖口處還有暗花的蕾絲，打底衫的領口也開得頗低，料子絲滑。墨綠色的細跟鞋昭示這個年齡段的年輕女生少有的一點嬌豔。
論姿色，茜10分中大概可以得6分，但完整平滑的皮膚和一雙筆直的長腿實在是加分不少。
艾華謙在例會上簡短介紹她後，她便乖巧地用中規中矩的中式英文和日式純情進行了自我介紹。這一下，引得公司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四位男士，幾欲喜不自勝地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