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教衝突與州縣官的責任
鴉片戰爭以後，挾不平等條約為護符，大批基督教傳教士來到中國，並在各地建造教堂。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教堂已遍布中國沿海與內地。隨著教會勢力的深入，其與中國民眾之間的衝突也日益加劇，進而引發了一個又一個中國民眾的反教會事件，並帶來一係列中外交涉。在這些事件的處理中，州縣官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說，凡涉及民教衝突的事件，大都由州縣官負責處理。州縣官的責任包括三個方麵：一是保護教堂教民，二是處理民教衝突事件，三是審理關涉民教的訴訟案件。嚴格地說，前兩項屬於行政治安職責，第三項才是司法職責，為敘述方便，在本節合並分析。
鴉片戰爭以後，麵對日益增多的教案，清政府從一開始就確定了地方官處理民教衝突的責任。鹹豐十一年（1861年）的一道上諭雲：
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係安分守己，謹飭自愛，則同係中國赤子，自應與不習教者一體撫字，不必因習教而有所刻求。各該地方官務當事事公平，分別辦理，以示撫綏善良之至意。[53]
由地方官處理教案，從客觀上說，是由於當時大多數教堂都設立在各州縣，將此項責任交給州縣官，便於及時處理。但更重要的是，由地方辦理教案，可避免外國駐京使臣帶來的交涉麻煩。恭親王奕說，“傳教各案牽涉民人，即係地方官份內應辦之事”，若不能及時辦理，各國駐京使臣則會“向臣衙門饒舌”，並“借端扼索”[54]。處理民教衝突成為州縣官行政事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治九年（1870年），總理衙門又建議將教務列入州縣官考成：
如果各省地方官於無事之日，先已留心經理，則自有基址可借，條理可尋，何至遇事張皇，一無就緒？況外國教士無幾，其從中簸弄慫恿生事者，大抵皆係入教之奸民。而從教之愚民，又從而附和之。地方官若不未雨綢繆，臨時為紳民所挾持，未有不僨事者。臣等核辦教案，與各疆吏谘函商辦，其要固在乎速結，在乎持平。而所以能速結持平，則尤在預籌於平日。應由各省督撫等，再行密飭地方官，遵照前此通行成案，凡傳教之人，毋得絲毫幹預別項公私事件。至其如何方能不來幹預，則在地方官之經權互用，先事防維。總須視為至要至急之圖，令其就我範圍，不徒以奉行文書，習為故套。各該督撫將軍大臣，亦當以此等事件能否預籌妥協，辦理得當，按察所屬，與催科撫字，一例考成。庶乎人知振興而事可逐漸就理，實於中外交涉有裨。[55]
麵對頻發的民教衝突，清廷的總體意圖是避免衝突的發生，所以州縣官的責任，首要的就是保護教堂教士。清廷認為，民教衝突之層見疊出，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該官管理不能隨時開導，事先防維”。“防維”的實質是“名為保護，暗為防範”，通過保護以防範衝突。
首先，要求地方官“認真保護各國教士，往來均宜以禮相待”[56]。總理衙門製定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分別教中品秩，定“司鐸準其請見府廳州縣各官”，府廳州縣各官亦按品秩接見教士，以達到“善為聯絡，情意相通，而後彼此悉泯猜嫌”的目的。[57]
其次，要求州縣官對所管之地的教堂教士確查冊報。光緒十七年（1891年），鑒於“長江上下遊一帶會匪聚眾滋擾教堂，竟有一縣焚燒數次者……地方官無從稽察，一旦變起倉卒，防不勝防，而洋人已嫁詞饒舌”，總理衙門谘行各省督撫分飭該管地方官，“將境內共有大教堂幾處，小教堂幾處，堂屬某國某教，各堂是否洋式，抑係華式，教士是何名姓，何國之人，是否均係洋人，堂內有無育嬰施醫各事，分別確查，按季冊報本衙門，以憑稽核”。總理衙門特別強調地方官要“預告教士，以清查教堂處所，原備他日保護起見”，“此係中國自理之事，所查僅堂外住址，並非堂內教規，無害公法”[58]。
再次，要求州縣官與紳士聯手加強防範。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都察院左都禦史裕德奏請飭各省設立保甲局認真保護教堂，建議“現有教堂之處，由地方官擇地設立保甲，慎選本地夙有鄉望士紳二三人為董事，局中額設巡勇，用教堂附近之人，在教堂附近處所查察，遇有爭端曲為排解，或帶入局中善為調處。教士外出亦由該巡勇為之護送”，以使“官紳聯為一氣，則消息靈通”。還提出，“設局選董，將曆來教案辦法平日剴切講說，使民間轉相傳述，家喻戶曉”。總理衙門複議後表示：“臣等共同商酌，均應準如所奏辦理。”[59]河南巡撫鬆壽據此製定保教章程，“凡有境內教堂教士，並須責成紳耆、莊長、首事、地保人等隨時妥為防範保護”，如發生焚搶重案，即提案嚴懲，損壞之物責令攤賠；如一年以內相安無事，由地方官查明嘉獎；三年相安無事則給功牌頂戴。[60]在江西，進賢縣縣令擬定了更為具體的責成紳耆保教章程，令各都圖鄉村紳耆人等造具花名清冊，由縣頒給諭單，令其責成族中子弟，如有事端，飛速稟官拿辦。如保護不力需交賠款，由圖村紳耆償付；如三年民教相安，則給獎勵，或由州縣送給匾額。[61]
最後，一旦發生針對教堂、教士的暴力衝突事件，州縣官必須立即查辦，辦理不力者，則會受到革職等處分。朝廷一再嚴詞諭令：“設有教堂，各州縣文武派定兵役隨時設法嚴密防護，遇有造謠聚眾之事，一聞風聲立時查拿，務獲重辦。”“凡有教堂處所務須實力保護，並曉諭居民勿聽浮言，妄生疑忌，倘敢借端滋事，定當執法嚴懲。”[62]在彈壓過程中，對於情節重大之首要各犯可在訊明後就地正法。
如光緒十七年（1891年）的湖北武穴教案。因有教民肩挑幼孩送往教堂，隨即被誤傳為幼孩入教堂會被剜眼蒸食，激起民憤，延燒教堂，打死洋人2人，另有洋婦3人在逃跑中被打傷。湖廣總督張之洞聞報後立飭地方官嚴拿首要各犯，並抽調省外水陸勇營前往彈壓保護。廣濟縣知縣彭廣心馳往武穴，緝獲多人。後由總督特委候補知府會同黃州府知府督同該縣知縣審辦，將“起意煽眾”並殺死洋人的兩首犯正法。[63]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河南泌陽縣高店等處鄉民因挾教堂賠款之恨，糾眾殺死教民多人，並焚毀教堂一處。朝廷諭令巡撫錫良督飭該地方官迅速將各凶犯悉數緝拿，訊明後即行就地正法，泌陽縣知縣即行革職。[64]光緒三十年（1904年）廣東揭陽縣屬河婆地方發生會黨搶劫教堂情事，道府立即委派縣丞徹查，縣令則移請城守帶勇丁數十人馳往搜捕抓獲十餘人，隨即訊問收押。[65]同年湖北發生施南教案，起因於教民之間的口角，而法國天主堂主教則要求當地備席放鞭，引發眾怒。當地民眾打死主教、教士、教民等4人，燒毀房屋多間。張之洞認為此事關涉交涉，立即電飭施南文武各官立即查明滋事要犯，按名緝獲30餘人，原施南知府、恩施縣令革職，由新署知府、知縣審訊並報總督批示，將正犯8人就地正法。[66]
在朝廷和許多官員看來，之所以發生教案，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州縣官辦理不善。總理衙門就說：“臣等查傳教既載在條約，則地方官均有保護之責。每遇教案，各國使臣援約相持，跡近要挾，幾於無可收拾，總由該管官事前既不能照約保護，臨事又不能拿犯辦凶，每釀巨案。”[67]因此，凡有“巨案”發生，議結時州縣官都會被議處，所在州縣還要承擔賠款之責，這也成為對教案發生地方的一種懲罰。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總理衙門奏地方官辦理教案議處辦法：
嗣後如更有教堂被毀之案，除實係有心故縱釀成巨案賠誤大局者，由臣部酌量案情隨時奏明請旨辦理外，其事關倉卒竭力保護而勢有所弗及者，擬請將該地方官照防範不嚴降一級留任公罪例議處；其保護未能得力，自屬辦理不善，應查照曆辦成案，以不應重公罪降二級留任例定議……嗣後遇有拆堂殺教之案，除有心故縱以致釀成巨案者，應由臣部酌量案情，隨時奏明請旨辦理外，如係事起倉卒迫不及防，應將地方官照防範不嚴降一級留任公罪例議以降一級留任；其保護未能得力，自係辦理不善，應照不應重公罪降二級留任例議以降二級留任。[68]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江西巡撫李興銳以教案辦理不善，上折參處了12名知府、知縣，理由無非是“不能彈壓莠民，以致教堂被毀”“民教控訴詞訟匿不稟報”“於匪徒焚毀教堂搶劫教民不能防範，商議賠款又多遲誤”等。他們分別受到摘去頂戴、停委一年等處分。[69]
如果民教衝突中發生教堂財物損失和人命事件，州縣官要承擔賠款之責。光緒十七年（1891年）蕪湖教案時，南洋大臣劉坤一定分賠辦法，即應賠款項由該關道及知縣按月分賠。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總理衙門認為，一個地方發生民教衝突，“該管官均難辭其咎”，僅責道、縣分賠，不足以起到懲前毖後的作用。因此定以後如遇教案賠償之款，“由該管督撫藩臬道及府廳州縣分年按成償還歸公，並分谘戶部及臣衙門備案”[70]。但在實際情況中常由州縣官出麵交涉並議定賠償條款，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州縣官與外國領事交涉賠款條款。如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鎮海小港地方因民教衝突發生搗毀並損及禮拜堂之事，由鎮海縣令與英領事麵議定款兩條，“所有此次滋事之犯應由鎮海縣訪明首要，嚴拿究辦，以儆將來”；“此次被拆教堂及搗毀教民紙鋪所有兩處，房屋資財物件一概在內，議定賠洋一千元”，並即日當麵交付清訖。[71]
另一種是地方官與教會方麵議定條款。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浙江天台縣發生焚毀教堂事件，由浙江台州府委員候補知縣與台州府天主教主教議定如下條款：
一、此次毀失天台縣東門地方五開間樓屋教堂一所，堂內供奉器具，以及湯教士衣服物件，業經會同議明，一並在內共賠還英洋三千元正，其洋由縣籌齊，由委員如數交付清楚，自此款外並無別償事件，彼此共主和平亦不再有他議。
一、毀教匪徒陳鳳儀、邱道存、陳亦善、陳亦保等，除陳亦善業已獲案外，其餘陳鳳儀等仍當由營防及地方官趕緊懸賞購拿，照例懲辦。
一、該處教堂既已議明償款，應由堂出資自行清理基地，建造房舍，仍為傳教之處，一俟工竣開堂，天台縣官務當親臨致賀，以敦睦誼而達感情。
一、此次教堂被毀，縣官不及保護，已奉撫憲先將天台縣摘頂示儆，再候道府核明酌奪辦理。
一、地方營縣有保護教堂之責，教堂領袖有查察分堂之權，本案業經議結，嗣後為日甚長，所貴各盡義務，以期民教久遠相安。[72]
這個條款不僅涉及賠款、對“首犯”的捉拿，還包括對地方官的懲處，儼然是地方官與教會之間的又一個“不平等條約”。
二、州縣官與民教訴訟
在晚清各州縣的民教訴訟中，相當一部分是因教會購地建房所引發的訴訟爭端。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黃埔條約》中規定，允許教會在五口通商地“購地建造房屋”，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又將此特權擴展至其他地方。而教會常常借不平等條約為護符，或不遵守條約規定，或與地方勢力勾結，故而引發許多訴訟。在處置中，清廷要求州縣官依約持平辦理。如光緒八年（1882年），湖南沅江縣民人劉超貴受傳教士蘇額理所托，購買李相富之房地造天主堂。沅江縣知縣徐允文得知實情後，依據條約所載，“天主堂買產章程，賣業之人須先報明地方官請示酌定，方準照辦”，認為劉超貴所買李相富房地並“未報明地方官，已與條約不符”，判劉超貴不得擅買，並駁回了傳教士蘇額理追還房產的要求。[73]
因這類案件涉及教會、教士、教民，州縣官辦理時大都如履薄冰，生怕釀成事端。如光緒三十年（1904年）浙江會稽縣天主堂購買教民孟姓房屋，內中部分涉及張姓屋地，在張姓不知情的情況下，由莊書自行撥除。知縣審理時，認為教堂已有書契，“西人向以印據為重，若勒令還產或出而阻難，勢必釀成巨案，何堪設想”，於是向張姓再四磋磨，並邀張姓紳士出麵調處，最後墊款契價銀五百元給張姓了結。在處理過程中，知縣“昕夕焦心”，生怕“幾釀大釁”，充分反映了他們辦理此類案件時“曲為周全”，以“息事”為目的的心態。[74]
在晚清的民教衝突中，還有一部分是中國教民與一般民眾因訴訟而引發的衝突。對於此類民教衝突，清廷總的意圖是“持平辦理”。同治元年（1862年），上諭令地方官對於交涉民教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心存偏重，以示一視同仁之意”[75]；同年，總理衙門又谘行各省：“各省習教民人雖奉天主之教，猶是中國之民……既同是中國之民，則無論或為傳教，或為習教，或為教堂先生，或為教中會長，或為記名望教，均應遵守中國法度，如有違犯，仍應照中國人民一律懲治，固不必因其奉教有意從刻，亦不能因其在教格外從寬。”[76]四川華陽縣令出示告示，稱自己“審理民教詞訟隻論是非曲直，不問是教是民，一概持平秉公，毫無左袒右袒意見”[77]。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此類民教衝突事件層出不窮。個中原因，在當時的官員看來，一是由於“無業莠民借入教為護符，一有爭訟，地方官須扶教抑民，良民積憤填胸，教案迭出”[78]；二是由於教士幹預；三是州縣官辦事不力。誠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一道上諭雲：
鬧教之案層見疊出，法令森嚴，亦且悍然不顧，民即愚頑不應至此。推原其故，總由人心詐偽。每有莠民借入教為名，橫行鄉裏，倚勢作威，借端興訟，一不遂意，則以膚受之愬，使教士聞之不平，代為審理。地方官平日既與教士隔膜，又於案情曲折不能詳明剖辨，遂成偏重之勢。平民被抑，積憤滋多，匪徒借此煽惑，激成事變。[79]
這種看法左右了清朝上上下下的官吏，形成了“外人以保護責政府，政府以保護責州縣”的局麵。
以光緒二十年（1894年）影響較大的湖北利川教案來看，起因於一位老寡婦倪黎氏房產被教民盜賣給教士，倪黎氏為了生存無奈控告縣署。該縣教士得知，竟闖入縣衙與地方官並坐公案。在整個辦理過程中，湖廣總督張之洞多次斥責地方官辦理不力，認為教案的原因是縣令“庸懦畏事，聽任教士購買田產，招教民耕佃，有犯不敢過問，於是桀驁不逞之徒相率入教，以教士為護符，甚至教民自稱為欽命利川縣副司鐸，持帖拜謁縣令，教士、教民與地方官並坐公案”。複又派廖縣令查清此案。廖令不查此案之原委，不分情節之輕重，輒以“兩免深究”希圖含糊結案，將毆傷倪黎氏的教民楊章才當堂提釋交教士領去；複將倪黎氏不願賣之屋地當堂立契交業領價。被張之洞痛斥：“無非為教民開脫罪名，以將順教士之意，尚複成何事體！”[80]
實際上，總理衙門對於教士傳教可能帶來的問題亦有一定的警覺。鹹豐十一年（1861年）總理衙門曾擬教士傳教諭單通行各省，禁止傳教士幹預公私事件，“倘該傳教士有幹預公私事件者，亦應照諭單駁斥不準，一麵仍飛谘本衙門核辦”。總理衙門還擬定商辦傳教八條，其中有“遇有教民涉訟，聽憑地方官從公審斷，傳教士不得插身幫訟”；“如習教者行為不法，為地方官訪聞或被人告發，自當照律拿辦，教士皆不得包庇隱匿。如有庇匿不到案者，先將犯法者照例究辦，仍將庇匿抗傳之教士與犯人一律辦理，或將教士撤回本國查辦”[81]。無奈各國政府皆置之不理，致使相應條款根本無法落實。
一些教民與一般民眾爭訟案件本來並不複雜，但就是因為教士插手，最後釀成大案。光緒三十年（1904年）浙江寧海縣發生教案，起因於寧海大裏村教民王品鬆爭輪管祭田，其胞叔王廷錫斥其既不祀祖，即不應管此項田畝。該教民自知理屈，隨之慫恿華教士朱國光出頭幹預，請縣拿究王廷錫。王錫彤聞之不平，昌言仇教，聚眾殺死教民王品鬆夫婦並焚毀城內兩教堂，殺斃華教士朱國光和其他教民數人。浙江巡撫立即調兵彈壓，緝捕20餘人，其中情節較重的5人被就地正法。
浙江巡撫聶緝蕖在奏報中說：“竊維民教之釁，大抵始於詞訟。袒教則民怒，袒民則教嘩，地方官聽斷稍有不平，動輒釀成巨禍，要挾即因之而起。”[82]麵對民教衝突，州縣官麵臨著上級官府、教士、教民、民眾的幾重壓力，往往左右為難，權衡結果，常常是袒教抑民、委曲求全，遷就了事。正如一州縣官所言：
入其教者，往往借勢欺淩鄉裏，魚肉平民，詐人錢財，占人田產，無所不至。其被控也，則倚恃教民，抗傳不到；其控人也，則挾製忿爭，肆無忌憚。亦有本非教民，一遇理曲涉訟之事，立時投入彼教，恃為護符。教士意在見好，無不出為包庇，偶拂其意，則飾詞上訴。地方官迫於時勢，不免存投鼠忌器之見，不得不委曲含容，多方遷就。遷就之中，未免抑民而袒教。於是西人之教堂遂為若輩之城社，而民教涉訟之案，地方官幾於不敢問矣！因而教焰日張，民氣日積。……地方官欲認真辦理，則畏教士之膚訴上陳；欲遷就敷衍，又恐華民之鬱而生變。若不豫籌善法，區畫分明，實不足以杜禍患，而服民心。[83]
伏查和約內原有各國教士司鐸等不準幹預公事一條，乃近年各教堂教士大背條約，相習成風。現在教民遍天下，每遇教民與華民偶相口角，其主教即出而幹預把持。地方官類皆仰體時艱，借三尺之法輔助主教，以魚肉華民，必滿教民之欲而後已。更有一種無恥劣員，見主教因案入境，迎送如辦大差；主教遂愈覺得意，肆行無忌，遇事生風。地方官稍拂其意，即電報上海京都，立即雷厲風行。主教益有所恃，必更強以所難，而不肯結案，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究必勒賠巨款，久矣習以為當。教民遂往往無中生有，借端索詐。
最後感歎：“是非公道無存，尚複成何世界！卑職為維持大局，故不惜微軀敢以屍諫。”[84]
閻少白屍諫的目的，是要求朝廷將和約認真申明，得以約束教民，並使教士不得幹預地方訴訟事務。然而事實是，晚清以來朝廷曾多次下令要州縣官嚴格依約辦理教案，平息事端，並將條約刊刻成集下發各州縣。各省也頒發州縣辦理教案的簡明要覽，如直隸總督袁世凱頒發的要覽，將各國條約載明地方官對教士、教民之義務，禁教士不得幹預地方公事辦法、教士買地建堂辦法、教民借事索詐爭訟辦法、地方官教案處分辦法等一一載明。[85]每有教案完案，州縣官都會發布告示，以警告民眾不得再出事端，但仍然難以阻遏教案的發生。
麵對迭起的民教衝突和隨之而來的交涉，也有人超越清朝官吏將責任一味推到教民和州縣官的思路，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1904年，《東方雜誌》轉載了《中外日報》的一篇文章，認為教案問題不是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自道光以後，傳教載入條約，而宗教始與政治相連，而滔天之禍，從此始矣。尋教案之成千因萬緣而得之，則必以六端為質幹。一、各國政府雖不信教，而常樂保護其傳教人，以為擴充權力之地也。二、各處神甫非必甚信其教民，而必以招納棍徒、幹預詞訟為招徠也。三、各處教民亦非真有見於其教，而徒以教堂為詞訟之保險行也。四、各地平民亦非有所深仇夙忿於教民，但因教民之有恃無恐，置身於法律之外，而使己吃虧也。五、各地地方官亦非真有惡於其民也，實以朝廷保教之諭言之至切，欲求名位之長保，必得神甫之允可；欲得神甫之允可，必需教民之愉快；欲博教民之愉快，必需平民之受虧也。六、朝廷亦非不知民教之不相平也，但以畏兵隊之故，不得不畏駐使；畏駐使之故，不得不畏神甫；畏神甫之故，不得不畏教民；畏教民之故，不得不重壓官吏也。[86]
教案發生的各種原因是互相關聯的，但根本原因，是各國借傳教以為擴充權利之地；清政府畏外國借此幹涉，不得不重壓州縣官；而州縣官為保名位長久，遂以“袒教抑民”之態度處理事端，以致釀成一個又一個民教衝突事件。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辦理商約事務大臣呂海寰一針見血地指出，教案的原因不在州縣官，而在國家地位弱小：“教案之宕延亦非盡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有意遲回，實限於權力不足以製外人。強之不能，聽之不可，不得不暫事敷衍，徐圖轉圜之策。迨久而別生枝節，又非初意所及料矣。迨至事後懲治州縣，處分不為不嚴，然已屬追悔無從，挽救莫及，抱薪救火，止沸揚湯，何益之有哉？”[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