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已經逝去，但作為中華民族之魂，他依然流淌在人們的血液裏，長存在人們的記憶裏。屈原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一個常說常新、永遠也說不盡的話題。從漢代開始，曆朝曆代都有無數的讀者和學者，被他那神奇瑰麗的文字所征服，被他深厚而浪漫的內心情感所感動，試圖深入到他那豐富而曲折、高貴而執著的精神世界。屈原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也許可以借用他在《九歌·雲中君》中的一句話來評價：“與日月兮齊光。”這句詩本是形容雲神地位高貴，可以煥發出像日月一樣的光輝。屈原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應該也當得起這樣的評價吧。司馬遷就曾在屈原傳中引用淮南王劉安的話，如此評價屈原的人格精神：“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的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深刻而豐富的，這種涉及影響哲學、文學、美學、藝術、政治等方方麵麵。而即便是隻談文學貢獻，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文學發展，無論是文學體裁，還是文學精神，都深受屈原影響。這種影響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梳理清楚的。因此，這裏隻選擇幾位中國文學史上超一流的大家，以他們的代表作為範例，簡單談談屈原對中國文人的影響。
懷才不遇、發憤抒情——屈原與賈誼、司馬遷
中國曆史上，第一篇紀念屈原、對屈原的思想進行反思的文章，是西漢初年文學家賈誼所著的《吊屈原賦》，從形式上而言，這篇賦也是深受楚辭影響的“騷體賦”。而整個漢代最獨特的文學樣式便是賦，漢賦便是在屈原辭賦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那麽，為什麽這第一篇關於屈原的文字是由賈誼來完成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賈誼（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的生平經曆與屈原極為相似。賈誼也是才華橫溢，並且少年得誌。十八歲時就因為詩文辭賦而聲名遠揚，被漢文帝召為博士，二十出頭又被漢文帝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是當時朝中最年輕最引人注目的高官。賈誼提出了不少加強中央集權、推動政治變革的真知灼見，漢代初年變法的內容基本上都出自賈誼之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139]。漢文帝對他頗為信任，幾乎是言聽計從。
而且，賈誼也曾遭到貶謫。也許是賈誼的年輕氣盛，風頭太健，加上他又頗有恃才傲物的詩人氣質，引起了朝中大臣們的不滿，他被漢文帝貶出長安，任命為長沙王太傅。賈誼來到湘江邊的長沙任上，這正是當年屈原被貶謫時無數次徘徊、痛哭過的地方。在赴任途中，賈誼滿懷悲憤地寫下了經典名作《吊屈原賦》，借哀悼屈原所遭受的不公，來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悲憤，表達對現實汙濁、賢臣遭嫉的不平。在《吊屈原賦》中，最後四句蘊含的感受尤為深刻：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製於螻蟻。[140]
這四句既是賈誼感歎屈原的遭遇，更是他哀歎自己的命運：那些窄小的死水溝啊，怎麽容得下能夠吞下大船的巨魚呢？不幸的是，那些本來可以橫行大江大湖的鱣鯨，離開水麵後卻偏偏要被小小的螻蟻欺壓！
這是胸懷大誌、秉性清白的人對於汙濁世俗的深切憤慨。在《吊屈原賦》中，賈誼懷才不遇的怨憤溢於言表。賈誼出生於公元前200年，距離屈原生活的時代不過幾十年，對屈原的生平和作品應該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才會對屈原的命運產生如此惺惺相惜的情感。
被貶長沙四年之後，賈誼被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盡管回到了京城，但漢文帝這次召他回來，卻不再將他當成政治上的左膀右臂，而隻是把他當成一介文人來看待。賈誼滿懷美好的政治理想，再也沒有實現的機會。不久，梁懷王騎馬的時候不小心摔死了。賈誼認為自己是梁懷王的老師，懷王意外慘死，自己沒有盡到老師的責任，也哀傷而死，死的時候年僅三十三歲。
說來也巧，賈誼和屈原一樣，不但少年得誌，當過朝廷高官，深受君王信任，又都有過被貶謫的經曆，而且都還當過“老師”。屈原擔任的三閭大夫主要負責王族子弟的教育，賈誼先後擔任長沙王太傅和梁懷王太傅，也都是王族子弟的老師。從這一點相似的遭遇可以發現，其實楚懷王也好，漢文帝也好，對屈原和賈誼的才華都是非常欣賞的，因此，讓他們當“老師”，教授君王最親近的王室子弟，可以說是對他們的信任。然而，對於胸懷遠大政治理想的屈原和賈誼而言，這種“人事安排”無疑是對他們的致命打擊。
對於賈誼的這一段遭遇，唐代大詩人李商隱曾經寫過一首著名的七言絕句，來哀歎賈誼的懷才不遇：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
這首《賈生》講的正是賈誼被漢文帝召回之後的事情。宣室是漢代皇宮未央宮的正殿，漢文帝就是在這裏重新召見了曾被他貶謫到長沙的賈誼。皇帝在宣室召見，禮遇之隆重，求賢若渴的殷切，這對一個被長期貶謫的臣子來說，該是多麽令人振奮的恩寵！
“賈生才調更無倫”，放眼天下，像賈誼這樣的才華又有誰能與之匹敵呢？“可憐夜半虛前席”，“可憐”也就是“可惜”的意思，“虛”即“徒然”之意，“前席”意為“將坐席向前移動”。古人席地而坐，當聊天聊得十分投入的時候，可能會情不自禁地向前移動膝蓋，靠近對方，表示兩人關係的親密和投機。在這首詩裏不由自主“虛前席”的當然是漢文帝，賈誼的侃侃而談深深吸引了愛才心切的漢文帝，他聽得入了神。可惜的是，漢文帝的“虛前席”，是“不問蒼生問鬼神”。漢文帝向賈誼垂詢的並不是富國強民的治國之策，問的卻是虛無荒誕的鬼神之事。這對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言，該是一個多大的諷刺？
巧的是，漢文帝和楚懷王也有一點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信奉鬼神、愛好巫術的君王。楚懷王甚至在秦軍兵臨城下的時候還舉行隆重的巫術活動，企圖靠鬼神的力量來擊退秦兵，而漢文帝也是“不問蒼生問鬼神”。麵對這樣對鬼神比對蒼生更感興趣的帝王，屈原和賈誼的內心該有多麽冰涼和無奈呢？
同樣負有絕世才華，同樣擁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同樣遭受嫉妒和貶謫，又同樣曾經被召回朝廷，卻從此遠離政治中心，不能為國計民生奉獻他們的智慧和生命，這是賈誼與屈原的共同之處，也是賈誼以自身的懷才不遇，和屈原產生的隔代共鳴，“屈賈精神”甚至還成了一個專有名詞。也許，正是因為他們有如此相似的經曆，司馬遷才把屈原和賈誼合寫在一篇《屈原賈生列傳》之中，“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屈原的《離騷》，賈誼的《吊屈原賦》，都是因為遭受不平而產生的怨憤之作、憂思之作。而司馬遷的《史記》又何嚐不是發憤抒情之後的產物呢？
魯迅曾經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史記》既是最偉大的曆史著作，同時也是最偉大的文學著作。《史記》與《離騷》，文學形式不同：《史記》是不押韻的曆史散文，《離騷》則是押韻的詩歌。但兩者的本質是一樣的，都是作者曆經磨難卻仍然堅持真理、不言放棄的思想碩果，是作者發憤抒情的產物。
屈原、賈誼、司馬遷，同樣是中國曆史上發憤抒情的偉大文學家，也多虧了賈誼的《吊屈原賦》，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才讓屈原的生平和著作，毋庸置疑地流傳到了今天。
清高孤絕、正道直行——屈原與陶淵明
陶淵明被譽為千古“隱逸詩人之宗”，表麵上看來，他的經曆與屈原並沒有什麽特別的相似之處。陶淵明出身並不高貴，在特別看重門第的魏晉時代，陶淵明隻是一介寒士而已。在仕途上，他也沒有過像屈原那樣輝煌的政治經曆，隻做過小小的彭澤縣令，還隻當了八十多天的官，就因為不願意“為五鬥米折腰”，便毅然辭官歸隱了，從此他開始了日夜與田園山水相伴的隱士生活。安貧樂道，崇尚自然，是陶淵明追求的人生理想。
而屈原則一生都在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即便遭受了極大的磨難，當“漁父”勸他放棄理想，遠離禍患，歸隱田園，做一個逍遙自在的隱士的時候，屈原卻拒絕了“漁父”的建議。他寧可選擇死亡，也不放棄他的理想。屈原絕不是一個隱士，這與陶淵明的隱逸人生似乎是大相徑庭。
然而，盡管陶淵明選擇的生活方式與屈原不同，他的人格精神卻與屈原一脈相承——那就是“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清高孤絕與正道直行。
魏晉時代本就是一個個性覺醒、思想爭鳴的時代，這個時代倒是與屈原所生活的百家爭鳴、個性張揚的戰國很有相似之處。也因此，屈原浪漫飛揚的文采和清高孤傲的個性，成為魏晉名士普遍傾慕的理想，他們甚至如此宣稱：“想要做一個名士嗎？那你隻需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了。”[141]
陶淵明雖然不是門第高貴的“名士”，他那種不與流俗為伍、不屑為名利權貴而點頭哈腰的個性，卻無疑是發揚了屈原清高正直的人格特點——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甚至在陶淵明的筆下，也像屈原那樣，出現了許多美好的動物、植物，比如秋菊、青鬆、孤雲、飛鳥，來象征他特立獨行又堅貞不屈的個性。陶淵明這首最為膾炙人口的《飲酒》其五就是一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這是一幅悠然淡雅的田園山居圖。陶淵明酷愛**，他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與屈原《離騷》中的“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秋天寒風來襲，唯有**迎霜傲放，成為秋天的象征，古人深信吃了這種不怕冷的花，也可以得些天地之真氣，可以延年益壽。“菊”，甚至被稱為花中之隱君子，體現出一個隱者不與流俗為伍的清高與風度。可見，屈原和陶淵明都是借自然界中品性高潔的植物，來象征自己堅貞的信仰。
不過，陶淵明的隱，其實也並非不問世事的隱。恰恰相反，陶淵明選擇隱逸，屈原選擇自沉，表麵上的形式不一樣，本質卻都是源於內心深處的清高傲氣，更是源於他們內心層層累積的憂生憂世情懷。陶淵明也曾寫過“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142]的詩句，抒發他在求索道路上孤軍奮戰的悲壯、深切關懷時事卻又無力改變世俗的抗爭和無奈。明明知道隻要他們稍微彎一下腰，也許就能保住自己的功名富貴，但他們寧可放棄名利，也要堅守正道直行，這不正是屈原和陶淵明的共同之處嗎？
陶淵明不是屈原，但無疑，陶淵明是屈原的知己。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就曾經在一首詠**的詞中，將陶淵明和屈原並提：“細看取、屈平陶令，風韻正相宜。”（《多麗·詠白菊》）菊的孤寒高潔與陶淵明、屈原的清高孤傲如此契合，屈原和陶淵明也由此成為中國傳統文人心目中正直君子的典範。
浪漫華彩、愛國憂思——屈原與李白、杜甫
號稱中國詩歌黃金時代的唐朝，出現了兩位巨星——李白與杜甫。李白號稱浪漫詩人的代表，杜甫則被公認為現實詩人的典範。無獨有偶，這兩位詩壇巨星，既是詩壇知己，又都是屈原的忠實崇拜者與追隨者。
李白曾在《古風》一詩中高吟：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143]
這四句詩正是回憶起了屈原以及他生活的那個時代：“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戰國時期，幹戈不息，諸侯之間的攻伐戰爭好像是龍爭虎鬥，無休無止，一直綿延到“狂秦”稱霸的時代。在這個混亂的時代中，“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雅正之聲已經越來越微弱，世風頹靡，幸虧有屈原這樣的“騷人”，用他們慷慨哀怨的詩篇，延續了早已衰微的大雅之聲。李白正是感慨於初唐詩壇浮華頹靡的風氣，希望以屈騷風骨來振興詩壇氣象。
李白自己的創作，也以浪漫的構思、華麗的文采著稱，他的詩篇融合上天入地的神話想象以及曆史穿越，完全衝破了現實的牢籠，構築了一個如仙如幻的詩意世界，難怪李白會被譽為“詩仙”。也許，李白比任何詩人都更接近屈原的神采，也難怪李白會高吟著“屈平詞賦懸日月”的詩句，希望能像屈原那樣以浪漫瑰麗的辭章流芳後世。
試看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中的這幾句：
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
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
這與《離騷》中的浪漫華彩何等驚人的相似：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禦。
這兩段詩分別是李白和屈原“夢遊”或“仙遊”時呈現的景象：鸞鳳龍虎是他們的車駕，風雷雲霓是他們的侍從，他們日夜不停地馳騁，隻是為了追求他們內心中最美的世界——那是他們執著不舍的理想。
李白在詩的最後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與屈原在《離騷》中感歎的“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也”，其精神實質又是何等驚人的相似！李白寧可得罪權貴，也要保全自己清白高潔的情操；而屈原是寧可直麵死亡，也不肯做出那副點頭哈腰的醜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李白繼承的不僅僅是屈原浪漫不羈的文采，也繼承了屈原桀驁不馴的風骨。
與詩仙李白的浪漫華彩相比，“詩聖”杜甫更多地繼承了屈騷深沉的愛國憂思。前人說杜甫“每飯不忘君國”，便是評價他忠君愛國的憂思之情。杜甫曾說過自己的理想是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144]他希望能夠輔佐皇帝成為堯、舜那樣的一代聖君，使民風淳樸的太平盛世能夠在大唐王朝再現。
這樣的美政理想和屈原可謂一脈相承。屈原多次在他的詩篇中提到對堯舜的追慕，例如他在《離騷》中說：“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意思也是堯、舜光明正大，遵循正道，才找到了治國的康莊大路。屈原多麽希望楚懷王能像堯、舜學習，一改楚國國內的不良風氣，使楚國的發展走上正道。
杜甫生活在唐朝安史之亂前後，正是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詩人經曆了社會的動**，自己也在漂泊貧寒中度過一生，對家庭、國家的憂思之情都是刻骨銘心的。還有一個驚人的巧合：屈原在秦楚戰亂之時流浪江南，形容枯槁，最終自沉於湘江的支流汨羅江；杜甫晚年也是因為戰亂所迫，流離失所，悲苦憔悴，最終客死於寒冷的湘江之上。
杜甫是自覺學習屈騷精神的偉大詩人，他曾在《戲為六絕句》中寫道：“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他認為，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應該以屈原、宋玉為目標。宋玉傳說是屈原的弟子，也是在屈原之後最重要的楚辭作家，文學史上往往“屈宋”並稱，代表楚辭創作的源頭與最高水平。杜甫認為，要寫出真正的好詩，不能步南朝齊梁浮豔詩風的後塵，而應該學習屈原、宋玉的文采與風骨，使詩歌美的形式與內容兼備。
杜甫是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從他的沉鬱頓挫與慷慨悲歌中，無疑也能清晰地看到屈原的身影。
高寒理想，隔世知音——屈原與蘇軾
宋代有一首著名的詞，大約是每個中國人都能背誦甚至都能演唱的。這就是每年中秋節人們都會想起的《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這首詞的作者正是宋代大文學家蘇軾。蘇軾同樣有從政治國的抱負，卻也同樣在政治鬥爭中失敗，半輩子都是在貶謫與流放當中度過的。也許蘇軾對待人生比屈原多了幾分灑脫與曠達，多了幾分超脫與豪邁，然而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對“極高寒的理想”的堅持，是至情率性的個性獨立。這首《水調歌頭》據說是在中秋節的夜裏，蘇軾喝得酩酊大醉，醒來之後寫下的，並寄給了他的弟弟。詞表麵上是借月圓之時來表達對親人的思念，但它更是蘇軾借月的高寒來抒發自己高寒的理想。
堅持理想也許不是一件太難的事，但是“極高寒的理想”意味著這種理想往往不能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往往要高於一般人的追求，也意味著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要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孤獨和磨難。但是屈原也好，蘇軾也好，都沒有放棄。“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據說連當時的皇帝宋神宗讀到這幾句的時候，都忍不住感動地說：“蘇軾終是愛君。”
其實，蘇軾深切依戀和追求的，不僅僅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他的感情也不僅僅是“愛君”的熱忱，更是他超出常人的理想，是對生命意義的終極追尋，是對人間至情的珍愛——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從這一點上說，蘇軾的“我欲乘風歸去”，與屈原在《離騷》中上天入地的遨遊與追尋，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而“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這種對於人生苦難的深切同情，又與屈原的生命追問惺惺相惜。
蘇軾確實是屈原的隔世知音。蘇軾不僅寫過《屈原塔》詩，還寫過《屈原廟賦》，他認為屈原的《離騷》，是可“與日月爭光”[145]的經典。他在教學生寫詩的時候，還說過隻要熟讀《詩經》和《離騷》，那麽作詩的一切技巧和精神就都能掌握了。[146]而蘇軾說過的有關屈原最經典的話，還屬這一句：
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147]
如果要評選古往今來屈原最忠實的鐵杆“粉絲”，就憑這一句話，蘇軾當居其冠。
香草美人、至愛真情——屈原與元好問
根據金庸武俠小說翻拍的電視劇《神雕俠侶》曾經紅極一時，《神雕俠侶》裏麵有一個不太起眼的人物——赤練仙子李莫愁，但正是這個不起眼的人物卻“捧紅”了兩句非常經典的古詩詞，那就是李莫愁出場時吟唱的兩句“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李莫愁臨死之前，也吟唱了這兩句詞作為絕命詞。隨著《神雕俠侶》的走紅，“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成了家喻戶曉的經典詞句。
原來，這首詞是金代詞人元好問的名作《摸魚兒》中的開頭兩句，全詞是這樣寫的：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裏層雲，千山暮雪，隻影為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148]
這首詞確實是一首描寫愛情的經典作品，不過，它寫的愛情，不是發生在人身上，而是發生在一對大雁身上。在這首詞前麵，元好問還寫了一段序言，說明這首詞的來曆：
乙醜歲赴試並州，道逢捕雁者雲：“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為識，號曰雁丘。時同行者多為賦詩，予亦有雁丘辭，舊所作無宮商，今改定之。
原來，當年元好問應試的時候途經山西的汾河，遇到一位捕雁的人。捕雁者說：今天捕到一隻大雁殺掉了。另外一隻脫網而逃，可是已經逃脫的大雁繞空低飛，悲鳴徘徊，久久不忍離去，終於自投地而死。
元好問聽到這個故事後唏噓不已，於是向捕雁者買下了兩隻大雁的屍體，將它們合葬在汾河岸邊，壘上石頭以為記號，這就是“雁丘”的來曆了。而這首《摸魚兒》就是元好問所寫的“雁丘詞”。
金庸的小說《神雕俠侶》中有這麽一個情節：雄雕被打死之後，雌雕一頭撞在山石上自殺殉情。這個情節很可能也是受到元好問雁丘詞的啟發。
詞的上片是就事論事，描寫大雁的悲壯愛情。“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詞一開篇，就以極為震撼的方式宣告了愛情的強度與忠貞。“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大雁本是一對相濡以沫的夫妻，它們雙飛雙宿，天南地北，相依為命，一同度過了多少個春秋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無論是歡聚的快樂，還是離別的痛苦，它們都會癡情守候，心心相印，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們分開。
然而，當一隻大雁不幸遇難，另一隻大雁毅然殉情之後，詞人為它們的癡情所動容：“君應有語。渺萬裏層雲，千山暮雪，隻影為誰去？”詞人不由得將心比心地發出追問：大雁啊，“君應有語”，你心裏一定有過痛苦的掙紮和矛盾吧？當伴侶夭折，你是否還願意獨自偷生，縱然有萬裏層雲，千山暮雪，可你已經形單影隻，沒有了愛情的陪伴與守候，你還能為誰而遠走高飛呢？也許，這正是你選擇“自投地而死”的原因吧！
詞讀到此處，任誰都會為大雁的堅貞愛情而感動吧。可是，元好問的雁丘詞真的僅僅隻是寫愛情嗎？
其實不盡然。詞的下片，詞人筆鋒陡轉，帶領讀者在愛情之外展開了更豐富的遐思。詞始終在寫殉情的大雁，卻又不僅僅是寫大雁的殉情。
“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橫汾路，是當年漢武帝渡過汾河的地方[149]，那時，簫鼓齊鳴，是何等熱鬧。如今的汾河岸邊卻是漠漠平林，淒淒荒煙，一片寂寞蕭條的景象。“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在大雁悲壯殉情的此刻，詞人多想為它唱起屈原所寫的《招魂》和《山鬼》。但是大雁死而不能複生，淒淒切切的《招魂》招不回大雁的亡靈，就像在淒風苦雨中徘徊的山鬼等不回自己的愛侶，隻能徒勞地獨自哭泣。
“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難道是大雁至死不渝的愛情讓老天都產生了妒忌嗎？大雁的壯烈情懷，和那些鶯鶯燕燕不一樣，這樣的愛情不會隨著身體的死亡而歸於黃土。正因為堅貞的愛情具有崇高的價值，詞人才會想到要壘起一座“雁丘”，讓千秋萬代之後，當“騷人”們經過這裏，還會為大雁的愛情而“狂歌痛飲”。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整首雁丘詞都是在圍繞這兩句追問，一層一層鋪墊出詞人的答案：到底什麽才是“至情”。殉情本身並不是“至情”的唯一表現，但對情感的堅貞執著，卻是“至情”的根本內涵。
那麽，這首描寫大雁愛情的“雁丘詞”《摸魚兒》，與屈原又有什麽關係呢？元好問在詞中提到的《招魂》《山鬼》都是屈原的名篇，而他之所以提到這兩首詩，也絕不僅僅是為了渲染大雁的愛情，而是因為在他心中，屈原的至情與大雁的至情在本質上是完全相通的。有人在讀到元好問的這首詞之後，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大千世界，一情場也。”[150]大雁有大雁的“情場”，屈原也有屈原的“情場”。大雁的愛，是堅貞的伴侶之愛；屈原的愛，則是堅貞的家國之愛。
屈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開創了用愛情來象征家國之情的先例，從此之後，中國的愛情詩，大多都被烙上了君國之情的烙印，以男女之情來比擬君臣之情，甚至成為“愛情詩”的一種傳統寫法和解讀方法。以至於有很多愛情詩，也許本來真的隻是吟詠愛情，但很多讀者卻也能從中讀出家國君臣的含義，到後來這甚至成了一首好詩詞的評價準則。前人曾這麽說：“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誌於時者所宜寄情焉耳。”[151]意思是說，一個善於寫詞的人，他能夠借閨房兒女之情的綿綿情話，來表達與《離騷》“變雅”相通的含義。
《變雅》是《詩經》的一部分，其主要內容也是在政治衰亂之時抒發對現實不滿的悲情，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諷刺意義。《離騷》“變雅”並稱，都是強調真正的好詩詞應該是詩人詞人在“不得誌”時的悲情爆發，是詩人寄托情感的文學載體。
元好問《摸魚兒》“雁丘詞”同樣也可以作這樣的解讀。他用大雁殉情的故事做引子，表麵上在抒發世間“癡兒女”纏綿悱惻的愛情，其實還是元好問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
元好問生活在金元之交，曾在金朝做官，金朝滅亡之後，他隱居不仕，是一位遺民文人，前人評價他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152]。朝代更替，國家興亡，成就了元好問這樣曆經滄桑苦難的大詩人。而他作為遺民詩人，不與新朝合作的氣節，堅守人格獨立的選擇，又何嚐不是當年屈原癡情於楚國的精神再現呢？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兩句詩可以用來評元好問，也完全可以用來評價屈原。“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元好問自詡“騷人”，昭示著他對屈原的向往與膜拜，他筆下詮釋著愛情的“雁丘”，也同樣可以詮釋家國之情的深意。
愛情與家國之情，性質或許不同，情感的堅貞與深刻卻是可以相通的。前文曾用四句話來概述屈原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浪漫文學始祖，愛國思想先驅；香草美人情意，正道直行精神。雖然屈原在生前是最孤獨的人，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然而，在千秋萬代之後，屈原卻擁有了一批又一批最優秀的知音。在屈原身後，賈誼、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元好問……這些一流文學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詮釋著屈原的精神，有的擁有浪漫文采，有的堅持正道直行，有的體現著深沉的家國憂思，有的發揚了香草美人的文學傳統……這裏能夠講述的，不過是屈原對於他們影響的一點皮毛，還不足以概括屈原精神澤被後世之萬一。
當然，最讓人銘心刻骨的，還是屈原對“情”的執著。大千世界，無非一“情場”，情，才是人們頑強活著的最大動力。有人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還有人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可是，如果人生隻剩下一個“利”字，無情之人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那活著還有什麽意義？
屈原曾經充滿智慧地感歎：“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九章·悲回風》）那些隻知追名逐利的人哪怕是千方百計、千變萬化，又怎麽可能掩蓋他們真實的企圖呢？哪裏會有虛偽而能夠長久的事情呢？虛偽之情，也許可以獲得一時名利，但終有一天會為人所唾棄。
屈原親眼看到，楚國朝政的腐敗最終斷送了楚國；他更清醒地看到，國家一旦遭殃，個人虛幻的名利又怎麽可能長久？真正可以長久的隻有真情，隻有至情。僅僅憑一己之力，屈原不可能挽救楚國的命運，但他的至愛真情，卻沉澱為中華民族綿延不息的精神財富。
魂兮歸來！屈原的靈魂啊，你從來不曾離我們遠去。在一代又一代思想家與文學家的光芒中，在泱泱大國多災多難的振興道路中，我們始終能看到屈原行走不息的身影。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那是一盞與日月齊光的明燈，是我們上下求索的方向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