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對於多樣性的處理辦法，一位學者從根本上將之描述為“統一民眾的思想，如同以前統一度量衡一樣”。1由始皇帝下令實行的各種事物的統一，如車軸、道路、秤和尺，書寫體與幣製等等，是其統治中沒有招致多少批評的一個層麵，但它也沒有受到讚揚。
帝國於公元前221年建立後實行的幣製統一，在經濟上是明智之舉，但對於新的官僚行政的平穩運行也是很重要的。從公元前221年開始，帝國使用過多種形式的錢幣，但最重要的革新是基本的銅幣，其形狀是圓的，中間開了一個方孔，這種貨幣形式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期，成為中國文化的又一個重要元素。在秦代，銅幣上鑄了兩個字，表明該幣的理論重量，相當於八克。已經出土的一些銅幣確實重為八克，但另一些銅幣的重量卻大有差異。因此，有可能銅幣上的標記是指其價值，而非指所用金屬的貨幣值。這種基本硬幣幣值為
1，似乎一千個硬幣也是一個計算單位，因為現已出土了收納一千個硬幣的特殊容器。
從睡虎地發掘的竹簡文獻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始皇帝治下法律與行政的大量信息，根據那些文獻，我們得知，市場上的所有交易物品，凡是價值一個銅板以上，必須有所標記。雖然人們也使用其他形式的貨幣，例如紡織品，但其價值仍然以硬幣計算，一匹紡織品的貨幣（1.85米×0.52米）被視為十一個硬幣的等值（行政文件中經常可見11的倍數）。勞動價值也以硬幣計算，一天勞動的價值等於八個銅板。瀆職官員繳納的罰金通常以盾來表述，但罰金也可用等同於一盾的銅幣即五千個銅板來支付。2
這種經過簡化與改良的新貨幣體製在全國實行，取代了以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貨幣。中國最早形式的貨幣似乎是寶貝殼，接著是青銅時代的鏟形貨幣，通常在頂部鑄成一個空筒，就像一個真正的鐵鏟片。鏟形幣采取多種形態，平肩，直頂、尖頂或叉頂。在中國統一之前不久，一個諸侯國發行了鑄成刀型的貨幣，另一國則發行了銅貝幣，還有一國發行了小金匾，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銘文。在不同的諸侯國，還有帶圓孔的圓形硬幣和帶方孔的圓形貨幣。盡管其形式多樣，但全部是用多重陶模製造出來的。
雖然硬幣在理論上代表一個具體的重量和價值，但其實際重量各異，而度量衡的標準化，即始皇帝的另一項統一化改革，是一件精確性大得多的工作。在埋葬於睡虎地的那位官員遺體的腹下，發現了一套《效律》，它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這二十九份規章說明了官員們要負責核查度量衡，如果度量衡不精確，則惟其是問。如果官糧的稱量誤差十六盎司以上，對當事官員就要處以一套甲胄的罰金；如果誤差小於十六盎司，就對他罰款一盾。就連政府倉庫中存放的甲胄也要核查，如果甲胄沒有達到標準質量（以皮革小“魚鱗”的數量來衡量），就必須給予補償。3
始皇帝的官員們用於稱量和評估糧食與其他物資的設備，包括用粘土或銅製成的量具，後者或為圓形，或為矩形。它們都要以標記或雕刻的方式記載公元前221年的一份詔書，並帶有印章：“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這些量具製作出來，是為了測量容量，用於測量征收的穀物稅，以及給政府項目的工作者發放口糧。對築牆修路的男性工作者，發給半鬥糧食的早餐和三分之一鬥的晚餐。對擔任同樣任務的婦女，每天發給三分之一鬥的兩餐。很難估計一鬥究竟是多少，但中國人從來都是使用這同一個稱量用語，而其對應的重量在幾個世紀內差異很大。如今的一鬥為一公鬥，
等於十升，但在秦代似乎是八升為一鬥，而在一份古典文獻中對一鬥給出了不同的解釋。一位當代學者給出了一鬥的尺寸，而非相等的重量，他認為一鬥約等於二百厘米。4
始皇帝的官員們除了用容積的量具來稱出口糧，還會使用重量的測量。這是一些銅製的秤砣，呈半圓形，頂端有個穿透的球形把手，有可能是掛在手提的量具之上，這種秤如今仍然可見於中國的市場。秤是一根杆子，上麵標記了刻度，一端有個鉤子，將商品掛在其上，或者掛一個擱置小件物品的銅盤。秤砣朝另一端移動，直到獲得平衡。秦朝的秤砣，如同其測量容積的對等物一樣，刻上了公元前221年的那份詔書，它們代表不同的斤數，現在的一斤相當於半千克，但在秦代顯然約為二百五十四克。現已出土了等於一斤、五斤、十斤、十五斤、二十斤、三十斤、六十斤和一百二十斤的標準秤砣。
馬車輪軸與道路修築的標準化是緊密相關的。通過強製勞動和應征勞動，始皇帝有了一個精心修築的路網，路基為碎石鋪墊，露麵為夯實土，沿線挖有溝渠，植有鬆樹，穿過他的新帝國。公元前220年，他做了一次巡遊，在質量低劣的道路上顛簸，此後他下令修築一組“馳道”，從京城通向北部、東北部、南部和東南部。6這不僅是為了他自己的方便，也是為了改善與其帝國更多遙遠地區的交通，使官車與信差能夠快速旅行，將重要的公務信息送到京城。“馳道”也許寬約四丈（因而比其羅馬的對等物還要寬）。道路的中央車道是為皇帝及其家人保留的，而其餘人等，包括政府的快足，都走外側的車道。據報道，一名貴族因使用了中央車道而被處決。
較小的大道，寬度較窄，通往西部省份四川，南下遠至廣東，整個路網總計可能約為六千八百四十千米（四千二百五十英裏）。8
這個路網中詳情悉知的唯一部分是“直道”，從京城通往黃河的最北緣。它是自公元前212年開始在蒙恬將軍的監督下修築的，我們還記得，此人對於長城的修築貢獻不小。始皇帝可以通過直道向北方邊境輸送軍隊與供給，但除了軍事意義之外，這條道路還連通了北方胡狄的疆域，使秦人既能夠觀察他們的活動，又能與之通商。9
在直道修築之前，大約在始皇帝下令修築“馳道”網絡的時候，他還下令：全國的所有馬車輪軸要製成相同的尺寸，其軌距寬“兩步”，即六尺，大概相當於今天的一點四三米（四點七一英尺）。10有人說，這種標準化使得運貨馬車和戰車方便在深轍中行駛，而這種深轍是頂級道路上也不可避免會要形成的，但令人想不通車輛如何擺脫深轍而駛離主道。
始皇帝的另一個重大文化貢獻是書寫構字的標準化。事實上，他和丞相李斯推行了一種書寫漢字的構字法與體係，它一直保留至今而變動甚微。如果他們沒有推行這種標準化，中國講不同方言的不同地區可能都會開發出各自的構字法。而事實上，隻有一種字形覆蓋了口頭方言差異甚大的一個大國，使這個國家在兩千多年內維持了統一。如今這種字形普天下都能識得，雖然口頭方言大相徑庭。如果一個廣東人以自己的方言朗讀一段文章，其發音可能是北京人聽不懂的（反之亦然）。然而，書麵文本本身卻是雙方都能看懂的。在今天的世界裏，廣播電視是重要的交流手段，可以推行一種標準的口頭語言，即可以教會所有孩子的“普通話”。然而，在過去，隻有字形才能統一並告知所有的中國人，不論他們講的是何種方言。
基本而言，一個漢字代表一個詞（不過，在今天的漢語中，許多“詞”包含兩個或更多的漢字）。現存的最早漢字是刻在石頭上或龜殼上的，記錄了商朝國王們（約公元前1200年）的占卜問題。後來的王國留下了雕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在戰國時代（公元前475-221年），似乎不同的諸侯國在使用不同的構字法，也許反映了詞匯在不同地方的發音。11在公元前約300年的一份絲綢手稿上，明顯可見地方的差異，那是在南方長沙國的一個陵墓中發現的。這份手稿包含“頗多‘佚形’”，即佚失的漢字，在始皇帝的規範化之後未能存留下來。12人們認為，這些“佚形”標誌了地方“書寫”方言的區域性，從而也可能代表了地方的口頭方言。
丞相李斯及其顧問們似乎偏愛由元素組合構成的字形，今天漢字的鼻祖們，在字典裏
由二百一十四個“字根”加上該字的其餘部分排列出來。得到偏愛的新字有可能反映了讀音的變化，這意味著一個字的語音元素大部分失去了其意義。在業已存在的漢字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已消失不見，人們推測在秦國使用的字形占了優勢。漢字的書寫體也反映了秦朝的風格，其名稱為“小篆”體。
雖然書寫漢字的風格在繼秦朝而崛起的漢代有所變化，人們喜愛更為清晰、更具辦公氣息的字體，但實際上卻和今天使用的漢字是相同的，始皇帝治下推行的字形與字體的標準化，為全中國語言的真正統一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