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弟子常常在佛前發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或者倡導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的六度、四攝法門。然而，正如太虛大師所言：“中國佛教是大乘的思想，小乘的作為。”佛教在人間的建設，一直未能具體有所作為。
本章指出，百年來的佛教，曆經廟產興學、戰爭等各種因素，致使佛教衰敗不堪。有鑒於此，當代人間佛教的行者，力倡人生佛教、人間佛教，融合出世與入世、傳統與現代，以文化、教育、弘法、慈善等各種方式，積極推動“從僧眾到信眾、從寺廟到社會、從自學到利他、從靜態到動態、從弟子到教師、從本土到世界”，將人間佛教普及於各行各業，如今人間佛教在世界各地已經逐漸開花結果。
佛教發源於印度，光大於中國。尤其近幾十年來，隨著人間佛教積極地推動，已從中國台灣地區弘傳到世界五大洲；就如佛陀當年行化五印度一樣，人間佛教已在各地陸續生根發芽。
回顧當初，有不少印度僧人、西域僧人，分別從陸上絲路及海上絲路，將佛教傳來中國，帶來了不少經典；但因初期傳譯的佛經，都從西域間接傳來，為了求法，也促使許多中國的出家人，如朱士行、法顯、玄奘、義淨、曇無竭等百千人，西行印度的決心，並且帶回搜集的經典，佛陀人間佛教的思想，就這樣發展到了中國。
關於佛教在中國發展的過程，我在2001年《普門學報》創刊時，曾經發表過一篇《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把兩千年來中國佛教的發展，分成六個階段：一、東傳譯經時期（秦漢魏晉時期），二、八宗成立時期（隋陳李唐時期），三、禪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時期），四、宮廷密教時期（元明皇朝時期），五、經懺香火時期（大清民國時期），六、人間佛教時期（20世紀以後），想要了解的讀者可以參閱，在此我就不多加說明。
本章則針對人間佛教的推動，分成五個麵向來敘述，讓大家了解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一、文化出版；二、教育辦學；三、弘法活動；四、慈善事業；五、國際弘法。
高麗《大藏經》經板
高麗高宗三十八年（1251），木，韓國慶尚南道陝川，海印寺聖寶博物館藏
佛陀時代，佛法的傳播，都是靠口耳相傳，後來透過經典結集、藝術、雕刻、繪畫等不同方式流傳，其中，以文字的弘傳力量最為廣大，受益人數最多。關於中國佛教傳播的情況，在前麵已略微敘述，現在就從清末民初的楊仁山居士開始複興佛教文化說起。
有“中國佛教複興之父”美譽的楊文會（號仁山）居士，在南京舍宅設金陵刻經處，流通、印刷佛經；其他各處如天津刻經處、北京刻經處、揚州天寧寺昆陵刻經處，也前後成立；此外，福州鼓山湧泉寺、杭州瑪瑙寺等，也有刊刻經典流通。
此中，以金陵刻經處為翹楚。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曾跟我說，“**”時，周恩來總理下令要保護金陵刻經處，不能讓它受到傷害，所以，延續至今，都還在從事印經工作。這許多刻經處，對於佛典的保存、校勘、刻印流通的發展功不可沒。
其實，關於近代佛教文化出版，早在光緒年間，重建南京棲霞寺的宗仰上人，也曾在上海哈同花園印行《頻伽大藏經》，可惜因為戰亂而散失不全。繼刻經之後，是善書的印贈，如：印光大師的《文鈔菁華錄》，弘一大師、豐子愷共同編著的《護生畫集》，上海圓瑛法師的《圓瑛法匯》（即《圓瑛法師全集》），還有廣東岑學呂編輯的《虛雲和尚年譜》等等，對人間佛教的傳播和貢獻都很大。
隨著西風東漸，各種文化的交流刺激，佛教開始發行各類刊物。在內地，最早的佛學刊物是1912年狄葆賢、濮一乘發行的《佛學叢報》，再有太虛大師創辦的《佛教月報》《海潮音》雜誌、《覺群》周報，歐陽竟無創辦的支那內學院院刊《內學》，仁山法師的《法海波瀾》《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在西北地區，康寄遙居士則編印了《佛化隨刊》《大雄》月刊、《祈禱特刊》《太虛弘法專刊》等，在全國都有一定影響。其他像上海的《佛教日報》、北京的《覺世報》、漢口的《佛化報》等也相繼出版流通。
另外，發行流通在東南亞一帶的刊物，如：寄塵、通一法師在廣東潮州開元寺創辦《人海燈》月刊，慈航法師在南洋辦《人間佛教》雜誌，竺摩法師在澳門辦《無盡燈》雜誌，香港佛教聯合會覺光法師辦《香港佛教》雜誌，及妙法師《內明》雜誌等數百種的佛教刊物，對人間佛教的普及和傳揚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在當時，研究佛學風氣非常興盛，最有名的是南京“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和北京三時學會的韓清淨，有“南歐北韓”之稱。不少佛教相關辭典、書籍也相繼出版，像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是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第一部大辭典，梁啟超的《佛學研究十八篇》是以學術方法研究佛教的先河，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曾被選為武昌佛學院教材，王季同的《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呂澂的《佛教研究法》，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尢智表的《佛教科學觀》《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都是佛教思想著作的重要代表。由於僧信的努力，人間佛教的思想學說，在全國各地就有了一番新氣象。
《菩提樹》雜誌、《人生》雜誌
後來發生“**”，中華文化受到嚴重摧殘。記得香港嚴寬祜居士告訴我，他在文鹹西街四十二號三樓成立的“香港佛經印送處”，就是在“文革”期間，從延燒的火堆中，把佛經搶救出來運到香港，並將不少珍貴的版本重新印刷出版。後來，印送處更名為“香港佛經流通處”，在海內外流通佛教經書和法器，舉凡教界的請托、代辦，他都一概義務承攬。嚴老在佛教危急存亡之際，不計一切地保護佛教，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佛教大護法，可以說，與楊仁山居士前後媲美。
所幸，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下，不少的高僧大德、知識分子，為了續佛慧命，紛紛前往台灣、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繼續發展人間佛教，讓佛教文化得以保存和流傳。如1948年，最早從南洋到台灣的慈航法師；隔年，相繼從大陸至台的大醒、南亭、東初、白聖等法師；接著，從香港陸續來台的有太滄、證蓮、印順、演培、道安、仁俊、續明、大本法師等人。
談到台灣的佛教刊物，最早的定期刊物是《台灣佛教》，以及原由太虛大師創辦的《海潮音》月刊和《覺群》周報。《海潮音》於1948年由大醒法師從上海遷移來台發行，後有李子寬居士繼之。《覺群》周報則由大同法師帶來台灣複刊，初期我曾參與編輯工作，之後由朱斐居士主編，因為理念因素，朱斐決定停辦《覺群》，並新辦《覺生》雜誌，過後又交給林錦東（宗心法師）發行。東初法師辦的《人生》雜誌，我也曾受托付，擔任主編達六年。
再有就是李炳南、朱斐於1952年發行的《菩提樹》雜誌，以及白聖法師的《中國佛教》、蓮航法師的《佛教青年》等。而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創辦的《覺世》旬刊，第一期由我做總編輯，後來他們就幹脆交由我接手，總共辦了40年，每期準時出刊，從未拖過一期。直到現在，《覺世》轉型在《人間福報》上，每天都有一個版麵與讀者見麵。
此外，廣慈法師的《今日佛教》月刊、周宣德及鄭振煌的《慧炬》、道安法師的《獅子吼》等雜誌，也都相繼出版，共同推動人間佛教的文化命脈在台灣的發展。
民國報人朱鏡宙和周春熙居士等創辦“台灣佛經流通處”，他們不以賺錢為目的，隻想發展佛教文化，以半賣半送的形式，將經典、佛書推展到各界。另外有一些堪稱文化人的居士大德，如許炎墩、董正之、周邦道、李恒鉞、陳慧劍、劉國香、朱蔣元和朱其昌父子、李世傑、樂崇輝、李添春、曾普信等人對台灣早期出版界盡心盡力，共同頂下了人間佛教文化的半邊天。他們有的編輯佛教雜誌、著書立作、成立出版社，一起為佛教文化發聲，算是讓佛教也能有一絲生存的空間。如今，台灣的佛教雜誌更多元，我也不得辦法一一去敘述了。
這時候黃奎等的基隆自由書局、許炎墩的台中瑞成書局、蘇紹典的台南南一書局、李慶雲的高雄慶芳書局，都是佛教文字流通的大本營；和佛教有深厚因緣的張少齊老居士，早年來台時，也曾創設建康書局，出版佛教書籍，影印《大藏經》流通。我在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教過的學生聖印法師，他在台中也成立“佛教文物供應社”；東初法師在北投成立“中華佛教文物館”等等，這些都為佛教文化增添不少光彩。
而孫張清揚夫人、張少齊父子和我等人，創立的新文豐印刷公司，我們也是無條件交給劉修橋（高本釗）居士經營。新文豐出版佛教的大藏經、書籍數十年，對人間佛教的播撒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台北，原本都是官場中的“大佬”，屈映光、趙恒惕、丁俊生、蔡念生、鍾伯毅等人，都自許是佛教徒，發心組織“修訂中華大藏經會”，倡印《磧砂藏》。由於人力、財力的資助來源有了困難，隻是發行幾本，就沒有再繼續了。
修藏事業的進行很不容易，他們在台北經常召開大藏經會議，我有緣參加了幾次，和這些長者都有許多接觸。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蔡念生居士。他在堆滿了雜物的日式小房子中，打著赤膊、穿個背心，在炎熱的夏天裏，汗流浹背地校勘《大藏經》。他們這許多的居士大德，為推動佛教文化的發心和努力，讓我佩服不已。
說到《大藏經》，東初法師得到孫張清揚居士的支持，發起影印由葉公超從日本運回的《大正新修大藏經》，並且成立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南亭法師擔任團長，由我領隊，和煮雲、廣慈法師，以及當時的宜蘭青年慈惠、慈容、慈蓮、慈範、林鬆年等人一起參與。我們環島80天，推廣了數百部《大藏經》。慈惠法師還撰寫了《宣傳影印大藏經弘法日記》記錄當時的弘法盛況。
我自己本身沒有進過學校讀書，也沒有受過文字的訓練，但受到胡適之先生的影響。他說：“文章如講話，話怎麽講，文章就怎麽寫。”就這樣，我也覺得寫文章如同講話，沒有困難。如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法句經》）因此，我也倡導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文章，跟隨胡適之一樣，在佛教裏推動著白話文運動。
20世紀50年代，我先後在台北三重埔和高雄中山一路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對人間佛教有了創新的發展，推出台灣首部出版《中英對照佛學叢書》經典部和教理部，佛教的藝文如《蘇東坡傳》《佛教童話集》《佛教故事大全》《佛教小說集》等。尤其，重新分段、標點的《每月一經》，每本流通價一元，都是成本以下，等於是廣結善緣一樣，與有緣的讀者結法緣了。
這些通俗、白話、易懂的佛法書籍，很受大家的歡迎。一時，這許多佛教文化出版事業，就像過去的“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一樣，廣為風行。
我剛來到台灣時，新竹有一位慧瑞法師是印善書的發起人，我翻譯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他幫忙推動不少。我寫的《釋迦牟尼佛傳》是第一本佛教的精裝書，在大陸、台灣地區，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光是助印流通的，就已經超過百版以上了。
當時，我在宜蘭培養的青年心平、慈莊、慈惠、慈容法師，就在這裏為各界人士服務；國際上的，如巴西宋複庭，泰國曼穀的廖振祥，美國的沈家楨，以及香港嚴寬祜長者等，都和我們有往來。
佛光山開山之初，我也以“以文化弘揚佛法”作為推動人間佛教四大宗旨之一，繼《覺世》《普門》雜誌之後，二〇〇〇年時，我創辦了《人間福報》這一份日報，天天把人間佛教的真善美思想帶入社會，帶進家庭，被喻為台灣的四大報之一。
台灣文化出版如火如荼地發展同時，大陸在“文革”十年之後，也開始出版一些佛教刊物。如和我交情甚篤的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他辦的一份《法音》雜誌，就是誌在推動佛陀的人間佛教。
而今大陸佛教文化的發展，也有了不同的氣象，許多學術機構、寺院團體，聽說每年都會舉辦學術會議，至少也有一二百場，出版發行許多的雜誌和書籍。
我醞釀五十年編輯出版的《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佛教寶典》，在眾多因緣具促下，交給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口述的十六冊《百年佛緣》，也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這套書出版後，有一次習近平總書記和我見麵時，還對我說：“你的書，我都看了。”接著，去年口述的《貧僧有話要說》，也交給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對中華佛教文化未來的前途和對中華文化發展，我們是有信心的。可以說，現在海峽兩岸對推動人間佛教，都有了認同和默契。特別是，最近新上任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他年輕有為，運用現代科技網絡弘法，以十幾種語言傳播佛教文化。我想，未來人間佛教的弘揚，威力更加不可限量。
弘揚佛法的語言文字，應該重視給人懂、給人接受，才能落實於生活，對人有所助益，如：“有二比丘，一名烏嗟羅，二名三摩跎，來到佛所，白言：諸比丘有種種性，種種國土人出家，用不正音壞佛經義，願世尊聽我用闡提之論，正佛經義。佛言：我法中不貴浮華之言語，雖質樸不失其義，令人受解為要。”（《毗尼母經》卷八）因此，人間佛教的文化出版，順應每個時代的需求，經曆譯經、刻經，到現在雜誌、報紙、電子報等出版品，以當代適合的方式進行傳播。在書本的設計上，要求印刷精美、精裝；在內容上，要文字流暢，白話易懂，有可讀性、文藝性、生活性。人間佛教指導我們，增加我們在修行路上、在做人處世上的幫助。可以說，這些都是人間佛教回歸佛陀的本懷“契理契機”的展現。
清末民初，胡適、陳獨秀、魯迅、蔡元培等人發起“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提出“以科學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等口號，所以，中華文化、孔子、佛教都受到了災難。當時，佛教由於人才不夠普及，隻有章太炎、梁啟超、熊十力、呂澂、蔣維喬等這些少數的重要學者，沒有政治、軍事上有權力的人士保護，麵對亂世的風雨，自然也沒有辦法去抵抗了。
棲霞山律學院
江蘇南京
這風雨飄搖中的佛教，幸好有蘇州的印光大師主張“去除三濫”：一、不可以濫傳戒法，二、不可以濫收徒眾，三、不可以濫掛海單，來重整佛教僧倫。太虛大師也提出佛教“教產、教製、教理”三大革命，發表《整理僧伽製度論》革新僧製，尤其倡導“人生佛教”，致力於佛教改革運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佛教徒忽然有了覺醒，佛教界的大德們，力倡要推動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因此，佛教興學、培養人才的情況也就相繼而來。
20世紀最早的佛學院是在1906年，設在我的家鄉——江蘇揚州天寧寺，由文希法師成立的僧學堂。之後，楊文會（仁山）居士偶然在書攤上，看到一本《楞嚴經》，他不禁發出“自從一讀楞嚴後，不讀人間糟糠書”，因為對佛教有這樣的信心，於是舍宅設立金陵刻經處，創立祗洹精舍、佛學研究會，同時推動各項的文化、教育弘法，培養了太虛大師、歐陽竟無、仁山法師、梅光羲等傑出人才。
接著，陸續有上海哈同花園月霞法師辦的華嚴大學、天台諦閑法師的觀宗學社、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柏林教理院、天台學院、重慶漢藏教理院、嶺東佛學院、金陵佛學院、焦山佛學院、棲霞山律學院、毗盧佛學院、玉佛寺上海佛學院、法藏佛學院、上海靜安寺佛學院、華南佛學院等數十所佛學院，在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一時，唯識、天台、華嚴、淨土等宗派，及各處的叢林、禪堂等又再興盛起來。
其中，又以武昌、閩南、“支那內學院”辦學最有成績，從這裏畢業的優秀人才，有會覺、法舫、法尊、芝峰、大醒、慈航、葦舫，以及默如、印順、巨讚等人。這些都是能說能寫的法門戰將。當時佛學院的師資，也都是一時之選的民國人物，如梁啟超、梁漱溟、唐大圓、張化聲、湯用彤、熊十力、蔣維喬、黃懺華等人，對振興佛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個時候，太虛大師為了促使佛教世界化，在武昌創辦世界佛學苑，有梵文、漢文、巴利文、藏文四種語係的佛學研究，培養這許多不同係統的佛教人才，也分別派遣學僧赴藏地，以及日本、印度、錫蘭（斯裏蘭卡）等國留學，造就的佛門龍象有法舫、法尊、芝峰、大醒、大勇法師等人。佛學教育風行而起，大家一心力圖振興人間佛教，回歸佛陀的本懷。
當時的佛教，遭遇1927年軍閥割據，篤信基督教的馮玉祥在河南廢寺逐僧，甚至發動全省毀佛運動。幸好，太虛大師和蔣介石先生的交誼甚篤，常有往來，蔣介石還曾經邀請太虛大師在國民政府講說《心經》。
在佛教受廟產興學的迫害時，蔣介石告示保護佛教：“一、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二、借教育以造就有知識的僧徒，可以保存。三、寺院須清淨莊嚴，不可使非僧非俗人住持。且對於社會，要辦有益的事業，可以保存。”正如東晉道安大師所言：“不依國主，法事難立。”也幸好當時還有一些國民黨元老，如戴季陶、張繼、鄒魯、居正、於右任、屈映光等佛教信徒，在大時代的動亂中，對護持佛教起了一點作用。
遺憾的是，蔣介石後來“英雄難過美人關”，和宋美齡結婚的條件就是要他改信基督教，他與佛教的因緣也就改變了。在混亂的時局中，佛教就這樣苟延殘喘地延續慧命；不過，也要感謝基督教提倡“信教自由”，這些西方傳來的思想，也讓大家給予佛教有了一點生存的空間，可以說，信教自由是世界共同的理念。
定慧寺
江蘇鎮江焦山
記得抗日戰爭勝利的號角剛剛吹起，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年，我正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我們江蘇和京滬一帶的佛教徒，真是歡欣若狂。佛教居士熱心護法，皈投佛教的人，漸漸多了起來，一片人間佛教興隆的氣象。
定慧寺住持雪煩和尚，忙著重整焦山佛教學院，當老師的忙著教書和出版《中流》月刊。這本雜誌發揮很大的傳播作用，我們學生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去幫忙包裝、寄送。每次完成工作之後，老師就送給我們一個人一本，大家歡喜得不得了，覺得這一天的作務很有價值。
那個時候，佛教在內地開辦中學、小學的情況，也風起雲湧起來。家師誌開上人為了紀念宗仰上人，在棲霞山辦宗仰中學；南京臥佛寺辦有大雄中學；覺民法師在雨花台普德寺辦普德中學；鎮江還有超岸寺小學、福善堂小學，光是焦山辦的義務小學就有三所。
我很幸運，離開焦山後，隨師父返回宜興祖庭大覺寺禮祖，在國家正規開辦的白塔小學，擔任過短期的校長。雖然我沒有受過師範學校的訓練，就在做中學裏累積教育辦學的經驗，覺得對自己一生很有意義價值。那時候，整個中國大陸佛教義務辦理的中小學，至少百所以上；在我想，佛教接下去辦大學，是有可能的。可惜，因為戰亂關係，也就沒再繼續下去。
還記得我行腳各處，常常都會在路旁遇到十多歲的小學生向我鞠躬，很恭敬地喊我“法師”。我問他們為什麽要喊我，他們天真地回說：“我們老師辦學堂給我們讀書，不要我們的錢，你看我們老師多好；我們的老師是和尚，所以我知道世界上的和尚，都是和我們老師一樣的好。”可見民國以後，佛教辦學興盛的情形了。
可憐的老百姓，好不容易盼到和平，接著又遇到國共內戰，加上太虛大師在1947年圓寂，頓時佛教群龍無首。“**”期間，大陸人間佛教的運動也就進入了空窗期。在這前後時間，有些高僧大德陸續到了香港和台灣，我也在1949年帶領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那一年我23歲。
說到台灣的佛學院教育，先是1948年，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請慈航法師從南洋來台辦台灣佛學院。之後，台灣省佛教會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請大醒法師辦台灣佛教講習會，我和演培法師都擔任過教務主任。
後來相繼有：白聖法師也在台北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聖印法師在台中辦慈明佛學院、妙然法師在苗栗有法雲佛學院、印順法師辦福嚴佛學院、南亭法師在台北有華嚴專宗學院等數十所佛學院。當時，《太虛大師全書》是佛教界青年學子閱讀的重要資料。
可惜，許多佛學院中，有的因為招生不足，有的因師資、經費的缺乏，或者學生畢業後沒有出路，也就停停辦辦，甚至最後難以持續了。
圓光寺山門
台灣桃園
因為我自許不要做一個“呷教”（吃教）的和尚，在筆耕、講說之餘，從1953年在宜蘭落腳，就如火如荼地展開接引青年學佛。相繼成立有弘法隊、歌詠隊、青年團、兒童班、星期學校等，心平、慈莊、慈惠、慈容、慈嘉、蕭碧霞、林清誌、陳修平、張肇、林文雄等，都是當時宜蘭的佛教青年。
在那同時，也辦了“光華文理補習班”，它是佛教第一所跟政府正式立案的教學單位，鄭石岩教授就是當時補習班傑出的青年之一。成立的慈愛幼稚園，也是佛教所辦的第一所幼稚園，慈惠、慈容法師都曾經擔任過園長。現任佛光山常務副住持的慧傳法師，就是當時就讀的小朋友。沒有提倡教育，哪裏能有今天人間佛教的弘法人才呢？
接引青年，可以說是人間佛教發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有了這樣的覺醒，大家紛紛共同來辦佛教教育。其中，佛光山叢林學院至今辦學不輟，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曆史，前後畢業的學生就有五千多人，恐怕也是佛教曆史上一個創紀錄。現在，在嘉義的道觀，台中的普暉、慧哲、真芳，頭份的真悟，新竹的性瀅、悟證，花蓮的達瑩等法師，都是當時培養的佛教青年。
除了辦佛學院，佛光山也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如今，這許多青年都在世界各地為佛教、為社會、國家貢獻。像被譽為世界“換肝之父”的高雄長庚醫院榮譽院長陳肇隆醫師，現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林芳鬱，在美國開業的醫師，如沈仁義、鄭朝洋、李錦興博士等，和在日本行醫的福原信玄、日本東京佛光協會會長林寧峰醫師。
還有，擔任“中華總會”北區協會會長的趙翠慧；做過國民黨雲林地方黨部主委的薛正直；在台大任教三十餘年，退休後獲聘為台大化工係名譽教授的呂維明；捐贈頭山門彌勒佛的朱朝基以及創作佛光山大雄寶殿的三寶佛，後來做了高雄市議員的陳明吉；甚至，弘誓佛學院的昭慧法師、西來大學執行董事依空法師等，都是當時夏令營的學生。這些佛教提攜的人才，播撒到全世界，還怕人間佛教的複興沒有人才嗎？
除了佛學院的教育以外，關於佛教的社會教育，最早是在日據時代，如：台南的光華中學、台北的泰北中學。之後，有彌勒內院辦的慈航中學，有悟一、南亭法師和我辦的智光中學等。由於我們佛教沒有人才，最後這些學校都回到了社會，隨著時間久遠，大家也不知道它們原來是佛教辦的學校了。
推動人間佛教，必須積極地服務人群、重視教育，所以在1977年，佛光山在高雄辦了普門中學，之後又辦了南投均頭中小學、台東均一中小學。感於大學教育的重要，1990年佛光山在美國辦了西來大學，是中國佛教在西方國家成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陸續又開辦嘉義南華、宜蘭佛光、澳洲南天、菲律賓光明等五所大學。
現今，佛教界興辦社會教育的還有曉雲法師創辦的華梵大學，“中國佛教會”辦的玄奘大學，法鼓山聖嚴法師的法鼓文理學院，花蓮有慈濟大學等。另外，我知道在香港地區與新加坡，佛教界也辦有小學、中學，甚至更早香港也有珠海學院、內明大學等，這些都是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的具體行動。
但是，隻靠在香港、台灣地區，以及新加坡辦學，這一點力量是不夠的，如果內地能夠開放接受佛教辦大學，對國家、社會都會有提升和幫助。我們希望在人口資源眾多的內地，也能有佛教籌辦的學校，協助國家社會教育人才，培養護國愛教的宗教人士，那麽對未來全世界的幫助會更大。
過去，為了紀念鑒真大師赴日本弘法，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有意要在揚州大明寺興辦鑒真大學，佛光山還捐建了鑒真圖書館。後來，隨著趙樸老去世，大學就沒有再繼續跟進，殊為遺憾。
慈愛幼稚園
台灣宜蘭
走入人間弘揚佛教，是佛陀的心願，在《雜阿含經》中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已解脫人天繩索，汝等亦複解脫人天繩索，汝等當行人間，多所過度，多所饒益，安樂人天，不須伴行，一一而去。我今亦往欝鞞羅住處人間遊行。”佛陀不僅鼓勵弟子要積極走入人間弘化，自己更是以身作則，終其一身都在人間傳道、授業，解脫眾生的生死煩惱。
因此，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複興的路途，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回歸佛陀的本懷，熱心造福社會，培養與佛教有緣的人才，興辦各級的大、中、小學，這才是佛教複興的要道。
1912年，民國成立，以寄禪、太虛大師為首的改革派佛教，雖然有心振興人間佛教回歸佛陀的本懷，卻是內憂外患，困難重重。內憂有江浙叢林的傳統派，和一些權貴在家居士的把持勢力；外患有軍閥割據、寺院駐兵、地方惡霸的鬥爭以及廟產興學的災難。
為了有組織地進行佛教改革，並且抵抗外在的災難，1912年太虛大師與在祗洹精舍的同窗好友仁山法師，在南京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在金山寺成立籌備大會。由於仁山法師發表言論過於激烈，導致發生“大鬧金山”事件，雙方發生衝突流血，籌組佛教會的事情也就宣告失敗了。
《鑒真和尚傳記》繪卷第一卷第一段出家
卷，鐮倉永仁六年（1298），蓮行，紙本設色，高37.3厘米，日本奈良，唐招提寺藏
同年，浙江天童寺敬安法師（即八指頭陀寄禪）聯絡江浙諸山長老，與北京法源寺道階法師，在上海靜安寺發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1912年在上海留雲寺舉行成立大會，17省僧侶代表齊集，圓瑛、諦閑、太虛等百餘人與會，公推敬安法師為總會會長，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佛教團體。後來更名為“中國佛教會”，也就是現在中國佛教協會的前身，是全國佛教最高組織。各種佛教組織的社團，如佛學社、研究社、醫學社相繼成立，文化出版、教育辦學，慈善濟生等各種事業，將佛教帶回人間。
隨著“中國佛教會”成立的演變過程，也讓人想起太虛大師和圓瑛法師一段金蘭之交的因緣。然而，由於“中國佛教會”的成立，代表致力改革的太虛大師，和代表江浙叢林傳統派的圓瑛法師，因為領導理念不同，加上兩邊的弟子、學生互相批評，如大醒法師在《口業集》所提，對舊僧嚴厲地指責，讓兩人從最早的“以心印心，親同骨肉”的手足情誼，最後無奈分道揚鑣。
那時，太虛大師和蔣介石交情甚篤，每次佛教遇到教難，例如中央大學邰爽秋兩次提出的“廟產興學”，威脅到佛教的生存，傳統派便會邀請太虛大師共商對策，佛教界此時也顯得格外團結。然而一旦災難化除，就將太虛大師擯除在外。傳統派為了鞏固勢力、財力，仍然反對太虛大師提出的“教理、教製、教產”的改革，障礙人間佛教的推動，不僅太虛大師新佛教一派的僧信不滿的情緒高漲，就是國民政府也難以接受。
因此，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發布一個命令，請太虛大師重新組織“中國佛教會”，成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委員有太虛、章嘉、虛雲、圓瑛、昌圓、全朗、李子寬等人，並指定太虛、章嘉、李子寬為常務委員。整理委員會成立以後，隔年（1946）要在焦山佛學院辦理“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由我們的佛學導師芝峰法師負責，我也有幸參與其中。
由於太虛大師的浙江口音和講話聲音很小，實在說，在培訓期中，我也聽不懂太虛大師講話，不過他有一句話：“我們要為了佛教！我們要為了佛教！”不斷地在我耳際響起。
後來有一次走在路上，無意之間和太虛大師迎麵而遇，我站下來立在一旁恭敬合掌，太虛大師忽然停下腳步，看著我，說：“好，好，好。”雖然就隻是這麽簡單的一麵，但是這一個“好”字和“為了佛教”，對我一生推動人間佛教卻發生了很大的力量。
可惜，太虛大師積勞成疾，1947年往生，享年58歲（一說59歲）。同年，“中國佛教會”在南京召開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各省及蒙藏地區均派代表參加選舉理、監事，選出章嘉大師為理事長領導“中國佛教會”。但隨著國共戰事，“中佛會”隨政府遷台繼續運作，展開另一個新的局麵。
當時東初法師也把“中國佛教會”的招牌帶來台灣。由於有孫張清揚女士以一千萬舊台幣和李子寬居士的五百萬舊台幣，兩人合資買下台北善導寺，作為《海潮音》及“中國佛教會駐台辦事處”會所。
到了第二屆理事長與理監事的改選，選出章嘉大師為理事長，常務理事九人，名單如下：章嘉、白聖、悟明、孫心源、星雲、張清揚、趙恒惕、吳仲行、羅桑益西等人。當時南亭、慈航、東初等諸位長老都一一落選，我自感年紀太輕，又與負責人理念不一，決定不受此職，於是寫了辭職書。許多人批評我不識抬舉，不知時務。
後來“中國佛教會”改選，屬於圓瑛法師一派的白聖法師，因票數超過李子寬，故而出任理事長。之後，白聖法師主持“中國佛教”四十年，並不能普遍地容納全體佛教徒，未能振興、團結人間佛教，實在很可惜。
因此，台灣的佛教代表，也就各憑自己對人間佛教信仰的熱誠弘揚佛法了。如：李炳南的居士派、白聖法師的傳戒派、印順法師的學者派、南亭法師的講經派、慈航法師的青年僧派，在台灣推動青年學佛運動，電台、電視弘法，傳戒以及念佛會等等弘法活動，人間佛教就這樣逐步地回歸佛陀的本懷。
（一）青年學佛運動
首先是在各大學成立佛學社團的周宣德。他對台灣佛教影響最大的，就是我請他參與佛教青年運動。因為我知道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佛教，所以在一九五三、五四年的時候，就想發起青年學佛運動。後來有了一個機緣，知道台灣大學等多所學校的青年，如王尚義、吳怡、張尚德等人，願意來參與佛教的集會，於是我把20餘位青年約在善導寺見麵。
大家決議到台北縣中和鄉（今新北市中和區）圓通寺，郊遊、參觀寺院、舉辦活動等，人數以80人為限。會議商量過後，悟一法師就語帶警告地對我說：“你下次不要再把這許多青年人帶到善導寺來，為了這許多青年人，就要花去多少費用，這我們可負擔不起啊！”我一聽，心裏一急，想到：“這怎麽辦？我在台北沒有一個落腳處，總不能老是和青年人在路上會麵啊！”
這個時候，我看到前來參與的周宣德先生，就說道：“周居士，禮拜天在中和圓通寺和青年的會見，由於那天我有特殊的事情，恐怕不能參加，拜托你領導他們好嗎？”周居士一聽，非常歡喜，滿口應承，他說：“沒問題，沒問題！”後來，周宣德居士也就因此一手接辦起大專青年的活動。
除此，台灣早期的大專青年學佛基金會，帶動青年學佛，南亭法師也有功勞。他說動詹勵吾先生把重慶南路的一棟四層樓的房子賣出，所有的收入都捐做大專青年獎學金，那就是後來的“慧炬雜誌社”的前身——“慧炬學社”。
周宣德居士受到加拿大詹勵吾居士資助，成立了“慧炬學社”，鼓勵青年寫作，結緣佛教書籍，如李恒鉞居士的《向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介紹佛教》等，印行了不止數十萬冊，分送給青年閱讀，提供獎學金，鼓勵撰寫心得，借此帶動青年學佛。從1957年起，他在各大學都成立佛學社團，如台灣大學的晨曦學社、師範大學的中道學社、政治大學的東方文化社、中興大學的智海學社等，成就不少佛教的人才。說來，佛教社團在大學可以這樣順利地推動，不能不感謝在大學裏任教的周邦道和李炳南、周宣德、詹勵吾這些老居士的協助。
那個時候還是戒嚴時期，可以舉辦青年活動的隻有“救國團”，我當時認識了蔣經國最信任的“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先生。我跟他講，我來辦禪學夏令營，他說很好啊！所以，我就在1969年，在佛光山開辦了“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
為了順利舉辦夏令營，委請當時在高雄“救國團”服務的張培耕，借了幾麵“救國團”的旗子插在佛光山的門口，我們才得以豁免當局的幹涉，使得活動順利展開。當時，“救國團”是蔣經國先生所領導的團體，有了“蔣經國”三個字為背景靠山，還有什麽不能做的呢？所以幾支“救國團”的旗子往山門口一掛，就等於“薑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了。後來的佛教青年依空法師、昭慧法師、薛正直、古清美、尤惠貞等都是這一期的學員。
第二期再要舉辦時，本來隻計劃招收大專青年一百名，給予兩星期的佛學教育，很意外的，報名青年竟有四十餘所院校，總計六百多人，除了分成二梯次舉辦外，隻好趕緊增加各項設備。尤其，當時正逢開山，經濟拮據，也買不起寢具，張培耕就幫我向軍方借了上千條毛毯；夏令營的課程中，需要外出旅行參觀，沒有交通工具，他又向軍營借了三十輛軍用卡車來搭載這許多學生，讓我省下很多費用。營隊結束時，已經有108位青年皈依三寶，成為正信的佛教徒。
可以說，早期台灣地區帶動青年學佛的係統，除了周宣德的慧炬學社之外，就是佛光山的大專佛學夏令營、台中蓮社李炳南老居士設立的明倫社，以及蓮因寺懺雲法師以苦行聞名的齋戒會。那個時候，大家雖然經濟都不好，可是都很熱情、很賣力地在弘揚佛法，一心一意要把人間佛教帶給這些青年朋友。
（二）電台、電視傳播
在1950年代，資訊、知識的吸收大部分來自廣播電台，華嚴蓮社的南亭法師，趙茂林居士對於推動電台廣播弘法不遺餘力，幾十年從未間斷。
當時，為了推動廣播弘法，我也每天寫《釋迦牟尼佛傳》，常常連夜加班寫到天亮，分別在四個電台廣播，如中廣、民本、民生、雲林正聲廣播電台，後來慈惠法師、慈容法師等人也在電台主持過節目。傳播的力量，讓回歸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教，在台灣逐步發聲。
我記得，雲林正聲廣播電台李玉小姐在做《釋迦牟尼佛傳》（“佛教之聲”）的節目時，有一個感人的故事。我有一個徒弟，是一位比丘尼，她很老了，已經出家幾十年，見到我弘法，一定要拜我做她的師父。後來她患了癌症，麵臨死亡，問我怎麽辦？我說：“做一個出家人，你好好努力，發心為佛教，生死不要管它。”她就真的發心為佛教的廣播節目募集善款，每一次五塊錢，集到一千塊錢，就給雲林正聲廣播電台做廣播費。可以說，沒有這個罹患癌症的比丘尼，李玉的廣播電台就沒有辦法維持這麽多年。後來，這位比丘尼也奇跡地不藥而愈了。
有一句話：“假如教室像電影院。”我覺得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兒童在教室裏，如果遇到不善教學的老師，上起課來枯燥無味，坐在那裏就如在牢獄一樣辛苦。這時若有電影看，可能進步會快一些。
所以，繼廣播電台的弘法之後，佛光山又推動電影、電視的弘法。先是《釋迦牟尼佛》在金國戲院的演出。有一位姓梁的導演，一開始就安排耶輸陀羅和悉達多有些纏綿的畫麵，還找我做顧問，我不同意這場戲的安排，他怪我不懂戲劇、太過落伍，因此我就退出不管了。演出之後，由於電影字幕上寫著原著是我的名字，引起佛教界的反彈，還到我們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找麻煩。
1962年，台灣第一家電視台“台灣電視公司”成立，那時候，電視台每天播出的，多數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光啟社製播的節目。可憐的佛教，一直在等待的煎熬裏度過。到了1979年，才有一位信奉伊斯蘭教的電視節目製作人白厚元先生，以每集要價十二萬，問我是否願意在“中華電視公司”製播每周半小時的佛教節目。對我而言，這實在是天價。
但是，為了佛教的弘法傳播，我咬緊牙根，好不容易製作了二十四分鍾的第一個電視節目《甘露》，並且興致勃勃地在“中央日報”刊登廣告說：“1979年9月4日起，每周二晚間七時至七時三十分，將在‘中華電視台’推出由佛教製作的節目《甘露》。”
通度寺大雄寶殿
韓國慶尚南道梁山
報紙刊出後，蔣夫人（宋美齡）馬上下令不準播出，我找郝柏村先生、蔣緯國先生幫忙，但是，他們也無法挽回情勢。我氣憤地向當時的“中華電視台”總經理梁孝煌先生表示抗議，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因為節目裏麵有我三分鍾說話。我說：“我不是在宣揚佛教，而是在宣導要正信的盂蘭盆會，改良社會風氣啊！”他說：“和尚不能上電視！”我奇怪地問道：“你們的電視連續劇裏，不也都有和尚嗎？”他竟說：“那個是假和尚，可以。”實在不得辦法，隻有把我講話的三分鍾去除了。
又有一次，“中央日報”記者告訴我，慈航法師的肉身不壞的消息，蔣夫人如果在台灣，也不得發表，因為蔣夫人去了美國，所以記者就大膽地全版報道。由於蔣夫人的關係，所以當時“台視”、“中視”、“華視”等對於佛教上電視都很害怕，但是為了宣傳教義，我也就無所畏懼地不斷爭取。
像這樣一季三個月的遊說各台播出佛教節目，實在說，這是很不容易。因為在那個時代，哪一台的明星或節目，是不能到其他電視台演出或播出。所以，像我這樣遊走三台，也算是非常特別。
最後，經由名製作人周誌敏小姐從中協調，終於又促成佛教第二個弘法節目《信心門》，於1980年在“中視”播出。每次收看的觀眾都將近兩百萬人，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歡迎。這是因為1975年蔣中正先生逝世，蔣宋美齡女士出國，我們佛教電視弘法的生命才得以延續。
後來佛光山的電視弘法，陸續就有台視的《星雲禪話》《每日一偈》《星雲說喻》，“中視”的《星雲說》，“華視”的《星雲法語》等節目，每錄一集，電視台就給我六千元。所謂三十年的風水輪流轉，過去我到電視台做節目，每一集要花十二萬，現在換成電視台每一集給我六千元，可見大家對佛教的肯定和接受了。
此外，我寫的長篇小說《玉琳國師》，沒想到初試啼聲，即蒙受讀者歡迎。後來，多次改編成劇本，錄製成廣播劇在電台播放，拍攝成電影在劇院演出。其中，以二十年前由勾峰先生改編製作的電視連續劇《再世情緣》最為轟動，連海外地區都爭相播放。
想起過去，台灣的電視台每天下午都會播出一小時的京劇節目，但我感到，京劇裏的唱腔，光是兩個字拉得那麽長，一句話也要唱得那麽久，實在引不起觀眾的興趣。其實，我們也不懂唱腔、曲韻，總覺得京劇要改良，聽戲的人才會更多。
說來，佛教也和戲劇的命運相同，假如不圖改變，因為保守，沒有通俗化、大眾化，就沒有人聽，也沒有人講，沒有人學佛，沒有人信佛了。
（三）傳戒
過去，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佛教，並沒有出家戒律。所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僧住就要傳戒。真正發起傳戒，是在1952年台南關仔嶺的大仙寺想要傳授三壇大戒，白聖法師得到這個機會，就和政府交涉，由“中國佛教會”主導來傳戒。
這一次傳戒，由開參法師任得戒阿闍黎、智光法師任說戒和尚、太滄法師任羯摩和尚及道源法師任教授和尚，有證蓮、南亭、慧峰、煮雲等法師任尊證師。白聖法師任開堂、戒德法師任陪堂。由於南亭法師有事，臨時不能前往，就由我代理，所以，在台灣佛教第一次傳授三壇大戒的堂上十師當中，我也躋身其中，留下一張照片紀念。
當時“中國佛教會”規定，一寺一年傳一戒，輪流舉辦。所以，獅頭山元光寺、台北十普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台北觀音山淩雲寺、台中寶覺寺等都陸續舉辦。
早期台灣地區傳戒的主權在“中國佛教會”，必須得到佛教會的同意才可以舉辦，戒牒也都必須由“中國佛教會”來發。我在1967年就登記要傳戒，他們有的廟都傳了二三次了，一直等到1977年，才輪到我。
那個時候，佛光山還沒有得到高雄縣政府的寺廟登記，原本想，就以佛光山派下有寺院登記的寺廟來傳戒，例如宜蘭的雷音寺或基隆的極樂寺。後來，陳洦汾幫我成功取得寺院登記，我就以佛光山寺的名義來辦了。
為了平衡人事，我請來淨心法師來做總開堂。當時，一張戒牒要500塊台幣，錢都付了，“中國佛教會”的淨良法師也不給我戒牒。甚至傳在家戒會，一張戒牒也是要付五百塊。後來，我就索性不管他了。傳戒是好事，對社會秩序的重整，道德的提升都有幫助，我傳我的戒，他也奈何不了我。
1977年，佛光山首度傳授三壇大戒，三個月的戒期儀規，都是依照大陸叢林傳戒規矩進行。邀請授經阿闍黎升座開示、演禮、正授、為戒子上課等，等於是短期的佛學院。除了由我及真華法師、煮雲法師擔任三師外，也禮請海內外諸山長老，如月基、悟一、隆道、開證、竺摩、普淨、鏡庵、天恩法師等，擔任尊證阿闍黎和授經阿闍黎。戒會的莊嚴殊勝、行事縝密，被譽為模範戒會。
佛光山此次的戒會，特別針對過去傳戒沒有二部僧受，直接從沙彌、比丘到菩薩戒壇，因此我交代負責戒會的慈惠法師，根據佛製，製定二部僧受（一僧一尼）的儀範，比丘由比丘傳授，比丘尼由比丘尼傳授，從此，三壇大戒的儀規才算完整。後來，擔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淨心法師主持傳戒，也來跟佛光山拿這套儀規，如今也回傳內地了。
過去，在內地三壇大戒中，男眾比丘才能擔任引禮法師，女眾比丘尼隻能稱“引讚師”，也就是協助、讚助的意思。但是，在佛光山的戒期，統統都稱“引禮”。因為佛法講究的是發心，不是男、女外相或在家、出家，隻有踐行平等思想，才能和佛心相應。
後來，在佛光山美國西來寺也舉辦過一次三壇大戒。西來寺從1978年起，曆經十年的籌建，終於1988年11月26日落成，被譽為北美洲第一大佛寺，由慈莊法師出任首任住持。落成之際，同時傳授萬佛三壇大戒，共有來自十六國家，三百位僧眾求受大戒。
1991年，佛光山再度舉行為期三個月的“萬佛三壇羅漢期戒會”。有來自美、韓、泰、尼泊爾、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十一個國家和香港地區，五百多位戒子海會雲來集，創下漢傳佛教史上戒期最長、教學最殊勝的紀錄。此次傳戒，一切遵循佛門傳統規矩，包括行腳托缽，親身體驗原始佛教的弘化生活。
過去，對於南傳佛教沒有菩薩戒，不能發菩提心走入人群弘法，我感到很可惜。所以，1997年在佛光山舉行的“第四屆國際佛教研習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南傳、漢傳、藏傳佛教僧信代表一致聯名簽署，請佛光山寺前往佛教發源地印度傳授比丘尼戒法。
因此，1998年2月，佛光山乃聯合南傳、藏傳、漢傳佛教界，共同圓滿這次世界傳戒大會。計有來自印尼、泰國、尼泊爾、非洲、日、韓、歐、美等國家地區150餘位戒子參加，並有1500餘位在家信眾參加三皈五戒。此次勝會，使得自11世紀以來，在印度及南傳國家中斷的比丘尼教團得以重光，也為佛教曆史寫下新的一頁。
對於在家眾的戒律，過去傳授五戒、菩薩戒，戒期都要七天；現在因應時代的需要，同時也感到受戒是一時，重要是恒常受持，因此改為二日一夜，給大家方便前來受戒。另外，把體育館或活動中心等會場布置成佛堂，邀請三師授證，也不失為一種方便。
而對於欣羨出離的生活，但已經組織家庭，不能出家修行的在家居士，除了佛製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1988年佛光山首次舉辦短期出家修道會，共有八千人報名，錄取千餘名，分三梯次舉行，這是佛教史上的創舉。
在短期出家期間，必須受出家的沙彌十戒或沙彌尼十戒，過的是出家人出世的生活。也不觀聽歌舞、不坐臥高廣大床、不著花鬘香油塗身……這樣的出離生活就和世俗人完全不同，讓人可以體會到一種“空無”精神的無限富有。
戒律也是一樣，每個地區都有時間、空間、文化的差異，因此，佛陀在《摩訶僧祗律》叮嚀阿難在他涅槃前，要記得提醒他戒律要因時製宜，不可僵化：“複次佛告阿難：‘我臨般泥洹時當語我，我當為諸比丘舍細微戒。’而汝不白，越比尼罪。”所以，當時佛陀製戒有開、有遮，依照當地的條件因緣來調整。不管在家的、出家，隻要能把四大根本戒律，不殺、不盜、不**、不妄語持好，四威儀、四無量心都能做到，尤其四弘誓願能如實學習、實踐，這樣大概就能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佛教徒了。
禪林寺阿彌陀佛立像
鐮倉時代（1185—1333），木，高77.6厘米，日本京都左京
佛陀的思想是很開明的，對於戒律、僧團規矩的製定，在《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記載：“雖是我所製，而於餘方不以為清淨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製，而於餘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說起來，中國的祖師大德很聰明，用清規代替了戒律。各家叢林像天寧寺、金山寺，他們的清規都各不同，但都不離戒律的精神。佛光山也製定《佛光山清規手冊》，作為大眾共遵的規矩、製度。所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在平常為人處世、應對進退中，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尊重、禮貌，給人接受，慈悲待人，降伏我們的煩惱習氣，時時記得“饒益有情”，所謂“人成即佛成”，這就是佛陀在人間製戒的本懷了。
（四）念佛會
早期台灣可以說以念佛法門最為興盛。如李炳南老居士的台中蓮社、煮雲法師在高雄有鳳山佛教蓮社，我在宜蘭雷音寺成立念佛會等；另外，像埔裏妙蓮法師的靈岩山，更是以念佛為主要的弘法道場。這當中，以李炳南老居士的台中蓮社為主要的帶動者。
李炳南，號雪廬，早年於印光大師處皈依，一生致力弘揚淨土。1950年與董正之、徐灶生、朱炎煌、張鬆柏等人籌組、成立台中佛教蓮社，同時有幾個念佛班，人數不等，每個星期定期念佛。台灣最初念佛風氣之盛，絕大部分與炳老提倡淨土有關。
炳老精通世學、佛學，基本上是儒佛兼弘，但實際上是儒為體，佛為用。他也創立菩提醫院、慈光圖書館、樂隊、口琴隊、文藝班等，熔新舊於一爐，引導青年，避開僧團，以老師之稱，收徒納眾，有別於佛教僧團，也為佛教開辟出另一番天地。
說到當年的台中佛教蓮社，真是猶如古代慧遠大師的東林寺，他們念佛共修，帶動成就道業者眾。如同在《念佛感應往生記》記載不少念佛感應的事跡，如李清源、林清江等居士往生淨土，都有明證，甚至該書作者林看治居士，本身也如願往生西方，火化後得數百顆舍利子（見《念佛感應見聞記》）。另外，近代台北念佛團的李濟華團長，一生專修念佛法門，也是預知時至。像他們都是佛教蓮社的居士，能夠修行有成，炳老對當時念佛法門的推動，真可謂“古有慧遠，今有雪廬”。
炳老對於淨土的信心絲毫不能動搖，印順法師曾著有《淨土新論》，內容對於西方淨土稍有批評，炳老的弟子在台中要焚毀《淨土新論》，鬧成很大的風波。不過，印順法師做人也很隨和，他知道自己初到台灣，不願意和龐大的居士集團對立，所以在菲律賓弘法時，向當地信徒募集的淨財，就捐獻給炳老興建“太虛紀念館”來平息這起事件。
對於炳老，信仰他的人認為他一心弘揚淨土，難能可貴；批評他的人認為他過於執著，佛法不是隻有淨土一宗，除淨土之外，還有很多法門，他不應該獨尊淨土，排斥其他宗派。如今，在台灣的居士集團，以信仰為中心的，也隻有炳老這一支了。可惜生前沒有重視傳人，又沒有自己的寺院，常常商借台中靈山寺打佛七，所以炳老一去，台中佛教蓮社失去領導。
關於淨土念佛法門，我自己也有一些體會，最初是1953年，我到宜蘭雷音寺弘法，成立“宜蘭念佛會”，來年開始打佛七。佛七的作息，是遵循叢林的規矩，早晨五點開始起香，中午過堂，晚間藥石，晚上七點到九點半大板香；在這一支香別裏，是大家最認真、最精進的時刻。
此外，我也提倡每個星期六舉辦“禪淨共修”。因為當時在台灣，要找到一個正式的禪堂很困難，要有一個真正的念佛堂也不容易，隻有借用寺院裏的佛殿，把禪淨融和在一起，四分之一的時間誦經，四分之一的時間念佛，四分之一的時間繞佛，四分之一的時間靜坐，每支香大約兩個小時。
佛光山寺淨土洞窟羅漢群像
1981年，水泥彩繪，台灣高雄
由於念佛對一般的佛教徒而言，是最契機的法門，所以我又相繼成立羅東念佛會、頭城念佛會、台北念佛會、虎尾念佛會、龍岩念佛會等，可以說，禪淨共修在當時的佛教界蔚為主流，也開展出台灣佛教的輝煌時期。
這一段期間，我還特地在佛光山興建一座淨土洞窟（1981年開放參觀），讓大家知道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美好。有人問我：“為什麽不建十八層地獄，讓人看了心生恐懼，從此不敢做惡事？”我卻認為，能夠讓人感受到佛國淨土的殊勝美好，使人心生向往，不是更積極嗎？我認為，佛陀的人間佛教是在現世充滿光明、希望和歡喜的信仰，不是給人恐懼的。
佛光山從開山以來到現在，全世界已有兩百多個道場，我規定每個道場在每周六同一時間，全球佛光人同聲念佛。假使我們有三百個大大小小的佛堂，一個佛堂平均能容納五百人念佛共修，就有十五萬人同時念佛，二六時中，佛聲不斷，那麽，極樂淨土不就在眼前了嗎？
總計，我一生的歲月，七十多年的出家生涯，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奉獻在禪淨共修裏；光是打佛七，就有近兩萬個時辰。我推動念佛，主要是希望讓大家借由念佛，達到自我健全、自我清淨、自我反省、自我進步，進而擴及家庭、社會、國家。所以，我不一定要求大家要念到一心不亂，反而讓信徒很容易接受。
（五）佛教社團
早期許多佛教團體，大都不是在政府立案的佛教社團，但是，大家都各自努力，為佛教奮鬥，在政府立案的，把持教會反而不做事。
從1986年蔣經國先生宣布“解嚴”以後，各種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等也跟著開放，於是佛教各種弘法社團也紛紛成立。目前台灣現有的佛教社團，有“中國佛教會”、“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中華佛教居士會”、“中華佛寺協會”、“佛教青年會”、“中華佛教比丘尼協進會”、“中華國際供佛齋僧功德會”、“慈濟功德會”等。這許多的社團當中，最活躍的要算是國際佛光會了。
國際佛光會成立於1991年，先是在台北成立“中華佛光協會”，來年1992年在美國洛杉磯音樂中心舉行“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大會，四千多位來自全球45個國家的佛光會代表參加，經過大家公推，由我擔任創會總會長，吳伯雄、水穀幸正、嚴寬祜、遊象卿、阿那魯達法師當選為副會長，我以“歡喜與融和”為主題，力主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從僧眾到信眾、從寺廟到社會、從自學到利他、從靜態到動態、從弟子到教師、從本土到世界。”由於國際佛光會的成立，讓在家眾加入弘法的行列，不僅實踐佛陀人間佛教平等的精神，更擴大人間佛教的影響力。
如今，國際佛光會已在全球五大洲七十餘個國家地區，成立一百七十多個協會，近兩千個分會，擁有數百萬名會員，以“提倡人間佛教，建設佛光淨土，淨化世道人心，實現世界和平”作為佛光會的發展目標。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7月，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更正式授證給“國際佛光會”成為非政府組織谘詢顧問，這也是第一個進入NGO成員的佛教團體，這份榮耀是僧信共同合作、努力的成果。
繼國際佛光會成立之後，1994年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青年總團”，由慧傳法師擔任總團長。在短短幾年內，世界各地的佛光青年閉和在“台灣大學”、“台灣清華大學”、成功大學等數十所大學成立香海社團，也發起“五戒青年‘心’生活運動”，走上街頭宣導“五戒青年‘心’生活運動”，每年有上萬名青年學子響應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語、不酗酒乃至不吸毒”運動。
此外，每年還舉辦“公益旅行”，前往中國大陸，以及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巴西等地，從事衛教、教學、義診等服務。同時培養出上百位的妙慧、善財講師，經常到學校演講，宣導“三好運動”。2015年“大馬好”佛教青年音樂會，有八千名的青年朋友齊唱“佛教靠我”，佛教的傳播有了這些生力軍，讓人欣慰又充滿了希望。目前，全球近二百個佛光青年分團，也積極地走入校園、社團，發揮人間佛教淨化人心的力量。
在我的理想裏，在台灣地區，不僅僧信學佛、行佛，而是從小到老，從男到女，彼此互助互成，所以佛光會成立的構想，當然也就包含兒童教育在內。二〇〇〇年國際佛光會佛光童軍團於佛光山正式成立，隨後並於世界各地陸續成立分團，成為佛教界首創的世界性佛教童軍團。十多年來，台灣佛光童軍團擁有稚齡童軍、幼童軍、童子軍、行義童軍與羅浮童軍，這些青少年為獨居老人服務，乃至八八水災災後重建整理，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充分體現童軍智仁勇三達德的精神。
一直以來，佛教徒多隻重誦經念佛，不讀書、不思考，這讓我非常掛念。所謂“以聞思修，入三摩地”，為了鼓勵大家讀書，在二〇 〇二年元旦，正式成立“人間佛教讀書會”。十餘年來，在覺培法師的帶領下，陸續成立了兩千餘個讀書會，共同推動各類型讀書會、閱讀研討會及全民閱讀博覽會等。由於讀書會的成立，更加提升，並且帶動佛教徒的學習熱情和成長。
去年（二〇一五年）的二月與五月，先後成立了“中華傳統宗教總會”與“人間佛教聯合總會”。這兩個社團的成立，都在實現人間佛教“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的理念，借由“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希望能夠促進不同宗教團體的相互往來認識，大家能夠同中存異，異中求同，雖然信仰的宗教不同，但大家共同為淨化社會人心一起努力。
因此，從2011年佛館落成以來，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固定舉辦“世界宗教聯誼會”，邀請所有的神明到佛陀紀念館，大家一起過諸神、聖賢的聖誕節日。每次都有來自海內外兩千多個宗教團體，五萬多人參加。看著這許多神明不分地域，信徒不分老少，大家魚貫進入佛館，秩序井然，不由得讓人想到經典所載，當年佛陀靈山勝會，天龍八部齊聚一堂，真是宛如佛世再現，令人有種回歸佛陀時代的感覺。
另外，人間佛教聯合總會的成立，在慈容、慧傳、依融、滿益、覺培、妙樂的努力之下，目前有近二百多個寺院、教團，以及逾四百位社會賢達加入。如大雄精舍、慈法禪寺、佛光山、香光尼、比丘尼協進會、靈鷲山、福智等；個人會員有吳伯雄、葉金鳳、王力行、鄭石岩、簡豐文、張亞中、黃錦堂、丁守中、潘維剛、吳誌揚、侯西泉、洪玉欽等。
為了擴大人間佛教的力量，從去年起，成立了“中華佛光傳道協會”，協助推廣各種文化出版的書籍。光是去年，就贈送了數百萬冊的《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佛教寶典》《貧僧有話要說》及《貧僧說話的回響》等，至全球上萬家的大飯店、民宿、航空業者，以及各級學校、圖書館、醫院、監獄等等，甚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書發布會。我想，透過一本佛教文化寶典，可以讓佛陀的人間佛教在世界各國發光，照亮每個人的心靈。
當年，佛陀在金剛座上悟道時所言：“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隻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人間佛教自然也為僧信二眾所共有，出家眾弘法也護法，在家眾護法也弘法，人間佛教的弘傳，全體佛教徒大家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又何必分什麽你我呢？
為了造福人間，佛教倡導菩薩道自度度人的六度萬行，第一善事就是布施。一般人以為布施，隻是布施財富，其實做一點善事救濟人，那是初學，高深一點的，還要知道布施佛法真理、布施無畏。不過，一般大家都不能體會，隻曉得財布施的救濟，所以在佛門裏，慈善事業好做，文化和教育的事業，雖然也都是布施，但是比較難做。
佛教的慈善事業，早在印度佛陀時代就已經開始。如前文提到，最初在舍衛城，佛弟子興建浴室、探視病者、供給醫藥等；像給孤獨長者、頻婆娑羅王、毗舍佉夫人布施精舍、講堂，乃至後世的阿育王，設立無遮大會、藥藏庫、福德舍，供給旅人及貧病者藥品、食物等。這些都是佛教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先驅。
到了中國，佛教的高僧大德們依循佛陀教化，修行慈善、服務社會：設立義學、植樹造林、鑿井施水、修橋鋪路、施粥施棺、急難救助、長生庫、無盡藏院、悲田養病坊等，舉凡能利益眾生的教法，都是菩薩道的實踐，也把人間佛教推動到社會大眾中。
過去曆代大德的善舉，不勝枚舉。而當代人間佛教的慈善事業，在辛亥革命前後，也隨著佛教革新思想的開展，發展出濟世利生的慈善活動來關懷人間。每次發生各種水災、旱災之後，各地寺院雖然也受到重創，但僧信全力恢複寺院之餘，也開辦養老院、孤兒院等慈善機構。在多難之秋，佛教除了賑濟災民、救護傷兵、急難救助，創設佛教醫院，成立僧伽救護隊，前往戰地救護傷兵，協助掩埋死者，為受難者啟建法會等等，人間佛教對社會的關懷層麵之廣，可以說是無所不包。
民初以來，有許多居士佛教的組織，如漢口的佛教正信會、上海的淨業社，成都、重慶、河南的佛學社，以及上海、北京、天津、長沙的佛教居士林等。在國家天災戰亂不斷時，也都有人相繼挺身而出，如熊希齡、狄葆賢、王一亭、李塵白、高鶴年、江味農、吳璧華、康寄遙、朱慶瀾，以及後來的趙樸初長者等，這許多救苦救難的人間菩薩，大家共體時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甚至，許多寺院在國家戰亂的時候，把寺院提供出來，讓駐兵及難民居住，這不就是行大布施嗎？
回憶我在棲霞律學院讀書時期，棲霞山做過一件偉大的事情。大概是在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時，寺裏曾經收容過二十萬名難民。當時，還是營長的抗日英雄廖耀湘，也藏身在難民群中。棲霞山的僧眾幫他化裝易容，順利地抵達大後方，繼續保家衛國，他後來做到新六軍的軍長。佛教對國家社會能說沒有貢獻嗎？那一次的難民收容，聽說家師誌開上人出力最多，後來家師能可以在棲霞山被授記為監院，接著擔任住持，應該與此事有極大的關聯。
過去我曾把布施譬喻為四個年級：一年級是布施金錢，二年級是布施勞力，三年級是布施語言，四年級是布施心意。因為布施金錢，有時候給太多的錢，他也不會用；布施勞力、做義工，有時也沒有那麽多的事可以做。但是好話不怕多，尤其能夠“心香一瓣”，存好心為人祝福，以教義、佛法傳人，隨時隨地地實踐“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隨手的好事，滿麵的笑容，這些與人為善的行為，也都是布施。
平等院供養菩薩像
平安天喜元年（1053），木，高72.1厘米，日本京都宇治
更深一層的意義，我雖沒有出錢出力，但別人布施，我心裏歡喜、讚歎對方，不計較、不比較，施者、受者的功德都是同等，這就是更上等的布施了。能做到這樣，即是人間佛教的行者了。
布施最重要的，要能做到“三輪體空”，合乎無相布施。佛教的布施，不是貪求善名，不是貪求報償，尤其不能假布施之名積聚錢財，投資其他事業。把別人慈善救濟布施的錢財移作他用，這是違背因果，雖名為布施，也不合乎佛法。
過去，大醒法師曾經跟我說，別人給他的供養，如果說這個錢要給他買水果，他就在紅包上寫上買水果，不會作為他用。別人說這是給他喝茶的，他就寫上這是買茶葉的，他不可以錯亂因果。因此，別人給你做慈善救災的錢，你拿來買大樓置產業，辦其他事業，這是錯亂因果，是不對的。我們建設寺院化的緣，淨財就要拿來建寺；化緣建佛像，就要拿來建佛像，不可以把建寺院的錢拿去置產購屋、開百貨公司，把捐佛像的錢拿去辦學校。所謂橋歸橋、路歸路，在慈善事業的推展上，要正派、道德，符合因果法則。
人間佛教所倡導的善行，是要把佛陀過去的本生、本事的菩薩行，今天重現在人間，做一些無畏的、無相的布施，我們現在推動人間佛教，如慈航法師說，佛教的生命線寄托在三個事業上：文化事業、教育事業、慈善事業。其實，除了這三個事業以外，真正的佛法事業，在佛教裏麵有四攝法、六度萬行、三十七道品。
人間佛教的慈善，救急不救貧；人間佛教的慈善，就是弘法，救濟人心才是最大的慈善，而不是隻有物質、金錢的提供。所以真的慈善，其內容、精神是很深的。因為錢財、物資的慈善布施會有用盡、用壞的一天；以佛法布施他人，卻能讓他今生今世受用無盡，甚至來生還是可以受用。
天空任鳥飛
豐一吟
所謂慈善救濟，也包含宣揚戒殺、護生。像民國呂碧城居士，在旅遊歐美各國，宣揚戒殺護生的觀念；弘一大師和豐子愷合作出版《護生畫集》，在人心惶惶不安之期，也有安定、教化的功能。早期來到台灣時，這本畫集也曾廣為印行流傳。後來，佛陀紀念館在建設規劃時，我就將《護生畫集》一百五十四幅的作品雕刻在風雨長廊，推廣護生的觀念。人間佛教的福利社會，以救濟天下蒼生為己任，而過去在那種沒有環保、生態的觀念時，佛教就已經從君權、民權的時代提倡“生權”了。
說到生權，放生，最好改為“護生”。放生主要是長養慈悲心，平時愛護動物，重視山林水土的保持，不要有錯誤的觀念，以為自己要做七十歲、八十歲大壽了，所以要買多少魚、多少鳥來放生。這些不是放生，不是功德，反而是放死和破壞生態，變成造業了。
拿錢買動物來放生，是買不完的。世間的生命、眾生那麽多，隻有用心裏的慈悲才能救濟一切眾生。希望今後台灣的放生事業，能夠真正實踐佛法“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就是最好的護生。實在說，與其花三五千買一隻烏龜來放生，不如花三五千教育別人不要殺生要護生，才能永久地杜絕後患。
在慈善濟生中，監獄布教也是慈善的重要一環。台灣早期的監獄布教，是由台北南亭法師、趙茂林居士和我們共同發起“監獄弘法團”，我和廣慈法師，馬性慧、李子寬、劉中一、陳慧複等居士輪流至監獄宣講。幾乎全台灣的監獄都曾留有我走過的足跡，如台北土城、新竹、台中、雲林、屏東、高雄、花蓮、蘭嶼、綠島監獄等，甚至香港赤柱監獄，以及美國等地也都去過，成為法務部正式聘任的第一個教誨師。
我曾經在土城和死刑犯對談過，和他們談生死、談人生悔改。記得有一次在花蓮監獄，有兩千多個重刑犯，都是年輕力壯，我跟他們說：“你們兩千多人，如果都跟我出家做和尚，佛教、社會得到你們的慈悲幫助，那是多大的貢獻啊。”
在高雄女子監獄，我曾為數百個受刑人主持皈依典禮。大部分的女性朋友，都是因為違反票據法坐牢，這是由於丈夫使用太太的名義開立支票而遭到連累；甚至也有先生走私販毒被發現，把所有罪名都推給女人，最後就是這些女人代夫受罪，實在說女性對世間的奉獻、犧牲，超越了男性。
馬英九先生擔任“法務部長”時，也邀請佛光山的法師在台南明德戒治所，做駐監傳道師。法師與受刑人二十四小時生活在一起，可說是獨一無二的特例了。我也曾向前“法務部長”的廖正豪建議設立“中途之家”。所謂“中途之家”就是針對受刑人刑期未滿前，大約還有三四個月之間，做為他們進入、適應社會的緩衝站，在那裏給予他們心理輔導。
因為在監獄裏，管理員都是這個不行、那個不準；但是在中途學校，可以給予一定限度的自由。例如：可以會客，要吃什麽東西也可以，乃至吃香煙也無妨。甚至還可以帶他們遊山玩水，讓他們感受到人間有愛，不要對往事充滿仇恨、計較，到了社會就比較能適應。
其實，法律要從積極麵給人空間，才能收到教化的效果。後來佛光山在監獄發起舉辦八關齋戒、皈依三寶，甚至短期出家典禮等淨化人心的弘法活動，培養受刑人的慈悲心和自覺的智慧。負麵地否定他們的價值，在壓力之下，他們再犯罪的行為，就會更加層出不窮了。
這些年來，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會中的各式造型花燈，有一些也都出自監獄受刑人的巧手，他們在製作花燈過程中，不但心境轉化，也找回自信心與榮譽感。2012年，彰化監獄“鼓舞打擊樂團”曾經來佛陀紀念館演出，也受到大家的肯定和鼓勵。
這些年，由於工業的發展，地球暖化的腳步更快了，各種天災人禍也相繼而來，像1951年的花蓮大地震，後來的“九二一地震”、百合（Nari）台風、SARS疫情、南亞海嘯、汶川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風災”等各種災難，很多社會團體投入救災，當然佛光山也一起參與其中。
2014年7月，台灣發生澎湖空難和高雄氣爆事件，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道教、基督教等在高雄巨蛋體育場舉辦“高雄七三一氣爆暨澎湖七二三空難事件宗教界追思祈福大會”，數萬人共同為災民祈福，馬英九先生及“五大院”會長都來參加，祝願災民早日走出傷痛，回歸正常生活。
在救災過程中，要尊重受難者的文化，不可以透過救濟勉強對方來信仰佛教，也不能乘虛而入，硬要別人接受我們賑災團體的想法和做法。莫拉克“八八風災”時，佛光山提供許多基督徒的災民食宿，邀請牧師來祈禱為他們安心。一位神父來探視災民，要離開時到佛像後禱告感謝：“謝謝佛陀，讓我們完成了上帝的旨意。”
其實，救濟，不是救別人，是救濟我們的家園、我們本身的安全。四川汶川大地震後，當時在災區我跟大家說，我是回來報恩的；施者、受者等無差別，功德都是一樣，接受不是不好，也是有功德的。救災，尤其要給人尊嚴，做慈善，要讓人在接受時，能夠心安理得。
此外，友教徒設立教堂，我們可以給予一些幫助；天主教修女來台幾十年傳道，年紀大要回歸故裏了，我們也可以隨喜幫忙籌措旅費。人間佛教的慈善布施，是不分宗教、不分地區，沒有目的、沒有企圖心的。
人間佛教的慈善，是在人間播撒佛陀的慈愛，增長大家對佛法的信心，所以，佛光山成立雲水醫院送醫療到偏鄉；設立佛光精舍，提供老人在晚年有個信仰的依靠；辦大慈育幼院，40多年來，已有800對兒童成家立業。乃至推動慈悲愛心人把心找回來等活動；成立公益信托教育基金，獎助真善美新聞傳播貢獻獎、三好校園等。目前，佛光山有五十部雲水書車，每天把行動圖書館帶到偏鄉，讓知識獲得不易的兒童也能與書香同在。這就是將慈善救濟的意義再擴大、再提升。
真正的布施，沒有大善知識指導，隻是人間的善行，不能成為佛教裏的究竟慈善。佛陀教化人心的本懷，是解決根本的苦難，以佛法淨化人心的貪瞋癡三毒；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杜絕世間不斷發生的天災人禍。
從印度到中國佛教千年來，沒有行大布施，佛教如何能普及？但是，人間佛教的財施、法施、無畏施超越世間，更為可貴。特別是今日的社會，政府的力量無法讓人民完全免除恐怖，雖然警察很多，居住的房子也有保全設備，但對生命安全還是有所疑懼。所以，讓人心免除恐懼、害怕，人人道德提升，做人正當、正派，佛法的布施是很重要的。
以上這些菩薩道的行事，都是和佛陀在印度時代古今相應，中印一體，從人道的慈善，轉入不求回報的菩薩發心，合乎佛心，合乎人間的需要，回歸佛陀的精神、本懷，這才是根本慈善之道。
阿育王石柱
印度比哈爾邦
人間佛教不僅是在這個地球上世界化、國際化，事實上，佛教都是在無量法界、三千大千世界裏交流往來的。如《阿彌陀經》雲：“其土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鑒往知來，現代的佛教在世界國際的交流，也隻是小事一樁。
在民國時期，國際佛教會議、組織訪問團、宗教交流等各種國際活動就開始了。如1924年，太虛大師在江西廬山舉辦“世界佛教聯合會”，隔年，太虛大師率領“中國佛教會”前往日本參加“東亞佛教大會”，這是近代史上中日佛教徒首次正式會議。
1928年，太虛大師前往歐美宣講佛學，在巴黎籌設世界佛學苑，開中國僧人跨越歐美弘傳佛教之先河，經蔡元培的介紹，與著名的哲學家羅素交流佛學。為了推動佛教國際化，太虛大師先後也派遣學生、弟子，前往中國西藏，以及日本、印度、錫蘭（斯裏蘭卡）等地學習。
中日戰爭發生以後，太虛大師在1939年發起組織佛教“國際訪問團”，遠赴緬甸、印度、錫蘭（斯裏蘭卡）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各地，宣傳抗日救國。抵達印度時，沿途受到民眾的歡迎，他還寫了一首詩：“甘地太虛尼赫魯，聲聲萬歲兆民呼；波羅奈到拘屍那，一路歡騰德不孤。”可見當時訪印的盛況。
1943年“中國宗教聯誼會”成立，全國各宗教團體和全體宗教徒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在我的記憶裏，佛教的代表是太虛大師，伊斯蘭教的代表是白崇禧將軍，天主教的代表是於斌主教。國難當前，宗教之間自然增加了來往和團結。
後來，因為國共內戰的因緣，內地僧侶就分別前往香港、台灣等地，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弘揚人間佛教，間接促成了人間佛教國際化的因緣。在我看來，戰爭有千百個不好，卻也促進思想文化的傳播因緣，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在台灣，首先推動人間佛教國際弘法交流，是在1963年，由佛教會組織的佛教訪問團，先後訪問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等國與香港地區。因為我擔任該團的發言人，因此整個過程，我都記錄在《海天遊蹤》一書，在此就不一一敘述了。接著，1976年慶祝美國建國200周年慶祝大典，“佛教美國訪問團”佛光山也組織了200人參加，這是第一個前往祝賀的台灣佛教團體。
由於日本佛教學術、宗派非常興盛，加上地緣和中國台灣比較接近，大家就常有往來。1974年成立“中日佛教促進會”，日本禪宗的最高領導曹洞宗管長丹羽廉芳長老和我分別擔任各方會長。幾十年來，和日本交流中，有許多令人懷念的長者，如臨濟宗的管長古川大航長老，塚本善隆、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鐮田茂雄、牧田諦亮、安藤俊雄、前田惠學、水穀幸正等大學教授學者，他們都在佛光山盤桓多次，也來中國台灣交流、發表論文，或者到叢林學院教學，慈莊、慈惠、慈容、慈怡等人早期到日本留學，都曾經親近過這些大學者。
說到日本佛教，他們和我們漢傳佛教有些不同，他們從信仰佛陀到信仰祖師，從過去公天下，到父傳子的家天下，從過去守戒律，到現在不做比丘而做和尚。比丘要持守出家戒律比較困難，和尚是親教師，他們認為可以有家庭。
再說到韓國佛教，1974年，我在韓國漢城成立“中韓佛教促進會”之後，韓國佛教曹溪宗千年古寺的三寶道場：通度寺（佛寶）、海印寺（法寶）、鬆廣寺（僧寶），及東國大學、金剛大學等單位，至今每年都有十數團的韓國團體來佛光山參訪。韓國是一個佛教曆史悠久的國家，可惜，這些名刹大多建設在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裏，反而是將教堂建在十字路口的基督教，如今在韓國傳教比較興盛。其實，佛教要傳播到人間，就必須考慮這些地理空間，是否能讓大眾平常往來方便。
佛光山金光明寺山門
台灣新北
到了1978年，慈莊法師和依航法師前往美國洛杉磯建設西來寺，最早先是從一間小教堂開始。有一天，加州大學的天恩法師帶了十八位南傳比丘前來應供，擠得到處是人，我也趕緊煮了素菜供養大家。在陌生的地方，能有朋友在弘法上互相往來幫助，雖然忙碌，卻也忙得很歡喜。後來還有哈佛大學的美籍人士普魯典博士等，還在佛光山研究佛學一年。
從美國西來寺開始，人間佛教就拓展到西方甚至五大洲。這些弘法的因緣，要感謝世界各地的華人及當地政府的幫助。如：巴西張勝凱夫婦舍宅為寺的因緣，有了南美洲的如來寺；荷蘭僑領羅輔聞先生，籲請政府捐地興建荷華寺；瑞士何振威為四千名佛教徒請法，成立了佛光會；澳洲鋼鐵公司董事長及臥龍崗市長亞開爾先生親自邀約，澳洲南天寺得以興建，以及馬來西亞竺摩法師金明法師、廣餘法師這些長老大德和檳城的州長許子根、丘寶光等協助，東禪寺每次過年都有百萬人次到訪。這些都是因為許多長者、居士大德為教求法的熱忱，人間佛教才有到全世界傳播的因緣。
其實，國際弘法要重視培養語言人才。曆年來，如擅長日文、中國閩南語的慈惠法師；英文的妙光法師在人間佛教研究院繼續國際學術交流；日本有滿潤、慈怡法師繼續在群馬建設法水寺；滿蓮、永富法師每年在香港體育館和維多利亞公園舉辦數萬人弘法大會；巴西覺誠、妙遠、覺軒法師幫助巴西貧童接受教育；菲律賓永光、妙淨法師帶領“悉達多音樂劇”藝術團，巡回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在香港、內地等地演出；歐洲的滿謙、西班牙的如海、覺心，法國的覺容、妙達，智利的妙觀，美國的慧東、如揚、覺泉等法師，也多與當地宗教人士或者到聯合國交流。像德國柏林妙益法師所在的道場，現今早晚課、行堂、典座、香燈等，都是由當地德國人承擔；又好比澳洲布裏斯本的中天寺，有數十名澳籍義工，分擔了許多寺務工作，包括行堂、典座、知客、打掃、清潔等，甚至以英文做早晚課等。幾十年來，人間佛教已經逐步實現本土化的發展。
什麽是本土化？本土化是奉獻的、是友好的，大家依照各地的文化思想、地理環境、風俗民情的不同，發展出各自的特色。“本土化”不是“去”，而是“給”，希望透過佛教，給當地人帶來更充實的精神生活，這正是人間佛教秉持回歸佛陀本懷的精神，才能讓人接受。
人間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傳播，除了要適應不同的政令、文化之外，就是和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信仰的互動了。因此，我在海外傳教，因為當地多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因此鼓勵他們可以有兩種信仰。就如同我們在學校念書，喜歡文學的同時，還可以選修哲學的道理一樣。
秉持尊重與包容的態度，所以我行腳世界各地，和印度的總理尼赫魯、泰皇普密蓬、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美國副總統戈爾、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新加坡的李光耀、李顯龍父子，澳洲總理東尼·艾伯特，中南半島各國家的政府領袖，甚至天主教的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本篤十六世，我都有所往來，建立友誼。
另外，值得一提的，之前由太虛大師與錫蘭（斯裏蘭卡）籍的瑪拉拉色克羅博士等人倡導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簡稱世佛會），1950年終於在科倫坡成立。1988年，由我幫助他們走出亞洲，在美國西來寺承辦了第十六屆大會，讓兩岸分開幾十年的佛教，能在西方一起參與會議，連接了兩岸佛教的往來。後來世佛會也在澳洲南天寺，以及台灣佛光山陸續舉辦過大會。
因為1988年的因緣，在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長老的邀請下，1989年在美國就以“國際佛教促進會”的名義，組織五百人的“弘法探親團”赴大陸各省份的佛教道場訪問，先後受到國家主席楊尚昆先生的接待，相談了一個多小時；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先生也與我們一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見麵、宴會。這是海外歸來的出家人在國家最重要的殿堂會麵講話，也是中國剛改革開放以來特別的待遇了。
2002年佛指舍利來台，也是一大盛事。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以“星雲牽頭，聯合迎請，共同供奉，絕對安全”十六字授權，大家不分派係、地域，共同迎請西安法門寺佛指真身舍利來台供奉。時任陸委會主委，也就是蔡英文女士，協助我們包了兩架港龍航空專機，從台北經香港直飛西安，寫下兩岸直航的紀錄。當時還由鳳凰衛視即時全程轉播，可以說“兩岸未通，佛教先通”。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田青教授與時任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的努力下，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在2003年，於北京中山堂、上海大劇院演出。葉小文局長邀請我在上海劇院講話，當時在場的一些老和尚，老淚縱橫地說：“我們幾十年來，沒有看道出家人在公共場合講過話了。”佛教多年的委屈，能有出家人在這樣的公共場所講說佛法，實在是無限的安慰。
後來，在葉小文局長和田青教授的推動下，於2004年成立“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團”，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法師擔任團長，副團長是心定和尚與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學誠法師，在慈惠、慈容、永富法師等人合作之下，集合四大教派和南傳、漢傳、藏傳三大語係的一百多位僧眾成員，在香港、澳門以及台灣的“國家音樂廳”，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柯達劇院、加拿大英國女皇劇院等世界上一流的劇場巡回演出。假如這些合作能再繼續，兩岸的未來友好、和平、團結，有什麽不可能呢？
大陸“文革”以後，有所謂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因此舉辦各種宗教會議，都是內部舉行。初次籌劃“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時，還特地安排我前往海南島會商。後來，“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邀請中國香港地區的覺光法師、中國漢傳佛教的一誠法師，藏傳佛教的班禪大師等八人共同發起，第一屆在杭州舉辦，第二屆在無錫開幕、台北閉幕，再度寫下了兩岸佛教交流盛事。
2013年2月初春，我應邀隨同台灣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率領的“台灣各界人士代表團”赴大陸，訪問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習近平先生見麵時，他對我說：“你的書，我都看了。”我說：“我寫了一幅字‘登高望遠’送給您。”
其實，2006年，習先生還在浙江擔任書記時，我前往浙江參加“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就與他有過一麵之緣。我也應邀題名“人間彌勒”，據聞這四個字現在被刻在彌勒大佛座下。後來，2015年在海南島博鼇亞洲論壇，也蒙他接見我們一行並攝影紀念。我也回憶起習總書記的父親習仲勳先生，他在廣東做省委書記的時候，保護了六祖惠能大師的肉身不壞像，功勞很大，他們對佛教的護持，我實在感念於心。
那一次在拜訪完習總書記後，我和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見麵，建議他讓“世佛會”和“佛光會”都能夠到內地開會，大家多一些往來了解，對於促進和諧社會有所幫助。承蒙他的允準，後來都一一實現。2014年10月“世佛會”順利地在西安召開。隔年十月，“佛光會”也首次在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舉辦理事會議。感謝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國宗局局長王作安、宜興市委書記王中蘇、市長等人的大力護持，讓大會得以圓滿成功。
回顧人間佛教曆年來的對外交流，實在不勝枚舉。像世界顯密佛學會議、國際佛教會議、世界佛教青年學術會議、天主教與佛教國際交談會議等宗教、學術活動，也因而結識了僧伽桑那法師、阿難陀法師、達摩難陀法師等人。其間，中國台灣佛光山和泰國法身寺締結兄弟寺。尤其近二十年來，每年舉行國際佛教僧伽研習會，都是國際佛教交流中的盛事。
此外，夏威夷大學的恰波教授、康奈爾大學的麥克雷教授、耶魯大學的愛因斯坦教授、柏克利加州大學的蘭卡斯特教授，以及中國大陸的方立天、樓宇烈、楊曾文、賴永海等教授，大家都因為人間佛教而結緣至今。
關於世界佛教運動，我們希望大陸和台灣的諸山長老都能一起來推動佛教的國際化。我們現在能做到的，是開辦美國西來大學、澳洲南天大學；菲律賓除了光明大學、藝術學院，並且以佛陀傳音樂劇英文弘法；南非南華寺天龍隊，著直排輪舞龍，獲得南非總統祖瑪先生的肯定。巴西的如來之子在各國以足球交流弘揚人間佛教；維也納青年愛樂樂團作詞作曲，以音聲做佛事；慧顯法師在印度複興佛教，領導百名沙彌，希望將來他們對印度的人間佛教，都能有所貢獻。尤其近年，每年暑假，都有來自全球四百所名大學，一千多名國際學生，前來佛光山參與佛學。
過去，要出國一趟很難，推動佛教國際化更是難上加難；如今全球五大洲都有僧信二眾一起推動人間佛教。尤其，從2011年佛陀紀念館落成以後，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士，他們不遠千裏前來參觀、訪問。可以說，今天的人間佛教天天都在國際交流，大家不分宗教、不分國籍、不分彼此，你來我往，我往你來，同體共生，互尊互重，這不就是人間佛國淨土的呈現了嗎？
世界和平塔
印度比哈爾邦
唯願以上的功德，回向給法界眾生幸福、安樂；也把這一點成果呈現給佛陀，讓我們回歸佛陀提倡人間佛教的本懷，聊表一點對佛陀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