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書麵語言是傳統中國的特色。至少在明代（1368-1644），寫作藝術的層次高於繪畫，所以一幅好字價值高過繪畫。1不但寫作形式很重要，其內容也是一樣。因為兩千多年以來，獲得藏書，包括曆史檔案與文學著作，是統治者的優先權，而這種文獻的搜集使評論或注釋得以發展。正如保爾·德米威爾（Paul Demieville）所說：“儒學史就是評注史。”他還指出，在漢初（公元前210年-公元6年）（已佚的）對孔子著作的評注中，據說“有時會用多達二三萬字的篇幅來注解一個五字的段落。從如此大量的評注可以看出，人們對文獻非常重視，而注釋文獻的努力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論。
在那種環境下，始皇帝的“焚書”曆來被視為審查製度和文化汪達爾主義的可怕行為。《太史公記》說，在公元前213年，始皇帝在宮中舉辦了一場宴會，有一百多名學者參加。一名學者（齊人淳於越。——譯注）批評民政機關的設立，並指責始皇帝未能像過去一樣給其親戚們提供土地和采邑（結果是災難性的）。他繼續說道：“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為了回應這種批評，丞相李斯指出，時代已經不同了：“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他批評有些學者利用他們的學問“以非當世”，“飾虛言以亂實”，“私學而相與非法教”，“率群下以造謗”。丞相對學究們的回答是，建議焚燒除秦史以外的所有曆史記載：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3
人們將這些建議，以及對其已得到嚴格貫徹的假設，解讀為對儒學與文學的大規模攻擊，而其動力是出自一種通過抹殺過去（除了與秦史相關的內容）和所有的對立麵來創造一種純潔質樸狀態的願望。在秦代以後，人們越來越為對於書本和學者的尊敬而主宰，在這樣一個社會裏，這種行為被視為始皇帝最惡劣的行徑。
更加仔細地查看丞相李斯所列的名單，就會發現，他並非要全盤抹殺禁書，因為“博士”們仍然可以擁有並閱讀那些書籍。他隻是把其他戰國的曆史記載挑出來加以清除，顯然是要將其從曆史中抹殺。他還點名指出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的兩種書，即《詩經》與《書經》。4這兩種書都算在五經之列。《書經》收錄了“始自周朝前幾個世紀（約公元前1025-481年）的半曆史性的文獻與講話”，其內容和其他諸侯國的記載一樣不受丞相李斯的歡迎，因為它們為持不同政見的學者們提供了恰好是他要避免的那種“道古以害今”的東西。在前麵的章節中已經指出，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由於國家受到地方性戰爭的困擾，學者與思想家們動輒緬懷過去那些傳說中的統治者，他們的時代在回憶中成為和平的黃金時代。就連太史公也明確地表示，他的《史記》是為了讓得道之人通過借鑒過去的輝煌與以前統治者所犯的錯誤，來“矯正世風”。5
人們曆來說《詩經》是由孔子集成的，這是一種不準確的說法。丞相將《詩經》挑選出來，意圖不很明顯。這是一個三百零五首詩歌的合集，始於公元前10世紀到7世紀，包括若幹政治詩歌，但也有許多是愛情詩或是關於農業年份節氣的詩歌，許多內容提及植物、鳥類與季節循環。或許是這種政治上的關聯，以及那些詩歌的古老，引起了對它的禁止。
盡管大多數人都認為某種實際的焚書活動的確發生了，但或許最令丞相李斯關心的是書籍被人所利用，以及學者們的顛覆性活動。有人爭辯說，“百家語”之所指，以及被理解為所有現存哲學著作的那些文章，實際上應該是指“迂腐的曆史趣聞匯編”，也就是關於過去的流行故事匯編，在內容上與《書經》頗為相似，因完全相同的原因被李斯視為具有顛覆性，因為它們給心懷不滿的人提供了子彈，後者提出始皇帝與過去決裂是錯誤的，而在某個遙遠的祖先世界裏，一切都比現在更好。6
免於被毀的書籍主要是有關醫藥與農業的實用手冊，但始皇帝本人對先兆與長生不老的興趣，可能也反映於占卜著作的幸存。有趣的是，在睡虎地發現的那位司法官員的墳墓裏，找到了兩本占卜書籍。7這些竹簡書開列了開展各種活動的吉日，如同今天的黃曆，也包括十二生肖循環的說明，這是有關如今仍然在中國占星術中發揮作用的一套循環體係的解釋。8
如今我們不可能計算實際上究竟失去了多少書籍。公元前206年漢朝人焚燒宮殿時秦代皇家圖書館在火中的毀滅，或許比這件事要嚴重性得多。9何況，現存的一份漢代皇家圖書館的目錄，大約是在基督誕生時編輯的，包括一個書名單，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書籍現已不複存在，可見後來各個時代的毀書是同樣可怕的。
始皇帝僅僅是將學者們在焚書的同時殺掉了，還是僅僅對他們處以黥麵處罰，然後送去修築長城？有一本名叫《帝鑒》的插圖書，描述了何為“好”皇帝，何為“壞”皇帝，是為了教育在九歲時登基的小皇帝萬曆（1572-1620在位）編繪的。其中有一幅畫，畫的是一堆書在始皇帝的監督下焚燒，而學者們則被推下大坑活埋掉。11學者們的死在《太史公記》中是有記載的，其中寫道：在公元前212年，盡管把書籍焚燒了，始皇帝仍然為學者們的持續反抗而氣惱。“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12他擔心學者們的指控會影響普通百姓，激起反叛，於是他將書生們交丞相李斯審判，後者顯然“傳相告引乃自除”（互相揭發以自保。——譯注）。四百六十多名學者在京城被處決。
根據對一個關鍵漢字的不同解讀，對處決方法的描述便有所不同。這個字通常的釋義是“活埋”。這就是出現在《帝鑒》中的釋義，但有人提出了一個較為複雜的版本，聲稱始皇帝召集學者們去觀賞“冬生甜瓜奇景”，結果他們掉進了挖在甜瓜下麵的隱坑。13較近的研究表明，這個漢字被誤讀了，其意義隻是“殺”而已，其方式不定。14更有意思的是，一個可能的目擊者，一位幸存的學者，後來為漢朝的第一任皇帝充當顧問，他的任務是為主子列舉始皇帝的錯誤，尤其是針對始皇帝對法律與刑罰的偏重，對儒家“仁義”之德的輕視，但他既未提到焚書，也未提及其學者同事的被殺。
看起來，作為儒家學者兩派之間激烈鬥爭的結果，出現了一種傳說。一方麵，今文派的學者們堅持說焚書意味著整個儒學教義都要重組並重新詮釋，而另一方麵，古文派的學者們則宣稱在孔子本人的祖屋裏發現了儒學教義的一個版本。為了逃避焚書，人們將之藏在一堵空磚牆內，於是這堵牆成為崇拜的對象，名為“魯牆”。
很明顯，始皇帝及其丞相企圖消除對抗，尤其是通過流言傳播的學術對抗，但是，歸咎於始皇帝的“焚書”與“坑儒”，是其身後得到殘暴與狂熱之名的最主要的原因，卻在很大程度上被誇大了。
盡管始皇帝因其毀滅性的檢查製度在中國曆史上獲得了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名聲，但其他皇帝也犯下過同樣的罪行。宋朝的一位皇帝於1103年燒掉了三位詩人的合集，而蒙元朝代
第一位皇帝忽必烈汗曾於1258年和1281年兩次下令焚燒道家書籍與木板。
清朝的乾隆大帝（1736-1796年在位）同樣應該遭受譴責。1772年，他下詔收集所有現存的文獻，以供皇家圖書館保存，防止“將來流失”，並為一部巨型百科全書即《四庫全書》的編纂提供資料。15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曾下令編纂另一種百科全書，即《古今圖書集成》，它是於1722年用銅活字印刷的。其一萬薄冊包括早期著作的摘錄，分類編排，往往配有插圖。16乾隆皇帝的計劃更具雄心，他不做文摘，而是要照錄所收著作的全文。《四庫全書》由三萬六千卷組成，沒有印刷，而是繕寫，分為七個獨立的部類，成書於1782年至1787年之間。
這項工程表麵上因其保存文獻的願望而令人欽佩，但其幕後卻有一種非常可恨的策略，一種更為凶惡的異端裁判。一位學者拒絕交出其曾祖父唯一的詩歌集，被判處杖擊一百下，流放三年。更可怕的是，其曾祖父的詩作被宣稱為具有煽動性，其屍體被挖掘出來，處以身後的裂屍之刑。17從自願或非自願的藏書家那裏搜集而來的著作，都要經過檢查。清朝統治者是滿人而非漢人，曾為征服中國而耗費了相當大的軍力，失敗的（漢人）明朝的忠實擁護者們的財富支撐了幾十年。清朝統治者對其非漢人身份的敏感性，延伸到了對於早期非漢人統治者的批評，例如對蒙古人的批評，以及對13世紀和14世紀初統治過北方的幾個短命的非漢人朝代的批評。有關具有戰略意義但經常發生動亂的邊境地區的著作，也是敏感的。此外，乾隆皇帝的圖書搜集者們似乎還是品位警察，企圖鎮壓缺乏文學趣味的著作，以及以五花八門的評語鑒定為“胡言亂語”、“文思紊亂”、“語言粗鄙”、“荒誕不經”、“胡編亂造”的著作。
然而，皇帝最大的敏感是針對皇室及其成員的批評，敏感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據報道，一名學者於1726年奉派去江西主持鄉試，即第二等的科舉考試，為帝國官僚統治機關選拔有識之士，而這種官僚統治正是始皇帝在大約兩千年前所建立的。這種考試要求考生撰寫高度格式化的文章，其主題無一例外，都是采自儒學經典。在這個案子中，作文試題隻有“維民所止”四個字，出自《大學》。考生們也許會抱怨這個題目是說教的，並有些自相矛盾，但有人提出更為嚴重的指控，指出其中的首字與尾字與皇帝之父的年號（雍正。——譯注）類似，卻無字頭。換言之，這位學者巧妙地暗示皇帝之父應該被處以斬首。他被抓了起來，投入大牢。進一步搜查其住宅，找到了日記，其中含有更具煽動性的評論。這位學者死於獄中，還受到死後裂屍的額外處罰。對應於存在於始皇帝時代的連坐製，其兩位兄弟也被關了起來，一個死於獄中，另一個在釋放後不久便死去了。19
乾隆皇帝無情地收集書籍，“明目張膽地無視私有權”20，野蠻地處罰學者與藏書家，導致二千六百六十五部著作的毀滅或重大改變，以及一百多名學者的死亡與分屍，這種對文字記載的清除，其係統性遠遠超過了始皇帝所謂的焚書坑儒。
近來，中國的統治者也致力於檢查文字記載。毛主席可能沒有下令毀書，但在“文化革命”期間，1966年以前出版的大量著作被撤下了圖書館的書架，使整整一代學者實際上無法接觸這些書籍。北京大學的學生們若想接觸“禁”書，哪怕是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曆史研究》一類的過刊，也必須請求老師批條同意。該大學圖書館的公開目錄不包括“禁”書卡片，若想看到這些卡片，必須向館員提出申請，並且要得到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