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樓——平遙信仰空間的縮影
《平遙縣誌》記載：“市樓下存清代碑刻11通。樓內原有鐵鍾1口，‘紗閣戲人’36櫥（存28櫥）。樓北路西有‘舍房’兩間（南大街 37 號）。1958 年，修築道路，金水井被填沒。1963年，為方便交通，將市樓下層樓板移高1米餘。1973年11月，公布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0年，文物部門將鐵鍾和紗閣戲人收藏於清虛觀內。1995 年，市樓揭瓦翻修，替換糟朽構件，自上而下，重新油飾彩繪。1996年1月，公布為省級重點保護單位。2011年，市樓保存完好，是平遙古城地標建築之一。”①以上記錄了紗閣戲人曾在市樓上擺放的曆史，到1980年便將其從市樓搬到了清虛觀，結束了紗閣戲人在市樓的社會功能。紗閣戲人為什麽會選擇在市樓擺放呢？這顯然與市樓在商業中所代表的象征意義及信仰空間有著直接關係。
清代市樓（平遙協同慶地下金庫牆壁照片）
市樓之意在“市”，而所謂“市”即“買賣之所也”。①官府組織建立市，供商賈百姓進行商品交易，市內中心建市樓。市樓不僅是商業貿易中心的象征，也起到了監督街市商販的作用。宋以前，市作為獨立的商業區與生活區相隔離，並有固定的開市閉市時間。宋代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區與生活區不再明顯劃分，大小店鋪遍布城市街道，舊的市製被打破，而具有象征與監督作用的市樓也逐漸從城市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鍾鼓樓的修建。鍾鼓樓兼具報時、預警和觀瞻等功能，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後期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在明清時期，平遙市樓出現並取代了鍾鼓樓的位置，這一點與其他地區傳統城市格局存在明顯不同，其原因是多方麵的。“晉中地區的城鎮位於山西中部，遠離都城，多為曆史悠久的縣城，城鎮布局雖受禮製製度影響，卻也不必嚴格遵守。平遙城位於山西南北交通要道之上，地理位置重要，但並不是政治和軍事重鎮，傳統城鎮布局中的象征國家文治武功的鍾、鼓樓建設相對而言不如其他地區規模宏大。相反，由於當地商業經濟繁榮，對於人們意義重大的市樓就取代了鍾鼓樓，位於縣城的中心地區，成為城市的象征。”①平遙票號業的興起，使得商業迅速發展，整個平遙城與商業融為一體，在市中心建立市樓不僅是商業繁榮的重要象征，也具有管理市場商業發展的功能。
市樓（與清代市樓對比可發現，如今的市樓已拆除了下層樓板）
平遙市樓，又名“金井樓”，因東南角有井而水色如金命名，始建年代無考。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金井樓碑記》載：“縱目攬山秀於東南，挹清流於西北，仰觀煙雲之變幻，俯臨城市之繁華。”②清朝乾隆年間以來，平遙商業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可從當地商人斥巨資五次重修市樓看出。據現存市樓碑刻記載，最早對市樓進行大規模重修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花費400餘金），此後相繼在嘉慶十八年（1813）（花費5000餘金）、道光十七年（1837）（花費千金有奇）、同治八年至九年（1869—1870）（花費1500餘金）和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元年（1905—1909）（花費4300金）進行過四次大規模重修。通過碑刻上的捐修記錄，可知每一次重修，都會花費一筆不小的數目。其中，金融票號捐資數額最多。由此不難看出，隨著平遙商業經濟的不斷發展，商人們愈發地將市樓看成了商業興衰的重要象征，並希望通過重修市樓來保佑商業的進步。“淹沒此樓者關係猶小，其暗澹吾市者關係實钜。”①
平遙商人如此重視市樓，其原因在於市樓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市樓上供奉的各路神靈，也就是說，動力來源於民間信仰。
平遙古城布局方正端莊，以市樓為中心，主要有四條大街、八條小街、七十二條小巷組成，以市樓所在的南大街為中軸線，東西兩側的主要建築物形成了上下有序、寺廟對稱、左祖右社、文武相遙的獨特格局。“正對城門的主幹道上，沿路設店鋪，跨街立牌坊，形成大街。大型的宗教建築也常在主要街道的路旁。古人繪製地圖，取法‘上南下北，左東右西’，在平遙古城的平麵圖上，有城隍廟街、衙門街、南大街和東西大街連成了一個‘土’字，這也就是堪輿家說的土居中央。”②而南大街上有著古代“尋龍點穴”的“金井”，正是金井市樓的位置所在，五行中認為土生金，所以市樓成了匯聚古城財氣的重要地方。
另外，就是市樓上供奉的神靈。市樓二層供奉觀音菩薩和關聖大帝，三層供奉魁星和子孫娘娘。這四個神靈代表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商人求財源廣進，學子求金榜題名，百姓求人丁興旺，士人求官運亨通，當政者求風調雨順。由於市樓是平遙古城中最高的位置，更接近上天，所以在百姓看來這裏的神靈也更為靈驗。比如“民間舊有娶妻之後，次日就上市樓‘搶頭爐香’之說，還有婚後多年不育的婦女在正月十五上市樓上供、請泥娃娃的習俗，傳說十有八九拜祭後可懷胎，且多為男孩”。①所以市樓的多次修繕也是為了給人們營造一個更好的信仰場所，以便實現人們所求，這也是市樓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
清光緒八年（1882）平遙縣城圖
平遙城有著豐富的信仰體係，從古城裏的信仰空間可見一斑。根據相關數據統計，平遙古城如今可見可考的信仰建築有四十三處，其中包括道教、儒教、佛教、民間信仰以及外來的天主教、基督教等。而市樓可以看作是平遙信仰空間的縮影，它擁有人們想要祈願的主要神靈對象，滿足了日常信仰需求，靈驗之後還會得到人們的答謝，答謝方式除了祭祀便是獻戲酬神，紗閣戲人便在這個時候登場了。
二、市樓擺放紗閣戲人的意義
《平遙縣誌（1997—2011）》記載有市樓擺放紗閣戲人的情形：“在元宵節期間舉辦社火活動時，於縣城中心——南大街金井市樓通道兩側，從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六展出三天，每閣前點一炷蠟，供人們欣賞。同時展出用紙做成的青蛙燈、魚燈，傳說點青蛙燈生兒子、點魚燈生女兒，人們蜂擁購買，場麵壯觀。之後，由南大街店鋪商家輪流出資，年年元宵節期間‘紗閣戲人’在市樓內展出三天。民間喪事活動也時有在靈前擺放。平時，放在市樓內，由出資商家輪流保管。”①縣誌中表述了紗閣戲人擺放的時間、地點與目的，即在正月十四至十六三天在市樓的通道兩側展出，供人們觀賞。
民間對於紗閣戲人用於“觀賞”這一說法存在不同意見。傳承人邵悅文曾提到為何要在市樓擺放紗閣戲人的原因，他認為紗閣戲人不是有錢人擺出來讓人們觀賞，而是給市樓上的神唱戲的，是祭祀文化。市樓擺放紗閣戲人的意義到底是什麽？在這背後則是紗閣戲人是娛神還是娛人的爭議，而這與元宵節的起源有關。
“從節期來看，元宵節的節期正月望日與上古時期元日祈穀的時間孟春日同為農曆正月裏的一個吉日；從文化內涵來看，元宵節與元日祈穀的祭祀活動都具有祈求豐收的文化內涵；從民俗活動來看，元宵張燈與燔燎祈穀都有燈火娛神的內容，因此元宵節起源於上古時期農業祭祀活動。”②那麽，農業祭祀中的燔燎祈穀活動很有可能在後來也就演變成了張燈的習俗。在這之後，每逢元宵節，民間都會張燈結彩，但燈火祭祀的習俗並沒有完全被遺棄，在一些地方還有元宵節點旺火的習俗，可以看作是燔燎祈穀的遺留。元宵節張燈、獻戲均為娛神，而民眾在參與過程中也得到了感官與情感的愉悅，便使得娛人色彩更加濃重。
在元宵節這個特定的時間，所有的民俗活動最初是為了娛神而設的，點上蠟燭的紗閣戲人，兼具了燈火與演戲的雙重效果，其本質也是為了取悅、答謝神靈。隻是到了後來，民眾參與其中的主觀能動性以及節日所帶給人們的愉悅超過了娛神的意義，再加上對神的信仰逐漸缺失，因此會更加強調民俗種種是娛人的，也就產生了紗閣戲人是為了觀賞而存在的意義。
在馮俊傑等人寫的《平遙紗閣戲人》一書中，對紗閣戲人擺放在市樓的意義，沒有過分強調是娛人還是娛神的爭論，而是進一步闡述了紗閣戲人與“偷燈祈子”習俗的關聯。“元宵節期間，平遙舊有新婚夫婦買燈祈子的習俗。擺在市樓腳下的紗閣戲人，在忽明忽暗、隨風搖曳的燭光下，很能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它就像是一座微型的神廟，人們虔誠地來此跪地許願、還願，漸漸形成新的習俗：許願者求子時，可以偷走一支蠟燭；得子後，來年再還回一支，親手置放，點燃於紗閣之前。時至今日，還有一些人對向紗閣戲人許願的‘靈驗’之事，深信不疑。”①
紗閣戲人“偷燈祈子”的習俗是元宵節祈生與狂歡文化內涵的重要體現。“元宵節的祈子活動總是與燈聯係在一起。這一方麵與燈火通常被視為生命的象征有關，一方麵與‘燈’與人丁的‘丁’音相近、形相似有關。我國不同地方用燈祈子的方式不同，或送、或偷、或請、或搶，但都表達著同一種念想。”①而“偷”往往代表著一種狂歡，即在元宵節這一天對社會製度規範的突破。“表現在人們居然把平時違法的‘偷竊’活動視為合理，而偷竊不僅不令人難為情，竟然還是吉利的兆頭。”②這一習俗將個人的祈子願望與社會的狂歡相結合，完成了元宵節的文化內涵建構。
紗閣戲人有著娛神的作用，市樓的子孫娘娘也是其在元宵節供奉的重要對象。人們借著紗閣戲人與子孫娘娘的這層特殊關係，在紗閣前點燃蠟燭，向神靈許願，隨後帶著與神靈溝通過的“信物”——蠟燭回家，祈禱來年得子。
元宵節的市樓處於一個特殊的時空裏，神靈、紗閣戲人、人構成一個開放的信息交流通道，人希望借紗閣戲人娛神來實現自己的願望，從而也將達到娛人的最終目的。
地方文人郭誠曾記錄了清末民初平遙元宵節時的盛況：“平遙從正月十三至十七日，全城票號商家在鋪麵下掛燈，名為‘五穀豐登’。除極少幾家梨鋪、銅鋪為外地人開設的商家是掛紗燈外，全城都掛玻璃宮燈。最多掛八盞，最少掛四盞……市樓上下，層層有燈：四柱有高達一丈的豎燈，樓下過道兩旁有扮演戲劇人物的紗閣戲人燈。”①除了燈彩以外，還有為市樓上的神靈唱的酬神戲，“市樓南北兩麵，各搭一個棚子，上麵坐著民間藝人，用文武兩個場麵，演奏戲劇。代替口唱的是大小不同，音量、音色各異的嗩呐，紅黑生旦，樣樣能仿效”。②
隨著平遙古城旅遊的發展，紗閣戲人現在已經沒有條件在市樓下過道兩側擺放，為了安全起見，古城鬧元宵的活動也大多在城外進行了，市樓對麵搭台唱戲更是已經許久不見，目前隻有燈彩藝術保留了下來，照映著古城的大街小巷，引人駐足想象昔日的元宵盛況。
①平遙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平遙縣誌（1997—2011）》.中華書局，2016。
①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第五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①裴欣：《明清商業影響下的晉中地區市樓研究——以平遙為中心的考察》，《西安文理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②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金井樓碑記》，現存於平遙市樓處。
① （清）宣統三年（1911），《重修平遙縣市樓碑記》，現存於平遙市樓處。
②喬南：《清代山西的商業市鎮，平遙——以平遙市樓碑刻為中心的考察》，《晉陽學刊》2006年第6期。
①閆振貴主編：《平遙紗閣戲人》，山西經濟出版社，2018。
① ②平遙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平遙縣誌（1997—2011）》，中華書局，2016。
①馮俊傑、王誌峰：《平遙紗閣戲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①②張勃：《祈生與狂歡：元宵節的文化內涵》，《中國文化報》2012年2月6日第007版。
①②郭誠：《平遙古城勵進齋詩文拾遺》，山西經濟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