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存在感很低，而且極少參與國際事務。這個國家在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麵目全非，混亂的局麵和計劃經濟政策使中國處於貧困狀態。轉變始於1978年。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了日本和新加坡，並在一係列談話中說道：“根本的一點，是要承認自己的落後，承認現在很多方法不對頭，需要改。”但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時的生產方式十分落後，數百萬個本可以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學生正在下鄉務農。當時的中國過於貧窮，無法施展自己的力量，因此在軍事和外交上的影響力很小。[1]
在大眾的記憶裏，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中國崛起了，變得強大且繁榮，這是個從一個成功走向另一個成功的故事。但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最初幾年，無論是經濟還是其他方麵，中國都難稱強國。英國記者喬·史塔威爾評論道：“奉行自給自足政策的中國無法製造出任何一種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業產品。”與大多數社會主義經濟體一樣，政策製定者長期以來一直將發展重心放在重工業上。鄧小平領導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六五”計劃）要求全力發展鋼鐵產業，爭取在1985年之前將鋼鐵產量翻一番，並建設冶煉廠、煤礦、油田、港口、發電廠和鐵路。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遠遠超出了中國的承受能力。很快，它就被更為實際的增加消費品產出的計劃取代。為10億中國人生產鞋子、化妝品和晶體管收音機需要的勞動力遠遠多於鋼鐵業，這為幾千萬在實現農業現代化過程中被淘汰的農民提供了出路。同時，輕工業的發展也為中國家庭提供了消費品，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2]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後，中國政府謹慎地設立了幾個經濟特區，鼓勵經濟特區開展對外貿易。據估計，當時香港製造業的平均工資是內地的20倍，港台地區的製造商被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吸引，開始在華南地區開設工廠。它們在其他地方生產化學製品、塑料、布料和零部件，然後將這些產品運到深圳和廣東的其他地區製成玩偶、裙子或電鑽，再通過香港轉口到世界各地。內地的工人成本低廉，服從管理，而且兢兢業業。
富裕國家大力支持中國對外開放。它們將對中國產品征收的關稅降低到與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同的水平，這為中國消除了一個巨大的競爭劣勢。對出口到北美、日本和歐洲的中國商品征收較低關稅，將使中國再次成為一個貿易國家，不過西方的貿易夥伴更關心的是力量平衡而非貿易平衡。它們降低關稅是為了借中國之力製衡蘇聯——蘇聯和西方關係緊張。此外，這份禮物是有附加條件的。美國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每年都要經過國會審議，因此中國麵臨著美方可能隨時終止關稅優惠的威脅。[3]
中國的國際貿易總額在1978年至1980年間翻了一番，但隨後就遇到了瓶頸。中國政府堅持外國人隻能通過與央企或地方國企合資的方式投資，這使外國製造商難以進入中國市場。但在不信任國外投資的同時，中國也無法僅憑自身的力量發展現代工業。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是按照既定計劃，而不是根據客戶喜好實施生產的。民營企業無法將賺取的利潤用於研發，因為企業家找不到融資渠道——股票市場當時還不存在，1978年以後才逐步恢複重建的商業銀行體係尚不清楚如何為民營企業發放貸款。不僅如此，甚至連國有企業也很難借到資金。1980年，一家中日合資的紡織品企業為籌措資金發行了外債，這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並導致政府猶豫是否允許其他企業效仿。
直到1986年，中國產品在世界製成品出口中仍然隻占很小的份額，而且增長乏力。對於中國來說，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似乎隻是一個遙遠的夢想。[4]
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屬於盟軍陣營，也是1947年關貿總協定的創始締約國之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台灣當局宣布退出關貿總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不承認這一決定的合法性，但此時的中國已經飽受數十年戰爭的摧殘，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恢複秩序，對經濟的定位是內向型的。此外，中國一直與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關係緊張，歐洲國家仍然占據著香港和澳門等中國領土。對外開放經濟並不是新政府的當務之急。[5]
30年後，開始向世界敞開大門的中國強烈意識到自己需要外國的技術、投資和市場，重返關貿總協定成為頭等大事。不加入關貿總協定是有風險的，因為在《關貿總協定》中，各國就管理國際貿易而協商了各項規則。例如，如果一個國家聲稱日本的聚氨酯讓它的化工產業蒙受損失，那麽它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序才能限製日本的這些違規產品的進口。而作為非成員國的中國並不受這些規則保護。加入關貿總協定，可以讓其他國家難以幹預中國的貿易。
從1981年開始，中國對關貿總協定的興趣使它收到了關貿總協定各項會議的邀請，但隻能作為觀察員國家出席會議。一些國家懷疑中國是否適合成為成員國。1986年，中國要求恢複成員國資格，但被拒絕了。畢竟，當時中國的產業以國有為主，進出口由國家決定，而且法律體係與西方國家有所差異，這些都讓中國看起來並不適合加入一個為市場經濟設計的貿易體係。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博茨瓦納、哥斯達黎加、摩洛哥、委內瑞拉等發展中國家都接受了以市場價格進行更加自由的貿易對其經濟發展更為有利，並通過協商加入了關貿總協定，中國卻仍然被拒之門外，隻能駐足觀望。[6]
中國的經濟改革始於1978年，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改革仍在進行，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已經變慢。《商業周刊》引用一名美國買家的話：“中國以蝸牛般的速度前進，而其他國家正在飛奔。”中國的工資不再快速增長，通貨膨脹率也達到了兩位數。中國政府聽從鄧小平的建議，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鄧小平告誡黨的最高領導人：“不搞改革開放就不能繼續發展，經濟要滑坡。走回頭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趨勢是改變不了的。”[7]
1989年11月，鄧小平辭去了他的主要職務。雖然他在幕後仍然具有影響力，但他的政策，即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和讓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甚至允許在深圳和上海開設證券交易所，受到了一些質疑。他公開做出回應，在1992年1月結束退休生活再次出山，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南方視察。在一次又一次的談話中，他呼籲省級和地方領導人打破舊觀念，采取能夠提高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的政策。在參觀經濟特區時，鄧小平宣布這些8年前經他批準成立的市場化改革“試驗田”取得了試驗成功。
事實證明，鄧小平的這次視察是全球化的轉折點。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會議，認為應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10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重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並呼籲“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8]
同年年底，政府放寬了對境外投資的限製，來自中國香港、日本和美國的資金開始湧入。1991年，當中國的發展方向還未完全確定時，外國人對工廠、建築和商業企業的實際投資僅有40億美元。到了1993年，隨著中國經濟騰飛，外商實際投資金額增加了6倍。雖然部分投資被用於生產商品，然後被拿到快速擴大的中國市場上出售，但大部分投資被用來為優衣庫、家樂福等國際零售商，或惠普、通用汽車等製造商生產商品。[9]
中國的製成品出口額在20世紀90年代間增長了5倍，其中大部分增長是由一些中國此前幾乎沒有出口過的產品貢獻的，比如化學製品、機械和電信設備。到了1998年，中國45%的出口商品由外資工廠生產。更低的進口關稅提高了製造業的生產率，因為更多的中國工廠選擇使用進口商品來製造出口貨物。中央政府還讓體量過大的國有企業“瘦身”，這同樣有助於提高生產率。地方和省級政府遵循的是“抓大放小”的原則，小型國有企業被賣給民營企業家，每個行業的多個大型國有企業被整合重組為幾家市場導向型企業，這樣它們雖然仍由國家控股，但可以相互競爭。國有企業通過削減成本增強了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但這場改革或許使2000多萬工人下崗，這是第三波全球化對中國的衝擊。[10]
曠日持久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催生了取代關貿總協定的WTO（世界貿易組織），它被視為國際貿易的監督者。中國並沒有在WTO成立之初加入，但從1995年年初WTO在日內瓦的威廉·拉帕德中心（此前為關貿總協定辦公大樓）開設辦公室時起，它就有了加入WTO的想法。
為了加入WTO，中國需要與每個成員國達成協議，設法消除它們對中國經濟政策的擔憂，並規劃將如何對待它們的出口產品。但有些談判引發了外界嚴重的爭論，尤其是中國與美國和歐盟的談判。反對中國加入WTO的呼聲很高，許多美國和歐洲專家警告說，中國的出口商品將如洪水般席卷國外市場，但不會允許外國企業有同等的機會進入它的國內市場。還有人指責中國故意使人民幣貶值，人為地使它的產品以低價銷往其他國家。但爭論的另一方持不同意見。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和擁有巨大潛力的中國市場，對於跨國企業的高管們來說是不可抗拒的**，他們努力推動中國加入WTO。最終達成的協議包含了非常具體的規定：中國對汽車征收的關稅將從80%以上降至25%，對歐洲的意大利麵征收的關稅從25%降至15%，對美國的冷凍豬肉的關稅從20%降至12%；中國的民營企業可以從事進出口貿易，無須經過政府審批；外國銀行可以在中國開展業務；外國人可以在電信業的合資企業中擁有高達49%的股份；等等。[11]
中國做出了上千項承諾，這些承諾往往反映了其他國家的特定商業利益。作為回報，142個國家同意對中國產品敞開大門。從此以後，不管是中國還是外國的製造商、批發商和零售商，都可以將中國納入其供應鏈，無須擔心因為其他國家會突然提高關稅或對中國製造的產品實施進口配額製而打亂它們的計劃。中國還被認定為發展中國家，這一地位使它有權限製進口和與貿易相關的投資，而發達國家無權這樣做。[12]
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這帶來了立竿見影的影響。其他國家的製造商開始要求它們的供應商從中國采購商品，除非它們設在更高工資國家的工廠生產的產品可以在價格上與“中國價格”競爭。1995年，當時在美國的小城鎮經營小型折扣店的沃爾瑪，曾承諾銷售美國製造的商品。到了2002年，已經是全世界最大零售商的沃爾瑪，利用中國加入WTO的時機，將其全球采購總部遷到深圳，在那裏與數千家為巴西、日本等國的超大購物中心供貨的中國工廠建立了聯係。其他數百家零售商紛紛效仿沃爾瑪。2005年1月，美國剛剛取消服裝的進口配額，1820萬件中國製造的棉針織衫就抵達美國，這個數量是2004年1月的19倍。美國服裝製造商麗詩加邦（Liz Claiborne）的一名高管告訴《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中國將成為我們的采購戰略中最重要的國家。”——他知道董事會對此不會有異議。當時，在美國的進口紡織品和服裝中，中國產品的份額不足1/3。8年後，中國產品的份額超過50%。[13]
中國崛起為經濟強國，其貿易模式也發生了改變。20世紀90年代初，當黨的領導人討論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主張時，中國的對外貿易還相對平衡。1993年，中國的進口額超過了出口額。1995年開始，中國的貿易模式發生了轉變。“饑餓”的工廠“吞食”了大量的進口銅、煤和鐵，並利用這些原材料創造了巨大的製成品貿易順差。到2005年，中國工廠的出口幾乎占中國全部經濟產出的1/3，而且出口商品的成熟度高於一般的低收入、以非技術勞動力為主的國家。進入21世紀後，中國生活成本指數調整後的人均收入低於突尼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國，但當這些國家在出口服裝和利用進口原材料組裝的電子產品時，中國卻在製造發動機、廚房電器和太陽能光伏。[14]
在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參與者的過程中，補貼起了很大作用。1980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的商品出口和服務出口占經濟產出的比重不到6%，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25年後，中國的出口額占經濟總產出的35%，高於世界其他國家。高額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不利於其他國家的產品在中國銷售，但用於製造出口商品的進口零部件的關稅是可以退回的，因此工廠生產出口商品的成本低於生產麵向國內市場的產品。這樣的補貼對出口商非常有利。[15]
根據一項研究，1995年至2005年間中國政府在工業補貼上的開支是3100億美元，其中國有企業（主要是地方國企而非央企）獲得了近半的補貼。3100億美元相當於2000年中國經濟總產出的1/4，而且這個數字隻包含直接支付給企業的金額，沒有將每年約合150億美元的出口退稅、電費補貼，以及對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製造商的稅費減免計算在內。入駐產業園區的外國公司可以以極低的稅率繳納所得稅，一些科技企業甚至完全免稅。出口汽車製造商可以優先獲得貸款和外匯。這一時期，超過一半的中央政府補貼旨在推動創新和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幫助出口企業研發銷往海外的新產品。中國的目標是創建具有世界競爭力的跨國公司。[16]
隨著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輪胎工業也有了進步。1990年以前，中國的輪胎製造商規模較小，而且幾乎隻麵向國內市場。1990年至2014年間，有近60家生產轎車輪胎和輕型卡車輪胎的工廠開工。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輪胎製造企業紛紛來華設廠，但要遵守很多嚴格的規定，比如許多製造商被要求與中國企業建立合資企業，一些工廠隻能生產用於出口的產品。憑著十多種不同的補貼，包括國有銀行的低息貸款、進口設備免稅、地方政府的撥款等，各國的輪胎製造商都希望能夠在中國設廠。從2004年到2014年，中國輕型汽車輪胎的產量從8400萬快速增長至3.99億，其中一半以上被運往國外。[17]
鋁的故事與輪胎類似。2019年一項關於全球17家主要原鋁生產商——原鋁指通過熔融鋁土礦得到的高品質鋁，而非通過融化回收的啤酒罐得到的低純度鋁——的詳盡研究顯示，每家公司都得到了政府補貼，但中國的企業得到的補貼高於加拿大、巴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等國的企業。2013年至2017年這5年間，全球鋁業共得到127億美元補貼，其中中國的補貼占六成以上。1995年，中國在這個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地的行業中占的份額很輕。但到了2017年，得益於能源補貼、稅收減免和國有銀行的低息貸款，中國的原鋁產量占全球原鋁產量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出口的原鋁征收15%的稅，以確保中國的鋁製產品製造商可以獲得低價的金屬供應。[18]
從造紙業（缺乏森林資源的國家缺乏明顯的競爭優勢）到尖端顯示器製造業的許多其他行業采用的是同樣的模式。中國用補貼吸引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到了2006年，中國40%的出口額由外資企業貢獻，20%來自中外合資企業——全球企業通過在中國投資將它們的產品銷往世界各地。但許多企業發現，中國的法律對這些企業的專利和設計的保護不足。[19]
從2001年到2008年的7年間，中國的製成品出口數量驚人地增長了464%。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成了全球電子設備、汽車零部件和鋼鐵市場的主要供應國。它自身也成了一個讓國際商家有利可圖的龐大市場。中國的鞋廠可能擁有10萬名工人，電子廠可能擁有30萬名工人，而且廠區設有員工宿舍，可以確保有足夠的人手完成緊急訂單。沒有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能力。外國汽車製造商接二連三地與地方國企合資設廠。2001年——中國於當年12月11日加入WTO——中國車廠的乘用車產量約為70萬輛。2009年，這一產量達到900萬輛，中國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同年，日本汽車製造商全球工廠的總產量中，有1/7來自中國的合資企業，而2000年時它們還未在中國開設工廠。[20]
中國的高速工業化改變了數億人的生活。1978年改革開放剛開始時，82%的中國人生活在農村裏，條件往往十分艱苦。農村人口在1991年前後達到頂峰。其後，隨著新開設的工廠吸引了來自偏遠地區的農民進城務工，農村人口開始下降。到了2010年，中國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裏。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為66歲，30年後已經達到75歲，嬰兒的死亡率也下降了3/4。汙水處理和自來水在廣大城鄉地區推廣開來。1978年，每500戶家庭中僅有一戶能用上電話；到了2010年，移動電話已隨處可見。這一年，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人均收入是改革開放之初的15倍，許多人變得富裕，中國也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如此多的人迅速脫貧，這一成就是史無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