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環境（也稱地理環境）是指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理和生物方麵的情況。一般由天然地勢、地貌、資源、氣候等因素構成，它被人們所改造利用，又為人類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質基礎。群眾文化生存在一定的自然環境裏，必然受到其影響[1]。
一、自然環境對群眾文化的影響
自然環境對於群眾文化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麵。
首先，自然環境是群眾文化形式和內容的存在基礎。自然是人類之本、人類之根，是人類的起點與歸宿。人的發展、社會的發展必須與自然相和諧。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進行的，人類文化的特征和差異，追根溯源，在於自然環境的不同。群眾文化是人類創造的一種文化現象，因此也必然產生於一定的自然環境內，無可回避地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自然環境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民俗、民風，造就了不同的生活、生產方式，無疑也造就不同的群眾文化。
其次，自然環境對群眾文化的影響是間接的。自然環境直接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生產操作方式、生產工具、居住方式、飲食等，而人們在一定自然環境中形成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又影響著人們對於群眾文化形式和內容的選擇。
我們的祖國幅員遼闊、氣象萬千，東西南北，跨度很大，而且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也很複雜。有山河湖海，有平原、高原，有草原、丘陵、沙漠，人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祖祖輩輩在特定的地區生活，用他們的智慧和勤勞，在改造自然或與自然形成的和諧環境中，建設著自己的家園，創造著自己的群眾文化。例如：在內蒙古遼闊草原生活的蒙古族群眾的“那達慕”；在西雙版納熱帶雨林中生活的傣族群眾的“潑水節”；在東北嚴寒地區生活的哈爾濱市民的“冰燈藝術節”等，都是在不同自然環境下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群眾文化形式和內容。俗語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同樣，一方水土也孕育了和傳承著特定的群眾文化形式和內容。
最後，自然環境影響著群眾文化特色的形成和鮮明化。群眾文化特色是指某地域群眾文化獨特的個性，是某地域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情況在文化生活上的外化。草原文化、山區文化、海島文化、水鄉文化特色的形成，往往是以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為先天條件的。安塞的腰鼓，節奏明快、鼓點急驟、動作粗獷、充滿力量，體現著黃土高原群眾直爽外露的性格和粗獷豪放的文化風格；“采茶舞”、“吳歌”等民間歌舞，優美、委婉，是江南風光、生產、生活以及生活在這一環境下的婦女溫柔細膩性格的反映。群眾文化特色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自然環境的改變。各地域群眾文化特色的鮮明化，吸引眾多群眾參加，促使人文與自然融合，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自然環境。
案例：那達慕大會——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傳統節日
那達慕大會是內蒙、甘肅、青海、新疆的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傳統節日，有著鮮明的馬背文化、草原文化的色彩。
在草原上，一家一戶放牧是牧民的主要生產方式，馬是其主要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蒙古人從小就在馬背上長大，對馬有特殊的感情。牧民居住的氈房在草原上星星點點，相距很遠，彼此聯係很不容易。正是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形成了“那達慕”這種群眾文化活動形式。
“那達慕”，蒙語是“娛樂”或“遊戲”的意思。“那達慕”的前身是蒙古族的“祭敖包”，是蒙古民族在長期的遊牧生活中，創造和流傳下來的具有獨特民族色彩的競技項目和遊藝、體育項目。
“那達慕”在每年七月、八月這一水草豐茂、牲畜肥壯、生機勃勃的黃金季節舉行。大會期間，各地農牧民騎著馬，趕著車，帶著皮毛、藥材等農牧產品，成群結隊地匯集於大會的廣場，並在會場周圍的綠色草原上搭起白色蒙古包。在“那達慕”大會上，牧民們歡聚在一起，觀賞開幕式、賽馬、摔跤、射箭、民族歌舞，舉行篝火晚會，開展娛樂、體育活動。射箭、賽馬和摔跤是“那達慕”大會比賽男子三項的固定形式，它是力與美的顯現、體能和智慧的較量、速度和耐力的比拚，比較全麵地展示了在草原上生活的群眾的綜合素質。隨著社會的發展，摩托車、越野汽車成為牧民的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於是，“那達慕”大會的開幕式上又增加了摩托車方隊、越野車方隊。
“那達慕”是在草原自然環境下，適應蒙古族人民的生活需要而產生的，是具有廣泛群眾性和娛樂性的傳統民俗文化活動，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反映了蒙古民族的價值觀和審美觀。
二、自然環境與群眾文化服務模式
自然環境影響著群眾文化以及特色，也影響著群眾文化服務的方式、方法和內容。我國各地方的自然環境不同，群眾文化服務的模式也不完全一樣。
建設縣、鄉鎮、村三級群眾文化服務網絡，固定設施服務與流動服務相結合，是群眾文化服務的普遍要求。但是，在不同地理環境下其重點和具體模式又有其特殊性。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是以固定設施服務為重點，建設10分鍾或15分鍾文化圈；在平原地區村落密集的農村，是以固定設施服務為主，輔以流動服務，建設15公裏文化圈；在山區和牧區，居住分散，行政村與下麵的自然村距離比較遠，交通不便，建立流動文化服務圈，提供流動服務成為其主要形式。
群眾文化的創新，也要從本地區的自然環境出發，探索適應本地區自然環境、適應本地區人民群眾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群眾文化服務模式。
案例：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的“文化獨貴龍”
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的地理環境屬於荒漠草原，全旗麵積11645平方公裏，人口隻有12.5萬，下轄6個蘇木鎮、59個嘎查村。與新疆伊犁的山地草原，內蒙的高原草原不同，荒漠草原的牧草比較稀疏。雖然都屬於一家一戶的放牧，但這裏的牧民采取定居的生產生活方式，由於每戶牧民需要較大麵積的草場，所以牧民居住非常分散，每戶相距有10公裏遠。牧區也建有蘇木鎮文化站和嘎查村文化室，可是，牧民居住地距蘇木鎮文化站或嘎查村文化室有幾十裏甚至上百裏的路程，很難經常參加文化站、文化室的群眾文化活動。
在這種自然環境下，烏審旗產生了一種特有的群眾文化服務模式——在嘎查村文化室下麵還有一個以“文化獨貴龍”為中心的文化服務圈。
“獨貴龍”源自蒙古語，本義是圓圈或者環形，曆史上則是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一種組織形式，類似於“小組”。現如今，“獨貴龍”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成為傳播先進文化的基層組織。“文化獨貴龍”是以文化戶、民間藝人、文化能人為主體，以帶動牧民開展群眾文化活動，提高牧民文化素質為主要任務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民間組織。有演出獨貴龍、馬獨貴龍、服飾獨貴龍、科技獨貴龍、馬頭琴獨貴龍。以每支“文化獨貴龍”為中心，形成了嘎查村下麵一個小的群眾文化服務圈。
烏審旗大力培育“文化獨貴龍”，全旗培育了53支“文化獨貴龍”、62支“馬頭琴獨貴龍”，政府給每支“文化獨貴龍”每年2萬元的活動經費，使其成為群眾文化服務體係中的一個層級組織，在全旗形成了旗文化館、蘇木鎮文化站、嘎查村文化室和“文化獨貴龍”四級群眾文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