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悠犁
我不是醫生，也不是護士。這輩子壓根兒不具備那個才能和興趣。隻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環境中，我當上了草原的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這個詞，產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文革時代”的南方農村。那裏的鄉下人長年打赤腳，和當地人融為一體的知識青年們雖然也打赤腳，勞動之餘卻背起了藥箱，走門串戶看病，深受缺醫少藥的農民歡迎。這個詞也就應運而生，含有一種親昵的味道。
按今天的眼光看，沒有醫生資格就隨便給人看病開處方，無異於犯法。但在窮困偏遠地區，卻起到了救死扶傷的作用。況且那時的中國也沒有什麽像樣的法。那股熱風一直吹到了北邊的大草原，我們這些有點知識的北京插隊青年搖身一變，成了草原上的赤腳醫生。其實應該叫馬靴醫生才對，這裏是絕對不能打赤腳的，要是趕在冬天打赤腳，腳丫子肯定要凍掉的。
第一針就打錯了
公社要舉辦赤腳醫生培訓班，每個隊選幾名知青參加。這個消息很快在草原上傳開，我也被趕鴨子上架，成為其中一員。倒不是喜歡，主要是好奇，同時也覺得是個本領，不妨一試。知青中的確有人愛上這一行，好幾個同伴回城後上了醫學院，現在成了北京幾家大醫院的醫生呢。但我卻遠離此道，大概從我打第一針起就注定了我不是這塊料吧。
草原雖然還保留著原始的遊牧習慣，但組織卻是現代式的。那時“旗”（相當於漢族地區的縣）的下麵是人民公社，公社下麵是生產大隊，大隊下麵是小組，也就是各個遊牧組。公社主要從事行政領導，黨委書記都是旗裏派來的國家幹部。經濟和生產管理等都在大隊，屬於大隊經濟核算製，由大隊黨支部負責全麵工作。
公社有醫院，那裏都是些正規醫生和護士。隻是人數有限，沒有力量去基層大隊巡診，大病號要直接到公社醫院就診才行，下麵的蒙古包實際上等於無醫無藥。
這次學習，有醫生專門給我們講課和做簡單實習。“文革”全國停課兩年後，我們這些中學生又有機會學習，大家都覺得挺新鮮，甚至還有一點激動呢！
我第一次聽人講醫學知識、各種病的區別和用藥常識，小筆記本記得密密麻麻。最後實習注射時由學員互相打針。隻記得醫生說紮針時要狠點，針頭離皮膚還有一點距離的時候猛地紮下去，有個衝勁，這樣皮膚就不會感到很疼。如果針頭觸到皮膚後再生硬地往裏捅，就會感覺非常疼痛。對方給我打針的感覺我已經忘記了，我給對方打的時候下了好幾次決心，懸空掂了好幾次針管，都不敢一下子紮下去。猶豫了半天，結果還是針頭接觸了對方皮膚以後紮進去的。捅的時候，看得出對方皺起了眉頭，疼得齜牙咧嘴的。
培訓結束，公社醫院給各隊發藥，然後再由各隊分配給小組。因為藥量有限，同一個藥盒裏也有裝兩種針劑的，當然都是本人自己裝了。然後我們背著鼓鼓的藥箱興高采烈地回到各自的蒙古包。經過一周的培訓，我成了我們大隊第六組的赤腳醫生。
很快有了第一個病號。組裏一個年輕的女牧民身上起了一片又紅又癢的小疙瘩，看樣子是濕疹類過敏症，我決定給她打針。這是給患者的第一針，我很緊張。我把針消了毒，小心翼翼裝在針盒裏，然後尋找我要用的藥。我在一堆藥盒裏翻了一會兒，看到盒上寫著“撲爾敏”三個字，迅速拿起來向牧民走去。
我用酒精棉給她的皮膚消毒以後，取出針管並插好針頭，然後從藥盒裏取出一支水劑。用鑷子敲開藥瓶的時候還挺順利，齊齊地削掉了頭部的細管。因為如果敲不好，可能會把瓶子整個敲碎。我迅速把針頭插進小瓶裏吸藥水，然後準備給病人打針。因為在公社練習紮針時不大成功，我的心思完全集中到如何紮上了。我掂了掂手裏的針管，猛地一下紮進女牧民的皮膚。這次成功了。看到女牧民臉色依然柔和，我鬆了一口氣，心想我還是可以學會的。
接著我開始收拾扔在地上的空藥劑瓶。等我拿起空瓶子時，上麵的字一下進入我的眼簾：“阿托品”，我頓時呆了。我反複看了幾遍，的確是阿托品。但藥盒上寫的是“撲爾敏”呀！怎麽會混了呢？我腦子裏一下成了空白，心也咚咚跳起來。我想起來了：在各組分藥的時候，我在撲爾敏盒裏放了一半的阿托品。是我自己裝的，怎麽忘了呢？這麽大的事，為什麽沒有在藥盒上麵寫字注明呢？我驚惶失措，悔恨交加，但也不敢在牧民麵前表現出來，隻想下一步該怎麽辦。隊裏的另外一個赤腳醫生趙昕，就在附近不遠的組裏，比我醫學知識多，隻能求她想辦法了。我趕緊找了一匹馬，騎上去找她。一路上我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
路很近，我很快找到她。跟趙昕急急說了情況以後，她立刻狠狠批評我：“這是人命關天的事，你為什麽打針以前不好好看瓶子上的字？”我說：“現在講這個也沒有用了，趕緊想辦法吧！”我幾乎是在哭著求她。她馬上翻出醫書，查我打的那支阿托品的劑量和副作用，並告訴我：“那一支是極量，很可能出事。目前最好打一支解毒藥，要是有仙鶴草素就好了，可惜我手頭沒有。公社醫院太遠，遠水也解不了近渴。”
“那怎麽辦呀？總得想點辦法呀！”我急得拉著她的手，淚水在眼眶裏打轉。看我丟魂喪膽的樣子，她隻好說：“不管怎麽著，先去看看再說吧。”她迅速騎上馬跟我去看患者。一路上我想：“如果這個女人死了，我隻能坐牢了，一輩子就這麽完了。”我害怕極了，覺得天昏地暗。
到了牧民包附近我倆下了馬，發現沒有什麽動靜，如果出了事，肯定不是這個氣氛。我跟趙昕進了牧民的蒙古包，看見那個年輕女子半坐在地上。所謂半坐，就是一隻腿跪一隻腿蹲，蒙古包裏女人最常見的坐法。她穿著縫製合體的綠色蒙古袍，襯出高大豐滿的體型，正往灶裏添牛糞燒火，看見我們兩人後靦腆地一笑。趙昕目不轉睛地看著她，看得女人臉都紅了。趙昕問她：“你覺得身上有什麽地方難受嗎？”她搖了搖頭。
趙昕鬆了一口氣對我說：“看樣子不大要緊，咱們再等等吧。”我們大約等了半個小時，那女人沒有什麽變化，趙昕用手電筒照了照她的眼睛，告訴我：“瞳孔有點放大，這是阿托品的副作用。但總的來說問題不是很大。”看看沒什麽要緊了，我送趙昕回去。她一邊走一邊教訓我，我無話可說，隻能默默點頭。後來我猜想，阿托品是治肚子疼的，草原上的女的大概經常這疼那疼的，那女人又很高大，所以極量的阿托品才沒有帶來可怕災難。
草原上雖然閉塞，這種消息還是不脛而走，很快全公社的知識青年都知道了我的這件糗事。後來去公社買糧食，特別是碰到別的隊的男生，他們騎在馬上，遠遠看見我就高聲大喊：“聽說你給牧民打錯針了，真有兩下子呀！哈哈哈！”我無地自容，知道自己成了知青中的笑柄。
以後再打針的時候，我都要把針瓶上的字顛過來倒過去看上四五遍，確信絕對沒有錯以後，才敢紮下那沉重的一針。
給初生嬰兒打針
不管我多麽害怕給人打針，我還要繼續打下去，因為組裏就我一個赤腳醫生。
每天早上一起床，隻要想起今天要給某人打一針的時候，我就開始渾身不自在：心跳、出冷汗、無所適從。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大概是得了打針恐懼症。直到打完那針之後才算一塊石頭落了地，才能有心思幹其他事。這種狀況持續了將近一年，直到我完成給一個初生嬰兒注射的任務後，這種恐懼感才逐漸化解。
初到草原的人，無不為草原的遼闊和美麗而驚歎：雪白如雲的羊群，黑壓壓的牛群，奔騰無羈的馬群和點綴在綠海之中的雪白蒙古包，都給人夢幻般的奇想；如蓋的蒼穹和夜晚的繁星亦令人心馳神往。在羨慕馬上牧民的矯健雄姿和蒙族姑娘壯美的身材外，也看到了另外一種難以相信的景象。
那個年代，城裏都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但在少數民族地區卻沒有這個限製。這裏人口很少，我們大隊恐怕也就百十來個人。全公社三個大隊，方圓幾百裏，不會超過一千人。牧民家裏的孩子也不多，好多孩子還是養子。嚴酷的自然環境和缺醫少藥是一個原因，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也促成了這個事實。性病的長期流行，使很多人失去了生育能力。為此，政府曾幾次把外地的孤嬰成批送來，據說五十年代就有一批來自上海的嬰兒被送到這裏。
草原牧民熱情好客，串門是一個習慣。尤其對我們這些來自城裏的年輕人，大家都爭先恐後地邀請。我們到處串門，家家都得去，家家的奶茶都得喝，有時肚子都撐得走不動了。如果能在牧民家裏過夜，他們更高興了。我們隊裏有個年齡很小、來自呼和浩特市的蒙族知青，隻有十四歲，因為會說蒙語，串來串去跑得最快，經常給我們帶路。一次他剛進一家後，就神色驚慌地跑出來告訴我們：“不好了，不好了，看到妖怪了！”接著比手畫腳地說：“我看到一個可怕的老太太，沒有鼻子。”我們不相信，等進了這家以後也都一愣，眼前的老太太在應該有鼻子的地方隻有兩個鼻孔。
後來才知道，這是梅毒後遺症。解放後，政府曾多次免費為牧民治療，現在有這種病的人已經不多了。但還不能說徹底根除。隻要人們的生活習慣不從根本上改變，就還有傳播這種性病的土壤。這些老年人早年得病，所以留下了嚴重而明顯的後遺症。我們在驚愕之餘，也為他們悲哀。
梅毒病聽起來可怕，但有特效藥治療，方法也十分簡單。隻需肌肉注射油質盤尼西林，也就是青黴素。根據年齡大小，一次打一小瓶或者兩瓶，一個星期為一個療程，不行再來一個療程，一般就根治了。以前公社醫院曾搞過幾次大規模治療，分期分批讓牧民住院，免費給大家治好了。問題是有人不注意，再感染的人也有。父母有梅毒，生下的孩子就容易患有先天性梅毒，但隻要及時治療，可除去病根，不會影響以後的成長。
我們組剛好有一家生了個這樣的女孩，任務自然落到了我的頭上。當我知道自己要給一個出生才兩三天的小孩打針，而且每天打，連續打一個星期的時候，真是不勝恐慌，但也不敢拒絕。第二天早上我拿了針和藥，戰戰兢兢去了嬰兒的家。
油質盤尼西林就跟牛奶似的呈白色，但很黏稠，抽進注射器和給人注射的時候都很費勁，也費時間。“打在哪裏好呢？”母親揭開孩子身上的小被讓我看。嬰兒長著一張白淨可愛的小臉，頭發黑而柔長。隻見她下肢中間血肉模糊，一片潮紅，完全看不出形狀來。“這就是先天梅毒啊！”我暗想，對母親說：“隻能往屁股上打，那裏光滑，肉還多一些。”等反過身來看屁股時，屁股薄薄的也沒什麽肉，抓一下好像能提起一層皮。但隻有這地方可紮了。
我往針管裏抽藥時就很緊張，貼著薄薄的肉把針頭往小屁股上一紮，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身子拚命掙紮、擺動。那哭聲尖利刺耳，我緊張得臉發熱、渾身出汗、手也發抖了。但母親堅定地跟我說：“你打吧！這是給她治病，再哭也沒關係，我來按著她。”因為母親緊緊按住了孩子的身子，我才得以堅持下去。藥是油劑，不像水劑那樣容易進入皮膚，直推得我手指頭疼才注射完。打完以後我像卸下了重負，但一想明天還要繼續打，又開始哆嗦起來。
每天都在驚天動地的哭聲中給嬰兒打針，但由於孩子母親的大力配合，我漸漸不再那麽緊張了，早上想起打針的事也不像以前那樣恐懼了。更可喜的是，那個小屁股每天都有一點變化，等到一個療程快結束的時候，原來血肉模糊的部分已經開始結痂、變幹燥，恢複了女嬰應有的樣子。看到藥物有如此奇效，我不禁感慨萬分，也覺得自己第一次為牧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給垂死老人打針
遊牧生活是流動的，牛馬羊在一個地方把草吃得差不多了就換個地方，讓草地休養生息，常綠不衰，自古以來如此。
我們大隊方圓百十裏，麵積雖然不算小，因為沒有河流，加上降雨不多，沼澤也很少，吃水主要靠井水。草場也不夠理想，草一般都不太高，很少見到齊腰深的草。隻有盛夏的草地給人留下綠草如茵，野花漫坡的記憶。趕上旱年，草地變得又禿又黃，所以全公社中我們隊是比較窮的。
草場一般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需要根據季節、草場狀況及草的種類經常搬家，各個放牧組的地點還不能互相幹擾，有時離得很遠，有時離得稍近。冬天大家都搬到大隊部附近，相對穩定一段時間，全隊牧民才難得久別重逢，在大隊部的會議室裏熱鬧聚會，說笑打鬧，聽大隊書記演說、隊長安排工作等。
草原上搬家是個艱巨的勞動，要把蒙古包完全拆開放到牛車上拉來拉去。蒙古包的構造很有意思，包頂就像一把大傘骨架，可以開合。蒙古包的圍牆也由可伸縮的幾塊連接而成，每一塊用很多排細木棍交叉製成，縮在一起像一塊長條板，拉開以後就成了有菱形空洞的柵欄了。
搭蒙古包的時候，先把柵欄圍牆連接成圓筒狀立在草地上，然後把包頂開成大傘狀搭放在圍牆上，頂和圍牆的連接處都一一拴緊，就組成了牢固的蒙古包骨架。在外麵裹上羊毛氈，用長繩圍住，就成了白白圓圓的蒙古包。拆的時候先把氈子取下來疊好，然後拆收大傘頂，最後把圍牆的柵欄也縮好摞在一起，分別放在牛車上，傘狀包頂又大又長，一般放在牛車最上麵，緊緊捆好後，蒙古包就可以搬走了。
當然搬家的東西不止蒙古包，包裏麵的家具、被褥、酸奶桶、肉類和糧食，放在外麵的木製的飲用水缸、大儲存木箱、燒火用的牛糞燃料等，還有平常使用的帶篷旅行車，各家的孩子們，總之所有的一切都要放到牛車上拉走。一個組的牧民同時搬家，各家的牛車連在一起，有時達二十多輛，像一節節連在一起的火車車廂。女人們趕著牛車，男人們騎馬隨行，還有成群的狗跟著跑。如果在第一輛牛車上插上一麵小紅旗，遠遠看去，就像一列草原小火車，浩浩****，一派別樣風光。
有一年，往秋季草場搬家的時候，三組有個老人病了，昏迷不醒。本來已經決定了搬家的日子，這一來隻能等等了。組裏的赤腳醫生因回京探親未歸，我被十萬火急叫到了老人的家裏。組長讓我趕緊治療，說這種狀態不能上路，但搬家時間已經很緊迫，不能再拖了。
老人看來病了很久，家裏十分零亂。她平時跟孫子住在一起，因為我來，她孫子暫時住到鄰居家了。以前我也來這裏玩過，老人做的奶茶很香，蒸的小肉包子特別好吃。老太太年事已高，有七十多歲了，頭發花白，眼睛眯著，看東西很困難。尤其走起路來一歪一斜，好像要摔倒似的。從醫書上我知道，這也是晚期梅毒的一個特征——共濟失調。老太太瘦骨如柴，說話也聽不清楚，但特別愛跟我們年輕人嘮叨。我也學會了如何應酬這種老人：不管她講什麽，中間稍一停頓我就點點頭、笑一笑，“嗯”的一聲表示聽懂了，對方就會眉飛色舞，滔滔不絕地講下去。
這次老太太看來不行了，臥床已有好幾天，不仔細看都不知道被子裏還躺著個人，臉色和灰色的被褥幾乎沒有區別，如果不是手伸到她鼻子底下感到還有氣息，都不覺得還活著。我坐在旁邊看著她枯槁的臉，心裏想：我有什麽辦法呢？我什麽辦法都沒有呀！過了一會兒，老人醒來了，馬上就痛苦地哎喲哎喲，臉也抽搐著。我問她哪兒難受，她一會兒指這兒，一會兒指那兒，也聽不清她說什麽。我扶起她喂一點奶茶，她很困難地吞咽著，然後又軟綿綿地躺下，繼續呻吟。那痛苦的呻吟聲令我渾身發毛，先給她打了一針普通止痛針，也沒起什麽作用。
不斷有人進來看老人的情況，問我治得怎麽樣了，我含混地說正給她治呢，還需要時間。他們走了以後，我繼續聽老人的呻吟，心想如何是好。我把我手頭所有的藥想了一個遍，沒有合適的治療藥。尋思再三，我想起了“撲爾敏”——這個給我帶來過晦氣的藥，雖然不對症，但也沒有什麽不好的副作用，頂多是睡覺。我就給她打了一針。果然沒有一會兒，老人進入夢鄉，還發出了均勻的呼吸聲。我才感到安心了一點。趁老人睡了，我也趕緊打個盹。後來有人來看的時候，見老人酣睡，也不敢說什麽，囑咐我兩句就出去了。
幾個小時之後老人醒了，一醒又開始呻吟，我就給她再打一針，我都記不住連續打了幾次了。一次組長來了，看了看昏睡的老太太以後滿臉不高興地說：“大家搬家的準備都做好了，就等她了，怎麽還是這個樣子？”我聽罷愣了一下，心想：他到底想什麽呢？那口氣與其說是希望老人快點好，不如說是希望老人快點咽氣。我知道，他們都跟老人沾親帶故，大概都覺得老人已是臨終狀態，沒有什麽藥能救了，但隻要她還在喘氣，就不能這樣放到搬家的牛車上，因為那等於把老人顛死。
我就這樣連續給老人打“撲爾敏”，裝模作樣地治療著。她昏睡了足有三天吧。組裏的其他人都有點等得不耐煩的時候，老人突然清醒過來，還自己坐了起來，細眯的眼睛睜開一條縫，看了看我以後，竟然張口說話了，跟我要一盆水。我很驚異，馬上用銅盆裝了點清水遞給她。老人把銅盆放到身下的被子上，兩隻枯瘦的手伸進了水裏，輕輕捧起一把，撲到布滿皺紋、灰如土色的臉上。啊！她原來要洗臉。生命之魂剛返人間，她就想到了美，不願讓別人看到自己蓬頭垢麵，這真是一個女人最基本的願望啊！我趕緊給她遞毛巾。
等再有人來的時候，看到老人的樣子都欣喜異常，馬上告訴組長。很快有女人送來吃的，給老人喂飯，有人來幫助老人穿衣服、收拾東西。他們都誇獎我把老人治好了，我低頭不語。隻有我自己知道我什麽也沒幹，老人是靠她自己頑強的生命力活過來的。
很快老人家的蒙古包也被拆了，同組的人把老人抬到帶篷的旅遊車裏，裏麵鋪上了鬆軟的被褥。老人被平放到車上，我能看到她花白的頭發微微飄起。車輪轉動起來，“草原小火車”終於出發了，他們順利搬家了，我也完成了任務。
當背著藥箱騎馬往家走時，我想這老人肯定活不了多久了。
多少年後，我在北京看到趙昕，她已經是個不錯的醫生了。她是最晚離開草原的，接生過很多孩子，治愈過很多疾病，成了當地有名的赤腳醫生，後來上了醫學院深造。我們聊了很多，我問到隊裏的熟人，她都一一告訴我：某某結了婚，某某生了兒子，某某當了隊長，等等。我問她：“那個老太太早就死了吧？就是那年三組搬家時臥床不起的老太太。”她聽罷稍一沉思，然後睜大了眼睛，“沒有啊！你給她治了那一回，還真好了。她又活了三四年呢！”
真的？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再一次感到人自身頑強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