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達之忍是一種與世無爭、天生樂天派之忍，多為文人雅士所忍。所謂小隱隱山林，大隱隱於世。曠達之忍，既隱於山林，又隱於世，這種忍實際是一種自我修養的精神境界。
魏晉風度也是忍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鬥爭風雲變幻，稍有不慎就會招來殺身之禍。如果要想在這一時期保持自己高潔的人格，那就更加困難了。然而恰恰有一群名士，如阮籍、劉伶、王羲之等人，保持著優雅高潔的”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也是忍，忍得曠達，忍得浪漫，它有自己特定的人格模式，自由、狂放、灑脫不羈而又純真自然，表現出了對人的本真生命的強烈向往和追求，是人的青春生命的一次豔麗的迸發。
阮籍逃避政治
曹操的子孫從劉氏宗族的手裏奪來的皇權，沒有幾年就保不住了O正始十年（249年）司馬懿策劃政變，誅滅曹爽三族，後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幹脆就篡奪了曹魏的政權，建立了晉朝。
在這期間，司馬氏集團在思想上的控製是非常嚴格的，他對當時有名的知識分子采取的是又拉又打的方法。當時著名的”竹林七賢“，開始時都不與司馬氏集團合作，但由於司馬氏集團的分化瓦解，沒有經過多長的時間，”竹林七賢“就有的投靠了司馬氏集團，有的被找個借口殘酷地殺害了。？
阮籍是”竹林七賢“中的著名人物，也是當時的人望所在，他當然看不慣司馬氏集團的所作所為，不想與他們合作。他誌氣宏達豪放，性格傲岸孤高，從小就有匡時濟世的抱負，但在當時人人惴惴不安的恐怖氣氛下，他采取的策略隻能是”至慎“，”口不臧否人物“，所以，司馬氏集團一直沒有找到什麽借口來對他實施什麽措施。
曹爽專權時，阮籍曾被召為參軍，但他以病推辭，隱居鄉間。一年多後，曹爽被誅，人們都佩服他的遠見。他忘情於山水之間，對朝廷的征聘，他不予理昧。後來司馬氏掌權，他懾於其高壓政策，為了逃避當權者的迫害，才岀任小官。但他”居官無官之意“，做官實在是有些胡鬧。實際上，他這樣做是為了韜光養晦，為了讓司馬氏集團以為他隻是徒有虛名而無實學的人，不被猜忌。
阮籍好酒是出了名的。當他遇到難題時，常常用醉酒不醒來躲避是非。但越是這樣，他的名聲就越大。司馬昭看到阮籍很有聲望，極力要把他拉到自己的營壘來，於是就派人到阮籍那兒，為他的兒子司馬炎向阮籍提親。如果二人做了親家，那阮籍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阮籍聽說後，十分惶恐。他不願和司馬氏聯姻，但是若要一口拒絕婚事，恐怕就會有性命之虞。於是，他又故技重施，聽說司馬昭派的媒人來了，就拚命飲酒，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等提親的官員來到，隻見他呼呼大睡，怎麽推他、喊他，都醒不了，什麽話也講不成。隻好第二天再來，但他依然大醉不醒。後來司馬昭親自來提親，他仍是如此。接連許多次，都是如此。弄得司馬昭一直沒有機會開口，婚事隻好作罷。
阮籍這次醉酒，整整醉了60天，終於避開了這個難題。但還是有
許多人想陷害他。鍾會心懷叵測，好幾次去找阮籍，提出一些問題來問他，想從他的口裏找出破綻。阮籍看出他的用意，等他一來，就請他喝酒，自己也喝酒，邊喝邊聊，一喝就醉醺醺的，似乎什麽正經話都說不了，搞得鍾會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盡管多次擺設圈套，卻不能抓到一點把柄。阮籍因此避免了遭受陷害。
一次，阮籍聽說步兵兵營的廚師善於釀酒，還存有三百斛酒。他就主動請求去做步兵校尉，後人因此稱他為阮步兵。其實，他恐怕並不隻是為了貪杯，這也是為了逃避當時殘酷的政治鬥爭。
然而，在政治鬥爭的旋渦裏是無法自全和自保的。後來，司馬昭即位，因為阮籍在當時的文才最好，名氣最大，如果他寫了即位的詔書，對天下的士人很有號召力，於是，司馬昭要他寫即位詔書。他一拖再拖，但官員不斷地前來催逼，最後還是無法逃脫，還是寫了。在他幹完了這件最不願意幹的事之後，就鬱鬱而死。
劉伶醉酒”死便埋“
當然，在”竹林七賢“中，最以飲酒著稱的還是劉伶。由於他既善於寫詩，又著意飲酒，並專門寫過一篇歌頌飲酒的《酒德頌》，所以，後人往往把他看作文人中的酒仙。
劉伶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他性格落落寡合，不隨便和人交往，隻有阮籍、嵇康等朋友，他經常與其攜手同遊竹林。劉伶性情曠達，而不以家產有無為念，平生所好，似乎隻有飲酒，他的生命與酒已經完全融為一體。他常常坐著鹿車，隨身帶著一壺酒，讓童子著一把鏟跟在車子的後麵，囑咐他說：“如果我喝酒死了，你就隨地把我埋掉算了，千萬不要拘泥於世俗的禮節。”
與“竹林七賢”的其他成員一樣，他是非常蔑視世俗的，他的表達方式甚至比“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嵇康還要激烈得多。他放浪形骸到了這個地步，縱酒任性，毫無拘束。有時在家裏喝得高興了，便脫去衣服，赤身**，一個人狂呼亂舞。一次，他正跳躍得高興，正好
有人進來，看見他光著身子，便譏笑他不成體統。他不僅不感到不好意思，反而嘲弄那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褲子，你們這些人竟然鑽到我的褲子裏來了，幹什麽啊？”結果，弄得那人狼狽逃竄。
劉伶飲酒無度，損壞了自己的健康，害了酒病，口渴得很厲害，便又向妻子要酒喝。他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器也全毀壞，哭著求他說：“你喝酒喝得太多了啊，這不是養生之道啊，你還是把酒戒了吧！”劉伶聽後說：“對啊！我應該戒酒啊！”他的妻子不相信，一定要他對鬼神發誓才可。劉伶對他的妻子說：“好吧！你趕快去準備酒肉吧，好讓我向鬼神禱告廠妻子聽了他的話，信以為真，趕緊把酒肉備辦好，讓劉伶來發誓。劉伶跪下褥告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完，就拿起妻子準備的酒肉，又喝了個酩酊大醉。
劉伶和“竹林七賢”都不是普通的酒徒，他們或是借酒來逃避現實中殘酷的政治鬥爭；或是以飲酒的疏狂來表示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憤懣；或是以酒來消解無以抒發的悲劇意識，總之，酒在他們那裏已經和他們的內在生命融為一體，他們也賦予了酒以聖明的品格。因此，用酒香熏陶出了的魏晉風度一直成為後代文人向往不已的人格楷模。
王羲之父子寄情書法
王羲之是東晉著名的書法家，也是魏晉名士。他的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被後人尊為“書聖
王羲之是司徒王導的堂侄，而王家是東晉最有名望的士族。當時，太尉鬱鑒有一個才貌都十分出眾的女兒，就想趁此機會和王家結親。他派門客去王導家去挑選女婿，王導家有資格的候選者早就聽說了鄒{1621\
鑒女兒的芳名，於是就都早早地來到這裏，希望能夠入選。王導就帶著鄱鑒的門客到東廂房一個一個地相看他的子侄。王家的年輕人本來正在各幹各的事，看見王導陪著陌生人進來，都好奇地看著陌生人，開始並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麽的，後來聽說是太尉的門客來為太尉挑選女婿的，又都正襟危坐，一本正經地讓客人觀看，並誠惶誠恐地回答客人的問話。隻有一人和別人不一樣，他毫不在乎有客人進來，似乎不知道挑女婿這回事，依然坐在東**，敞著懷吃著東西，並顯出一臉怡然自得的樣子。
門客回去後，向郡鑒報告說：“王家的年輕人，個個都不錯。不過聽說我是來為您挑女婿的，都變得矜持拘謹起來。隻有一個人還在東床袒腹而食。”鬱鑒聽了高興地說：“這個小夥子正是我要選的好女婿啊！”一打聽，原來東床袒腹的，就是王羲之，鬱鑒十分高興，於是，就把女兒嫁給了他。
王羲之步入仕途後，勤政愛民，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後因不容於上司，便稱病去職，並立誓不再做官。從此寄情山水，既是名±，又是隱士，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他去世後朝廷贈銜金紫光祿大夫。但按照他早已立下的遺囑，不予接受。
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為人與乃父有相似之處，性格豪放，誌向高遠，處事鎮定從容。王羲之和謝安是好友，也是通家之好。有一次，王獻之同他的哥哥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訪謝安。謝見過禮，兩位哥哥和謝安以及他們家的客人，侃侃而談，但所說的大都是生活瑣事，而王獻之覺得談這一類的話題沒有什麽意思，隻不過寒暄幾句，然後便
不動聲色地坐在那裏聽大家說話。
等王家三兄弟走後，客人們和謝安一起評論他們的優劣高下。有
的說徽之卓爾不群，有的說操之一表人才，謝安卻認為年歲小的獻之
最好，這使得客人們大惑不解。謝安解釋說：“吉人往往寡言少，因為
他說話很少，所以他將來一定很有出息。”果然，後來隻有王獻之的成就可以與父親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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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風度曆來是人們所向往的，這不但是學術之大成，同時j也是大忍，也可以說是忍才使得他們在學術上取得了成就。嵇康、f劉伶、王羲之、王獻之等人本是大才，就是看不憒黑暗汙濁的官｝場，所以致力於學術研究終成大器，但後人想要效法，又談何容，易。畢竟，人是萬物之靈長。人還是有追求的，從某種意義上講』f它總可以為人做一人生坐標。
蘇東坡才高愈曠達
在中國曆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不僅是文化偉人，還是著名正直的官吏，他們耿耿正直，他們的文化貢獻與人格交相輝映，在這些人中最突出的，應該是宋朝的蘇軾。他-生純白，絕無心機。
吟詩作對、科場得意說明不了蘇東坡之忍，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也說明不了蘇東坡之忍，唯有政治上的失意，新、舊兩黨的排擠才能說明蘇東坡是曠達之忍。
出入頭地居中不偏
在中國的封建官場中，充滿了陰謀和鮮血，但曆史畢竟還是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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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曆史全讓那些搞陰謀詭計的無恥之徒占去了，中國的曆史就不會如此延續下來。蘇軾一生純白，絕無心機，更不玩權術，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經曆坎坷，幾遭殺身之禍，但正是因為他不通權術，他才成為任何權術家都無可比擬的千古名人。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顯現。
在他的一生中，似乎誰當權他就“反對”誰，整個政治生涯幾乎就是在流放與貶謫中度過的。他經曆無數次的磨難，最終病逝於從海南島北歸的途中。
蘇軾絕非一個死板迂腐的學究，對於世態人情，乃至於從世態人
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蘇軾是深有心得的。因此，當蘇軾踏上官場以後，他不是不懂“為官之道”，而是把官場看得太透，把那些爭名逐利之輩看得太透，他們的一舉一動乃至微妙心態蘇軾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隻有一點，就是蘇軾決不同他們同流合汙，隻是為國為民著想，為正義著想，而不去屈就。
在全國選拔進士的會考中，蘇軾以《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獲得了歐陽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讚賞，在這篇文章裏，他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愛國愛民之心，並言辭鏗鏘，文氣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審卷官們驚喜不已。歐陽修見卷子獨占鼇頭，便想評為第一，但又怕這卷子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為，評為第一會被人猜說，就判為第二，等開了封卷，才知是蘇軾的試卷。在禮部進行的口試複試中，蘇軾以《春秋對義》獲第一名。
後來，歐陽修在讀蘇軾的感謝信時，十分感慨地說：“捧讀蘇軾的信，我全身喜極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當今奇才，我應當回避，放他出人頭地。請大家記住我的話：30年後沒有人會再談起我！”當時，歐陽修文名滿天下，天下士子的進退之權也全操於歐陽修一人之手，歐陽修這麽一句話.蘇軾之名頃刻間傳遍全國。“出人頭地”這一
成語，也就是從這裏來的。在曆任了風翔簽判等幾任地方官以後，蘇軾在熙寧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開封，仍“入直史館”供職。
這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準備實施新法，在朝廷之上形成了新黨和舊黨兩個派別。
舊黨是反對變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馬光。司馬光不僅是一位聲望很高的元老名臣，還是一位大學者，重要的史學著作《資治通鑒》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編寫的。新黨是堅決主張變法的，其首領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學者、詩人。由於當時王安石急需選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見風使舵的勢利之徒趁機而上，騙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謝景溫、呂惠卿、舒亶、曾布、章悖等人都被提拔上來。王安石這種急不擇人的做法，不僅使蘇軾遭受了殘酷的迫害，對他自己來說，既種下了導致變法失敗的禍根，又使他個人遭受這幫小人的諂害。
對於這“兩黨”，蘇軾在個人感情上並無偏愛。他同司馬光的交往很深，關係很好；對王安石，他與之同岀於歐陽修之門，也能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因此，在這兩派勢力之間，蘇軾決不會因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蘇軾對一方有著感情，他也不會因為私人感情而去掩蓋自己的真實觀點，說出違心之論。
陷入黨爭被貶杭州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要一改舊製，推行新法。但蘇軾覺得王安石不論在具體的改革措施還是在薦舉人才方麵，都有許多不妥之處，所以他對王安石持激烈反對的態度。對於王安石廢科舉、興學校的改革措施，尤為不滿。他上書神宗說：“選拔人才的方法，在於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於能考察人才的實際情況，看其言辭與行為是否統一。……希望陛下能夠考慮長遠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貪
圖改變舊法，標新立異，亂加歌頌而不顧實際情況。”
神宗聽了蘇軾的話，覺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蘇軾詢問說：“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麽地方呢？即便是我的過失，也請你指出來。”
蘇軾說：“陛下是個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說是天縱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懇，不怕做事沒有決斷，怕的是想急於把國家治理好，辦事太急，太容易聽別人的話，提拔官員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靜沉穩的態度，等待人、事之來，然後再慎重處理。”
神宗覺得蘇軾對當時情況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議，沒有批準王安石廢科舉、設學館等新法。
司馬光知道了蘇軾的態度以後，非常高興，以為蘇軾是他的同黨，對蘇軾大加稱讚。不久當王安石大張旗鼓地推行經濟方麵的新法時，司馬光著急了，他緊急搜羅幫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司馬光找到蘇軾，未經試探，開門見山地對蘇軾說：“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題，實在是膽大妄為，我們要聯合起來，一起來討伐他！”
蘇軾笑笑說：“我知道應該怎麽做。”司馬光以為蘇軾要堅決反對王安石，十分高興，緊接著追問說：“那麽，您打算怎麽辦呢？”
蘇軾十分嚴肅地對司馬光說：“王安石改革時弊，欲行新法，也是為國為民著想，是為公不為私，從大局來看，有值得稱道之處。但其新法，確有禍國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對。至於你那’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信條，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誤國害民之根！”司馬光聽了勃然大怒，立刻拂袖而去。從此，司馬光也恨上了蘇軾。
蘇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抱著一顆為國為民也對皇帝負責的赤子之心，對王安石的新法進行了全麵的批評，引起了朝野的震動。蘇軾把這種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騎著快馬馳走，群臣不是去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後猛勁地打馬，危險之至，並要求神宗解鞍下馬，喂馬蓄銳，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黨知道了這些，可謂恨得咬牙切齒。王安石還算是個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幫黨徒一個個摩肩擦掌，準備整治蘇軾。
一天，王安石派謝景溫把蘇軾請來，要與他麵對麵地做一次“深談”。王安石怒責蘇軾說：“你站在司馬光一邊，指斥新法，是何居心！”
蘇軾反問道：“你這話從何說起？”
王安石說：“仁宗在時，你主張改革時弊，反對因循守舊，是何等堅決。現在我行新法，你為什麽要夥同司馬光來反對我？”
蘇軾怒道：“你口口聲聲說我同司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對司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審時度勢，反倒急功近利，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這樣，兩人的談話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黨中的重要成員謝景溫上書誣告蘇軾，說他利用官船販運私鹽。後雖經查無此事，但蘇軾已厭惡了朝廷的黨爭，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這時，新黨正想排斥異己就把他貶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烏台詩案險喪命
蘇軾在杭州、徐州輾轉數年，興水利，救水災，為民做了許多好事。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又從徐州遷至湖州。這時，朝廷裏的鬥爭也很激烈。王安石的新黨內部鉤心鬥角，相互傾軋。熙寧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複用，任他為宰相，呂惠卿多年的蓄謀化為泡影。為r當宰相，呂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給了神宗。在王安石寫給呂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無使上知”的字樣，神宗一見，覺得王安石在搞陰謀詭計，就罷了他的宰相職務，命其永遠不得返朝。這樣一來，過去曾經支持過王安石變法的“新進勇銳”之人呂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獨霸了朝權。
蘇軾到達湖州，按慣例要寫謝表，他想起朝廷上發生的這些事，不禁氣憤，他在表中不由地寫道：“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李定接到這份謝表一看，不由大喜，覺得陷害蘇軾的時機到來了，立即串連了舒亶等人，準備“劾奏”蘇軾。但是，蘇軾文名布於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護，更兼皇後對他很有好感，要想參倒蘇軾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蘇軾東山再起，將來難以處治，必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謝表交給了神宗，首先彈劾道：“蘇軾說’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既是反對新法，也是對皇上不滿；說’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是發泄自己對職位的不滿情緒，實是未將皇上放在眼裏。”李定還說蘇軾有四條“可廢之罪”：一是“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二是“傲悖之語，日聞中外”；三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四是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神宗看了蘇軾的謝表，果然臉色不虞，再加李定煽風點火，果然有些怒氣了，舒亶見火候已到，便趁機舉出“確鑿證據”，說蘇軾存心險惡。舒亶說：“蘇軾反對新法，證據確鑿，對每一種法令，他幾乎都作詩誹謗。他包藏禍心，怨恨皇上，無人臣之節，確屬事實。陛下發錢已業民，蘇軾就說’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嚴禁私鹽，他就說’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這一招的確惡毒，蘇軾的這些涉及新法的詩並無攻擊訕謗之意，無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後產生的一些現象，但在舒亶的嘴裏，都成了惡毒的攻擊，在此情此景之下，誰又能說得清楚呢？果然，在猶豫了一陣之後，神宗還是下令把蘇軾拿問。
蘇軾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岀湖州途中，百姓夾道相送，失聲痛哭，足見蘇軾之得民心。押到開封以後，投於烏台獄，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文字獄一o“烏台詩案氣
這時，朝廷內部又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曹太後在彌留之際，要神宗千萬別冤屈了蘇軾；神宗雖然年輕氣盛，但也並未想殺蘇軾，隻是李定一夥人極力諂害，企圖置之於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蘇軾的詩交給神宗，並說蘇軾又在獄中大發怨怒，神宗看完詩，覺得莫名其妙，就問李定詩上寫的什麽，李定一驚，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詩稿。這麽一來，形勢急轉直下，以前幫助李定的人見神宗態度已變，都見風使舵，替蘇軾說情。就這樣，在審無證據的情況下，蘇軾被釋放出獄。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在這裏，他寫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躬耕東坡，留下了許多佳話。
不合時宜遠謫蠻荒
元豐八年（1085年），38歲的宋神宗病逝，年僅10歲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後攝權聽政。
高太後一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掌權後，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職位，重新任命司馬光為宰相，因反對新法而遭貶斥的人物也陸續複用。在高太後的支持下，蘇軾在一年之內連升了三次官。
司馬光任宰相以後，當然要廢除新法。但是蘇軾在被貶的過程中親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後的一些好處，覺得不應該全盤廢掉新法，因此他反對司馬光的主張。在政事堂會議上，他說：“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誤在於用人不當，而不是法本身的錯誤。如今要全盤廢除新法，實屬大錯！”
此言一出，不僅司馬光大驚，整個政事堂的氣氛都為之凝固了。司馬光不解地問：“你我過去一向反對新法，況又遭新黨之害，為什麽還要為新黨新法說話呢？”
蘇軾說：“一切據實情而定，乃是為官為政之道，不應存黨派門戶之見，也不應有私人政見之爭。過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確有不當，但如今盡廢新法，萬萬不可！”
司馬光一聽，厲聲說道：“盡廢新法，皆如舊製，本相已決，不必再議！”說完轉身走岀政事堂。
蘇軾也很生氣，回家後直罵：“司馬牛！司馬牛！”吃完午飯後，他捧著肚子.問左右的人說：“你們可知此中裝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蘇軾搖頭。又一女仆說：“滿腹都是機關。”蘇軾更搖頭。唯有愛妾王朝雲笑笑說：“學士老朝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聽後，長歎一聲說：“知我者，朝雲也！”
這樣，蘇軾又遭到了司馬光的舊黨的排斥，處境很艱難。他曾歎息說：“如隨眾人，內愧本心，上負明主；不改其操，知無不言，由仇怨交攻，不死即廢「‘他接連上書，要求外任，高太後體諒他的心情，便讓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岀知杭州。在蘇軾出知杭州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曾兩次被召還朝，又兩次改換任所，實在是疲於奔命。後來，蘇軾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又改任禮部尚書.兼端明殿學士，其弟蘇轍也被任命為宰相。
自哲宗10歲起.蘇軾就是他的老師。哲宗此人剛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誠老練之人，在一些政敵的攻擊之下，哲宗逐漸疏遠了蘇軾。哲宗親政以後，就盡廢高太後在元祐年間所做的事，呂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陸續引進，新黨全部還朝，蘇軾當然在劫難逃。年近六旬的蘇軾被以”譏斥先朝“的罪名剝奪了職務，貶至廣東，在途中又被貶
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惠州生活的艱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蘇軾以其豁達超脫的生命態度來感受這種生活，自己動手，全家人開荒種地，日子居然也過得有滋有味。在當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樣，盡其所能地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許多美談。
然而蘇軾的厄運並沒有結束。不久，他又被貶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瓊州即現在的海南島，在當時是一片蠻荒之地。對於62歲的蘇軾來說，這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雖然蘇軾做好了拋骨瓊州的準備，但還是以堅韌超脫的態度活了下來。
元符三年（1100年），24歲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趙佶即位，他想調和新舊兩黨的關係，於是蘇軾在被貶瓊州三年多以後被詔還朝。在還朝的途中，蘇軾每到一處，都有大批的文人學者和無數的百姓夾道歡迎。不幸的是，蘇軾病死於北歸的途中。
蘇軾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新黨當權反對新黨，舊黨當權他反對舊黨；新黨上台貶他，舊黨上台也貶他。他的一生命運多舛，並非由於他命運不濟或是不通世務，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剛正直率，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貴的正大人格.不願意忍氣吞聲。
蘇軾用■■極高明而又中庸”的生活方式來對待自己周圍的一：-切，達到了中國土大夫在人格修養上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天Ij地境界。而這種理論上的境界，在整個中國曆史上是沒有幾個人■能夠達到的。這種人生境界的文化意義和對後世文化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道出了人的生命價值和生命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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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隱於山林觀於世
人的思想中有些不占主要地位的因素，在一定的曆史時機下，也會一躍而成為影響人行動的決定性因素。
寄情山水乃是小忍，身在仕途，察黎民之疾苦亦是小忍。寄情山水落個清閑、察黎民之疾苦落個好名聲。唯有跳出汙濁的官場，隱於山林，又能察黎民之疾苦才是大忍。
壯誌難酬辭官歸隱
陶淵明一生熱愛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他的曾祖父是晉朝的開國元勳陶侃，曾官至大司馬，不幸到陶淵明這一代家境衰落，父親又早逝，不幸中的萬幸是在相對寬鬆的環境裏，陶淵明得到了自由發展的機會。
出仕做官本非淵明宿願。他從青少年時代便向往一種如鳥兒一樣歡快自由的生活，養成了直率的性格。但是另一方麵，他從小就接受了儒家入世的教育，自己的曾祖又是名將，在那樣一個重視門第觀念的時代裏，青年陶淵明也不能真正免俗，在社會交往上，常常被大戶人家瞧不起，所以他“少年罕人事”，懶得同人家交往，經常逃到自己的愛好裏，並且自負出身的高貴，自詡祖宗的榮耀，而對門閥世族表示傲視，以此獲得心理平衡。他在27歲得子儼時寫的《命子》詩裏，
把古代唐堯，曆代名臣如陶步、陶舍、陶青等來做祖先，接著又把曾祖、祖父、父親三世的功名地位一口氣頌揚出來，對兒子進行教育，激勵他要繼承傳統有所作為。這都表現出陶淵明的等級觀念。
約在公元380年，晉太元五年時，《三禮》專家範宜開始在江州豫章（今江西南昌）提倡儒家六經學說，開創了當地經學研究的風氣。當時名士譙國、戴逵等都很景仰他，不遠千裏投其門下，讀書聲令人想起孔子的家鄉齊魯，10年之後，豫章太守盛倡經學，設立學校教授當地大姓子弟，人數多達幾百人。從此，“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可見，儒家學說在當地還是很發達的。另外，江州刺史王凝之於公元391年冬集中了中外僧徒88人，在廬山翻譯佛經，而他又很篤信五鬥米道教。可以說，陶淵明周圍的思想氛圍是錯綜複雜的。
青年陶淵明雖然“性本愛丘山”，不以俗事為擾，但在各種因素的促使下、他怎能不想到社會上一展鴻鵠之誌呢？他之所以遲遲不肯出仕，除了個性的原因，實在是由於門第衰微，一下子找不到適合他意願的職位。
然而，實際的生活問題迫使他行動起來。29歲時，他第一次岀仕，做的是江州祭酒。刺史王凝之非常迷信道佛，他的官府常常是道士和尚禳災咒鬼的地方。甚至後來在孫恩起義時，他非但不采取實際行動，反而躲在家裏虔誠地禱告神佛派天兵天將來助陣殺敵。做這樣人的屬下，陶淵明建功立業的希望自然要破滅了。而且，祭酒的職位很低，要按上級的吩咐行事，陶淵明不堪忍受各種約束折磨，腦中不時縈繞著美麗恬靜的田園生活。所以，不久陶淵明便辭官回家，閑居起來。
在這期間，東晉王朝風雨飄搖朝政腐敗，奸臣橫行，農民起義不斷爆發。陶淵明本來就對做官不感興趣，目睹朝綱的黑暗他再也無心
、為官，於是解仕歸田，過起了隱居生活。
寄情田園創立詩派
仿佛曆經風浪的顛簸後，航船駛進了平靜的港灣；仿佛承受嚴冬霜雪的襲擊後，大地迎來了明媚的春天；仿佛關在籠子裏的鳥兒，終於返回了林木叢生的大自然。一種奔波之後的輕鬆感，一種拘禁之後的自由感，像清晨的陽光，像傍晚的月華，洋溢在陶淵明的胸懷裏。公元406年，也就成了他後半生田園生活中最愉快的一年。他的個性、理想與現實生活達到了高度統一，這種新境界的成果，便是他最光輝的詩篇一■《歸園田居五首》。
這五首詩囊括了陶淵明田園生活的典型內容和典型心情：歸耕之趣、交往淳樸、勞動實感、遷逝之悲、飲酒行為，他以後的詩歌創作，基本上是圍著這五種主題展開的。這一組田園詩是陶淵明詩的代表之一，是他詩歌創作的第一個**，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田園詩的開山之作，成為一種獨具風格的題材天地，並逐漸成為詩歌的一種派別一田園詩派。
但是生活並不隻有和諧與歡樂，這樣的生活大約過了兩年半，便被現實的風吹皺了。晉安帝義熙四年（408年）六月的一天，豔陽似火，燒烤著江南大地。陶淵明突然發現自家林邊的草廬火光衝天，不一會兒便燒得片瓦不剩。所幸妻兒都在田裏勞作，沒有人身傷亡。但是剛剛有些起色的生活就這樣毀掉了。陶淵明一家又麵臨著貧困的煎熬。可是，陶淵明並不因財產損失、困境艱難而牢騷歎息，卻更堅定了走自己路的決心。
不久，陶家搬到了西廬居住，耕於酉田，第二年重陽節，經過大半年的辛勤勞動，一家人又恢複了往日溫馨的鄉間生活，過了一個快樂的節日。陶淵明又喝上了自釀的濁酒。但是，敏感的他麵對暮秋萬
物的變化，想起去世的母親、妹妹，又悲從中來，寫了《己酉歲九月九日》一詩，表達人生勞苦、人生有盡的悲情。
草廬失火之後，當地著名的隱士劉遺民知道了陶淵明的近況，就寫詩給他，邀他一塊在廬山隱居。劉遺民原名劉程之，字仲思，公元402年做過柴桑令，第二年，由於桓玄篡晉，便棄官歸隱於廬山西林澗北。陶淵明在家居母喪期間（公元401-404年），可能與他結識，並有交往。直到陶淵明真正歸田後，二人才交往起來。麵對朋友的召喚，陶淵明寫詩婉言拒絕了，詩即《和劉柴桑》，因為二人的隱居生活在性質上並不相同。劉遺民篤信佛教，索居禪房，不以妻兒為念，不食人間煙火；而陶淵明不讚成這種違背人性的隱居方式，他愛妻兒親朋，愛富有人情味的生活，這從他兩年後寫的《祭從弟敬遠文》和《悲從弟仲德》中都可以看出。所以他不願離群獨居在荒山野林裏，而婉言謝絕了劉遺民的邀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反抗現實的方式，不是劉遺民的絕對回避，而是以不得不歸田來表示對統治者的失望和反抗，並且在田園中執著於人生，與苦難的人民呼吸與共、生死相依。
此間，他還同劉遺民及另一個佛教徒、知名的隱士周續之經常往來，有好事者就把他們並稱為“潯陽三隱”。周、劉二人都尊廬山東林寺中聲聞朝野的名僧慧遠為師，陶淵明可能因此曾一度成為慧遠的方外之交。但他並不信佛，也不想參加慧遠主持的一些宗教活動，因為他崇尚的是隨著大自然生生息息的變化而生活的自然人生觀。早在公元402年7月，慧遠發起白蓮社時，在家守母喪的陶淵明因對佛教教義不感興趣，也不願受佛教禮法的束縛而沒有人社，而周、劉都主動加入了白蓮社。公元403年慧遠與桓玄就沙門是否應敬王者展開辯論，涉及了人的形體和精神的關係問題。第二年，桓玄篡位，慧遠作了
，，《沙門不敬王者論》，又談到形神關係。他認為人的形體死後而精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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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宣所三世輪回，追求來世。到公元412年，慧遠又立佛影台來證明人死神存，並寫有《萬佛影銘》，宣揚人的精神可以離開形影而獨立
存在，影響很大。周續之、劉遺民這樣有文化的隱士也相信“形盡神
不滅氣陶淵明對之深表不滿。他進行了認真的思考，並把思考的結果
寫成了《形影神三首》組詩。在詩的序言裏，他說：“人無論尊卑貴賤
賢愚，都很愛惜自己的生命並為此奔波忙碌。這其實是很糊塗的。所
以我要詳述形和影的苦惱，並由神來加以辨析寬解。希望喜歡探討這個問題的人，都了解自然之理。”
陶淵明對人生有限提岀了三種解決方法：及時行樂，立善求名，聽任自然。而他向往的是聽任自然這種曠達的人生態度，但這隻是一種理想。三種人生態度各有利弊，還會在一個人身上共存，陶淵明也不例外。《形影神》組詩對人生的思索，標誌著陶淵明哲學觀、人生觀的成熟，從此他為自己的歸隱和固窮守節的田園生活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更加堅定了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
後來，東晉大司馬劉裕奪權建立了宋朝，陶淵明的好友周瀆之兩次應招入京，他的忘年交顏延之也受到了劉裕的重視。陶淵明用深邃的目光審視封建帝王統治下的現實社會，看到世風日下.人們隻知追名逐利，為了權勢不惜采取任何卑劣的手段，不論是普通百姓，還是權臣國君，莫不如此，更不用說朋友的反目成仇。對社會徹底失望的他，再次把目光投向古代那些固窮守節的隱士。有發誓不食周粟，歸隱首陽山，采野菜為食的伯夷、叔齊；有穿破衣、戴破帽，經常挨餓卻麵有喜色的子思；有堅持義節，不受封而歸隱於徐無山的田子泰。陶淵明又想到人生苦短，生命雖然像皎皎的雲間明月，像鮮豔奪目的花兒，但終究會變得黯淡無光。世人追逐的名利到頭來也是一場空，於是他決心在這樣一個改朝換代的亂世，不做趨炎附勢、聞風變節的
假隱士，而要像傲霜挺拔的青鬆一樣，固窮守節，至死不悔。
篤於友誼誌操脫俗
陶淵明本來就篤於友誼，晚年的陶淵明更加珍惜這生命之花。自從江州刺史王弘與陶淵明一見如故，州裏如果來了哪位風雅客人，王弘總忘不了請陶淵明到場作陪。一則是因為這時陶淵明已是地方名流，二則是王弘趁機請朋友吃酒，公私兼顧。就在陶淵明寫《桃花源記》的那年秋天，西陽（今湖北黃州）太守庾登之被征還都，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謝瞻也將到郡裏赴職。王弘在江州為他們餞行，送行的酒席設在江州城東溢口（今九江市溢浦）的南樓上。庾、謝二人都是一代名士，王弘便請陶淵明來作陪。賓主四人在南樓坐下來互話離別之情，並飲酒賦詩，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由於同王弘的往來，陶淵明又結識了王弘的部下龐參軍。除了同鄉龐遵外，又多了一位姓龐的朋友。龐參軍也是一位高雅之趣的詩人，他像顏延之一樣，推崇陶淵明的為人，便主動同陶明結為鄰居。他們經常互訪，一起讀書、飲酒、切磋詩藝、賞析詩文、創作新詩，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以至於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兩人間這種純潔的友誼一直持續了近兩年。
公元423年春天，龐參軍奉命出使京都建康（今南京），臨行，來向老朋友陶隱士告別，並送上自己寫的一首贈別詩。陶淵明為朋友的真情深深地感動了，他設酒為龐參軍餞行。本來由於年事已高，又患病多年，身體羸弱，陶淵明好久不寫詩了。可這一次他無論如何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於是寫下一首五言詩，抒發離別之情。同上次在王弘座上送客不一樣，這一次的離情更濃。因為這是知己之別呀！
友誼是陶淵明晚年最溫暖的陽光。在這美麗的陽光裏，他忘掉了人生的艱難，命運仿佛有意回報這位節操高潔的老人。龐參軍走後不
久，他的老朋友顏延之又來了。顏延之由於性格偏激耿介，在朝廷裏得罪了權貴，被貶往始安郡做太守。他在往始安郡的路上，經過潯陽小住，便天天跑到老朋友陶淵明那兒飲酒。酒逢知己千杯少，酒喝得多，話也說得多。他送給陶淵明二萬錢，陶淵明知道老朋友的心意，便沒有推辭。延之走後，陶淵明便把這些錢一分不留地送到酒店去，當作了預支的酒錢。從此，陶淵明便經常到酒店裏去沽酒，在一次次酣飲中品味友誼、品味人生。
由於飲酒過多，加以年老體弱，陶淵明不時舊病複發。雖經醫治，時好時壞，由於治病，家裏花費很多，本來就貧困的陶淵明更是一文莫名了。公元416年夏天，陶淵明62歲的時候，江州大旱，又遭了蝗災。陶淵明一家的陳糧吃完了，新糧還沒成熟，家裏幾乎斷了炊。臨
近年關時，陶淵明家裏又幾近斷炊，他已經十多天沒好好吃一頓飽飯了.感到又饑又乏。這時，新任江州刺史檀道濟來拜望陶淵明。檀氏
見陶淵明生活苦成這樣，便打著官腔說：“賢能的人活在世上，如果天
文明盛世，政治清明，為什麽自找苦吃呢？”陶淵明聽了，冷冷地回答說：“我哪裏奢望做什麽聖賢呢，我根本達不到聖賢那樣的道德和才能。”檀道濟碰了軟釘子，又假惺惺地贈給陶淵明糧食和肉類，陶淵明堅決拒收，檀道濟隻好無趣地走了。
第二年，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秋天，陶淵明63歲。年老久病的老詩人漸覺大限將至，於是最後一次拿起筆，寫下了《自祭文》和《挽歌詩》。在《自祭文》中，陶淵明回憶了自己充滿艱難，但又順任自然無愧無悔的一生，他寫到：“摔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餘今斯化，可以無恨。”在《挽歌詩》中表示對自己生死的徹悟：“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親戚
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遷體同山阿。”《自祭文》和《挽歌詩》，是這位中國文學史上最樸素最真誠的詩人的自我祭奠，也是他用清澈淵深的生命為後人留下的最後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
兩個月後，大詩人陶淵明永遠告別了人生旅途，與他服膺了一生的大自然融為一體了。在當時文人眼裏，比陶淵明名氣大得多，堪稱文壇領袖的顏延之一聽說老朋友去世，日夜兼程，風餐露宿來為陶淵明送行。按照當時的習俗，德高望重的人死了，應該加個諡號，一則為了褒揚死者，二則為了教育世人。顏延之等親朋好友一致認為陶淵明一生心胸寬廣曠達，得以善終，又廉潔克己，誌操脫俗，應該加一個諡號。於是顏延之征詢了陶淵明親朋的意見，依據有關諡號的典書古禮，將“靖節征士”的諡號敬奉給了這位名揚域內的大隱士。
r千百年來，陶淵明之隱無人能比。又有多少人對此提出過異§
議，認為，既然是名滿天下的大隱士卻又在筆下鞭撻政治的黑暗，就不應該消極避世，就應該站出來，做一個現實主義詩人。如果拋開這個觀點，不去探究陶淵明的該隱與不該隱，單就其做人來說，足以敬示後人了，他讓人知道了什麽是骨氣，什麽是節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