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將人定義為符號動物，我們獲得了進行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但現在，在某種程度上發展這個定義，以便使其更精準，就成了我們的要務。毋庸置疑，符號思維和符號行為是人類生活所特有的最鮮明特征，並且人類文化的整個進步都建立在這些條件之上。但我們是否有資格認為，它們是人獨有的天賦，是其他一切有機生命所不具備的？符號係統（symbolism）是否是我們可追溯至更深層根源的原理？這個原理是否具有更廣泛的適用範圍？若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那麽我們就得承認，我們看起來對長期占據人類文化哲學關注中心的很多基本問題都是無知的。關於語言、藝術以及宗教的起源問題，就會變得無法回答，並且人類文化就成了本來就該如此的事實，而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孤立的，因此也是無法理解的。
科學家總是拒絕接受這樣的解釋，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一直力圖將符號係統這一事實和其他眾所周知且更初級的事實關聯起來。這個問題令人感到意義重大，但遺憾的是，人們很少以完全開放的精神來探討它。從一開始，它就被屬於全然不同的論述領域的問題弄得混淆不清。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變成了一場形而上學的爭論，並沒有帶給我們關於符號係統這種現象本身不偏不倚的描述與分析。它演變為不同形而上學體係之間——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之間、唯靈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間——爭論的焦點。對這些體係來說，符號係統這個問題已成為一個決定性問題，而科學和形而上學的未來形態似乎就取決於對它的回答。
關於問題的這一方麵，我們在此不去討論，因為我們已為自己定下了一個更適中也更具體的任務。我們會嚐試以更精確的方式去描述人的符號態度，好將它與在整個動物界發現的符號行為模式區分開來。
證據表明，動物並不總是以直接方式對外部刺激作出反應，它們也能作出間接反應，這是毫無疑問的。巴甫洛夫的著名實驗給予了我們豐富詳實的經驗證據，它們都涉及所謂的象征性刺激物。沃爾夫（John Bascom Wolfe）對類人猿所做的一項非常有趣的實驗，則展示了“象征性獎賞”的有效性。動物所習得的對代替食物獎賞的象征物所作出的反應方式，與它們對食物本身作出的反應是相同的。[1]沃爾夫認為，各種長期的強化訓練實驗結果已經表明，符號化過程會出現在類人猿的行為上。羅伯特·M. 耶基斯（Robert M. Yerkes）在其最近著作中描述了這些實驗，並從中得出了一個重要的普遍性結論：
它們的“符號化過程”相對來說較稀少，且很難觀察得到，這是顯而易見的。人們可能仍會繼續質疑它們的存在，但我認為，它們很快就會被視為人類符號化過程的前身。因此，我們至此到達了這一課題最令人激動的發展階段，而重要發現似乎也初現端倪。[2]
對這一問題的未來發展做出任何預測都為時過早，這個領域必須留待將來研究。但與此同時，對這些實驗事實進行的解釋，總是取決於特定的基本概念，而隻有這些概念得到澄清之後，經驗資料才能結出碩果。現代心理學和心理生物學都考慮到了這一事實。對我來說如今似乎最有意義的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上起主導作用的，不是哲學家而是經驗觀察者和研究者。後者向我們表明，這個問題畢竟不僅是經驗上的問題，在極大程度上還是個邏輯上的問題。
格奧爾格·雷韋茲（Georg Révész）最近發表了一係列論文，他在其中提出了一個主張，認為所謂的動物語言這個爭議極大的問題是無法僅依據動物心理學的事實來解決的。以公正的批判精神來審視不同的心理學論文及理論的任何人，最終必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僅參考動物的交流形式以及動物經強化訓練後所習得的某些技能，是無法厘清這個問題的。這些技能有著極其矛盾的解釋空間，因此當務之急就是找到一個正確的邏輯出發點，一個能引導我們對經驗事實作出不牽強的可靠解釋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就是言語的定義。[3]但與其給出一個現成的關於言語的定義，也許我們最好先進行探索性嚐試。言語不是一種簡單統一的現象，它由不同的要素構成，而這些要素無論在生物學上還是係統分類學上都不在同一層麵上。我們必須要發現這些構成要素的層級次序和相互關係，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區分出言語的各種基礎層次。第一個基底層毫無疑問是感性語言。人類所說的話，大部分依然屬於這個層麵。但有種言語形式向我們顯示出一個非常不同的類型，在這種類型裏，話語絕不僅僅是感歎語，不是不由自主的感情表達，而是有著明確的句法結構及邏輯結構的句子的一部分。[4]的確，即使是高度發展的理論性語言，它和這第一個基底層的關係也並未完全脫離。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句話——也許純數學形式的句子是個例外——不帶有一絲感情或情緒色彩。[5]
而在動物界，我們也可以發現大量類似和相似的感性語言。沃爾夫岡·科勒（Wolfgang Koehler）聲稱，就黑猩猩而言，它們通過姿態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表達。憤怒、恐懼、絕望、悲傷、請求、欲望、戲耍以及愉悅等情感，都自然而然地以這種方式表達了出來。盡管如此，有一個要素，也就是一切人類語言不可或缺的特征，在黑猩猩的語言中卻是缺失的：我們在它們的表達中找不到任何具有客觀參照或意義的跡象。
科勒說：
這就可以被視為一種確鑿的證明：它們的語音音域範圍的確完全是“主觀性”的，且隻能表達情感，從來不能意指或描述對象。但它們有如此多在人類語言中也很常見的語音成分，以至於它們缺乏發音清晰的言語的原因，不能被描述為第二層級的（舌——唇）局限。它們的麵部以及肢體姿態，就像它們的聲音表達，從來不能指謂或“描述”對象。[6]
在這裏，我們觸及了整個問題的重點。命題語言與感性語言之間的區別，是人類世界和動物世界之間真正的界標。一切關於動物語言的理論和觀察若沒有認識到這種基本不同，就是沒有擊中重點。〈1〉在所有有關動物語言的科學文獻中似乎都沒有一個確鑿事實證明，任何動物曾跨出過從主觀語言到客觀語言、從感性語言到命題語言的那決定性一步。科勒強調道，言語能力絕不在類人猿的能力範圍內。他認為這個寶貴的專門能力的缺乏，以及所謂的意象這種極為重要的思維成分的極大局限性，就是阻礙動物發展出文化萌芽的原因。[7]雷韋茲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聲稱，言語是一個人類學概念，因此應該將其完全從動物心理學研究中摒棄。如果我們從一個明確的言語的定義出發，我們在動物身上發現的其他所有表達形式，就會自動被排除在外。[8]專門研究這一問題的耶基斯則表達了更樂觀的觀點。他相信，即使在語言與符號係統方麵，人與類人猿之間也存在著密切聯係。他寫道：“這說明我們可能恰巧發現了符號化過程演化中的早期係統發育階段。大量證據表明，除了符號化過程以外的各種其他類型的信號過程，在黑猩猩身上經常發生且作用很有效。”[9]然而，這樣的非語言性聲音與姿態交流等現象絕對屬於前語言的範圍。甚至耶基斯也判斷，所有的這些功能性表達，與人類認知過程相比都非常初級簡單，且用途很有限。[10]在這一點上，發生學問題不能與分析及現象學問題混淆。有關人類言語的邏輯分析，總會將我們帶至一個重要要素，而這個要素在動物世界是沒有對等物的。一般進化論也絕對阻礙不了對這一事實的承認。即使在有機自然現象領域，我們也認識到，進化不會不涉及某種原始創造活動，並且必須要承認突變事實和突現的演化事實。現代生物學談起進化的時候，不再從早期的達爾文主義角度出發，也不會再以同樣的方式解釋進化原因了。我們也許願意承認，類人猿在一定的符號化過程發展中，朝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我們需肯定的是，它們並沒有到達通往人類世界的門檻，而更像是進入了一個死胡同。
為了對這一問題作出清晰的陳述，我們需仔細對信號（signs）和符號（symbols）加以區分。我們在動物行為中發現相當複雜的信號和信號係統，這似乎是個確定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某些動物，尤其是家養動物，對信號非常敏感。〈2〉狗會對其主人極微小的行為變化作出反應，甚至能辨別人的麵部表情或聲音變化。〈3〉但狗的這些現象遠非是對符號言語以及人類言語的理解。巴甫洛夫的著名實驗僅證明，訓練動物作出反應是很容易的，既可以訓練它們對直接刺激作出反應，也可以訓練它們對各種間接或象征性刺激作出反應。例如，鈴聲會成為“晚餐信號”，動物經訓練後，如果信號沒有出現的話，它可能不會去進食。但即使如此，我們認識到的也不過就是：做這個實驗的實驗員成功地改變了這個動物的進食情境，通過有意向動物的進食情境中引入一個新因素，他使這個環境變得複雜了。所有那些通常被描述為條件反射的現象，不僅與人類符號思維的本質特征相距甚遠，也是與其背道而馳的。符號，從這個術語的合適意義來講，不能單純被簡化為信號。信號與符號屬於兩種不同的話語領域：信號是物理性存在世界的一部分，而符號則是人類的意義世界的一部分。信號是“操作指號”（operator），而符號是“指謂指號”（designator）。[11]信號本身即使是這樣被理解和被使用，也依然隻是一種物理性或實體性存在；而符號則僅有一種功能性價值。
認識到這一區別，我們就能找到一個方法來解決最具爭議性的難題之一。關於動物的智力這一問題，一直是人類學哲學中最大的難題。無盡的心血，既有思想上的也有觀察上的，都傾入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之中。但是，“智力”這個詞的歧義性和籠統性總是妨礙人們得出一個明確解答。我們不理解這個詞的意思，又怎麽能奢望去回答這個問題呢？形而上學家和科學家、博物學家和神學家對智力一詞的使用在意義上各抒己見且互相矛盾。一些心理學家和心理生理學家斷然拒絕討論動物的智力，他們認為在動物的一切行為中發現的僅是某種機能自動功能的作用。這種機能自動論觀點源自笛卡爾，但在現代心理學中得到了重新確立。桑代克（E. L. Thorndike）在其《動物的智慧》一書中說道：“動物不會認為此物和彼物是一樣的，也不會——就像常言所說——把此物誤認為是彼物。它壓根就不思考，它隻是本能地感覺那是什麽……人們認為，動物會對清晰可辨和意識到的特定感官印象作出反應，並且會對不同於先前的感官印象作出類似的反應，這就證明了動物具有根據相似性進行聯結的能力，這樣的觀點是誤解。”[12]但更新更精準的觀察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在較高級動物身上變得很清楚的就是：它們能解決相當複雜的問題，並且這些解決不是通過機械方式反複試錯才得以實現的。但正如科勒所指出的那樣，純屬機緣巧合的解決和真正的解決之間有著鮮明的區別，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將兩者區分開來。至少較高級動物的一些反應不完全是偶然的產物，而是在洞察力的指引下所作出的，這看起來是不容置疑的。[13]如果我們把智力理解為，要麽適應當前環境，要麽對環境作出適應性改造，那我們的確應認為，動物具有比較發達的智力。我們還必須得承認，不是所有的動物行為都受直接刺激的出現所支配。動物在其反應中能夠進行各種迂回，不僅能學會使用工具，甚至還會為自己的目的發明工具。因此有些心理生理學家認為，動物具備創造性或建設性的想象能力。[14]但無論是這種智力還是這種想象能力，都不是人類特有的類型。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動物具備實用型想象力和智力，而隻有人類才進化出了一種新形式：符號想象力和智力。
此外，在個體心靈的心智發展過程中，從一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的過渡，即從實用型態度到符號態度的過渡，是顯而易見的，但這過渡的一步卻是個漫長持續過程的最終結果。用常規心理學觀察法很難區分這一複雜過程的各自階段。然而，有種方法能使我們充分洞察這個過渡的一般特點以及至關重要的意義。在此處，大自然自身就做了個實驗，這能給認識該過渡提供意想不到的線索。我們有兩個關於勞拉·布裏奇曼（Laura Bridgman）和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經典事例。這兩個失明失聰且無法說話的兒童通過特殊方法學會了說話。雖然這兩個事例廣為人知，並在心理學文獻中也經常被討論到，[15]我還是得再次向讀者講講它們，因為它們或許能對我們在此所討論的那個普遍問題做出最好的闡釋。海倫·凱勒的老師沙利文夫人記下了這個孩子真正開始理解人類語言意義和功能的確切日期。我在此引用了她的話：
今天早晨我要給你寫上幾句，因為發生了重要的事。海倫在教育上邁出了她的第二大步。她已經認識到，所有的東西都有個名稱，手語字母表是她想要知道的每個東西的鑰匙。
……今早，當她洗漱的時候，她想要知道“water”的名稱。當她想要知道任何東西的名稱時，她會指著它，並拍拍我的手。我拚寫出“w-a-t-e-r”，但直到早餐後我才回想起這事兒。……（後來）我們去了水泵房，我讓海倫將她的水杯放在出水孔下麵，而我則泵水。當涼水湧出來注滿杯子時，我在海倫空著的手上拚寫下“w-a-t-e-r”。這個詞與涼水衝過她的手的感覺如此貼切，似乎嚇了她一大跳。她丟下杯子，呆呆地站在那兒，臉上閃著異樣的光芒。她把“water”拚寫了好幾遍。然後她一下坐在地上，問它的名稱，又指著水泵和格子架，忽然轉過臉問我的名字。我拚寫出“teacher”。回家的路上，她極其興奮，學會了她觸摸到的每個東西的名稱，幾個小時內，她便讓自己的詞匯量增加到了三十多個。翌日清晨，她起床後像個容光煥發的小精靈，輕快地從一個東西轉向另一個東西，問每個東西的名稱，高興地親我……現在每個東西都必須要有個名稱。無論我們到哪裏，她都熱切地問那些在家裏學不到的東西的名字。她渴望為她的朋友們拚寫，並且積極地把這些字母教給她遇見的每個人。一旦她有了單詞來代替她以前使用的手語記號和手勢，她就不再使用它們了，習得生詞帶給她最鮮活的快樂。我們注意到，她的表情一天天變得豐富起來了。[16]
從使用手語記號和打手勢到使用語詞，也就是使用符號，這過渡的一步在此描述得十分清楚。這個孩子在這一刻的真正發現是什麽？海倫·凱勒之前已經學會了將某些事物和手語字母表中的特定手語記號關聯起來了。這些事物和特定觸覺印象之間已經建立了固定連接。但一係列這樣的連接，即使是被重複和擴充，並不表明就對人類言語的本質以及其含義有所理解。要獲得這樣的理解，兒童必須要有個更重要的新發現。兒童必須要懂得每件事物都有一個名稱——懂得這種符號功能並不隻局限於特定情況，而是一條普適性原理，它涵蓋了人類思想的整個領域。在海倫·凱勒的事例中，這樣的發現就像忽然開竅了一樣。她是個七歲女孩，除了某些感覺器官的功能缺陷，她身體健康，並且大腦發育非常完善。但由於教育沒跟上，她一直智力滯後。然後突如其來地，至關重要的發展發生了——它就像一場智力革命——這個孩子開始用新的視角認識世界了。她認識到，單詞的功能不僅可作為機械性信號，還可作為一種全新的思想工具。新的天地被打開，從此這個孩子可以盡情地徜徉在這個更寬廣自由的天地中了。
同樣的情況也可以在勞拉·布裏奇曼的例子中找到，雖然這是個不那麽轟動的故事。無論是大腦功能還是智力發展，勞拉·布裏奇曼遠遠不及海倫·凱勒。她的生活和教育缺乏我們在海倫·凱勒那兒見到的戲劇性色彩。然而在這兩個事例中，存在著同樣的典型要素。勞拉·布裏奇曼學會了使用手語字母後，忽然悟到要點，開始理解人類言語的符號係統。在這方麵我們發現了這兩個事例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勞拉·布裏奇曼的啟蒙老師之一德魯小姐寫道：“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她領會了手語字母的用處後吃第一頓飯時的情景。她觸摸到的每個東西都必須要有個名稱——我不得不叫個人來幫我照料其他孩子，因為我正在忙著為她拚寫生詞。”[17]
符號係統的原理，因其普遍性、有效性以及通用性，成為芝麻開門般的魔法咒語！它讓我們進入到人類文化這一人類獨有的世界。一旦人擁有了這把魔法鑰匙，更進一步的發展就穩操勝券。很顯然，這樣的發展不會因為任何感官材料的缺陷而受阻或無法實現。海倫·凱勒就達到了很高程度的心智發展以及知識修養，她的例子清楚且無可辯駁地向我們表明，一個人在構建其屬於人的世界時並不依賴其感官材料的性質。如果感官主義的理論是正確的，如果每個觀念隻不過是原初感官印象的模糊副本，那麽失明失聰而又不能說話的兒童的狀況就真的堪稱絕望了。因為這樣的兒童會被剝奪符號係統這個獲得人類知識的特有源泉，可以說這就像從此與現實無緣一樣。但我們若研究海倫·凱勒的自傳，我們就會立刻意識到這不是真的，同時我們也能理解為何這不是真的。人類文化的獨有特點及思想和道德價值，不是來自構成它的材料，而是來自它的形式，即它的建築結構。這種形式可用任何感官材料來表達。有聲語言相對於觸覺語言有著極大的應用優勢，但觸覺語言的應用缺陷並不會破壞其本質功能。用觸覺記號代替有聲記號，並不會阻礙符號思維和符號表達的自由發展。如果兒童已經成功地掌握了人類語言的意義，那麽這樣的意義在哪種特定感官材料中獲得是無關緊要的。正如海倫·凱勒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人可以從最貧瘠稀少的感官材料中構建出自己的符號世界。至關重要的事不是構建這個符號世界的一磚一石，而是它們作為建築形式的通用功能。在言語領域中，正是它們的通用符號功能才使物質信號有了生機，並“讓它們說話”。沒有這種賦予生機的原理，人類世界的確會是又聾又啞的。而因為有了這一原理，即使兒童失明失聰且無法說話，他們的世界也會比高度發展了的動物的世界更廣袤豐富。
由於一切事物皆有名稱，所以普適性就是人類符號係統最了不起的特點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特點。與普適性相輔相成並與之形成必然關聯，這是符號所具有的另一個特點。一個符號不僅具有普適性，還變化多端。我能以不同的語言表達出同樣的意思，甚至在同一種語言的範圍內，某種想法或觀點也可用全然不同的語詞來表達。一個信號以一種固定而獨特的方式與它所指的事物相關聯。任何一個具體單獨的信號，所指的都是一個特定單獨的事物。在巴甫洛夫的實驗裏，隻有給了狗專門的信號，才能輕巧地訓練它去進食。它們隻在聽到特殊的聲音時才會去吃東西，而這種聲音的選擇取決於實驗員。但和人們常解釋的那樣不同，這種現象不能與人類的符號係統相提並論，恰恰相反，它與符號係統背道而馳。真正的人類符號的特征不是它的統一性，而是它的多麵性。它不是呆板或沒有彈性的，而是可變的。顯然，對這種可變性的充分意識似乎是人的思想和文化發展的後期成果。在原始心智能力階段，這種意識很少出現過。在這個時期，符號依然被視為事物的屬性，就像其他物理屬性那樣。在神話思想中，一個神的名是其本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我沒用正確的名字稱呼這個神，那麽咒語或祈禱就會失效。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符號行為。宗教儀式、祭祀若要靈驗有效，必須總要以同樣一成不變的方式和同樣的順序進行。[18]當兒童第一次發現不是每個東西都有個“恰當的名”時，並且同樣的事物在不同語言裏也許有著不同的名時，他們常常會感到很困惑。他們往往認為一個事物“就是”它被稱呼的那樣。實際上，這隻是認識的第一步。每個健全兒童很快就會認識到，他/她能用各種各樣的符號來表達同一種願望或想法，因為這種多麵性和可變性顯然是動物的世界裏所沒有的。[19]遠在勞拉·布裏奇曼學會說話之前，她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怪異的表達方式，以充當她自己的語言。這種語言沒有發音清晰的語音，而是各自雜亂的聲響，它們可被描述為“情感叫聲”（emotional noise）。她習慣在某些人麵前發出這樣的聲音，因此這些叫聲被完全個性化了，對生活裏的每個人她都會用一種專門叫聲去打招呼。利伯博士寫道：“每當她剛好遇見一個熟人時，我發現在她開始說話之前，她會反複對那個人發出那個叫聲，這表示高興地打招呼。”[20]但當這個孩子通過手語字母領會到了人類語言的意義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現在那聲音真正成為了名稱，並且這個名稱不限定於某個人，而是可以視情況而被改變的。例如，某天勞拉·布裏奇曼收到了她以前的老師德魯小姐的一封信，而她這時已經因為結婚而變成了莫頓太太。這封信邀請勞拉·布裏奇曼去家裏做客，這使她非常高興，但她挑出了德魯小姐的錯。因為德魯小姐在信裏的簽名是她沒結婚前的姓，而不是她丈夫的姓。勞拉甚至說她現在必須要為她的老師找到另一種“叫聲”，因為德魯的“叫聲”一定和莫頓的“叫聲”不一樣。[21]顯然，原先的“叫聲”在含義上發生了重要而且非常有趣的變化。它們不再是專門的表達，不再是與特定的具體情境分不開的表達了。它們已經變成了抽象的名稱，因為這個孩子發明的名稱不再意指一個新的人，而是意指一種新關係裏的同一個人。
我們這個普遍問題的另一個重要方麵現在浮出水麵了：即關聯思維依賴於符號思維。〈4〉若沒有一套複雜的符號係統，關聯思維根本不可能滋生，更不會得到充分發展。認為隻是對各種聯係的意識就是智性活動的先決條件，即邏輯或抽象思維活動的先決條件，是不正確的。這樣的意識在初級的知覺活動中也是必需的。感官主義理論慣於將知覺描繪成簡單的感覺料的混合物。持這種觀點的思想家常常忽視這一事實，即知覺本身並不完全是各種孤立印象的集合物或堆積物。現代格式塔心理學糾正了這樣的觀點，並證明最簡單的知覺過程隱含著基本的結構要素、特定的模式或構形。這一原理既適用於人類世界也適用於動物世界。即使在動物生命相對低級的階段，這些結構要素，尤其是空間結構和視覺結構——其存在都已被實驗證明。[22]因此光是對各種聯係有意識，還不足以被視為人類意識獨有的特點。然而我們確實發現人具有一種特殊類型的關聯思維，而這在動物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在人身上，分離出各種關係的能力，也就是考量這些關係的抽象意義的能力，得到了發展。為了領會這些抽象意義，人不再依賴具體的感覺料，即視覺、聽覺、觸覺以及動覺材料，而開始考量這些關係“本身”——也就是柏拉圖所說的“就其本身”去考量它。幾何學就是人類智**中這一轉折點的經典例子。即使在初等幾何中，我們也不隻限於對具體的個體的理解。我們不再關心物理事物或知覺對象，因為我們研究的是普遍空間關係，我們有一套充分的符號係統來表達這些關係。沒有人類語言的這種預備步驟，這樣的成就是不會實現的。在動物身上所做的有關抽象或概括過程的測試中，這一點已是顯而易見的。科勒成功地表明了，大猩猩具有對兩個以上物體之間的關係而不是隻對一個特定物體作出應對的能力。麵對兩隻裝有食物的盒子，黑猩猩因為先前受到了全麵訓練，總是會選擇大些的盒子——即使被選中的這個特定食盒在先前實驗中也許作為一對食盒中較小的那一個而落選了。同樣，它們對更近、更亮、更藍的盒子，而不是某個特定的盒子，作出應對的能力也得到了證明。科勒的研究結果在後來的實驗中得到證實以及擴展。研究結果表明，較高等級動物具有曆來所謂的“對知覺因素進行分離”的能力。它們擁有挑出實驗情境中的某種特殊知覺特質並對此作出相應反應的潛能。在這個意義上，動物能夠從大小和形狀中分離出顏色，或從大小和顏色中分離出形狀。在科茨夫人（Mrs. Kohts）所做的一些實驗中，黑猩猩能從一堆視覺特質差異極大的物體中挑出那些具有某種共性的物體——比如它們能挑出所有具有特定顏色的物體，並將其放入收納箱中。這些例子似乎證明，較高級動物具備休謨在其知識論中稱為作出“理性的區分”（distinction of reason）這一過程的能力。[23]但從事這些研究的所有實驗者都強調了這些過程的稀少性、初級性以及不完整性。即使它們學會了挑選出某種特質，並實現了這一點，它們也會犯各種古怪錯誤。[24]如果說動物世界具備一絲絲理性區分能力，那它們也被扼殺在萌芽狀態中了。它們不會得到發展，因為它們不具備人類言語這一符號體係寶貴且的確不可或缺的援助。
赫爾德（Herder）是首位對這個問題有明確洞察的思想家。作為一個人文主義哲學家，他希望完全從“人性”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赫爾德不認同語言的超自然或神聖起源這種形而上學或神學理論，他開始對這個問題本身進行批判性修正：言語不是物體，不是一種我們探究其自然原因或超自然原因的物理事物。它是種過程，是人類心智的一般功能。從心理學上來講，我們不能使用十八世紀心理學流派使用的術語來描述這個過程。在赫爾德看來，言語不是理性的人為產物，也不能用某種特殊的聯想機製來解釋。在他力圖闡明語言本質的嚐試中，赫爾德把全部的重點放在了他所說的“反思”上。反思或反省思考是人的能力，可在湧入的整團未分化、飄忽不定的感官現象流中，挑出某些固定成分，以便對它們進行分離並對之著重觀照：
當人的心靈力量自由發揮作用時，就好像它能從湧入所有感官裏的整個感覺瀚海中，分離出一種波浪；能止住這股波浪而去關注它，並意識到這種關注，此刻人就顯示出了反思；當搖曳飄忽的意象夢境衝入每個感官時，他能使自己集中在一個清醒時刻，自然而然地沉思一種意象，清晰且更安靜地觀察它，並且提取出向他顯示出來的就是此物而非他物的特征，此刻人就顯示出了反思；所以當人不但能生動清晰地覺察到所有特質，還能辨認出它們的一種或幾種特色時，人才顯示出了反思。……因此這種辨識是通過什麽方式實現的？通過他必須要提取出來的一個特征，並且這個特征作為意識的一種元素，清晰地呈現了自身。好極了，讓我們歡呼：Eureka！意識的首字母，就是心靈語言。人類語言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25]
這更像詩意盎然的鋪陳描繪，而非對人類語言的邏輯分析。赫爾德關於語言起源的理論完全是推想性的，它並非得自普遍知識論，也不是來源於對經驗事實的觀察，它所基於的是赫爾德對人性的理想，以及他對人類文化的特點和發展的深刻直覺。然而，它仍然包含著最有價值的邏輯要素和心理學要素。動物身上的一切歸納或抽象過程，都得到過研究和準確的描述，[26]但顯然缺乏赫爾德所強調的反思這一獨特標記。然而之後，赫爾德的觀點後來從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那兒得到了相當出人意料的澄清和證實。語言的精神病理學領域最近的研究得出結論，腦損傷引起的言語喪失或嚴重障礙，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樣的缺陷會改變人類行為的所有特點。患有失語症或其他類似疾病的患者，不僅喪失了言語功能，也經曆了相應的人格變化。這些改變從他們的外在行為上幾乎觀察不到，因為他們往往以完全正常的方式行動。他們能勝任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任務，有些人甚至在這類測試中培養出相當高的技能。可一旦問題的解決需要涉及任何具體理論或反思活動時，他們就完全束手無策，就不再能從一般概念或範疇層麵來進行思考了。由於失去了對一般概念的理解，他們隻認當前事實以及具體情境。這樣的患者不能完成任何隻有通過理解抽象意義才能完成的任務。[27]這些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這向我們表明，赫爾德爾所稱的反思型思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符號思維。沒有符號係統，人的生活就會像柏拉圖著名的洞穴比喻中的那些囚徒一樣，就會被囚禁在其生物需求以及現實利益的範圍內，就不會找到通往“理想世界”的通道——這個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藝術、哲學以及科學從四麵八方向他開放的。
〈1〉對命題語言（propositional language）與感性語言（emotional language）之間進行明顯區分的早期嚐試，是在語言神經病理學領域中做出的。英國神經病學家傑克遜（Jackson）提出了“命題語言”這個術語，以便解釋一些有意義的病理性現象。他發現，許多失語症患者絕不是喪失了對言語的運用能力，而是不能在客觀的、命題的意義上使用他們的語詞。傑克遜的區分被證明是非常有成效的，它在語言神經病理學的進一步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2〉例如，這種敏感性在“聰明的漢斯”這一著名事例中就已得到了證明。幾十年前，此事曾在心理生理學家中引起了轟動。聰明的漢斯是匹似乎具有驚人智慧的馬。它甚至能解出相當複雜的算術題，求立方根等等，答案是幾就會用蹄子在地上敲幾下。一個由心理學家和其他科學家組成的專調組被派去調查這一事件。結果很快揭曉了，這匹馬會對主人的某些無意識動作作出反應。當主人不在或不懂這個問題時，這匹馬就不能回答了。
〈3〉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再舉一個很有啟發性的例子。心理學家芬格斯特博士（Dr. Pfungst）發明了一些有趣方法來研究動物行為。他有次告訴我他收到了一位少校關於一個奇怪問題的信。那位少校有隻陪他散步的狗。每當主人準備出門時，這隻狗就顯示出興高采烈的興奮跡象。但有一天，少校決定做個小實驗。他假裝要出門，戴上了帽子，拿起了手杖，按老習慣做好了準備，但並不打算去散步。令他大吃一驚的是，這隻狗並沒有上當，而是靜靜地待在角落裏。經過短時間的觀察後，芬格斯特博士解開了這個謎。在少校的房間裏有張帶抽屜的桌子，裏麵裝著一些珍貴而重要的文件。少校已經養成了習慣，出門前會晃動幾下這個抽屜，以確定它鎖好了。他不打算出門的日子裏就不會這樣做。但對這隻狗來說，這已經成了信號，是散步情境的必需元素。沒有這個信號，這隻狗就不會作出反應。
〈4〉關聯思維（relational thought）：在語言符號與符號使用者的關係中，關聯是被視為認知過程中的語言輸入，它包括話語、思想、記憶、行為、感覺材料等等。它涉及理解、認知、推理和想象等心理活動以及百科知識，強調了人的心智作用。——譯者注