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WAHILI
1.35億使用者
據估計，以斯瓦希裏語為母語的人數在300萬～1500萬之間。在它的1.35億使用者中，大多以之為第二語言。斯瓦希裏語是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主要通用語言，在布隆迪、盧旺達、烏幹達、剛果（金）東部和部分鄰國廣泛使用。阿曼蘇丹曾統治“斯瓦希裏語的首都”桑給巴爾，據說該國仍有相當數量的人說這種語言。在英國、美國和海灣國家也有說斯瓦希裏語的移民。
12 斯瓦希裏語
非洲若無其事的多語言製
我先聲明，我並不認識你本人，所以，下麵這判斷很可能是錯的。但我經過審慎的思考後猜測，在語言學習方麵，怎麽說呢？請恕我直言，你大概是個蹩腳的學生吧？我得趕緊補充一句，我是說，跟來自喀麥隆吉爾維村的喬納斯比起來。
別喪氣，這倒不是你的錯。如果你在英國或美國這類國家長大，很可能父母從小就隻對你說英語。電視機和保姆也一樣。在你成長的過程中，你會發現外麵的世界也充斥著英語：鄰居和雜貨店老板說英語，老師和同學說英語，牧師和政客說英語——耳力所及，處處皆是英語。再之後，你跟自己的伴侶大概也使用的是同一種古老的語言。因此，英語大概率會陪伴你的一生：從你說出的第一個字到要咽下的最後一口氣，除了威廉·莎士比亞、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脫口秀主持人）、霍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動畫片《辛普森家族》中的角色）所用的這種語言，你幾乎用不著其他任何別的東西。你興許學過一門外語，甚至還是幾門，但除非移民，你不太可能需要用到它們（這裏的“需要使用”，是跟消遣性地使用相對的）。
作為世界的語言發電站，英語在這方麵相當極端。不過，如果你在法國、西班牙、墨西哥、巴西或韓國等地長大，你的經曆大概多多少少也一樣，因為在整個歐洲、美洲和東亞，絕大部分人口基本上都過著單語言生活。
但在非洲不是這樣。
非洲就是我們發現前文所提的喬納斯這類人的地方。我沒法告訴你喬納斯的姓氏，因為美國語言學家萊斯利·摩爾（Leslie C.Moore）對此做了合情合理的模糊處理。萊斯利是在研究期間認識喬納斯的。不過，我們知道，喬納斯1980年左右出生在喀麥隆北部曼達拉山脈的吉爾維村，他完成了小學學業，甚至還上了中學，這在他的村子裏很少見。而且，他的生活需要用到遠遠不止一種語言。
喬納斯的語言學傳奇始於家鄉，在那裏，他不僅學會了自己的母語維姆語（Vame），還學會了“父語”烏紮拉姆語（Wuzlam）。因此，他4歲時就掌握了兩種語言，盡管這兩種語言的使用者，分別不過隻有幾千人。接下來，他學會了該地區的通用語旺達拉語（Wandala，用於跨種族交流），這種語言有數萬人使用，是學校操場上最受人青睞的語言。維姆語、烏紮拉姆語和旺達拉語的關係非常緊密，都屬於乍得語族的中部分支，但它們並不能互相理解。同樣是在小學，喬納斯必須掌握法語（第4種語言），這是喀麥隆的主要官方語言，也是該國大部分地區的教育媒介語言。幾年後，他還正式學習了英語（第5種語言），該國的另一種官方語言。
上中學時，喬納斯開始追求一個叫果果（Gogo）的姑娘，雖然兩人都能說旺達拉語和烏紮拉姆語，但他仍然決定學習果果的母語馬達語（Mada，第6種語言）。毫無疑問，他這麽做的原因，種族隔離製度下的納爾遜·曼德拉在回應為什麽自己要學習南非荷蘭語時曾做過一針見血的解釋：如果你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說話，你的話語就能直擊他們的心。這話聽起來或許有些矯情，但卻是事實。
喬納斯就讀的中學，坐落在旺達拉語通行地區之外，所以他又學了另外兩種通用語：祖格瓦語（Zulgwa），這是學校附近街區所說的另一種中部乍得語（第7種語言）；以及富拉語（Fula），大部分學生和鎮民都使用的語言（第8種語言）[1]。最後這一種語言非常有用，因為有了它，喬納斯可以跟20多個非洲國家（大多位於喀麥隆以西）的2500萬人溝通。但它學起來不容易，它屬於尼日爾-剛果語係，跟喬納斯掌握的其他非洲語言不相關，就和英語跟匈牙利語的關係差不多。
有10億喬納斯這樣的人嗎
說實話，就算按非洲的標準來衡量，這個故事也是特例。部分原因在於，喀麥隆是語言多樣性的一個熱點地區：該國每100萬居民便擁有大約10種語言——總共250種語言。另一個原因是喬納斯所在的烏紮拉姆語使用者社群屬於一個多語言民族，名叫山地人（Montagnards，法語的“山地居民”），也叫科迪人（Kirdi），在他們的文化裏，學習語言備受重視。喬納斯的個人經曆也有部分原因：他接受過多年的教育，接觸到的語言（在教室裏或者大街上）比同齡人更多。身為山地人，他樂於學習任何對自己有用的語言。大多數其他處在他境況的非洲人，興許不會把精力用在鎮子裏通用的祖格瓦語或者姑娘的母語馬達語上，相反，他可能會用烏紮拉姆語追求她。但即便不如喬納斯好學的人，仍然會不假思索地掌握其他6種語言。
這一章主要講斯瓦希裏語，它是東非使用的一種語言，主要分布在發源地坦桑尼亞和肯尼亞，但也包括烏幹達、布隆迪、盧旺達、剛果東部，以及莫桑比克的一小部分地區和其他鄰國。就算是在南部非洲，人們也有更大可能學習斯瓦希裏語而非埃塞俄比亞的官方語言阿姆哈拉語，其原因與歐洲人更樂意學習意大利語而非羅馬尼亞語的原因一樣：斯瓦希裏語和意大利語帶來的投資回報率更高。
斯瓦希裏語地區跟喀麥隆不一樣，語言的多樣性沒那麽大。在斯瓦希裏語的曆史中心地區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每百萬名居民使用兩種語言；而在該地區的其餘國家，這一數字更接近每百萬居民使用一種語言，甚至更少。
雖然斯瓦希裏語將是這一章的大明星，但它必然要跟自己的親戚和鄰居分享聚光燈的光芒。這是因為，我希望這個故事講述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以下簡稱非洲）地區的情況，因為這裏的語言景觀與其他大陸明顯不同。另一點更實際的考慮則是，斯瓦希裏語是這本書中唯一的非洲語言，我們沒有第二次機會重訪該地。
東非的斯瓦希裏語地區、西非的喀麥隆和非洲之間最重要的相似之處大概是：當日常生活向當地人拋出一門新語言，他們並不擔心，而且願意學習它（這裏的學習指的是“開始說”，而不是“上一門課”）。斯瓦希裏語地區和該大陸其他地區的主要區別，恰恰也就在於前者有這位名叫斯瓦希裏的友善巨人。讓我們來看看它有多特殊：斯瓦希裏語的使用者，至少是非洲第二大語言豪薩語的兩倍，興許能達到三倍。難怪非洲的一些知識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尼日利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主張把斯瓦希裏語用作非洲大陸的通用語。1970年，加納曆史學家K.A.庫米·阿托布拉（K.A.Kumi Attobrah）在非洲推出了一種類似世界語的輔助語言，以斯瓦希裏語為基礎，並將之起名為阿非希裏語（Afrihili）。
如果說，碰到一種似乎有用的新語言，非洲人並不害怕跟它打交道，那麽，人們最終會學上多少種呢？一如我們在喬納斯的例子中所見，這取決於他們的個人環境和當地的文化價值觀。但泛泛而談的話，答案是三種：一種母語、一種通用語，以及一種“重大語”（這是我起的名字，簡稱VIL， Very Important Language，非常重要的語言）。這幅整潔的畫麵裏會出現若幹攪渾水的因素，即許多種語言會同時扮演上述角色中的兩個，還有少數幾種語言（包括斯瓦希裏語在內）會同時扮演三個角色。即便如此，母語、通用語和重大語，是搭建基本框架的三個有用支撐點（想想帳篷的支點）。至於現實生活的複雜性，我們稍後再往裏頭加。
“重大語”或許是個好玩兒的詞，在其他關於非洲語言學的文章裏，你看不到這個說法，但我認為它很好地代表了一連串不同的情況。一般來說，重大語是國家的官方語言，也是小學以上所有教育的教學語言；城市上層階級說話用它，記者和文學作家寫作用它。一般來說，它就是這一類的東西——但又並非總是如此。一個國家或許有好幾種官方語言，也可能根本沒有官方語言，教育可以使用多種語言，一些著名作家說不定更偏愛用自己的母語寫作，等等。盡管如此，幾乎每一個非洲國家的重大語都是一目了然的。
幾乎在每一個非洲國家（美洲的情況也一樣），其重大語都源於歐洲。英語和法語在差不多20個國家裏都是重大語，葡萄牙語排第三名，但覆蓋範圍差得很遠，僅限於5個國家。有3個國家（外加北非，但這裏不做考慮）的重大語是阿拉伯語，同樣來自外部，但年代要早上幾個世紀。有幾個國家，如津巴布韋，使用一種或多種起源於非洲的語言作為“官方語言”，但它們實際上居於次要地位。非洲語言上升到重大語地位的國家寥寥無幾，僅有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裏這3個國家。
即便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殖民統治時期，坦桑尼亞的學校裏也教授斯瓦希裏語。
在一個不諳內情的局外人看來，斯瓦希裏語這個巨人獲得如今的地位本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這一切來得充滿波折。隻有在坦桑尼亞，它才毫無爭議地位列第一。在肯尼亞，它跟在坦桑尼亞同樣普遍，但就正式地位和社會聲望而言，它遠遠落後於英語。很長一段時間裏，它的法律地位都是“國家語言”，但放眼整個非洲，這隻是“官方承認但無實際地位”的禮貌說法罷了。直到2010年，它才成為肯尼亞的第二官方語言。在斯瓦希裏語使用較少的烏幹達，1962年獨立時政府選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10年之後增加了斯瓦希裏語，1995年放棄了它，再隔10年後又改變了主意。到上次我核對時，斯瓦希裏語仍保持著官方地位，但英語的名氣更大，而盧幹達語的使用人數則更多。在坦桑尼亞、肯尼亞和烏幹達之外，斯瓦希裏語隻是一種通用語言。
人們說什麽語言
我聲稱，非洲人說三種語言：母語、通用語和一種非常重要的語言（“重大語”）。但或許有人認為，把“重大語”納入這組三和弦顯得太誇張了。在大多數以歐洲語言為重大語的非洲國家，隻有少數人說這種語言。反過來說，英語、法語和葡萄牙語（或許有些出人意料），正逐漸掌握了相當可觀的優勢，尤其是在城市裏，故此，與其說上述說法誇張，不如說它不夠成熟。
雖然在此階段，大多數非洲人並不說本國的重大語，但許多人掌握了不止一種通用語，這再一次使得非洲的人均使用語言接近三種。這是因為，能同時說若幹種彼此接近的通用語的情況很常見。你大概記得，喬納斯第一次掌握一種通用語是在小時候，到了青少年時期又學會了兩種：一種是地方性的，一種是整個西非都說的。在烏幹達，有兩種通用語（斯瓦希裏語和盧幹達語）相當普遍，使用它們的人會毫不猶豫地同時學習兩者。剛果有四種重要的通用語，包括斯瓦希裏語，這裏，我要再說一遍，說一種語言不會妨礙任何人在有必要時學習另一種語言。
最後，也很明顯的一點是，非洲人還有各自的母語，這類母語多達一千、兩千甚至三千種以上（這取決於你問的是誰）[2]。故此，配偶使用不同母語的情況也絕不稀罕。他們的孩子很可能在雙語環境下長大——就跟在喬納斯的例子裏一樣，我將之分別稱為“父語”和“母語”。（確切地說，他的“母語”不是從媽媽那裏學的，而是從她的親戚那裏學的，因為當地文化規定，母親必須跟孩子們說丈夫所用的語言。我之前就說過，現實生活很複雜啊。）
許多母語的使用範圍非常有限，它們隻是一個氏族或幾座村莊的地方通用語。另一些語言則由分布在若幹國家的、規模較大的種族群體使用。較大的母語，同時也可能是本國小語種使用者的通用語：喬納斯學的富拉語是通用語，但也有2000萬人以之為母語。斯瓦希裏語在這方麵做得更好，它同時扮演了3種不同的角色：坦桑尼亞的“重大語”、更大範圍內的通用語，以及桑給巴爾群島和印度洋沿岸數百萬人的母語。在一些非洲城市，歐洲語言的功能同樣在擴展，從重大語變成通用語，甚至成為少數精英家庭裏的母語。
會說不會寫
重大語跟其他兩種語言有一個關鍵的不同特征：它們更多地出現在書麵。幾個世紀以來，一些非洲語言一直在努力走向書麵化，今天，它們有不少已經建立了標準化拚寫係統（采用拉丁語、阿拉伯語或埃塞俄比亞字母，後者也叫吉茲字母，Ge’ez-）。然而在實踐當中，隻有極少幾種非洲語言在書麵中被大範圍使用。很多非洲作家都更偏愛英語、法語或葡萄牙語，其原因跟我以英語而非母語荷蘭語作為寫作語言一樣，這樣他們（我們）才得以進入國際市場。但就非洲作家的例子而言，這還不是故事的全貌，即便是純粹著眼於當地的非洲作品，基本上也是使用上述歐洲語言之一出版的。作者們偏愛歐洲語言而非自己的母語，除了商業考量之外還有另一個原因：讀者們，哪怕是那些堅持使用非洲語言的人，也覺得這更容易。閱讀一種自己不習慣在書麵上看到的語言，就像閱讀《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Huckleberry Finn）裏的方言對話一樣：單詞的陌生樣子，會放慢我們的閱讀速度。
新聞報道同樣主要用歐洲語言所寫（阿拉伯語略少）。哪怕在各有非洲“重大語”的坦桑尼亞、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英語在印刷和網絡媒體上也處處可見。還有好幾個國家，我在它們的網絡上搜索都沒有找到任何一本使用非洲語言的新聞雜誌。這並非純粹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畢竟，懂通用語的人比懂英語或法語的人要多得多。相反，這似乎是因為，雖然各國獨立已過去大半個世紀，讀者和作者們卻似乎仍然存在偏見，認為非洲語言無法像過去數代人使用的殖民語言那樣，扮演好“現代”的角色。如果說這種偏見需要什麽證據來駁斥，斯瓦希裏語就是個好例子。
普通人，並非天才
除非你跟喬納斯以及其他通曉多種語言的人在同一塊大陸上長大，否則，你興許會開始有些擔憂，在語言學習方麵，你沒法跟這些非洲人競爭（就跟在長跑領域一樣）。他們太精通此道。有人認為，他們的身體裏有特殊之處：某種來自基因的東西，遠遠拋下了其他人類，讓後者顯得似乎怎麽也追不上。對跑步而言，這種想法有幾分道理：東非人，尤其是肯尼亞的卡倫津人，很可能真的天生具備某些極為適合長跑的身體素質。但還是那句話，基因遠遠不是全部故事。多虧最初的幾次成功，才點燃了大批東非年輕人的運動雄心，而這反過來又增加了他們一展所長的可能性。隻有那些為比賽訓練並參加比賽的人，最終證明了自己的優秀，成為冠軍。肯尼亞人做到了這一點。
在語言學習上，這是怎麽運轉的呢？非洲的多語言現象也可以用基因和社會因素的混合來解釋嗎？就喬納斯的個例而言，他似乎擁有高於平均水平的智力，這可以說是一種天賦。但他選擇學習一些隻是有用但並非不可或缺的語言的做法，更多地跟他所在的民族文化有關，這種文化認為，精通多種語言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至於一般的非洲人，解釋甚至更簡單：他們使用多種語言，是因為社會就使用多種語言。如果你一直生活在說不同語言的群體裏，你就有理由學習這些語言——而且也有練習機會。
在坦桑尼亞阿魯沙（Arusha）的菜單上，menu、chipsi、supu和rost借用自英語，karibuni（“歡迎”“welcome”）源自阿拉伯語。nyama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班圖語，意思是“肉”。在斯瓦希裏裏，許多用於抽象概念的詞匯都有著阿拉伯語詞根。
我自己的經曆證實了必要性、機會和成就之間的這種聯係。我擅長的外語，全都是那些我需要且有充分時間練習的語言。青少年時代，我喜歡上了一個德國姑娘，我需要德語，並通過練習討我心上人的歡心。研究生時代，我到秘魯做研究，需要西班牙語，有半年時間，我幾乎不說其他語言。後來，一份工作激勵我提高英語水平。我的確做到了，但由於從來沒在說英語的國家生活過，直到今天，我的口語熟練度都比寫作能力要差，我的詞匯也有點太過書麵化。不過，雖然父親一直教我法語，而且我在中學上了整整6年法語課，但我的法語口語能力始終讓我感到臉紅。原因在於，我從來沒有必要在一段時期內密集而持續地使用它。我後來基本上出於好奇心驅使所學的其他語言，全都學得三心二意無疾而終——還記得我在越南語上的慘敗嗎？投入時間是學習語言最難的一點。
風暴掃清語言障礙
所以，非洲人並非天生就是語言天才，而是身處非洲，他們才成了語言天才。但話雖如此，我還應該補充一句：非洲的語言文化有別於歐洲（跟美國更不一樣），使得人們在學習一門新語言時不會感到太過畏懼。
在歐洲，主要語言受到近乎極權主義的嚴厲監管，它們大多數都有官方學院或委員會、拚寫法律、語法書籍、字典詞典、發音標準、文風指南和術語委員會。因此，這些語言也有著拚寫異見人士，給編輯的信，拚寫比賽，拚寫進修課，以及亨利·福勒（Henry Fowler）、琳恩·特魯斯（Lynne Trusse）等咬文嚼字、指手畫腳的人。自封為“語言愛好者”的人主張，所有人，不管其生活地位如何、母語是什麽，都應該正確拚寫、準確打標點、遵守語法規則、避免使用不可接受的詞匯。歐洲，還有美國（如果我對這些地方的印象沒錯的話），充斥著吹毛求疵的學究（隻不過，他們可不願被人說成是吹毛求疵）。
我們要是非洲人就好了！在這方麵，撒哈拉以南地區的大多數人要務實得多，也隨和得多。這並不是說他們對語言毫不在乎，他們的母語是驕傲和身份的來源，他們和我們一樣欣賞雄辯和犀利的語言，高度推崇講得栩栩如生的故事。但他們知道，自己的母語在社會和地理上不能帶他們走太遠，所以他們也說其他語言。他們從不炫耀自己能說多種語言，他們隻是輕裝上陣，不動聲色。如果兩名非洲人遇到語言障礙，雙方都會動用所有可用的資源——無論是流利的盧幹達語、簡單的斯瓦希裏語，還是蹩腳的英語（通常還混合了幾種語言）——強攻猛打。重要的是建立溝通，而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是實現溝通的途徑。
這種明智和務實的態度並非非洲所獨有。實際上，在國家標準語言首次出現之前，歐洲人也一樣。同樣明智和務實的態度曾經把持著不列顛群島。盎格魯-撒克遜人和維京人就是這麽打交道的，而在此過程中產生了英語。在歐洲自己的“巴別塔”——巴爾幹半島上也是如此，直到19世紀民族主義控製了這個地區，把這個多語言組合體變成了一團解不開的繩結。隨著靈活的口語固化為規範的標準，明智的實用主義變得更加難以維持。一旦語言在麵積廣大的地區占據主導地位並廣泛應用於書麵寫作，寬容度就變弱了。如果有一天，非洲語言在整塊大陸上獲得了重大語的地位，當地現有的語言使用現狀或許也會分崩離析。
非洲語言比歐洲語言更容易學習的另一點不同之處在於，非洲語言的詞匯量較小。我知道，這話聽上去有些危險的意味。我是在暗示非洲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更簡單、更原始嗎？絕非如此。受過教育的非洲人運用極為豐富的詞匯。問題在於，在大多數非洲語言裏，他們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隻有重大語（包括斯瓦希裏語）發展出了龐大的詞匯。由於應用在（非傳統）政府、教育、科學、技術、金融、藝術、哲學、體育等現代領域，重大語（也隻有重大語）才發展出了這些活動所需的術語，進而擴大了自己的詞匯量。此外，那些已經書寫了幾個世紀的語言，形成了豐富的“化石”地層，也就是日常對話裏很少能聽到，但仍可以在文學作品和厚厚的字典裏找到的詞語。母語使用者對這些古老的、專用的或其他少見的單詞並無了解，但卻實實在在地知道數萬個這樣的字眼。這龐大的詞匯量使得典型的重大語向學習者展現出了一幅令人畏懼的景象。而非洲的通用語沒那麽可怕，它們隻是非常有用的語言載體，可以精確而微妙地溝通生活中的方方麵麵。它們也不僅用於傳統的鄉村生活，許多還用於政治集會、廣播新聞、地方行政和初級法院，故此它們創造或借用了這些領域所需的詞匯。但整體而言，它們的詞匯儲備比較少。
至於在語法和發音（語言學習者必須解決的另外兩件事）上，非洲語言並不簡單——甚至恰恰相反。首先，大多數非洲語言都有聲調（我們已經在旁遮普語裏遇到過這種棘手的宛如唱歌般的性質）。其次，許多非洲語言的輔音發音在其他地方很少見，比如/mb/（這是一個音，不是兩個，比如mamba一詞，最初寫作ma-mba，這是非洲的一種眼鏡蛇，也叫作曼巴），或者Xhosa（科薩語）和Zulu（祖魯語）出名的哢哢聲。從語法上看，非洲語言往往有著密集的詞形變化，跟拉丁語、俄語或土耳其語類似：單詞有著許多不同的形式，分別反映了詞格、時態、語氣等概念。另一個共同特點（至少在分布廣闊的尼日爾-剛果語係裏）是所謂的名詞類別（noun classes）。這跟成年人學德語和拉丁語時感到困擾的詞性沒有太大不同，但詞性一般是兩種或三種，名詞類別動輒就有十多種。
多民族聊天的基礎
人們怎樣掌握這麽多錯綜複雜的事情呢？部分答案是，如果你從小就說非洲語言，那麽，外人眼裏看來困難的事情，對你來說可能要容易些。如果你的母語是班圖語族下的恩科爾語（Nkore）、蘇庫瑪語（Sukuma）或基庫尤語（Kikuyu）（分別在烏幹達、坦桑尼亞和肯尼亞使用），那麽你本來就習慣了名詞類別。斯瓦希裏語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它顯然屬於近親。跟學習歐洲語言比較的話，複數形式跟英語或許有些不同，更不規則，但你能毫不困難地把它們用到正確的地方。然而，對以漢語或越南語為母語的人來說，名詞的複數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這種機製也不光適用於存在關聯的非洲語言之間。就連不同語係下的語言，如尼日爾-剛果語係和乍得語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趨同性。舉個例子，10種非洲語言裏有9種會把數字放在名詞後麵（如“我有孩子3個”），而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反過來的順序更為常見。這種趨同性，大多發生在廣泛使用多語言的地方。通行多語言的地區，就像是在60攝氏度水溫下運轉的洗衣機：各種顏色的衣物，洗完以後會變成中間色調，但你仍然看得出來它們是襯衫、襪子和裙子。歐洲的巴爾幹地區就是一台得到過透徹研究的語言洗衣機，在當地，保加利亞語（斯拉夫語係）和羅馬尼亞語（羅曼語係）在不少方麵都變得跟阿爾巴尼亞語更為類似，而不像自己的近親了。語言學家把一個語言地區存在的這種相似性稱為區域特征，也叫作“語言聯盟”（sprachbund）。
通用語尤其容易吸收相鄰語言的比喻色彩。而且，通用語越是通用，情況就越是如此。換句話說，一種語言，以之為第二語言的人數超過以之為母語的人越多，該語言的獨特性就越是不明顯。它會損失一些非母語人士難以應對的東西，比如不規則變化。在“第15名 波斯語”一章中，我們看到波斯語（和英語）身上發生過這樣的劇烈變化。對斯瓦希裏語來說，這種情況發生的程度較輕。在坦桑尼亞，斯瓦希裏語是重大語，在學校裏廣泛教授，在媒體和寫作中廣泛使用，口語趨向於接近標準語。而且，這種標準語建立在桑給巴爾方言的基礎上（桑給巴爾是坦桑尼亞的一部分，“坦桑尼亞”國名裏的“桑”，指的就是桑給巴爾）。但在剛果東部等地方，人們是在非正式場合學習的斯瓦希裏語，很少能在正式環境下聽到它，那麽，它就有可能跟坦桑尼亞電視新聞廣播員的黃金用語標準相去甚遠。
聲調是整個非洲地區語言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特點，但斯瓦希裏語卻明顯沒有聲調。這可能是受阿拉伯語的影響，阿拉伯語是曾經統治桑給巴爾和鄰近海岸的阿曼人的母語，它沒有聲調。但另一種純非洲的場景假說也能解釋聲調的喪失。學習斯瓦希裏語的非洲人可能很熟悉聲調，但他們的母語，則會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聲調，進而產生混淆。故此，他們最終放棄了斯瓦希裏語的聲調。這跟1000年前盎格魯-撒克遜人和維京人在英格蘭的融合十分類似：古英語和古挪威語都存在詞格係統，但彼此不同。由此帶來了混亂的英語（後來重命名為中古英語），它幾乎沒有保留任何詞格。而自此以後，沒有聲調的斯瓦希裏語和沒有詞格係統的英語，便可輕裝前進。
這塊告示牌到處都可以看到，它上麵寫著“保持冷靜，說斯瓦希裏語”（Keep calm and speak Swahili）。
過去與未來之間
上麵描述的語言景觀，在某些重要方麵為非洲所獨有。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有一種本土發展出來的主要語言（至少人們這麽認為）。亞洲的情況也是一樣，隻是例外情況比歐洲更明顯——印度就是其中之一。在美洲和澳大利亞，少數歐洲大語種主宰著當地：西班牙語、英語、葡萄牙語，以及程度稍遜的法語。在幾乎每一個國家，它們既是重大語，也是大多數人的母語。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重大語和母語幾乎始終不一樣。這是怎麽回事呢？發生了些什麽？最粗略地介紹起來，事情是這樣的。
一方麵，前殖民時代的非洲從來不曾像亞洲一樣，有過龐大、強權且官僚體係高度複雜的帝國，主流語言不曾像漢語、印地-烏爾都語、阿拉伯語等那樣大範圍傳播。這解釋了為什麽本書收入了這麽多種亞洲語言，而來自非洲的語言卻隻有一種。另一方麵，非洲又不像美洲和澳大利亞那樣，經曆過帶有種族滅絕性質的歐洲殖民階段，因此殖民語言從未取代土著語言成為母語。因此，今天的非洲人說著很多種語言，幾乎每一種都起源於非洲。（或許你覺得用“很多種”這個說法來形容目前的情況還顯得太過保守。其實，殖民時代前的美洲和澳大利亞在語言上要多樣化得多，今天還有幾個地方仍然如此。跟新幾內亞島比起來，就連喬納斯所在的喀麥隆也顯得像是單一文化：新幾內亞島有100萬居民，卻有60多種語言。）
殖民時代結束後，幾乎所有的非洲國家都繼續使用英語、法語或葡萄牙語進行行政管理和開展教育，一部分原因是使用國內少數族裔的語言，有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人們感覺非洲語言不適合充當如此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些來自外國的重大語並未取代古老的通用語，更不曾取代人們的母語。但就算到了將來的某一天，人們普遍用英語、法語和葡萄牙語對話，它們也很可能主要用於正式目的，非洲語言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種族交流的首選語言。在歐洲人和北美人聽來，這顯得不太可能，但在有著繁多語言的地方，這是一種十分常見的模式。最明顯的例子或許是蘇裏南，當地不光有十多種少數民族語言，還有兩種普遍使用的通用語，一種正式（荷蘭語，是當地的官方語言），另一種非正式（克裏奧語，是當地克裏奧爾人使用的語言）。
如果跟全球趨勢一樣的話，非洲的語言多樣性減少，與其說是因為重大語取代了通用語，倒不如說是通用語把更小的母語逼到了絕境。非洲人或許擅長學習語言，但要是隻用少量的語言即可滿足交流需求，他們也覺得挺好。他們是務實的普通人，並不追求成為一名多語言者。
當然，也有例外者，比如喬納斯。他掌握8種語言是個了不起的成就，哪怕對喀麥隆人而言也是如此。這讓我禁不住浮想聯翩：假設喬納斯今天有了孩子（不是跟果果的，因為他的求愛最終失敗了），他們會學多少種語言呢？很遺憾的是，研究員萊斯利·摩爾並不知道。我真想去問問喬納斯。
[1] 令人犯糊塗的是，這裏提到的大多數非洲語言（還有其他語言）都有不止一個名字。在某些情況下，說不同方言的人偏愛不同的稱謂。至於其餘情況，殖民統治者或外國語言學家必須為這種混亂負責。喬納斯掌握的若幹語言的別名如下：烏紮拉姆語也叫作Uldeme（在法語裏拚寫為Ouldémé），維姆語別名叫Pelasla，旺達拉語也叫Mandara或Mura，富拉語也叫Fulfulde、Fulani、Pular或者（法語裏的）Peul，祖格瓦語也叫ZulgoGemzek。隻有馬達語有唯一的名字，但有時候，為了跟西邊500多公裏所說的一種同名而無關的口語相區別，有時也拚寫為Ma?a。——作者注
[2] 跟其他麵臨分類問題的科學一樣，語言學裏也有愛匯總的學者和愛拆分的學者。愛拆分的學者強調差異，提高了語言總數；而愛匯總的學者，因為看到了語言的相似性，會減少語言總數。——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