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打開車門,口袋中的移動電話響了起來,是德奧裏奧法官打來的。“是,大人,我們五分鍾內趕到。”聽到我這麽說,莫迪凱笑了。我們磨蹭了十分鍾,在底樓的休息室裏逗留了一會兒,慢慢走,一級一級爬樓梯。這樣德奧裏奧就有足夠的時間向被告進一步施壓。

我們進了審判室見到的頭一件事就是傑克-博林,河橡公司的三名律師之一,已經脫去了上裝,卷起了袖子,正離開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師,我懷疑他把他們給揍了,他看上去有能力也願意那麽做。

莫迪凱理想中的陪審團裁定的高額賠償將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擔。顯而易見的是河橡公司已被調解會議嚇得夠嗆。它肯定發出了威脅,興許還決定出一部分錢,我們無從得知。

我避開了陪審席,坐在莫迪凱的身旁。威爾馬-費倫已經離開了。

“我們的分歧在縮小。”法官道。

“我們在考慮撤回我們的條件。”莫迪凱用更高的嗓門宣布道。我和他並沒有商量過這件事,也超出其他律師和法官的意料之外。他們猛地扭過頭來,麵麵相覷。

“鎮靜。”德奧裏奧道。

“我是認真的,大人。我在這裏坐得越久,就越使我相信有必要把這件荒唐事暴露在陪審團前。至於布羅克先生,他的前東家可以通過刑事指控得遂心願,不過那沒什麽大不了。他們收回了失竊的文件,他沒有前科,連上帝也知道監獄人滿為患,裏麵關的盡是些毒品犯子和殺人犯;對他提起公訴會成為笑柄。他不會入獄。至於律師協會的申斥,就由它去吧。我將對布雷登-錢斯,甚至還可能包括卷入此事的其他一些律師如法炮製,然後我們再來一場潑汙水比賽。”他指著阿瑟道,“你跑去向報紙求援,我們也跑去向報紙求援。”

十四街律師事務所不可能不在意報紙對它的議論;甘特利即使在意也不會表露出來;河橡公司即使口碑不佳,還是能繼續賺錢;但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靠的隻是其聲譽。

莫迪凱的這一通長篇大論不知從何而來,他們聽後完全怔住了。

“你說完了嗎?”德奧裏奧問。

“我想是的。”

“好,對方的報價漲到四百萬。”

“如果他們掏得出四百萬,那肯定付得起五百萬。”莫迪凱的矛頭再次指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這名被告去年的總營業額差不多有七個億。”他略作停頓,這個數字在審判室內回響。“七億美元,僅僅是去年一年。”他又指著河橡公司:“這名被告擁有價值三點五億的不動產。給我個陪審團吧。”

他似欲住口時,德奧裏奧再次問道:“你說完了嗎?”

“沒有,大人,”他刹那間變得出奇地平靜,“我們要求對方預付二百萬,一百萬律師費,一百萬歸死者的繼承人,餘下的三百萬在十年內付清——一年三十萬,加上合理的利息,被告方每年完全能夠掏出三十萬,他們也許會被迫提高房租和計時收費,但他們肯定知道如何去做。”

這樣一個分期付款、有條理的方案很有道理,鑒於繼承人的不確定性,以及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迄今為止身份不明的事實,這筆錢將由法院監管。

莫迪凱的最後一著相當高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明顯鬆了一口氣,他給了他們台階下。

傑克-博林和他們擁抱在一起,甘特利的律師和他們的當事人一樣冷眼旁觀。

“我們可以接受賠款方案,”阿瑟宣布道,“但對布羅克先生我們堅持原先的立場,停業一年,否則達不成協議。”

我突然再次恨起阿瑟來。我是他們手中的最後一著棋,為了保存他們那所剩無幾的顏麵,他們要榨出最後一滴血。

但是可憐的阿瑟並不是那麽理直氣壯,他隻是在絕望地掙紮,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

“這麽做究竟有何用處?”莫迪凱對他吼道,“他已經同意承受交出執照的名譽損失,多加六個月對你有什麽好處?荒唐透頂!”

來自河橡公司的兩名年輕的法人代表已經覺得無法忍受了。他們對法庭有種天生的恐懼,聽了莫迪凱三個小時的演講後,這種恐懼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兩個星期的審判他們無論如何也頂不下來。他們沮喪地直搖頭,低聲激烈地爭吵著。

甚至連蒂爾曼-甘特利都厭倦了阿瑟的故意找茬兒,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快了結這見鬼的糾紛吧!

片刻前,莫迪凱曾大叫道:“這麽做究竟有何用處?”他說得對。這麽做確實毫無意義,尤其對我這樣一個貧民律師來說,臨時吊銷我的執照一點也不影響我的工作、薪水以及社會地位。

我站起來,非常禮貌地道:“法官大人,我們雙方各退一步吧。我們要六個月,他們要十二個月,我讚同九個月。”我邊說邊向巴利-納佐望去,他對我微笑表示讚許。

如果此時阿瑟開口反對,肯定會被飽以老拳。每個人都鬆了一口氣,包括德奧裏奧,“這樣雙方達成了協議。”他沒等被告方開口就宣布道。

他的極富效率的助手在觀眾席的前排飛快地敲擊打字機的鍵盤,幾分鍾之內就打好了一頁《調解備忘錄》,我們在上麵迅速簽名後離開了。

辦公室內沒有慶祝的香檳酒。索菲亞一如往昔地在工作,亞伯拉罕正在紐約參加一個有關無家可歸者的會議。

如果美國有一家律師事務所有了五十萬美元的進賬而不聲張,那就是十四街律師事務所,莫迪凱想添置一些電腦和電話,也許還會添一台空調,大部分錢將存進銀行吃利息,以備難關。這是一筆很好的儲蓄,能夠維持我們幾年的微薄薪水的發放。

如果他因為把另外五十萬送給科恩信托行而感到不快,他不會把這種感受表露出來。莫迪凱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隻考慮他能夠處理好的問題。

至少要花費九個月的辛苦勞動才能理清伯頓遺產繼承問題的頭緒,正好我有空來處理它。繼承人的身份必須得到確認,找到他們,當他們知道有錢可領時與他們接洽,這些事辦起來很棘手。例如,必須將基托-斯派斯、特米科、阿朗佐、丹特的屍首挖掘出來,進行DNA檢測,以確定親子關係是否成立。如果基托真是孩子的父親,他將繼承他孩子的遺產,因為他的孩子死在他的前麵。現在他也身亡了,他的遺產等待繼承,他的繼承人必須被找到。

朗蒂的母親和兩個弟弟的問題更加難辦,他們在街頭仍有熟人。幾年內他們將被假釋,他們會千方百計地把屬於他們的那份弄到手。

莫迪凱對另外兩個計劃特別感興趣。第一個是事務所曾經組織過的為窮人服務的慈善計劃,後因聯邦政府的資助告罄而不了了之,在這項活動的全盛期,有一百名誌願律師每周花數小時幫助無家可歸的窮人。他要我考慮恢複這個計劃。我喜歡這個構想,我們可以增加這個活動的覆蓋麵,在律師界擴大影響,開拓更多的資金渠道。

這就引到第二個計劃,索菲亞與亞伯拉罕不善於募捐;莫迪凱有能力說動別人掏出口袋中的最後一分錢,但他討厭求人。我既聰明又年輕,不僅是白人,而且受過良好教育,能與專業人士打成一片,並說服他們按年供給。

“如果計劃得當,你一年能籌到二十萬。”他說。

“我們用這筆錢做什麽呢?”

“雇幾名秘書,幾名助手,說不定還可以聘請一名律師。”索菲亞走後我們坐在辦公室的前部,凝視著窗外暮靄漸合,莫迪凱開始構想未來。他渴望有那麽一天,事務所內有七名律師忙碌的身影。雖然這間小小的事務所每天都忙亂不堪,但它是一股力量。它幫助了成千上萬的無家可歸者,政客和官僚們也不敢小覷它,它是一隻號角。

“五年來我們日趨式微,”他說,“窮人們在受苦受難,這是扭轉這種局麵的絕佳時機。”

而這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是新鮮血液,是事務所的新生力量,必須重振事務所的雄風,使它達到新的高度。我將為事務所招募到新的誌願者,給它注入新的活力;我將建一台籌款“機器”,這樣我們就能像別人一樣在此領域開展法律業務;我們要擴大規模,將樓上也辟為辦公場所,讓富有才華的律師為我們工作。

無家可歸者的權利將得到保護,隻要他們找上門來,我們將傳達他們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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