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選之後
從身兼數職的內閣大臣到選舉失敗失去一切，仿佛隻在一夕之間，丘吉爾從巔峰跌入了穀底。落選之後，丘吉爾決定給自己換個環境，因此便帶著女仆和秘書到法國南方休養去了。
此後6個月，丘吉爾不曾在英國的公眾場合露麵。他大半時間都在法國南部著名的濱海城市戛納休養，並在那裏繼續寫作。1923年2月起，《泰晤士報》開始連載丘吉爾的《世界危機》第一卷。這本書的內容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經過，以及他本人在1911～1914年底任海軍大臣時期的工作。事實上，從他擔任海軍大臣時起，他就為寫這部書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他仔細地保存了他經手的信劄、文件副本、備忘錄。根據當時和後來英國政府處理公文的規定，丘吉爾得以留下一套完整的官方文件，其中有些文件還是機密的。
《世界危機》一書行文生動，內容充實。書中還披露了大量從政府文件中摘引下來的機密情況，這使得公眾爭相閱讀這本書，下院議員們及政府有關人士也議論紛紛。議員們認為他泄露了國家機密；首相博納·勞也認為丘吉爾違背了他在樞密院立下的誓言。但丘吉爾完全不接受這類指責，他在致首相的信中指出：不少此前出版的各種傳記和回憶錄中早就摘引過政府文件和其他機密材料。比如說，基奇納將軍以及傑裏科、費希爾和其他一些人，他們在寫回憶錄時也這樣幹過，卻從來沒有人對此有何異議。這一辯駁十分有力，結果首相隻好同意成立一個專門的內閣委員會來調查研究這一問題，最後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外界的質疑沒有影響到丘吉爾，他仍按原來的計劃，在4月將第一卷結集出版，同時仍繼續寫第二卷，第二卷主要記述了在1915年發生的事情。丘吉爾的工作效率很高。《世界危機》全書是由丘吉爾向秘書口授寫成的。當時他一天能口授英文三四千字。丘吉爾經常嘴裏叼著沒點燃的香煙，在房間裏一邊來回走著，一邊口授。第二卷於1923年10月起又在《泰晤士報》摘要連載，全書也在10月正式出版。
《世界危機》一書不僅使丘吉爾名利雙收，也引起了關於他的另一場爭論。在這本書中，丘吉爾比在《薩伏羅拉》更加鮮明地提出了他的英雄創造曆史的思想。因此《世界危機》與其說是寫曆史，還不如說是敘述那些年代丘吉爾本人活動的小說。在撰寫這一時期所有最重要的世界性事件時，丘吉爾總是作為主角出現，當然他也不會忘記引導讀者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他不僅積極地參與了這些事件，而且還有力地推動了這些事件的發展。他在書中竭力證明，把達達尼爾戰役失敗的責任推給他是不公正的。當時，阿斯奎斯首相不準公布的那份文件，如今未經任何修改，完整地列入他的這本巨著中。丘吉爾還在書中明確提出，在戰爭時期的戰略問題上，持正確觀點的多半不是職業軍人，而是職業政治家，而且首先是指他自己。難怪巴爾費勳爵毫不客氣地把這部作品稱為“以世界史為幌子的丘吉爾的光輝自傳”。
納粹德國在壯大，世界走向戰爭邊緣。要想知道丘吉爾的著作引起了多大的反響，看看下麵的事實就知道了。1927年，一些參加製訂作戰計劃的陸海軍將領為了反駁丘吉爾，特意出版了一本書名為《評世界危機》的專集。但是，盡管《世界危機》的內容引起了爭議，但丘吉爾的寫作水平還是得到了一致認可。丘吉爾的著作雖然篇幅很長，而且涉及到複雜的政治事件，但是由於丘吉爾出色的文筆，卻讓人很容易讀懂，而且饒有興味。英國著名小說家阿諾德·貝內特評論說：“不管丘吉爾敘述的事實是否準確，他的書最容易讀。”評論家阿瑟·柯南道爾也在《泰晤士報》上撰文寫道，溫斯頓·丘吉爾“寫應用文章的文風比任何當代作家都好”。
在法國，丘吉爾在寫作的間隙，還畫了很多畫。繪畫使他得到安慰和快樂，幫助他擺脫了政治上的盛衰榮辱帶來的煩惱。他曾對一位記者說，如果一天畫不完兩幅畫，這一天就算白過了。丘吉爾並沒有特別高超的繪畫技巧，畢竟他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但他卻對色彩變化極為敏感。可能是與性格有關，他喜歡在法國南方、意大利、西班牙、地中海島嶼上作畫，他喜歡地中海的大風大浪，喜歡蔚藍豔麗的大海和陽光明媚的天空。丘吉爾的繪畫博得了好評，人們評價他在繪畫上“有特殊天才”，是“最有前途的”寫生畫家，可以與職業畫家媲美。的確，丘吉爾作為一個業餘畫家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21年，丘吉爾在巴黎展出了他畫的五幅山水畫。他沒有署上自己的真實姓名，而是用查爾斯·莫連的筆名發表的。結果有四幅畫被人買走了，每幅畫還賣出了30英鎊的較高價格。
在丘吉爾落選之後，人們一度認為丘吉爾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就像他的父親倫道夫勳爵當年一樣。曾為丘吉爾寫傳記的作家弗吉尼亞·庫斯寫道：“在那些日子裏，嘲笑丘吉爾成了時髦話題。如果他活不到60歲就死了，悼念他的文章也就不會把他作為國務活動家了。”但就在此時，英國政局又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重新把丘吉爾從賦閑生活中帶回了政治角逐場上。1923年，保守黨領袖、首相鮑納·勞由於患了不治之症喉癌而辭職，不久就去世了。這樣一來，一直受到保守黨人特別是博納·勞強烈反對的丘吉爾就有了重返政壇的可能。
博納·勞辭職後，保守黨內實在沒有一位極具威望的領袖。寇鬆勳爵雖然資曆和聲望都不低，但他已受封成了上院議員，按規定不能再被選入下院。最後，經過保守黨領導人再三磋商，推出了斯坦利·鮑德溫來組閣。鮑德溫曾在上屆聯合內閣中任貿易大臣，隻有兩年“閣齡”，威望不高。於是，鮑德溫試圖以重新掀起關稅改革運動為契機使保守黨達到新的團結。10月，他在樸茨茅斯發表演說，提出為了同“我們國家最關鍵的問題”失業作鬥爭，必須建立關稅保護。鮑德溫這樣做可謂是兵行險招，因為戰前主張實行關稅保護主義曾給保守黨帶來慘重的災難，不過鮑德溫還是認為現在的情況與戰前不同了，現在英國失業與貧困相當嚴重，對國外進口課以重稅，減少競爭，可以保護英國產品，增加國民收入和就業人數。鮑德溫發出的信號立即得到了保守黨重臣張伯倫等人的響應。於是鮑德溫於11月中旬宣布解散議會，並於1923年12月重新舉行大選。
1923年的大選，對丘吉爾來說是個意外之喜，他本來以為勢力強大的保守黨會順利執政完整個任期。既然有了這樣一個難得的機遇，丘吉爾就決定重新以自由黨候選人的身份回到政界。
何去何從
因為博納·勞的突然辭世，保守黨解散議會重新舉行了大選。這也使得丘吉爾結束了將近一年的在野生活，重返政壇為自己的前途而戰。
在1923年12月的大選中，丘吉爾仍是以自由貿易主義者的立場參加競選。他於11月11日為自己複出發表的個人聲明中，旗幟鮮明地反對關稅改革。他說：“我為重提這個問題而感到痛惜。我既未參與反對保守黨政府的活動，又未誹謗過新內閣。我完全滿足於在一個更長時期內過隱居生活。但是，一種咄咄逼人的攻擊在任意和蠻橫地破壞人民生活的基礎。”
在競選活動中，丘吉爾是不會吝惜自己的好口才的。他公開發表反對改革關稅的尖銳言論。他的精彩演講獲得了自由貿易工會的歡迎，被邀請到曼徹斯特的一個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當時會場上座無虛席，聽眾卻還是源源不絕而來，主辦方不得已又另辟一個分會場轉播他的演講，兩個會場的聽眾達6000人。蘭開夏郡堅決支持自由貿易，因為它是出口貿易數量最大的郡，如果征收關稅，必然會使其利益蒙受巨大損害。因此丘吉爾呼籲人們起來反對關稅的號召博得了廣泛的響應。
由於丘吉爾出色的表現，他同時被邀參加競選蘭開夏郡和西萊斯特選區的議席，結果他選擇了西萊斯特選區，並積極地投入了新的競選運動。丘吉爾之所以選擇西萊斯特選區，是因為有消息說該選區的工黨營壘內部不和，可是丘吉爾失算了。他作為自由黨的候選人，在西萊斯特選區的基礎不如工黨，也沒有自由黨的報紙可替他宣傳。而且，工黨候選人佩西克·勞倫斯並未因內部矛盾而受到多大影響。
從這一個時期開始，丘吉爾的政治觀點又與保守黨很接近了。所以在競選中他一方麵主張自由貿易，另一方麵又將主要矛頭對準工黨，集中攻擊蘇聯、攻擊工黨，而放棄了攻擊老對頭保守黨。丘吉爾的言論，引起了該選區工人，持某種進步觀點的人士和一些自由黨人對他的反感。當他在倫敦一個區發表演說時，憤怒的市民向他揮舞拳頭，甚至還扔石頭砸碎他的汽車玻璃，當局不得不派騎兵和警察來保護他。他後來向《新聞晚報》發表談話說：“在我參加社會生活的25年當中，就我所見，這是英國最壞的一群人。與其說他們是英國工人，倒不如說更像俄國狼。”
選舉結果出來了，工黨候選人佩西克·勞倫斯最終以13634票的多數當選。丘吉爾得到了9236票位居第二而落選。從全國來看，保守黨仍是下院的最大黨，擁有258個議席，自由黨159席，比以前有相當大的增長，其中許多議席是在蘭開夏郡得到的。可是工黨的議席也持續增加並且超過了自由黨，他們獲得了191席。
這種結果使丘吉爾十分不安，因為沒有一個黨取得下院過半的多數議席，要組閣就得兩黨聯合。由於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政策明顯對立而不可能聯合，丘吉爾生怕自由黨支持工黨上台，便勸說自由黨領袖阿斯奎斯同保守黨合作，結成反社會主義聯盟執政。丘吉爾還向報界發表聲明，說“如果一個社會主義政府上台執政，將是全國性的災難”。可是阿斯奎斯卻認為可以讓工黨組閣試一試，如果工黨政府有過激舉動，那時撤回自由黨的支持，它就會因議席不夠而垮台。丘吉爾再三勸阻，但阿斯奎斯拒不改變自己的決定，這樣一來丘吉爾開始考慮徹底脫離自由黨。
不用說，再次轉黨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的。處理不好的話，會被自由黨罵成叛徒，保守黨又不接納，那丘吉爾的政治生命就真正完結了。20年前，丘吉爾剛轉到自由黨陣營不久，激進的自由黨老議員迪爾克就曾警告他：“溫斯頓，你應當檢點些。家鼠離開下沉的船舶隻能一次，不能再幹第二次。如果你想這樣幹兩次，那你就將完蛋。”然而迪爾克的警告顯然沒有什麽作用，丘吉爾又打起了轉黨的念頭。
1924年1月，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組織了英國曆史上第一屆工黨政府。並且上台不久就同社會主義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這讓保守黨非常氣憤。
到了2月，保守黨領袖鮑德溫宣布，根據選民的意願，保守黨決定放棄改革關稅政策。這就給丘吉爾重回保守黨提供了契機。丘吉爾隨後便同保守黨人取得聯係，想在反社會主義這一前提下，得到保守黨的某些支持，在不久即將到來的補缺選舉中再出頭角逐一次。丘吉爾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有人譴責他同保守黨合作是背叛了政治立場，丘吉爾卻冷靜地回答說：“並不是因為我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而是保守黨已經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遠見的進步的行動綱領上來。”
正巧在這時，威斯敏斯特選區的一名保守黨議員J·S·尼科爾森去世了，丘吉爾便想參加那裏的補缺選舉。他先是同保守黨有關人士商量，保守黨方麵的答複是不反對他參加競選。但當地的保守黨已另有候選人，是已故議員的侄子尼科爾森，因此丘吉爾隻能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
補缺選舉在1924年3月舉行，丘吉爾立刻引起社會各界和輿論界的極大興趣。丘吉爾以“獨立的反社會主義者”名義參加競選，他在演說中對工黨政府大加攻擊，提醒人們防範社會主義，這與保守黨的政治觀點極為相似。
丘吉爾還堅決主張自由黨應當同保守黨團結一致，一起來對抗社會主義者的挑戰：“自由黨的這個派別將把保守黨的政策修改得與它所具有的人數和力量相適應；進步的保守黨人和那些大的勞工選區的代表，將為國家提供反對倒退所必需的保證。這樣，也隻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足夠強大而廣泛的陣線，以對抗社會主義者政黨日益擴大的威脅，抵製其舊有的一切異端邪說和剛剛建立起來的聲譽。我為威斯敏斯特選舉選擇了一個口號，那就是‘聯合和自由’。”丘吉爾的這些言論受到了保守黨人的歡迎。
這次補缺選舉中還發生了一件趣事。丘吉爾在競選期間收到了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的信。蕭伯納在信中以嘲諷的語氣表示，自己很想投丘吉爾一票，因為他認為丘吉爾的“達達尼爾之戰是一個好主意”；但他又說，他不能支持花了“我們1億英鎊試圖將俄國的時針撥回封建時代”的人。
這次補缺選舉對丘吉爾本來是很有利的，因為他得到了包括保守黨領袖鮑德溫和巴爾費的個人支持在內的許多幫助，而且報界輿論對他也有利。可是丘吉爾沒有黨派機構作後援，也缺少發表他所擅長的那種煽動性很強的演說的時間。補缺選舉的結果是尼科爾森獲勝，丘吉爾再度落選。兩人所獲票數都在8100票以上，尼科爾森隻比丘吉爾多43票。工黨候選人獲6100多票，自由黨候選人的票數還不到300票。就這樣，丘吉爾連續三次在競選中遭遇失敗。
盡管丘吉爾連續落選，但是他小步靠攏保守黨的計劃卻進行得很順利。對丘吉爾來說，眼前的一兩次失利算不了什麽，隻要能夠重回保守黨，那麽他的政治前途也就有了保障。
轉黨風波
三次失敗的選舉雖然是一種打擊，但也幫助丘吉爾完成了一種蛻變，他的政治傾向已從自由黨人轉到了獨立人士，實際上是又回到保守黨方麵來了。現在丘吉爾需要的隻是一個讓他可以體麵地回到保守黨的契機。
1924年春末丘吉爾提出，在各選區成立“保守黨和自由黨聯盟”。他給利物浦的保守黨領導人也是他的老朋友阿奇博爾德·薩爾維奇爵士寫信，請他安排“一次在你主持下召開的兩黨共用一個講壇的會議”。薩爾維奇樂意幫助丘吉爾，請他在完全由保守黨人出席的集會上發表演講，丘吉爾同意了。
5月間，集會在利物浦舉行，丘吉爾在演講中表示，他並不反對在戰爭期間提出的對外國奢侈品課稅的麥肯那稅案，也能夠接受對殖民地和各自治領有利的帝國特惠製的原則。所謂麥肯那稅就是指，在戰爭時期實施的，主要是對外國奢侈品如汽車、鍾表等所課的稅。在主張百分之百自由貿易的人們眼中，這個麥肯那稅是完全無法接受的。一貫主張自由貿易的丘吉爾如此表態，說明他對改革關稅一事所持的立場已有變化，這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保守黨人的普遍歡迎。
於是丘吉爾很快又被邀請到愛丁堡，向蘇格蘭的保守黨人發表演說。這種情況表明了保守黨人對丘吉爾回歸的接納。更具實質性意義的是，他受到倫敦附近的埃平選區的保守黨領導人的邀請，在該選區代表保守黨參加競選。原因是埃平選區原來的一位保守黨下院議員即將退休，他們怕這一議席落入自由黨或工黨手中。如果丘吉爾參加競選，他不僅能獲得保守黨的支持，也能吸引若幹自由黨人的選票。獲得這個難得的機會讓丘吉爾很高興，唯一的麻煩是丘吉爾不能以“獨立人士”的身份參加競選，因為一些保守黨的頑固派對這樣的身份會感到憤怒。可是丘吉爾也不願在這時就以“保守黨人”的身份出現，這會給人留下背信棄義的印象。最後，埃平保守黨人協會的負責人建議丘吉爾用“憲政主義者”的身份參加競選，這是互相讓步的結果。在保守黨埃平分會理事會上，以壓倒多數通過丘吉爾作為保守黨候選人，丘吉爾重返議會就是時間的問題了。於是，丘吉爾義期待著下次大選的到來，以便他重新進入議會。
幸運之神總是站在丘吉爾這一邊的，大選比丘吉爾所預想的來得更快。1924年夏，一家共產黨報紙的代理主編坎貝爾由於刊登了一篇文章，敦促士兵們不要向“工人兄弟們”開槍，競以“煽動叛亂罪”遭到起訴。到了8月，該起訴被工黨政府撤銷，這就引起了保守黨和自由黨對政府的不滿，自由黨也不再支持工黨政府。到9月底議會開會時，自由黨堅持要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對此事進行查詢。這個問題最後於10月上旬在下院進行辯論和表決，結果是政府以198票對364票被擊敗。就這樣，工黨政府下台了，第一屆工黨政府隻維持了9個月。
1924年10月29日，英國舉行了新的下院議員選舉，丘吉爾等待已久的機會終於到來。丘吉爾在競選中充分發揮了他的演講才能，對工黨政府和社會主義進行了激烈攻擊。丘吉爾攻擊工黨政府“完全無法解決失業問題”，削弱了英國海防力量，“急切地想抓住機會攫取統治權”，“玷汙了廉潔、公正、無私的政府信譽”，“放棄在新加坡建立基地的提案而使英國海軍無力保衛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丘吉爾充滿感情色彩的演講令聽眾發出了“長時間響亮的歡呼聲”，埃平選區的兩位保守黨前議員也支持他。
丘吉爾對這次選舉格外重視，不僅競選活動中賣力表現，投票當天，丘吉爾又乘坐四輪大馬車到各個投票站去巡遊，為自己造勢。這次連鮑爾溫也為他打氣，寫信給他備加慰勉：“我們熱烈歡迎您能在下院給予幫助，下院已久未見到您從事議會政治的巨大才能。”。結果，丘吉爾的競選活動使參加投票的選民人數，打破了該選區有史以來的紀錄，不少自由黨選民也第一次投了保守黨的票。最後，丘吉爾以19843票的高票數當選，比位居第二的自由黨候選人夏普幾乎超出10000票。
工黨在這次選舉中，一開始就處在不利地位。因為保守黨與自由黨一致把槍口朝向了工黨。不隻如此，競選中還發生了一件不利於工黨的事，在投票的前5天，外交部發表了對第三國際領導人季諾維也夫致英國共產黨的信。信的內容表明共產國際命令英國共產黨“設法以暴力推翻這個國家的現行製度並唆使英王陛下的軍隊成為達到那個目的的一個手段”。這封信是真是假，眾說紛紜。雖然後來有說法認為這是一個保守黨偽造的文件，目的就是為了打擊工黨，但在大選中它卻成為保守黨人攻擊工黨的最好武器。
保守黨是這次大選中最大的贏家，總共獲得了413個席位。而工黨的席位則減少到151席。不過最慘的還要數自由黨，隻拿到40個當選證書，此後在議會中自由黨再也起不了重要作用了。
1924年11月7日，鮑德溫開始組閣。他宣布了一項令人吃驚的任命——任命丘吉爾為財政大臣。就這樣，丘吉爾在離開保守黨20年後，又重回保守黨的懷抱，還一下子竄升到內閣第二把手的高位。英國新聞界對此評論說：“他換一個黨就像換一個舞伴那樣輕率。他隻忠實於他真正相信的一個黨，這個黨就是溫斯頓·丘吉爾牌號的黨。”自由黨的《曼徹斯特衛報》也發表評論嘲諷說：“他已經是第二次離開沉船了，因為他有寶貴的本能，不僅能夠第二次浮上來，而且得到了高官厚祿。”
其實，鮑爾溫之所以會做出如此驚人的安排，是有著複雜的原因的。鮑德溫明白，他必須把丘吉爾攬入內閣，因為這要比把他留在內閣外麵更好控製。如果丘吉爾被排擠在政府之外，他就可能同沒有任職的勞合·喬治聯合起來，這會給保守黨政府帶來很大麻煩。為了不致形成這種反政府的聯盟，鮑爾溫遵循英國古老的政治傳統，把潛在的敵人變成了戰友：讓丘吉爾的聰明才智為保守黨政府效勞。但即便如此，鮑德溫在開始組閣時，也並沒有準備讓丘吉爾擔任財政大臣。他屬意的人選是奧斯丁·張伯倫的異母兄弟內維爾·張伯倫。至於丘吉爾，鮑爾溫先想請他出任印度事務大臣，後來又考慮讓他擔任海軍大臣或衛生大臣。可是內維爾·張伯倫竟不願擔任在內閣中地位極高的財政大臣一職，寧願任衛生大臣。而且他還向鮑爾溫建議讓丘吉爾任財政大臣一職，經過考慮後，鮑德溫接受了張伯倫的建議。
對丘吉爾來說，擔任財政大臣一職是難以想象的巨大驚喜，因為財政大臣是他父親擔任過、他本人長期作為奮鬥目標的職位。丘吉爾從政治孤立狀態中，一躍成為僅次於首相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之一，這隻能說政治上的升沉起伏，實在是讓人難以預料。
財政大臣
在英國內閣中，財政大臣是僅次於首相的重要職位，丘吉爾理所當然地為能得到這一顯赫的職位而感到激動和興奮。更何況，有很多英國首相都是從財政大臣一職登上他們的政治頂峰，這使得丘吉爾的首相夢變得更真切了。
丘吉爾在興奮之餘也難免對能否勝任這一職位感到擔心，因為他對經濟問題所知甚少，財政金融也非其所長。可以說，財政大臣是他從政多年以來所擔任的最為沉重和最具挑戰性的職位。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泰勒就曾感慨地寫道：“丘吉爾，這位自由貿易的擁護者對財政一竅不通，竟成了財政大臣!”
丘吉爾明白金融財政是自己的弱項，為了避免發生問題，丘吉爾把他的秘書班子一下子擴大到五人，並依靠財政部的顧問班底出主意。雖然他可以依靠財政部內為數眾多的專家來經辦一切事務，可是決策仍須由他作出，下院的答辯仍須他來應付，向全國解釋政府的財政政策當然也仍然是他的工作。因此丘吉爾到財政部後，立即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批閱公文和信件，參加有關的各種會議，與財政顧問們磋商，到下院出席會議進行辯論、表決以及拜訪政治家們，還要同首相經常保持聯係和交換意見。當然丘吉爾對待工作的態度也是非常嚴謹的，他的主要政務秘書P·J·格裏哥回憶說：“在下屬官員起草聲明或重要信件和內閣文件時，除非經過他自己的文學天才這個蒸餾器進行提煉，否則他是不會接受的。”
丘吉爾上任後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英國是否應恢複金本位製，這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力主恢複金本位製，他的主張曾得到工黨政府的支持。1924年，工黨政府曾任命一個以卸任財政大臣奧斯丁·張伯倫為主席的委員會，考慮恢複金本位製的問題。恢複金本位製的好處是，可以控製黃金外流，緊縮通貨，降低物價。但以年輕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為代表的另一派，卻不同意恢複金本位製，他們認為這會造成失業增加，引起社會動**。但是財界代表卻認為，凱恩斯誇大了不利情況；這些不利因素將是短期的，而且最終會被銀行業、保險業和航運業的長遠利益所抵銷。對金融缺少了解的丘吉爾，為了更好地弄清這個問題，特意舉行了一次晚宴，邀請兩派人士赴宴各陳己見，聽過雙方的激辯後，丘吉爾最後拍板同意蒙塔古·諾曼的意見。
1925年4月28日，財政大臣丘吉爾在下院向議會提交財政部編製的預算，決定恢複戰前實行的金本位製，恢複英鎊的黃金外匯平價。同時還宣布了降低所得稅、增收喪葬稅等各項政策。丘吉爾的財政預算獲得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保守黨人張伯倫認為丘吉爾這篇持續了兩個半小時的演說“是一次絕妙的表演”。前工黨財政大臣菲利普·斯諾登卻認為丘吉爾的種種計劃和措施基本上隻對中上階層有利，但他也承認“這是一次伶牙俐齒和巧言善辯的巨大勝利“。於是英國恢複了金本位製。執行的結果，使1英鎊升值到等於4．86美元的水平，一下子為英國金融界財團增加了10億英鎊的額外收入。但這項改革對英國工業和工人階級卻是個沉重的打擊，它使英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提價12％，造成競爭力下降。為了消除提價的影響，資本家便降低工資以減少成本，將損失轉嫁到工人身上。這樣仍克服不了困難，到1931年，英鎊不得不貶值，金本位製不得不取消。
擔任財政大臣後，丘吉爾實行了一條緊縮政府開支的政策。鑒於當時英國糟糕的經濟狀況，他要求削減海空軍的擴軍計劃，認為德國海軍已被摧毀，日本同英國有同盟關係，英日之戰在最近或遙遠的將來都是不可能的。1926年初，他又在向下院提出的經濟法案中，建議政府削減衛生保健費和失業保險金。這一法案雖然遭到工黨議員的強烈反對，他們甚至把丘吉爾說成是“強盜”，但還是在下院通過了。
1926年4月，丘吉爾又提出了他的第二個財政預算。保守黨人對丘吉爾的財政預算感到十分滿意，因為財政預算符合和維護了保守黨人及其所代表的勢力的利益。但工黨議員卻把丘吉爾的預算斥之為“迄今所公布的最壞的富人預算”。盡管丘吉爾的預算內容引起了一些爭議，但他的演說再次獲得了高度評價。勞合·喬治認為：“陳述驚人的透徹，具有非凡的魔力與魅力。財政大臣就是用這個來款待下院的。”
丘吉爾編製的財政預算，不僅受到了工黨的抨擊，也使那些長期以來堅持自由貿易的人感到失望，凶為報告中的某些主張正是丘吉爾過去竭力反對的。1926年下議院的一次會議上，工黨議員菲利普·斯諾登指責他在財政預算上的立場改變。丘吉爾機智地指出，如果方向是對的，那麽改變就沒有什麽錯。斯諾登對此反擊道：“這位可敬的紳士是變化的專家。”丘吉爾立刻反駁說：“為了改進就要改變；為了完美就要經常改進。”
在第二個財政預算中，丘吉爾為了解決政府財政問題，便在稅收上動起了腦筋。他一方麵減稅，決定將所得稅減收6便士，成為一鎊隻抽4先令；另一方麵又增加了一些間接稅，如對絲織品征稅，並且恢複了對進口人造絲綢征稅和戰時製定的對進口高級消費品的征稅，此外，還新開征了一些稅種和提高了某些稅率。比如，他在1926年提出征收賭馬稅，1927年他又主張取消工業和農業的地方稅，希望通過減輕企業主的負擔而促進生產，增加就業。由於內閣中對此有爭議，最後雙方各退一步，得到了一個折中方案：將此稅取消3／4。當然，丘吉爾的預算中也有促進社會福利改革的措施，如發放孤兒寡母撫恤金，將領取養老金的年限從70歲提前到65歲等等。但是這些經費大多不是由國家支付，而是靠雇主和就業工人捐助，因此實際效用也就不大。
作為財政大臣，丘吉爾確實想了不少辦法解決財政問題，盡管如此，1927年預算仍然出現3650萬英鎊的財政赤字。無奈之下，丘吉爾隻能靠挪用修路基金、將付給釀酒商的信貸往後拖延等辦法來解決。
一戰後，英國的工業已經走起了下坡路，實行金本位製對英國經濟來說是雪上加霜。盡管這種政策為英國帶來了短期的巨大利益，但根本上看，這一短視的做法卻是錯誤的。這一錯誤給英國工業帶來的嚴重後果，首先在煤炭工業中突出地表現出來，並且還引起了一連串全國性的大罷工。
丘吉爾在擔任財政大臣後，進行了富有效率的工作，他確實渴望能夠勝任這一職務，使它成為自己晉身的階梯。可是丘吉爾在恢複金本位製上所犯的錯誤，已經給他帶來了大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