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奧裏奧的審判室在卡爾-莫爾特裏大樓的二樓，與基斯勒法官的審判室相去不遠。我的嚴重盜竊罪的案子在基斯勒法官那裏待審，而且要經過複雜的程序。大廳裏充滿了刑事辯護律師和那些經常在電視中或巴士站點可以看到的平淡無奇的普通人。律師和他們的當事人擠在一起，那些人看上去幾乎都犯了某種罪，我簡直難以相信我的名字會和那些人一同出現在待審名錄上。
我們什麽時候到達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但對莫迪凱來說似無此必要。我們不敢姍姍來遲，德奧裏奧是相當守時的，但提前十分鍾到達會讓我受不了，唐納德-拉夫特和阿瑟勢必會對我指指戳戳，也許在開場前還會發些了無新意的議論。天知道他們還會帶些什麽人來，我可不想和蒂爾曼-甘特利共處一室，除非法官閣下已經到場。
我要在陪審團席位上找個位子坐下，旁聽整個過程，不想被打擾。我們在一點差兩分時進入審判室。
德奧裏奧的助手在分發議程表。她把我們引向座位——我單獨坐在陪審席上，對此感到滿意；莫迪凱坐在與陪審席相鄰的原告席上，我們的受托人威爾馬-費倫早就到了，因為對即將討論的問題沒有任何補充意見，所以早已感到無聊。
被告席上各方的位置安排很策略。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聚在一端；蒂爾曼-甘特利和兩名律師在另一端；居中作為緩衝的是河橡公司的兩名法人模樣的人和三名律師，議程表中還列出了所有出席人的名單，被告方共有十三人。
我原以為，甘特利幹過拉皮條的勾當，必定戴著戒指和耳環，穿著俗豔的衣服，誰知道不是這樣。他身著漂亮的藏青色西裝，穿得比他的律師好，正在看文件，對周圍的人視若無睹。
我看見了阿瑟、拉夫特、內森-馬拉穆德，還有巴利-納佐，我打定了主意不為一切所動，但還是沒想到見到巴利，公司派出了三名與我一同被動持的人質是在傳遞一條微妙的信息——被那位“先生”恐嚇過的其他律師每個人都沒留下精神創傷——我究竟怎麽啦？為什麽我在緊要關頭就靠不住？
他們中的第五人名叫L-詹姆斯-蘇布，是來自保險公司的一名律師。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重金投保了過失險，但我懷疑投保範圍是否適用。投保政策排除了故意行為，如律師幫辦或公司股東的盜竊行為，或者蓄意違反某個行為規則的舉動，公司律師的疏忽造成的損失在投保範圍之內，蓄意造成的過失則不然，布雷登-錢斯不隻是忽略了某條法規，或某則法律條文，或某條定規，他是在明知倉庫占住者是事實上的租住戶的情況下知法犯法，強行驅散了他們。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與它的過失行為者之間暗地裏必然有一場狗咬狗的爭鬥。讓他們鬥去吧。
德奧裏奧法官於一點鍾準時從裏間出現了，在法官席上就座。“下午好。”他坐下時粗聲說。他身穿法官袍，使我感到有點不倫不類，這不是正式的出庭，隻是非正式的調解會。
他調好麥克風的音量，開口道：“伯迪克先生，請把門鎖上。”伯迪克先生是穿製服的法庭保安員，在門背後警戒。觀眾席上空無一人，這是一個非常秘密的會議。
書記員開始記錄。
“我的助手告訴我各方及他們的律師均已到場，”他說，瞥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又一個受審的強奸犯，“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調解本案。經過昨天與各方代理律師的多輪磋商，我認為在這個時間召開這樣的會議也許不無益處。我從未在提出申訴後這麽短的時間內主持調解會議，但既然各方均無異議，花這個時間還是值得的。首先是保密的問題，今天的會談內容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透露給新聞界，明白嗎？”他看看莫迪凱，再把目光移向我。被告席上的所有人都扭頭對我們怒目而視。我想站起來提醒他們是他們先把消息透露給新聞界的，我們確實是施以重拳，但是是他們打出了第一拳。
法庭助理遞給每人一份兩段文字的秘密協議，每一份中都夾著分發對象的姓名，我簽名後交還她。
律師在緊張狀態下讀不完兩段文字，也不能迅速做出決定。“有什麽問題嗎？”德奧裏奧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幫人。他們在找協議中的破綻。我們在這方麵訓練有素。
他們簽了名，交給了法庭助理。
“我們根據議程表的安排來進行，”法官道，“第一條是陳述索賠的事實和理由，格林先生，你提請了訴訟，請你講一講，給你五分鍾的時間。”
莫迪凱站起來，沒拿任何書麵的東西，雙手**在口袋裏，態度很從容。兩分鍾內他清楚地陳述了我們的案子，然後坐下。德奧裏奧欣賞他的簡潔。
阿瑟代表被告方發言。他不得不承認了相關事實，但對索賠提出了異議，他連篇累牘地譴責了“反常的”暴風雪，它籠罩了全城，給每個人的生活都帶來了不便。
他還認為朗蒂-伯頓舉措失當。
“她有許多地方可去，”阿瑟道，“許多緊急避難所都開放了。前一天夜裏她和許多人一起呆在一座教堂的地下室裏，她為什麽要離開？我不知道，但沒有人逼她那麽做，至少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發現任何逼迫她的人。她的外祖母在東北區有座公寓。難道她不該承擔某些責任嗎？難道她不該想辦法保護她的孩子嗎？”
這是阿瑟唯一的機會詆毀一位死去的母親。大約一年後，陪審團的席位上會坐滿與我膚色不同的人，不論是阿瑟，還是任何一位頭腦正常的律師，都不會持這樣的看法：朗蒂-伯頓要對她孩子的死負哪怕是部分的責任。
“那她為何要開始流落街頭呢？”德奧裏奧厲聲問。我忍不住要笑。
阿瑟並未氣餒：“考慮到本次會談的目的，法官大人，我們願意承認疏散是非法的。”
“謝謝。”
“別客氣。我們的意思是那位母親應承擔部分責任。”
“多少？”
“至少百分之五十。”
“那太高了。”
“我們不這樣認為，法官大人，也許是我們使她流落街頭，但悲劇發生前有一周多的時間。”
“格林先生？”
莫迪凱站起身來，把頭搖得撥浪鼓似的，好像阿瑟是個剛入學的法學大學生，對法學基本原理還不甚了了。“這些人不能立即找到住處，雅各布斯先生。這就是為什麽他們被稱為無家可歸者的原因，你承認是你使他們流落街頭，而他們正是在那裏死去的。我很願意與陪審團來談這件事。”
阿瑟的雙肩耷拉下去，拉夫特、馬拉穆德和巴利聽著每一個字，一想起莫迪凱-格林在法庭內對一個黑人陪審團侃侃而談的情景，表情就變得極不自然。
“賠償責任是顯而易見的，雅各布斯先生，”德奧裏奧道，“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將這位母親的疏忽對陪審團說，盡管我不讚成這麽做。”莫迪凱和阿瑟坐下了。
如果開庭審判時我們證明了被告方負有賠償責任，那麽陪審團會考慮賠償數額的問題。這是議程表上的第二項。拉夫特拿出了那份關於陪審團裁定的賠償額的最新行情的調查報告，想以此蒙混過關。他談起了在現今的侵權損害賠償製度下死去的兒童價值幾何，但當他說起朗蒂的就業史和她一生損失的工資總額時就變得瑣碎而乏味。他最後得出了同樣的數目：七十七萬美元，這也是他們前一天的報價，他認為這個數字不可能再高了。
“這不是你們的最終報價，對嗎，拉夫特先生？”德奧裏奧問，語氣中似有所待，他當然不希望這是他們的最終賠付額。
“是，大人。”拉夫特答道。
“格林先生。”
莫迪凱重新站起來：“我們拒絕這個提議，閣下，那些先例說明不了什麽，我隻關心我能從陪審團那裏得到的數額。那將比他們的報價高得多，我這麽說並沒有不尊重拉夫特先生的意思。”
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懷疑他的話。
他駁斥了他們那種認為一名死亡的兒童隻值五萬美元的觀點，他強烈地暗示道如此低的估價出於一種歧視，一種對不幸生為黑人的無家可歸的兒童的歧視，甘特利是被告席上唯一沒有感到局促不安的人。“你有個兒子在聖阿爾班上學，拉夫特先生。你願意用五萬塊錢換他的性命嗎？”
拉夫特的鼻尖離標準拍紙簿隻有三英寸的距離。
“我能使陪審團相信這些兒童每人至少值一百萬，他們和在弗吉尼亞、馬裏蘭上預備學校的孩子沒什麽兩樣。”
這是很厲害的一招，一下子擊中了他們的要害，人人都清楚他們的孩子在什麽樣的學校就讀。
拉夫特的調查摘要略去了受害者臨終前所受的苦楚。這樣做的理由雖然沒有明說，但很明顯。他們平靜地死去，吸著無味的一氧化碳直至飄然升上天國，沒有燒傷和外傷，也沒有流血。
拉夫特為他的省略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莫迪凱對朗蒂和她的四個孩子的最後幾小時做了一番詳細的描繪；對食物和溫暖的尋找，漫天大雪和刺骨的寒冷，對凍僵的恐懼，母子抱成一團絕望的掙紮，對葬身於暴風雪的極度恐慌，棲身於一輛格格作響的破車內，汽車的馬達轉動著，眼看著燃油漸漸耗盡。
這絕對是一番活靈活現的描述，一個天才的說書人的即興表演，作為唯一的陪審員，我說不定早給他開了一張空白支票。
“不要跟我談什麽痛苦與煎熬。”他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咆哮道，“你們根本不了解它的含義。”
他說起朗蒂就好像她是他多年的老相識。一個孩子剛生下就斷絕了全部的希望，是誰造成了這些可以預見的錯誤？更重要的是，一個深愛她孩子的母親正竭盡全力地想爬出貧窮的深淵。她直麵自己的過去和吸毒的陋刁，正努力戒斷毒癮。這時，被告將她一腳踢回街頭。
他的聲調抑揚頓挫，義憤時聲調高亢，愧疚時聲音低沉。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每一句話都擊中了要害。他給他們下了一劑猛藥，讓他們事先領教一下他在陪審團前的風采。
阿瑟負責簽發支票，口袋裏的支票簿一定已把衣袋燒出了個洞。
莫迪凱最後使出了撒手鐧，他大談特談懲罰性損害賠償的作用——懲戒作惡者，以儆效尤，防止他們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淵。他反複抨擊了被告所犯下的罪行，富人對窮人沒有絲毫的同情心。“他們隻是一幫占住者，”他的聲音在室內回**，“把他們扔出去！”
貪婪使他們無視法律的存在，合法的遣散至少需要三十天，那樣與郵政總局的交易肯定吹了。三十天過後大雪必定過去了，街頭也會變得安全些。
這是一件絕對應科以罰款的案子，他深信陪審團會讚同他的觀點，我當然也讚同，此時此刻，無論是阿瑟，還是拉夫特，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律師，全都怕了莫迪凱-格林。
“我們索賠五百萬了結此事，”他給自己的發育畫上句號，“一分也不能少。”
接著出現了短暫的冷場，德奧裏奧做了些記錄，回到議程上來。下麵討論被竊文件一事。“文件在你手上嗎？”他問我。
“是的，大人。”
“你願意交出嗎？”
“願意。”
莫迪凱打開他的破舊的公文包，取出文件，交給了那名助理，她轉呈法官。我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逐頁翻看，足足有十分鍾。
我感到拉夫特瞪了我幾眼，但誰又在乎呢？他和其餘的人急於拿回文件。
看完文件，法官言道：“失竊的文件已經追回，雅各布斯先生。現在我們手邊有一件待決的刑事案，我已經跟基斯勒法官談過此事。你意下如何？”
“大人，如果我們能就其它問題達成協議，我們將不再堅持起訴。”
“我想你不會有反對意見，布羅克先生？”德奧裏奧道。
見鬼！我怎會有反對意見？“是，大人。”
“繼續進行，下一項是關於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對邁克爾-布羅克違反職業道德的申訴，雅各布斯先生，你願意就此事發表看法嗎？”
“當然，法官大人。”阿瑟“噌”地一下站起來，對我的不道德的行為做了一番譴責，他的口氣不算不嚴厲，發言也不算太長，但似乎並無喜悅之情，阿瑟是律師之律師，律師界的元老。他對律師應遵守的職業道德不僅言傳而且身教。他和公司永遠不會原諒我的所作所為，但我畢竟曾是他們中的一員，正如布雷登-錢斯的行為已經使整個公司蒙羞，我的操守失當也同樣如此。
他最後強調說我必須為我的盜竊行為而受懲罰。這是對公司的客戶——河橡公司的利益的嚴重侵害。我不是一名罪犯，他們也不難放棄刑事起訴；但我是一名律師，而且還很出色，他承認道。既然如此我就該承擔責任。
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撤回對我的違反職業道德的申訴。
他的論證理由充分，很有說服力，連我也不得不信服，河橡公司的人看上去態度尤其強硬。
“布羅克先生，”德奧裏奧說，“你有什麽要說的嗎？”
我本沒準備發言，但並不害怕站起來說出我的感受，我直視著阿瑟的眼睛道：“雅各布斯先生，我過去一直很尊敬你，現在依然如此，我沒有什麽要辯解的，我拿走文件不對，我為這件事後悔過一千次。我知道真相被掩蓋了，我想找到有關它的情報，但這不成其為理由，我向你、公司的律師、還有你的客戶河橡公司道歉。”
我坐下來，不敢看他們。莫迪凱後來告訴我，我的謙恭態度使室內的氣氛大為緩和。
德奧裏奧隨即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宣布討論下一個問題，即尚未提出的訴訟。我們先打算替馬奎斯-迪斯與凱爾文-蘭姆起訴，直到我們能找到的其他所有的被驅逐人都輪遍。德文-哈迪和朗蒂已經死了，所以還剩下十五名可能的原告。莫迪凱已經首肯了這種做法，並通知了法官。
“如果你承認了賠償責任，雅各布斯先生，”尊敬的法官道，“那麽你必須報一個賠償額，你願意為另外十五人出多少？”
阿瑟與拉夫特和馬拉穆德低聲商量了一下，道：“呃，法官大人，我們估計這些人居無定所已有一個月左右。如果給他們每人五千美元，他們可以找個新住處，說不定比原先的住處要好得多。”
“這個數字少了，”德奧裏奧道，“格林先生。”
“太少了，”莫迪凱附和道，“同樣，我從陪審團的角度考慮問題。相同的被告，相同的過失行為，相同的陪審團，我能輕輕鬆鬆地為每個人爭取到五萬美元。”
“你想要多少？”法官問。
“兩萬五千美元。”
“我認為你該付這筆錢，”德奧裏奧對阿瑟道，“要價不無道理。”
“十五個人每人兩萬五？”阿瑟問，他的鎮定自若的風度在雙麵夾擊下**然無存。
“你說得對。”
緊接著，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四名律師各執一詞，私下爭執起來。很顯然，他們不與另外兩名被告的律師商量，公司將單獨掏錢了結此事。甘特利似乎全然無動於衷，他的錢沒有危險。河橡公司也許事先威脅過，如果調解不成，它要自己起訴。
“我們願意付兩萬五千。”阿瑟平靜地宣布道。三十七萬五千美元流出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腰包。
萬事開頭難。德奧裏奧知道他可以逼他們接受小額的賠款。錢一旦開始嘩嘩向外流，就不會輕易止住，直到滿足我們的要求為止。
去年一年，在支付了我的薪水和福利費以後，再從我的本營業額中拿出三分之一與日常開支相抵，公司從我身上賺了大約四十萬美元，而我隻是八百分之一。
“先生們，我們現在落實到兩個問題上，第一個是關於錢的問題，究竟賠償多少錢才能了結此案？第二個是關於布羅克先生的紀律處分問題。表麵上看這兩個問題互為條件。會談至此，我想私下裏跟雙方談談，先從原告方開始，格林先生和布羅克先生，請到我的私人辦公室來。”
法庭助理帶我們走向觀眾席後的過道，走進一個用橡木板貼牆的美輪美奐的辦公室。法官閣下脫下長袍，叫秘書上茶。他問我們要不要，被我們謝絕了，法庭助理關上門，留下我倆與德奧裏奧共處一室。
“事情有進展，”他說，“我得告訴你，布羅克先生，關於你違反職業道德的申訴是個問題，你認識到它的嚴重性嗎？”
“我想是的。”
他把指關節掰得叭叭作響，開始在室內來回踱步，“華盛頓曾經有位律師，那是在七八年以前，耍過同樣的花招。他從一個公司辭職後，帶走了一些披露材料，這些材料最後神秘地到了另一家公司的手上，而恰恰是這家公司給了他一份好工作。我記不得他的名字了。”
“馬科夫，布雷德-馬科夫。”我說。
“對了。他後來怎樣了？”
“停業兩年。”
“這正是他們所要求的。”
“不行，大人，”莫迪凱道，“要我們同意吊銷執照兩年絕對不行。”
“那你們同意多長時間？”
“最多六個月，不可以討價還價。大人，您瞧，這些家夥怕得要死，您是知道的。是他們害怕而不是我們，為什麽要我們讓步呢？我寧願麵對陪審團。”
“不會到那個地步。”法官走近我，盯著我的眼睛。“你同意停業半年？”他問。
“是，”我答道，“但他們須付清賠款。”
“多少？”他問莫迪凱。
“五百萬。我從陪審團那兒能得到更多。”
德奧裏奧走向窗戶，陷入深思，雙手摸著下頜。“從陪審團那裏是能得到五百萬。”他背對著我們說。
“我能得到二千萬。”莫迪凱道。
“誰將得到這筆錢？”法官問道。
“那將是一場噩夢。”莫迪凱承認道。
“律師費有多少？”
“百分之二十，其中一半歸紐約的一家信托行所有。”
法官猛然轉過身來，再次開始踱步，雙手緊扣在腦後，“六個月輕了點兒。”他說。
“這就是我們的條件。”莫迪凱堅持道。
“好吧，讓我跟對方談談。”
我們與德奧裏奧的秘密會談持續了十五分鍾不到，而對方那幫壞家夥則占用了一個小時。當然，他們是賠錢的一方。
在大樓忙碌的大廳內，我們坐在長凳上喝可樂，默默地注視著無數的律師匆忙的身影，他們在追逐客戶的同時也在追求正義。
我們在大廳裏走著，看著那些驚慌失措的人，他們因為種種非法行徑即將出庭受審。莫迪凱和幾名相熟的律師講了幾句，我一個都不認識。大公司的律師不到高級法院來。
法庭助理找到我們，領我們回到審判室，大家各就各位，事情沒有轉機，德奧裏奧深感焦慮。阿瑟和他的同伴看上去筋疲力盡。我們坐下來等法官發話。
“格林先生，”他開言道，“我見過了被告方的律師。他們開出的條件是：三百萬美元，布羅克先生停業一年。”
莫迪凱剛一落座就彈了起來，“那麽我們是在浪費時問。”他說完抓起公文包，我站起來緊隨其後。
“請準許我們離開，法官大人，”他說，“我們有更好的選擇。”我們走向觀眾席的中間過道。
“你們可以走了。”法官非常沮喪地說。
我們匆匆離開了審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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