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時代，由於交通不暢，東西問的聯係頗為艱辛。在西方，“曆史之父”希羅多德曾雲遊天下，行蹤甚廣，並有“旅行家之父”的美稱，但他心目中的“天下”，隻不過是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人所知道的一隅之地，十分有限。他沒有到過中國，他的《曆史》對中國也缺乏記載。後來，盛傳一時的亞曆山大東征曾經到過中國的說法，經史學家研究證明亦屬無稽之談：在中古時代，由於阿拉伯商人的足跡遍布亞、非、歐三大洲，在東西方之間起到了某種橋梁和媒介的作用，阿拉伯的曆史學家和旅行家留下了許多記載，其中有不少地方曾談到中國。盡管如此，當時西方人對東方，尤其是對中國的了解，仍是很隔膜的。
這一情況，到了中古時期才發生了變化，它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意大利大旅行家馬可·波羅的東方之行。他於1271年隨父親與叔父來到中國。1275年5月到達蒙古帝國的上都。從1275年至1291年17年間，馬可·波羅一直以客卿的身份在元朝供職。歸國後，他因參與本邦威尼斯對熱那亞人的戰爭被俘，在獄中通過他的口授，由同獄的比薩文學家魯思梯謙筆錄，即成為流傳後世的《馬可·波羅遊記》(亦名《東方見聞錄》)，至今已有五六十種不同版本(在我國就有七種之多)，成為風靡一時的“世界一大奇書”。
在這本書中，詳細記錄了中亞、西亞、東南亞等地的情況，其中尤以第二卷(其82章)記載的中國部分最為詳盡，諸如元初政事、戰爭、宮殿、朝儀乃至中國名都大邑的繁榮景象，記載翔實，引人人勝。如遊記裏寫到的一種能燃燒的“黑色石塊”，顯然指的是煤炭。馬可·波羅把這種在中國早在漢代就開始使用的燃料知識帶回到了西方，使西方人大為驚奇。
他的書中介紹許多奇異的知識，為歐洲知識界打開了一扇了解東方的窗戶，無怪乎人們要說，馬可·波羅“替歐洲人心目中創造了亞洲”。
但是，從此書問世以來，對它的真實性不斷有人提出質疑。關心馬可·波羅的友人，甚至在臨終前勸他為了靈魂的安寧，最好把一些離奇的事實刪去。到了1829年，德國學者徐爾曼不僅指出此書是一部冒充遊記，實為編排拙劣的教會傳奇故事；而且對他是否到過中國也發生了懷疑，說波羅一家最遠不過到達過大布哈裏亞境內(該處是意大利人常到的遊曆之地)，又說此書編者假馬可·波羅之名，謂其曾侍奉元朝皇帝忽必烈17年之久，可謂是荒唐之至，雲雲。
那麽，馬可·波羅究竟到過中國嗎?對此，中外學者在經過深入研究後，大多承認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但也實事求是地指出了他書中的缺點。
國際上，對馬可·波羅有過深入研究的學者，如英國的亨利·玉爾，法國的亨利·戈爾迪、伯希和，美國的柯立夫和意大利的奧勒吉等人都持肯定意見。也有少數學者認為他隻到過北京，例如美國的海格爾在1879年撰《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內證中看到的問題》一文認為：馬可·波羅隻到過北京，書中關於中國其他各地的記載，都是在北京聽到的。即使這樣，作者並沒有否定他確實到過中國的事實。
但是，問題還是不斷地被重新提了出來。1965年，德國史家福赫伯宣稱，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這是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1982年4月14日，英人克雷格·克魯納斯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這位大旅行家隻到過中亞的伊斯蘭教國家，在那裏他和從中國回來的波斯商人或土耳其商人交談過，很有可能依靠某些已經失傳的“導遊手冊”，加上道聽途說，便成了他遊記的基礎。作者的“證據”有以下四點：
一、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沒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證的關於馬可·波羅的材料。
二、書中很多地方充滿了可疑的統計資料，把中國豐富多彩的景象描寫成灰茫茫的一片，對蒙古皇帝的家譜說得含混不清。
三、中國最具特色的文化產物——茶和漢字，書中從未找到。
四、他寫許多中國地名，似乎用的波斯叫法。
我國學者楊誌玖教授撰文，以詳盡的史實對上文進行了反駁，做出了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的結論。楊教授在文章中說，他早在1941年，就在我國的《永樂大典》中發現了一條研究馬可·波羅來華的珍貴史料：元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等人的奏折中提到“今年三月奉旨，遺兀魯、阿必失嗬、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這個記載與《馬可·波羅遊記》所載完全吻合，從而確認馬可·波羅一行於1291年離開中國。
楊誌玖教授的這一發現及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外學者的推崇和高度評價，被認為是判定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一個“極可靠的證據”。
楊誌玖的論文還就英人克雷格·克魯納斯文章中提出的四個“論據”，逐一進行分析，做出了頗有說服力的回答。當然楊文也指出《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的錯誤以及誇大之處，但馬可·波羅不是曆史學家，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其書又是在監獄惡劣環境中口述而成的，能達到這個水平已很不簡單了。楊誌玖教授的觀點，獲得了學術界比較普遍的讚同。
1991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馬可·波羅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中國學者蔡美彪宣讀了《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長篇論文。他認為：馬可·波羅在中國的17年間與各地各族人民建立了友好的感情。雖然某些記述不免有誇張的成分，卻洋溢著對中國的熱愛與友誼。
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可·波羅遊記》不僅是一部在曆史上有過影響的學術文獻，而且是馬可’波羅與中國人民的友情的記錄。蔡美彪的論述是對他的導師楊誌玖教授在50年前有關觀點的延伸與發展，也是對馬可·波羅的中國之行所做出的最新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