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常將長城的建設歸功於始皇帝，而長城或許是中國最持久的象征。它在北京以北的青山上蜿蜒千百裏，其灰白色的城垛間有高高的灰色瞭望塔，以及關口的窄門。數百年來，它總是令觀覽者讚歎不已。法國耶穌會會士讓·巴普替斯特·杜·哈爾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根據在中國的耶穌會會友們的詳細通信，編纂了《中華帝國地理、曆史、編年史及政治描述》（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ilit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1735）一書。該書對長城做了大量的描述，談及其建築所需的工程技術，其戰略上的意義和其壯觀的外表。“這項工程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1他在第一卷中寫道。第二卷有關中國軍事的一章中，做了較為充分的描述，其中提到了始皇帝：
在基督降臨前的二百五十年，這項龐大的工程就已開建了，這是根據秦室始皇帝的命令，為了保衛三個大省，對付韃靼人的入侵。
始皇帝一經下定決心要幹這件大事，便從每個省份抽調三分之一的勞力，為了在海濱為之奠基，他下令將幾艘滿載著鐵的船隻和一些大石頭沉入水底，而這項工程便在其上開始建立，其精工細作到了如此地步，哪怕勞工們在石頭之間留下了一點縫隙，都會付出性命的代價。
這意味著這項工程保存至今，幾乎和其新建時一樣完整……很難理解這個巨大的堡壘是如何壘築到那樣的高度，我們見它立於幹燥的不毛之地，而人們必須從遙遠之地，付出不可思議的勞動，運來水、磚、砂漿，以及這類工程所需的所有建築材料。2
於是18世紀的歐洲知道了長城。的確，也許就是這麽一份報道，促使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於1778年對詹姆士·波斯維爾（James Boswell）說：
以非同尋常的旅行活力進入了遙遠的國度；精神因之而擴充，人格的尊嚴因之而獲得。他對參觀中國的長城表示了格外的熱情，我當即受到感染，說我真的相信，如果我沒有孩子必須照看，我一定會去看長城。“先生，（他說），你這麽做的話，對於提高你的孩子是會有意義的。你的精神和好奇心，會有一種榮光映在他們身上。他們將被視為一個參觀過長城的男人的孩子。我是認真的，先生。”3
1793年，英國首任駐華公使馬戛爾尼爵士（Lord Marcartney）寫下了首位英國目擊者對長城的描述：
僅僅從一個角度，視野中便囊括了那些修築了防禦工事的城牆，延伸於起伏的山巒之上，爬上最高的山巔，跌入最深的峽穀，以拱洞越過河流，在許多部位增至雙重甚至三重，以接入重要的關隘，幾乎每隔一百碼，在視力可及的範圍內，便點綴了塔樓或巨壘，給人的精神提供具有驚人份量的保障……這種類型的防禦工事，單單稱之為城牆，無法傳達這種構造的意圖，人們說它延伸了一千五百英裏，但並非全線都是如此完整……4
馬戛爾尼爵士對中國早期的曆史所知不多，但對於長城這個主題，承認自己從未見過長城的作家喬治·路易斯·波爾吉斯（Jorge Luis Borges）寫道：“過去幾天裏，我從書中得知，下令建築幾乎是無限長城的那個人，即始皇帝，也下令燒毀了在他之前的所有書籍。這兩個大規模的行動，即以五六百裏格的石頭對抗夷狄，以及嚴厲地廢除曆史，也就是抹殺過去，都是出自一個人的主意，並在某種程度上是出於他的特性，令我有些不可理喻地感到滿足，同時又令我不安。”5在企圖寫一部從北京人到20世紀的中國曆史時所必需的那種速記中，漢學曆史家菲茨傑拉德（P.C.Fitzgerald）寫道：“長城雖然經常修補和粉刷，卻是由始皇帝策劃並連接起來的；雖然有可能惟有現代長城的核心部分才是秦代的工程，但長城的設計與定位是出自那位大皇帝的策劃，而後來的各個世代隻是恢複或維護他的豐碑。”6
馬戛爾尼爵士不知道，他所見到的長城，其表麵覆蓋著磚石，是相對近期的作品，修建於明朝，即16世紀末葉和17世紀初葉，而波爾吉斯、杜·哈爾德與菲茨傑拉德的描述，強調了長城的淵源，以及始皇帝的參與。而毫無疑問，始皇帝確曾下令在其領土的北麵建築城牆，而長城的曆史比這些作家想要我們相信的說法複雜得多。
中國修築城牆比始皇帝的活動早了幾百年。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81-221年），中國境內的各諸侯國多少處於長期競爭的狀態，它們修築防禦性的城牆來對付鄰國，而處於邊緣地區的諸侯國則修築界牆，以防禦其處於半安定狀態的遊牧鄰居，創造了“遍布中國的城牆網格”。7
早期的秦國於公元前4世紀末與3世紀初建築的城牆似乎是修築於西部與北部邊界，形成某種對付其非中國鄰居的疆界。據記載，始皇帝征服其他戰國並統一中國之後，便於公元前215年將蒙恬將軍派往北方去攻擊“胡狄”，並奪取黃河最北線以南的土地。據說，他“築長城，因地形，用製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裏。”8“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9
由這些城牆構成的“邊界”是一個複雜的東西。始皇帝通過在黃河以北修築長牆，吸納了鄂爾多斯草原，那裏居住著半遊牧的百姓，但不適合於中國的農業。有人認為，修築北方的長牆，是為了給那些居住在草原上的“挽弓”者與中原沃土上耕作的“戴帽束帶”的漢人之間標出分界線，但對鄂爾多斯草原的吸納與這種解釋相矛盾。10更有可能的是，這次北移是針對北方非中國人的軍事攻擊的一部分，標誌著領土的擴張，而非單純的邊界標定。
始皇帝促成的長牆建築與中國的鞏固，似乎標誌著越界關係的改變。戰國時期，中國的諸侯國以外居住著許多獨立的族群。他們有的遊牧，有的半遊牧，有的則越來越傾向於從事固定的農業，用牲畜來與中國人交易絲綢和其他奢侈品。在公元前4世紀，由於中國的諸侯國決定發展騎兵，不一定是為了對付北方的胡人，而是為了國防，於是商品交易的重點發生了變化。而且，許多最靠近中國人居住的境外居民被有效地吸收過來了。的確，這是人們對秦國的指控之一，因為該國民眾與夷狄習俗相同，其行為不合“禮義與德行”。11邊境部落是介乎中國與更北麵遊牧部落之間的一種緩衝，看起來，這種緩衝的消除，始皇帝越來越繁忙的築牆活動，以及其中華帝國的建立，在遊牧部落中激起了反應。
為了回應蒙恬將軍的北進，遊牧部落在一位名叫冒頓的統治者麾下聯合組成匈奴國。按照傳說，他在身邊聚集了一批強大的武士。為了檢驗他們的忠誠，冒頓命令他們去射殺他的愛馬，處決所有不服從命令的人。接著，他又令他們去射殺他的愛妻，違令者也要處死。最後，他令剩餘的武士去射殺他的父親，後者不同意冒頓繼承他為部落首領。不過匈奴並未攻擊秦朝，當秦朝衰亡時，他們才開始成為漢朝的主要威脅。
始皇帝築牆的活動或許更多地包括連接並加固較早建築的長牆，例如趙國修築的長牆，那個地區據說是蒙恬將軍築牆的地方，還有北京以北的燕國所築的長牆。長城現存的部分是在若幹世紀中重建的，而重建工程持續不斷，所以很難區分哪些是秦朝的貢獻，不過人們已在陝西、寧夏、甘肅、遼寧與河北諸省識別出一些有可能是秦朝修築的部分。12
始皇帝長城的識別是存在疑問的，原因有幾條。首先，基於史實的證據很少。除了《太史公記》中關於蒙恬將軍的簡短記載文字以外，既無地圖也無示意圖存留下來，而考古學的
記載也是同樣缺乏。根據一些地方資料的記載，秦代長城是用夯實的粘土、石頭或兩者的混合物建築的。夯實粘土，是將粘土夯入木架之間的層級，形成長久耐用的結構，例如用這種方法於三千年或三千多年以前建築的城牆，如今仍可見於鄭州。然而，在若幹世紀內反複重建的那些長城段落，早期的夯實粘土層級可能被吸納或隱藏，而石頭則頻繁地重複使用。
盡管缺乏鐵證，始皇帝與長城的關係卻是一定存在的。中國曆史學家朱同君（音譯。——譯注）在1957年寫道：“大多數人知道”始皇帝建造了長城，但他承認自己並不知道現存的長城是不是根據始皇帝的命令修建的。13民間傳說將長城的修建歸之於始皇帝，並強調其涉及的殘暴。不論始皇帝的長城是如何修建的，修建於何處，其建造者有時是被發配到北方的服刑的貪官汙吏，有時是服徭役的勞動者或服兵役的士兵，每三年一次，一定年齡階段的所有人等，都被迫參加一段固定時間的勞動，通常是在本地，修路或開挖運河，維修堤壩或公共建築。如果他們沒有照辦，就會受到笞刑的處罰。14在北方邊界或其以外築牆，可能是由服兵役的人們進行的，每三年當中，他們都要在第二個年頭去邊疆服役。15
有一個首次記載於15世紀的民間故事，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記載於公元前1世紀，它告訴我們，孟將軍在修築長城時死於離家很遠的地方。他的妻子對於丈夫死於遙遠的異鄉非常傷心，而又不可能將其遺體帶回家鄉歸葬，於是她前往丈夫的死所，她的淚水將一段長城衝垮了。丈夫的無私奉獻與妻子的忠貞都被供奉於一座祠堂，該祠位於長城與山海關交會的地點附近。16
不久以後，始皇帝的兒子要求祭祀長城，《太史公記》中有此記載。雖然《史記》幾乎總是激烈地批評始皇帝及其繼承人，以及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但其對蒙恬將軍命運的記述是比較公正的，揭示了前任皇帝的著名寵臣在新皇帝手下服務所冒的風險。在列舉了他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官在修路和築牆方麵的事功之後，文章繼續說，那些擁立二世皇帝的人，以始皇帝的名義寫了一紙製令，要求蒙恬將軍自盡。雖然他拖了幾年才執行命令，但在最先記載有關破壞風水罪的參考書之一中，蒙將軍說：“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裏，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